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民事诉讼流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民事诉讼流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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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学习能学到什么知识，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具备什么技能是教学宗旨。以经济纠纷的解决为例，知识与技能目标就是让学生了解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掌握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掌握谈判的方式和方法(协商);掌握协议书、调解书、状的书写。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方法是指教和学的方式。过程就是怎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及学生在教师的教导下学什么。具体地讲，方法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比如教师的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分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引导自学法等，学生的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任务驱动法的教学过程就是先用大情景引出经济纠纷解决方式有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六种，然后用流程图将这六种方式串联在一起，使学生清晰地看到六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对六种方式进行实训演练，最后总结实训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及六种方式的优缺点。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先学情景，然后由大情景联想出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接着思考采取某种方式应具备的条件，最后选择最适合当事人的方式。教师的教学方法依次用到了案例教学法(或情景模拟法)、分组讨论法(或角色扮演法)、讲授法、总结归纳法。学生的学习方法用到了探究学习法、自主学习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情感主要指学生的学习兴趣，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情感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从而探寻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价值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充分认识守法的重要性，树立以法律约束自己行为的世界观，同时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提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

二、任务驱动法实训模式构建

(一)大模块(整章)情景假设

在此，笔者将大模块情景简称为大情景，也就是能引起或串联整个模块知识内容的情景。在教学中，大情景应贯穿模块课堂教学的始终。对于大情景的选取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问题的层层设立，引出本模块学习的主要内容，接着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组织有目的学习，此即问题导入法;二是寻找生活中已有的典型案例，使学生由典型案例联想到生活中类似的一系列案例，然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而学得新知识，此即案例教学法。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问题导入式:大家在出现经济纠纷时怎么办———唇枪舌战，拳脚相加/赔礼道歉/谈判协商/找第三者调解/打官司(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行政复议———以上方式是否都合法———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各方式的流程(怎么做)———总结各方式的优缺点。案例引入式:张三花费5000元在A商场买了一部苹果5s手机，销售人员明确告知他该手机为原装正版手机，可张三没用几天就出现了黑屏现象，他拿到苹果手机专营店进行检验，检验人员检验后告知张三该手机为山寨手机，只要花3000元就可买到。显然，此案例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知识，如果张三想退手机能实现吗?如果找A商场索要10000元是天方夜谭吗?如果张三想退手机或索要钱，他该用什么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理清子模块(各节)之间的关系

此部分内容重在系统地让学生了解通过本模块内容的学习，能“立体、纵向”地感受到大模块、子模块、子模块中的具体内容之间存在的脉络关系:透过树根(大模块标题)就能看到树干(各子模块标题)，通过树干能看到整棵树上的枝条(各子模块具体内容)。这部分知识笔者采用流程图的方式予以表示，以明确各知识之间的内部联系。以经济纠纷解决为例，谈判、调解、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间的内部联系(流程)是什么。

(三)子模块(各节)实训步骤

大模块是由子模块构成的，理清子模块知识，大模块知识也就清晰明朗。因此，子模块实训的构建是任务驱动法实训的关键。在这一实训阶段，教师和学生既要完成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将理论知识转化成生活实践，培养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认识子模块。

主要是对子模块知识的概述，使学生先从宏观上了解知识，然后重点讲解子模块的概念、特征、应具备条件。以谈判为例，就是讲解谈判是什么，谈判应具备的什么条件。

2.子模块情景假设。

通过子情景(案例或问题)引出子模块中所要讲解的内容，即子模块中的具体知识。以谈判为例，就是假设上例中张三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纠纷。

3.组织学生讨论。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参与下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各抒己见提出多种观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一阶段，教师要给学生留出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间，为学生提供在不同的情境下建构知识、运用知识、表现自我的机会。学生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搜集知识信息的渠道、途径和方法———搜集知识———对搜集到的知识进行分析、整理———辩论———解决问题。以上述张三案例为例，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张三想通过简单的谈判方式解决纠纷，他需要怎么做?谈判中需要掌握哪些技巧?如果谈判成功了，张三想通过协议书的方式将他们的谈判结果法律化，协议书怎么写?如果没成功，他还可以怎么做。

4.子模块所涉法律知识讲解。

通过上述的讨论，讲解所涉的法律知识。比如谈判条件、谈判技巧、谈判组织、谈判协议书的制作等。

5.分角色演练。

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和“子模块所涉法律知识讲解”，将学生分角色进行演练。以谈判为例，应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代表商场A，另一组代表张三，两组学生展开激烈辩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深刻体会自己怎么谈判，也能看到对方同学怎么回应，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

6.评价实训效果，强调注意问题。

教师应对“分角色演练”的过程和结果予以评价，并指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应注意谈判的技巧、对方立场等问题，以及制作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张三的代表小组未注意到上场人员的情绪，谈判的技巧、调解协议书的制作、证据的收集、状的书写等。

7.作业布置。

作业的布置要坚持“高效、巩固、实用”原则，做到“适当、适量、适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谈判为例，布置一个作业题“假设张三和商场谈判成功，为其制作一份协议书”。

(四)大模块知识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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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原因

1.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3．“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4．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5．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1．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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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完善法制环境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拥有众多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地为国际、区域或全球经济提供全面金融服务，通过资本融通和管理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具有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城市或地区。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制约或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建设、金融政策、央行所在地、经济腹地、地理位置等，而其中又以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环境最为重要。

从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看，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够促进金融的发展。“法与金融学”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出了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1）法律通过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投资的安全性，鼓励企业的利润再投资以及更多的外部资金供给，促进金融体系规模扩大，从而推动金融发展；（2）契约是金融之基础，法律体系及由此形成的契约环境是决定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自然形成型（如伦敦、纽约和香港）还是政府有意识建设和大力支持而最终形成（如东京、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将金融法律作为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生机制予以不断完善强化。从金融法制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来看，健全和完善的金融法制环境能够规范金融交易行为，保护金融主体的合法权利，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公平配置；能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升金融运行效率。由此可见，法律环境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的诸要素中都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败的关键，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金融法律体系框架，但仍需完善以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求。

二、 司法能动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功能

营造良好的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也须从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金融司法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着手。面对金融发展创新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司法通过自身功能的能动匹配，充分发挥金融司法职能，并促进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优化。

1. 纠纷解决功能。纠纷解决是司法的原初功能，也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虽然现代社会中已出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司法因其天然所具有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专业性而始终作为处理纠纷争端的中心力量而存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司法解决争端的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及时提升纠纷解决功能，是司法能否助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一方面，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最主要的核心因素，金融创新本质上是相关主体间权利义务配置的新形式，它拓展了金融私法的权利义务主体、客体和内容，会导致各种新类型金融诉讼纠纷的产生。这些新型金融纠纷的法律关系往往突破传统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司法予以合理界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保障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金融业务知识，这对司法人员的法律功底以及金融专业知识都有高水平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主体的特殊性和广泛性，金融纠纷（尤其是金融创新纠纷）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个案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明确，还可能涉及到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以证券交易纠纷为例，一个虚假陈述案件审理的背后可能有着成千上万的股民在翘首以待，同时也可能有着数以万计的案件在积蓄并等待爆发，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金融纠纷的以上特点，无疑对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补充立法功能。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只是对既有法律的被动适用或消极执行。无论立法者多么睿智而充满理性，也不可能预见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同时，法律语言的概括性以及语言本身的模糊多义性也容易导致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分歧。法律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司法必然具备补充立法的功能，而司法的这一衍生功能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尤为重要。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然伴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无可避免地会催生出新型的利益和权利关系。而成文法的稳定性使其无法及时涵盖新的社会现实，也阻碍了其对金融动态发展的规制和作用，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法律落后于金融改革。而此时，司法不能以立法的缺位或滞后为由拒绝裁判，更不能守成僵化、束缚金融创新的深化，而应当主动承担起补充立法的责任，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因事后性、个案化而具有的灵活、务实的优势， 通过对现有法律的灵活解释和变通执行弥补成文法缺陷，为金融创新赢得空间。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且还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差异。监管机构往往对同一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规制，加大了市场主体对法律规则的认知难度，也为金融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这时就需要司法者发挥司法能动性，因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对相关金融法规进行有效的梳理和重构，妥善解决进入司法渠道的金融纠纷，并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促进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从而预防和减少金融纠纷的发生。

此外，金融创新的推进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而在具体试错过程中司法也较立法更具优势。相比较于立法的试错成本，司法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中的试错成本要远低于立法。尽管司法所起到的公众效力可能不及立法，但其较低的司法成本和灵活性更能有效推进金融中心的法制环境的完善。

3. 权力制约功能。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用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自然也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来加快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属于国家建设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无疑是由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现状决定，但在其发展过程尤其要注意防止“政府失灵”，避免重蹈日本因放松政府限制而产生权力扩张异化的覆辙。

我国存在金融监管多头、金融法规令出多门的情况，实践中金融监管主体角色错位、越位或不到位、权责脱节和责任缺失等弊端普遍存在，亟需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司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处于中立地位，可以通过惩治金融执法人员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具体金融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监督政府，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化，抑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促使政府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段的转变，提升专业金融监管效率，从而促进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健康运行。

三、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司法能动性之发挥

一个城市或区域之所以能成其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在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抑或发达的金融市场，而更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金融法制环境。今年来，上海检法系统陆续建立起三级院的金融专业审判和检察架构，并通过金融审判白皮书、组建金融专家咨询库等制度的探索发展，逐步优化金融司法资源，不断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司法保障。但目前而言，若想尽快建立其国际上对上海金融司法环境的高认可度的公平高效金融司法体系， 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要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这里所说的“发挥司法能动性”，并非部分司法机关曾经理解和实践的所谓“送法上门”、“开发案源”等做法，而指的是司法者不应仅仅消极呆板地适用法律，还应当在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制内，顺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能动行使司法权。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司法能动性，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 积极回应金融纠纷诉求。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新型、疑难的金融类争议纠纷层出不穷，相应地金融纠纷诉求也日益增长。对于伴随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不断出现的大量金融纠纷诉求，法院应当积极回应，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予以裁判，即使是“法无明文规定”这个理由。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却存在着许多本应当由法院审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金融案件。主要包括：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拒绝受理。特别是由资本市场各种不当行为而造成投资者损失所引发的纠纷；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中止或暂缓。最高人民法院了大量“三中止”通知，对涉及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经济纠纷案件、已编入全国证券回购机构间债务清欠链条的证券回购经济纠纷案件以及涉及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的案件暂缓受理、中止审理或者中止执行；部分金融案件的诉讼方式受到限制。对于人数众多且处于信息、财力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而言，“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本是一种以较低成本实现权益保护的诉讼方式，但虽然《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代表人诉讼”，这一诉讼方式在金融争议案件中的运用却受到了限制，如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的司法机关往往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全国首发性的金融纠纷案件。倘若仍旧一味地采取限制诉讼之类的回避态度，则不仅不利于保护金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损害了金融司法的权威，削弱了司法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保障作用。分析当前法院“拒绝”新型金融案件的原因，固然有现实金融法律规则供给不足以及转型市场经济背景等因素，但本质上还是源于法院回应金融市场变化与发展的能力不足。因此，要想真正塑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司法优势，上海司法机关应当变“消极回避”为“积极回应”，只要是具有法律争议性质的、依照基本诉讼法律应当进入司法程序金融纠纷案件，都应当予以受理，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还应当注意逐步加强自身应对群体性纠纷的能力。

2. 能动发挥规则创设和指引作用。除了回避新型金融案件之外，目前我国金融司法还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偏于保守，不能因应金融发展的需求进行能动地适法。以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为例，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立项起草关于委托理财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却至今仍未能正式出台，导致此类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仅有损司法的统一性，也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法律的不完备性与金融创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愈发突出。对此，司法机关不能坐等立法完善，而应当转变保守的思维定势，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运用“司法之手”促进金融规则和金融政策的健全和完善：首先，在具体案件审理上要赋予和尊重法官能动的法律解释权。司法是一种事实上的立法，在金融发展史上，由法官的能动解释推动金融法律规则形成的例子并不少见，如美国法上关于“证券”定义的法律规则就是通过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W?J?Howey公司一案（SEC v. W. J. Howey Co. ）⑤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裁判而确立的。在立法因其滞后性和局限性而无法及时因应金融发展需求时，法官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过程中不能机械地套用法律，而应当将金融法律与金融政策相结合，同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司法理念和成熟经验，在既定规则和具体适用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以作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合乎金融发展客观规律的裁判；其次，在个案经验存在相当积累的基础上，从个案和类案的审理中总结审判经验，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确立审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填补法律漏洞。此外，还应当及时梳理金融纠纷案件所反映出的金融监管、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问题，运用司法建议等方式，为金融监管、金融自律建言献策，探求保障金融创新发展的司法规制路径；最后，通过金融类指导性案例的，一方面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司法对金融市场的规则指引作用。

3. 探索推进金融司法专业化建设，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合作。金融案件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案件，涉及的业务类型繁多，运作机理错综复杂，必须加强金融司法的专业化建设：

一是促进机构专业化。在金融审判方面，传统民商审判框架内部专业分工不合理，造成对金融纠纷的分散审判，影响了金融审判的有效性和统一性。要形成高院、中院以及金融机构集聚区（如浦东、黄浦、杨浦、闵行等）法院三级金融审判庭，并辅以其他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合议庭的金融商事审判体系，通过集中管辖、集约办案，有效提升金融审判和金融检察的效率和质量；同样地，在金融检察方面，在市、分院设立专门的金融检察处，在区县院成立金融检察科或金融检察专业小组，并在金融核心功能区设立金融检察工作室，以应对金融犯罪案件高发态势，切实履行金融检察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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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阿里互联网平台的云计算能力和用户数据，建立“审务云”平台，力求实现当事人协查信息共享、文书送达、电子商务纠纷网上化解、金融犯罪预测预防等“互联网+”功能。

在浙江，去年新收的60.5万件一审民商事案件中，有23%的案件法律文书不得不采取公告送达。这不但费时费力，增加了诉讼成本，也使得不少当事人错失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时机。

而有了“审务云”平台，浙江法院系统就能通过淘宝平台的数据确定当事人常用电话和地址，及时作出通知，把法律文书寄往淘宝收货地址，提高送达率，从而保护双方的诉讼权利。此举还有利于追查老赖行踪，解决法院执行中“人难找”的最大难题。

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合作并非第一次。之前，浙江省高院还与腾讯签约“互联网+审判”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两项合作成果：浙江法院微信“专用号”和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微信端。前者实现法院工作人员手机移动办公，后者实现诉讼服务移动化。

浙江省高院常务副院长徐杰说：“本次合作将构建符合信息时代特征的‘智慧法院’，为促进审判体系、审判能力和法院管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新路、积累经验。”

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在与阿里的签约仪式上，浙江省高院工作人员当场展示了“审务云”的两大功能：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只要当事人在淘宝网上购物或使用支付宝，办案法官经身份认证登录“审务云”办案数据关联检索系统，可以查询到被执行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情况和联系方式，并根据案件执行需要冻结涉诉人员的资产，方便案件审结后的执行。

数据显示，全球淘宝网用户近5亿，这些用户的数据应用在司法实践中将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变革。而淘宝网只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网上交易平台。蚂蚁金服也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金融平台，利用蚂蚁金服平台上的用户消费数据，法院可以实现涉诉当事人资产信息的在线查询，得知涉诉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余额宝资产等。对于一些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依照法律程序可予以冻结、划扣。

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也会与蚂蚁金服共享，这意味着，当事人一旦有了法院的不诚信记录，芝麻信用分就会大受影响，以后在“花呗”上申请不到额度、在“借呗”上拿不到低息贷款，甚至无法通过支付宝购买机票和奢侈品。不仅如此，支付宝还会时时推送“还债”的温馨提示……

徐杰表示，此次与阿里的战略合作，吸收和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在“审务云”平台建设、诉讼便民服务、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办案系统开发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司法审判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

双方合作的具体方式是，依托浙江省高院积累的案件数据资源，结合公安、政务、电商、金融、社交、航运交通等周边数据，形成智慧法院大数据生态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和阿里巴巴不断提升的多维度分析、数据可视化、深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沉淀，开发和实现办案全过程法官审判经验积累共享、司法资源智能推送、诉讼结果预判等智能化辅助办案平台，并可以进行审判偏离度分析预警，智能化协助法官工作，进而提高司法效率。

同时，法院通过对法院内外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提高司法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司法预测预判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让数据为司法业务服务。

构建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其实，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就网络司法拍卖、“审务云”平台应用、支付宝执行查控、案款在线缴退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数据显示，在公开、透明、零佣金的司法网拍下，浙江省法院94%的涉讼资产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成交率和平均溢价率比传统委托拍卖分别高出约13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为当事人节省佣金12.7亿余元。

2015年8月，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与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天猫、聚划算、蚂蚁金服小额贷款等平台的网上交易数据实现对接，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上交易纠纷、网上著作权纠纷、小额贷款纠纷等案件类型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介绍，阿里年均处理纠纷超过400万件，转换成诉讼的案件量年均增长300%，每年有1000多件；其中小额纠纷诉讼多，超过80%的纠纷交易金额在1000元以内。

由于网购的特点，大部分交易纠纷都涉及跨区域，异地诉讼差旅费和时间成本极高，中小卖家经常不出庭。

“过去，每个案件我们都要将相关资料打印出来，做公证，请律师，费用高，且费时费力。对用户来说，打个官司成本也很高。”俞思瑛说。

现在，在浙江省，网购纠纷在前期各环节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上法庭走法律途径解决。

当事人在线一键就可引入交易数据提交网上法庭，从立案、送达、证据交换、庭审、调解到判决每一个环节全流程在线上实现，一份诉状只需5分钟即能在线提交，数据证据也可一键导入。

浙江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姚海涛介绍，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在线证据，充分发挥了网上调解、裁判的便捷优势，极大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体现了诉讼便利，又方便法院及时审理。截至2015年11月30日，网上法庭共收到提讼案件813件，其中诉前调解196件，原告撤诉231件，已判决15件。

在法律界，“同案不同判”一直以来备受争议。阿里云的大数据专家研究出一套“相似案例比对服务”，将之命名为“明镜”。法院借此来充分挖掘法院已判案例数据，输出与目标案件相似的已判案例，从而智能化协助法官判案。另一方面，这个系统还有审判偏离度预警机制，这样，法官给出判决之前，系统会自动与历史案例的裁判尺度进行比对，减少主观因素，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

据透露，浙江省高院此次还引入了阿里云对象存储OSS，对法院的庭审录音录像、裁判文书等诉讼档案进行电子化存储，并通过司法公开平台实现案件审判流程信息、庭审视频及裁判文书等法院信息的公开上网。

“浙江法院近2000个审判法庭全部实现数字化，2009年以来所有开庭案件全程录音录像，目前已经存储了200多万个庭审录像。年底前全省法院所有已归档案件将完成电子化扫描并纳入审判管理系统。上网公开裁判文书160万余份，居全国法院之首。”姚海涛说。

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密集合作，引起业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赞誉声不断，尤其是基层法官好评如潮，微信圈内爆热。

但赞誉声中也伴随着疑虑声。有人称，阿里将用户数据提供给法院没有法律依据，且涉嫌侵犯个人隐私。也有人认为，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合作会影响司法公正。

姚海涛表示，民诉法第67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民诉法第121条规定，状应当记明原告、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都规定当事人应当向法院提交准确的送达地址。对法院而言，当事人送达地址等不属于隐私，通过获取当事人准确的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通知当事人应诉，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同时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案件。办案法官查询当事人在淘宝预留的联系电话和地址，系统会设置查询权限，法官只能查询本人在办案件当事人的信息，不能查询无关人员的信息，查询记录全程留痕。

记者了解到，阿里已与海南、浙江等7个省份的省级政府建立了围绕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战略合作关系，但涉足司法领域浙江是第一家。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表示，工作模式线上化后，可记录，可查询，通过严格的程序操作、权限控制，用户不必担心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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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务会计体系； 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 法务会计应用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和经济运行过程日益受到法律规范，与此同时，利益的驱动与诱惑，致使涉及经济的违法违纪及犯罪案件急剧增多，急需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这类案件业务的法务会计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及应用体系。

一、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及应用体系框架

法务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法务会计教育及人才培养体系的促进作用和对法务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是非常直接的。这是因为各种法务会计学科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为了适应法务会计教育及人才培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应包括：第一，应明确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第二，探索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第三，设计法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及专业课程设置；第四，将现代教学手段融入法务会计教学中；第五，确立法务会计实践教学模式；第六，争取法务会计人才的资格认证；第七，加强法务会计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这些内容相互依存，密切联系构成了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是谁需要法务会计信息，以何种方式应用，法务会计工作有何特点，这些内容构成法务会计的应用体系。法务会计理论是通过法务会计人才实现其应用的，反过来经过实践检验，从而发现理论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补充和完善。

二、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

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指在一定范围内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该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是促使法务会计理论发展与应用的关键。

（一）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

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中的基层目标。对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是确定法务会计教育其他环节的起点。只有确定了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才能对法务会计教育的其他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经过研究笔者认为，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掌握基本会计理论和技能，具有审计、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并具有创新意识、较高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社会责任心，能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会计学知识以及审计方法与调查技术，处理经济事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懂得法律并具有综合型、复合型之特点的高级法务会计专门人才。他们可以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企事业单位等经济组织，从事会计核算、监督、鉴证、评价及经济事件中所涉及的法律证据的取得与管理，也可以在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司法部门专门从事法务会计的服务与咨询工作。

（二）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笔者本着培养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专长能力、拓展能力相结合的原则，设计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一是理论教学按会计的特点和工作流程及法律的特点及程序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旨在提高人才的会计、法律等基本理论水平；二是实践教学根据专业的业务流程及岗位需要设计案例、情景模拟、综合演练等方式。

法务会计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重在各学科综合的应用能力。案例设计，一是由教师讲授、列举、描述、分析案例，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学生只被动接受；二是学生设计案例，即由学生根据所学理论自行设计案例，设计案情的不同发展方向，作出区别性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转变学生从被动接受者提升为主要参与者和设计者。情景模拟，即由学生将讲案例排演成小品，进行情景模拟，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综合演练，如何通过会计账户、报表等信息查处经济犯罪、财务舞弊查处、纳税申报与税收调查，如何获取案件所需证据；如何从法学角度查处会计账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等。

（三）法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与专业课程构建

我国的法务会计专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法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应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区别于传统的财会专业，它不是纯粹的会计审计专业，也不是单纯的法律专业，而是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本着“两线”+“一面”+“实践”的原则设置课程。

“两线”之一，即法律类课程，如，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犯罪心理学和逻辑学、证据学、经济法、税法等，尤其是取证技术；“两线”之二，即会计审计类课程。课程除具有会计专业相关知识外，尤其应侧重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行业会计制度以及独立审计准则的学习，重点熟练掌握会计技术、审计调查技术等方法。“一面”，即广博知识面类课程。包括统计、管理学、税收征管、财经应用写作、计算机技术等拓展知识面类课程，重在培养多科性技能人才。“实践”即，设计动手能力培养的实践类课程，例如，法务会计案例、审计案例、手工会计模拟、会计信息化模拟、多媒体会计模拟、多媒体审计模拟、纳税申报、税收筹划等实践类课程，全面提高法务会计人才的专业技术和动手能力。模拟教学和案例教学应作为法务会计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式，应设计运用会计、审计、法律法规来侦破或解决有关经济活动及其纠纷处理、舞弊案件处理的综合案例来进行教学活动，使法务会计人员学习内容更加接近实际，为未来从事经济活动、经济案件或舞弊案件的审核、计算、分析，为法庭作证提供有力证据。

（四）现代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

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增加了教育信息、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是未来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务会计教学可以借助计算机、音像系统等多媒体设备，在常规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引入图形、声音、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来强化学生感性认识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拍摄产品工艺过程录像、会计工作录像、法庭审判、法庭证据调查等录像，在法务会计课上进行播放，向学生演示法务会计人员进行取证、调查、统计、汇总等不同工作内容情景，增强学生的感官认识，以便进一步增强对法务会计岗位需要及工作性质、工作流程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增强职业兴趣、专业爱好。

（五）法务会计实践教学模式及实践教学方式

法务会计专业是多学科融合的边缘学科，在理论教学环节上应重视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法学思维与会计学、审计学思维相融合。即，在讲授会计学、审计学类课程时，引导学生运用法律的知识思考和解释会计学问题；反之，在讲授法学类课程时，引导学生运用会计学知识思考和解释法律问题等。避免孤立的法律或会计教学。在实践环节上采取校内多模块模拟（分会计、审计、会计信息化、纳税模拟等模块）、案例分析和情境设计、实践基地的顶岗实践及参观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全方位的实践形式培养法务会计人才成为创新性、多元性、独立性思维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六）法务会计人才培养及资格认证制度建设

法务会计人才培养同其他专业一样，须加强人才培养的制度建设。当法务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对其人才的需求会大幅增加，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就不应该是无序状态，而应该需要规范和约束。例如，在财政部门主管下设立“法务会计学会”，负责会计界和法律界的沟通与协调，组织开展法务会计理论及法务会计实务的研究；在教育部门主管下设立“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研究会”专门开展对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的研究。财政与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一系列法务会计人才培养制度，包括培养规格、培养方式、后续教育、法务会计人员资格认证、法务会计专家证人认证、法务会计操作规范等系列制度，从而，使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有章可循，法务会计人员的服务有行动指南与操作规范，法务会计人员的价值体现有评价标准。

三、法务会计应用体系

是谁需要法务会计的信息，以何种方式应用，法务会计工作有何特点，这些内容构成法务会计的应用体系。

（一）法务会计的应用领域

在企业，因为商品的购销活动可能产生债权债务纠纷、因纳税业务可能产生税务纠纷、因利益驱动可能有舞弊行为，这些行为均需要法务会计人员运用合同法、税法、证据法等相关法律知识，站在会计视角提供有利于当事人的专业证据或意见；在司法机关，有关经济案件的侦破需要法务会计提供专业诉讼证据；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舞弊专项审计，需要法务会计人员的审核意见及专业支持等。

（二）法务会计的应用方式及工作特点

从专业人才看，法务会计人才应该是既熟悉有关法律知识，又精通会计业务的跨专业、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从工作实质上看，法务会计工作就是注册会计师工作和律师工作的有机结合。因为，单纯的注册会计师或律师都无法独立地完成当事人的委托，处理各种经济纠纷的有关问题，特别是财务与法律相结合的问题，这就需要既懂得会计、审计知识，又熟悉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这样的专业人员就是法务会计人员，这种工作就是法务会计工作。

四、结束语

总之，法务会计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热门职业，法务会计的应用是市场经济规范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务会计教育需要区别于其他专业传统的目标模式；我们要从人才培养目标分析入手，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课程体系，探讨实践教学模式，进而完善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及应用体系，为尽快培养社会急需的法务会计人才服务。

【参考文献】

［1］ 张奕.构建基于实践层次的法务会计发展模式［J］.中国农业会计，2011（9）.

［2］ 秦怀博.法务会计研究方向［J］.现代经济信息，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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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检察院，河南 淮阳 466700）

摘　要 ：司法会计的检查和查验是进行经济案件、经济纠纷中的重要鉴定工作。如何开展司法会计的检查与查验，是当前检察工作与司法会计的重要实践。司法会计的检查与查验，既要符合法律工作的一般规定，确保会计证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又要以会计准则与会计职业判断为准绳，为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关键词 ：司法会计；检查；查验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159-02

一、引言

司法会计检查指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进行专门检查的一项司法会计活动。司法会计检验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接受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聘请，为查明案件涉及的财务会计事实，而实施的技术性检查、验证活动。由上述定义可知，司法会计检查、检验都是在司法机关及其指派的办案人员主持下进行的。通过检查与检验，寻找、发现、收集和固定有关案件中的会计资料及财务状况方面的诉讼证据，以明确事件性质，合理划分责任。一般如下情况需要进行司法会计检查与检验：（1）对已知案件的财会资料证据收集，以进一步查清案件的性质与事实。（2）对需要查验的事实进行进一步验证。如对于举报事件的期初调查。（3）核查案件线索。根据已经或正在查办的案件判断，有发

生窝案、串案、类案的可能，以扩大侦查范围。当前司法机关在进行会计检查或检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需要司法机关与会计界通力解决。

二、当前司法会计检查查验的一般性问题分析

（一）司法会计检查检验的支撑理论不足

司法会计的检查检验是司法活动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主要体现在证据的获取与固定上，但目前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法规都没有对司法会计工作作出明确的规范，更没有关于司法会计检查检验的技术性指导文件。当前的司法会计工作，往往是借鉴了司法鉴定的相关规定，在具体操作上，通过司法鉴定的模式，利用会计专业准则与知识开展相关工作。从现行司法会计检查检验工作实践来看，现行司法会计相关法规已经不适合司法会计相关工作的开展甚至有了制约的作用，与当前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是不相适应的。造成这些的主要原因既与有关方面和部门对司法会计认识不足有关，也与司法会计法律法规不完善、司法会计人才资源缺乏、司法会计人员缺乏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有关。正是由于司法会计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沉闷和滞后，致使在司法会计领域内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导致在司法会计实践中出现诸多存在已久而急待解决的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比如自侦自鉴问题，自审自鉴问题，检材的认定不规范的问题，鉴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等等。

（二）司法会计检查检验的形式要件不完全合规

司法会计检查检验作为一项法定程序，必须有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同时也要满足相应的司法标准。而相关明确规定尚未统一，司法会计检查的法律程序、方法和目的也没有明确规定。而根据《刑事诉讼法》28条相关规定，“审判人员、办案人员不能担任本案的鉴定人员”，一些地区往往将司法会计的参与人认定为办案人员，这样不能参与办案。而进行司法会计的参与人不参与办案，这样使得相关证据的效用不能充分发挥，毕竟审判人员不一定是财务专业的专家，对于相关细节也不清楚。所以一般认为这里的误读是需要司法机关明确的。

（三）司法会计人员专业性还有待加强

目前，司法会计人才资源相当缺乏。大多数司法会计人员是司法（检察）机关的相关人员，不少人并非科班出身，只是在长期的办案过程中掌握了一些财务知识，但并不是很系统。同时，参与司法会计的人员除了专职财会资料检查、检验外，还有一些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再者，我国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水平较低，财务核算管理也很不规范，不少企事业单位的财经制度基本上流于形式。这就要求司法会计人员在检查检验时不能照本宣科，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但目前，司法会计的专业人员所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主要是会计学或者审计学，只具备很少或者基本上不具备开展司法会计工作所必需的法学、侦查学、司法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学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三、进一步做好司法会计检查检验的对策

（一）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

要加强司法会计的相关理论研究，强调理论对于司法实践的促进作用。要侧重从制度建设、基本理论、技术手段三个方面进行考虑。要在相关诉讼法中增加司法会计的有关条款，同时制定统一的司法会计检查检验标准，对司法会计人员的专业资质、法律地位、工作流程与标准制定法规，使得一切活动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

（二）注重司法会计证据的形式要件与取得流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认为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而言，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司法会计检查检验得到的结论既有直接证据，也有间接证据。如对于经济事项，可以直接在账目上查到结果的，可以视为直接证据。对于通过账目分析，推断，然后收集检材，通过与其他证据或者其他单位进行交叉验证得到的证据，可以视为间接证据。因此司法会计人员要提高职业敏感性，尽量取得直接证据，但对于检查检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也要积极查验，以寻找全面的证据链条。譬如，对于财务收入是否属实，需要查验收入相关单据，入账科目，甚至需要查阅出库单看是否有真实的交易。

（三）充分运用专业的司法会计检查检验方法

1、会计查账方法

司法会计查账方法从详略程度来分可以分为详查法与略查法。司法会计一般采用详查法。从技术角度来说，分为审阅法、核对法、比较分析法。选择查账方法要根据专业人员水平、案件实际情况来考虑。如对于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员，可能通过略查法就能达到水平一般的人的详查法的效果。又如，对于凭证、账簿、报表等资料之间，进行详查比对，以查验是否账表、账证、账实、表表相符。此外，还可以对于现实数据与历史数据、实际数据与计划数据对比，查找异常，以此寻找线索。

2、实物盘点方法

该类检查方法是在盘点过程中对所盘物品进行观察，以获得准确数据。盘点法按组织方式分为直接盘点和监督盘点两种。进行直接盘点时，对于容易出现舞弊行为的现金、银行存款和贵重的存货应采用突击盘点；对于大宗的存货，应采用抽查盘点。监督盘点则为了明确责任时，司法会计检查人员不亲自进行盘点的情况，由经管财产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实物盘点清查，而司法会计检查人员只是在一旁对实物盘点进行监督，如果发现疑点则要求复盘核实。

3、司法会计检查检验要与侦察（调查）工作相结合

《 刑事诉讼法》第 101 条规定“ 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在此类案件中，使用司法会计检查检验的法律依据。所以，司法会计检查检验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必须与具体案件的侦察（调查）工作结合起来。因此，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强制或类似措施，使用侦察辅助方法，即专门调查工作与强制措施。专门调查工作包括勘查、询问证人、讯问被告人、搜查、扣押物证、书证等。其中常用的方法有勘查、询问证人、讯问被告人搜查、扣押物证。在司法会计检查过程中，司法会计检查的这三类方法应结合起来使用，才能较为快捷地侦破各种经济犯罪案件。

四、结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反腐倡廉工作的强势推进，涉及复杂财经事项、会计问题的案件越来越多，需要司法会计介入检查检验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因此，通过分析现有的司法会计开展现状，从完善司法会计检查检验理论体系，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复合背景，合理采用科学的会计检查方法，因案施侦，司法机关才能迅速有效地查处经济犯罪。这些技术的运用对于提高侦破经济犯罪的能力，维护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宁波.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中会计司法鉴定应用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