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简易财务制度范文
时间:2024-03-27 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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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是维护社会就业稳定的重要助力。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占比高达99.8%,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并提供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1]。中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十分要的意义。
一、中小微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小微企业大多属于机会型企业,管理方式不规范[2]。中小微企业缺乏管理人才,难以从管理特别是财务制度上去完善自己。中小微企业从商业银行融资的最大阻力是其经营指标不符合银行贷款投放要求[3],难以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同时,中小微企业缺乏风险意识,且财力薄弱,难以购买固定资产,不能提供不动产抵押的担保,资产担保能力弱,风险信用大,缺少良好的信用担保体系,故难以取得贷款,资金短缺造成中小微企业面临发展难题。
由于银行的手续繁、流程多、高收费等问题的影响,许多中小微企业不愿意到银行贷款。同时,商业银行从规避风险和控制业务成本的层面考虑,不会愿意将业务的重心转移到中小微企业上来的,往往会出现银行惜贷,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象。故中小微企业更多的转向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会收取高额的利息率,其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大大增加。其融资的另一途径就是企业债券。但由于我国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严格,对企业准入的条件要求高,中小微企业难以进入,也难以从资本市场融资。同时,由于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其他因素影响,能源和原材料大幅度涨价,劳动成本较快上涨,导致企业不堪重负[4]。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融资问题更为严重。
二、国家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出台的财税政策分析
(一)国家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出台的财税政策
1.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财政政策
在政府引导上,在2011年的相关文件中提出免征税务部门对小微企业收取的税务发票工本费①。在2014年的相关文件中指出免征小微企业有关政府性基金②。对中小微企业的行政事业费的减免减轻了其税费负担,是政府间接引导其他企业对其融资的导向。
在专项资金上,在2003年的相关法规中首次提出中央财政预算应当设立相应的科目,安排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③。随后,在2012年的相关文件中对专项资金的贷款贴息额度做了规定,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确定,每个项目一般不超过200万元④。同时,在2014年的相关文件中指出要规范和加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⑤。财政方面对其专项资金扶持范围扩大化,管理严谨化。
在信用担保上,在2012年的相关文件中指出通过业务补助、费用补助、资本金投入和其他方式鼓励担保(再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再担保)服务,并做出了具体的补助方式及补助比例、金额等⑥。财政给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机构提供财政支持。
2.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税种上,在企业所得税上,一直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在营改增上,一直积极地推进营改增。在税率上,中小微企业的企税一直沿用按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增值税上,在2014年的相关规定中规定将6%和4%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整为3%⑦。在营业税上,一直沿用对各个不同行业征收不同的税率的原则,且对某些营业税现已取消。在税基上,在2011年的相关文件中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等于、低于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税⑧。在2014年的相关文件中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小于低于10万元⑨。国家对中小微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在放宽。在2013年的相关文件中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人)中月销售额(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⑩。在2014年的相关文件中对月销售额(月营业额)2万元(含本数,下同)至3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在增值税和营业税上,国家缩小了其税基。
(二)国家针对中小微融资的财税政策的不足之处
1.财政支持的不足之处
在政府导向上,财政发挥导向作用引导其融资的措施很少,导致其他相关的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融资帮助也很少。且国家出台的关于扶持中小微企业的财政政策执行力度较差,有许多未能实施。
在专项资金上,对中小微企业有严格的要求,如要求健全的财务制度,管理良好等,限制了许多中小微企业通过专项资金来融资。同时,专项资金属于政府财政行为,也会有政府寻租行为的发生,以及甚至有些企业对此项政策几乎不了解因此,许多中小微企业难以受惠于此项政策。
在政府担保上,政府只在2012年提出用对担保机构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形式鼓励担保机构为中小微企业融资进行担保,并未提出政府财政如何通过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为其担保,如建立政策性融资机构,或直接为其提供担保等。因此,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机制未形成,融资难以实现。
2.税收优惠的不足之处
在税种上,对三大税种的征税力度没有明显的弱化,还有对其他税种上的征收使得中小微企业的留存收益减少,阻碍了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在税率上,对中小微企业的税率都没有明显的减少。在企业所得税上,中小微企业都是按照同一标准纳税,费用以及成本扣除少,且20%的税率较高,其税收负担较重。对中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一般都按3%来征收,不像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所以增值税负担重。有些中小微企业营业税的税率为3%-20%,在实行营改增后,实行了17%、13%、11%和6%四档税率以及3%简易征收,使有些中小微企业的税率更重。在税基上,对三大税种的起征点都有上调,但上调的幅度不大,所惠及到的中小微企业较少,再加上货币贬值,中小微企业享受的税基下调的税收优惠是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内源融资也就削弱了。
三、完善我国财税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建议
(一)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财政扶持力度
1.财政支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内部问题
在中小微企业管理方面,政府应制定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法律法规,运用财政奖惩手段来鼓励引导中小微企业制度化的建设。在财务制度方面,财政可以给其提供相应的财务人员培训,从人才和资源上给予支持,让中小微企业健全自身财务制度,增强各贷款机构对中小微企业信任度。同时,发挥政府导向作用,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电子网页等形式向中小微企业传达国内外的经济形势解读,给其营造一个正确的经济环境以及融资方向。
2.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
财政可在财政支出中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的规模和范围来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财政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直接资金补助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相应的规定和标准来约束的力度稍微放松。从补助对象上来讲,比如针对各项信用记录良好,管理制度相对完善,财务制度中无重大错误问题的中小微企业即可发放专项资金。从补助额度上来讲,针对不同规模和不同经营状况的企业有不同的补助资金。如对规模较完善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的专项资金补助相对较多。
3.采用政府信用担保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政府尽量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的信用机制,提高其信用度。建立中小微企业信贷奖励考核制度,落实已出台的小微型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适当提高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忍让度。加大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鼓励担保机构扩大对其担保的业务规模,对担保机构进行补贴,规范担保机构的各项收费标准。
财政应与中小微企业在运行中风险共担,建立政策性融资机制[5]。担保公司可由政府与商业机构共同组建,担保公司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其经营活动和资金使用受出资人监督,经营亏损由财政承担[7]。担保公司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之前,要实地考察企业后,在符合担保条件后再为其提供担保。同时,政府可直接为中小微企业进行担保,但政府出面担保的中小微企业也必须经过筛选后再担保。
4.优化中小微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
首先,财政采用政策倾斜,财政补贴等方式来引导商业银行专设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的部门,开设绿色通道,使得中小微企业能快速地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其次,财政应整合零散的民间资本,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放贷业务,并设置贷款利率的上限,补贴商业银行的中介管理费用,降低其融资成本。最后,进一步开放债券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上市融资,发挥债券市场对中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作用,为尚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服务。政府可为中小微企业进入债券市场提供一定政策保护,为中小微企业上市融资提供渠道。
面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国内外环境,政府出台财税政策鼓励各类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信用担保或再担保,让中小微企业能够融资。同时,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帮助缓解国内的经济困难。
(二)进一步完善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1.从内部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
从税种上,企业所得税应主要在企业融资和科技创新上加以完善;从营业税上,可加快营改增的步伐,取消营业税税种;在营改增上,适当合并税率档次,将一些中小微企业纳入一般纳税人,降低其税负;就增值税而言,应降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降低中小微企业税负,实行留抵税额退税政策。
从税率上,首先,应降低中小微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将中小微企业可以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进一步扩宽。在营业税上,要进一步加快营改增,取消营业税税率。在增值税上,可降低对中小微企业的税率,简化税率档次,为其取得更多的税后利润,从而为中小微企业自身资金链的良性循创造条件。
从税基上,缩小中小微企业的税基。如把起征点改成免征额,并增大免征额的范围,或者进一步缩小税基、提高起征点。同时,将可税前扣除的费用成本部分也进一步扩大,缩小中小微企业的纳税所得额,从而较大范围的减轻小微企业的税负。最后,对中小微企业采取少取多予的方针,进一步推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税外收费,减轻中小微企业税收负担,使得中小微企业内部资金链得以循环。
2.从外部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对开设中小微企业专项贷款的商业银行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取得的贷款的利息收入按低税率开征,并且给商业银行的此部分费用给予减扣。用税收政策鼓励商业银行给中小微企业贷款,同时用税收惩罚来规范商业银行的各项收费规范,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
对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或再担保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减征增值税或者实行低税率的企业所得税,鼓励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担保,为中小微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方便。同时,对民间借贷高利贷化倾向及大型企业变相借贷现象给予税收惩罚,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服务,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融资。
注释:
①源自于2011年的《关于免征小型微型企业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②源自于2014年的《关于对小微企业免征有关政府性基金的通知》。
③源自于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第二章第十条。
④源自于2012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第二章第九条。
⑤源自于2014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第一章第七条。
⑥源自于2012年《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第二章。
⑦源自于2014年的《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
⑧源自于2011年的《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⑨2014年的《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篇2
当前,企业的税收征收方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通常选择为计算含税价格或者不含税价格的无差别点增值率,增值率=(不含税销售收入-不含税购进额)÷不含税销售收入,或增值率=(含税销售收入-含税购进额)÷含税销售收入。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不含税销售收入×增值率×适用税率 ①
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不含税销售收入×征收率 ②
令①,②式相等,将适用税率、征收率代入,可确定应纳税额的无差别增值率。
理论上,当企业的实际不含税增值率小于无差别增值率,按一般计税方法有利;当企业的实际增值率大于无差别增值率,按简易计税有利。但该筹划方法是在存在几个隐含假设的前提下的筹划,假设(1)作为一般纳税人时销售额和购进额的适用税率相同,假设(2)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不含税销售额相等。现实中通常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该种筹划方案并不具有普遍通用性。
具体到企业而言,税负孰轻孰重,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根据企业进项税、销项税的实际情况测算才能得出。从而,进一步选择以一般计税方法还是简易计税方法更有利于企业。但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根据本次改革中的相关文件规定,一般纳税人提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特定项目是指: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轨道交通、出租车)。一般纳税人以“营改增”之前购进或者自制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经营租赁服务,试点期间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比如,一个长途运输公司,因为在全面实行“营改增”之前购置的车辆的进项税额未能得到抵扣,过路过桥费又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进项税额较少。如果每年不含税运输收入为1000万元,一年的维修费等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费用为200万元、进项税34万元,“营改增”后按照一般计税方法一年的增值税为1000×0.11-200×17=76万元,而按简易计税方法一年的增值税仅为1000×1.11÷1.03×0.03=32万元,可见按照一般计税方法比简易计税方法税负重很多。
如果想利用简易计税方法节税的企业,又不符合相关规定。就可以考虑选择小规模纳税人或个体经营的形式,按照征收率3%交纳增值税从而降低税负。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选择,也要满足税法规定的要求,即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为在连续不超过12个月的经营期内的累计销售额(含免税、减税销售额)达到500万元。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不想成为一般纳税人的小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多个企业的方式,从而规避达到500万元销售额的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而对于那些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更有利的企业,虽然达不到500万元销售额标准,只要财务制度健全,账薄齐全,也可以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
二、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的筹划与操作
按照“营改增”试点政策的规定,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可以按照简易税制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这无疑是利好的消息。而实际作这样的选择未必符合增值税税收筹划原则,为了说明问题,不妨看一案例:
某公交运输企业,成立于1998年,主要从事公共交通运输业务,年运输收入30亿元,企业现有运输车辆中,60%左右的车辆购于2002年-2004年底,只有40%左右的车辆购于2008年之后,2012年10月,“营改增”后,选择按照简易办法纳税,另外,经测算,“营改增”5年内,公司的车辆购置费用达60亿元左右,5年内的油耗达40亿元,做对比分析:
(1)现行选择简易计税
5年缴纳税款:30×5÷(1+3%)×3%=4.37亿元
(2)选择一般纳税人
5年缴纳税款:30×5÷(1+11%)×11%-[(60+40)÷(1+17%)×17%]=0.33亿元
很显然,对于上述企业来说,选择适用简易办法纳税比选择一般纳税要承担更多的增值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站在集团公司的角度选择一般纳税人不是有利的,最有利的的办法:新投资设立的全新子公司选择一般纳税人,总部简易计税,企业既可以享受营改增过渡时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即简易计税,又确保新企业可以享受进项税额抵扣政策,一举两得。
三、经营模式与会计核算模式的筹划
目前交通运输企业普遍推行的是承包经营模式,在营业税时期,个体承包车主承包公司车辆进行营运,并按照合同的规定向公司缴纳管理费,在会计核算上,公司通常就客运业务的开票金额确认为收入,对于个体承包人员的兑现部分,通常作为工资薪金或者承包费用处理,差额纳税,根本不需要承包人员提供相关的票据,更别谈合法有效的票据了。这样的经营与核算模式,在营业税税制下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营改增”后,显然是不适应的,无论是作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进项税额凭票据抵扣,还是简易计税模式差额纳税都需要纳税人提供合法的票据,否则就需要企业负担较高的增值税税负,就会多缴税款。
就某运输公司下属客运分公司为例,“营改增”后,积极探索现行的经营模式,将个体车主视同临时承包的经营者,依据现行税收征管办法为其办理个体临时税务登记证,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每月3万元下开票额均是免税,获取合法票据,每月开票额近50万元,总公司抵减后差额纳税,全年节约税金20万元左右,是对企业和车主均是利好的政策筹划选择。
“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应积极调整经营模式,消除“大而全”“小而全”因素,实时将原有的部分业务剥离出去,不仅可以减少税收负担,还可以在“营改增”的契机中转型升级,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四、促进交通运输业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企业的税收筹划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很难做到一蹴而就,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为了帮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交通运输企业需要在合法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自身运营成本。企业要想进行科学合理的税收筹划工作,需要相关人员不仅能够熟练掌握税务知识,同时还要精通财务、会计、法律各个领域,这要求交通运输企业必须重视日常财务管理工作,并且加强对该领域的人才引进和培训,加强各个职能部门同财务部门的沟通交流,这些都是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的重要基础,客观上促使企业更加重视财务管理工作,促使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五、重视对税务筹划人才的培养
目前税收筹划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其税收政策的变化也较为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必须适应并且能及时迅速的抓住因税收政策调整而带来的机遇和变化。一个好的税收筹划不仅仅是财务人员的事,不仅仅靠财务人员的工作手段顺利实施。它需要全体管理者的关注和参与,也不单单体现在财务安排上,而且贯穿在整体的投资决策、经营决策以及日常经济活动中。因此,对税务筹划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企业要花力气培养税务筹划人才,至少让各级管理人员学习一些税务知识,培养一点税务筹划理念。
篇3
关键词:“营改增” 纳税筹划
一、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征收方法的选择;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选择
我们知道,因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通常来讲,采用简易征收方法的税负会比一般计税方法的税负重;小规模纳税人税负比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重。但在本次改革中,因之前购置的固定资产未能得到抵扣,还有行业特点造成可供抵扣的进项税额少等原因,部分企业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税负将加重。
比如,一个长途运输公司,因为在全面实行“营改增”之前购置的车辆的进项税额未能得到抵扣,过路过桥费又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进项税额较少。如果每年运输收入为1000万,一年的维修费等能取得征值税的费用为200万,进项税34万,“营改增”后按照一般计税方法一年的增值税为1000*0.11-17=76万,而按简易征收方法一年的增值税仅为1000*0.03=30万,可见按照一般计税方法比简易征收方法税负重得太多。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时要以收取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余额作为的应纳税额;小规模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时要以销售额乘以征收率3%的积为应纳税额。理论上,在一般计税方法是17%税率,简易征收方法是3%征收率情况下,当增值率达到18%以上时,其增值税税负将超过按小规模或是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税额。增值率=(销售收入-购进项目价格)÷销售收入=(销项税额-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具体到企业,税负孰轻孰重,要综合考虑,根据企业进项税、销项税的实际情况测算才能得出。从而,进一步选择以一般计税方法还是简易征收方法更有利于企业。但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征收方法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根据本次改革中的相关文件规定,一般纳税人提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特定项目是指: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轨道交通、出租车)。一般纳税人以“营改增”之前购进或者自制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经营租赁服务,试点期间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如果想利用简易征收方法节税的企业,又不符合相关规定。就可以考虑选择小规模纳税人或个体经营的形式,按照征收率3%交纳增值税从而降低税负。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选择,也要满足税法规定的要求。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为在连续不超过12个月的经营期内的累计销售额,含免税、减税销售额达到500万。且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不想成为一般纳税人的小企业,可以尝试成立多个企业形式,从而规避达到500万元销售额这个标准。而对于那些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更有利,而达不到500万元销售额标准的企业,只要财务制度健全,账薄齐全,也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
二、从混合销售到独立核算的选择和关联企业转移定价的纳税筹划
依税法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销售货物,应作为混合销售行为,一并交纳增值税。在扩大固定资产进项税可以抵扣的范围后,因为进项税额的加大,使得很多符合政策的该类企业愿意依此规定把应交营业税的劳务行为与销售货物形为,不作严格区分,交纳增值税。但本次“营改增”后,混合销售中的劳务行为如果属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税率比一般的产品销售低很多。再以混合销售形式进行业务操作明显不利于企业。
比如:某石化企业既销售成品油,又提供港口服务,按混合销售税率为17%。该企业年均港口收入大约15000万元,年销项税额为15000*0.17=2550万元。本次改革中规定,港口服务属于现代服务业,仅征收6%的增值税。但税法规定纳税人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税服务,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为了节税,企业当然会选择分别核算,但依据混合销售的定义,可以看出劳务与货物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从属关系,企业通常很难通过简单分开核算混合销售的两类收入。为此,该企业通过新成立独立核算的港口服务企业来将两类业务收入分开,以适用不同税目计税。这种选择一定要具有提前性,业务未发生前就要将两项业务分离,这样就港口服务可以执行6%的税率,年销项税额为15000*0.06=900万元,年节税可达1650万元。
增值税的有关法规对企业市场定价的幅度没有具体限定,所以企业可以依据公司法所赋予的市场定价自,在利益统一体的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利润的方式进行纳税筹划。在本案例中,完全可以提高码头服务的定价,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在总价不变,不影响客户的情况下,减少增值税的支出。
类似的还有,电脑维护业务可以区分为提供硬件维护服务,照修理修配劳务缴纳17%增值税;提供软件维护服务,则按照现代服务业中的“信息技术服务”缴纳6%增值税。
三、采购与租赁的选择,租赁与雇佣的选择
税法规定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之所以不允许抵扣,主要是因为该类交通工具的具体用途是难以划分清楚的,而这些物品的消费属性更明显。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作为办公用车相当普遍,但进项税额依然得不到抵扣。“营改增”后,规定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依然不可以抵扣进项税,但作为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的运输工具和租赁服务标的物的除外。税法的这一个规定,让我们得以利用,首先租赁公司购入小汽车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企业可以从租赁公司租入小汽车作为办公用,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大企业集团,甚至可以专门成立这样的租赁公司为下属企业的办公用小汽车进行租赁服务。
“营改增”后,企业员工上下班的通勤班车,如果是外单位提供的,因税法规定对于一般纳税人购买的旅客运输劳务,难以准确的界定接受劳务的对象是企业还是个人,因此,一般纳税人接受的旅客运输劳务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而另一方面,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为员工提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范围。这样,如果企业是租赁班车或购买班车,在税收上就比雇佣班车要划算得多,所以这也就成为了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增值税税目的选择
“营改增”前,因在营业税时税率相同,相似的业务企业可以不作严格的区分。在“营改增”后,有些相似的业务,税率却相差太大。如果未能严格区分,依据税法兼营业务从高适用税率,则加大了企业的税负。
比如:上面提到的石化企业,港口服务收费中的装船费,就是利用管道和输油臂将油品装到船上,服务项目一直以管道运输的名义,按7.8元/吨开据发票。“营改增”后管道运输业税率是11%,而码头服务、装卸等物流辅助业务税率是6%。表面看起来,用管道输送油品上船,也符合管道运输的性质,而实际上,从物流业和物流辅助业来看,物流业的收费重量和距离是都主要因素,而物流辅助业却往往只按重量收费,若不能对这一概念明确,将损失巨大。
篇4
一、2012年镇海法院审理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情况之梳理
(一)受理案件数量与标的额为历年之最
2009年镇海法院受理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85件,标的额为1.69亿元;2010年,收案83件,标的额为1.47亿元;2011年,收案59件,标的额为0.34亿元;2012年,收案123件,标的额为5.58亿元,案件数量与涉案标的额为历年之最。
(二)简易程序适用率偏低、平均审理天数偏长
2012年镇海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2]为32.13天,简易程序适用率为74.69%。2012年审结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94件,平均审理天数为61.44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34件,简易程序适用率为36.17%,其中审理天数最长的达到了156天,审理天数在100天以上的案件共计24件。该类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偏低、平均审理天数偏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借款人在贷款时提供的地址由于各种原因在诉讼时无法直接送达,只能通过公告送达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案件判决后也只能通过公告送达判决书,这无疑使得案件审判周期只能随之拖宕延长,从而为银行高效及时地收回贷款带来了重要障碍。
此外,银行放款后对贷款监管通常依靠借款人是否正常还款作为主要考量标准,银行和借款人明显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收集方面的高成本又使得银行认为得不偿失,所以当进入诉讼程序时,银行对于借款人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也给法院查明案情,及时审结案件带来了困难。
(三)结案以判决为主,调撤率较低
2012年镇海法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为76.20%,而2012年审结的94件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判决结案59件,调解结案25件,撤诉结案10件,调撤率仅为37.23%。该类案件调撤率低主要原因在于,1.大量公告送达案件的存在。公告案件至少有一个被告下落不明,根据程序法的规定,只能判决处理,不能进行调解。2.银行对调解缺乏主动和热情。银行调解均要求收回借款本金和相关利息,作出让步的范围很小,几乎与判决差距不大,这使调解工作较难展开。
(四)案件分布普遍化与集中化并存
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在分布上呈现普遍化与集中化两个并存的特点。普遍化体现在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四大银行均涉诉外,许多中小型金融机构,如镇海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亦涉诉。集中化体现在工行、农行发案较多,两家银行涉诉65件,占2012年总收案量123件的52.85%,涉诉标的额4.07亿元,占2012年涉诉总标的额5.58亿元的72.94%。
(五)系列案件和批量案件多
同一企业因金融债务作为被告而产生的系列案件、批量案件多。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同一公司两次以上作为被告的共有6家,其中涉及某工贸实业公司的案件多达18件,涉及某自行车公司的案件多达11件,涉及某紧固件公司的案件达7件。在涉及个人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件中,同一个人3次以上作为被告的有24人,其中涉及王某良的案件多达17件,涉及王某生的案件有13件。
(六)担保去抵押化成趋势,新类型担保较少
在2012年受理的123件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仅有抵(质)押的32件,仅占26.02%;仅提供保证人担保的31件,占25.20%;抵(质)押和人保两者同时存在的38件,占30.89%;无担保的20件,占16.26%。在70件涉及企业案件中,仅有抵(质)押的8件,仅占11.43%;仅提供保证人担保的19件,占27.14%;抵(质)押和人保两者同时存在的38件,占54.29%;无担保的5件,占7.14%。从涉案纠纷来看,目前贷款已经不是完全依赖不动产抵押物,开始告别传统贷款模式的“不动产抵押物崇拜”,但仅仅是更多地转移到提供保证人的“人保”模式。虽然“人保”模式较“不动产抵押”模式方式简便,可操作性强,但“人保”模式容易给贷款带来道德风险等不确定风险因素。根据调查结果,目前银行贷款没有充分发挥企业的知识产权、股权、存货、应收账款等财产权利的担保效能,贷款担保方式的种类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拓宽贷款担保方式从而促进企业贷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涉企业案件标的额大
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中,涉及企业案件(包括公司为借款人、抵押人、保证人)共计70件,标的额为5.24亿元,其中未偿还贷款本金额在100万元
至1000万元案件数共有38件,总标的额1.79亿元;1000万元以上的共有17件,总标的额3.41亿元;最高未偿还贷款本金额为3000万元。(八)涉诉企业行业类别众多,融资需求凸显
根据统计,涉诉企业的行业类型既有劳动密集型企业,以电器制造、金属材料、食品、纺织为代表,也有化工、贸易、电子科技等高科技、高附加值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涉诉企业行业类别不同,但是由于行业类别原因而发生金融借款纠纷的比率却没有明显区别,由此可见涉诉企业发生不良贷款情况和所处的行业态势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更多原因是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如企业过度投资,某自行车公司过度投资于福建矿业项目,最终资金链断裂。再如企业主个人行为失范,某机械制造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吕某江在澳门豪赌上亿元,导致公司倒闭。
(九)涉企业贷款期限较短,追求短期流动性
根据统计结果,在2012年70件涉及企业案件中,涉诉企业贷款1年期52件,占总比重的74.29%;2年期12件,占总比重的17.14%;3年期2件,占总比重的2.86%;其他期限3件,占比重4.29%。
由此可见,企业的贷款期限集中在1年期。主要原因在于,1.涉诉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的短缺、资金的周转能力不强、存货占用额较大、资金筹集渠道狭窄等导致其向银行进行规模小、频率高和更加依赖流动性强的短期贷款。2. 短期贷款利于银行进行风险防控,贷款期限越短,银行风险控制成本越低。
(十)涉企业贷款中采用互保联保方式风险大
互保是指由2个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获得贷款。企业“联保”贷款,是指3家或3家以上企业自愿互相担保,联合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信贷方式,即3家或3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某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体成员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在互保联保贷款实际操作中,银行为降低自身风险,一般要求企业提供至少一家优质企业作为互保联保成员。一旦贷款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提供担保的公司必将受到牵连,易发生连锁效应。例如某紧固件公司与某电器公司互保向银行贷款,2012年7月该电器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该紧固件公司自身融资难度增加、资金周转能力弱化,最终陷入困境、生产停滞。
(十一)涉企业贷款中异地授信、多头授信风险大
异地授信是指银行向所在辖区以外地区注册企业办理的各类授信业务的行为。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70件涉企业贷款案件中,涉异地授信案件为22件,占31.42%;标的额为1.56亿元,占2012年涉企业贷款总额5.24亿元的29.77%。22件涉异地授信案件中,仅提供人保的16件,标的额0.37亿元。
多头授信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对同一个客户授信的行为。2012年镇海法院受理的70件涉企业贷款案件中,涉多头授信案件为43件,占61.43%;标的额为4.09亿元,占2012年涉企业贷款总额5.24亿元的78.05%。如,某工贸实业公司向5家银行贷款,贷款标的额1.78亿元,无抵押担保标的额0.72亿元。另,涉及某食用酒精公司金融纠纷,虽目前案件仅2件,但该公司向13家银行贷款,贷款总额超过10亿元,现该公司超负荷经营,经营陷入困境,银行债权处于高风险状况。
二、银行业信贷风险之透视
2012年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大幅上升,与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有关,宏观形势导致银行加大对不良债权的回收力度。同时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实践中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和借款人信用危机所引发的纠纷日渐凸显。本文主要阐述银行因素和借款人因素所导致的信贷风险。
(一)银行因素
随着银行股份制改革被推向市场,银行注重以营利为目的,这就决定了银行在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的同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银行间存在的过度竞争,潜藏巨大风险。将发放贷款的任务指标纳入考核标准,系督促银行员工敬业尽责完成本职工作的推动因素,但员工为追求贷款任务达标而竭力招揽客户,则可能引发业务操作中道德风险,从而放松对申请贷款客户的贷款资质及保证人资信状况的审查,制度设计因而流于形式,盲目放贷屡见不鲜。具体表现为:1.违反贷款通则规定,简化贷款程序,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贷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未进行审查即发放贷款。如某铝业公司已濒临破产,但某银行对其贷款资质未严格审查,在公司仅提供人保的情况下依旧放贷,2个月后才发现该公司已经经营困难,保证人下落不明。2.违反签约程序,是否系借款人真实意思表示不作考量,他人代签时缺乏借款人的授权手续。某银行洪某要求还款,但洪某称并未向银行贷款,后经笔迹鉴定,贷款合同上签名并非洪某所签。3.贷款到期后,不进行积极回收,反而借助贷新还旧业务,增加了银行贷款回收的难度。
同时,在业务操作中,担保意识薄弱,导致借款担保纠纷出现。具体表现为:1.在贷新还旧的借款保证案件中,对于借款用途加以掩盖,注明“购买原材料”等用途,以逃避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从法律角度而言,借款人与银行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意思表示而转嫁贷款风险的欺诈,如果保证人提出抗辩并经查证属实,则造成担保落空。2.对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方式的合法性审查不实。《担保法》及《物权法》规定“登记生效”与“登记对抗”规则,但银行疏于办理登记手续,进入案件审理阶段才发现该房产重复抵押,或者已转让给第三人,致使银行在无法收回贷款的同时,还无法主张实现该房产的抵押权。在保证人担保的借款中,许多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相互担保,虽然明显构成企业信用的恶意膨胀,但银行却对该种形式的贷款予以默认,给银行资金的安全埋下严重隐患。如某自行车公司、某机电公司与某工业公司系关联企业,相互担保向银行借款,该三家公司业主王某生资金链断裂,某银行对其贷款形成不良。
(二)借款人因素
1.企业因素
部分企业自身履行能力弱。在金融纠纷案件中,部分企业由于受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以出口为主导的企业,国外订单减少,生存举步维艰;部分企业由于内部决策失误、管理混乱、产品滞销,导致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债务;部分企业由于为其它企业担保涉诉,从而陷入暂时性的经营危机。这些企业有的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没有挽回的余地;有的是尚有市场、有前景,仍然可以“起死回生”。但是无论是哪类情况,大多对当前的金融债务履行能力较弱,甚至根本没有履行能力。
部分企业还款意愿下降和转移资产、刻意脱保等各种故意逃废银行债务现象抬头。其形式在实务中主要表现为:(1)以改制、重组、合并、分立、增减注册资金、解散、破产以及抽逃、隐匿、转移资产等方式,损害银行债权。(2)通过非正常的相关交易抽逃资金、转移利润、转移资产,损害银行债权。(3)
以多头开户、转户等方式,蓄意逃避债权银行对贷款的监督,致使银行贷款本息难以收回。(4)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产权不清的担保,或恶意拒绝补办担保手续。(5)不经债权银行同意,擅自处理银行债权的抵(质)押物(权),损害银行债权。(6)隐瞒影响按期偿还银行债务的重要事项和重大财务变动情况,致使银行债权处于高风险状况。(7)拒不执行法院和仲裁机构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继续拖欠银行债务。2.个人因素
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汽车消费按揭贷款纠纷中,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与信用危机因素亦可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客观因素分析,主要包括自然原因造成的风险和社会原因造成的风险。前者主要表现为借款人因不幸事故、意外伤害、疾病等原因导致死亡、伤残、丧失工作能力而失去还款能力可能产生的风险。后者主要表现为借款人因所在单位倒闭、被兼并、政策性裁员等个人无法抗拒的原因而失业,或造成收入下降,致使借款人无法继续归还购房贷款可能产生的风险。
从主观因素分析,部分借款人缺乏信用观念,主观恶意拖欠贷款。这部分人虽然存在偿还能力,但拒绝主动向银行偿还欠款,对银行的贷款能拖则拖,拒绝接听银行催收电话,在收贷人员上门催收时,拒不合作。还有部分借款人可能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故意违约,当违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超过所带来的损失时,借款人选择主动违约。如在车贷纠纷处理中,因处分抵押车辆的价值往往低于应偿债务,借款人往往选择违约,从而将车贷风险转嫁给银行。
三、加强银行业债权保护的对策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宁波区域而言,宁波今后能不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和创新能力,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以金融实力壮大发展实力。[3]当前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高发的困境,是多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化解涉银行业金融纠纷案件的利益纷争,需要从多角度着手分析。
(一)加强源头治理——银行内部机制的完善
涉银行业金融纠纷的产生,源于贷款资金的回流不畅,追本溯源,如果强化银行贷款环节的管理,则在很大程度上可降低借款人违约风险的机率。
1.强化依法经营的意识
首先,银行应依法经营。开展授信业务,应严格执行《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各项风险控制措施。其次,银行之间应遵守银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树立风险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避免恶性竞争环境下导致的规则失范。
具体而言,银行应当加强贷前调查、严格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1)加强贷前审查。银行要加强对借款人提交申请资料的审核,重点审核借款人的信誉程度、收入证明、偿还能力的真实性。要科学制定个人资信评估标准和识别业务真实性的贷前审查制度,实行双人调查。要借助个人征信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了解审查借款人的基本信息、信用程度、诚信状况。要与借款人进行见客谈话,实地调查借款人真实居住地、核实贷款抵押真实性,了解抵押物所有权、变现能力等情况。(2)严格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银行要严格审批程序,认真审核贷款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尤其是对借款人和保证人诚信、还款能力等事项要进行严格和独立的审查。在贷款发放后,要加强贷款用途的管理,防止贷款挪作他用,密切检查和监控借款人还款能力变化和还款意愿,一旦发现不良还款记录,要及时督促借款人和保证人履约还款,必要时依法及时提讼或申请仲裁。
2.完善员工行为管理及合同管理
(1)加强银行员工行为管理。广泛开展员工职业道德和诚信教育,并将诚信状况作为招录、晋升、奖惩员工的重要内容。加强员工行为监督和动态风险排查,有效防范员工参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充当社会融资“掮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案件防控。加强对“客户经理”和基层网点负责人等一线员工管理,完善绩效考评办法,避免短期行为,对为非法办理贷款提供便利的违规违纪人员,应严肃查处。(2)规范和完善信贷合同条款。银行应当规范各种文本,使文本含义符合法律的要求,避免语言歧义或用词失范所导致的理解上的模糊,防止纠纷产生后因证据形式不规范而产生的风险。同时,将企业提供真实财务报表的义务、融资总量不超过一定金额的义务或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增加实质性融资的通知义务、对外担保不超过一定金额的义务、贷款按约定用途使用的义务等写入合同,明确违约责任,增强对企业的约束力。
3.健全异地授信、多头授信风险控制措施
虽然异地授信、多头授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但由于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过度授信,从而放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银行应完善授信风险管理制度,应严格异地授信、多头授信业务的介入。(1)建立目标展业地经济、金融、主导产业和政府服务职能等情况的调研机制,明确异地业务和多头业务产业和客户目标群。对主营业务不突出、关联关系复杂的或融资结构不合理的异地企业或集团公司应审慎放贷。(2)充分利用“人行征信系统”、“银监会派出机构客户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等信用信息,推进同业信用交流与共享。(3)银行应对异地授信、多头授信业务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因调查、审查、审批、发放、贷后管理、风险资产处置等环节内控不严、管理缺位造成授信业务风险的,严格按照内部问责制进行责任认定和追究。
(二)完善信用体制——减缓借款人信用危机
借款人信用危机的产生,不仅增加金融纠纷案件审理的难度,而且导致了执行程序中的效率降低,破坏了社会信用体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讲求诚信,理性发展
要坚决贯彻党的十八精神,将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正确的荣辱观,抵制急功近利、奢靡腐化,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引导企业适度投融资,理性发展,加快转型,督促健全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提高诚信水平。
2.建立商业化运作的信用管理制度
信用管理制度以信用登记、信用征用、信用评估、信用为主要内容,其中信用登记内容包括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合同履行情况、诉讼记录、竞争能力、未来发展的信用记录等,政府要建立诚信机制,实现工商、金融、税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3.培育独立、公正的企业信用评级机构
就我国目前的信用评级机构来看,绝大部分是从政府内部的资信评级委员会或银行系统内部的评级机构演化而来,在人员、业务性质、资金各方面都与原来的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信用评级机构应当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它要具有中立性和公正性,这样才可以实现评级过程的独立、科学和权威,提供真实完整的信用评级。
(三)发挥审判职能——保护金融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司法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银行业金融安全是民商事审判的主要职能之一,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的勃兴,是对公正高效司法的最好诠释。
1.更新司法理念,依法充分保护金融债权
金融安全关系着国家经济安全,金融不稳,则社会不稳。法院要进一步强化认识维护金融安全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坚定不移地运用司法手段,依法维护金融合法债权,保障金融安全。2012年,省高院下发了《关于加大审判执行力度推进我省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的通知》,市中院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大审判执行力度推进我市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的意见》,提出具体举措。具体讲,首先要强化保护金融债权的理念。如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中,要坚持重在保护金融债权的价值取向。注重在破产案件审理中金融债权的保护,同时要严厉制裁违约失信行为,维护市场诚信。其次,要贯彻合同自由的理念,支持金融创新。如对具有金融创新行为的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方面,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司法应予支持。此外,要树立适用法律与适用国家政策相结合的理念。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金融发展日新月异,法律的规范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中,如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明时,应当结合国家的金融政策进行决断,力求金融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创新司法手段,提高司法效率
(1)创新审判机制。一是要积极探索和建立金融案件的专业化审理机制,不断提高金融案件承办法官的专业化水平。二是创新送达手段,引导银行诉前即在贷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与借款人、担保人预先约定送达地址、方式及法律后果,有效解决“送达难”问题。三是采取繁简分流,尽可能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严把案件质量关的基础上,简化诉讼程序,努力做到“当庭审理、当庭裁判、当庭送达、快速结案”。四是采取“优先排期、集中开庭”,加快案件处理进度。同时,对同一金融机构、案情类似的同批次案件,尽可能集中处理。
(2)创新新型担保方式司法保障。省政府2010年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创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支持地方金融服务创新,鼓励探索运用商铺使用权、林权、排污权担保等新型担保方式。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也应积极应对,出台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克服提供抵押或质押的有形财产不足的现状,提高其自身的担保能力,拓宽担保物范围,创新担保方式。法院则通过涉创新担保方式纠纷案件的审理,适度放宽设立担保物权有效性的确认,使企业具有一定价值和可转让性的财产权利在内的一切财产都成为担保物权标的,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3)创新抵押物处置方式,快速实现担保物权。2013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加了快速实现担保物权的新规定,从程序法上完善担保物权实现处理机制,体现出程序法与《物权法》等相关实体法律规定的相统一,在权利义务不存在争议的前提下,给予法院更大的职权空间,以缩短裁判周期,体现效率价值。省高院已出台《关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意见》,为高效便捷地实现担保物权、更好地保障金融债权提供了程序依据。
3.强化风险防范,增强联动效能
(1)法院与政府机构联动。法院应建立和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市区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日常联系沟通机制,加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对象之间的信息交流,及时了解辖区内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运行状况、政府部门相关行政决策,在某些案件执行上寻求政府部门协调和支持。
(2)法院与金融监管部门联动。法院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建立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监管的透明度。披露制度一方面是银行监管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向法院披露银行业运营信息,另一方面是法院在一定范围内向银行监管部门披露审判运行态势,以使监管部门了解银行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篇5
关键词:南非;劳动关系;宪法;国际劳工标准
中图分类号:DF47;D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6—0039—04
南非劳动关系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每个历史时期的南非劳动关系都独具特色。从南非各地的考古发现,南非次大陆在300万年以前,甚至更早,就有人类存在。现代人在10万年前就已经在南部非洲生存。南非的原住民族群主要有桑人、科伊人和班图人。最初,这些民族群的集结规模较小、社会结构松散、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其从事的劳动生产活动仅为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这种简朴、单一的社会关系维系着南非早期社会的发展,缓慢而稳定。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由于奴隶也只是奴隶主的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权,因而不存在劳动关系形成的基本要件。少许自由职业者的雇佣关系未能产生大量的劳动关系。这时候的劳动关系主要由罗马一荷兰法中关于劳动雇佣关系的规定进行调整,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荷兰殖民统治者的利益。如在1657年至1800年间,荷兰殖民者在开普颁布了大量的涉及雇主和雇员关系的制定法。这些法律规定:雇主应承担雇员的错误行为导致的替代责任;土著人必须携带通行证;以及对殖民地以外的自由民提供的服务进行规定。
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入侵南非,英国殖民当局废除奴隶制度,行政管理和司法制度方面逐渐英国化。废奴使奴隶们获得有限的流动和择业的自由,从而为南非大量劳动关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殖民者在南非发现了钻石和黄金,随之采矿业蓬勃兴盛起来,导致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对技术型劳动力的渴求。当时南非引进的大部分技术型工人来自欧洲,并且主要是英国。英国技术工人不仅给南非带来了开采技术,而且带来了英国的工会主义思想,工会也开始在南非出现。这时南非的劳动关系立法主要参照英国普通法中关于劳动雇佣合同关系的规定,其目的仍是为了维护英国殖民者的利益及对黑人劳工的管制和剥削。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关系状况在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开始实行的长达80年的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内更为糟糕,白人为了加强对非洲黑人的统治,保证白人的政治统治地位,不惜采取剥夺非洲黑人的政治权利,占有他们的土地和资源,迫使他们沦为廉价劳动力,从而进一步控制和剥削黑人劳工。在此时期,他们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种族主义法律以巩固和继续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南非联邦成立之前就已在四个殖民地存在的劳工法如《主仆法》和《通行证法》、1911年《土著劳工管理法》和《矿山和工厂法》、1913年《土著人土地法》,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国内外形势压力下,南非博塔政府宣布废除50多项种族主义法令,颁布了“新宪法”。这种废除法令的举措和“新宪法”的实施虽然没有真正地消除种族主义在当时南非的存在,但是至少已引起南非政府对黑人劳工的权益及不平等的劳动关系的重视。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克勒克政府上台后,种族主义法律改革的进程大大加快,这也是新旧劳动关系转型的关键期。1991年2—6月,南非政府宣布废除350多个种族主义法规。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南非政府和劳工部积极采取措施以构建和维护新型、民主平等的劳动关系:一是制定和修订劳动法律,如1995年《劳动关系法》、1996年《失业保险法》、1997年《就业基本条件法》、1998年《就业平等法》,等等;二是1999年设立全国技术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培训,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和赔偿基金;三是建立比较完善的劳动纠纷解决双效机制。1994年11月建立了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规定了工会、劳资委员会和调解委员会的职能。可以说,从1994到2006年的期间,除了1996年的南非新宪法之外,议会共制定并通过了926项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形成较为完善的新法律体系。
劳动关系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之一,其对劳动者、企业(雇主)和整个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劳动关系进行法律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新南非主要通过宪法、国际劳工标准以及依据宪法和国际劳工标准制定和实施的国内其他劳动立法来规范和调整新出现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消除种族隔离时期的旧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造成的不良影响,以促进南非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的稳定。
(一)宪法保护
自20世纪开始,受西方主义和民主思潮的影响,许多非洲国家在宪法修订中进一步确定、完善和保障劳动关系及劳动权。南非宪法自1961年4月24日公布后,关于劳动关系及劳动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下列宪法及其修正案中。1994年宪法第6次修正案第27条规定:“每人皆有权享受公平的劳工措施;工人有权组织并加入工会,雇主则有权组织并加入雇主组织;工人及雇主皆有权组织并作集体谈判;工人基于集体谈判的目的,有权进行罢工;除了受到第33条第1项的规范外,雇主基于集体谈判的目的,而诉诸于关闭的行动,不得受到侵略。”1996年新宪法第二章“权利法案”的第23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每个人享有公平的劳动工作的权利”,“每个工人都有权利组织和加入工会、参加工会的活动和计划及罢工。”现行2009年第16次南非宪法修正案中对劳动关系的规定作了修订,主要包括:“每个人皆有组织及加人工会的权利、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及安排的权利、罢工的权利;每个雇主皆有组织及加入雇主组织的权利,以及参加雇主组织的活动及安排的权利;每个工会及雇主组织皆有决定其自身行政、活动安排的权利、组织的权利,以及组织及加盟的权利。每个工会、雇主组织及雇主有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国家可制定法律规制集体谈判。如果该法律有可能限制本章中的权利,其必须符合本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立法可以承认集体协议中所含工会保护的安排。如果该法律有可能限制本章中的权利,其必须符合本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
上述宪法条文的规定不但是对劳动关系及劳动权的最高保障,同时也是劳动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主要依据。因此,为了确保立法和司法在处理劳动现象和问题时的合宪性,南非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具有与劳动上诉法院和最高上诉法院同等的权力,可以审理涉嫌违宪的劳动争议案件,这是从实践层面上对南非劳工的宪法保障。
(二)其他劳动立法保护
劳动关系及权利的宪法保障并不是实现劳动权和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的唯一手段,而且在宪法的授权和委托之下,关于劳动的国内其他法律的制定有了精神之源和立法依据。宪法委托理论表明,公民劳动权的实现需要借助法律的具体规定,通过法律的规定使宪法劳动权条款具体化。自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南非制定了大量的劳动法律,这些法律的制定目的在于建立平等的、没有性别歧视、种族偏见的新型劳动社会关系。
(1)劳动关系法。1995年《劳动关系法》颁布后,经过4次修正,现行劳动关系法为2002年劳动关系法修正案。该法包括9章214条和8个附表,制定的目的是促进南非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劳动的和谐关系,以及促进工作场所的民主化。实施目标是:第一,保障宪法第27条发生法律效力。第27条规定,“每个人有权利获得包括医疗保健健康服务的权利、获得充足的食物和水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保障的权利,包括他们获得适当的社会救助的权利”;第二,规范工会的组织权利,促进和便利工场和行业水平的集体谈判;第三,按照宪法的规定,调整及规范罢工权和停工闭厂的争议解决方式;第四,设立工场论坛,促进雇员参加决策制定;第五,设立法定的调解、调停和仲裁为劳动争议的解决提供简单的程序,并且为了解决争议,依法设立调解、调停和仲裁委员会以及可选择性的争议解决机构;第六,设立劳工法庭和劳工上诉法院作为高级法院,对依据该法产生的案件有专属司法管辖权;第七,规定工会和雇主组织的简易程序,并且规定它们的操作规则和财务制度;第八,使南非积极履行关于劳动关系的国际法律义务;第九,修订关于劳动关系的特定法律,以及对偶发事项进行规定,如结社自由和一般保护、集体谈判、罢工和闭厂、工厂论坛、工会和雇主组织、争议解决、不公平解雇和不公正的劳动惯例。
面对新出现的劳动关系问题,2012年3月14日,南非劳动部长提交的《劳动关系法修正议案》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致力于处理劳动经纪问题;二是关于合同制工作、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基本服务、罢工和停工闭厂的条款修订;三是进一步增强调解、调停和仲裁委员会的职能;四是履行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义务。
(2)就业基本条件法。1997年第75号《就业基本条件法》共有11章96项条款和4个附表。该法规定了劳动涉及的基本要件,如工作时间、假期、雇佣和薪酬的详情、禁止童工和强迫劳动、就业基本条件的变动、部门决策、就业条件委员会,监督、执行和法律程序,以及一般性条款的规定。2002年就业基本条件法修订之后,内容主要涉及“雇佣法”的定义、“时间的解释”、超时的规定、假期工资、关于福利基金的工资捐助、雇佣合同终止的时间、劳工督察、劳动法院的权力、工资决定,等等。该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促进南非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防止社会的不公正,规范宪法第23条第(1)款包含的公正的劳动惯例及其实际效力,履行南非作为国际劳动组织成员国的义务,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最新的《就业基本条件法修正案》与2012年《劳动关系法修正案》同时被提交议会以期获得通过,二者的修改目的是一样的。但其修改的内容主要为:授权劳工部长规定工会代表进入雇主处所的权利界限;授予劳工部长和就业条件委员会关于规范临时雇工的部门决策权,拓展对弱势工人的保护范围及为他们的结社自由提供便利;禁止雇用15岁以下的童工及规范15—18岁的童工制度,规定对使用童工和强迫劳动等违法行为的惩罚,积极履行《第182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关于最恶劣的童工形式》中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增强劳工督察的权力。
(3)平等就业法。1991年6月30日,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它对南非各族人民在方方面面的影响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而新的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势在必行。在公平就业方面,根据1996年新南非宪法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制定和颁布了1998年第55号《平等就业法》。该法规定公平就业和与之相关的事项,包括6章65项条款和4个附表。该法制定的原因,一是由于受到长期施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其他歧视性法律和惯例的影响,南非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就业、职业和收入的差异;二是这些差异给特定种族的人带来了非常明显的不利,而且这种不利是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废除歧视性法律而得以改善的。基于上述原因,该法制定的目的是:第一,推动宪法性平等权和真实民主的实现;第二,消除就业中的歧视现象;第三,确保就业公平的实施以缓解歧视的影响;第四,努力实现一个多元化的员工队伍,它广泛地代表南非的各族人民;第五,积极履行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具体而言,其内容涉及禁止不公正的歧视、反歧视行动、公平就业委员会、监督、强制执行和法律程序,以及一般条款。
2010年《平等就业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为:增加或替换相关定义、禁止同工不同酬、规定用于员工面试的心理测试的认证、规定特定员工提交未解决的争议至调解、调停和仲裁委员会,等等。该修正案是为了保障平等就业权。该权利是指公民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就业保障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就业主体平等和同工同酬。平等就业权的实现是构建平等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所在,如果缺失平等,将导致就业领域的混乱,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平等就业权的立法保护意义深远。然而,对于有着深重的种族歧视背景的新南非,实现就业平等和禁止歧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
(三)国际劳工立法保护
南非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享有该组织章程规定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根据该组织的章程和颁布的约法,南非所有的劳动法律在制定和实施中都宣称将履行南非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如宪法在“前言”中规定:“我们南非人民,承认过去的不公平,崇敬那些为这片土地的正义与自由做出牺牲的人们,尊崇那些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辛勤工作的人们,并且相信南非属于所有居住在其中,并团结于多元化文化之下的人们。”除宪法规定以外,其他的劳动法律也对此作了规定,如劳动关系法规定执行南非共和国关于劳动关系的公共国际法的义务是其制定的目的之一。就业基本条件法和就业平等法则规定应遵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制定相关条款如调整工时、提供就业和薪酬的详情、禁止童工和强迫劳动,改善就业基本条件、禁止不公正的歧视、反歧视行动、劳工督察,以及建立平等就业委员会和就业条件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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