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觉醒的阶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族意识觉醒的阶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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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主义；思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4-0017-03

生发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融，逐渐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高校聚集着一大批思想活跃、富有探究精神和远大志向的大学生，他们的这些特质和自身的成长需求也决定了大学校园必然成为民族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场所。如何客观评价民族主义思潮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进而研究应对策略，便成为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全面认识民族主义思潮

1.民族主义的定义。目前关于“民族主义”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中国学界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理解：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和思想观念，是由民族性培育出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其次，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由民族认同感和忠诚度而产生的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形成捍卫民族独立和平等的信仰原则；最后，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在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共同作用下，自然产生的在一定意识指导下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

2.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社会逐渐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具有深刻而广阔的社会、时代和国际背景。一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波及和影响。全球化直接导致世界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颠覆，中国也真切感受到了压力和挑战。二是长久以来的民族压抑感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而迫切地需要释放，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断增强。三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容易激起国民为维护民族利益而与西方对峙的情绪。

3.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复兴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批判全球化，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成为其思想基础。第二阶段为激进阶段。1995年《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国青少年政治观、国际观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青年的民族意识正在复苏。《中国可以说不》等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是中国青年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民间民族主义开始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并呈现激进化趋势。第三阶段为理性阶段。虽然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仍有潜在的激进化倾向，但从长远来看，自2005年起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激进民族主义将会退潮，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主流。

4.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诉求。概括起来，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五大基本诉求：一是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二是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三是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四是全面清理和抵制西方文化、话语霸权，建构民族新文化；五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战略产业。

二、民族主义思潮带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观点，但政治上又不够成熟的群体，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关注和参与热情较高，是民族主义最积极的追随者、参与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在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所持有的思想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契合，但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使大学生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对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充满信心，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在敌对势力破坏国家独立、损害国家和尊严时，义无返顾地站出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独立、完整和尊严；另一方面也在大学生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思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机遇，还有巨大的挑战。首先，传播技术迅速发展，使网络、影视等成为学生接受并传播社会思潮的重要途径，学校难以监控。网络给大学生提供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打破了时间、空间和身份的界限，也打破了理想和现实的界限，迎合了青年学生崇尚自由和个性的特点。他们在使用网络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网络上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隐性而持久的，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因此，网络在社会思潮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影视作品将本属于社会各阶层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整合了形形、纷繁芜杂的信息，使本应局限在小范围的问题公开化，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社会思潮通过这些途径，迅速贴近青年学生，使其形成较深刻的认识并迅速内化，产生持久影响。其次，非理性因素在大学生接受民族主义思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处于身心发展关键阶段的他们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要，更有解疑释惑的需要、精神满足的需要及政治参与的需要，同时思维能力、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也发展较快，对事物的敏感度非常高，其情绪情感具有鲜明和强烈的特点，容易受到外界的负面影响而产生不满、厌烦、抵抗等比较激烈的情绪，不轻易接受意识形态。最后，民族主义本身就具有情绪化、非理性、应激性的特点，实质上是对西方大国长期打压的不满和反击的表现，在外交上的摩擦和冲突以及由此积累的反感和愤怒使其逐渐强化，所以，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客观、深刻、理性地为民众所理解，这给民族主义的良性传播和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民族主义渴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情怀的新秩序，显得很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政治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缺乏客观理性的认识，在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时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的特点，容易依据情绪和肤浅的心理感受得出偏激的结论，被一些看似大快人心、酣畅淋漓实则偏激、极端的言论和行为所感染，甚至表现出政治冲动，做出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在表达爱国感情时，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及全人类利益，容易走向“狭隘民族主义”，对待国际争端表现出过激反应，对西方文明盲目排斥、全盘否定，容易被别有用心者的言论所煽动和利用，爆发。

三、积极探索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由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民间自发产生的，因此在民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抵御外部入侵的凝聚剂，时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候又会变成海洛因，使吸食它的人变成狂热分子。而且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就是强化中国，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大学生受阅历、学识和经验的不足所限，难以分辨是非，容易受影响。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认清新形势下民族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认真审视面临的挑战，及时转变观念，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机遇，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战斗力和渗透力，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民族主义思潮。

1.大力加强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有调查数据显示，民族主义思潮对高校教师的思想影响是较为突出的，教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同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其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将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坚持理性民族主义，努力提高高校教师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回避也不迎合某些教师的错误言论，积极引导学生主动纠正错误认知，大力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民族观教育，这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肩负的神圣使命，也是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处理民族情感的前提和基础。

2.重大事件专题分析，引导大学生理国。尽管民族主义思潮处于理性阶段，但它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自发性和盲目性并存，也会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反面教材，比如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能理解国家坚持“韬光养晦”、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战略策略，经常批评我国的外交表现，认为“太软弱”、“没有民族气节”、“只会严正抗议”，进而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大学生通过读书、看报、上网等方式很容易了解到，往往在知之不全、悟之不透的情况下盲目认同这些过激言论，甚至采取游行、罢餐、罢课等行为给学校和政府施加压力。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很少关注和研究非主流的社会思潮，而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广泛，这些信息的流入直接导致教育效果被极大削弱。这种情况下，不能绕着走，必须直面问题，尤其在发生影响较大的外交事件后，要通过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深入剖析事件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学生正确评价我国的外交表现，深刻理解外交政策，真正做到理国。

3.积极抢占网络阵地，牢牢掌控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越来越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并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学生认为网络是民主表达的重要阵地，网络言论有时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决策。在一定意义上，互联网是民族主义得以迅猛发展的催化剂，互联网应用的快速普及和发展是大学生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土壤。面对网上流传甚广的民族主义言论，一味打压和放任自流都行不通，必须在坚持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各种言论争鸣。第一，要唱响主旋律，占领网上舆论阵地。充分发挥主流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通过真实、充分、及时的信息曝光、互动交流和教育引导，使其成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舞台和大学生思想交流的精神家园。第二，要，坚决打击具有煽动性和目的性的恶意言论。一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网络言论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份；另一方面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稳定和恶意挑起争端的错误言论。只有积极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实时关注网上舆论动态，才能牢牢掌控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健康有序地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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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立场法律发现观

在台湾学者李钟声看来，历史法学由于西方欧美学者目的论的不同，可以表述为三种形式：沿革法学派、法律史学学派和民族法学派。［18］沿革法学派从事于法律规定之史的考证，是研究法制史的学派。法律史学学派是以科学的归纳方法研究法律史，以探讨法律进化的发展途径，它主要主张法律是由地方习惯逐渐凝成，所以法律具有民族性，且随着民族的进化而演进。民族法学派是由德国学者所形成，力主法律的发现说，偏重于法律在民族史上的连续性，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民族精神是基于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潜存于民族的共同意识所形成的习惯之中，所以，法律源于民族共同意识而呈现于习惯。可见，立法立场的法律发现主要是由历史法学派之一的民族法学派来贡献的。作为该学派的首要原则，它认为法律是发现的，而不是制定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为什么需要发现法律。萨维尼将发现法律的理由归结为“内”和“外”两个方面。先看“内”，主要是指基于法的本质的认识。在18世纪的欧洲，自然法支配着当时的法律与社会意识，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自然法强调人的理性，主张法律原则是普遍的和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法典的产生是自然法风靡一时的有力佐证。不过，“当日益上升的国民意识与人文主义的文化更新一起攻击专制国家的机械性立法时，受排斥和受监护的感觉在德意志导致启蒙之自然法的崩溃。”［19］347萨维尼旗帜鲜明地充当了批判自然法学的“先锋官”。在萨氏看来，法律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生活着的人本身。”具体来说，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需的同族意识所致。［6］141概言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对此，应从法律的存在样态和存续时间两个层面进行把握。从存在样态上讲，“法律以及语言，存在于民族意识之中。”法律与民族具有相同的性质。生存的、活动着的民族精神产生了实在法，法律是不知不觉自发地产生的。于是，在法律的形成的路径上，“每处都是由习惯和一般信念，然后才靠法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法律的形成每处都依赖民族内部默默起作用的力量，而不是依靠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可见，法律与社会共存，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再者，从存续时间上，“对于法律来说，一如语言，并无决然断裂的时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的一般性取向一般，法律亦同样受制于此运动和发展。”［3］9只是在不同时期同一民族法律的表现形态不尽相同，或为习惯法，或为经过人们设计过的实在法。故而，“民族精神”创造法律达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原始阶段，法律借助于民族精神的内部必然性默默地生长。随着文化的进步以及民族内部事务的复杂化和精细化，处理事情的方式也由共同表决转向了不同阶层的分工处理。挖掘、整理民族意识中的法律就落在了法学家的手里，这就进入到了文化上的高级阶段。总的来说，“法律与自然界的生物甚至人类一样，是借助于内部的必然性、按照其自身法则有机地生长的。它们都受看不见的手的支配。”［20］再分析“外”对编纂法典的反对。在理性建构主义光环的辐射下，人们对事物的理解陷入了“早期的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之中”。这种认知进路重新复活了那种把所有具有文化意义的制度的起源都归结为发明或设计的倾向。［7］5于是，法律、宗教、语言等都是经由人审慎思考而建构起来的文明产物，人们有能力根据生活的理性来重新设计或改变已有的制度。这种主观对客观理性加工的过程，在萨维尼的视域中，是对民族精神的扭曲和虐待。因此，仅是出于更高政治目的要求立法者有意为之的立法活动“容易变成对法的徒劳无益的损害”。类似这样的法典编纂是绝对不可行的。在这里，萨维尼对立法所采取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他认为“立法就是最高者将其意志宣布为法律，而法律自然也就是被明确宣布的立法者的意志了。”然而，对于立法的作用，萨维尼也没有一概反对。在某些特定规则存有含混不清、令人生疑的情况下，“或可制定一项立法，该项立法与习俗携手协力，将凡此种种疑虑和不确定性一扫而光，而揭示和保有纯粹的、真正的法律，民族的固有的意志。”［3］14对于这一性质的立法，萨维尼说古罗马的裁判官告示就是一典型例证。因此说，萨维尼所反对的是那些武断的仅凭理性冲动而实践没有法典诉求的立法活动，那些能够展现且完全维护民众自身意志的立法并不处在被反对的行列。接着，萨维尼又将眼光定位在德国的实际，从立法理论的角度去说明法典编纂的条件以及之于现实的不可能。首先，就内在内容来说，法典应该保障最大限度的法的确定性和适用的安全性。而实现上述任务的关键就在于法典内容的完备性，即法典“应该被期待包含了对可能提交到它前面的每一法律问题做出回答”。于是，人们仅仅依靠经验就有可能便利地获取关于案件的判决知识，然后依据法典的相应规则即可对案件进行判决。不过，这种愿景被千变万化的社会实际冲淡了。所以，“所有的新法典均放弃了追求此种外在的形式完美性的一切企图，而且找不到任何替代之物。”另外，以几何学艺术清楚表达的根据已知条件推导未知数据的“主导公理”①在法学领域却难以施展拳脚。原因在于难以分辨到底哪些法律概念和规定为公理，以及这些概念之间内在联系和亲合程度。若执意编纂法典，表面上由法典控制的司法，事实上是用法典以外的代替真正控制权的东西来规定的。其次，在形式上，法典必须将其内容以及其精确的形式进行表述，而不能产生混乱和歧义。这个目标实现依赖于起草法律人对其所从事法律的充分研究，若没有表达的技巧，法典编纂工作将面临失败的风险。在论证了德国尚缺乏法典编纂条件，也即法典编纂之不可能之后，再次回到了法的起源的理论上。萨维尼总结道：“当一个民族处于其精神发展的年轻阶段的时候，他们对于其自己的法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对于法典则缺乏相应的表达的语言和逻辑技巧。”［21］193随后，他以讽刺的语气指出，也只有在精神的创造力衰弱的时候，人们才有尝试编纂法典的想法。其次，在哪里才能发现法律，也即法的产生渊源。在萨维尼看来：“一切法律均起源于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中，……习惯法渐次形成；就是说，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3］11所以，法律亦如艺术一般，是文化的自然体现和土生土长的产物，只能去发现而不能通过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恰如前述，法律的成长并非孤立的，其总是伴随着“民族”演变浮动的节奏前进。于是，萨维尼认为：“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从民族共同意识中去发现法律是萨氏法律发现观的场域所在。对此，萨维尼进一步解释说，民族共同意识指的是“存在于特定的民族成员观念之中，并为该民族所认同决定该民族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的共同信念。”不过，萨维尼承认，关于民族共同意识或民族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无以历史地回答的问题。”换言之，萨维尼只是坚信民族精神的客观存在，但是并没有做出细致的考察。也许是出于论证的需要，萨氏只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就展开对法典编纂支持者的反击。如要实现对民族共同意识的了解，我们不得不从历史主义的开始说起。历史主义自19世纪初叶遍布于欧洲大陆以后，导致大部分学者追溯历史主义的发轫，纷纷以历史主义作为探究和建构自己理论的背景渊源，而缔造此一传统的先锋当属赫德﹙Herder﹚。赫氏对18世纪的哲学家所秉承的静止的、单调不变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史家应注意特殊的历史形式和他们的发展，不应任意以自己时代的标准去批评不同的时代，尤其对异时代之异文化须具有同情的了解。”［22］在他的历史思想中，“发展”的观念显得尤为关键，并将其视为“一种形成或成长的连续过程，尤其着重起源的追溯。”对于18世纪末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赫德将他的历史观置于民族的历史之中，强调“民族起源，主张史家应该探究早期的民族史，由此可以反映纯粹的民族精神。”在赫德的作品《人性史哲学的理念》中，“民族作为历史规定的生活传递者，依照神的计划依次更迭；在语言，亦即与民族血脉相连的诗歌中，Herder听到了‘民族的声音’。”［19］352可以说，“民族”促进了市民阶级国家意识的觉醒，而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在民族精神中找寻自身的立足点，两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当民族与民族文化被视为普世历史任务的执行者时，中欧市民阶级的国族意识亦正在兴起。逐渐抬头的知识分子在自身发现作为文化国族的国民，并经历了表达民族精神的文化创造。”于是，法律“现在也不应再被视为国家立法者的合理创作，反之，它似乎应被视为由民族集体潜意识中‘悄然’孕育出来之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观念经由Herder的传播影响到萨维尼，并对历史法学派中的日耳曼旁支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在萨维尼这里，民族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在历史的回溯中求证，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是开放、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这与罗马法有着莫大的关系。“若无某些内在的必然性，我们的法学家们对于罗马法的研索永不可能达臻这一境界，或者，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一直继续下去。”毕竟，“罗马法完美地体现了罗马民族的精神，这表现在罗马人无需具备任何法律教养，仅具平常良好之感觉，即可体认法律的精粹。”［21］277尽管萨维尼表现出了对罗马法的极力推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被罗马法的具体内容所束缚，也就是说，并不是将“民族精神”的内容局限在罗马法详实的论证之中，导致出现对罗马法狭隘的盲目崇拜，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而非价值的角度表示了对理性普世主义的反对。所以说，萨维尼的民族精神“实际上体现在技术层面上”。因此，与立法者创造法律进而实现价值不同，法律人主要去发现规则，法律人的重要职责“就是发现和整合本国族的民族精神，将其从普通国族成员朴素的感情和行为中升华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既然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那么它的发展不是跳跃式的，其命运也不是个别革新者单凭理智决策就可掌控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的进程中演化的结果，或者说，是持续的、有机的发展。因此，萨维尼并不期望能从改革性的立法产生良好的法，而是期望从某一个受过科学培养的和从事工作的法学家等能产生良好的法。［23］这也就是说，发现法律的主体是职业法学家阶层。“正如法律以前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现在责备交给了法学家，法学家因而在此领域代表着社会。”“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养，此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3］37由此也引申出发现法律的两种路径选择：系统的方法和历史的理解。为何法学家要具备“系统眼光”，这是因为在萨维尼的心目中法典应当具备系统性和完备性。“吾人法律之每一部分均各自有其旨意所在……这些或可被称为基本公理”，而“对于这些公理进行厘别和区辨，﹙进而﹚从中推导出存在于一切法律概念和规则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确切的亲合程度。”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的结尾部分，萨维尼再次以质疑德国法学家能力的口吻表达了对系统性的关切：“任何人不妨将刻下仍然健在的若干位法学家在心中数一遍，然后扪心自问：现存的法律能否经其同心戮力而达致如此之系统化程度？他旋即就会恍然于其之绝对不可能。而且，一部法典乃是一部更为庞大的作品，要求具有更高程度的有机的统一性，对此无人会否认的。”从实践的层面来讲，作为社会存在整体中的一部分，法律的“很多单一形式各自聚集为某些特定的制度，如婚姻、财产、继承等，它们的调节建立在一些简单的、在人民当中活灵活现的基本观点之上。……提出、界定这些制度，并按其内在的相互关系，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这就构成法学家在哲学方面的工作。”［21］31−32体系化的方法主要是各种法律现象之间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单个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4］261这也就是系统方法的操作流程。正如科殷的论述，主宰着婚姻、财产、家庭等这些制度的基本观点是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只有进行历史的观察才能开拓它们的指导思想。法律科学将会在它们的历史的发展中密切跟踪注视它们，同时借此认识它们的本质。因为这种对发展的观察，将会令人一目了然，到底在一种制度里什么东西已经死亡，另一方面，什么东西还生机勃勃，并且还发挥作用。”所以历史的观察又是完成系统认识的基础。“严格适用历史方法乃是对于德国法的诸般缺陷的真正弥补，由此，由现代的傲慢和无知加诸纯正的罗马法的玷污，将被一扫而净。”［21］346故而，萨维尼宣称，历史才是通达对于我们当下情境的理解之途。可以说，在萨维尼的研究策略上，做到了将历史和体系的方法首尾一贯的结合，开创了德国法形成的新途径。其晚年巨著《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即是明证。“以历史的方法为先导———因此抛弃了以往的实用法学的方法———来考察古代的法源，并且，对那些也同样适用于19世纪的社会经济需求和政策目标的各种概念进行了明确化，对普通法进行了一般类型化，从而开辟了体系性法原理学的道路。”［25］历史的方法为法的形成提供了素材；体系化的方法则为其搭设了正当的科学形式。发现法律的形式要素就包含两个方面，即逻辑成分和历史成分。总之，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是历史法学发现法律的主要路径选择。换言之，法律正是“由历史经验中发现并经过逻辑整理表现出来的”。

“立法”立场法律发现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