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答辩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的答辩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失权即原有权利的丧失。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含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这些诉讼权利之所以会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在（广义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权利人享有这些诉讼权利的同时，也设置了这些诉讼权利行使和丧失的条件。因为任何一种权利的行使和存在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当存在的具体条件不复存在时，失权的结果就自然会发生。民事实体权利是如此，民事诉讼权利也是如此。

失权与时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即所有诉讼权利的丧失均以时间的流逝即时限的届满为其基本原因。正因为诉讼的失权与时间有关联，因此，从时间的角度看，失权又被认为是诉讼权利的时效。法律上关于诉讼权利在何种情形下丧失的规定称为失权制度。为了与时效制度区别，关于诉讼权利的失权规定不宜称为诉讼权利时效制度。

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原理源于人们对诉讼效率性和时间经济性的认同。人们对诉讼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是诉讼的公正性，其次是诉讼的经济性。不过人们在考虑诉讼的经济性时，更多的是从法经济学中的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来考量的，即以物资的最低消耗与行为结果的关系，只是顾及到物质的经济性，而没有考虑到时间的经济性，即以最少的时间投入获得同样的物质收获。民事诉讼是一个物质运动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消耗过程。经济纠纷的发生是人们经济交往和其他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非正常冲突和矛盾，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人们将使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去解消冲突和矛盾。不管人们采用什么方法和途径，只要人们实施一定的行为，经历一种程序，就必然要消耗一定的时间。一般地而言，对争议解决的公正性要求越高，程序的设置也越复杂，程序越复杂，所耗费的时间也越多。尽管为公正地解决纠纷所消耗的时间是一种必要，但这种耗费不仅不能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除了直接消耗财富外，还由于时间的耗费间接导致物质财富的减少，因此，这类时间的耗费是人们力图避免的。基于人的这种基本避害欲求，在民事诉讼中就有了诉讼效率和诉讼时间经济性的价值评判。也使诉讼的公正性不仅受制于诉讼的物质经济性，也受制于诉讼时间的经济性。

诉讼效率和时间的经济性与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的关联点在于，欲求诉讼时间的经济性，就必须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在实施的时间上予以限制。诉讼时间的耗费主要是诉讼主体行为时间的耗费，包括诉讼主体行为实施的时间耗费和等待行为实施所消耗的时间，即诉讼行为的预备期间。诉讼主体行为的实施是基于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或权力，如果要加以限制，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使权利者和权力者失去权利或权力。

对诉讼主体诉讼行为在时间上的限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审判主体的限制，一类是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限制。对审判主体的限制主要是采取禁止性规范，例如，法院不得就已经审理或审判的案件再行审理或审判，即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般不采取失权的做法来限制审判主体。从审判主体的角度讲，审判主体在诉讼中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基于审判效率的内在要求，审判主体对时间消耗总是持消极态度的。因此，审判主体主观上对诉讼时间经济性的需求，使审判主体成为诉讼时间的限制者和控制者。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取消法院权力的做法来限制审判主体在实施权力。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审判效率，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审判时限。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延长。审判主体迟延诉讼通常是因为审判工作量过大所致，除了缓解工作压力之外，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一种司法服务性机构，审判主体不存在通过迟延诉讼而获取其他利益的情形。

与此不同，由于当事人相互之间利益的对立性，其中一方当事人通过迟延诉讼是可以从中获得诉讼利益，尽管是一种短视的利益。例如，基于诉讼技巧和诉讼策略的考虑，被告人或诉讼人不提出答辩状，或虽然提交答辩状，但在答辩状中不提出答辩所依据的证据，以便在开庭审理时给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诉讼上处于占先的地位。原告在被动的情况下如果要扭转其被动局面，就必然要求法院给予准备时间，收集反驳被告的主张和陈述的诉讼资料，如此，诉讼迟延就难以避免。民事诉讼是法院、原告和被告三方互动的过程，因此，只要一方有迟延诉讼的利益要求，并在诉讼程序中按这种要求消极地不作为，就会造成这种互动关系或过程的阻迟，难以保证诉讼时间的经济性。由于诉讼当事人的这种消极不作为是以诉讼权利的不行使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仍用阻止违法作为或不当作为的禁止性规范就不能对症就治，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方法就是失权。

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一定的诉讼权利是基于更好地维护其实体权利，或者体现诉讼程序正义性。但同时基于诉讼效率和时间经济性的考虑，当事人权利的行使或权利的存在就要受到时间的限制。从失权制度的本质来看，失权制度体现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程序正义性或诉讼的形式正义性，与诉讼的实体正义性或实质正义性有时是对立的。这表现在如果我们在实体法的规定即为实体正义性这样的含义上理解实体正义的话，那么，按照实体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某些实体权利，却有可能因为违反程序法的规定，例如，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行使某项诉讼权利，致使其无法得以实现。

在认识上，我们应当注意当事人不履行诉讼义务与诉讼失权的区别。当事人没有实施一定的诉讼行为通常也会导致不能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但诉讼义务的不履行与因诉讼权利的不行使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诉讼义务的不履行必然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例如，在法院确定立案后，起诉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法院将不予立案。在这里，交纳案件受理费是起诉人的一项诉讼义务（广义的），没有履行该诉讼义务，就必然不会发生相应不利的预期结果。诉讼权利的不行使一般不会直接和必然导致法律上的不利。例如，没有行使上诉权，有可能是因为对一审判决结果满意或认为自己没有胜诉的理由，没有上诉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利，虽然可能隐含不利，但这是不确定的。单就诉讼权利的属性而言，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权利有自由处分权，既然可以自由支配，法律上就不应该对这种自由支配直接给予不利的后果或责任，使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变成义务性限制。

民事诉讼中的失权主要有以下情形：

1、 答辩权的丧失。主要是指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一审被告、二审中的被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因没有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于后的答辩权利。丧失答辩权的结果是法院直接承认一审原告或二审上诉人的权利主张和上诉请求。

2、上诉权和申诉权的丧失。上诉权和申诉权的丧失是指，上诉人和申诉人在法定的上诉期间和申诉期间内没有实施上诉权和申诉权，在该法定期间超过后即丧失上诉权和申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相反，没有在十五日内提出上诉的，上诉人将丧失上诉权。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如果当事人没有在二年内提出申诉的，便丧失申诉的权利。当事人上诉权的丧失，意味着法定的救济程序已不可能开始。当事人申诉权的丧失虽然不意味着审判监督程序不可能发生，但从司法实践的概率来看，法院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很少。

3、管辖异议权的丧失。民事诉讼法第38条前段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没有在该期间向管辖法院提出异议的，丧失管辖异议权。

4、证据提出权的丧失。证据提出权的丧失，是因为法律规定当事人须在一定阶段或一定期间内提出证据，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便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所谓丧失证据提出权的实际法律效果在于，在失权以后向法院提出的所有的证据都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不会以此作为判案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证据提出权的丧失加以规定。

关于民事诉讼权利的丧失条件不外乎法律规定和法官自由裁量两种情况。不管是法律规定，还是法官自由裁量都应当充分考量失权的正义性。诉讼权利的丧失将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实体权利的丧失，因此，诉讼失权必须慎重。我国民事诉讼法由于未系统地设置失权制度的体系，导致一些诉讼权利的行使缺乏失权制约，影响了诉讼的效率。由于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使法律难以快速修正以适应实际中所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以司法裁量的形式来处理失权问题。这样做的益处在于能及时，有针对性地灵活处理诉讼失权问题，缺陷在于：1、对诉讼失权的处理缺乏统一性。此法院对此种情况做失权处理，而彼法院则可能相反。2、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应当在失权的法定化和自由裁量之间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边界。

原则上凡是直接涉及实体权利丧失的诉讼权利的失权都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失权的实质正义性和失权处理的严肃性。当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正不断地向终纵深发展，在提高诉讼效率和强化公正性的双重目标的驱使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出台的多项措施都直接反映了提高诉讼效率和强化公正性的要求。强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失权是提高效率的改革的最有力措施。问题在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给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方面多大的回旋空间。在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的法院明确规定或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在当事人不能满足时限要求时使其丧失诉讼权利，而这些诉讼权利中，有的直接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相联系。这样以来，失权的形式正义性和实质正义性都需要打个问号。如何完善和健全民事诉讼的失权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

关于答辩失权。答辩失权即被告人答辩权利的丧失。

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该条第2款规定，“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第1款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明确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而且从该条第2款后段关于“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的规定来看，意味着被告既使不提出答辩状也不会影响被告今后行使答辩权。单从该条第2款后段规定的含义分析，应有两层意思：一是人民法院的审理不会因被告是否提出答辩状受到干扰。即人民法院不会在被告超过答辩期限后仍然等待被告提出答辩状，没有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也照常审理。这第一层的意思侧重于被告答辩状的提出与人民法院对案件审理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相反，如果人民法院的审理以被告提出答辩状为前提，那么，被告没有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就不能进行审理。第二层意思是，既使被告在答辩期限内不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仍将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程序进行审理。也就是人民法院将继续案件的审理程序，组成合议庭（如果按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开庭审理的时间，一旦准备适当，即开庭审理。这一层意思强调的是法院审理过程的不变性。正是因为被告的不答辩不会影响法院的审理程序，所有的程序都仍然按法律既定的程序进行，因此，被告才不会因为在答辩期内没有提出答辩状而丧失答辩权。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权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将当事人在诉讼中拥有辩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加以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辩论原则的基本法理（学术界通说），辩论原则贯彻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当事人都有权利对诉讼中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这里的辩论当然包括当事人中被告一方的答辩，对原告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予以反驳。因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不可能得出如果被告不在答辩时限内提出答辩状时，被告就丧失答辩权这样的结论。

过去的教科书在陈述这一问题时，虽然没有展开论述被告在规定的时限内不提出答辩状时与法院审理的应有关系，但已经依据答辩权是当事人辩论权的法理，指出被告的答辩权是一种权利，被告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不会因为没有在该期限内提出答辩状而丧失答辩权。在诉讼实践中，被告没有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有以下几种情形：1、基于心理上和感情上的缘由，通常是被告在感情上感觉受到原告的伤害，而拒绝提出答辩状。这种情形一般是原、被告在纠纷前具有良好的关系，正是相互之间基于感情信赖才形成一定的经济交往。加之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作为被告被告上法庭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不过，随着诉讼解决方式的普遍化和现代商业观念的更新，基于这种原因而不提出答辩状的已经越来越少。2、没有时间准备答辩状。被告尽管主观上也希望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但因为难以在该期间准备充分，而没有提出答辩状。被告在受到起诉状副本后常常面临下列问题：A、是否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人？仅仅只聘请律师代书答辩状的情况在实践中很少，因此，在受到起诉状后当事人一般都要充分思考聘请谁作为诉讼人的问题。B、如何进行答辩。特别是在被告是法人的场合，如何进行答辩需要法人高层决定，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3、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提出答辩状。与第一种情形相同，同样是故意的不作为。不同的是后者是基于理性的考虑，而不是受情感的支配。需要说明的是，第二种情形的发生又与答辩期间的非约束性有关，由于缺乏答辩失权的压力，答辩人提出答辩状的主观积极性也就差得多，自然就容易导致答辩状的难产。由于被告不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答辩状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或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诉讼的拖延在客观上反而对被告有利，而对权利主张者不利，因此，更促使被告不在答辩状提出期间内提出答辩状。

过去，对于在答辩期间内不提出答辩状似乎不成其问题，而现在却成为司法实践中比较引人关注的的焦点之一。这种变化大概与案件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有关。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后，民事审判的压力相应增加，进一步提高民事审判效率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另外，与人们更加重视诉讼时间的经济性有关。现代商品经济的运行频率和节奏越来越快，与此相应，人们也不希望在解决经济纠纷方面过多地影响这种频率和节奏。

具体分析被告在答辩状期间不提出答辩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使原告不能了解被告对起诉主张和事实，从而难以对被告的反驳和主张作进一步的论辩。以致于法院的第一次开庭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一旦被告在第一次开庭时提出答辩主张和事实，原告就需要重新收集证据，开庭也就因此止步，使诉讼的效率性受到影响。

2、给原告造成诉讼上的突然袭击，不符合诉讼的正义性。诉讼的正义性要求诉讼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都应使对方当事人能有机会论辩陈述。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都是对应均等的。

3、使该期间的规定形同虚设。期间的虚设就是时间的无谓耗费，因而是不符合诉讼时间经济性原理的。

4、影响开庭审理的效率。要提高庭审效率就需要做好开庭前的准备，这主要包括诉讼争点的整理、证据的交换和整理、对案件专门性问题的鉴定等。如果被告不提出答辩状势必影响开庭前的准备，引发诉讼迟延。

在答辩状提出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负面作用应当说是很明显的。那么，在民事诉讼法（试行）制定和民事诉讼法修改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强化答辩状提出的问题呢？笔者以为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人们对辩论权的理解存在绝对化的认识以外，还与我国的法院主导性诉讼模式（职权主义模式）有直接的关系。从法院主导性诉讼模式的结构和审判观念出发，法院能够主动以职权收集和调查证据，法院有责任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案件事实的开示和展现方面处于一种被动和消极的地位。与法院主导性诉讼模式相适应的审判观念是法院在诉讼中要彻底发现案件真实。因此，当把答辩状仅仅视为一种发现案件的手段时，答辩状是否在答辩状提出期间提出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法院可以依职权对案件进行全面地调查，查明案件事实，最终作出公正的裁决。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2款后段规定的“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为了强化答辩状的提出，针对过去将答辩状的提出视为一种诉讼权利的观点，有人指出答辩状的提出是一种责任或是一种诉讼义务，这样就可以不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强化和促使答辩人在时限提出答辩状。这种做法虽然能为强化答辩状的提出提供理论上依据，但仍欠缺理论上的自圆性。这种观点难以否定的是，被告的答辩作为一种权利的本质属性。如果答辩不是一种诉讼权利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辩论权将如何体现和落实呢？对被告来讲，答辩权是辩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因此，从否定答辩权入手强化答辩状的提出是欠妥当的。而较好的方法是失权。

答辩失权有两种具体的做法可供选择：一种是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权。这种做法的思路是把提出答辩状的法定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当然，答辩失权的做法势必触动民事诉讼法现存的有关条款规定，修改民事诉讼法典成为必然。答辩失权的直接法律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被告败诉。答辩失权所产生的这种严重的法律后果必然促使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采用这种方法时，必须考虑不能提出答辩状的例外情况。从理论上讲，作为例外的事由应当是被告因客观原因不能在法定期间提出答辩状。致于何种事由可构成为例外的客观原因宜有法官自由裁量。如有例外事由，可适当延长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例如，5日或10日，也可以规定在影响提出答辩状的事由或客观原因消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提出答辩状。国外民事诉讼法中，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认可，当被告没有提出答辩状时被告丧失答辩权。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的做法是未提出答辩状的，视为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自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第4款规定，被告在答辩中对必须回答的诉答书状中的一切主张，除了关于损害赔偿金额的主张外，如在答辩状中没有否认的，即视为自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制度则规定，被告人应当在受到令状后的14天内提出答辩状（抗辩状），原告再针对被告的答辩状（抗辩状）在14日内提出答复书。如果被告没有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时，原告可向法院的司法常务主任申请不应诉判决，以判决被告败诉。[1]

另一种做法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在第一次期日时，要求被告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的，及丧失以后答辩的权利。大陆法系国家大都采取这种做法。例如，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第一次期日中对原告的起诉状提出相应的答辩状，如果在该期日没有提出答辩状的，被告将丧失抗辩权。日本民事诉讼法则规定，法院在原告起诉之后，可确定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在口头辩论期日里，当事人没有对对方的主张予以否定的，视为承认对方的主张。就被告而言，被告如果没有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的，也就视为被告承认原告权利主张。（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59条第1款）在口头辩论期日，当事人没有到庭的同样视为承认对方的主张。这当然也包括被告没有到庭时，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主张。（第159条第2款）第二种做法在答辩失权的处理上增加了被告到庭的前提，即把被告不到庭作为失权的要件之一。一般情况下，被告已经到庭却不提出答辩状的情况在日本几乎很少见到。因此，以被告在第一次当事人出庭期日里没有到庭而丧失其答辩权的做法也还含有缺席判决的意味，即侧重于缺席的法律效果，而第一种做法更强调答辩失权的法律效果。当然，从较广的意义上来讲，缺席判决的前提首先是当事人已经丧失诉讼上攻击和防御的权利，只是缺席判决不是仅仅针对被告一方而已。如果要借助原有法律资源和诉讼习惯，笔者以为第一种方式比较合适。

对于那些不提出答辩状以图诉讼优势的被告而言，如果不对答辩状的答辩内容予以形式上的约束，答辩失权所企望的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时间经济性的目的就可能落空。为了避免答辩失权，当事人可以采取虚假答辩，提出非真实意思的答辩状，然后在开庭审理中更改答辩状的内容，与原来不提出答辩状的做法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形，一是必须规定答辩行为对以后辩论行为的约束力，在没有特殊事由的情况下，不得推翻原来答辩状的内容。作此规定的法理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有违反者，变更后的答辩（防御方法）无效。二是对答辩状的内容有形式上要求。例如，答辩状中应当真实地写明答辩的事实理由和主要证据或证据线索。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167条专门对答辩状（comparsa di risposta）的基本内容作了规定。该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状中提出所有的防御方法[2]，详细地列出在诉讼中所要提出的证据以及主张的基本内容。如果在第一次期日里要求有第三人出庭的，也必须在答辩状中写明。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2款也对答辩状的基本要求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在答辩状中“必须完全、简洁地提出抗辩所依据的事实，并且应详细地表示出为证明被告的事实主张而将在辩论中采用的各种证据方法[3]”。被告认为法院主管错误、管辖不合法、诉讼已系属（即案件已经为本院或其他法院受理）或已裁决等等时也都必须在答辩状中提出其理由和事实。否则，法院将不予认可。

诚然，试图以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或完善答辩状制度来彻底消除诉讼迟延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些制度只能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欲大幅度提高诉讼的高效率和诉讼时间的经济性还必须对诉讼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改进。

三

关于证据失权。证据失权即当事人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实质是丧失证明权。

篇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减少案件管辖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作以下规定：

1、 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2、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3、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

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应以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本院以前有关购销合同履行地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b、《合同法》

第四百二十八条　本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c、《民法通则》

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二百四十一条　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四十二条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三条　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第二百四十四条　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

法发〔1996〕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减少案件管辖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作以下规定：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前程序;诉讼效率;程序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2-0095-01

一、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内容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立法在我国一直处于不完善的状态。两部《民事诉讼法》(试行与现行)都未确立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独立地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立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遍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立法的发展进程,《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更是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提出了独立的“庭前程序”,确立了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独立地位。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相关规定,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诉讼文书的送达。包括将状副本送达被告与将答辩状副本送达原告。(2)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3)组成合议庭。(4)合议庭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5)追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另外《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还提出了庭前调解、审前会议等内容。

二、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弊端

第一,从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内容上看,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还处于极不完善的阶段,内容空泛。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被告提交答辩状没有强制性,允许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意变更诉讼请求,提交新的证据,导致审前程序流于形式。

第二,从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主体上看,法院的主体地位被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被忽视。这会产生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不利于调动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法官的积极主动角色既可能会导致“先定后审”,使庭审流于形式,又为司法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产生影响诉讼公正的不法现象。

第三,从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诉讼效率上看,由于未建立完整有效的证据交换制度、证据时效制度,未规定被告答辩义务, 允许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意变更诉讼请求,提交新的证据,当事人和法官的庭前准备工作都很不充分,并没有起到庭审程序过滤器和分检器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法院支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三、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

(一)制定价值定位

第一,保障程序公正。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我国民事诉讼法一直偏重对实体公正的追求,从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主要从证据角度对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作出规定。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调对程序公正的追求,进一步强化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同时构建当事人之间对等的法律地位,保证双方当事人在公开、可靠“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辩论、质证,避免庭审中的突然袭击。

第二,提高诉讼效率。纵观各国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提高诉讼效率都是重要的目的之一。美国法律规定,“审前程序的目的非常简单:清除无关的事项,准许当事人获得信息,并且确定是否存在适于审判的争点,所有的内容都导向一个有效率的审判或在知情后作出的和解。”1999年美国只有2.3%的案件进入了审判阶段,其余的都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得以解决。提高审前准备程序的诉讼效率有利于解决北京市乃至全国基层法院的收案数量的迅速攀升与司法资源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

第一,建立当事人为主体、法官主导的民事审前程序模式。(1)设置专门的审前法官。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相互独立,避免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审前法官的职责主要是程序性的,负责组织和指挥当事人进行审前准备工作,互相交换证据,确定案件的争议点,提高诉讼效率,提高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保障司法公正。(2)合理配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二,建立强制被告答辩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和审前会议制度。(1)建立强制被告答辩制度,规定被告若不依法答辩,则视为对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的承认,以减少诉讼突袭的发生,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2)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未经审前交换的,不予质证和认定。(3)设置审前会议制度。由专门的审前法官组织当事人对进行证据交换,确定争议点,做好其他审前准备工作。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对庭审程序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提高诉讼效率和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平台。因此,进一步完善立法技术,推进司法领域的变革,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无疑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4

一民事诉讼价值论与当事人处分原则

民事诉讼价值论问题涉及到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私法）的关系和民事诉讼的独立存在价值问题。从权利的救济角度上看，私权的保护经历了一个从自力救济到国家救济的历史过程，但即使在现代法治国家，合理性的自力救济仍未泯灭，民事诉讼只是在私权无法自力救济时，求助于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制度安排。因此，通说认为：实体法是内容和目的，诉讼法是形式和手段。“程序法是作为实体法的保护法和辅助法而存在的，离开实体法，程序法并无独立的存在价值，不能独立地发挥功能和作用”。②此种处理实体法和诉讼法关系的主导观点被称为“重实体轻程序”倾向问题，并困扰着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私法的早期，例如，罗马法都是实体和程序合为一体，甚至作为一个法律规范出现的。著名法学家耶林在考察实体法生成过程中就指出“实体法最初与诉讼法合在一起，后来才逐渐松懈了结合的韧带”，③只是到了近代，肇始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才将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但在一些国家民法典，如《瑞士民法典》还可以看到实体法和程序法借助于诉权形式结合成为一个法律规范。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犹如体育竞赛中的比赛规则和游戏程序，二者统一于同一体育竞赛过程中，缺一不可。因此，民事诉讼法学者认为“不论是私法还是民事诉讼法，都是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并作出裁判所必要的规范。实体法和形式法（程序法）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对诉讼都起作用，在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主从关系”。④即使是私权自力救济，也要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例如，人身伤害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规则和神明裁判程序。据此，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同为保障私权而存在，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程序法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在此程序不再作为“工具”而存在，具有自己独自的“法益”，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个揉合性地实现“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过程。程序价值与程序利益的关系是“心素”和“体素”的关系。程序价值诸如程序自由、程序公正、程序效率、程序秩序都会以一定的程序利益形式体现出来。由于程序价值观的多维化，民事诉讼中存在着各种程序利益的冲突，例如，诉讼经济与公正裁判的冲突，当事人的处分权与公共利益维护的冲突。当事人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支配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是程序自由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由于其处分的客体包括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其法律依据分别为实体法和程序法。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此原则上界定了意思自治和程序自由的边界，使民事诉讼成为一个当事人诉讼行为和人民法院裁判行为的集合体。

二民事诉讼目的论与当事人处分原则

“民事诉讼目的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护私权说。该学说认为既然国家禁止当事人自力救济，那么，一旦民事权利被侵害，国家应当有义务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因此，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保护民事权利，而诉讼只不过是手段。第二阶段是维护私法秩序说。该学说认为民事诉讼目的不仅仅是保护私权更重要的是维护整个私法秩序。第三阶段是解决纠纷说。该学理是由日本学者兼子一首倡的，兼子一通过研究当代罗马法以来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史后得出结论：在实体权利产生之前就有解决纠纷的诉讼和审判制度，因此把维护私法秩序和保护私权作为诉讼目的是本末倒置的。兼子一认为，民事诉讼也如仲裁、调解一样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从既存的实体权利出发来确认当事人之间原有的权利关系。因此，民事诉讼目的是解决纠纷而非达到案件的客观真实”⑤。但此说只是一种倾向性趋势，正如权利救济从自力救济上向公力救济，法律本位从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的趋势一样，所谓公力救济一直没有消灭自力救济，社会本位也绝不可能泯灭个人本位，相反的是，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是对前者的辩证否定，是一种“扬弃”。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存在着当事人诉讼行为和法官裁判行为的交错，存在着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的交叉，民事诉讼目的也并非单纯的是“保护私权”，“维护私法秩序”或者是“解决纠纷”，而是具有“（一）实现个人权利或维护实体私法体系的作用”和（二）解决纠纷的作用“。⑥当事人处分原则中蕴涵着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的保障和促进以及实体（权利）利益和程序利益的实现。其处分权内容也是由民事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因各种诉讼类型不同，民事诉讼目的也各有侧重。例如，在物权和人格权等绝对权诉讼中，民事诉讼目的主要是保护私权（物权），在合同等相对权诉讼中，民事诉讼目的主要是维护私法秩序。而在一些权利义务界定的不清的诉讼中，民事诉讼目的主要是解决纠纷，在此法官根据司法自由裁量权创制规则来解决原无法律界定自然权利之间的争端。例如，相邻关系纠纷、环境权纠纷便是法官通过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来界定权利和解决纠纷的。在日本，法官通过民事诉讼逐渐创造、确立了一种新的权利”日照权“。此就是通过司法自由裁量权从土地所有权或人格权等法定权利上引申解释，形成”日照权“的法律权利和利益关系范畴。民事诉讼目的多维结构中的主要方面决定着当事人处分原则的结构。在主要以维护私权的目的中，法官只是”中介“人，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中，法官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法官的基本作用就只是诉讼的旁观者，单纯地为当事人双方平等地提供诉讼进攻和防御的‘武器’。19世纪末，法国对1806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对当事人和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调整。1935年法国了加强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地位和作用的法令。该法令的名称就叫做《监督诉讼程序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法院有权对诉讼进行监督和控制，但这一法令却遭到失败，法院无法在诉讼中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进行过多过分的干预，法官的积极作用顶多就是要求当事人回答所提出问题“。⑦在主要以维护私法秩序的目的中，强调的是维护国家的整体私法秩序，个人权利不再是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权利，而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权，以不侵害和妨害他人权利和私法秩序为前提。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受到一定范围的限制。单纯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上看，其结构类似维护私法秩序目的下的当事人处分原则的规定。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整体体系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因此也对当事人处分原则作出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此虽也是法律范围内的限制，但相对于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需要转变职能的诉讼法治的历史任务上看，有些法律规定明显有”超职权“的痕迹，并非时代性的”良法“。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并未有”民本“社会的主导意识，民事诉讼在人民法院的惯常表述上自然是”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并以此进行案件归类，在当事人处分权和法官（法院）审判权中，后者远远比前者居于十分优越的地位，法官自始自终是程序的主导者，其职权行为决定或影响着诉讼程序的发动，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分配，诉讼中止和终结，当事人处分应经法官准许，并采取批准性裁定方式，而对很多裁定都是最终性的法官职权，没有形成当事人处分权和法官审判权相制衡的局面，因此，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目的论主要是”解决纠纷“。今后，在加强私权保护和维护私法秩序的法律变革过程，应对”超职权“解决纠纷倾向的民事诉讼目的适当地加以弱化。

三诉讼法律关系与当事人处分原则

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程序主体间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对诉讼法律关系的性质，即这些诉讼关系是谁与谁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产生了三种学说：一面关系说；二面关系说；三面关系说。其中一面关系说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原告与被告的关系。法官只起仲裁者的作用。二面关系说认为诉讼法律关系为公法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诉讼关系存在，诉讼法律关系只能是法院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两面关系。三面关系说主张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彼此之间形成的诉讼法律关系”。⑧在一面关系说中，由于诉讼法律关系是私权关系，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得以绝对化，法官不加以干预。在二面关系说中，由于诉讼法律关系为公权关系，任何私权的处分都必须得到公权的批准和确认，当事人之间不可能形成直接有效的法律关系。对当事人的法律效力只能是人民法院公权行为的后果，从而排除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行为和诉讼契约存在的可能性。在三面关系说中，由于既存在人民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权关系，又存在当事人间基于实体权利的私权关系。形成审判权和当事人处分权二者相互分工、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复合法律关系，在我国超职权诉讼模式采取的是二面关系说，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和民事诉讼模式从超职权主义逐步地走向弱职权主义乃至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始由双面关系说转向三面关系说，以保障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诉讼利益得以充分实现，当事人处分原则在诉讼法律关系上表现为诉讼行为（诉讼契约），1991年我国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当事人间的诉讼行为，诉讼行为可分为双方诉讼行为和单方诉讼行为，例如，《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双方的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所在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记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此都可以视为当事人间合意的诉讼行为（诉讼契约）。单方诉讼行为有，《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有“当事人有权委托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上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中所承认的诉讼行为合法性和自由性，实质上是承认当事人间存在着某种诉讼法律关系和当事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对于诉讼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无论是单方诉讼行为，还是诉讼契约，均在体系上有突破。例如，关于答辩的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据此，答辩诉讼行为没有约束力，不在期间内答辩，也不当然发生诉讼法上的负效果。《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则明确“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从而答辩既是诉讼权利也是诉讼义务。对于不答辩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后果，有待《民事诉讼法》之修改明确。

四民事诉讼模式与当事人处分原则

关于什么是民事诉讼模式，由于判断标准不同，有不同的定义和说法。在人民法院审判行为（职权行为）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之间关系上，由于民事诉讼立法上采取不同态度或倾向，可以按人民法院职权或当事人诉讼行为的作用将民事诉讼模式划分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据此标准，“可以将当事人主义定义为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实行意思自治的民事诉讼模式，职权主义则为注重法院职权并以此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事诉讼模式”。⑨关于当事人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二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民事诉讼程序（包括民事诉讼中各种附带程序和子程序，例如财产保全程序，先予执行程序等等）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其二、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材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的对象和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之外，主动收集证据。按照大陆法系诉讼理论的一般认识，还把当事人应当在民事诉讼程序启动，诉讼终了和诉讼对象的决定等方面拥有主导权的原理称为处分权主义，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继续拥有主导权的称之为当事人进行主义，作为法院判断的对象的主张受当事人的限制，证据材料只能根据当事人的法理则称为‘辩论主义’（作为广义的辩论主义包括处分主义）。处分主义加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⑩职权主义是当事人主义的对立面，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关于职权主义一般认识是“承认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的原则总称为职权主义。具体为（法院）对（1）程序的进行，（2）程序的开始、终了以及诉讼对象的决定，（3）诉讼资料的收集等方面有主导权。对（1）的主导又具体称为‘职权进行主义’，对（2）（3）的主导称为职权探知主义”。11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模式并不完全等同于职权主义。“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诉讼的进行采取职权进行主义，而程序的开始、终了和诉讼对象的决定以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和提出则采取处分原则（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广义的辩论主义包含了处分原则）”。12据此论述，我们可以断定，当事人主义包括了当事人处分原则，而职权主义必然排斥当事人处分原则。在我国1982年3月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对诉讼的开始、发展和终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又称之为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13其在处分主义上的表现主要有，（1）对诉讼程序的开始进行职权干预，该法第90条规定”起诉或者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更换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第91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该法第149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必须全面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2）、在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进行强制调解和批准（准许）手续。该法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能够进行调解的，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该法第114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同时，当事人和解、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提起反诉，认诺都要经过人民法院审查认可，（3）、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职权性程序裁定，不具有对抗性的自主救济权。该法第22条规定”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驳回起诉；（二）关于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三）准予或者不准撤诉；（四）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五）补充判决书中的失误；（六）其他需要解决的事项。对（一）项裁定可以上诉“。而对大部分裁定都不准上诉，从而大大地限制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范围，此种超职权诉讼模式是我国历史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体制）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需要。为此，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其进行了修改，弱化了法院职权，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职权干预规定，在处分权主义上主要表现为：缩小了人民法院主动通知或追加原告没有追诉的人为第三人或者被告的规定范围；将原二审法院全面审查第一审法院的裁判，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改为《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的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将原法院调解必经程序改为第85条”依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该法第140条规定”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的；（四）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在此扩大了当事人对裁定上诉的范围。其他有关体现当事人处分原则的新规定有：（1）、增设了当事人对合同纠纷的协议管辖制度；（2）、在《民事诉讼法》第2条民事诉讼任务中增加了”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原则规定；（3）、执行程序和财产保全的启动方式，由法院的职权移送改为当事人申请为主，先予执行（先行给付）只能因当事人申请而开始；（4）、在证据制度上，摒弃了原来人民包揽取证的做法，实行当事人举证和人民法院调查相结合的制度。即由原来”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地收集和调查证据“改变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地审查核实证据“。法谚云”无救济、即无权利“，但《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从整个体系上贯彻当事人处分权原则。具体表现如下：关于当事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撤诉、撤回上诉等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仍然采取人民法院依职权批准（裁定）制度，而且对众多裁定，只许对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驳回起诉三种情况进行上诉，对其他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或者损害紧密相关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中止或终结诉讼，不予执行等诉讼裁定，则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上诉权）。对地域协议管辖也只限于合同纠纷，对其他民商法中可以自由处分和领域不允许协议管辖。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和解，虽然法律上加以规定，但没有赋予其作为诉讼行为的法律效果。随着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深入有必要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促使其转化为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切实使当事人处分原则落到实处。

篇5

2003年7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3厅，信德电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德”）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通”）及其子公司中铁通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网络”）、中铁通信中心欠设备采购预付本金1000万元的诉讼案开庭。法庭当日并未宣判，将择日再审。

对于一桩经济纠纷，1000万元涉讼金额并不大，但原告作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身份与被告的铁道部背景，甚至吸引了境外媒体到场旁听。来自《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他关注此案所折射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处境”。

信德是成立于1996年的一家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其中德国西门子占70％的股份，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占30％股份。当时是为了给中国联通的四个GSM网络提供融资和运营支持服务。2001年联通上市时，其股权上的“中中外”问题曾引起中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信德帮助联通解决了与外国投资者的纠纷，为上市铺平道路。在此之前，正是经由联通的介绍，信德开始了与铁通长达三年的合作。

作为被告的铁通自2000年正式挂牌以来，就不断地卷入人事风波中。在开庭前一个月，铁通再度经历了一次人员重组。6月22日，铁通公司第五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变更董事长的方案》和《变更部分董事方案》，选举铁道部副部长王兆成为铁通公司董事、董事长；康高亮（北京铁路局）、陈少鸿（广铁集团）为公司董事。会议同时宣布：“因工作需要，蔡庆华不再兼任铁通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耿志修（北京铁路局）、陈章连（广铁集团）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另一被告中铁网络俗称“小铁通”，成立于1999年7月，是时任铁道部铁通筹备组组长的彭朋，在铁通还没有获得电信运营牌照的情况下为融资“写”下的前奏（详见《财经》2003年2月合刊号《铁通深陷股权僵局》）。一年后，即2000年12月26日，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蔡庆华和铁道部铁通筹备组组长彭朋共同创建了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即“大铁通”。

铁通成立后由铁道部直接管理，同时接受信息产业部的行业管理。旗下拥有136亿元总资产、103亿元注册资本、12万公里通信线路、7万公里光缆的铁通一度颇受投资者关注，但背后的“铁字”招牌却使公司在背靠铁道部还是独立成为公网的道路上举棋不定，在内部演化成一系列的人事更迭，与此相伴随，与投资者的关系也日渐恶化。继2002年底中铁网络小股东与大股东铁道部争抢公章之后，又被信德以欠款为由告上法庭。

在“第二大电信网”的幻影中

信德与铁通的合作，虽然带有机缘的巧合，但被铁通头顶上光环所吸引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1999年，当信德与联通合作的项目接近尾声时，铁道部下属的“铁通”正在筹建过程中，于是联通高层就向铁道部推荐了自己的合作伙伴信德。

正跃跃欲试要步入电信舞台的铁通正在百废待兴之时，时任铁通筹备组组长的彭朋也希望以产权更为明晰的中铁网络公司为平台引入战略投资者。彭朋当时的计划是，将部分优良资产注入中铁网络，然后通过中铁网络在海内外进行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为铁通提供资金、管理和技术的支持。

“当时彭朋想让我们与中铁网络合作，并将其作为一个窗口和样板广泛应用到铁通的其他项目中。”信德电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谷威廉（William P. Krueger）回忆说。于是，2000年1月8日，信德和中铁网络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根据这份文件，信德将帮助中铁网络以“结构化共享型的融资租赁”（Structured Participating Lease，简称SPL）的方式融资5亿美元，为建立铁通的基础网服务。

SPL协议的要点在于，通过这个由诸多子协议组成的协议，对项目投资人应得的回报进行分阶段的详尽规定。曾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多年的谷威廉认为，“SPL是一种灵活的参与股权式的投资方式，能让投资人有兴趣参与到铁通将来的发展中。”

谷威廉告诉《财经》，从一开始，大铁通就一直承诺和表示，中铁网络“拥有铁通最核心的资源，包括大铁通的骨干网，IP网络和全方位的运营执照，全国的网络资源”。业内观察家认为，信德当时将铁通视为“中国第二大电信网”，虽然中铁网络当时还只是个一无所有的公司，但铁通的承诺还是对信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吸引力之下，2000年8月7日，在SPL谈判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双方还签订了另一份合同，即《就提供设备购买定金的委托协议》，约定由信德即时向铁通提供有关购买设备的资金1000万元。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如在2000年12月31日前甲方和乙方仍未签署融资租赁主合同以及乙方仍未完成设备的采购任务及签署相应的设备购买合同和租赁分合同，发生上述之任何一项，乙方应将已从甲方收取的资金全额退还甲方，并向甲方支付相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息。”

此后，由于铁通与信德在SPL协议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双方又两度签署了关于委托协议的修改协议，将这笔1000万元垫资的还款日期推延到2002年12月31日。

信德方面表示，之所以破例为中铁网络垫付款项和给予延期，正是出于对SPL项目能够成功的信心和对其大股东铁道部的信任。有了彭朋的支持，加上铁通的承诺，信德全力以赴开始了融资的步伐。为了吸引境外投资者，甚至先期支付了600万美元用于项目开发。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对于一直全力支持与信德进行SPL协议谈判的铁通总经理彭朋，谷威廉的评价是：“他就像炉子中的火，燃烧着整个团队。”但谷威廉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纵使有彭朋这样的“一团火”，铁通特有的铁道部“基因”在带来吸引力的同时，犹如一把双刃剑，最终还是让双方从合作变成了对簿公堂。

2002年9月，在经过至少20个回合的谈判和修改之后，就在信德与铁通终于在SPL协议内容上取得一致的节骨眼上，9月7日，铁通董事会在北京召开临时会议，作出了解聘彭朋铁通公司总经理职务，聘任乔金洲担任铁通公司总经理的决定。“彭朋之火”瞬间熄灭，加之随后铁通内部人事的频繁更迭，最终使SPL协议搁置至今。

其实，铁通在成立伊始早已被戴上了一副看不见的枷锁――为了通过国家审批，铁通名义上是股份制公司，但实际上仍是一个由大股东铁道部说了算的“机构”。一切重大决策都需报铁道部审批，领导班子也大多来自铁路系统。

谷威廉告诉《财经》，当信德把已经签署的SPL协议交给铁通董事会时，“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通董事长蔡庆华拒绝了一切关于该项目的任何批示。”

一个早已为业内人士熟知的事实是，在铁通高层一直存在“专网”与“公网”两个路线之争：董事长蔡庆华认为铁通应首先专心为铁路运输通信服务再谈发展，而彭朋则希望建立一个具备明晰股权和便利融资渠道的公司，把铁通的公共业务尽快展开。

由于信德与中铁网络的这个合作项目是由彭朋直接领导和发起的，引入SPL协议无疑被“专网”支持者看做是与自己意图背道而驰的做法。

信德电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姜仲勤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表示，不但外方总裁，就连中方也没有遇到过铁道部这样“内部矛盾重重，内部意见极其多，风险特别大”的合作伙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体制造成的”。

实际上，在彭朋离职之后，信德花费大量心血设计的SPL协议就已成泡影。同样无法完成的项目还有很多。在彭朋任职期间引入中铁网络的新产业投资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小公司，在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况下要求铁通归还投资。

在彭朋离职后的几天，担任中铁网络总经理的李齐才也被调离。

不拒绝也不批准

但令人费解的是，至今铁通公司并没有“拒绝”信德提出的SPL协议，也没有“批准”这个协议。信德公司的员工告诉记者，自从彭朋和下属李齐才先后离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铁通高层到中铁网络的经理人员的更换就像是“走马灯似的”。李齐才的继任者李大来虽然也到过信德公司数次，但每次谈到SPL协议时，只是表示正与董事会商讨；到了现在任上的总经理周明霞，干脆采取对信德询问合作前景的信件和来电采取不予回复和推脱的方式。《财经》曾就此采访周明霞，她表示“不能回答有关信德的问题”。

信德认为，既然中铁网络未根据完全签署的SPL合同签署和执行设备购买合同和租赁分合同，理应根据2000年8月签署的委托协议偿还信德垫付的1000万元款项。

姜仲勤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考虑到铁通背后的铁道部，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可铁通非但不见信德的任何高层人员，而且对于信德要求偿还欠款的要求和是否继续SPL的询问也无任何回复。

对于信德的责难，铁通方面的律师在法庭答辩状中表示，因为公司与信德没有签署也没有执行SPL协议，因此没有理由归还1000万元的垫付款。

就在彭朋去年9月去职后，铁通的创业人物蔡庆华也于今年6月4日辞别铁通，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但情况对于信德来说并没有任何进展。2003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铁通董事和董事长的王兆成依旧和他的前任一样，没有对信德公司的SPL协议有过任何批复和回应。

当《财经》就信德诉讼一案采访铁通公司发言人董斌峰时，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案件，而对于信德公司与铁通先前的合作也不清楚。

篇6

简易程序是法院审理相对简单的民事案件的专门程序，它不仅是民事诉讼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发展较为迅速的一种程序制度。其意义在于针对所适用的案件诉讼标的额小、争议不大的特点，简化诉讼程序，消除诉讼拖延，降低诉讼成本，加快案件审理的速度，由此不仅有益于促进民众对司法的接近和利用，也有益于法院迅速审结民事争议提高审判效率，从而使民事司法审判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今简易程序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医治诉讼效率低下现象的一剂“良方”，已成为世界各国逾越法系与国别的一种制度选择。面对激增的民事案件，有效地实施繁简分流，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作用，是当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就我国而言，由于简易程序理论研究上的薄弱，现有的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怎样解决存在的问题?如何完善简易程序制度?本文试图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外简易程序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简易程序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一、简易程序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病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章设5个条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又以8个条文对简易程序作了进一步的规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25个条文，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亦有一条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迄今为正，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法律条文共5条，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条文共34条。不能否认，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不少，简易程序在司法审判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上述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亦暴露了不少问题，且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对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制度进行检讨，分析其不合理之处。

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笼统。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但由于此规定作为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标准过于笼统和原则，使得“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成了一个界限模糊的问题，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可能对该标准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简易程序适用的无序性和随意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168条对上述标准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即“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事实的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标准几乎无法采用。因为这些实质性问题在法院立案之时是无法确定的，需要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陈述后才能够得出结论。例如许多地方法院在受理案件时，由于无法判断案件是否简易而一律安排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又发现案情复杂转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这种做法显然不现实，它要求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之前，先开一次庭来审查判断案情是否符合适用该程序的标准，简易程序因此反而不简易，显然违背了该程序设立的价值初衷。

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不统一。

我国的级别管辖立法采取概括式的规定，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案件影响程度的大小所确定，而不是根据诉讼标的额。为了弥补这种根据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又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以诉讼标的额为标准，规定了各地省、市、区县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的界限。这样一来，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所受理的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就有了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县法院所受理的第一审案件的诉讼标的额高者会达到400万元，经济落后地区的区县法院所受理的第一审案件的诉讼标的额高者才50万元。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因此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争议金额大小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造成简易程序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局面。

现行立法将独任审判与简易程序等同起来的做法似乎欠妥。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采用独任制，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我国将简易程序与独任制武断地联系起来了，从而认为在普通程序中没有采用独任制的余地，使得独任制与合议制的差别成为我国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一个主要差别。独任制属于审判组织的一种形式，而简易程序本质上是一种诉讼程序，审判组织和诉讼程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立法所确定的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作为大陆法系国家通例的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然而，将独任制与普通程序截然分开的做法，在我国算是特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基层法院普遍适用独任制，但只有其中的小额钱债诉讼才适用简易程序，其余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德国在90年代改革之后，中级法院的部分案件也可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有学者指出，我国立法将独任制与简易程序相互对应，普通程序不能适用独任制，增加了司法资源与诉讼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当司法实践无法调集足够的法官组成合议庭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就成为惟一的出路;另一方面，程序保障的需求又在不断挑战着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因为如果独任法官的权利不受其他法官的监督，又没有来自普通程序规范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严格限制，那么大量案件的程序正当性就会处于一种空前的危境。[1]

在简易程序立法中忽视了当事人的诉权。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更多地考虑了法院审理案件的便利，而忽视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是以往长期指导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审判实践的“俩便”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主体性原则作为程序选择权的法学基础这一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同，即程序正义的重要意义在于使那些受法庭裁判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拥有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能够积极参与到审判过程，并对裁判结果形成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为了保证这种参加权利的实现，一方面要求事实和证据应当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使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攻击和防御，以更加有效地发现真实。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有权决定诉讼进程的最关键之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实际上来源于当事人有权选择按正当的普通程序审理的程序。基于程序主体性原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适用普通程序，在法庭上行使质证、辩论权以促使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这种选择是一项权利而非义务，法官亦应尊重当事人的这种权利。

二、西方国家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制度的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日益增多的诉讼案件，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最终简易程序因其与生俱来的快捷高效的特性成为这场改革的必然选择。以最具代表性的美、英、法、德、日等国为例，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对简易程序这种程序制度进行了构建或完善，使之成为现代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程序制度。与我国相比较，西方国家的简易程序制度的特色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问题。

即哪些种类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以及以什么为标准来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就目前世界各国有关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以一定的诉讼标的金额作为确定适用范围的标准。这一标准是相对于其他标准来说较为统一的标准，只不过各国根据不同国情在具体数额确定上有所不同而已。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适用于快捷审理程序的案件时诉讼请求金额不超过5000英磅;在日本，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是诉讼标的额在90万日元以内的案件;美国加州规定适用于简易程序的案件以请求金额2000美元为限;法国小审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3万元法郎以下的纠纷案件。此外，在以受案金额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主要标准的同时，很多国家还将案件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类型作为其确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个辅助标准。如德国，初级法院确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标准除了一定的诉讼标的金额外，也包括案件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按照这一标准，德国初级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除诉讼标的金额在3000马克以下的案件外，还包括租赁、亲子、婚姻、监护、遗产、登记、破产和解等性质的案件。而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小审法院受理诉讼标的额在3万元法郎以下的案件，以及购物信用、房租给付和残障保护等案件。

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

小额诉讼程序也是现代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程序制度，它是指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时适用的比普通程序更加简化的诉讼程序。在以往，因为法院解决纷争的程序颇为繁复，一般公民上法院主张权利，常常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精力，加上又不了解诉讼程序，到处吃闭门羹，使得公民视上法院为畏途，因此，除非万不得已，金额达相当数目，否则多半不愿利用法院诉讼程序解决问题，长此以往，除了公民权利无法保障外，也难免使公民对于法院失去信心。为了使财产权遭到侵害可以有效、快速获得救济，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制度，使民众就日常生活中所发生标的金额或价额在一定数目以下之小额给付请求事件，能循更简便、迅速、经济的诉讼程序获得解决。

下面不妨来详细了解一下以美、英、日为代表的小额诉讼程序究竟是如何规定的。

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美国各个州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大量的小额纠纷，设立了适用于设立于市法院和初审法院内的小额诉讼法庭所适用的程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限于诉讼标的额在一定金额之下的案件。这种诉讼程序非常简单，但它不是为普通公民所用的程序，而是更多地被商业或政府机构用来追索债务。这种小额诉讼程序不需要非常的诉讼技巧，程序特征简便，效率高，起诉状不要求正规的程式，不需要正规的诉答程序。这种诉讼程序没有证据开示阶段，没有陪审团陪审;法官可以一方面审理，一方面寻求调解。

英国的小额请求程序。英国早在1967年根据消费者协会的报告在郡法院设立了请求标的额不足3000英镑的案件的诉讼程序，1973年设立了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设立了小额案件审理程序，以一种花费低廉、手续简易的程序来处理3000英镑以下的小型消费争议和小型人身伤害案件。后来经过改造，将该程序的受案标的额提高到5000英镑。这种小额请求程序的特点有三：一是在听审程序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二是为了节省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支持当事人自己诉讼，对当事人聘用律师采取消极态度，对诉讼费用采用固定制;三是严格限制上诉，即严格上诉条件。

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1998年实施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创设了比简易诉讼程序更为方便、省时、省事、经济的特别简易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小额诉讼程序仅适用于诉讼标的额为30万日圆以下的小额金钱支付请求的诉讼。与通常诉讼程序相比，小额诉讼程序具有限制证据、禁止上诉、程序保障不充分的特点。如果当事人不了解这一点，就容易损害其程序权，因此日本的民事诉讼规则规定法院有义务向当事人说明这种程序的特点，以便当事人慎重选择适用此程序。

不同程度地赋予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

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管辖合意的许可（第38条），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明示或默示选择本没有管辖权的第一审法院取得其案件的管辖权，即使争议金额超过了l万马克，也可选择地方法院而不是地区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而地方法院审理案件通常适用简易程序。由此可见，该条规定实质上赋予了当事人一定范围内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又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民事诉讼的规定不仅赋予当事人明示合意选择简易程序的权利，而且作出推定合意的法律规定。即指不仅诉讼案件所涉标的金额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而且案件所涉法律关系也不属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且当事人亦无明示简易程序之合意。但是诉讼中法院直接适用了简易程序，对于这种适用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并予以抗辩，为保证诉讼之安定，不宜再回复改为通常诉讼程序，而由法官推定当事人之间已有适用简易程序之合意。

独任制并不局限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也并非为合议制所垄断。

从上述各国审判组织的情况来看，英美法系国家审理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原则上实行的是独任制，大陆法系国家也在不断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在德国和意大利，基层法院一律适用独任制，其中少数案件适用独任制简易程序，多数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地区法院传统上一律适用合议制.而现在多数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三、重新构建和改革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制度的若干设想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事简易程序制度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亟待改革与完善。如何改革简易程序制度，使之发挥更大的功效，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当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确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标准。

在这点上，笔者建议废除现行的实质性标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代之以比较容易判断的形式化标准，包括数额式标准、案型性标准，即以诉讼标的额为主要的确定标准，辅之以根据所涉案件具体类型判断的方式。具体而言，首先，以诉讼标的额为标准，确定一定数额以下的案件强制适用简易程序。当然这一标准不应是全国划一的，而是应该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照顾不同地区的差异，体现适当的灵活性，分别制定不同的标准，最后还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其次，非以诉讼标的额为标准的案件以案件类型为标准确定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如借贷、房屋租赁等类型的案件经实践证明并不复杂，完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以免造成诉讼成本的浪费。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不妨采用列举式，明确规定一些较为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采用排除式，列举某几类民事案件，因其性质，不论诉讼标的额大小，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而应当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如代表人诉讼案件;以外国法或国际公约为准据法的涉外案件;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发回重审或再审的案件;其他事实不明或法律关系复杂，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2]

以诉讼标的额作为主要确定标准，还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案情复杂与否与诉讼标的额并不必然成正比，当案情并不复杂但诉讼标的额较高时，适用普通程序是否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这就涉及到简易程序配套改革的问题。如前所述，简易程序与独任制没有必然联系，而普通程序与独任制也并非水火不容，可以适当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考虑在一审普通程序中推行独任审判制。

通过立法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是当今世界法制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简易程序的改革也应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虽然简易程序是作为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但其适用并不必然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如果一定要把各种简易程序都看作是对司法公正某种程度的牺牲，那么这种牺牲并不是当事人被迫的、单向的、非理性的或没有利益回报的牺牲，因而合理设计的简易程序并不必然以损害司法正当性为代价。一方面，多数国家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简易程序，从而放弃因适用普通程序而享受的更多程序保障，法国甚至规定大审法院管辖权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扩张，这从不同角度表明，对于当事人而言，程序本身的复杂或简易并不意味着程序保障权是否满足，而只有当程序的繁简成为一种可选择、可处分的对象时，程序保障才真正成为其预设受益人的权利;[3]而当程序成为当事人被动接受的制度设置时，复杂程序和简易程序同样都是强加于当事人的义务而非权利。另一方面，按照诉讼搏奕理论，一旦法院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而非普通程序，就有可能导致与适用普通程序不同的诉讼利益和风险，然而如果简易程序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为出发点，当简易程序作为一种强制适用的程序而不考虑当事人意愿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程序应当具有的其他价值和功能。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赋予当事人是否适用程序的选择权，且法官有义务引导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不妨参考国外立法的规定，对于不属于法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案件，经当事人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则可适用简易程序。

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增设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究其实质是简易程序的再简化。它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与一般简易程序并无严格区别，二者仅仅是诉讼标的额和简易程度有所不同而已。[4]后者则是指有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用来救济小额轻微权利的简易快捷的特别程序，目前在美、英、德、日、韩等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都有这类的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追求以不需要法律技巧的司法平民化为基础的诉讼效率，因为“小额裁判对于当事人而言永远是一种权利上的斗争，但由于其争执的经济利益不大，故而必须有一种低成本、简易化的程序，否则小额债权的诉求就失去了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民事司法制度解决纠纷、实现公正、维护秩序等多重目的中，小额诉讼比普通诉讼更注重解决纠纷的私人目的，这解释了小额诉讼日头化、亲自诉讼、非专业化、当庭宣判等特点和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价值基础。

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用以解决简单民事案件，其中也包含了小额、轻微案件，但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的上述特征在我国简易程序中基本不具备，因此不能说我国的简易程序包含了小额诉讼程序或者说发挥着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5]相反，正是由于我国的简易程序在现有框架内很难满足小额诉讼之特别要求，因而理论界呼吁，应在改革和完善简易程序的同时，在我国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国家设立该制度的先进经验，我国在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时宜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适用范围是以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通常诉讼标的额小，案情简单。其次，程序较普通程序更为简便，力求低成本，高效率。这种简便体现为：法官可为非职业法官;起诉状、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甚至可以日头进行;可以在休息日甚至晚间开庭;不进行证据开示;甚至无须法庭纪录;判决不必说明理由;一般不需要律师;诉讼费用低廉。再次，法官运用职权主动介入。在审理过程中小额诉讼法官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直接对话，并且一反普通程序中的消极态度，主动提问并提出和解方案，以迅速促进纠纷的解决。最后，赋予当事人对是否适用该程序的选择权。

注释:

[1]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59页。

[2]汤维建、向泰：“试论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3]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