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教育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传统教育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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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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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教育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与成因以及本文的主要思路。

 

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突出专业性和技术性教育的过程中，过多地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而且削弱了学校育人的本来功能，忽视了哲学世界观教育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形成了伦理道德观的断层，忽视了学生自身品德和文化特色的培养，导致了社会公德和责任感的缺乏。

 

十报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和要求。结合当今高职教育尤其人文教育的现状，通过对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以及对于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意义的研究和探讨，将传统“道”与“术”文化以及传统儒家文化融入目前的高职教育中，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起到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作用，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高职教育领域的建设。

 

2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与高职教育结合的理论研究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典文献后发现，“道”与“术”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范畴，“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优秀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是控制着万物一切的生化运作的规律，“术”是指“方术”、“术数”、“技术”。道术关系研究表明， “道”是从哲学到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境界，是万物运行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术”是指天道付诸人类社会的现实形态，它以“道”为行为准则和最高目标。具体内容包括修养、治学、生产生活实践等。人类要想真正有美好的生活，唯有修德于天下。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认为：“道”，就是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人格修养，“术”，就是指实践技能和工具理性。而传统教育之“道”包含了“道德义礼”(道)和“知识技能”(术)的双重教育，针对当前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提出高职教育应当“首先是重道，同时重视必要的术”。

 

3 道术并重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构想

 

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认为有“道”有“术”，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才。现代教育应当“道术兼容并重”“教书育人”“学问道德”应该双管齐下，做到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观的统一兼顾。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其一、轻视文化素质和精神发展的教学与培养。其二、普遍存在重专业轻素质的问题。其三、高职院校学生存在道德缺失、责任感缺失的现象。其四、对于提高素质教育的认识不足。因此，高职院校教育以道术并重实践为导向促进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教育非常必要。本文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包含了传统教育之“道”包含了“道德义礼”(道)和“知识技能”(术)的双重教育，因此，通过“道术并重”的教育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才素质，也对就业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4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适切性

 

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包括：(1)“仁爱”与“诚信”的思想。(2)诚信思想。(3)“天人合一”思想。(4)“中庸”思想。(5)“自强不息”思想。当前高校偏重科技素质培养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主干，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忽视的历史依托与优良的文化资源。其中，“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石，其对当代的职业教育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在继承中创新，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成为高职教育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儒家文化与现代高职教育结合具有非常显著的适切性。

 

5 道术文化和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实践智慧

 

本文通过调查、访谈，对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东莞联合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千江集团三家高职院校与校企联合单位开展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发展企业文化的情况进行了综合性分析研究。重点研究了开展“道”“术”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较为成功的的做法与经验，并对如何将其植入高职教育、拓展校企联合手段以及在高职院校如何开展人文教育和倡导道德实践进行了分析与探索，以期能够为开拓当代高职教育的新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5.1 东莞联合技工学校人文教育实践成果及经验

 

该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积极推进国学教育、德行教育、职业素养教育，铸就师生爱国、爱校、尊师、感恩、礼貌、忠诚、守信、爱心、行善等良好的德行，以此让学员学会正确做人处事的态度、方法，全方位培养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综合素养。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内容包括开展培训讲座，增强学员学习传统文化的信心和认识、组织学生读《弟子规》、《孝经》等，讲授《弟子规》等内容、为学生开展封闭式传统文化基础入门专项培训，包括孝道教育、悌道与五轮伦之道、经典熏修与德行涵养、礼仪、勤俭节约、感恩、励志、责任心、价值取向教育等，促进了个人素质综合素养的提升，达到了以德治校的效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适合社会、企业需求的新时代人才。

 

5.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传统道术学说和儒家文化导入实践

 

该学院以道术学说为依据制定职业教育的目标，参考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三项标准，培养具备深厚的道德品质、高超的理论思想和卓越的劳动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完成《我国一流高职院校发展路径研究》项目，重点进行了构建基于职业能力发展的高职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探索，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智体美”与孔子的“学而时习”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在“人文素质课程”一栏中列入人文课程80讲，包括了道术学说及儒家学说讲座。根据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理念，提出职业素养的三大要素，即“职业信念”、“职业知识技能”“职业行为习惯”，并开展了多渠道、立体化、渗入式的职业素养培育工作，包括设置培养学生素质的相应课程、以提高学员素养为主旨建设高职校园文化活动，提高了高职院校学员的自身素质。

 

5.3 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及校企合作职业教育的实践与体会

 

广东千江集团以儒家文化为主进行了与高职院校"校企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创建了“千江论语”特色企业文化，从孔子思想中寻找到企业价值的根基，从《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求现代企业管理智慧的实践，通过标语符号、员工培训、会议宣讲、编辑书籍和唱片、公益演出以及传统的周礼仪式等多种方式，向高职院校实习学员传播“千江论语”的传统特色儒家文化。其中“唱孔子”是“千江论语”独具特色的传播方式，出版了《有朋自远方来》、《三人行》和《铿锵论语》书籍以及唱孔子乐教系列有声教材，通过配套教材书籍和CD唱片学习论语，促进了校企结合培养人才的实践。

 

6 结语

 

(1)我国高职教育应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术”兼顾的职业教育理念，将人文素质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在崇尚科学精神的同时，实现道术并重的高职教育发展。(2)当前的高职教育应该更新教育观念，逐步加强学员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用儒家人文思想精华丰富素质教育内容，提高学生素质，改变重科学、轻人文的现状。(3)高职院校应当用儒家人文精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使其作为提高综合素质教育的载体，实现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紧密结合，培养全面发展、做事与做人高度统一的高素质人才。(4)高职教育必须加强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以企业文化建设为依托，联合企业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传承儒家人文思想，开展儒家经典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实践活动，为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职业人才开辟新的路径。

 

综合上述，本文针对我国高职院校在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了从中国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文化中汲取其人文思想的精华，并在理论上寻求出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适切性，探索当前我国高职教育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并以开展传统教育较为成功的高职院校、校企结合企业的经验为目标进行了调研和探讨，为传统文化人文思想应用于高职教育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对于探索一条适合于当代高职教育发展的途径有较好的理论和实际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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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大长今》曾经热播过好一阵子，你也会“呜啦啦”地哼几句主题歌吧？今天我们来冷静地审视一下这部电视剧，看看它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下面是两篇颇有见地的影视评论，相信你能读懂。今后你对影视作品有什么感触，何不也记录在读书笔记里，当作你珍贵的收获呢？

韩剧《大长今》热播后，原先那些追捧“超级女声”的都市时尚男女们，居然也毫不犹豫地开始吃韩菜、穿韩服、唱《大长今》主题曲……这实在有点让人惊奇：前卫时尚的年轻人，也会为长今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倾倒吗？

通过许多媒体的采访报道，从学者和众多“长今迷”口中我们得知，都市时尚男女追捧“长今精神”并非像有些长者们揣测的那样，仅仅是“哈韩族”的幼稚，而是剧中贯穿始终的推己及人、与人为善的传统东方美德，求仁求知的儒家精神打动了众多“长今迷”。白领精英们也联想到办公室政治的险恶，希望生活里多一些长今的博爱和韧性――有人这么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在逐渐失落，《大长今》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说明，当今社会里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还是普遍认同的。

但是，我们原来也一直在倡导传统的东方美德、儒家精神，为什么就没什么效果呢？一个时期以来，传统道德、传统哲学、传统教育常常被人们在潜意识里等同于陈旧的说教，似乎与市场经济、信息社会格格不入。当下的高科技数字化时代是竞争时代，PK无处不在，速度决定一切，谁动不动就搬出“老古董”诵读“仁者爱人”，一定被认为是迂腐和落伍。

然而被我们冷落的，恰恰却是被韩国甚至美国人所热捧的。比如在反思“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洪灾时，波士顿大学的美国学者谢尔顿认为美国人一直轻视自然，他提出：“下一次暴风雨袭击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时，我们希望能从大禹治水的方法中，了解到要按自然法则办事。”

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国人反思吗？

从免费开办国学馆，让少年儿童身着唐装，诵读经典，到近年来一些大学开办国学试验班、国学研究院，各种形式的活动可谓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当有媒体记者问到“希望孩子在国学馆中学到什么”时，家长们的回答却是“希望提高智力”“激发孩子学习兴趣”。相当一部分家长对于“国学馆”的要求竟与“少儿英语剑桥班”“钢琴班”的要求并无差别，让试图“保存文脉”的老先生们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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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学 意识形态化 建设 启示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总是存在着多种政治思想，必然有一种政治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作用。从历史来看，一种就是掌握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另一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某个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儒学属于前一种，始终贯穿于中华文化脉络之中。自汉朝正式确立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尽管出现了时兴时废的现象，但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它始终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一直到近代。这个过程离不开儒家学者们的努力，离不开统治当权者对儒学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极力推崇以及积极建设。

一、儒学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演进过程

孔子较早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提出应以发展经济为先，发扬德治礼教优势。在孔子看来，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使民以时，轻征薄敛”；其次要加强德治礼教，“不学礼，无以立”。在他看来，德治礼教优于政令、刑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有密切的联系，应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灌输给人民，可以起到施加政治影响的作用；最后，他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以“礼”和“仁”为核心内容，教育人们学“礼”。这一系列的灌输礼乐的思想，其中有不乏积极的方面，但也有一些消极的思想，如教育分等级等。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包含了礼乐、名分、宗法、井田、孝悌仁义等思想，经孟子的阐扬、理论化，再经荀子对儒、道、法各派思想的整合与超越，奠定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基础。

孟子提出“制产”、“恒产”、“保民”、“教民”、“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之三宝，关键还在于能否得民。他认为，应“省刑罚”，为民“制产”，使民有“恒产”。正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说明人民有“恒产”的重要性。他还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因而要尽力“保民”、“教民”。

荀子提出“教诲”以“调一”以及尊师重“礼”思想。他发展了孔子的“礼”，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具有统一思想行为的作用，使兵强城固，国富民强。《荀子.强国》载：“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犯）也”，可见，教育对个人而言“至乎礼而止”，“化性起伪”。荀子认为师是礼法的化身，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哀，必贱师而轻傅”，他时常君师并提，足见其非常尊师。

董仲舒的“变民风，化民俗”思想。他从抬高君权的角度，认为教育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权力，他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正如他所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可见，董仲舒认为学校是王者实施“德教”的主要阵地，目的在于育才、“变民风”、“化民俗”，甚至认为教化比刑罚来得有效。

韩愈强调教师应有“师道”，信守“道”，传其“道”。他认为，“学所以为道”，即“古道”，儒家仁义之道，也就是“先王之教”。朱熹承袭儒家思想观点，主张封建伦理之教。他认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他还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性”之说，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等同起来，用理学对儒家传统教育观点作了新的解释。他影响最大的《四书集注》，在元、明、清各代均被列为官学的必读教科书。

思想统一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之一。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提出：“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末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庸之者也”，这句话表明，教育是为了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为了“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他认为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子。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还认为，整个社会应以伦纪纲常为教，在上者身体力行，民自可化于上而不自知，即教之之源。

二、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发展历程

西周“以乡三物教万民”。从夏朝开始发展到极盛的西周，在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奴隶主统治阶级始终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文化教育以尊礼为特点，实行“诗书礼乐以造士”；内容上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周礼》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形式上以学校教育、祭祀、军事、乐舞为载体，培养统治阶级的治术人材。西周统治者相当重视“礼”教，出现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现象。实质上，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意识形态教育。

汉朝推崇“独尊儒术”以育才化民。汉初统治者基本上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到汉武帝当政期间，他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重新肯定了教育在育才和化民方面的作用，以儒家经典理论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进行教化，并培养和选拔儒学人才。他还“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整理古籍，厘订文字”等。实际上，他把教育作为“大一统”的工具。

唐朝以崇儒为主，以佛教和道教为辅。到唐朝初期，封建统治者吸取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笼络人心、缓和矛盾的改良政策，如废除一些隋代的苛禁，减轻一些赋税徭役等。唐高祖初定天下，即“颁好儒臣”，设立儒学，诏立周公孔子庙。唐太宗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体会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更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常与他们讲论经义，商讨政事。还曾经命人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他给太子作的《帝范》十二篇，基本上是儒家的帝王术。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儒学，统治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后诸帝大体上也祟尚儒术。唐朝意识形态建设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是表“礼”内“法”，具体体现在“唐律”和“唐礼”之中，“唐律”将“唐礼”法典化，“唐礼”体现儒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纵观唐朝在教学、科举考试方面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贯彻“三纲五常”，培养和选拔儒术人才。

宋朝尊孔崇儒。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重用儒臣，特别提倡科举，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儒学的地位。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并规定“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宋真宗以后，儒术更是得到了大力提倡。他曾加溢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亲自撰写《文宣王赞》称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又著《祟儒术论》，还命人校订《周礼》，编注九经“义疏”，大量印行，并赐给州县学校，作为官方指定教材。宋仁宗大力倡行教育，培养选拔通晓经术的官吏，并下诏州县皆立学校，自此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在全国兴起，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传授孔孟典籍，对维护宋王朝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到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宋朝积极倡导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为“理学”――宋明“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元、明、清时期依然是坚持尊孔崇儒。理学亦称道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而推衍发展于元明，终结于清代。理学在元代成为了统治者“治国安民”之道，当时在学校增读朱熹的“四书”，使之与“五经”平列。科举考试必须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在以后的明清依然照搬历史传统教育。明朝建国后，吸收前朝经验，把儒学意识形态建设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主要体现在：战略上祟儒纳士，创行八股取士，施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在思想领域极力推祟程朱理学，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对思想领域的不同学派加以排斥和压制。明成祖曾敕命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将其颂行于天下，作为铁定的教本。在文教方面实行过许多强烈控制思想的措施，学校和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缜密。可见，明朝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中，各项政策均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清朝建立后，实行儒术统制思想的政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立国之初制定了“兴文教，荣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三、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均深深烙上了儒学的印记，一方面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又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建设脱离了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应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为民创造财富，使民安居乐业；其二，尊师重教，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增强教师意识形态信仰；其三，应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四，主动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实施意识形态教育；其五，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其六，不断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方法，使之生活化、具体化；其七，坚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注释：

赵吉惠.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10

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43，78，77，80，113，142-175，348

转引自罗传奇.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66，67，68

转引自胡金平.中外教育史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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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思想 大学生 人格 影响

一、大学生人格形成的特点

所谓人格,是指个体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影响个人外显行为和内心状态的个性倾向和心理特征,是以个性品质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主导的,涉及一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落,又作为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其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伴随着生理的逐渐成熟,产生了“独立感”和“成人感”,渴望摆脱成人的控制,迫切要求独立自主,喜欢自我表现和发表自己的看法;随着这种成人感的产生,一方面更加自觉地希望参加成人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成年人对待,让自己享有成人同样的权利;需要人们的理解,给予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信任,更多的理解。其二,大学生有强烈的自尊心,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认可自己;希望得到同伴的认同和悦纳,获得长辈的赏识和表扬。到了青年初期,大学生对自己的人格品质有了新的认识,自我评价能力有了较大发展。此时,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自我评价系统渐趋稳定,因而作为比较稳固的心理特点的自尊心就比较巩固地形成了。其三,大学生开始关注“自我”,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心世界,逐步从行动的动机、道德品质和人格特征等方面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和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大学生更多地运用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来衡量和评判许多社会现象,开始关注人生、思考人生、投身人生,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了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学会了与谋生有关的本领,发展和养成了独立性、创造性和自我同一性,其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一关键时期得以形成。

二、中国传统思想对大学生人格形成的影响

1.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

纵观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发展大势,不难看出,儒家经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干和价值本原,这乃是中国传统思想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起来的最基本特点。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精髓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即仁、义、礼、智、信,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2.中国传统思想对大学生人格形成的积极影响

(1)促进大学生独立意识的发展,追求完美的人生价值。大学生年龄一般处在18-25岁,其人格走向成熟、趋向定型的关键阶段,大学生的独立意性越来越强,人生价值取向趋于理性,在生活和交往中渴望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人格的尊重。然而,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倡导人们自觉地认识人生并努力地践行人生。孔、孟及其后继的儒学诸子始终关怀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一个理想的人生一直是他们关心人类社会时首先要极力关心的问题。儒学的人生修养理论基于道德的完美追求,它所展示的人生境界、人生价值、理想人格以及修身要旨皆在在不提供了创造壮美人生的有益启示。因此,在大学中开展传统思想教育,不仅能使当代大学生了解掌握其精髓,从中学到知识,也能激发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其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追求其人生价值和境界的同时,启发其独立解决和思考问题能力,必将促进大学生的独立意识的发展,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促进大学生道德意识的健全,追求理想的人格境界。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的宝库中,有许多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继承的有价值的精神文化成果和需弘扬的传统美德。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风貌和精神特征,体现着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力和内聚力。其基本精神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以德为本、修身律己、公忠爱国、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仁爱精神等。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只有通过对传统思想的承袭并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掌握了诸如做人要爱国、守法、诚信、知耻、遵守公德、讲良心,有正义感,有责任感,要知恩图报,要尊敬他人,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通过个人的体验,内化到了灵魂中,成为个人的内心信念的一部分之后,具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观念;建立当今大学生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最终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

3.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大学生人格形成的关系

当今社会形势瞬息万变,知识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大学生的思想也时时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信息的冲击,由于每个学生的知识构成、心理承受程度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其人格形成过程中必然出现不同的人格趋向,对中国传统思想理解和认知必然出现差异;同时,中国传统思想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限制,有其自身的不足,同时,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派别不同,观点各异,他们对人生目标、意义、价值的理解、对人格理想模式的设计也各不相同,但重视审美人格的修养,建构是相同的。我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教育中,必须辩证地看待和选择,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当今,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正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为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

三、结语

我们要立足时代精神,充分利用我们的传统资源,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构建健全完美的人格,这样的大学生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才能真正担当起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2).

[2]何文超.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

篇6

蒙学不止蒙特梭利

在近日厦门oY书院举行的首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德胜教授与记者分享了他近来的遭遇。多年致力于儿童教育研究的他，一见到年轻父母就忍不住上前询问孩子是否开始“蒙学”教育，而对方往往一听到“蒙学”二字就激动起来，不问青红皂白便道：

“是蒙特梭利吧？你们那里办蒙特梭利早教班么？多少钱一个月？”

由意大利幼儿教育专家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0ntessori）创始的教育法，这些年来在大陆大行其道。无数早教中心、私立幼儿园以“蒙氏”为名，收取高昂的教育费用；市面上卖得最火的育儿书籍――比如孙瑞雪的《爱和自由》――无不“蒙”首是瞻。

“说到底，蒙特梭利只是古今中外诸多幼教专家中的一位，她的教育法纵然有再多可取之处，也绝非世界上唯一的育儿之道，也很难说就是最好的。”王德胜向记者感叹，

“尤其令人叹息的是，中国的年轻父母对一个意大利人如此奉若神灵，却对自己国家传统的蒙学教育知之甚少。”

事实是，中华民族不但是全世界最注重儿童教育的民族，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蒙学的理论探讨。《易经》中的第四个卦便是“蒙卦”。蒙卦由上“艮”（山）下“坎”（水）构成，说的是“见险知止”，见到危险，而能知其所止，这是启蒙、教养的起点。在蒙卦的“象传”中又说“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这是从卦象上取其象征之义：水经由山峦，逐层渗入、蕴蓄、过滤、拣择，最后出来的是“源泉滚滚”“沛然莫之能御”的清澈之泉。获此刚健力量，君子便能果敢行动，长育其德。可见，中国传统的蒙学观，从一开始便立意不凡，正所谓“蒙以养正，圣功也”。

而即使从现代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看，中国传统蒙学也有立足之处。

首先，它有整套堪称一字千金的经典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弟子规》。以《三字经》为例，开首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迂；教之道，贵以专”，简易明白、透彻真切。先做“性、习”之分，进而谈论到“教养”的重要，并指出教养之道则贵在专精。之后举具体的事例以明之，让孩子们参与到宽广的文化生活世界，并溯及古往今来，天下兴亡，无所不载。就这样在“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的教养历程里，孩子的生命不再只是孤零零的个体生命，而是上有日月天星，下有大地山川，遍东西南北，历春夏秋冬，这样天长地久、高明配天、博厚如地的生命。

传统蒙学还有其特别而有效的教学方法。陆桴亭在论述《小学》时说过：“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十五岁后，知识既开，物欲既梁，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岁前，使之熟读。”儿童启蒙，养其端正，先是不求文义理解的记诵，进而对于文义的逐层讲习，这样发蒙开讲的过程，大体是华人文化教养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真切实况。

既有如此干锤百炼的传统蒙学教育，又何以出现蒙特梭利一统天下的局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专家告诉记者，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中国近现代出现的文化断层。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父母固然知道要好好教育子女，却对祖先珍贵的教育理念浑然不知，一方面心急似火，一方面无所适从，便很容易慌不择路；其二，是蒙特梭利教学法适合商业包装、市场推广、流水线生产，而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则很难“产业化”。一个没有任何教育背景的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就可以成为某“蒙氏”早教中心的老师；而要培养一个合格的“私塾先生”――既有国学素养又有人格品质一则难上加难。

来自台湾的蒙教经验

在传统蒙学的当代践行方面，台湾的教育者走在前列。在本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上，有不少嘉宾是来自台湾的蒙学专家。他们告诉记者，台湾政治上如火如荼的“去中国化”，并没有实际波及到儿童启蒙教育领域。文化经典决不应因政治的差异而有所别；相反，经典正是人们调节一切纷争的根源，缔造一切新生的可能。

台中师范学院的王财贵教授，是全球华人“儿童读经教育”的首倡者、实践者和推广者。王教授认为，所谓教育，其实就是在恰当的时间、用恰当的方法、去教恰当的内容，使一个生命得到恰当的成长。而一个人在13岁之前首要的教育任务，是将右脑全面充分地开发，不管懂不懂，先将最重要的东西――比如最优秀的经典，最动人的音乐，最美丽的景色――灌输到肚子里。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强调的“背功”，在今天看上去虽然显得呆板、残酷、不科学，其实正切准了幼儿的学习特点。

“小的时候，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个时候背进去的东西，一辈子也不会忘！你不信？小九九，你多年不背了吧，难道会忘了？你最小的时候背的诗，

‘床前明月光’，

‘白日依山尽’，是不是现在仍然一下子就脱口而出？”王财贵对记者说，

“在记忆的黄金时期不逼着他多学多背，而让他放任自流，美其名日‘自由发展’，这才是不负责任！”经过几十年的践行，王财贵将自己的蒙学主张归纳为简简单单的六字箴言：小朋友，跟我念。

王财贵的好友、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教授则指出，国学有高端之说，但不能只在云端，而必须落实、生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给小孩子教授国学经典，最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汉语本身的一种生命气息。有的时候，必须对传统的思想做出当代的演绎。比如，

“智、仁、勇”三德，如伺解释，如何教诲？你当然可以把它们解释为“智慧、仁德、勇敢”，但是这不够动人。林安梧在给小朋友讲解的时候会说：“智”是“清明的脑袋”，“仁”是“柔软的心肠”，“勇”是“坚定的意志”。如此一来，古老的道义，便有了和现代与生活的贴近。

传统蒙学的效果

可以肯定的是，接受传统经典教育的小孩儿，在日常行为规范上确实有令人惊喜的表现。

厦门的西林幼儿园践行国学传统教育，其园长宋远辉非常骄傲地告诉记者，他们幼儿园毕业的小孩子，在品行上明显优于同龄儿童。比如，他们会在公共场合主动给老爷爷、老奶奶让座，因为他们知道《弟子规》上的教训“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然而这只是短期的、浅显的、表面的效果。在传统蒙学推广者的期许中，经典应该从幼儿的读诵开始，渐渐汇成一个智慧的源泉，最终，澎湃成一个健动不息、源泉滚滚、生化活化的世界。一个人从童年起，便亲近经典，时时与它相处，和它成为知心的朋友，最终，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一个永厘的支柱。

然而，今天的中华儿童，已不是私塾中苦读四书的懵懂小儿，今天的中国，也早就不是三纲五常的社会。以传统经典来教育儿童，很容易触及父母的担忧和困惑：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把孩子培养得“温良恭俭让”，对他真的有帮助么？在这个以资本商业法则运行的世界中，以人伦纲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真有它的运行空间么？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下，如果只学传统经典，不接触现代西方教育，那无疑是痴人说梦；而如果让孩子既学孔子，又学蒙特梭利，既遵行“首孝悌，次谨信”，又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小孩子又会如何理解，如何分辨，如何在纷繁甚至互相矛盾的价值观中，做出所谓“正确”的选择？

这些问题继续追问下去，会变得非常尖刻，那就是，重拾儒家传统，对中国的明天真的有好处么？别忘了，也就在百年之前，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激烈地反传统，如此偏执地“打倒孔家店”。也正因为当初的变法，当初的五四，中国迈上了崇尚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李泽厚先生就曾表示，要警惕儒家学说的卷土重来，因为儒家教义很容易培养出专制体系最需要的奴性道德。

在北师大教授王德胜看来，这些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最终其实都落到一个大问题，一个目前没有人能给出完善答案的问题：我们的民族，究竟向哪里发展？是按照张之洞老先生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按照严复先生说的“西学体用”？或是有人说的“全盘西化”？又或者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中国曾经学苏联，而后又效仿欧美，也许我们倒应该学学日本的“和魂洋才”――既实现经济和政治的西方化和现代化，又保持住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伦理道德。

而台湾高雄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郑卜五教授则给出一个更为祥和的解释。他表示，现在所谓的读经，读的当然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那些被公认为“国之瑰宝”的文化典籍，比如《论语》、《老子》、唐诗、宋词。经常读这些“经”的人，久而久之，会养成一种“贵气”。所谓富贵，富和贵其实不尽相同。富有的时候是突然而来的，比如买彩票中了大奖，一下子就富了；而贵气的培养就不容易。它要靠熏陶、靠积淀、靠时间的累积、靠智慧的学识。

郑卜五向记者举了一个“贵气”的例子。有一次他在台湾大学的椰林大道散步，前面有三个女孩子，两个女孩在问其中一个女孩儿，你到底是喜欢那个老张还是老王，又或者是那个老钱，被逼问的女孩子突然跑到一边，绕着一棵椰子树转了三个圈，很显然，她是在借“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个典故，表示自己其实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很显然，这个女孩子已经把经典生活化了；她的绕树，她的笑，是那么的聪慧和优雅。

篇7

关键词：《推手》；文化冲突；应对建议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B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的重要窗口。中国有着几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但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原因，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交际，文化碰撞在所难免。对于文化差异的研究和学习可以帮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互动，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不同的文化。

电影《推手》是李安导演的处女作，也是反映中西文化冲突的代表作之一。李安导演出生在台湾，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后来到美国求学和生活，接受的是典型的西方教育，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西文化冲突具有很深的体会。电影《推手》以独特的视角、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以及戏剧性的情节设置给观众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把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一、电影《推手》情节概要

电影《推手》拍摄于1991年，主要讲的是中国北京的朱老先生退休以后到美国儿子家生活，与美国儿媳妇之间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冲突和矛盾。电影中的主人公朱老先生从小学习太极拳，是有名的太极拳教授，同时还精通书法和烹饪，儿子晓生是工程师，在美国生活多年，有一个漂亮的作家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为了尽孝，晓生把朱老先生接到美国生活，朱老先生到美国后生活很无聊，成天只能在家练习太极推手和书法，与美国儿媳妇玛莎由于语言不通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玛莎碰到创作瓶颈，加之不适应中国公公的突然出现，没有独立的创作空间，非常焦虑以至于患上胃病。朱老先生周末到中国学校教太极拳，认识教烹饪的陈老太太，互有好感。朱老先生由于给玛莎治疗胃病导致矛盾爆发，晓生和陈老太太女儿串通撮合两位老人而被识破，两位老人觉得为老不尊，后来朱老先生走失导致晓生夫妻矛盾激化，朱老先生偷偷搬离儿子家到中国餐馆打工，并上演一场用太极推手击退小混混，震惊美国警察局的好戏。影片结尾展现中西文化融合，晓生教玛莎学习太极推手，朱老先生住在中国城，不与儿子同住，朱老先生和陈老太太心灵慢慢靠近……

二、电影《推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体现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创新，并吸收新的文化，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并对周边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济发达，吸收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代表。李安导演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描述，把文化冲突的现象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1.家庭伦理观念冲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尤其看重血缘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个人的荣辱都跟家族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家庭当中，讲究“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父H有绝对的权威来管理家庭和教育孩子，而孩子要孝顺父母，不得违背父母意愿。电影当中，晓生把父亲接到美国生活其实就是尽孝的表现，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家庭本位”的体现。然而西方人重视独立的个体，父母和孩子之间是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孩子成年以后应该和父母分开住，所以玛莎接受不了朱老先生的突然“闯入”，认为他打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孩子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每个男孩子的责任，如果没有后代，那会被认为是不孝的表现。影片中朱老先生的妻子去世多年，朱老先生却耿耿于怀，原因是当年为了救晓生，延续朱家的香火，而没能选择救晓生的母亲。而在西方观念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夫妻才是家庭的核心，孩子也没有必须传宗接代的义务。所以在影片当中朱老先生追着刚洗完澡的孙子杰米满屋子跑并对他说：“哟！小宝贝，以后咱家传宗接代可就靠你了。”而这样的话让玛莎很反感也很不理解。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观里，“乖孩子”往往都是指顺从父母、服从老师管理的好学生。父母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孩子在很多方面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甚至包括自己的婚姻。影片中朱老先生对玛莎和晓生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认同，他认为他们对孩子太过于宽容，没有做家长的权威，跟孩子什么都谈条件，不把孩子当孩子。他也不理解美国动画片中的暴力，认为那是“鬼打架”，根本不适合孩子看。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朱老先生在教杰米童谣：“东西街，南北走，出门遇见人咬狗……”的时候，杰米不理解，按照自己思考说成“狗咬人”，然而朱老先生没有解释，只是反复强调念“人咬狗”。在西方的教育观里，他们更注重孩子的自我成长和个性发展，尊重和支持孩子的想法，强调独立思考和鼓励大胆奇特的想象，所以影片当中当杰米给玛莎讲完自己的作业：“一只乌龟、一条鱼、一只老鼠和一滩药最终走向灭亡”时，本来是荒诞的想法，但玛莎却给了杰米很高的评价，认为杰米“太有创意了”。

2.饮食文化冲突

篇8

关键词：西学东渐 近代中国文化 社会环境 教育思潮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10-0041-01

1 西学东渐的历史和社会环境

在中国时代的车轮驶入19世界时，在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下，国家变得日益贫弱，在思想文化方面，统治者采取严厉的文化专制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而中国之外的世界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借助于西文近代科学技术的滋养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西学与中学间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文化势差，前者先进、开放，后者落后、封闭。根据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规律，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2 西学东渐文化趋势的形成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近代西文经济扩张、军事侵略和宗教文化渗透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作用之下，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和转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在面临深刻社会危机的境遇中，中国迫切需要奴才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进行深刻的变革。西学东渐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可看成是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的一种理性反应。

在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危难的时刻，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龚自珍在面临危机之前，已经预见到近代中国存在的深刻社会问题，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喊出了近代中国的最强音。魏源积极投身于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在林则徐的授意下，悉心研究西文社会、地理和科技等信息和资料，完成了划时代的著作《》。他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后来产生了早期改良的主张，出现了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薛福成著《筹洋刍议》、王韬著《扶桑游记》等，以致后来兴起了维新运动，产生涉足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他们都倡导学习西文。随着对“采西学”内涵理解的深化，那些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中国人，逐步由主张学习西文的先进技术发展到倡导学习西文的近代制度和文化。

洋务官僚对危机的反应是最为直接的，因为他们必须面对西文的侵略。为适应近代国内外社会发展的时势，洋务官僚借用民间知识分了提出的“中体西用”论主张，倡导学习西文语言文字和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就产生了近代新式学校，出现洋务教育的热潮。在新式学校之中，学生学习的内容和形式等等各方面也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注重学习经世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对近代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义务教育制度的引入、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及留学教育的开创等各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西学东渐影响下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新趋向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以如下三个方面最为显著：

（1）一些实学教育家开始将数学等所谓的“微末之技”引入儒家教育，从而开辟了实学教育的新方向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的数学科学体系。但由于各种局限，数学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多研习数学者或因其不入于主流而备受歧视，因而只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或家传之学而传承。

（2）主张会通中西，不拘成见地认识、评价西学，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科学知识。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知识面的褊狭一直是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与局限，尤其是宋明理学、心学、考据之学的兴起，更是束缚了学生的创造精神。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教育的落后与创新精神的缺乏是其主要原因。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梅文鼎等人虽然力主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但并不是一味地尊崇西学、贬抑中学。实际上“不拘成见”也包含着不拘于西学的固有认识，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并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科学知识。在《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有这样一句话：欲求超胜，必须会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3）更加彻底地摒弃虚玄的学风，进一步强调了注重实践验证与科学实验的教育思想。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的一大特征即注重实践验证。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思想还是自然科学技术，都惯于采取实践验证的方法进行证实。这无疑既有恢复先儒重治人、重实学的一面， 又有受传教士科学实践与西方科学传统影响的一面。清代学术界在两个方面都有重要成就：一方面是考据之学，从实证出发，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整理考订，另一方面，是从实用、实效出发，对天文历算之学的研究。

中国旧法之谬， 从而为采西法铺陈。在主持修改崇祯年间历法的工作中， 徐光启就指出， 宇宙的运转是有其规律的， 历法的制定只能根据当时的“天行”。

参考文献：

[1]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谢启星.中国民族教育史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3]栗洪武.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白莉民.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40.

[5]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09.

篇9

教会大学重视农业教育是资本主义侵略的一种隐形手段,是其推行世界扩展的需要。设立农科,无非是想扩大教会在农村的影响力,取得农民对教会的信任和好感,把农民吸引到教堂中去。

1.1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

14至17世纪,欧洲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经济上,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蓬勃兴起;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促成了思想的大解放,追求财富与现世享受的人生价值观念逐渐取代了中世纪追求来世和禁欲的观念。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在基督教新教教义基础之上的新兴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与中世纪残余的骑士精神结合起来,再加上新兴君权的支持,使欧洲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开拓,它要求以全世界作为它的活动舞台。从14至18世纪,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掠夺的进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相继兴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不断发展壮大;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需要在国内进一步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在国外寻求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就要求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革命、改革,对外加紧征服世界的活动。到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市场和世界殖民体系初步形成。比如,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走私鸦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在两次以后,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后,由于受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外国商品并未打开中国市场。这使得一些西方传教士认识到坚船利炮只适合打仗,并不适合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向中国倾销商品的愿望,必须争取到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因此,资本主义把教会的重点放在了广大的农村。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专门设置了一个“乡村工作特别委员会”,加紧对农村和农民情况的调查,并逐渐认识到开展农业教育的重要性。在教会大学设置农学院,培养一批懂农业、会耕作的实用人才,能使尝到甜头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从而提高教会的地位,更大范围拉拢人心。第二次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夺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设立了更多的教会大学,专业部署以农业和医学为主。

1.2资本主义的文化输出

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也是其文化及教育的扩张。西方殖民者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以炮舰为先导,“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他们一方面大肆破坏、毁灭殖民地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基督教奴化当地居民。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教会或传教团的海外传教活动占居重要地位。传教士跟随探险队出现在每一块新占领的土地上。罗马教廷建立了一些开展海外传教活动的机构。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的文化扩张伴随着殖民军事征服而取得了成功,但在亚洲却遭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进展缓慢。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也给欧洲文化带来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多元性独立共存的世界文化走向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这种体系虽带有殖民主义的性质,但促使了整个世界文化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也加速了欧洲文化自身的局部变更。基督教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大,不仅影响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甚至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基督教文化的这种扩张性刺激人们从事探险活动,不断地去探索、征服未知世界。基督教原来只局限于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很快传遍全世界,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自然也在其要征服的范围。基督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明显烙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深刻印记。但是,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带来民主、科学和进步的启示,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对中国了解、融入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推动历史进步方面来看,基督教文化和西方科技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诚如季羡林所言,现在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共有两次: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就是从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加上了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没有这两次的传入,我们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实,没有争辩的余地。一言以蔽之,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的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教士在华活动与整个殖民事业紧密相连。但随之而来的西方近代文化和教会举办的社会事业,在传播新思想,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凋敝的传统农业教育

“内弱则外强”。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教育的忽视及农业教育方式的因循守旧是外国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兴起的重要原因和条件之一。

2.1传统农业教育的弊端

“长期处于农业经济社会,以传统儒家理论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虽然教育相当发达,但却构建于伦理与哲学的基础上,与社会的生产实际、技艺性职业没什么联系。中国古代的……农业等很是发达,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却没有什么地位。不要说国家科举考试和官学、太学等正规教育机构完全不包括这些内容,就连一般的私塾也不屑于讲授这些知识”。况且,传统的中国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况,农业知识主要靠经验的代代相传。《管子?小匡》说的“农之子恒为农,承父兄之教,少而习焉。”这种家传世袭是一种保守的教授方法,“各承家技,始终循旧”的现象,是农业科技教育落后的表现,限制了农业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时至晚清,中国仍是封建的农业国家,在工商业凋敝、税收被帝国主义掠夺的情况下,农业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然而,农民素质低下、缺乏农业科学技术人才,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的落后和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的下降,在市场上丧失竞争能力。

2.2清末农业教育的“繁荣”

在西学东渐潮流之下,西方的经济生产方式及商品贸易对中国固有的经济模式带来冲击及挑战,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促使一批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士绅开始深刻思考国情,认识到农业教育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重要性。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国人的农业教育,要兴办农业学堂、专业学校,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地主阶级改革派呼吁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他们主张“行以达知、明体达用”,“读书者实事求是”;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笃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这一切都预示着穷途末路的传统教育必将迎来蜕变重生的新机遇。农业教育在清末取得初步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各级各类农业教育机构覆盖多数省份。但这只是表面的繁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农业的实际问题,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其实隐含着农业教育在形式上追求近代化的急功近利的倾向。学科领域和结构体系盲目效仿西方国家,当时学堂条件普遍较差,经费严重不足;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流动性很大;学堂规模较小,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办学效益的发挥;教学内容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这些盲目效仿西方国家创办的农业教育,缺乏与我国农村实际的结合,忽视了我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知识普及,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篇10

一、提高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意义

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以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广大学生性格变得高尚优美，并陶冶其情操；通过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以加深其对文学的认识，准确把握文学欣赏的方法，正确理解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审美思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帮助学生在审美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形成健全的人格；通过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感及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帮助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上的家园，使其在学习中得到精神的放松，从而提高其心理素质，缓解压力，提高学习效率，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

二、职业院校学生文鉴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很多学生不清楚什么是文学审美，不知道文学欣赏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更不用说提高自己的文学欣赏能力了。文学欣赏是在对文学作品形象感受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评判的过程，文学鉴赏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评价的过程，面对缤纷多彩的文学作品，很多学生不知道哪些是美的作品，即使知道某些作品是美的，却不知道为什么美，不能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判，更不用说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学欣赏了。

（二）有些学生对文学欣赏存在着庸俗化的态度，以纯粹的感性取代美感。文学欣赏是一个文学审美的过程，要求我们摆脱庸俗、狭隘的观念，以审美感性的直觉心态和科学的理性获取美感和认识。目前，很多同学在进行文学欣赏时，对其评价和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并不能从审美知识的角度去对作品进行一个科学的评判，往往以一种简单纯粹的取代美感，从而忽略了文学作品美的本质。

（三）对文学欣赏的方法把握不准，不能深层次的把握文学审美的问题。文学审美标准不是个人的尺度，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其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是否能够根据作品的内涵，揭示作品的客观属性和审美价值，很大一部分同学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对判断对象的美丑和价值高低的尺度把握不准，自觉不自觉的运用自己的主观感觉去评价作品的美丑，这样往往把握不住作品的本质的东西，收获的只是表层。

三、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不高的原因

（一）从职业院校学生自身来说，目前我国各类职业院校的学生来源相对复杂，年龄大多处于青春躁动不安期，学生素质良莠不齐，学生往往携带着各个社会层面多样的文化背景进入学校，文学鉴赏能力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理性判断能力和直觉能力之间的不协调。从教育接受心理来看，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感情丰富，思维活跃，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的事物，不喜欢刻板僵化的教条，尚未完全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文学欣赏教学中，很大程度上缺乏理性的鉴别和判断能力，学生们很多表现出喜欢追求语言、故事、情感的表象感受，对于被经典光环所笼罩文学巨制，往往要么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要么凭个人偏好或俯首膜拜，全盘吸收，缺乏冷静的辨别判断能力。

（二）从学校角度来说，职业院校审美教育严重缺失，缺乏系统科学的审美教育。目前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文学欣赏课，很难使更多的同学接受文学教育，很多同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实习实训上，不注重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从而导致文学审美接受能力不足，这极大限制了其综合素养的提高。在职业院校，应用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占突出地位，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的形成更多的依赖于直觉，缺乏科学理性的指导和文学理论基础的铺垫，直觉能力却容易受到个别区域、特定时代、个别作家、个别文学风格的影响，从而使学生的审美观念偏于一隅或随波逐流，进而影响审美能力的健康发展。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职业院校学生缺乏在形象的直观之中领悟艺术作品深刻理性内涵的能力，他们往往满足于感知形象和情感体验来抽象地理解作品内容；或者只是一味地沉溺于对作品的“自恋”式感受之中，缺乏对其深层意蕴的领悟。这种文学艺术欣赏中情与理的分离，既与职业院校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也同职业教育重视技能训练，轻视艺术审美教育的教育模式有关。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后果则是职业院校学生暴露出来的种种心理和行为上的失衡，如过分强调自我感受，极端放任自我，缺乏集体意识，缺乏团体合作意识，迷于空想，冷漠偏激、自我封闭等等，这些校园问题的出现，和文学审美教育的缺失可谓不无关系。

（三）从社会环境来说，首先目前的教育体制及社会比较重视实用型知识，这使得职业院校偏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审美教育。再就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大部分学生为了将来的就业而忙忙碌碌，将自身的审美素养及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放在了一边，致使很多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普遍不高。三是在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条件下，一些艺术上粗制滥造、思想主题低劣的文学作品泛滥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许多学生沉迷其中，为之神魂颠倒，因沉迷于消极的感情世界逃避现实甚至轻生者有之，为了对“远方”的幻想而离家出走者有之，曾经严重影响了学校纯净的教书育人环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学艺术大量输入，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可谓鱼龙混杂，诸如“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其作品中流露的虚无和消极情绪具有很大的精神瓦解作用。再加之时下网络文学空前繁荣，文学生产和消费很大程度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文学出版物空前繁盛而质量得不到保证，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作者很可能既不能为自己负责，也不为读者负责，文学活动的伦理色彩下降了，人人可以参与，文学鉴赏呈绝对“放任”的状态。

四、职业院校文学鉴赏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说到文学审美教育，则涉及到对文学性质的基本认识，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既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它既是由文学的本文结构所呈现的审美感性形态，又是在审美感性形态中蕴含的理性。“文学的艺术形象本身就蕴含着理性。诚然，文学直接地是由艺术形象构成的世界，但这一世界不是无理性的，而是蕴含理性的”［1］。因此文学欣赏应是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的统一。“在这里，理性的运用是重要的，绝非可有可无。否则，一味沉溺于个人的瞬间直觉，仅仅满足于抒发自我直觉，肯定是行不通的。”［2］文学审美不仅是形象感知的过程，也是理性升华的过程，缺乏理性启悟的感性只是一堆零散破碎的心理映像，而缺乏感性描绘和装饰的理性只是抽象固态的概念，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而显现出来了。”［3］文学艺术审美理解力是一种以语言形象直观和情感体验为特征的思维能力，它的发展要求逻辑思维能力和直觉能力携手并进。同时文学欣赏也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种再创造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有着无穷的乐趣，对于文学欣赏课来说，这就要求老师要深刻把握文学审美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遵循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的统一的原则，引导学生在对文学的审美形象的直觉式感受的同时也要进行理性的体验和领悟，从而达到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在平衡中提升学生对文学的整体鉴赏力。对学生而言，要在审美学习过程中不断理解文学审美的内涵，认识文学审美的规律，提高文学欣赏的能力。因此，对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应该注意引导他们从形象直观和内心体验出发，逐渐地、独立地领悟作品的深层意蕴，既要注意保护他们的形象直观和情感体验能力，又要把他们的理解力引向理性的深度。

五、提高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途径

（一）吸收传统文学审美教育的“和谐”理念文学审美教育是完善人性的良好途径，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来重视文学教育，历朝历代更是以文学修养的高下作为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深刻地认识到了“诗教”（文学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并编订《诗经》作为文学启蒙教育教材，从汉代起，《诗经》被列为儒家传统教育的“五经”之一，千载而下成为孕育中华文化精英的精神食粮。但“诗教”不是无目的无规范的，孔子编订《诗经》的宗旨可一言以蔽之“：思无邪。”［4］孔子选诗的一个原则是“乐而不，哀而不伤”，［5］孔子又说：“兴与诗，立于礼，成于乐”，［6］这里的“礼”，就是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精神，他深刻认识到单纯地对文学进行感性接受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理性的关照和思考，从而达到慎思、明辨、笃行（立于礼）的君子境界，这也是一种趋于“和谐”的文学审美教育观，其目的是培养文质彬彬的理想君子，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审美活动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国传统儒家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修身”，“修身”的最高理想是达显大学之道，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7］正如孔子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8］“，诗教”只有经过“礼教”的规范和心性的锤炼才能达到“至善”，即“仁”的理想人格，这种全面的君子型教育理念对今天的文学审美教育仍具有丰富而深远的借鉴指导意义———文学审美教育的意义远在它自身之上。

（二）在文学欣赏教学中要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摄魄”的艺术魅力，能吸引读者神游于艺术境界之中，喜怒哀乐，应境而生，或因悲哀而失声痛哭，或因喜悦而忘情欢笑，或因愤怒而捶胸顿足，读者“入乎其内”，进入作品的情景中，就能获得审美的享受。文学鉴赏固然贵在深入，但又不能入而忘返。优秀的作品既能以巨大的魅力吸引人，使读者恍然夺神，忘其为艺术而视其为真实，又能通过艺术节奏的进行与变化，或通过作者的暗示，点醒读者的幻觉，使他回到清醒的立场上来，这是“出乎其外”。只有“出乎其外”，才能进行冷静的回味和思索，才会发现美的奥秘，深化审美感受。正如所言：“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9］如果只“入”不“出”，一头钻进作品的情景中，充当一个被动的角色，不但得不到艺术享受，有时还会“误入歧途”，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