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安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与安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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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我国的消费信贷

主要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汽车贷款、信用卡消费贷款、个人旅游贷款、助学贷款等。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消费信贷可能遇到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其贷款风险多样，主要包括系统风险、经营风险、制度风险和信用风险。本文中定义当这些因素使得总的消费信贷风险超过一定经济条件下的承受能力时，就认为消费信贷是不安全的。本文在综合考虑消费信贷风险来源的基础上，从宏观上考虑消费信贷安全问题。由于经营风险和制度风险的防范主要依靠完善社会信用环境和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与管理制度以及贷款审查制度，难以定量研究。因此，本文中在对消费信贷安全进行量化时主要考虑由于社会动荡、出现金融危机等因素引起的系统风险，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借贷人无法按时按量偿还贷款所产生的信用风险。现有研究中专门针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定量研究较少，从宏观角度研究总体的消费信贷风险的就更少。本文以商业银行信贷理论、风险管理理论、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以及预期收入理论的基础上，借鉴R.GastonGelos，RatnaSahay[13]对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的度量方法，构建了一个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CDS）作为衡量消费信贷风险大小的指标。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CDS是指用不良贷款率(LGD)、房产价格指数(REPI)以及股价指数(SPI)的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指数。与现有研究相比，CDS综合反映了与消费信贷相关的系统风险和信用风险，即股票价格和住房价格会出现大幅下跌所带来的系统风险，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带来的违约风险。为了度量消费信贷规模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影响，以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选择消费信贷规模(CD)作为解释变量，利率也是影响消费信贷安全的一个重要影响影响，选择利率(IR)作为另一解释变量。Williams，Beranek和Kenkel[1]的研究表明失业率是导致贷款违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由于失业率的季度数据无法获得故未包含在模型中。从消费信贷期限上来分，我国的消费又可分为短期消费信贷和中长期消费信贷。1999年后，个人消费贷款快速增长，个人消费贷款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2005年为11.27％，2012年为9.85％。在各项消费贷款中，以住房贷款为代表的中长期个人消费贷款占绝大部分。2012年二季度中长期个人消费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例达到83.59％。实证中，为了具体分析不同期限的消费贷款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总的消费贷款、短期消费贷款和中长期消费贷款数据构造不同的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说明我们选取的数据

是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分别以CD、LCD、SCD表示季度末总的消费性贷款增量、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增量和短期消费性贷款增量。其中CD由LCD和SCD加总计算得到，股价指数(SPI)采用的是上证综合指数，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增量(LCD)、短期消费性贷款增量(SCD)、利率(IR)、消费信贷不良贷款率(LGD)、房产价格指数(REPI)以及上证综指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研究数据库。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我们首先使用ADF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则消费信贷安全指数（CDS）是一阶单整（I1），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短期消费贷款增量(SCD)、长期消费贷款增量(LCD)、股价指数(SPI)、利率(IR)、房产价格指数(REPI)和不良贷款率(LGD)都是一阶单整（I1）。实证检验结果还表明，消费信贷安全指数的一阶差分（ΔCDS）是近似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平稳变量，根据前面对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的定义，可知当ΔCDS小于某个临界值时，即ΔCDS＜CDS=μΔCDS-1.645σΔCDS时，就认为消费信贷是不安全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引发的系统风险加大，消费信贷违约率上升时，消费信贷安全指数增量ΔCDS越小，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大。对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检验结果表明其一阶差分序列ΔIR、ΔREPI、ΔLGD、ΔSCD、ΔLCD、ΔCD及ΔSPI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若模型中变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则可在长期关系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ECM）来考察消费信贷安全与信贷规模、利率之间的短期关系。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本文首先对长期关系模型的设定是否合理进长期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行单位根检验，以保证为平稳序列。从实证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1.模型中总的消费信贷增量变量（C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中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表明相比于短期消费信贷的波动，中长期消费信贷的波动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影响更为显著。事实上，我国目前消费信贷80%以上都是中长期贷款，虽然近年来我国以汽车贷款、旅游贷款等为代表的短期消费信贷增长迅速，但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仍然很大，且自2007年以来以平均增长率13.26%的增长率在增加。

2.消费信贷规模与消费信贷安全之间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

信贷规模越高消费信贷越安全，这表明我国的消费信贷目前正处于规模经济阶段。通过扩大消费信贷规模，一方面消费信贷种类结构、贷款人结构、贷款期限结构等获得改善，特别是消费信贷带来的消费习惯的改变使潜在的优质贷款人被不断的培养出来，从而在利润增加的同时风险被分散和降低，另一方面通过增加银行从事消费信贷的专业人员和采用控制风险的专业手段等提高管理效能，能不断降低由管理问题产生的经营风险。这些规模经济的获得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度，当规模很大时，优质的贷款人资源挖掘殆尽，消费信贷的风险可能就会制约进一步的规模扩张，但在本文模型的实证中，我们发现把“规模的二次方”作为变量引入模型后，这个变量不显著，说明目前我国的消费信贷并没有达到规模扩张的上限。

3.模型中利率变量

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利率对消费信贷安全有显著影响。长期内，消费信贷安全与利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利率提高消费信贷就越安全，这是因为模型中的利率采用的是央行的基准利率，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央行往往通过调高基准利率进行调控，防止经济过热，而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居民收入上涨，消费信贷面临的风险会降低。当然，经济如果真的过热，就会存在经济下行甚至是大的金融风险爆发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很难进行预测和度量，故本文构建的综合指数只能反映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消费信贷面临的风险，因此利率与消费信贷是正向的关系。然后，对上述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考察长期关系模型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由上述协整检验结果可知，以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和利率（IR）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在l％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含有单位根，为平稳变量；同时包含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和利率（IR）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在l％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含有单位根，为平稳变量，但此模型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不显著；而以总的消费信贷增量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即使在l％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含有单位根，表明其也是平稳变量。因此，消费信贷安全(CDS)与总得到消费信贷增量（CD）、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利率（IR）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消费信贷安全度会随着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速和利率的增加（降低）而增加（降低）。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一定存在一个与之等价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能够将变量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囊括在同一方程内。误差修正模型是用来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起调节作用的模型，它的调节作用防止长期关系的偏离在规模或数量上的扩大。任何一组相互协整的时间序列都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反映短期调节行为。由于在模型中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不显著，故在模型和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方程。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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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字:水产品安全消费者安全意识消费者选择

消费者处在整个水产品供应链的终端，是整个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过程的最终目标指向。消费者在水产品安全问题上所体现的态度与消费倾向会对政府和水产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而消费者自身的食品安全实践也决定着水产品安全管理的效用程度。

(一)水产品质量特征与信息不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

1、水产品质量特征

依据信息经济学原理，水产品同时具有“搜寻、经验和信任”三种质量特征“信任特征”是消费者即便在消费后也不能检查或评价的质量特征，这种特征一般只能被专家或专业的服务机构披露，如水产品体内是否含有对人体造成危害的生物性、化学性危害因素以及天然毒素等，正是这一特殊的质量特征容易造成水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使得一些不法水产品的生产、经营者采取投机行为，以低质量、劣质水产品冒充优质水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使消费者蒙受损失。

2、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与消费者的逆向选择

消费者通过搜寻可能获得低价优质安全的水产品，但是追求完备的信息却是不经济的，因为信息是有层次性的，且信息的层次越深，单位搜寻成本越大，当搜寻成本大于其所获的消费者剩余时消费者就会停止对信息的搜寻。在此情况下消费者无法获取完全的市场信息，也就无法对水产品的安全水平、特别是对水产品质量的“信任特征”方面进行识别和判断。也就是说，水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对于一般生产者来说，都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Behavior)"两种生产者行为。由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消费者无法对生产者行为考核、对其提高产品质量难以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预期或生产劣质产品也没有严格的惩罚措施，生产者会乘机采取以次充好的机会主义行为来谋取更多的利润。

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水产品时，由于良荞不分对质量较差的水产品支付了过高价格，当消费者发现其购买的水产品质量低于其所预期的品质时，就会降低对整个市场水产品质量的预期，并降低愿意支付的价格。这样就使得市场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致使市场失灵的情况发生。由于市场上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就无法给生产者任何改善水产品质量的经济激励，于是低质量、低成本、不安全的劣质水产品最终将会把高质量、高成本、高安全性的优质水产食品驱逐出市场，这就是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这时的市场也被称为“柠檬市场”。该过程如图1所示。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消费者具有水产品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是D1，生产者的边际收益曲线是MR1,MR1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MC相交，这时决定的销售量是Q1，而价格是P1。但是，由于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具有不完全信息，不能识别水产品的真实质量，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决定购买数量以及决定支付的价格。不同质量的水产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如果消费者认为某种水产品的质量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程度，就会减少该水产品的购买量，因此市场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为D2，与之相对应的边际收益曲线也向下移动为MR2，这样，在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MR2曲线与MC曲线交点决定的均衡价格是P2,销售量为Q2，这时的均衡价格P2小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均衡价格P1，而均衡数量Q2也小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均衡数量Q1。随着水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交易数量的萎缩，安全质量较差的水产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有优势，而安全质量较好的水产品可能被排挤到市场之外。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生产者为了降低成本，可能采取加大养殖密度、使用激素等损害水产品质量安全的行动，从而进一步降低水产品的质量安全;而当消费者发现所购水产品并不如原来估计的那样好时，他们就会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上水产品质量的估计水平，降低愿意支付的价格。如此往复，导致“柠檬市场”的形成。

(二)消费者选择与水产品安全

水产品市场上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会使消费者在购买水产品的消费行为过程中，向水产品市场发出错误信号，导致“柠檬市场”的形成。这说明在水产品安全信息的供给方面的“失灵”，消费者也要担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消费者有权利和义务通过自身的消费选择行为向水产品生产经营者传递安全需求的信号，正确地刺激或引导安全信息的显示，防止“柠檬市场”的形成。

1、发挥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作用，约束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社会再生产中，消费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所以消费者在购买水产品时首先要发挥消费者安全意识的导向作用，改变购买行为，尽量选择经过认证品，比如无公害水产品、绿色水产品、有机水产品。尽量避免“三无”水产品向市场发出积极的信号，引导水产品生产企业的投资取向，促使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努力提高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二是要发挥消费者安全意识的监督作用，消费者应对水产品原料生产、加工贮运以及产品销售过程具有很大的自发监督作用，成为水产品安全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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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感知 消费者行为 应对方式 食品安全事件

中图分类号：F426.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024-02

一、引言

2008年9月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风险认知急速攀升，进而引发了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市场需求骤降。然而在危机情形下，消费者行为反应并不总与他们面对的风险真实水平一致。{1}本文以乳制品安全问题为例，在讨论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应急管理措施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而探讨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讨论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影响时，引入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研究。讨论内生性问题的必要性在于：考虑到风险感知是一个主观变量，可能与消费行为互为因果关系；其次，以往文献中指出一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风险感知。如：Slovic{2}利用消费者的个体差异来解释公众的风险感知，而消费者的个体差异也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二、概念性框架

Arrow{3}和Pratt{4}为分析风险知觉对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考虑一个消费者效用函数U（w），式中w表示财富。这里我们假定消费者认为消费某品牌乳制品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知觉到消费该品牌乳制品可能会由于含有过量激素而存在导致致癌的潜在成本，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期望价值以随机变量z（方差为σ2）表示，假设E（z）=0。定义K为风险溢价，即乳制品消费与得到价值为K的货币效用无差异。也可以理解为，K代表消费者消费乳制品的货币价值。这意味下列等式成立：（1）；等式（1）两边以w为中心进行泰勒级数展开，整理后可得：（2）。等式（2）意味着乳制品消费的价值随着σ2递减。σ2表示乳制品消费的知觉风险，理论中指出知觉风险增加，乳制品消费价值下降，乳制品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根据等式（2），结合以往的文献{1}，{3}-{4}，我们得到可检验假设：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从乳制品消费中知觉到更大风险的消费者，相对于知觉到较小风险的消费者，消费乳制品可能性更小。

三、计量模型

（一）风险感知的内生性

需考虑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计量分析中我们会遇到“感知和行为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样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一些变量可能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但这些变量很难测度，造成实际模型中变量缺失问题。我们尝试引入与风险感知有关的工具变量解决此问题。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于调研中反映消费者购买减少程度，风险感知程度等重要变量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并且考虑到本文风险感知内生性的问题，我们尝试运用工具变量Logit模型（Instrumental variable Logit model，简称IV Logit）分析安全事件发生后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如下：（3）；（4）。其中，y1i为因变量，表示消费者乳制品购买减少程度；x1i为除风险感知以外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其他因素，包括消费者个人特征变量、消费者家庭特征变量、消费者风险偏好、消费者对不同信息源的信任程度；y2i为内生自变量，表示消费者风险感知程度；x2i为影响“消费者风险感知程度”的工具变量，包括政府应对危机方式的选择、企业应对危机方式的选择以及消费者对相关制度的了解程度。β1，β2，γ1，γ2分别为两个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参数。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5月对北京市消费者的抽样调查。调查随机选取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农业大学4个场所作为调研点，对场所附近的超市内的消费者进行询问访谈。共完成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13份，有效率为85.2%。

（二）样本基本特征，消费者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变化的描述性统计

从调查的样本特征来看，女性比例占一半偏多（约56%）；90%以上的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接近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从事与食品行业相关的职业；约70%被调查者的家庭规模在2～4人；年龄分布总体不均衡，以20～50岁中青年人为主（90%以上），他们构成商场和零售点乳制品的主要购买者。大部分被调查者（70%）的家庭有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或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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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3日),北京市消协投诉部主任朗丹科做客城市服务管理广播时表示,对于洗衣、美容等项目预付费后发现经营者中途关门的行为,消费者可以联合同样受到侵害的人联合报案。

    有市民说,自己预付1000元办了一张洗衣卡,但最近发现洗衣店关门了,自己仅洗了四次,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维权?朗丹科称,这种情况可以拿着洗衣卡去报警,但前提是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额和一定的人数,因为立案的前提是诈骗的钱要达到一定的金额。

    他表示,现在很多预付费消费,包括洗衣、美容、洗浴、购物等,由于是预付费的形式,就有卷款潜逃的风险。为此,消费者尽量少接受付费的消费。而对于经营者卷款逃走的情况,则只能联合一部分同样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再报案,因为一个人报案可能在人数、涉及资金的数额等方面达不到立案标准。

    有市民提出说,网络游戏里的武器装备被删了,这种算不算侵权,虚拟财产该如何保护?对此朗丹科表示,就目前来讲,网络游戏权利保护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没有明确规定游戏里的相关东西包括武器装备算不算有效价值,但目前一些游戏玩家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被经营者随意关闭账户、掉线,装备被删掉等,影响了消费者正常玩游戏,因此应该算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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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Logistic分析；信心；质量安全；食用农产品；流通领域

一、引言及综述

自进入21世纪来，随着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经济状况和消费观念的改变，大众对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尤其大众对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心理，甚至对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发生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及时发现大众需求与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食用农产品供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增强监管部门科学监管，对保证大众日常生活的食用安全，增进监管部门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谢敏等从市场失效角度分析查找在已有的政府措施下未能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王志刚首次采用实证研究法，利用消费者个体对食品安全反应情况作为调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科学依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的着力点也开始细化，施晟等借助产权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工具对食品安全治理机制进行多维度分析，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应构建包括信誉制度、监督制度和激励制度在内的三重监管体系；在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周洁红等研究结论显示产品上下游加强合作、增强法律法规的压力对降低公开召回风险及对追溯行为有显著影响；王秀清等提出农产品安全信息对消费态度有重要影响，强化食品安全信息可以起到显著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质量安全监管的总效率，同时，强调政府部门的介入，确保生产流通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些研究虽然从消费者角度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分析，但侧重于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分析，以及对影响消费行为因素的分析，进而分析由消费行为导致安全农产品市场供需的变化，提出在市场调节机能时效时部门调节措施。

此外，前人研究多集中在影响消费行为因素、购买意愿分析、政府部门监管、促进质量安全技术手段、政策建议等方面，有关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或是信任度研究，多是将信任度作为自变量研究信任对某因变量的影响，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因素影响，只能对国外相关研究适当借鉴，不能直接在国内应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实证分析我国消费者对流通流域中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影响消费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任度的因素，旨在为监管部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5年7～8月期间对安徽省六安市、湖北省咸宁市、广西省桂林市，3 省3个地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本次抽样调问卷查调查遵循科学、效率、便利的原则进行，分别选取华北、西南、华中地区食用农产品生产大省，在省内选取省会周边食用农产品生产流通较大的地级市为代表。在问卷调查时，充分考虑了单样本选取的分散性、随机性，选取各地菜市场、批发市场、超市、公交车站等为调查地点，调查对象分为不同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情况；同时，对受访者个性特征也进行简单统计，例如身体素质、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等。问卷中关于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关注程度多选项题目；关于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了解程度、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对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对未来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期望等为单选项题目。在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300份，经过对回收调查问卷的审核，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69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0%。对有效问卷调整理后，将受访者普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统计情况汇如表1。

从被调查数据分析来看，受访者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已婚者人数多于未婚者。此次调研受访者当中，已婚受访者比例达63.2%，高出未婚人群26.4%。

2. 长期在城镇生活的受访者居多。在所有受访者当中，除了在城市工作以外的时间生活在乡村的占25.3%，完全在城市生活的受访者占74.3%。

3. 受访者体质状况和近一季度食源性疾病史分布情况合理。在被调查对象中，体质一般及良好以上的受访者人数占97.8%，在近一季度中因购买使用质量问题的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一次及以下的受访者占比77.0%。从个性特征统计的结果来看，各项指标能够说明此次调研数据的客观性。

4.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低中高分配较为合理。高学历人群所占比例为40.9%，较高；初等学历受访人数所占比例为24.9%，比例相对较少。

5. 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度。本次调研将“黑鸭子”事件、甲醛鸭血、甲醛白菜、蛆虫柑橘、禽流感、黄金大米、毒龙虾、海南毒豇豆、“五得利”硼砂面粉、肯德基“速成鸡”、瘦肉精“双汇”等11例近期在国内发生的影响范围较大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作为具体指标，通过对各个事件知晓度来判定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度。为反映每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事件信息了解的总体状况，就每个消费者对11个事件关注度进行统计。知道1～2例事件的受访者占到28.3%，知道3～4例事件的占到35.3%，知道5～6例的占到24.1%；7～8例的占到8.9%；9～11例的占到3.4%。

6.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知晓度。知道一些相关知识的受访者占到14.1%，对其十分熟悉的仅有1.9%；有29.2%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3.7%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知；而55.8%的受访者表示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表示一般，即这部分受访者可能对某些知识有所耳闻，但是对其不熟悉，更不会将相关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

7. 受访者对监管部门监管作用的评价。有30.5%的受访者表示有作用；46.5%的受访者就表示一般，有8.1%和9.7%的受访者分别认为监管部门之监管作用作用不大和没有作用，仅有5.2%的受访者表示政府部门监管作用显著。

三、回归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赋值

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度结构属于离散型，本研究根据有关计量经济学理论依次假设Yi满足logistic或是probitic分布，由于Logit的条件概率比probit的以更缓慢的速度趋近于0或1，故本研究选用Logistic模型（表2所示）。

（二）模型选择与分析

受访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Y），只有两种结果：有，则Y =1；无则，Y=0。假设，Y=1的概率为p，设Y遵从Bernouli概率分布，则Y的函数可以表示为：

f（Y）=p（Y=1）*p（Y=0）=p（Y=1）*（1-p（Y=1））：Y-0.1（1）

采用二元选择Logi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设μi～[0，]，可将（1）式变化为相应的Logitic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log it（pi）=ln=ln=α+∑βixi+μi

Li=ln（）=β1+β2Xi+μi（2）

即：

LCONF=C（1）+C（2）/MARRIED+C（3）×ENVIRONMENT+C（4）/HEALTH+C（5）×EVENTS+C（6）×EDUCATION+C（7）×KNOWLEDGE+C（8）×GOV+C（9）×RECORD（3）

在该模型中，pi为Y取值的概率，xi为解释变量；α为常数项；βi为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μi表示随机误差。

本文利用EVIEWS 7.0软件对（3）式进行最大似然估计（ML-Binary Logit Quadratic hill climbing）（表3所示），并对模型拟合检验（McFadden R-squared）、模型斜率系数整体显著性检验（LR statistic）、模型系数进行Wald检验，残差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模型稳定性进行Ramsey-Reset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总体拟合良好，同时平行性、稳定性良好，可以采用Logistic回归（表4所示）。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1. 受访者食源性疾病发病史对其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极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流通领域内的食用农产品，对于消费者来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购买食品之前缺乏充分的质量信息，在消费者购买消费之后能够认识到产品质量特性，或是经过长期购买能够积累经验进而对食品质量特性做出判断，即农产品对消费者来说应该先成为经验品、再有可能成为信任品。消费者购买食用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说明农产品有质量问题，随即会使消费者产生不好的购买经历，随着因食用问题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次数越多，消费者对产品的食用经验感觉越差，进而对产品失去信任。本研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因食用问题农产品而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次数越多，则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越低，这与事实相符。该结论与有易感人群的消费者对液态奶的质量安全性的信任度偏低的结论相近。在受访者群体当中，发生过一次以上食源性疾病的消费者有103名，占比38.3%（如表1所示），说明国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确实存在，现状令人堪忧。

2. 受访者对质量安全事件知晓程度影响其对对其质量安全信心有极显著负向影响作用。随着网络等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一经发生，会得到大范围传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乏夸大事实报道或负面报道，消费者一旦看到相关事件，尤其看到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先关的安全事件，就会产生“宁愿信其有”的认知心理，最终造成对安全事件知道越多，对质量安全信心度就越低。此次调研，挑选11件具有代表性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对消费者进行调查，其中知道3条事件以上的消费者193名，占比71.7%；知道5件以上的有98名，占比36.4%（如表1所示），说明大众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程度较大，同时也说明，由此导致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的可能性很大，这与权威部门对信息的存在隐瞒遮掩，或是监管部门预警机制不完善有关。

3. 受访者婚姻状况对其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已婚的城市消费者对质量安全信心指数更大，这与婚后对生活质量的关注以及自身思想观念更加成熟有密切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与消费者结婚后更愿意购买可追溯食品的结论相一致。在受访者群体当中，已婚消费者170名，占比63.2%，说明在选购食用农产品的消费群体中，已婚人士占比较大；也暗示未婚消费者是潜在的客户，农产品销售者通过广告等宣传途径吸引未婚消费者，扩大销售量。

4. 受访者掌握质量安全相关知识程度对其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本研究涉及与质量安全相关的知识是指消费者对维权渠道了解程度及维权经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熟知程度、掌握辨别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程度等内容。结果统计表明，受访者掌握相关信息量越大，则对质量安全信心指数越低，消费者对相关知识掌握越多，对我国食用农产品行业了解程度越深，则可能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越是担忧，暴露出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际问题较多、整体环境较差；消费者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越大，表现出越低的信心度，说明我国关于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消费者维权、生产者奖惩等等方面的法律条款不够详尽完善；消费者掌握辨别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知识越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度越低，说明食用农产品生产过程不规范，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质量信息不透明等诸多问题。

5. 受访者对政府部门监管作用评价与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度有显著负向相关关系。对政府部门监管作用评价指受访者认为流通领域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在政府部门的监管前后有无提高，即消费者对监管部门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能力的大小或是有无监管作用的评价。如果农产品质量安全不需要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管，依然能够实现产品的安全营养，说明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较高，不存在问题产品，政府部门不需要监管，则纳税人可能因此而减低纳税额度、获得更和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相反，如果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要依赖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管，则说明当下食用农产品质量情况不容乐观，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心度肯定较低。从调研数据来看，认为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作用显著的有179人，占总样本的66.5%，这说明政府部门监管工作实施较好，得到大部分受访者的认可；同时也说明，目前我国流通领域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复杂，一旦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随即会发生质量安全问题。该研究结果暗示，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主体力量是政府部门，企业、消费者、第三方等其他主体并没有起到自我监管和相互监管的作用；监管体系的单一，会导致政府财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效率的低下。

6. 受访者身体健康程度对其信心度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受访者身体越健康程度与身体免疫体抗力正相关，越健康抵抗质量不安全食用农产品的能力越强，则消费者可能不会一时食用问题农产品而当即出现食源性疾病，因此受问题农产品质量问题负面影响相对较低，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相对较大。

7. 受访者的学历和生活环境与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心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不论消费者学历高低，其追寻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愿不分高低，说明当今大众饮食结构发生着变化，对食品质量非常看重。该研究结论与教育程度不相关结论相一致；与文化程度对消费者信任有负的显著影响，或是对消费者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的结论不一致。同理，不论消费者生活在城镇、乡村，亦或是国外，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有一样的标准。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本研究，第一，受访者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影响其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度。然而，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两个因素对消费者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度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内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追寻意识较强，但是我国流通领域中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较为单一、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制度透明化、常态化、现代化，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渠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信息及时、有效，避免因滞后而引发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安全消费的恐慌。

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要体现法制性、高效性，严厉打击食品违法行为，使大众对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产生正确预期。

三是建立健全全社会共同监管的监督体系，全力建构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共同监管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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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第1版）[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篇6

一、可能导致事故的心理状态

根据事故心理学的研究 ,事故当事人在步入事故歧途前的心理状态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较为普遍和重要的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方面：

投机心理:因图省工省料或者是为了节省时间加快工作进度 ,而采取投机取巧方法去完成任务的心理状态。

侥幸心理:明知那样做会有危险,但又认为不一定碰巧会出事,或者以往曾经做过而并没有出事,不妨再碰碰运气冒冒险看,企图侥幸成功的心理状态。

逆反心理:因对某人某事有反感,不服气,不卖帐而产生了抵触情绪,所以当某人要他这样,他偏要那样,对着干的心理状态。

错觉心理:这是因生理毛病、心理故障及环境因素等造成的错觉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通常导致不自觉的动作或者行为。

麻痹心理 :安全警觉性差,自以为绝对太平,态度满不在乎,麻痹大意。

此外，还有逞能心理、违心心理、从众心理、盲目心理、疲劳心理等。还有一些像心理定势、心理挫折和心理激奋及白日梦现象等也可作为特殊事故心理来研究。

二、事故心理的预防与消除

预防与消除事故心理的基本原则是治本为主,标本兼治。治本:就是从消除事故心理的起因着眼,从实行全方位安全管理着手,努力促使全体职工提高安全意识,加深安全情感,端正安全态度,全面提高职工的安全心理素质,改善群体安全氛围。治标:就是加强生产现场的安全管理,在上岗前和作业过程中,随时向工作人员发出安全忠告和指令,从而抑制事故心理的发展,防止其转化成为不安全行为。

首先是要搞好井下生产设备本质的安全化 ,从而可从直接接触到的设备的安全性上减轻劳动者的心理负担和紧张程度。如在运输车上安装自动防撞器 ,在罐笼上安装自动防坠安全钢丝绳卡等。其次要优化工作的环境条件,使员工在工作环境中心情相对放松,操作方便,从而减少干扰,避免误操作等。第三，要建立一套直接与心理安全挂钩的安全管理制度,从而在行为上制约事故心理的产生与发展。要建立的心理安全管理制度应从基本的劳动组合、职能培训、行为规范、行为实施、检查监督、安全竞赛、奖惩激励等方面入手 ,使劳动者有章可依,有章可循,起到安全导向的作用。第四，加强和改善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职工的安全自觉性和积极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心理素质的响应调整。形成我要安全,而不是要我安全的理念,造成人人要安全,处处讲安全的矿区群体安全文化气氛。

三、已发事故造成的心理影响的矫治

在煤矿生产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人身伤害事故,也会有不少的工作人员在事故现场,目睹事故的发生,其心理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于承受能力比较弱的员工心理影响也肯定比较严重,如果只是采取一般心理安抚或其他消除措施不能真正的消除心理压力,那么可采用一些特殊的心理疗法来进行矫治。对于那些对安全抱无所态度,患有麻痹、取巧、冒险、逞能等心理顽疾,常常故意违章作业的工作人员,要有目的地组织他们重大事故的现场或录像、图片展览,让他们耳闻目睹事故的悲惨情景及死者亲属的悲伤痛苦,从而激发他们对安全的责任感,改变他们那种心理上的弱势。但采用此法应注意适度,不能因矫枉过正而产生负面的影响,给员工增加额外的负担。对患有严重事故心理的人,适当调换工种或岗位,让其在新的安全氛围相对较好的环境中逐步进行事故心理感化。特别是对那些事故当事人,因其受的刺激太重、挫折大,采用此法能收到更好的心理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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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度癌痛吗啡安全性疗效

[bstract]im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ect of continuous subcutaneouspumping for severe cancer pain patients．Methods：Total of 57seVel"e cancer pain patients with failed to the oral opiates treating．Morphine wag continuously infused intravenously via volumetric infusion pump，Before and after the therapy we evaluated the NRS score and QOLscore of the patients．Results：During the therapy no patients had severe side effectct．All patients

pain were relieved and QOL wag improved．Conclusion：Continuous intravenouspumping is a safe and elfective method for relieving severe cancer pain ．

Key word's：cachexiavere cancer painrphinefety

中图分类号：R7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1）11-0087-03

癌性疼痛是中晚期癌症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大约有60%～90%的晚期癌症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生活质量下降[1]。我们用吗啡持续皮下泵入治疗重度疼痛57例，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本组57例癌症患者均为2009年7月～2011年7月的住院患者，均有病理诊断，其男38例，女17例，年龄36～82岁，中位年龄61岁。原发肿瘤：肺癌24例，乳腺癌15例，胃癌9例，食管癌4例，结肠癌4例，胰腺癌1例，均经过病理诊断确诊。病期：均临床分期为Ⅳ期57例。疼痛程度用VAS 0～10度划线法记录，重度疼痛57例。疼痛类型：以内脏痛及骨痛为主，其余为软组织浸润、神经痛等。疼痛治疗史：以上57例患者均有强阿片类药物口服镇痛史。所有患者在详细评估病情后，进行病情告知，要求家属签署品使用同意书，获得家属理解并书面同意。全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未合用其他镇痛治疗。

1.2 疼痛评分标准

疼痛评价采用数字疼痛强度分级法(NRS)评分系统0分表示无痛，3分以下表示轻度疼痛，4～6分表示中度疼痛，7～10分代表难重度疼痛，分别在用药前和用药后3天评价治疗前后的疼痛程度。

1.3 药物不良反应观察指标

观察所有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呼吸抑制、嗜睡、便秘、尿潴留、生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分级：经治疗后迅速完全缓解为轻度；发生可能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为重度；其他的定为中度。

1.4 生活质量评分指标(QOL)

根据我国于1990年参考国外的指标制定的草案，择其最主要的3个标准如下(序号为得分数)：食欲：①几乎不能进食；②食量＜正常1／2；③食量为正常的1／2；③食量略少；⑤食量正常。睡眠：①难入睡；②睡眠很差；③睡眠差；④睡眠略差；⑤大致正常。精神：①很差；②较差；③有影响，但时好时坏；④尚好；⑤正常，与病前相同。

1.5 方法

吗啡注射剂用微量控制泵24 h皮下持续泵注。埋置部位一般选取上臂三角肌下缘或腹壁为穿刺部位，选择留置针置于皮下位置，以透明敷料固定，以利于观察，每隔48 h更换一次留置针及穿刺位置。严格班班交接，观察穿刺点局部有无红肿、硬结及渗液，如出现以上情况则随时更换注射部位。初始剂量为60mg•d，观察1天疼痛无缓解即进行个体化剂量调整，按上次总剂量30％剂量逐渐递增，直到疼痛缓解，最高滴速不超过3～5mg•h(1)。整个治疗过程中，随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用药剂量。

2结果

2.1 不良反应

全组未发生一例严重不良反应；主要不良反应表现为嗜睡2例（3.5%），经减量后消失；便秘17例(29.82％)，恶心、呕吐11例(19.30％)，在泵内加入胃复安10毫克后均未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尿潴留10例（17.54%）。

2.2 镇痛效果

治疗前所有病例均为NRS评分8分以上的重度疼痛，治疗后所有患者疼痛均为3分以下，其中达1分以下者为54人，达总数的94.73％。

2.3 生活质量评价

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具体数据为：食欲评分：治疗前1.21，治疗后1.58；睡眠评分：治疗前1.39，治疗后4.78；精神评分：治疗前1.07，治疗后2.52。

3讨论

癌症疼痛的治疗是肿瘤治疗是肿瘤治疗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吗啡是从阿片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可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肠壁的阿片受体而产生镇痛作用，是治疗中、重度癌性疼痛的重要止痛药，但因为部分患者口服吗啡类镇痛药物无效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不能口服药物，那么吗啡泵将是一种重要的镇痛工具。吗啡皮下途径进入血液后，其中约1／100可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作用于第三脑室周围、第三脑室尾端至第四脑室头端的神经结构及导水管周围灰质产生镇痛作用。经微泵持续静脉注射给药[2]，血药浓度恒定，而且可以随时给予即时剂量以缓解突然出现的爆发痛。我们应用输液泵技术持续24 h皮下泵入盐酸吗啡注射液，根据患者的止痛效果，调整吗啡用量，最高达到每日应用吗啡180 mg，未见明显的副作用。有效率94.73%，这与国内相关研究一致[3]。说明对于常规口服吗啡类镇痛药物无效的患者全自动吗啡泵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镇痛手段。

吗啡危及生命的严重不良反应主要来自呼吸抑制，本研究中无～例发生此种情况。吗啡也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如便秘、尿潴留及恶心、呕吐等，比较常见且容易处理，并且一般都作了预防治疗，所以本研究中发生率较低。大剂量吗啡可引起性低血压及心动过缓，相对较为少见，本研究中，无1例发生。

参考文献

[1] Chemy NI.The management of cancel"pain[J].CA Cancer J Clin,2000,50: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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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培美曲塞联合顺铂；一线治疗；晚期肺腺癌；近期疗效观察；安全性

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病理类型属非小细胞癌，是近年来常见的一种肺癌，现代研究发现不仅仅是吸烟人群易诱发肺癌，不吸烟的人群更易患有肺腺癌，其发病率低于鳞癌，但是国内及全球患有肺腺癌的患者已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培美曲塞（PEM）是一种通过破坏细胞内叶酸正常代谢而抑制细胞复制抑制肿瘤生长的抗叶酸制剂，具有多靶点的特性[2]。临床上常用联合顺铂方案对肺腺癌患者进行化疗，给患者心灵和肉体都带来了消极影响和巨大的痛苦，而且还给患者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本研究使用PEM联合顺铂来一线治疗晚期肺腺癌，对比其与使用紫杉醇联合顺铂的疗效，观察其不良反应和毒性反应，取得较满意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患者共54例，均是于2012年12月～2013年10月到我院治疗者，且晚期肺腺癌诊断标准[3]，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27例，试验组中男9例，女18例，平均年龄（42±4.8）岁（37～65岁）；对照组男10例，女17例，平均年龄（41±5.8）岁（37～65岁）；其中，肝脏、骨、其他脏器转移情况分别为3例、1例、4例。

入选标准：年龄在37～65岁、男女不限、自愿接受试验治疗者；未接受过抗肿瘤治疗者；为患有传染病者。

排除标准：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年龄>65岁或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静脉注射紫杉醇注射液（170 mg/m2；3 h；北京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号20130516）、顺铂（20 mg/m2，1～3 d）；治疗组则静脉滴注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500 mg/m2；3 h；21 d为1个周期，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批号20130626），给药结束后30 min滴注顺铂（75 mg/m2，3 h；1～3 d）；两组患者均应口服地塞米松（4 mg，2次/d，给药前1 d、给药当天和给药后1 d连服3 d，天津金耀集团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1211）；化疗前连续服用等剂量的叶酸、维生素B12，以及其他常规化疗前用药；在使用顺铂前后均应参考顺铂说明书施以水化方案；两组滴注开始后应测血压、心率、呼吸（均15 min/次），注意有无过敏反应，总试验疗程都为2个周期，观察、记录试验指标和不良反应，计算和对比疗效指数。

1.3观察指标 根据RECIST标准、WHO化疗药物毒性反应进行疗效判定和毒性分级判 定[4]：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进展。总有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毒副反应的分级标准为1～4级。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软件，对计量资料用χ2检验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处理。

2结果

2.1对照组和试验组在治疗后总有效率分别为44.44%（12/27）、25.93%（7/27），经比较，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

2.2两组毒副作用比较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都出现不良反应（骨髓抑制、恶心、呕吐、肝肾功能损伤等），程度不一，但是经综合比较，对照组出现毒副作用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试验组，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3讨论

肺腺癌一直伴随和威胁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其发病原因和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治疗方法受限，一般较为常用的手段是化疗，但是化疗后常常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因而能否找到有效的化疗药物和降低化疗后毒副作用成为治疗晚期肺腺癌的关键[5]。依培美曲塞因具有多靶点的优势而被广泛关注，是一种抑制代谢类的抗癌药，能够通过阻碍叶酸合成而抑制癌细胞的增长和扩散，具有广谱抗癌作用。现代诸多研究表明[6]，培美曲塞具有明显的抗瘤活性，能够有效抑制间皮瘤、肺癌、乳腺癌等活性。

本试验以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作为对照组，对比研究了培美曲塞二钠联合顺铂治疗晚期肺腺癌的临床疗效，研究结果表明治疗两周期后，试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试验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且治疗期间，试验组毒副作用严重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培美曲塞二钠联合顺铂治疗方案安全性高，可靠。

综上所述，将培美曲塞二钠联合顺铂应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肺腺癌，取得了很好的近期治疗效果，血液学毒性低，并且不良反应相对程度低，具有安全性和耐受性，所以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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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新生儿肺炎；抗生素；肠道菌群

[中图分类号] R722.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11-0059-03

新生儿肺炎是儿科常见病种之一，起病急、病情重、病死率高，据报道，全球每年约有两百万新生儿死于肺炎。其主要治疗方法包括呼吸道管理、供氧、控制感染、积极治疗各种并发症等。其中，控制感染在治疗中尤为重要。因此，合理使用抗生素对于控制新生儿肺炎的症状、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分析不同抗生素治疗后新生儿肺炎的疗效、不良反应及其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旨在为新生儿肺炎抗生素的合理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新儿科2011年1月～2012年12月收治住院的新生儿肺炎患儿128例，其中男75例，女53例。所有患儿均为足月产（孕周38～42周），无并发症及合并症。所有患儿均符合金汉珍等主编的《实用新生儿学》新生儿肺炎的诊断标准[1]，均经X线胸片确诊。128例患儿根据抗生素使用情况分为哌拉西林舒巴坦组（单药1组）、头孢哌酮舒巴坦组（单药2组）、哌拉西林舒巴坦+阿奇霉素组（联合1组）、头孢哌酮舒巴坦+阿奇霉素组（联合2组）。所有抗生素均为静脉点滴。

1.2治疗方法

所有患儿均在常规吸氧、纠正酸碱失衡、止咳化痰[2]及全身支持治疗等常规对症治疗基础上给予抗生素治疗。

1.3 观察指标

1.3.1 疗效评价 密切观察患儿的体温、心率、呼吸、发绀、吸气凹陷征、音及血气分析、血常规、X线检查等主要临床表现，以观察项目全部正常的时间作为肺炎病程终止时间。显效：体温恢复正常，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消失，肺部音消失，X线胸片阴影吸收；有效：临床症状缓解，低氧症状改善，肺部音减少，X线胸片吸收好转；无效：上述症状、体征及X线胸片无改善或死亡。分别比较四组抗生素治疗后的治愈率。

1.3.2 各组肠道菌群的比较 分别于患儿使用抗生素治疗第3天、第7天取患儿大便，进行肠道菌群培养（cfu/g大便），观察各组对益生菌群的影响，以了解抗生素对肠道菌群影响情况及规律。并与30例正常新生儿进行比较。正常新生儿与患儿组在日龄、性别构成、喂养方式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1.3.3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记录各组在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差齐采用LSD法，方差不齐采用Dunnett T3检验。时间-效应分析采用KaPlan-Meier（K-M）法。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各组患儿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均为发热38℃以上，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病变区叩诊呈浊音，可听到湿性罗音。少数患者有咯血和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各组在性别、分娩方式、喂养方式、发病日龄等一般资料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疗效评价

各组经积极抗感染及支持对症治疗后，各组均无死亡患儿，各患儿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均明显好转，体温恢复正常，咳嗽咳痰基本消失，肺部无明显音，经复查胸部X线显示肺部炎症明显好转，各组的治愈率比较，联合组较单药组治愈率均较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219，P > 0.05）。见表2。

应用KaPlan-Meier（K-M）法对四个观察组的时间效应分析，各组的治愈时间的中位数分别为5.6 d、5.3 d、5.1 d、5.0 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58，P > 0.05）。见表3。

2.3 各组抗生素使用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使用抗生素3 d时，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间在双歧杆菌、拟杆菌、真杆菌、肠球菌、乳酸杆菌菌群数均数之间均具有统计学差异（F = 23.296，P < 0.01；F = 27.312，P < 0.01；F = 23.526，P < 0.01；F = 31.357，P < 0.01；F = 23.137，P < 0.01）。各组间比较，单药2组、联合1组、联合2组双歧杆菌、拟杆菌、真杆菌、肠球菌、乳酸杆菌等5种益生菌数均低于对照组（P < 0.01）。单药1组仅双歧杆菌、拟杆菌、真杆菌、肠球菌低于对照组（P < 0.05），乳酸杆菌无显著性差异（P > 0.05）。使用抗生素7 d时，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间在双歧杆菌、拟杆菌、真杆菌、肠球菌、乳酸杆菌菌群数均数之间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 21.371，P < 0.01；F = 24.239，P < 0.01；F = 21.632，P < 0.01；F = 25.917，P < 0.01；F = 17.358，P < 0.01）。各组间比较，4个观察组5种益生菌数均低于使用抗生素3 d时的数量（P < 0.05），且5种益生菌在抗生素使用3 d、7 d时，在单药1组、单药2组、联合1组、联合2组间逐渐降低（P < 0.05）。各组间在抗生素使用3 d、7 d 时肠杆菌菌群均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 24.319，P < 0.01；F = 21.936，P < 0.01），而4个观察组在抗生素使用3 d、7 d 时的肠杆菌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4、5。

而在5种益生菌中，4个观察组均以双歧杆菌数下降最多，且以联合1组、联合2组下降最为明显，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 < 0.05），然而与单药1组、单药2组比较，双歧杆菌虽亦有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4 不良反应

单药1组、单药2组分别有2例、1例患儿出现稀便，联合1组、联合2组分别有3例、5例患儿出现呕吐、稀便等消化道症状，待肺炎治愈停药后均消失，无其他严重不良反应。

3 讨论

新生儿肺炎是指在生后28 d内由于多种原因而导致的肺部炎症，从病因上主要分为吸入性肺炎和感染性肺炎，治疗上主要为对症支持治疗及预防、控制感染。抗生素疗法作为新生儿肺炎的最基本治疗方法[3]，世界卫生组织推荐4种治疗小儿肺炎的一线抗生素：即青霉素、氨苄青霉素、羟氨苄青霉素和复方新诺明，但复方新诺明不能用于新生儿[4]。然而，目前临床上存在着仅凭经验处方、随意联合用药、滥用高效广谱抗生素等抗生素滥用、乱用现象。然而，对于新生儿，盲目使用广谱、高效抗生素对患儿再发感染的治疗以及预防难治性感染极其不利，且是引起细菌耐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加强抗生素的合理应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组的治愈率及时间效应分析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提示单一抗生素的抗菌疗效与联用抗生素无显著差异。

而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除治疗作用外，常可发生无明显器质性损伤的隐性不良反应，而对肠道微生态平衡的损坏是临床常见问题[5]。当抗生素在发挥抗致病菌的同时，对人体内的益生菌同样造成影响。当肠道益生菌受抑制而减少，腐败菌代偿性增加时，肠道微生态的平衡就受到了影响。而这个平衡一旦被破坏，常导致二重感染及腹泻等不良后果的发生[6]。因此，新生儿肺炎的抗生素治疗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使用抗生素的3 d还是7 d，四个使用抗生素组的肠杆菌数均高对照组，这说明抗生素可对肠道微生态造成一定影响，且在使用抗生素7 d时的5种益生菌数均低于使用抗生素3 d的数量，这说明使用抗生素时间越长，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越大。肠道益生菌受抗生素的影响而减少，以肠杆菌为代表的腐败菌出现代偿性增加。进一步观察对各菌种的影响力，四组抗生素组均以对双歧杆菌的影响最大，原因可能还与抗生素可对其形态产生影响，导致双歧杆菌生理功能的发挥，同时又因双歧杆菌是人体肠道菌群中数量最多、种类最多的一种肠道菌群，因此，主要表现为双歧杆菌受抑制最为明显。而一旦造成肠道菌群的失衡，单纯抗生素治疗往往无效，而需加用微生态调节剂才能有效[7]。

因此，临床上针对新生儿肺炎的治疗，在考虑到抗生素对病原茵作用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抗生素对肠道微生态的不同影响，减少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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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ESD；外科手术；消化道早癌；癌前病变

[中图分类号] R7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06（a）-0047-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SD and traditional surgical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and the early precancerous lesions， safe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5 in our hospital early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60 patients， randomly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of 30 cases， the study group adopted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traditional surgery， hospitalization costs observed two groups of patients， operative time， length of stay and complications and other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There were operative time， length of stay and cost of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bleeding， esophageal reflux，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ESD； Surgery； Early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re-cancerous lesions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是由内镜治疗技术发展而来的，为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内镜治疗消化道早癌一被广泛应用于韩国和日本等国[1]。ESD与传统手术相比，具有恢复快、创伤小、费用低、并发症少等特点，可以达到与外科手术相同的疗效。但是，由于ESD与传统手术在国内外报道不多。为此，方便选取2014年10月―2015年10月该院收治的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患者60例经外科手术与ESD治疗，旨在探求两种方法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费用的差异，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取2014年10月―2015年10月该院住院部收治的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60例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2010年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2]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标准。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其中研究组30例，男15例，女15例，年龄38～68岁，平均年龄（53.6±6.8）岁；对照组30例，男16例，女14例，年龄37～66岁，所有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平均年龄（52.6±6.5）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及病灶数目及大小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外科手术法对病变处切除。于术后半年、1年、2年、3年进行随访，根据患者情况复查内镜、CT、超声及血清肿瘤性标志物。

研究组采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通过内镜下寻找到病变处，并对黏膜表面上染色（卢戈液），染色后病变处边界较清晰，用氩气刀或针式切开刀在离病变点0.3～0.5 cm处环绕标记，给予足够量的黏膜并注射，抬起病变处。而后距离标记点0.4 cm处用IT刀及针刀环形切黏膜到黏膜下层，用IT刀将黏膜剥离，收回病变黏膜，采用石蜡切片，染色后显微镜下观察，手术中出血时采用电凝血钳于内镜下，当病变点切除时，使用氩离子固化可能发生出血的部位，与术后半年、1年、2年、3年进行随访，根据患者情况复查内镜、CT、超声及血清肿瘤性标志物。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及手术时间，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主要有食管反流、感染及迟发性出血，对比两组患者的病变点切除率。

1.4 疗效指标

病理组织学疗效判定[3]：完全切除：基底部与切缘无癌组织残留，相对的非完全切除：基底部与切缘组织学阳性或不明，需定期随访或者手术，绝对的非完全切除：基底部与切缘组织学查看时具有癌组织留存，需手术治疗。

1.5 统计方法

选择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用t检验，而计数资料[n（%）]的比较则应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的比较

分析：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的病变完全处切除率比较分析

研究组患者的病变处完全切除率为86.67%（26/30），对照组患者的病变处完全切除率为93.33%（28/30），两组患者病变处完全切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分析

两组患者的出血、食管反流、感染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癌前病变主要是指任其发展可能会造成癌变的一类病变，常见的有黏膜白斑，子宫颈糜烂，良性肿瘤，交界痣，多发性腺瘤肉等[4]。患者通常把癌前病变看的非常严重，其实癌前病变不等于癌症；并且大多数的癌前病变通过控制治疗不会演变成癌症。传统外科手术在治疗早癌及癌前病变具有一定的效果。患者的病变处完全切除率较高，为95%。但是仍有学者指出，由于手术造成创面较大、出血多且手术时间较长等原因，影响患者手术后恢复状况以及预后效果[5]。同时，手术费用较高，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较大的精神负担及经济负担，该研究显示，传统外科手术患者的手术时间长达（203.66±62.5）min，治疗总花费为（57 982±28 654）元。并且传统手术后患者的出血率高达20%，患者预后效果较差，对患者的而术后康复不利。大量研究显示，采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效果明显[6]。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指的是内镜黏膜下进行注射，利用电刀将固有肌层与病变黏膜层剥离的微创术[7]。近年来，在我国ESD有着较快的发展，使其成为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不仅能够切除掉大的病变点，还能获得较为完整肿瘤组织信息[8]。ESD为新型的微创手术，相比传统外科手术，其在降低手术费用、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手术造成的较大创伤等存在在绝对优势。有研究显示[9]，ESD依据病变的位置、形状、大小及组织类型能够保证肿瘤彻底清除下，又能最大限度的保留正常组织的功能，从而降低创面给患者带来的伤痛。数据显示，ESD治疗后患者的手术时间（85.4±36.9）min，治疗总花费（14 526±8 692）元，效果明显。此外，ESD术后病变处完全切除率86.67%，传统手术完全切除率93.33%，效果相当。

综上所述，内镜粘膜下剥离术较传统手术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安全有效，一定程度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具有创伤小、康复快，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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