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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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权利主要是一种积极受益权(财产权除外)，即要求国家主动予以保障的权利。

(一)财产权

1.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3.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二)劳动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2.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3.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4.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三)休息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2.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四)获得物质帮助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2.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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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公共利益 经济公益 诉讼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损害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相关者责任的诉讼活动。经济公益诉讼保护的公共利益主要是：国有资产流失、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等。

（二）经济公益诉讼的特征

1.经济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

普通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是原告本人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害，要求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以确认自己权利或制止他人侵权行为，归根结底其目的是为了私益。而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一定范围内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而非私益。

2.经济公益诉讼中诉讼双方力量的失衡性

原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团体，他们力单势薄。而被告一般为大型公司或强势企业，其往往掌握专业知识、拥有雄厚财力。致使双方之间力量不均衡。

3.经济公益诉讼请求内容的复杂性

诉讼涉及经济生活触碰公益方面，因而提起诉讼主体可以是非涉及直接利益的机关或组织。其诉求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因此请求内容具有一定复杂性。

4.经济公益诉讼具有明显预防性

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一定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只要证明存在危害经济公共利益的可能，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就可以依法提起经济公益诉讼。这样就可以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定程度上降低后期为弥补损害而产生的费用。

二、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经济学基础

通过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证可知：新制度的可行性在于其降低交易成本，假设老制度的交易成本不变，则其后果新老制度构成新的数量组合。在某一阶段，当过度使用新制度也会造成交易成本升高时，新制度的使用量就会受到抑制，在增长和抑制的交替下，会使新老制度达到平衡。无论这种均衡的数量如何，只要平衡存在，则设置新制度就存在必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不当，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急需新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出现符合经济学的规律。

（二）经济公益诉讼的法理学基础

1.追求社会正义的要求

正义是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公益诉讼是维护经济生活正义的必要途径。“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为了更好的实现正义，就得运用法律手段惩罚违反法律的非正义行为，惩恶扬善，保护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权益。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垄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和视窗操作系统软件非法捆绑销售。造成竞争对手销售额下降40%。同时也间接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微软违反了反垄断法时，提起诉讼的并不是直接受其侵害的公司，而是美国司法部，这便是典型的经济公益诉讼。微软对信息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司法部对微软起诉对美国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然而美国政府仍然选择了起诉，这正是为了要实现社会正义。

2.保障公民权利的结果

权利是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念，而经济公益诉讼很好的体现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是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三鹿奶粉事件出现后，患病儿童家长在提起诉讼时更多考虑自身力量和高昂诉讼成本，因此有所顾及，怠于行使其权利。此时全国各地的律师自发的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免费为受害儿童家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有助于突破受害公民的维权困境。诉讼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应该将个体成员的社会整体利益补充代表机制引入到经济公益诉讼活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公民进行经济公益诉讼，他们的诉权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社会经济公共利益也能得到救济。

三、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现实基础

（一）我国法律新增规定

我国于2012年8月31日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新增加的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弥补以往法律对经济公益诉讼的空缺，使得诉讼主体多元化。

（二）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些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普法教育唤起公民对自己合法权利的重视，同时也关注起社会经济公共利益。有关保护经济公共利益的案件不断出现，这些案件因其经济性和公共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上海市民邓维捷用建行龙卡在交通银行ATM自动柜员机上进行操作时，意外地发现卡上的余额少了0.3元。经询问，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对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每笔0.3元人民币。邓维捷认为收取跨行查询费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郝劲松乘坐北京开往上海的T109次列车，因在车上就餐没要到发票而首次把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尽管这次案件败诉，但郝劲松没有放弃维权，几次状告铁路、地铁、税务部门不开发票的行为。作为一个纳税人，郝劲松面对垄断行业、政府部门的不法行为提起诉讼，不仅维护他个人的权益，也维护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虽然仅仅是0.3元和一张发票，但从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公民维护经济公共利益的意识已经觉醒。他们正通过法律途径来对抗经济生活中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

（三）社会发展的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纠纷案件频繁发生，社会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受到威胁。这些案件集中体现在不法分子钻我国市场经济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夺国有资产，进行不正当竞争谋取暴利，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面对一些触及经济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公民和社会组织因为出于对诉讼费用和力量悬殊对比的考虑，而放弃自己的诉权。因此有必要在诉讼制度上对其进行保障，使合法的经济公共利益得到保障。

四、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完善

（一）设立预审制度

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审判机关在正式受理经济公益诉讼时，对原告起诉进行审查，以保证原告所控侵犯公益的违法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充分的予以提起诉讼，对证据不充分的不予以起诉。若原告故意捏造事实，损害他人利益的应相应的追究其法律责任。对这种滥用诉权的行为给予限制，来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我国举证责任法律规定的分配标准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单一的适用该原则会导致一般组织和个人面临举证的困难。涉及经济公益诉讼中相关举证责任问题：如果由检查机关提起诉讼，其享有侦查权具有相应收集证据的优势，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若由一般组织提起的诉讼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因为他们由于自身的原因，获取信息有限，收集证据困难，且缺少专业知识与技能，不可能拥有像检察机关那样的优势资源。为使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若被告否认其损害经济利益的行为，则必须提供反证。与此同时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的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三）建立对原告有利的诉讼费用承担

我国诉讼费用的缴纳是以诉讼标的额为依据逐渐增加，并由原告预交诉讼费用。然而经济公益诉讼一般涉及较大范围的利益。且涉及较高数额的标的和复杂的专业知识。原告可能会花费高昂的技术鉴定费用，一般组织和个人都难以承受。他们往往出于诉讼费用的考虑放弃诉讼，这使得其权益得不到有利的保障。欲起诉但又考虑过多。同时，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败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也不利于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对一般的组织收取适当的费用，其余的由国家补贴。或是建立起公益诉讼的基金，提起诉讼的一半组织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由基金组织审查通过后给予一定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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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保障 宪法诉讼

中图分类号： D921 文献标识码：A

的核心价值基础是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在权利交易的一级市场中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权利委托给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对价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利并且规范权利有效行使，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约翰罗尔斯曾断言，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很容易成为非正义的那些得到利益的人以保证他们处在一个有力的位置的工具。因此，为避免基本权利遭受国家机关的侵害，现代宪法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以具体的个人人格不可侵犯为原则，认为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尊严应受到尊重，自由与生存应受到保障。总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的终极精神，也是现代的逻辑起点。

一、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制度的现状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体现在“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这一章涉及的宪法条文从33条到56条，其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文从33条到50条，这些权力大致分为：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自由；人身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男女平等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此外，宪法总纲中还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并于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的财产权进一步完整表述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可以说，我国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内容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和领域。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参加签署各种人权保障公约，不断促进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我国政府先后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目，做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2004年3月14日，国家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中国在人权领域采取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从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来看，国家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提供了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平等地依法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普通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比较完备的公民宪法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

二、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不足与缺陷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不足与缺陷我国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体系在日趋完善，体现在权利主体的广泛性、权利客体的多样性、权利内容的扩大化和较为全面性，但这些权利还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规定和保障依然存在着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体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日渐暴露。

（一）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仍不完全，对违宪的法律法。

规难予纠正 基本权利的法律规定是权利保障的首要前提，如果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制度规定，那么权利自由的保障则根本无从谈起。例如关于迁徙自由，迁徙自由就是公民享有在国境以内选择居住地以及出入境的自由，这也是传统人权保护中的重要权利，通常归入居住自由权中，为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普遍认可。我国 1954 年《宪法》第 90 条曾确认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1975 年宪法及以后的各部宪法均无规定此项权利。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社会对人才自由流动的现实要求，迁徙自由的重新入宪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迁徙自由有利于社会人才的合理流动，有利于满足公民个人发展和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的实际需要，同时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因而迁徙自由应该成为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

（二）因淡化国家义务而公民权利被淡化，反映出制宪者重国家。

权力之行使而轻国家权力之责任的宪法观 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就赋予了国家和政府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必须努力创造条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从我国宪法文本看，立法者在强调国家权力和政府管理职能的同时，弱化了国家机关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中的强制性义务和责任。政府未能充分履行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义务。例如，《宪法》第 4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那么政府就应当提供相应的就学条件，保证受教育者接受相应的教育，使每一个适龄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缺乏救济制度。

按照法律自身的规律及立法者的本意，任何法律被违反都应有必要的司法救济途径，以使被违法行为侵害的秩序得到恢复，违法行为受到制裁，受害者得到物质的或精神上的补偿，否则，就失去了立法的意义。这就引出宪法的司法化问题，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目前，宪法的司法化已经被许多国家普遍采用，而我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处于被虚置的尴尬境地，宪法被违反常常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三、完善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的建议

（一）必须完善并落实相关的基本权利立法。

经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逐步趋于完善，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权利和自由迫切需要宪法和法律予以确认， 如这几年呼声很高的迁徙自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将迁徙自由纳入到宪法保障的权利体系中，并通过法律建立一套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人事档案制度和户籍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权利从来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立法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反映时代对权利提出的要求，充实并完善相关的权利立法。

（二）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无救济即无权利，我们应当建立宪法救济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以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得到救济，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首先，从宪法诉讼的途径或依据上看，应当在宪法第33条中再增设一款，明确规制公民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通过宪法诉讼得到救济。其次，应当另行设置，与普通法院平行并列，即在中央设立国家，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地方，可在设立普通中院地区设立地方派出法庭，直接受理宪法诉讼案件。的管辖，比照普通法院应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其审级应实行两审终审制。最后，对违宪行为以经济制裁和政治制裁为主要手段。

（三）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司法的救助和保障。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其中一部分基本权利已由法律具体化，使之变成了公民的具体权利，公民在其具体权利被侵犯时，可以依据具体法律提起司法救济。但是，另一部分基本权利暂时未能通过法律具体化，这就要求国家应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以使这部分基本权利在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救助和保障。众所周知，人类自从有法律以来，就有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监督制度。宪法作为法律制度中的一种，同样也不例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有违宪审查机制。因此，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出发，我国也应尽快建立起违宪审制度。

（四）降低诉讼成本，疏通司法救济途径。

目前的诉讼立法对原告的条件和法院的受案范围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显然限制了公民诉权的行使，笔者建议抛弃传统对案件类型的区分，将权利救济作为法院受理案件的唯一标准。司法救济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应侧重对权利的救济，同时对法院的收费制度进行改革，减少不必要的收费，降低诉讼门槛，以便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都有权并能够得到相应的救济。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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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权;宪法视角;法律;劳动保障;基本权利

劳动权作为构成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但维护着公民的尊严，而且是公民依法行使其他权利的基本保障。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每阶段宪法在劳动权方面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然而，当前我国针对劳动权的具体实施却依然处于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不能科学合理地反映劳动权的实质，这对我国劳动权的贯彻落实造成了严重阻碍。所以，从宪法视角对劳动权进行研究，对于保障我国公民的劳动权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

一、宪法视角下劳动权的基本内涵

宪法最为国家最高法，其主要对国家机关、公民、体制机制等根本事项进行规范。劳动权作为宪法的一个构成部分，简而言之，就是对劳动领域中的基本秩序进行规范。所以，宪法视角下的劳动权即具有宪法的优位性与基本性等方面的共性，还具有专门规范劳动部门等方面的特性。其中，宪法规范中对劳动权的保障是宪法对人权实施保障的逻辑出发点。宪法对人权进行保障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个人尊严，保护公民的合法劳动价值。而新时代人权保障的核心就是对公民劳动权的保障，因此，只有对劳动权进行有效地保障，才能够促使广大公民在公平公正、有尊严、有经济保障的环境下谋求发展。所以，宪法视域下的劳动权应该根据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对宪法中的劳动秩序进行改进与发展。［1］

二、当前我国劳动权在宪法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落后的宪法劳动权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宪法领域中的劳动权保障问题依然很多，尤其是我国宪法中涉及到的劳动权保障相关规定，仍然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阶段。陈旧落后的劳动权制度保障体系，使得劳动领域中的诸多新兴问题无法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难以满足新时代公民的劳动发展要求。同时，虽然我国进行过四次宪法修改活动，但依然未促使宪法深入到民众的生活当中，相关的劳动保障制度也未能得到切实的改革，落后的劳动保障制度局面没有改善，严重制约了我国公民劳动权益的合法诉求与强有力的保障。

(二)不健全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

由于受“宪法委托”这一功能影响，使得我国制定出的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讲过于片面或粗糙。比如，在1994年制定出的《劳动法》，其在拘束力与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实质性效力非常有限;在团结权、民、管理权等一些高端劳动权利方面，虽然也制定了宣示性的规定，但却没有明确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所以，这种缺乏实质性意义的劳动权规范，根本无法有效保障广大公民的合法劳动权益。［2］

三、加强我国劳动权宪法保障的路径探析

(一)健全宪法中劳动权条款规定

作为法律效率最高的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与基础，具有广泛性、根本性与最高性的特征。所以，宪法规范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其规定内容的效力性。建立健全宪法中有关劳动权的具体规定，能够有效促进宪法体系中劳动权保障体制的严谨性、完整性、协调性以及分明性。比如，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制定健全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立法是确保宪法规范得到贯彻落实的有效手段，只有加快推进《保险法》、《就业法》、《合同法》、《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够大力改进我国宪法中的劳动权法律保障体系，促使各方面的劳动关系得到科学高效的保障。

(二)构建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诉讼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以及公职人员对宪法规定范围内的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侵犯，致使公民向司法机关对其提起控诉的一项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仅可能会受到平等主体的侵犯，而且有可能受到来自国家公职权力的侵犯。尤其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领域中的劳动权，其在实践过程中通常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加以实施，因此，构建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可以有效避免不当的国家权力干预，确保公民的合法劳动权得到全面保障，最大程度的发挥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效力。［3］

(三)增加政治决策中的劳动者代表

提高政治参与度是确保劳动权落到实处的核心与关键。从目前我国宪法的发展状况来看，必须摆脱将劳工群体视为社会发展的“被动接受者”的错误认识，而应清醒认识到劳动群体是社会发展“主动参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广大劳工群体的权利，科学增加劳动者代表人数，确保社会各界都能聆听到劳工群体的合法诉求，使得劳工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积极保障劳工群体的合法劳动权。

［参考文献］

［1］徐爽，王深．中国框架下的劳动权保障研究———以历部宪法中的劳动权条款为分析对象［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3(02)．

［2］邓炜辉．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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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地位之平等

所谓法律地位之平等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社会中的法律地位，这一法律地位决定了权利主体的财产能够获得怎样的保护。平等的法律地位决定了物权法在保护财产时也充分地尊重平等性之一根本原则。同时，个人财产与集体财产和国家财产在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要受到法律和政策公平对待，通过平等原则来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例如，物权法中规定，我国经济的总体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合法地位。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主体都是平等的，作为公权力的政府也不例外。国外主体进入市场同样需要按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运行，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二)适用规则之平等

所谓规则的平等性，是在制定物权有关法律规范时，要将平等原则贯彻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要按照以相同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即所有人适应一个法律条文体系。这体现了物权法在同一性。无论什么社会主体，都需要遵守这一法律，都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物权法的操作层面来看，我国物权法主要还是为了规范公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行为。我国公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行为，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对个人合法财产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制定统一的法律体系，不能让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二、平等保护原则的实施

(一)规范公权力运行公权力

处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往往与个人权益产生冲突，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的界定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制约公权力的运行，限制公权力滥用。政府在征收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时要进行充分的公共利益说明，符合社会公众利益才能实施该向政府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避免公民合法财产受到侵害。但是，公共利益的概念比较模糊，界定难度比较大。公共利益范围宽泛，内容多样，层次复杂，因此很难一一列出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形态，只能通过描述特征的方式来进行规定。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观察和总结，我们整理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首先，社会公共利益本身一定是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如果付出社会代价较大，则是不合理的，不能通过征收征用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其次，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广泛收益性，这里不是社会特定群体的受益，而是普遍的受益。再次，具有公平的补偿性。这种物权的转移是一方失去而另一方获得，因此必须是失去的一方获得公平的补偿。最后，公开的参与性。这是我们一切公权力运行的基本特点。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制定合理的权限管理体系和权利运行程序。政府运用公权力剥夺公民合理物权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审批，一旦实施将给公民个人带来极大的影响，形成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一行为必须符合相应的程序，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进行审批，以确保政府的征收征用行为能够符合法律的规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二)制定补偿机制

合理的补偿是物权法实施过程中的必要因素。这种补偿包含对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土地补偿费用、公民安置费用、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用以及相关公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等等，这些补偿都体现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另外，对个人和企业的房产征用也需要制定合理的补偿制度。我们必须设计合理的工作流程来促进这一工作，避免补偿政策不落实、补偿资金被挪用等问题的出现。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是保护平等物权的基本要素，离开补偿机制，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就无从谈起。

(三)构建平等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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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权利，认权以及宪法权力辨析

从基本概念来春基本权利与人权的关系极为微妙，甚至可以说基本权利是在人权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人权的另一种指向，它将人权具象化了，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宪法中所涉及的基本权利，其内涵即指人权。人权指的是人要求维护或者有时候要求阐明的那些应该在法律上受到承认以及保护的权力，进而使得每个人在其个性、精神追求以及道德信仰等其它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

(一)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与宪法权利的内涵及其关联

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如果说人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保障人权就显得是笼罩在宪法之下的一种庇护，这就不符合理想主义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践体现。但无可厚非，当现代社会越来越趋近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时，尊重以及保障人权是整个时代影响下人们思想深处价值观的反射。相对而言，宪法权利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所定义的公民权利，它与人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简单来说宪法权利中的条文规定仅仅代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能够被提炼出来的框架，当然宪法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当中最重要的权利内容，主要是为了界定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内容。

(二)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基本权利本身的重新归属问题

在时代的发展变革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社会体制所呈现出来的每一处细微变化，因为这些变化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到了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展的重要性，尤其是法律机制的构成，关系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本源，换句话而言，如若无基本权利便无人权。从本质上来春基本权利与人权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现阶段，在我国社会体制的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到，国家法律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逐渐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较以往有所提高，国家的法律环境将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回。从整体来看，国内市场经济格局的形成，不仅需要我国社会各环节、各产业链条的共同维护，而且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来支撑。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了解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遵循。

(一)关于迁徙自由权利性质的辨析

若要想更加深入地研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就要从权利归属问题来着手，因其与权利本身并未有太大的干系，而主要在于将权利剥离政治化干扰。就以迁徙自由为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限制人口流动为主要目的户籍制度，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受到冲击，社会层面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但尽管如此，从宪法的角度来规制迁徙自由并未出现，人们也都适应当时并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律制度在执行起来是极为严谨的，而且从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度的存在必然是一种人人都要遵守的硬性规范，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法律之下。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外来人口流入城镇后无法与当地居民享受平等待遇，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回。从本质上来看，我国宪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只有满足了这些基础条件，才能将法律实质正义的价值激发出来，进而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性。例如:人们的基本权利，生存、平等、自由的权利。在这些基本权利受到维护的基础上，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所谓公平才可能成立。因此迁徙自由被纳入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中团。透过迁徙自由的内容来春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宪法权利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脱离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现实的，正因为由于三者的内涵有所差异，所以就有了从人权跨度到宪法权力这一说法的产生，以及针对从宪法的视角来看权利性质确定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实际上，即便我国通过特殊手段来限制迁徙自由，也无法阻挡宪法本身的权威性，以及对迁徙自由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因限制的条件是既定的，这些所谓的限制条件与国家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内容有关，这是无法逾越的界限。

(二)探究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

透过宪法的迁徙自由来看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较为合理，因其是最能够说明宪法取消的权利性质的实际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如若打着宪法可以禁止某种权利的旗号来治国都是行不通的，如若暂时出现了社会法制混乱，那也是由于极端政治化言论的干扰所导致的，并未构成实质性的法律规制。从我国宪法体系变革的过程来看，有关迁徙自由等宪法内容的修正可谓是一波三折，由此，可以看到人们对宪法体制内容的争议确实存在着。我国宪法体系中所规制的基本权利与人权间关系较为复杂多变，如若单纯地从国家刑事诉讼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法律主体对于社会公共权利的责任较重，它需要在特定的时刻能够对社会公众负起责任来，为其提供公平、细化的法律法规标准，以便于经济各方能够遵照执行同。实际上，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国家宪法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联，显然需要将迁徙自由等其它同质权利内容剥离宪法规制以外，将其归并到其它基本的法律体系当中，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此看来迁徙自由等同质公民基本权利内容的属性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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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合法合理性。财产权是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只有在法定条件下才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依法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须坚持法定与合法原则，也即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各国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主要有概括规定、列举规定、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规定等三种方式，其共性是必须具有“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使用”之内涵。此外，关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还应符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如果征收征用之目的可通过其他代价较小的方式实现，则无必要征收征用。

第二，公共受益性。纵观各国立法和行政实务，许多国家对于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宽泛，凡国家建设需要、符合一般性社会利益的事业，都被认为具有公共性，例如国民健康、教育、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提供者，它运用公共权力征收征用土地为全社会提供普遍的公益。

第三，公平补偿性。运用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损害）或特别牺牲（损害）。有损害必有救济，特别损害应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现代法治的一个要义。这种救济主要表现为法定条件下的公平补偿和事先补偿，它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实体公正。与正当补偿、适当补偿等提法相比，公平补偿的提法也许更合乎市场机制的要求，更接近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交往法则。事先补偿则体现了政府诚信和社会安定性的要求。

第四，公开参与性。以公共利益为由采取强制规划、征收、征用等特殊行政措施，会严重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做到决策和执行全过程的公开透明，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参与决策权等程序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如果在考量土地、财产征收征用措施的必要性、公益性及其补偿的公平性的过程中，利害相关的民众却不能表达意愿、协商条件、参与决策、寻求说法，这肯定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又一基本内蕴———程序公正和参与民主的要求。

第五，权力制约性。以公共利益为由强制克减和限制公民权利，极易造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出现公共危机而行使行政紧急权力时更易于以公共利益之名越权和滥用公权力，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这是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要求。除了把以公共利益为由行使公权力纳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民主监督视野中，更需要加强对于这一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这是“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机制和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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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有财产；民商法；保护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私有财产倍增并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新修正的《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规定有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并从侧面反映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正式提出，私有财产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里的重要地位得到了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障。然而，回顾我国私有财产民商法地位的改变，能发现我国民商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私有财产应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规定，并完善民商法规范，从而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

二、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法律意识淡薄。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是基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主要包括物权法、债权法等而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企业法、保险法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循民商法的规定，不得违背民商法。但是，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私有财产权没有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得到大家应有的关注，人们的法律意识依旧很淡薄。

（2）缺乏法律监督。私有财产权最大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它的私有性，这点决定了没有国家为其做强大的后盾。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所有者主动去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专门设置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监督，这样很易导致法律监督的缺乏。致使私有财产权的维护力量薄弱。

（3）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的落实不足。任何权利都只有在实践中得以落实才能从法律条文转变成现实里真正的权利，否则就只能是空头支票。法律的制定不是用来告诉人们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是要让人们从真正意义上拥有这项权利。

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措施

结合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迫切性，下面针对这些现存的问题提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措施，让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在现实的生活中得到切实落实。

（1）完善立法体系。现有的民商法在实际运行中缺乏可操作性，只有具体的实体法律规范才能被作为原则性的条款予以应用，尽管后来物权法的出台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据物权法里的规定，可以被纳入物权法合法物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许多我们视为私有财产权的权利很可能并不是物权法上所规定的合法物，这些权利就很难得到保护了，所以需要我们从立法层面上予以解决。

（2）加强法律监督。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加强法律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监督必然会出现腐败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针对那些违背民商法，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我们应该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监督和打击，为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与优良的生活环境，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使所有公民都生活在有安全感的社会之中是我们的本职，加强法律监督将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实现这一本职。

（3）在司法实践中落实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司法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底线，司法实践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让人们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通过司法实践，法律的权威与信仰能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只有使人们切实感受到法治社会带给他们的切实利益时，他们才会去遵纪守法甚至是崇尚法律。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完善。

四、保护私有财产确保社会和谐发展

私有财产保护与私有财产是生产与竞争的动力，它所确保的市场效率提高和社会福利增长是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揭示出了一个客观真理，即作为主体的公民享有完整的财产权和充分的自由权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这一客观真理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特征所决定的。这个规律性特征主要内容是以公民个人本位为基本理念，注重公民个人经济的充分自由。并且公民的经济自由是在完整的财产权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只有公民享有完备的财产权，才能以完整的、平等的生产、消费主体的角色自主选择行为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能够使他们有更充足的精力投入到生产与生活中，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可是由于社会经济主体的出身和智力等的差异造成实际上存在严重的私有财产不均衡，国家应该通过使用等级税收来提高社会福利，从而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源于私有财产权的存在让人们明确对各种资源的使用需要付出代价，这有助于防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更好的保护环境。因此，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都会尽量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去获得最大的收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首要前提是必须明确产权各种经济主体的成本资源与公共资源相较而言都是有限的，如果产权界定不清晰，会造成有些人趁机利用职务便利，对有限公共资源的滥用就会出现侵犯公共资源，导致损公利私，的结果，致使公共资源枯竭，环境恶化。

五、结语

自古以来，不论是国内国外，对私有财产的民商法保护的研究都有较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制度。私有财产权的起源和发展历程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使我国在财产权制度方面的完备做很大贡献。我国是一个正处于发展建设中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人民的私有财产保护不足。所以，我国民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参考《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1日.

[2]刘雪屏.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私有财产权的保护[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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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传统的私法理念越来越不能适应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权利社会化思想逐渐兴起。

20世纪后期,为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诉的利益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诉的利益是当事人主张的利益,但不要求当事人在主张时就必须有实体权利,诉讼是否被法院接受,完全看是否有诉的利益,这就使得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对于社会经济公共利益也具有诉的利益。这种诉的利益观的突破,为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 完善我国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措施

3.1、 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的管辖

由于反垄断公益诉讼是针对排除和限制竞争,进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在受理和审理此类案件时需要做出严格、认真的甄别和考量,这就对法官的整体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而,相对于一般诉讼,反垄断公益诉讼应该提高级别管辖,一审案件至少应该由设区的市中级法院来管辖,或者提高审级由直辖市和省会市的中级法院来管辖,这样有利于发挥中级法院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确保反垄断公益诉讼案件的公平性、客观性。关于反垄断公益诉讼案件的地域管辖,可以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对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于垄断行为并不局限于一省一市,而是经常同时发生于多个地区,甚至是全国范围的,建议由被告所在地的省会市中院管辖。另外,对行政垄断行为,应该做出特别规定。反垄断公益诉讼中,针对行政垄断行为,应该同时规定转移管辖制度。对于省会市政府部门或省政府部门的行政垄断行为,应当由最高院指定转移给其他法院。因为,现在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或多或少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由最高院指定管辖,方可更好的保证反垄断案件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3.2 、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首先,检察机关可以充当原告资格。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许多垄断行为与行政机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部门利益,它们显然不符合中国现状下,提起反垄断公益诉讼的主体要求。而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不会受部门利益的牵制,有其提起反垄断公益诉讼更具公信力。检察机关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机关而存在的。垄断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已非一般的经济违法行为所能比拟,它直接侵害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的职能之一是公共管理,本是就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社会经济公共利益的职责。反垄断诉讼的本身就具有公益性,针对垄断行为提起的诉讼是公益诉讼,正符合检察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公共利益机构的设置。此外,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司法机关具有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检察功能日益丰富,是各国检察机关职能发展的大潮流。我国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的身份,参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审判监督,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法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反垄断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以便发挥检察机关的优势,更好的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

其次,社会团体可以充当原告资格。随着诉讼理论的发展,诉讼信托理论的出现,为社会组织享有反垄断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提供了理论依据。诉讼信托是指法律规定某一公益团体对某些权益有诉的利益,该公益团体专门于此项公益权利受侵害或可能受侵害时,提起诉讼,而组成该公益团体之成员,可以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侵权人员主张利益公民个人在信息占有,资源和力量方面与垄断违法者相比,都处于明显的劣势。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重任落在了社会团体肩上,社会团体成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中流砥柱。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但个人往往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实现自身的权利,而社会团体的行为最终又可归结为组合成团体的个人的行为。因此,赋予我国社会团体反垄断公益诉讼的起诉权,是实现个人私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允许社会团体提起反垄断公益诉讼,还可以使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社会弱者的力量增强,社会弱者再以团体的形式组合,能更有效的对抗相对的强势方。并且,这些社会团体与经济社会生活的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最易觉察垄断行为,同时还拥有相关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因此,承认社会团体具有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当事人资格,有利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维护。

再次,公民也可以充当原告资格。公民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经营者和其他个人。公民直接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与公民个人息息相关,赋予公民反垄断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实现公民个人公益权的需要。公民的公益权是指,公民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所享有的权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提高,公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唯有如此才能保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并使自己的私益,不受侵害。随着社会的进步根据我国的现状,我国应当建立以社会团体为主,检察机关和个人为辅的反垄断诉讼提起模式。基于诉讼费用承担及能力方面的考量,建议建立以社会团体为主的反垄断公益诉讼模式,这样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反垄断公益诉讼中的积极功效与优势,更好的维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

3.3 、完善反垄断法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一是完善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是传统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传统民事诉讼中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反垄断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特质,对垄断行为和损害后果的认定非常困难和复杂,原告所占有的资源和信息有限,而且原告缺少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让其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的均衡,建议在反垄断公益诉讼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此外,在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在客观上也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只需承担主要而不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针对那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证据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二是完善反垄断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在反垄断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时,也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因为在反垄断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中都需要国家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哪个国家机关收集证据成本更小、更合理,就由哪个机关收集。行政机关直接做出行政决定,占有一手资料,由行政机关提供证据更经济合理,应当由行政机关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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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些内容与标题不统一

第13课第二框标题为《培养情趣》，但教材从30页到33页讲的是情趣的含义、高雅情趣的作用和来源及高雅情趣的主要形式——读书、插花、幽默等。对于怎样培养高雅情趣，教材只是一笔带过。笔者建议在该框最后增加下面的内容：学会鉴别不同的情趣；培养正当的兴趣、爱好和强烈的好奇心，是高雅情趣的起点；丰富文化生活是陶冶高雅情趣的重要途径；积极参加各项有益活动，是陶冶高雅情趣的有力保证；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是陶冶高雅情趣的条件。

第18课第四框标题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教材第105页先讲述“爱国”，第106至107页主要介绍“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精神及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至于怎样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教材却一字不提。笔者建议本课最后应补充新时期弘扬民族精神的有关要求。如，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不断为之增添富有生命力的内容。要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求知精神、服务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等，使民族精神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同时更具有现代气息和时代风貌。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共同谱写民族精神的新篇章。

二、 部分链接材料与正文所讲的内容不一致

在讲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时，教材第45页第二段正文指出：“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法律制定的再多，也不可能详尽地规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法律可以严禁遗弃老人的行为，却无法使人们自觉地孝敬老人。道德则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入人们的心灵，以特定的方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后，教材给出下面一段材料：

张老汉一生操劳，抚育了6个儿子，他用全部财力和满身疾病换来了儿子们的成家立业。长子承包村里的鱼塘，一年纯收入3万余元，但对老人却“一毛不拔”。其他几个儿子也拒绝赡养老人。张某孤独地住在村外的简陋茅屋内，靠邻里救济度日，且无钱看病。村委会干部多次出面调解，要求儿子共同赡养老人，但6个儿子却互相推诿，老人的生活一直无人照顾。村里的人对此义愤填膺，主动帮助老人打官司。法庭调解无效后，判决6个儿子每年共同支付张老汉3000元赡养费，共同承担医疗费用。

正文部分明明强调法律无论怎么严厉，却无法让人们自觉行动，只有道德才能“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入人们的心灵，以特定的方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即法律离不开道德，道德补充法律。但上述有关张老汉的这个事例论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作用，而是法律的强制性最终解决了张老汉的养老问题。也就是说，小字材料与正文要讲的内容不匹配。笔者建议应去掉或更换“张老汉”的这段材料。

在讲到“法律维护公共秩序”时，教材47页正文部分讲的是我国法律的作用，但紧接其后却举的是下面一段有关国外球迷违法的事例：

如果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就会给社会、他人和自己带来一定的影响。在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十强赛A组最后一轮比赛之前，伊朗队积15分，沙特队积14分。伊朗队最后一个对手是巴林队，只要赢下巴林队，伊朗队就将以A组第一的身份直接出线，进军“韩日世界杯”。伊朗队作为亚洲强队，被数百万伊朗球迷寄予厚望。但是，比赛中巴林队大爆冷门，以3：1击败伊朗队，数百万伊朗球迷的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撕得粉碎。当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伊朗球迷走上街头发泄不满，部分球迷丧失理智，打砸汽车、商店，还和维持治安的警察发生了冲突，结果一些警察受了伤，一些球迷被逮捕。

笔者建议将上述这段材料换成我国球迷破坏公共秩序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的事例。如中超联赛第18轮亚泰主场被浙江逼平，比赛结束后，三四百名球迷滞留在体育场一号门贵宾室门前，高喊口号，辱骂长春亚泰俱乐部领导和教练。现场执勤的200余名公安民警在对球迷的过激行为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将带头闹事的球迷强行带离现场。少数球迷又煽动现场球迷大骂警察，并拦截、追打执行公务的警车。最终5名带头闹事的球迷遭到了警方的处罚。

在讲到“进行消费后，消费者应主动索要发票”时，教材77页先是给出一张发票“票样”，其后，教材又给出这样一段材料：“国家确认的正式发票必须具备这样的一些要素：由地方税务部门加盖的监制章；全国统一的发票编码；异型发票号码；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

对照文字和发票“票样”，不难发现，文字中所讲的国家确认的正式发票必须具备的一些要素，如，全国统一的发票编码、异型发票号码、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等在“票样”上反映不出来。既然是国家确认的正式发票，就应该具备正式发票所必须具备的一些要素。笔者建议将教材中的那张发票“票样”换成要素齐全的正式发票，既让学生信服，又利于教师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