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简述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民并举”、“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在一定的语境中，根据司法活动对公正和效益的追求，都具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在这些范围之内，还可以通过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关键词：刑民交叉；刑民并举；先刑后民；先民后刑；被害人选择权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04-05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是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较为复杂和较为棘手的疑难问题。首先，对于何为“刑民交叉”这一前提性概念便有多种理解方式，其中也不乏误解；其次，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应如何适用诉讼程序，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是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最后，刑民交叉案件常见于一些具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形中，涉案金额大、涉案人数多，审判意见又多分化为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两极对立，对被告（人）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探寻一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就不无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语义分析和类型分析，剔除“假问题”，破解“真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对“刑民并举”、“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这几种处理模式，以期能对学界的讨论和实务的进展有所助益。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语义分析

（一）“刑民交叉”一词的语义理解

“刑民交叉”是一个因熟悉而陌生的词汇。无论是学者、司法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大众，对“刑民交叉”一词都无理解上的障碍，且能信手拈来地用它来表述一些同时具有民事法要素和刑事法要素的案件，故而显得很“熟悉”。但是，正由于该词被不同人员在不同情形下广泛地使用，才使得人们易于忽视不同语境下该词意指的细微区别。这些“陌生”的细微区别正是剔除“假问题”、破解“真问题”的“题眼”所在。

概而言之，根据语境的不同，“刑民交叉”一词可以在三种语义上进行使用。（1）“案件事实”层面。所谓“事实”层面，是指当人们表述一个案件属于刑民交叉的类型时，是针对案件事实既有民事的成分又有刑事的成分而言的。这种“法感觉”层面的理解是最为普遍的用法，同时也暗合了刑民交叉案件的核心特征，圈定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外延范围，为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奠定了基础。（2）“法律纠纷”层面本文从广义上使用“法律纠纷”一词，将其作为民事纠纷和刑事指控的上位概念。。“案件事实”不等于“法律纠纷”。二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简述：一个案件事实可以产生多个法律纠纷，一个法律纠纷亦可以由多个案件事实导致。司法活动的对象虽是案件事实，但其最终目的却是要裁决作为当事人诉请和检察机关刑事指控的法律纠纷。因此，“刑民交叉”的最终指向应是“法律纠纷”而非“案件事实”。当人们在“法律纠纷”层面使用“刑民交叉”一词时，是指某一刑民交叉案件事实产生了何种性质的法律纠纷，进而应当选择何种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我们可以说某一事实既有民事属性又有刑事属性，但不宜说某一纠纷既是民事纠纷又是刑事纠纷。只有在这种纠纷的法律属性确定之前，可以言某一纠纷为“刑民交叉”。（3）“法律关系”层面。“案件事实”不等于“法律纠纷”，“法律关系”亦不与二者等同。分析案件事实、解决法律纠纷，其核心的工具性概念就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运用法律规范涵摄案件事实的结果，某一纠纷的解决，经常需要在事实和逻辑上理清多个或多重法律关系。因此，当人们在“法律关系”层面来使用“刑民交叉”一词时，主要是从思维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如何解决一个具体的法律纠纷。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刑法具有“二次规范性”，民事分析在思维的逻辑进程中要先于刑事分析。而且，这种分析并不限于“法律事实”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刑事案件中，有时亦需要首先进行民事上的分析；在一个定性达成共识的侵权案件中，有时还需要接着进行刑事上的审查。两种层次的分析并不因刑庭和民庭的划分而由各自独占，只不过这种分析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经常被忽略或忽视罢了。

在“刑民交叉”的这三个层面的语义中，“法律事实”层面划定了问题的范围；“法律纠纷”层面提出了根据纠纷的属性选择诉讼程序的要求，“法律关系”层面提示了认定纠纷属性和解决纠纷的思维路径。由于“法律事实”层面不能为人左右，“法律关系”层面又可存在于几乎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中，因此，刑民交叉案件的“真问题”仅存在于“法律纠纷”层面，即某一事实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应当选择何种诉讼程序进行解决。但在解决这个“真问题”之前，还要考察一下学界对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化划分。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划分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划分类型的标准，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为法律事实说[1]、法律关系说[2]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综合说[3]。从上文的“法律纠纷”层面来看，这三种划分标准其实均可统一于法律事实说。即使是杨兴培教授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说，也是“法律事实中蕴含的法律关系”。而且，以“法律关系”为标准的划分结果不仅仅涵盖了解决纠纷的诉讼程序选择问题，也涉及到了解决纠纷的实体法思维路径问题，是一种跨语境的使用，不利于问题域的统一。至于毛立新博士主张的综合说亦是在将“法律事实”限定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再与法律关系进行综合的意义上理解的，而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的综合正是法律事实。另外，后两种分类标准得出的结论，在外延上也与法律事实说大同小异。因此，本文将法律事实说作为考察对象。

根据法律事实说，刑民交叉案件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第二类是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第三类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1]31-36。其中，第一类可对应于“案件事实”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这类案件虽然同时具有刑事法要素和民事法要素，但由于是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分化出的不同纠纷，而这些纠纷之间既不存在定性上的疑问，也不存在程序选择上的冲突，所以，对这类案件采取刑民并举、分别审理的模式即可。第二类是“法律关系”层面的刑民交叉的定性疑难案件，其主要问题是如何从实体法上对法律纠纷进行最终的定性，本不应涉及诉讼程序的选择，但由于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和定性理解不同，往往会武断地选择诉讼程序而造成问题值得补充的是，“法律关系”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是思维方式上的观念问题。如有学者对“先刑观念”的反思与批评就属于这一层次的问题，而不属于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核心问题。参见：杨兴培：《刑民交叉案件中“先刑观念”的反思与批评》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9期：64-74。。第三类即为“法律纠纷”层面的刑民交叉案件，涉及的是纠纷解决的程序选择问题。结合上文对刑民交叉“真问题”的理解，值得进行讨论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同一法律事实导致的法律纠纷难以定性的案件（定性疑难案件）和同一法律事实导致了多种不同属性法律纠纷的案件（多重纠纷案件）。以下就结合这两种案件类型试着对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的选择进行逆向考察。

二、“刑民并举”模式的考察

（一）被动型的“刑民并举”

所谓“刑民并举”，其核心特征就是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分别进行，二者不具有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方面的制约关系。针对以上两类刑民交叉案件，刑民并举模式可分别对应为被动型和主动型。这里的“被动”是指在定性疑难案件中，问题的本身原本是实体法上的法律定性问题，无涉程序法意义上的“刑民并举”。但由于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理解不同，致使有的以民事纠纷提讼，有的以刑事犯罪提起控诉。若这种不同的理解还处于观念层面而并未诉诸司法程序，则问题仍是实体法上的问题。这时，可以通过联席讨论、召开专家论证会等方式来尽量达成某种共识，还不至于使“刑民并举”现实化。若不同主体已经启动了相应的诉讼程序，则就会造成诉讼程序上的并行和实体认定上的冲突。

这种被动型的“刑民并举”有三个特征：其一，其存在的范围仅限于对单一法律纠纷定性疑难的案件中；其二，其本质问题仍是纠纷的实体法定性；其三，“刑民并举”的程序现实化是问题的根源而非答案。以某一经济纠纷为例，这种被动型的“刑民并举”在实践中可以下述几种方式表现出来：（1）当事人和公诉机关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指控；（2）在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司法机关等发现该案件应属于经济犯罪，而由公诉机关另行提起刑事控诉；（3）在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当事人出于某种目的又提起民事诉讼。在第一种情形中，由于民事诉讼和刑事指控在事实上均以当事人的参与或知晓为前提，所以，这种情形在实践中比较罕见。倒是后两种情形在实务中较为常见，我国亦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针对这两种情形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规范和指导。代表的有1998年4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1998年规定》）第1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3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4年意见》）第7条

《1998年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014年意见》第7条：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根据这两条司法解释，在第二种情形中，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并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第三种情形中，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如何评价这两条司法解释，关键是如何看待民法评价和刑法评价的关系。至于能否将这两条司法解释解释为“先刑后民”，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详述。

无论是将刑法的任务理解为“辅的法益保护”，还是将刑法本身理解为“二次性规范”，其均说明刑法是一种后置法、保障法。刑法的这种谦抑性虽然说明了刑法评价的介入时点是在前置规范评价失效的基础上，但没有直接说明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不同性质，刑法评价是否从纵向上在更高程度上包含了民法评价，以及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能否并行？一般来说，当民事违法超过一定的界限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就构成了犯罪，而不再认定为是单纯的民事违法。但即使是这样，也难以确定一条泾渭分明地划分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二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些模糊地带，而定性疑难案件恰恰就发生在这些两可之中。因此，若简单的认为刑法评价包含民法评价，则不能为上述司法解释提供有效的辩护。换个角度，从功能论的视角来说，民事诉讼裁决的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和损害赔偿；刑事诉讼裁决的是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注重的是对犯罪人的惩罚和预防。这种比较似乎也不能直接回答问题，但却包含了一条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其所处理对象均包含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传统的刑事法和刑事诉讼法在界定犯罪和设置诉讼主体时对被害人有所忽视罢了。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条就说明了，虽然理论上可以认为刑法评价所代表的社会危害程度包含了民法评价，但民事诉讼的功能却不能被刑事诉讼所替代。从这一点来说，上述两条司法解释所体现的刑法评价在诉讼程序上优先于民法评价是值得肯定的，但刑法评价在思维方式上并不能优先于民法评价，而且单纯的刑法评价也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全部的问题。

（二）主动型的“刑民并举”

所谓主动型的“刑民并举”，是指对同一法律事实导致了多种不同属性法律纠纷的案件，依据纠纷的不同性质，同时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所以谓其是“主动”的，是希望能同时发挥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不同功能，全面处理公诉方、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问题。这种主动型“刑民并举”的适用范围相当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那么，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制度能达到这种全面处理的要求吗？

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4]，其主要的追求之一就是同时实现司法审判的全面性和诉讼效率的提高。但实践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偏离了这个初衷。首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民事和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显然违背了诉讼的内在规律”[1]31-36；其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和2000年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以遭受物质损失为条件，赔偿范围亦以物质损失为限，不包括精神损失。此外，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进一步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的，无论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但是，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若一个侵犯人身权但并未造成其他物质损失的民事侵权案件，在民事诉讼中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而若该侵权案件达到了构成犯罪的程度，无论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审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均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未实现全面审判的初衷。

然而，以上论述并不能得出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结论，问题的本质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不完善而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应该存在。若合理地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即可扬长避短。在一些事实和定性争议不大、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易于保证的涉及民事赔偿的刑事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能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而对于一些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有效地兼顾效益和公正的案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采用“刑民并举”模式来解决。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刑民并举”能解决全部的剩余问题，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刑民并举”也会失效。比如，对于一些需要“先进行确权判断，再进行侵权和犯罪判断”的案件，就不能“刑民并举”，而应当突出刑民的次序性。这就是所谓的“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模式了。

三、“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模式的考察

本文第二部分留下了两个问题，分别是：（1）对于定性疑难案件，司法解释所开出的处方能否理解为“先刑后民”；（2）对于一些类似于需要先进行民事确权的案件，如何安排刑民的次序性。所谓“次序性”，是指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不同方式，由于纠纷具有逻辑上的层次性，需要在诉讼程序的安排上分出先后。

（一）对两个司法解释的理解

《1998年规定》和《2014年意见》中的两条司法解释能否理解为“先刑后民”首先取决于对“先刑后民”本身作何理解。这两个司法解释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民事诉讼进行中发现定性错误而移交刑事管辖；二是，刑事诉讼进行中完全排除民事管辖。若将“先刑后民”中理解为一种实体法上解决法律纠纷的诉讼程序，该第一种情形就不能被认为符合这种语义，不能被认为属于“先刑后民”。因为，对于定性疑难案件，本应只适用一种诉讼程序即可解决纠纷，而之所以出现被动型的“刑民并举”和所谓的“先刑后民”，均是由于一方诉讼主体理解错误所致，介入第二种诉讼程序不过是该错误的表现，或是纠正错误的手段。第二种情形之所以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也有其合理性。首先，在法律定性层面，它契合了对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关系的理解。对于一个法律纠纷，若属于刑事管辖的范围，则当然排除民事管辖，这是由刑法保障法的属性决定的。其次，在事实认定层面，它也符合了关于两大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5]，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可见，后者要严于前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案件事实若通过了刑诉证明标准的检测，则在民诉中可当然认定；反之，则否。因此，即使是从纠正错误的角度，在刑事诉讼之后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也可以直接将刑事诉讼中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免证事实。从这种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角度和诉讼效益的角度，第二种情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权宜”意义上的“先刑后民”。

需要补充的是，该司法解释所规制的情形并不周延，其仅限于前一诉讼程序进行中的发生的情况，对于前一诉讼程序审结后发生的情况则没有明确表态。例如，在民事诉讼审结之后，发现该民事纠纷应属于刑事犯罪；或者，在刑事诉讼审结之后，发现该刑事指控应为民事纠纷，甚至并不违法。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42条，当出现这两种情形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重新审理。

（二）刑民次序的确定

关于刑民次序性的确定，其主要存在于一些需要先进行民事确权，然后才能进行民事侵权和犯罪认定的案件中。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处理，就需要先确定具体的权利人的归属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和犯罪。而且，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也不是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所能涵盖的，因此，应当先通过民事诉讼（知识产权诉讼）进行确权和侵权的审理。此外，还有另一种极为特殊的“先民后刑”，规定在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4项：“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该项是交通肇事罪的“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一种情形。根据这一规定，若交通肇事单纯造成财产损失时，需要首先进行民事赔偿，才能具体确定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之所以此种“先民后刑”较为特殊，是因为该民事赔偿的优先与否取决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既不需要由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也不需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三）被害人程序选择权

被害人程序选择权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一种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所谓被害人程序选择权，是指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中，当事人有权利参与案件并对案件依何种程序处理所行使的一定程度的决定权[6]。实际上，刑民交叉案件争论的症结就在于如何充分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在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等理念背景下，对于一些定性疑难的案件，可由被害人选择是进行民事救济还是以刑事案件向公检报案。这些案件本身就属于刑民交界地带，只要其没有给其他人造成损害，就不妨将国家追诉让位于私权救济。对于一些多重纠纷案件，亦可以让被害人选择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刑民并举”。通过把选择权和风险交给被害人，不仅是对被害人处分权的尊重，同时也利于被害人对审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为这种情况下的被害人选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被害人的选择权也不是毫无约束，对于一些民事确权和刑事裁决间具有逻辑先后关系的案件或者是对于一些还有其他被害人或者是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的案件，并不能由被害人或部分被害人来选择诉讼程序，否则就会导致程序错误和程序混乱。事实上，出于审判公正和效益的考虑，这种选择权已经超出了被害人享有或单独享有的范围。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对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进行考察的结论：（1）对于一些不具有逻辑先后关系的多重法律纠纷应当适用“刑民并举”模式，在兼顾案件全面、公正处理和诉讼效益的情况下，亦可以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2）对于一些定性疑难案件，若刑事诉讼已经进行，根据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以及两大诉讼制度证明标准的规定，可以排除民事管辖，实行一种权宜性的“先刑后民”模式。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不吝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3）对于一些需要先确权再判断侵权和犯罪的案件和主要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肇事行为，可以采用“先民后刑”的模式；（4）在不违背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可适当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以充分尊重被害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1] 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31-36.

[2] 杨兴培.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分析和破解方法[J].东方法学，2014（4）：2-9.

[3] 毛立新.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4）：86-90.

[4]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3.

篇2

以2008年为拐点，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施工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骤然增加，很多原本隐形的风险转变为现实的危机。伴随着建筑市场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外需增长的空间萎缩，传统比较优势逐渐缺失等严峻挑战，建筑企业各种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集中显现，这使得现阶段全面风险管理提升工作显得尤为迫切。而合同管理是建筑施工企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取得优胜的重要管理环节，如何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合同风险是每个施工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建筑施工 全面合同履约合同管理 风险管控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引言 如何进行工程项目合同履约管理暨风险管控一直是我们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不少经济专家与同行在这方面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本文在此结合笔者十多年的工程项目管理控制实践，对合同管理做了全方位、全过程的剖析研究，具体再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提出了各环节的风险及管控措施，力求全面、及时、有效地发现和规避合同风险，实现公司经营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以供同行相互交流、学习与共同提高，从而更好的为工程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合同意识淡薄，部分合同签订不规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施工企业有的还不能完全适应靠合同来维护企业自身利益这种市场竞争的方式，许多企业不设合同管理部门，缺乏可行、有效的合同管理体系和具体的操作流程，不能对合同从签订到履行全过程进行有效地监管。有些项目在签订合同时为了回避业主义务，不采用标准的合同文本，采用一些自制的、不规范的文本进行签约。通过自制的、笼统的、含糊的文本条件，避重就轻，转嫁工程风险。甚至仍然采用口头委托和政府命令的方式下达任务，待工程完工后，再补签合同，这样的合同根本起不到任何约束作用。

（二）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和投标书内容不一致

目前仍然一些业主存在着买方市场优势地位，或者要求附加条款，或者强调施工企业一次包死，不计风险包干费，使最终签订的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及投标书出现较大的背离，从而为施工合同的执行带来很大困难。近几年来，建筑市场内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完善，然而，仍有一些单位依仗天高皇帝远，对个别项目不报建、不招标；或先招标，后报建；或明招、暗定；较普遍的存在强行要求施工企业垫资施工；随意压减工期；压减造价；提高质量要求等等。最终都是施工合同的管理及执行得不到保障，造成工程不能正常履约。 （三）忽视合同的严肃性

建筑施工合同的甲、乙双方，经济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主从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承发包双方忽视合同的严肃性，以各自的经济利益为中心，随意违背合同条款。甲、乙双方的这些违约行为，最终导致工程经济纠纷的发生。 建筑施工合同文件存在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现象。其一，从目前实施的建设施工合同文本看，施工合同中绝大多数条款是由发包方制定的，其中大多强调了承包方的义务，对业主的制约条款偏少，特别是对业主违约、赔偿等方面的约定不具体，也缺少行之有效的处罚办法。这不利于施工合同的公平、公正履行，成为施工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较多的一个原因。其二，由于目前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不规范管理，大量的施工队伍与建设规模严重失衡，致使业主在建设工程承包中占据主导地位，提出一些苛刻和不平等的条件，将自身的风险转移到承包商身上。由于建筑市场处于买方市场，承包商为了获得工程，只好接受。

（四）合同中存在用词错误、矛盾及二义性的问题

按照建筑施工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承包商应对施工合同的理解负责，业主应主动为合同文件起草，应对合同文件的正确性负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施工单位根据业主的意思，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草拟合同协议条款，经业主认可后签署，往往几经确认，最后招、投标文件中相应的合同条款已相差很远。其一，是承包商常常在合同签署上过分迁就业主，主要表现在‘质量等级’要求提高；‘工程进度’要求缩短；‘工程造价’要求让利，最终或违反自然的建设规律，或低于工程成本，使得工程质量无法保证，合同执行必然受阻。其二，是施工单位认为合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不重视，造成在合同文字表述错误和矛盾用词的出现，甚至一些施工单位被迫有意使合同用词错误、矛盾，或设置二义性问题，流待事后通过‘沟通’解决；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低。

（五）合同管理人才缺乏 ，无合同管理机构 合同管理和合同索赔是高智力型的涉及全局的，又是专业性、技术性和法律性很强的工作，管理人才的缺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合同管理水平的提高，虽然有些施工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开始在项目部设立合同管理机构，但大多数施工企业仍尚未建立正规的合同管理机构，缺乏可行有效的合同管理的操作流程，不能对工程进行及时的跟踪和实施有效的动态的合同管理，一旦发生合同纠纷，缺少必要的法律支援。

二、全面风险管控的内涵及建筑施工合同风险的分类

（一）风险管理起源发展简述

1、在中国，“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都说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防患于未然，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并采取防范措施；二是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要及时离开。

2、在西方，风险管理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但风险管理的概念及理论的明确提出，一般认为开始于20世纪初。由于像芝加哥大火、股票交易中的股票价格不确定性、天气变化而对谷物期货价格带来的变化等等，给人们带来生命或财产上的各种损失，人们出于减少这些损失的愿望，开始了对风险的研究，试图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来认识风险、分析风险、监测风险以及规避或减少风险的损失。

3、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佛兰克.奈特在他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对风险做出了经典的定义：“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从此风险管理的研究及应用，便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拉开了序幕。

4、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是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它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而确认和分析相关风险，对风险进行控制的过程，包括风险识别、衡量和控制三个环节。美国反欺诈财务报告委员会管理组织（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是目前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最为权威的纲要性文件。

（二）风险的概念

1、风险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与给定的期间内，可能发生结果与期望结果之间的负差异（AARCM推荐定义）。

（三）风险的构成

1、风险因素：促使或引起风险事件发生的条件，以及风险事件发生时致使损失／机会增加、扩大的条件。

2、风险（危机）事件：引起损失／转机的直接或外在原因；使风险造成损失／转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媒介。

3、损失／转机：非故意、非计划、非预期的经济价值减少的事实／或增加转机的可能性。

图1风险构成图

（四）风险的种类

图2风险损失分布图

从风险损失的角度，可分为可控制的损失、不可控制的预期损失、不可控制的非预期损失以及极端损失。

风险管理的定义

1、项目风险管理研究是风险管理研究和项目管理研究的结合点，同时项目风险管理研究又是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的结合点。项目风险管理研究是从分析项目风险的起源入手，探讨降低项目风险、为项目提供安全保障、促使项目顺利完成的方法。

图3 项目风险管理图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的意义是合理分配企业资源，梳理重大风险管理的内部流程，建立风险的信息报告系统，制定重大风险事件的应对措施，建立关键性风险的预警机制，评估企业的风险承受度，作为重大的决策依据。

图险评估的内容与步骤

（七）风险识别方法

图5常用风险识别方法

（八）风险对策

图5风险应对方法

（九）全面风险管理内涵

近年来施工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从零开始、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存在的问题。随着大型施工企业的高速发展，规模扩张很快，但风险管理能力并没有与之相匹配。风险管理工作较好的企业扩张比较适度、发展比较稳健；风险管理能力不强的企业扩张的非常快，导致了一些风险事件发生，而这些问题，正是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提升要解决的短板和瓶颈。

1、对风险管理重视程度不够，风险意识有待加强。 2、风险管理职能定位不明确，体系运行不畅。部分企业风险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职责定位没有理顺，风险管理部门有被边缘化倾向，导致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运行不畅，风险管理流于形式。

3、重大风险有效控制办法比较少。部分企业每年都会开展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重大风险。重大风险评估出来，怎么预防、怎么监控、怎么动态管理是个问题。4、风险管理信息化建设还比较初级。 5、风险管理专业人才比较缺乏。

（十）建筑施工合同风险的识别及分类

工程承包合同的风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合同本身所带来的风险。二是合同履约过程的风险。1、合同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合同本身风险即合同条款形成的风险，主要包括，合同价格、结算方式、合同工期、工程款支付、洽商单及变更单、其他费用等风险。

（1）合同价格风险。合同价格风险主要因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形成的风险，该类型合同一般工程量相对明确，或有相对明确的图纸，施工单位根据现有图纸、资料在短期内进行报价。由于报价时间短，承包商无法详细计算工程量，尤其是二类费用通常只要按经验进行报价，错报、漏报现象时有发生。并且施工单位为了中标，不敢报高价，报价水平较低，承包商索赔机会小，亏损风险大。该类型合同阶段简单，有利于业主控制投资，是近阶段业主采用的主要合同形式。（2）合同结算方式风险。合同结算方式风险主要包括合同中约定采用的定额及取费、结算总价降点率、结算件审核时间、结算件审核程序、结算件审减额扣款、合同外调价方法、结算争议解决方法等。在签订合同时施工单位一定要注意结算条款，尤其是要明确结算件审核时间，有的业主以没有约定结算时间在项目竣工后迟迟不给结算，有的业主要求结算实行三审或四审，或聘请外审，人为设置结算障碍，故意拖延结算时间，造成项目竣工后几年不能结算。 （3）合同工期风险。合同工期是项目在合理施工组织条件下要达到的项目交工的日期，合同工期的制定要科学合理。由于业主原因一般项目工期都处于前松后紧状态，到工程后期业主为实现交工，一味压缩正常工期，不管前期受何种因素影响，都会采取强制手段，倒排工期，后门关死，往往造成施工单位进行赶工。

（4）工程款支付条款中的风险。工程款的支付按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预付款、工程进度款、最终付款和质量保修金。当前拖欠工程款已成为困扰施工企业的严重问题，垫资、带资施工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这些都给施工企业的良性发展带来困难，同时对正常工期也受到影响，也是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要原因。许多工程合同对这部分条款不甚明确，尤其是对工程款支付违约索赔条款约定不完整、不严密，不公平，给施工企业造成经济纠纷和经济损失。 （5）工程变更风险。由于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和工程项目施工的长期性，合同执行过程中经常涉及工程变更问题。如果承包商在施工中提出了关于设计更改、材料设备换用的合理化建议，经业主工程师同意，可以变更。但如未经业主、设计及监理同意，擅自变更，即使是合理的，承包商也要对此赔偿损失，并且不顺延工期。在变更程序上的疏忽，容易导致业主的反索赔。2、合同履约风险。合同履约风险即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形成的风险，施工合同一旦生效，项目的各个部门都要按照各自的职权，按施工合同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保证施工合同的圆满实现。合同履约风险主要包括：安全、质量、进度管理风险。

（1）安全风险主要包括违章罚款，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为保证安全生产而增加的安全投入等造成的项目管理成本增加。

（2）质量风险主要包括执行规范标准，提高产品质量的投入，或重大质量事故造成的损失。

（3）进度风险主要包括为赶工而增加的成本投入。

三、 建筑施工全面合同履约管理中合同管理的风险管控

建筑施工合同管理从大的方面可以划分为合同订立阶段和合同履约阶段。合同订立阶段包括合同调查、谈判、起草、审核、签署等环节；合同履约阶段包括合同的履行、补充和变更、解除、结算、登记等环节。

（一）合同签订前阶段

合同订立前要对项目进行科学论证、详尽审查项目情况和可行性，再进行实质性谈判。应当调查项目当地的地理、民俗、气候条件、法律环境以及地方政策（国际工程应尤其注意）、设计施工图、各种行政许可审批文件是否到位、拆迁是否到位、“三通一平”工作是否到位、施工资金是否到位、合同对方的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是否有效等，也可以争取了解对方实施以往工程所签订的合同条件。

主要风险有：项目不具备实施条件；忽视被调查对象的主体资格审查，将不具备特定资质的主体或未取得国家行政审批的主体确定为准合同对象；与不具备权或越权的人签订合同，导致合同无效或引发潜在风险；在合同签订前错误判断被调查对象的信用状况，对被调查对象的履约能力给出不当评价等。

主要管控措施有：

第一，审查合同相对人及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授权委托书等材料的原件，避免对方造假。

第二，若合同签字人是被授权人，应关注授权委托书是否合法有效、被授权人的行为是否在其被授权范围内。授权委托书上应有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要有授权委托人的签字字样或印章，方便我方以后签署合同时与合同上的印迹比对。

第三，要充分掌握业主和分包方、监理的情况。应获取其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往交易记录等信息，分析其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评估其财务风险和信用状况，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持续关注其资信变化，建立和及时更新合同对方的商业信用档案，分析其合同履约能力。

第四，可以与被调查对象的主要供应商、客户、开户银行、主管税务机关和工商管理等部门沟通，了解其生产经营情况、商业信誉和履约能力。

（二）合同谈判阶段

施工企业要充分考虑合同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对项目全过程进行风险分析，并设计好相应对策、在合同中予以体现。对对方提出的特别不利的条款，应坚持原则、取得对方理解，尽量将风险转移给对方。

主要风险有：谈判中忽略合同重大问题或在重大问题上做出不当让步；谈判经验不足，缺乏技术、法律和财务知识的支撑，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等。

主要管控措施有：

第一，在谈判前应当收集谈判对手的资料，充分熟悉谈判对手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深度考察业主的真实意图，以便在项目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

第二，关注合同核心内容、条款和细节，具体包括合同标的的数量、质量或技术标准，合同价格的确定方式与支付方式，履约期限和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的解决方法、合同变更或解除条件等，每一个条款都要斟酌。有的合同往往约定竣工日期为业主向承包方颁发竣工验收证书或履约证书的日期为准，但要考虑到实际竣工日期与签发证书的日期并不一致，业主很有可能拖延颁证时间，导致结算、付款的延迟，甚至可能引发承包商的工期违约；有的合同约定按日计算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最好有封顶条款，即不超过一定的金额，锁定风险。

第三，要注意担保和垫资条款。要审查担保的形式、担保物的价值，一般来说，银行保函、抵押、质押的风险最小，第三人信用担保的风险较大，如果采纳第三人信用担保，要审查担保人的信用及资金能力；要注意担保的价值不能少于合同金额，担保期限要跨越整个合同履行期间。对于有垫资施工要求的项目，应充分考虑到自身的资金情况以及财务、融资成本。谨慎参与直接垫资、隐性垫资或借款等其它变相垫资项目的投标，为确保自身利益，应由业主提供支付工程款的担保，以及规定延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责任、逾期支付计息等。

第四，要重点注意双方的权利义务条款，防止合同相对人加重我方责任、推卸自己责任。对于业主附加给我方的责任，应视情况接受或不接受，尽量将风险锁定。

第五，研究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监管、产业政策、同类产品或服务价格等与谈判内容相关的信息，正确制定本企业谈判策略。

第六，尽量采纳通用条款的规定，少设定专用条款。因为通用条款往往对于权利义务、程序的规定较为详细、公正，而专用条款则往往偏向于维护合同强势方的利益。

第七，加强保密工作，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和参与谈判人员的主要意见，予以记录并妥善保存。

第八，每次合同谈判会上应派专人作文书记录，于会议结束时做成会议纪要，由双方签字确认，对于双方已签字确认的内容不允许变更，以巩固谈判成果、避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三）合同文本拟定阶段

主要风险有：选择不恰当的合同形式；合同内容和方式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冲突；合同内容和条款不完整、表述不严谨准确，或存在重大疏漏；通过操纵合同金额等条款规避国家合同管理的规定，如将需要招标或上级审批的重大合同拆分成标的金额较小的若干不重要合同等。

主要管控措施包括：

第一，规范合同文本。所有合同应当采用书面打印的形式，禁止手写、手填，防止合同被篡改。国家或行业有合同示范文本的，可以优先选用，国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内容完整、条款齐全、权责明确、风险分担公正合理，建议严格推行；国外工程尽量采用FIDIC合同文本。

第二，严密合同用词。不能使用“争取”、“大约”、“左右”等不规范用语，前后条款不能互相矛盾，约定都必须具体、明确。例如，由发包人完成的施工场地“三通一平”，应写明水、电等管线接至的地点、接通的时间和要求，道路的起止地点、开通的时间、路面的要求，施工场地的面积和应达到的平整程度等要求以及影响开工的责任等，以及如果由于发包方的原因导致承包方不能如期开工，则工期顺延。

第三，合法、合规。合同内容和方式应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一致，尽量避免签订黑白合同、转包合同等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目的的合同，否则合同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第四，合同文本一般由业务承办部门起草，其他各部门配合，重大合同或法律关系复杂的特殊合同应当聘请律师参与起草。

第五，履约保函格式要请专业人员把关，防止业主恶意没收保函，造成我方不应有的损失。履约保函内容中应尽量回避“见索即付”、“不能抗辩”、“不可追索”、“保函可转让”等字句，规定好保函的生效条件和有效期间，并在业主的书面索偿与银行付款之间增加间隔期限。

第六，不管是手写还是打印的合同，要特别留意“其他约定事项”、给出多个选项让合同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条款等需要补充填写的栏目。如不存在其他约定事项，应注明“此项空白”或“无其他约定事项”；对于需选择的，应明确标明选项，不可空白；对于不采纳的条款，应在选项处划斜线，或标明“不采纳”，防止合同被篡改。

第七，考虑到建设工程合同履行时间长、情况复杂多变等特性，应在合同中给自己保留解除合同的权利，以留余地。解除合同的情形包括：业主严重拖延支付工程款、分包方严重拖延工期、重大的安全事故、拖欠农民工工资给我方带来不利影响等。

第八，合同规定“若发生纠纷则在合同签约地诉讼”等类似条款的，应在合同中标明签约地。

第九，对纠纷处理方式的规定应明确，诉讼和仲裁只能选择一个，不能规定为“可以诉讼或仲裁”，这样的约定是无效的。对诉讼管辖法院的指定要唯一、明确，对仲裁机构的选择要唯一、明确、合法。

（四）合同审核风险管控

主要风险有：未能发现合同文本中的不当内容和条款；对发现的问题未提出恰当的修订意见；未根据审核人员的改进意见修改合同，导致合同中的不当内容和条款未被纠正。

主要管控措施有：

第一，审核人员应当对合同文本的合法性、经济性、可行性和严密性进行全面审核，重点关注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形式是否合法，合同内容是否符合公司的经济利益，对方当事人是否具备履约能力，合同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条款是否明确等。

第二，建立会审制度，对有重大影响或法律关系复杂的合同文本，组织公司相关部门进行审核，相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提出评审意见，再由牵头部门收集汇总并修改，如果不能按照审核意见修改，应出具书面说明论证。

（五）合同签署阶段

主要风险有：对方签署合同的方式违法、无效；授权委托人超越权限签订合同；合同印章管理不当；签署后的合同被篡改等。

主要管控措施有：

第一，合同应当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人签字的，应当有授权委托书，并把授权委托书、身份证等证件作为合同附件。

第二，严细印章管理制度。

第三，采取恰当措施，防止已签署的合同被篡改。如加盖骑缝章，骑缝章应盖在合同侧面，不可盖在上下角，且要全面覆盖合同的每一页。也可使用防伪印记等。

第四，禁止用铅笔等可涂抹的笔来签字。

第五，合同的签署应同时有法人章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名，不可遗漏任何一项。

第六，不要遗漏合同签署日期。

第七，合同签署页如果是单独一页，应标明“本页无正文”。

第八，签署合同应该尽量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集中签订，若是对方先签订再传递过来的，签署前应再仔细审查每一个合同条款，防止对方私自修改合同。

第九，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方可生效的合同，或须报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或备案的，应当履行相应程序。

（六）合同的履行和结算阶段

合同的履行和结算是问题高发阶段，该环节的主要风险有：对方违约，造成我方的损失；我方违约，遭到对方的索赔；未办理工程签证或签证无效；未保留有利的索赔证据或证据无效；违反合同条款，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金额或方式付款；疏于管理，未能及时催收到期合同款项；在没有合同依据的情况下盲目付款等。

主要管控措施有：

第一，组织部门有针对性的进行合同交底，对分析出的风险按管理部门进行交底，明确各部门管理重点，督促部门指导现场进行风险控制。第二，相关管理部门应当熟悉合同，建立合同的分类台账，制定详细的履行计划，严格按合同的约定施工、付款以及催收到期欠款。

第三，应派专人做签证的管理和来往信函、文书、电报等证据的收集工作。如发生设计变更、工期延长、价格调整等情况，应及时办理签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必须具备风险防范意识，随时多方搜集有利于我方的证据。首先，签证文件应该提交给对方项目经理或工程师，以使对方对签证有实质性响应，避免提交给对方收文人员而久拖不决；其次，签证上应有对方的签收意见，不应仅仅是“已收到”、“知悉”、“情况属实”等，唯有签收意见才能表明对方的态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同意，补偿多少钱，延期多少天等；再次，签证应作三联，一联交业主，一联交监理，一联由我方保存；最后，签证应保留原件，方可作为证据使用。

第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进行合同风险因素分析，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于可预见的风险，要认真分析，制定专门的防范措施，落实到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并下发风险控制文件，随时跟踪事态的发展，力争最大可能的降低风险。

第五，对合同对方的合同履行情况实施有效监控，若发现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丧失商业信誉、故意重大违约等情况的，应及时书面上报公司，并视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及时提示风险、立即暂停施工等，避免合同损失的发生或扩大。

第六，禁止未签合同而先履行。应签订书面合同而双方未签订的，应当立即补签合同，作为结算、付款、索赔的依据。

第七，合同不得已而中止或终止的，要办理中止、终止手续，签订书面的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因中止、终止合同给我方带来损失的，应及时追究对方的责任。中止、终止的合同又恢复继续履行时，也应依程序办理恢复施工的手续。

第八，对项目部印章的保存和使用应实行专人专管，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用印审批制度并做好记录。防止印章滥用、出借印章，禁止给分包方的材料买卖、设备租赁等合同盖我方公章。

第九，禁止给分包商的材料采购、设备租赁等行为提供任何担保。

第十，当接到对方的索赔（含违约）报告后应认真研究并及时处理、解释或提出反索赔，项目管理人员不得擅自在对方出具的索赔报告、对帐单等确认类文书上签字盖章，确须确认的，应经公司领导或相关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一，对履行周期长、标的大、复杂疑难的重大合同实行计划履行和定期报告检查制度，并定期对帐。在对方当事人发生兼（合）并、分立、改制或其他重大事项以及管理人员变动时，应及时对帐，确认合同效力及双方债权债务。

（七）合同补充、变更和解除阶段

主要风险有：没有就质量、价款、履行地点等内容与合同对方进行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对于条款显失公平、有误或对方有欺诈行为等情形，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因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客观因素，已经或可能导致企业利益受损；变更后的合同未能争取到更多利益，反而使我方变得更加被动等。

主要管控措施：

第一，变更后的合同视同新合同，须履行相应的合同管理流程，严格审核合同条款，对不符合要求的合同以及不利的条款拒绝签订，切忌一味屈从。

第二，在合同履行中，项目管理人员要对合同的不足之处进行归纳总结，制定详尽的索赔计划，下达不同阶段的索赔指标，并派专人跟踪落实，争取取得对方的理解，并签订补充变更协议。

第三，对于显失公平、条款有误或存在欺诈行为的合同，以及因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客观因素已经或可能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的合同，要按程序及时通报合同对方，力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办理合同变更、索赔或解除事宜。

第四，解除合同造成我方经济损失而对方有过错的，可以向对方提出索赔。

（八）合同纠纷处理阶段

在国际动荡的金融环境下，建筑施工合同纠纷大量增加，这就要求项目管理人员应针对当前形势下合同履行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违约和纠纷，及时采取措施。

第一，对方出现违约或资金不足等情况时，可以视情况的严重程度要求对方提供抵押、第三人保证、提高履约保证金和履约保函额度等多种财产保全。

第二，对对方申诉、来函较多、诉讼群发的项目可以组织成立专门的调查组，深入现场调查并走访合同相对方，全面掌握项目情况和合同履行情况，化解矛盾和危机。

第三，一旦产生纠纷，应当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规定时效内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合同纠纷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双方应当签署书面协议；合同纠纷经协商无法解决的，根据合同的约定选择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处理过程中，相关经办人员不得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实质性答复或承诺。

（九）合同登记阶段

合同的签署、履行、结算、补充或变更、解除等都需要进行合同登记。

该环节的主要风险是：合同档案不全、合同泄密等。

主要管控措施有：

第一，合同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合同登记管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定期对合同进行统计、分类和归档。

第二，建立合同文本统一分类和连续编号制度，以防止或及早发现合同文本的遗失。

第三，加强合同信息安全保密工作，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合同订立与履行过程中涉及的国家或商业秘密。

第四，规范合同管理人员职责，明确合同流转、借阅和归还的职责权限和审批程序等有关要求，实施合同管理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合同保管情况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四、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中承包商的风险识别及管控措施

（一）不同的合同价款约定方式带来的风险及对策

范本规定了合同价款约定方式，即：固定价款合同、可调价格合同和成本加酬金合同。其中固定价格合同给承包人带来的风险最大，按照固定价格合同签约后，承包人将完全承担约定风险范围内的风险费用。对固定价格合同风险，承包人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规避：1、在合同谈判时，将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通过专用条款加以明确具体，在专用条款中风险范围外可作价格调整的风险约定清楚。

2、风险费用计算方法和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的调整方法亦应明确细化，避免日后合同双方因理解不同而产生纠纷。3、承包人应根据调研并结合过去的工程实际经验，将风险按可能发生的概率和造成损失的大小进行分类，尽可能通过合同谈判，将发生概率高、造成损失大的风险纳入可调合同价款的风险范围内。

（二）合同文件中不同解释引起的风险及对策

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件组成较多，各组成文件间可能会出现矛盾或二义性，给承包人带来风险。因此，承包人应投入足够的技术力量对合同各组成文件进行前后对照逐条逐字详细分析检查。特别是根据合同范本承包人应知道：发包人承包人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这些变更的协议或文件效力高于其他合同文件，签署在后的协议或文件效力高于签署在先的。这就要求承包人在工程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即使是在工程后期也要十分谨慎地对待与发包人和工程师签署的任何文字的东西，尽力避免文件间潜在的不一致性，谨防因疏忽在双方共同签署的文件中出现与早期文件相悖的不利于自己的内容，使原先争取到的有利条款前功尽弃。

（三）延期开工和工期延误风险及对策

合同范本通过条款规定，因发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工程师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推迟开工日期，发包人应赔偿承包人因延期开工造成的损失，并相应顺延工期。但承包人对延期开工的通知没有否决权。尽管条款中有对承包商的约定，承包商往往只能获得因延期开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全部或部分赔偿，间接损失一般不容易得到赔偿，大多数情况下承包人都希望及时开工，缩短投标和开工之间的时间。延期开工会造成承包人原定人、机、料调配计划的变更风险、分包人的报价有效期到期风险、物价上涨风险等等。通用条例明确了7个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经工程师确认，工期可相应顺延。规定发包人未能履行义务，导致工期延误或给承包人造成损失的，发包人赔偿承包人有关损失，顺延延误的工期。显然，工期延误会打乱承包人原定的施工计划，造成劳动力、施工低效率的损失，增加现场管理费。承包人可从三方面着手化解工程延误风险：1、在工程计划上应留有余地，使工期有一定弹性，提高工期的抗延误能力。

2、加强与发包人、设计人、供货人等的日常联系沟通，尽力消除各方可能造成工期延误的隐患，特别是努力避免关键路线工作停工。

3、在工期延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收集有利证据科学合理地计算因发包人责任导致工期延误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使用有关通用条款及时向发包人提出索赔。

（四）业主工程师对承包人的认可检查权带来的风险及对策

合同范本通用条款规定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承包人应按工程师的要求拆除和重新施工，直到符合约定标准。这一条款的关键是“约定标准”，尽管在施工合同中对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应达到合理的标准，施工工作应达到工程目标的要求，属于不言而喻的默示条款，但既然有了“约定条款”，就成为衡量工程质量的标尺。承包人应促成专用条款中“约定标准”具体化明确化，承包人特别要对国内没有相应标准规范时的约定仔细研究，检查约定是否含糊不清，是否有可操作性，避免由于与工程师、发包人对约定标准有不同理解而导致可能的返工等损失。通用条款还规定承包人采购并使用不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的材料设备时，由承包人负责修复、拆除或重新采购，并承担费用，不顺延工期。可见在采购材料设备方面，标准不明确就无形中增大了承包人风险，因此也应在相关专用条款中明确标准要求。

（五）工程变更风险及对策

通用条款分别从两方面对工程设计变更做了规定。一方面规定承包人不得对原计划进行变更，另一方面规定承包人在施工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涉及到对设计的更改及对材料、设备的换用，须经工程师同意，未经同意擅自更改或换用时，承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赔偿损失，不顺延工期。显然，未经工程师的同意承包人不能对设计进行变更，不能换用原定的材料设备，即便这些变更或换用是合适的优化的，承包人应严格把握承包人提出设计变更时要经过的关键程序，即：要经工程师的同意，慎防未经工程师同意的变更或换用导致被发包人索赔。在工程量的确认上也有类似的问题，通用条款规定对承包人超过设计图纸范围的工程量，工程师不予计算。可见严格遵守设计图纸是承包人减少麻烦避免风险的基本原则。

（六）分包风险及对策

分包一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无论对发包人还是承包人分包都是一把双刃剑。通用条款规定，工程分包不能解除承包人任何责任与义务，分包单位的任何违约行为或疏忽导致工程损害或给发包人造成其他损失，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作为总承包人，要规避分包风险就必须在遵照执行总承包合同的前提下制定分包合同，避免分包合同与总包合同矛盾给各方带来的风险和麻烦。对于重要的分包人，总承包人应要求其开出以总承包人为收益人的有关保函，通过保函获得经济担保，制约分包，规避风险。

（七）可投保的风险及对策

工程保险可将建设工程中可能发生的人为或意外的风险损失全部或部分转嫁于保险公司。保险是承包人减少风险的重要手段。合同范本通用条款规定了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参保的保险，其中承包人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自由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进行保险，支付保险费用。由于施工周期长，各种情况复杂，承包人不应报有侥幸心理不投保或不按规定期限投保，因小失大。

五、 结束语 总之，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契约经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建筑市场逐步完善，合同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施工企业只有加强自身合同管理，把好合同管理的各种关口，树立风险意识，在投标时将合同条款逐条吃透，考虑风险预备费用；在谈判时细化明晰合同内容，争取有利条款：在项目执行中采取技术、经济和组织措施制定风险对策，规避风险并加以索赔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谢辞

在论文收笔之际，首先要感谢多年来向我传授工程管理相关专业知识的几位老师，是他们的辛勤付出，使我掌握了服务社会的本领。我更要感谢王跃辰先生，这篇论文从选题到结构，帮助了我开拓研究思路。初稿写成后，经跃辰先生精心点拨及多次提出最宝贵的修改意见，才有了现在的成果。从跃辰先生身上使我学到了做学问要有一丝不苟的美德，严谨求实的态度，踏踏实实的精神，让我受益终生。在此，我们向诸位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并表示最最诚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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