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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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法律中心在诉讼案件、非诉业务、合同审查、纠纷防范以及制度建设和业务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截至200*年12月1日共办理各类案件138件，其中诉讼案件62件，非诉案件76件；共审查起草各类法律文书185件；共清回欠款140余万元；根据集团实际需要依法出具各类法律建议书和法律意见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份；完成三项集团科研课题，发表业务研究类文章二十余篇；受理集团内外法律咨询数百起。

一、案件总数138，基本与去年持平（去年136），诉讼案件62件（去年58件），略有上升，其中新闻官司17件，经济纠纷增幅较大达到19件，占诉讼案件总数的31％，其中劳动争议案件23起，同比有所增加。非诉案件76起，与去年持平。

案件特点：

1.案件总数及案件分布情况与去年大体一样，以新闻诉讼和经济纠纷和劳动争议为主，总体情况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法律工作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

2.经济纠纷数量增加，表明集团多样化经营的深入发展急需市场准则的介入，但是今年19件经济纠纷案件多为经济欠款引发，类型单一且多为历史性纠纷，因为周期长的原因我方胜诉后往往执行困难，而我方被诉则情况相反。

3.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反弹，这说明劳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深层问题需要解决，仅仅通过个案的处理不能全面解决问题。23起案件中1起是物业管理公司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1起为新闻大厦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其他均为老报业发行公司产生的纠纷，这说明老报业发行公司前期的用工存在较大问题。上述案件除新闻大厦的案件正在处理外，其余的均作了妥善处理。

4.非诉案件成为法律中心工作的半壁江山，非诉业务成倍增长，非诉纠纷和公司改制、注册等业务增多，个案的复杂程度明显上升，很多已经超过诉讼案件。法律咨询成为日常性工作的重要部分，受理集团内外各类法律咨询数百起。表明法律中心的职能已经由简单的处理纠纷转变为纠纷防范和全面服务。

二、合同审查

截止200*年12月1日，共起草、审查合同等各类法律文书185份，比去年同期（150件）增长23.33％，涉及标的额246，286.00（仅限于有标的额的和较易统计的法律文书）；涉及分社（记者站）、子报刊、物业管理公司、发行公司、信息产业公司、新闻大厦、办公室、物品采购部、基建处、计财处、审计处等我方送审主体。

特点：

1.在起草、审查法律文书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相关的招投标活动以及合同纠纷的和解谈判活动，体现了全面参与的原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报社（集团）的权益。

2.继去年公布第一批合同示范文本后，今年又公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十余份合同示范文本，对集团各部门、单位规范签订有关合同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提高了签约效率。

3.为强化监审力度，我们制定了《收查已审查合同一览表》，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着重对重要部门、重要事项的重要合同进行了跟踪收查。该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若干规定》的全面实施，开始逐步体现合同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清债工作

今年清债办的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欠款的移交数量低、债权质量差，费用特别紧张。但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回款额达到了140万元，基本完成预定工作任务，减少了报社的损失，对报社相关部门的规范经营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法律建议和内部立法

为了实现中心对内法律监控、法律服务的职能，今年的工作加强了法律建议书的范围和作用，针对各种实际问题和形势发展，先后法律建议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件。强化法律把关和监督职能，加强对案件的预防和法制宣传教育，对集团发展中一些重大情况及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强调法律工作提前介入，避免和减少了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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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权转让；规避；地域管辖；问题；探析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our country, the law also gradually establish and perfect, formed to protect our normal social order legal system. But China's judicial power localization tendency has not be restricted effectively, the main reason is the loca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e parties to a lawsuit cost consideration is not comprehensive, and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 on the expansion, certain provisions of law of deliberate mis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forcement etc.. That some people find legal "loopholes ", avoid the normal rules of jurisdi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fer of creditor's rights through the ways of circumventing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e problem undertook study.

Key words: creditor's rights transfer; avoid; jurisdiction; problem；analysis of the

中图分类号：DF5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对地域管辖的概述

在民事诉讼中，地域管辖权主要是指：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的一审案件范围存在着的权限划分，涉及到经济纠纷的当事人采用各种形式规避地域管辖的现象。这个问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的极为突出，为了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确定地域管辖方面有重点的描述。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法律条款日益详细和完善，对于地域管辖权的争夺现象有所改变，但是仍然有些当事人肆意利用债权转让规定来虚增被告人、第三人，并且故意混淆法律关系，破坏我国地域管辖规定。

二、对债权转让的概述

债权转让又称为“债权让与”，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合同转让，债权人通过与债权转让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债权全部让与第三人，第三人取代原债权人成为原合同关系的新的债权人，原合同债权人因合同转让而丧失合同债权人权利。债权部分让与第三人，第三人成为合同债权人加入到原合同关系之中，成为新的债权人，合同中的债权关系由一人变数人或由数人变更多人，新加入合同的债权人与原债权人共同分享债权，并共享连带债权。我国的《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只要对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但是通知义务履行的方式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承诺，没有必要取得债务人的同意，债务人的同意并不是这种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

三、债权转让在运作中和地域管辖的关系

由于债权转让的协议需要债务人、债权人、第三人共同签署后进行协议管辖，但是在债权转让的运作过程中，由于运作不当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而出现利用债权转让规避地域管辖的问题。其主要行为表现为：第三人因为要求债权人履行债务，案件的受理法院没有依照原债权人债务人的基础法律关系，而是仅仅依据第三人和债权人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新法律关系进行确定的；还有一种情况是，第三人和债权人由于履行债务转让协议，而发生了一些纠纷，债务人成为了第三人或者是被告人，以上的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利用债权转让规避地域管辖的严重后果。

案例：2008年，上海甲公司是某一产品的生产方，南京的乙公司是产品的购买方，甲公司主张乙公司支付货款，在一般情况下，上海的甲公司应该到南京对乙公司进行，但是甲公司却采用了书面的形式通知了乙公司，在南京的乙公司被告知，上海甲公司享有的所有债权已经全部转让给了上海的丙公司，那么关于货款，就由南京乙公司向上海丙公司协商还款。与此同时上海的甲公司和丙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明文规定：在一定的时期内，上海丙公司若不能向南京乙公司收回全部的债务，丙公司有权要求甲公司承担未收回款项的付款义务，甲公司必须严格履行，不能拒绝。这样，上海的甲公司就作为第一被告，南京的乙公司为第二被告，共同被丙公司到法院，要求共同履行偿还货款的责任，该案件按照程序规定由上海的基层法院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案件予以受理，这样，南京乙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就直接被法院驳回了。

四、通过债权转让方式规避地域管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目前所发生的利用债权转让规避地域管辖的案件分析，其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债权人故意搞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和原合同纠纷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当地的基层法院审理由于债权转让而引发的纠纷案件时缺乏对被告的适格性审查等，以下就几个主要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

1.关于债权人故意搞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和原合同纠纷之间的法律关系

债权转让也可以理解为是债权人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债务纠纷而选择原告的过程。在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以后，由原来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演变为三方的关系，对于第三人和债权人“串通”规避地域管辖行为的出现提供的某些可能性，其主要表现在：债权转让发生以后，在履行原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条款和行为人的因素而发生纠纷，在纠纷中，债权人成为了第三人的第一被告人，以此假借承担合同条款中某些补充责任的形式，形成了在同一个诉讼案件中出现几个被告的情况，几个被告住所地在两个及其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区的法律假象；另一个表现是，由债权转让合同而引起的案件纠纷，实际上就是债权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在整个案件中，没有履行原来合同义务的债权人就会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诉讼中，并且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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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三整顿、一突破”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院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三整顿、一突破”活动为契机，落实“司法为民”宗旨，突出参与平安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保障加快发展为重点，狠抓队伍建设、规范管理和基层建设为关键，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通过活动的深入开展，带来了法院新气象。

一、围绕中心抓服务，大局思想进一步增强。我院紧紧抓住服务大局思想不放松，不断强化为第一要务服务的观念。围绕县委“夯实2005、突破2006、赶超2007”工作思路，结合何书记的“八破八立”讲话要求，创新学习教育和工作方式，全力将我院干警的思想统一到为全县中心服务上来。积极为企业依法生产经营、防范市场风险、解决经济纠纷提供司法服务，不断增强为大局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持审判不忘发展，审判不忘稳定。结合实际，我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强化执行力，为全县经济快速发展搞好司法服务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干警正确的司法理念，全院干警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加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一丝不苟抓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今年以来，我院以审判工作为依托，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不动摇，积极参与“平安惠民”创建工作。审结各类刑事案件156件，判处犯罪分子257人。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1153件，行政诉讼案件19件，保护了各类诉讼主体合法权益，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目前，我院正在选择一批在全县有重大影响的和群众关注的典型案例，准备在12月底召开公判大会。执结各类案件380余件，维护了法律权威。为全力破解“执行难”现状，从10月份开始，决定开展2个月的“执行会战”，对现有积案进行清理登记，依法采取（请登陆政法秘书网）强制执行措施，下大力气执结一批“骨头案”、“钉子案”、“老大难案”。切实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兑现，实现执行工作良性循环。

三、坚持不懈抓队伍，干警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今年以来，党组成员积极争做理论学习的表率、道德风尚的表率、廉洁自律的表率、遵章守纪的表率等四个表率。积极抓好廉政建设“五项制度”的落实。进一步规范了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实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积极鼓励干警岗位成才，共举办各类培训班3期，培训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60余人次，选送8名法官到省高院和市中院进行学习。积极开展庭审观摩、案件评查、调查研究等岗位练兵活动，在市级以上获奖的理论文章2篇，在县以上新闻媒体和法院系统共发表宣传稿件100多篇。

四、坚定不移抓管理，工作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岗位目标百分考核办法》，每月对干警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核。严格财务、接待、车队和水电管理，实行挂牌上岗和指纹签到，上班时间以及执行公务时一律统一着装，进一步落实《首问负责制》，不准推诿扯皮现象发生。通过规范工作运行机制，形成了用制度规范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良性机制。

五、便民利民抓落实，司法为民形象进一步改善。全面落实便民诉讼措施。为了落实司法为民宗旨，切实方便群众诉讼，我院6处基层法庭在所辖乡镇的驻地、集市及部分办事处成立了法庭联络站，在离法庭较远的部分村庄设立了联络点，办事处或村负责人为联络员。法庭工作人员每月定期到联站和联系点进行就地立案，针对个别简单案件进行就地审理，减少了当地群众的诉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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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8-0056-04

一、引言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又称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而公司怠于诉讼时，符合法定要件的股东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为衡平法的一项特殊制度，起源于19世纪初的美国，之后在英美法系国家取得蓬勃发展。20世纪中期，大陆法系的日本开始加以效仿。我国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下称“新《公司法》”)也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设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为中小股东监督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下统称“董事、高管等主体”)及其他相对人的行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和股东自身利益提供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运行机制，总结了其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运行机制分析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运行机制

股东代表诉讼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诉讼，而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则属于股份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一种。从我国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诉讼除了对原告股东的资格有较高要求外，其他方面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相差无几。

1，关于诉讼当事人。根据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应该是“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被告是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其他任何人(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害关系人等)。对于公司及其他股东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我国新《公司法》没有规定。在实际案例中大部分法院将公司列为第三人，其他股东若在第一次开庭之前以相同的理由提出请求并加入诉讼，法院可以将其列为共同原告。

2，关于诉讼事由。上市公司股东可以提起代表诉讼的事由是侵权人(被告)对公司进行侵害并给公司造成损失，但公司却怠于行使诉权，未向法院提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从我国新《公司法》150、152条的规定及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董事、监事、高管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

3，关于前置程序。为了防止股东的滥诉而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各国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前置程序，我国新《公司法》也是如此，即发生可诉情形时，股东应先书面请求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向法院提讼，只有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讼，股东方可提起代表诉讼。另外，新《公司法》也规定了前置程序的例外：“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原告股东可以以自己名义直接提讼。”

4，关于诉讼担保。设立诉讼担保的目的是防止股东的滥诉行为，但若要求原告股东提供担保，必将打击其提讼的积极性。我国新《公司法》未对股东代表诉讼是否需要担保予以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致，给当事人造成较大困惑。

5，关于诉讼结果归属。因原告股东只是代表公司提讼，故即便原告胜诉，诉讼结果也是归公司所有。若原告败诉，则要承担诉讼费用。如果诉讼给公司或被告造成损失的，原告股东可能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无法获得直接利益，却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是制约股东代表诉讼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积极意义

股东代表诉讼在英美、日本等国已得到广泛的运用，对公司制度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山田泰宏认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支撑日本公司法制整体的顶梁柱”。因此，引导中小投资者合理利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我国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清理大股东占用资金、上市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基本完成，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显著提高，治理水平明显改善，但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部分股东直接干预上市公司事务、“三会”的运作流于形式、部分高管人员的勤勉尽责意识淡薄等。股东代表诉讼不仅可以对已违规的董事、高管等主体进行惩罚，更重要的是可以震慑那些潜在的违规者，使董事、高管等主体明白，一旦违规，其责任会被追究的“威胁”变得实质化，从而达到规范这些主体的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2，缓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中小投资者矛盾的有效方法。从这几年中国证监会处罚的案例来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较为频繁，而一些董事、高管的违规行为也是由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授意的。因此有专家提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矛盾是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法律剥夺和非法律剥夺”的观点。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可以使中小投资者通过维护公司共益权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诉求有救济的途径。从而缓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中小投资者的矛盾激化。

3，培育市场组织力、减轻证券监管部门压力的可靠手段。众所周知，近几年我国证券监管部门不断加大行政监管力度，但仍无法有效遏制市场主体违规的冲动，违规行为屡有发生。法律法规滞后、处罚力度偏低、行政监管人手不足等都是造成行政监管效果欠佳的原因。如果股东代表诉讼能得以有效实施，那市场上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将成为行政监管的有力补充，弥补行政监管的不足。在通过“市场监管市场”的方式培育市场组织力的同时，可以有效减轻证券监管部门的压力。

三、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发展现状

1，在立法方面。1994年7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下称“旧《公司法》”)没有设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各级法院仍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立

法活动。1994年11月4日，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院《关于合资经营企业对外发生经济纠纷，控制合资企业的外方与卖方有利害关系，合资企业的中方应以准的名义向人民法院问题的复函》中，明确中方股东可在合营企业董事会不作的情况下行使诉权，法院依法应当受理，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对间接法律关系保护的限制。之后，各地法院根据最高院的有关精神，相继出台了一些股东代表诉讼方面的意见和规定。如北京市高院于2004年2月24日出台《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被告的范围、公司的地位予以规定。

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后，各级法院相应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意见，增强其实际操作性。如最高院在2006年3月出台的《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对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180日以上连续持股期间”进行明确；山东省高院和上海市高院也于2007年1月和9相继出台规定，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细化。

2，在司法实践方面。由于旧《公司法》未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出规定，在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大多数法院对于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一般以“原告与标的无利害关系”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对于涉及上市公司的更是如此。如1998年红光股份(现为ST博信，股票代码：600083)的中小股东要求包括红光股份原董事长何行毅等人在内的经营层，对公司因他们的违法经营行为给红光股份招致的罚款向红光股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未获法院立案受理；2003年，三九医药(股票代码：000999)一名股东就关联企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罚款事宜，向法院提出要求公司董事长赵新先向上市公司赔偿2万元的诉讼请求，深圳市中院也未予立案。

尽管在法律适用上捉襟见肘，但也有个别法院进行积极的尝试，不仅受理股东代表诉讼，并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给予较为妥当的处理或安排，尤其是几起针对上市公司的案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和社会效应。如2003年3月广东省高院受理的上市公司新都酒店(股票代码：000033)的第五大股东深圳市卢堡工贸有限公司诉新都酒店法定代表人黄振汉和第二大股东建辉投资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案，该案是我国第一起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尽管该案的诉讼起因是公司控制权之争，原告也不是普通股民，但仍为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开了先河。而我国第一起普通股民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则是2004年7月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受理的莲花味精(股票代码：600186)的小股东李凯诉莲花味精控股股东占款侵权案。在这上述两个案例中，经办法官都无一例外地采用《民法通则》中的“诚信原则”和旧《公司法》中“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的规定，确认了提讼的原告股东的诉讼主体地位，解决了股东代表诉讼中最基本的原告资格问题。尽管经办法院在股东代表诉讼过程中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如有的法院将公司作为第二被告(如莲花味精案)，而有的法院将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新都酒店案)，但这些司法实践都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一些司法解释以及新《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出台提供了实践依据。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面临的困境

根据笔者调查，新《公司法》施行后三年多时间中，非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鲜有发生，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更是无案例可查。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管未能正确履行职责或滥用权力给公司带来损失的行为频频发生。2007年，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开出155份罚单，其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57起，内部治理违规案件4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案件2起，董事、监事、高管信息披露违规案件9起。这些违规案件大多都是因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且给公司造成损失(如公司被处以罚款)，或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占公司资产和损害公司利益，而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却没有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因此，这些案件大部分可以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事由(当然，上市公司股东可诉的事由远不止证监会处罚的违规行为)。可见，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在我国陷入了困境：股东代表诉讼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设置的，但在具备可以的法律依据和事由后，却没有上市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发生，新《公司法》精心设计的制度似乎成为摆设，其惩罚和震慑的作用无从发挥，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等主体及其他相对人的监督也成为空话。

(三)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1，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属于“舶来品”，目前在我国的立法尚属于“法条移植”阶段。同时，在我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指导下，新《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如未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是否需要诉讼担保、诉讼费交纳标准、公司损失的认定标准，被告的范围也不甚明确等，这些不足之处致使股东在时无法准确把握，而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做法不一，既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也让拟的股东心存疑虑。同时，法律规定的模糊也使得股东代表诉讼成功的案例乏善可陈，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更是从未发生，中小股东没有可以参照的案例，也使得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显得尤其困难。

2，缺乏符合原告资质的股东。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不设资格限制，但股份公司股东须具备“连续持股180天以上”和“单独或合计持股1％以上”两个条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要达到这两个条件都不容易。从持股期限来看，在股市井喷的2007年，中国股民平均持股时间仅20天，2008年中国股市低迷，平均持股才达到6个月；从持股比例来看，单独持有1％以上股权的一般是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一家总股本为1亿股的上市公司为例，普通股民要达到1％的标准，则需要持股100万股，假设每股10元，则需要1000万元的资金。显然，一般股民没有这样的资金实力。尽管法律也设置了“合计持股1％以上”的股东也可以，但多个股东却难以同时“连续持股180天以上”。因此，符合新《公司法》规定的适格提起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小股东寥寥无几。

3，适格股东意愿不强。即便是符合股东代表诉讼条件的适格股东，他们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意愿也不强。首先，中国传统的“恶讼”心理影响甚远，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也不例外，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

态，在没有激励机制和诉讼利益归属公司的情况下，大部分适格股东无意劳心劳力出面提讼；其次，权责极度不对称让中小投资者望而却步。若法院根据诉讼标的计算案件受理费，对原告来说将是极大的负担。倘若原告胜诉，诉讼费用可以收回，倘若败诉，诉讼费将血本无归，还可能被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对取证及诉讼效果心存疑虑。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是小股东，被告一般是董事、高管或控股股东等，小股东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的情况无法深入了解，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公司将起到作为证人提供证据的作用，但公司一般受上述所列被告的控制，这可能造成原告股东的取证困难。即便胜诉，考虑到我国对证券市场违规人员处罚力度普遍偏轻的状况，也使适格股东对诉讼所能达到的效果产生怀疑。

四、推动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发展的几点建议

为了切实让股东代表诉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立法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同时，证券监管等相关部门应引导中小投资者合理利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防范恶意诉讼，从而推动我国的上市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发展。

(一)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1，关于案件受理费。对于案件受理费，我国目前是按照诉讼标的的比例收取，高额的诉讼费极大地抑制了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积极性。而日本在这方面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日本在1993年商法明确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受理费统一固定为8000日元(之后提高到13000日元)，案件数也在大幅增加，至1999年达到每年200件左右。1999年之后，每年在新受理的案件数量一直保持平稳，维持在每年未满100件的水平。可见，较低的案件受理费既鼓励了股东行使诉权，也未造成滥诉情况的发生。一旦董事、监事、高管们加深了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认识，对风险变得敏感，势必会规范自身的行为，可诉事由也会随之减少，这也回到了股东代表诉讼的立法本源。因此，建议司法解释应明确股东代表诉讼应按件收取案件受理费。

2，关于诉讼担保。担保制度的本旨在于防止滥诉，但也可能使得部分中小股东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而无力提讼。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本身享有的救济途径和维权手段比较少。如果再以诉讼担保制度限制其股东代表诉讼权，则不利于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因此，除非被告或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股东系恶意时，法院不应要求原告提供担保。最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曾经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即“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恶意诉讼情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原告提供诉讼费用担保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担保数额应当相当于被告参加诉讼可能发生的合理费用”。因此，司法解释应坚持“审慎担保原则”，即设立诉讼担保制度，但严格使用。

3，关于被告范围。目前对被告范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新《公司法》第152条第三款中的“他人”的界定上，如清华大学王宝树教授认为从公司法体系和立法精神，“他人”应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应随意扩大被告的范围；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认为我国采取的是英美国家的“自由模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就可能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他人”应不限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从实际的案例来看，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规避法律责任往往通过其关联方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对公司实施侵害，而非直接侵权。如果将“他人”仅限制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使这些侵害方逃脱法律责任。因此，建议司法解释明确将“他人”定义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因合同履行、侵权行为而对公司负有责任的单位或个人。

(二)引导和鼓励中小投资者合理利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鉴于我国目前缺乏适格股东以及适格股东意愿不强的状况，应当鼓励和引导中小投资者合理利用股东代表诉讼。第一，证券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力度，唤醒广大的投资者的股东意识，使投资者了解并掌握这种法律武器。第二，各级法院要有所作为。在对诉讼费收费标准、诉讼担保等有争议的问题未出台司法解释之前，各级地方法院应以更宽容的姿态对待股东代表诉讼，降低投资者的门槛。第三，探索建立合理的补偿和激励机制。为了有效改变中小投资者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权责的不对称的局面，激发其积极性，应给予胜诉的原告股东一定的补偿和奖励。第四，积极引导机构投资者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较容易达到原告股东的标准，因此应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引导机构投资者行使诉权，如证券监管部门可将机构投资者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并胜诉的情况作为机构评级、新业务准入的一项参考依据。

(三)建立有效机制，防范恶意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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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果汁企业反倾销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变化，对健康的重视，果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饮品。再加上近几年，在混合果汁、蔬菜汁以及啤酒中勾兑苹果汁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消费时尚。因此，世界各国对浓缩苹果汁的消费量逐年呈上升趋势，我国浓缩苹果汁年产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600吨增至目前的80多万吨。应该说，我国的浓缩苹果汁加工业赶上了一个发展的好机会。预计在未来5年内果汁饮料的市场需求空间将每年增加8-10万吨左右。美国市场是国内浓缩果汁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全国出口量的40%-50%，由于个别企业不熟悉国际规则，在争夺市场时竟相压价，造成国内产品销售价格一直徘徊不前，利润空间小，对美国苹果种植业主和浓缩苹果汁加工企业带来很大的冲击，使中间商从中获取暴利。

在美国苹果种植业主和浓缩苹果汁加工业的联合压力下，美国农业协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的浓缩苹果汁提出反倾销诉讼。该案件在美国商务部立案后，初拟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关税，同时展开了调查。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在反倾销中屡屡败阵，损失惨重。为此，中国食品土畜产品进出口商会呼吁和指导有关企业积极应诉。国内50多家浓缩苹果汁出口企业中，只有10余家企业联合，共同聘请了国际上具有丰富反倾销办案经验的美国律师应诉，其余40多家同行放弃了应诉，也等于放弃了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市场。

二〇〇四年初，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我国10余家应诉企业的反倾销平均关税率为14.88%，其中有六家企业继续享受“零”关税，此次战役的胜利可以看做是中国浓缩苹果汁加工企业的一次合力作战，成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经典案例之一。未参加应诉企业的关税率为51.74%。这对于未参加应诉的企业来说，产品在美国市场全线萎缩，发展严重受挫，无形中增加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力。

我公司是一家浓缩苹果汁加工股份制企业，参加了2001-2002年反倾销应诉工作，于2003年9月11、12日两天接受美国商务部的实地核查，核查结果是当年全国参加应诉的几个企业当中最成功的一家，同时也是我省果汁企业唯一一家参加反倾销应诉工作的企业。

目前，全球浓缩苹果汁加工主战场已经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整体转移到我国，基本处于垄断地位。从2004年开始至今，由于行业内竞争加剧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浓缩苹果汁的价格持续一路攀升，然而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各加工企业却纷纷抱怨利润空间不大。这主要由于几年前中国浓缩苹果汁大量出口，各企业互相压价使得国际果汁价格“缩水”近一半，进而造成美国提起反倾销诉讼案，给企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消耗和损失。

二、我国果汁企业反倾销的对策：

自199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两反两保”案件235起，涉案金额达61.3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183起，涉案金额达50.70亿美元，涉案数和涉案金额分别占全部“两反两保”案件的77.90%和82.70%。在反倾销中，欧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未完全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对从我国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采取第三替代国价格作为比较依据，并对我国涉案产品适用总体倾销幅度和单一反倾销税率。这样，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矛盾将从年度审议正常贸易关系转变为美国是否认定中国遵守世贸规则。双边贸易摩擦将从政府对政府，扩大到企业对政府、企业对企业。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成立专门机构，监督中国严格履行双边协议，启动监督、仲裁、制裁机制。有关专家指出，由于这一机制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特点，今后中美贸易摩擦和诉讼案件可能呈上升势头。美国对我国企业实行反倾销调查的有关情况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有的被调查企业统计数据不连贯；统计资料不齐全；分类帐和总帐多页、少页情况屡见不鲜；企业应诉人员业务不熟练无法回答技术细节，管理人员对企业组织机构不能准确、细致的回答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结合我公司在2001年在长达十二个月的应诉反倾销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反倾销核查小组对我公司进行实地核查的亲身经历，自己就我国果汁企业在应诉反倾销中谈几点对策：

1、各企业应尽快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财务报表、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和内部审计制度。如果在应诉当中出现统计数据前后不一，帐表不符，产、供、销数量不适，与上报数据有丝毫误差，核查人员将不会采用，以处理。实际上等于我方企业败诉，不仅前功尽弃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我国企业的整体国际信誉。所以，在向美国商务部上报数据资料工作当中慎之又慎，计算准确，复核认真，平时工作当中注意细节的连贯性，一个标点符号也会影响整个核查工作的成败。

2、在反倾销调查期内，我们更应该认真对待，仔细研读美国商务部最新发给我们律师的调查提纲，充分掌握调查步骤和内容，认真部署接受核查时的方方面面，包括准备好支持答辩书陈述理由的一切资料、文件，诸如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认购文件、利润分配方案文件、管理层任命书、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联的帐表，无涂改痕迹的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辅料的出、入库原始数量记录，车间生产记录等。组织好正式核查时开场白的讲稿（不宜过长，一般在5分钟左右，如果过长，核查人员认为是有意的拖延时间，而造成不好的印象），核查期间核查人员的吃住安排要妥当，尽量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少接触，因为在这期间核查人员可能会咨询一些尖刻的问题，这都关系到整个核查工作的成败。

企业副产品的销售是核查成本的减项，必须做好发票、合同等的证明材料，比如：果渣的销售，尽量按照配比的原则做好原始记录，它可以冲减产品的生产成本，否则数据无效会弄巧成拙增大产品成本。

3、企业要积极参加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工作。要保证产品质量，企业就必须自上到下严格执行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做到每一道工序都有检测记录、当班者的亲笔签字、意见、建议；人事部门有每位员工的整套档案资料；车间和班组的例会、总结、分析等，确保产品质量过关。原始记录的涂改现象，对我国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核查人员认为有作假嫌疑。所以，原始记录一定要保证清洁、完整、系统、连续。

4、作为果汁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有利的信息条件，及时获取、处理并掌握世界各国同行业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的各类信息。只有这样当反倾销原告采集到我们数据后，用第三替代国价格进行核定成本时，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调整并提供准确、有利的证据，以维护我们自身的经济利益。

5、政府应为企业在咨询、统计、会计、审计及法律方面与国际接轨提供支持，大力加强与生产贸易有关的各类中介机构，如：资信评级、预测分析等机构，以改变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竞争和诉讼中孤立无援的艰难处境。为此，首先要迅速培养一大批既懂经济、通法律，又精贸易、会管理的国际型高级专业人才；其次，在处理涉外经济纠纷中，要提高我方熟悉生产、技术、财务和法律的专业人员的参与权和发言权的地位。另外，可考虑邀请或聘用有声誉的国外律师、专家协助应诉。

6、遵守政府部门的严格管理。果汁企业的原料大部分是直接从果农手中收购，我们代开发票，帐务处理凭国税部门印制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由于凭此发票可以抵扣13%的进项税，国税部门对此项工作抓的非常紧，我们执行的彻底、认真，因为反倾销工作正好迎合了国税部门的政策，如果我们的进项税增加的话就无形中增加了产品的直接成本，正中反倾销工作的下怀。所以谁要在原料采购和成本核算上为了蝇头小利，那就肯定会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栽跟头。因此，企业要想适应世贸规则，就得实实在在依法照章纳税，接受政府执法部门的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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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民交叉案件 “先刑后民” 审理模式 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24－04

刑民交叉案件即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同时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或者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从而导致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互影响或依附的案件。审判实践中对于不同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没有太大的争议，故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

一、刑民交叉的基本形态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刑民交叉”实质上是源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从而造成实体法上的交叉。同时，不同实体法又必然要求在程序上适用相对应的程序法，从而又造成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交叉，故该类刑民交叉案件有实体法上的交叉和程序法上的交叉。

（一）实体法上刑民交叉的基本形态

1.按照民法规范的性质划分，包括刑事犯罪与一般侵权行为的交叉，刑事犯罪与民事违约行为的交叉，刑事犯罪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交叉，其存在的问题是在案件的处理上由刑法规范吸收民法规范，还是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各自适用。

2.按照法律事实的数量划分，包括单一法律事实引起的交叉，复合法律事实引起的交叉，其存在的问题是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不同法律关系在刑民定性问题上应单独定性还是分别定性。

3.按照法律关系的主体数量划分，包括双方主体交叉，多方主体交叉，其存在的问题可以归属于上述问题一并解决。

（二）程序法上刑民交叉的基本形态

1.依据刑民交叉案件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所处审判阶段的不同，分为刑民审判程序交叉，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交叉，刑事追赃与民事执行程序交叉。

2.根据犯罪嫌疑发现时间的不同，可将刑民交叉案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此类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并且同刑事案件一并解决，其成立与解决都依附于刑事诉讼；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将案件移送相关部门按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依照“先刑后民”原则暂时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继续民事诉讼的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先审理刑事部分，再审理附带民事部分，最后一并判决；三是民事诉讼完结后司法机关发现该案中包含的犯罪嫌疑，而按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究的案件。[1]对于此类案件，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的处理规定，争议较多。

二、“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起源与弊端

纵观我国法制史，封建社会时期律典的特点是以刑为主，刑民不分，以定罪判刑的刑事手段来调整绝大多数社会关系。即便有户婚田宅关系的规定，也不是民事法律的规定，而仅仅视为刑法的一个部分。随着社会进步，刑法的调整范围逐步缩小，民法的调整范围逐渐扩大。至19世纪清末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修律大臣考察了西方法律制度后，参照西方法例来修改传统法律，开启了刑民分家、重建司法等一系列操作，传统的刑法方在多国法律的杂交中逐渐解体，民法、刑法才实现分立。但我国古代“重刑轻民”“刑胜于民”的法律传统从观念上仍然对我国当代的立法和司法起着潜在的制约作用。

传统法学理论认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之所以采取“先刑后民”，主要基于两个理念：一是公权与私权并存时，强调公权优于私权。当犯罪行为与民事侵权并存时，立法者认为犯罪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侵犯，即便是存在被害人的情形时，也是认为是对整个社会的侵犯，而非简单地对个人的侵犯。因此，只有国家对该犯罪行为追究进入提起公诉阶段时，才允许私人就其民事赔偿部分提出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二是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强调效率优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立法者关注的是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因此强调简化诉讼程序，节省人力、物力，强调及时有效地处理案件。所以民事诉讼要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进行。①

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先刑后民”被执法机关奉为一项解决刑民冲突问题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无限扩大。这种将“先刑后民”视为司法原则而不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做法，产生了各种负面现象。“先刑后民”适用的扩大化主要会带来很多弊端。

（一）滥用规则恶意拖延乃至规避民事审判

首先，实践中有很多当事人罔顾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利用“先刑后民”原则恶意规避民事审判的现象。例如：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犯罪嫌疑的假相，将普通的民事案件转化为刑民交叉案件，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中止正在进行的民事案件，从而达到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的目的。②这种“以刑止民”的做法正是利用了法律在细节规定上的空隙，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如果出现错案造成被害人的损失司法机关还将面临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其次，为了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个别地方公安机关在当事人的要求或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先刑后民”为由越权干涉经济纠纷，将本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纠纷、债务纠纷立为诈骗案件，为一方当事人追债讨款，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诈骗案件的界限，谋求私利。

（二）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

刑事诉讼中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那么刑事审判程序就无法进行，这必然阻碍民事诉讼的启动，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将遥不可及。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的刑事破案率约为60%，有相当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长期未被抓获。按照现行“先刑后民”的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未被抓获，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就无法立案，被害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同时在刑事审判实务中长期存在强调对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忽视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和执行兑现的倾向，有些法院以对被告人苛以刑罚为由而拒绝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有些法院则以被告人满足被害人提出的民事损害赔偿要求为量刑情节而减轻被告的刑罚。不论前者的以刑罚代替损害赔偿，还是后者的以赔偿折抵刑罚，这都让犯罪分子以人身自由换取经济暴利成为可能，使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大大削弱，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成为一纸空文。

（三）浪费司法资源和降低诉讼效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时反而程序繁复，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往往有双重身份，具有多种职责，再加上庭审程序、调点、认证规则等的不同，很容易产生角色混乱、条理不清、重点模糊的局面，增加庭审难度。[2]且往往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短期内难以确定，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因素会拖延案件的审理，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在刑事部分先审判以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民事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必然会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和诉讼效率的降低。

（四）使裁判的既判力产生困境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经常出现同一法律事实不构成犯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构成民事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这是由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证据规则上的差异造成的。“证据确实、充分”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必须排除所有合理怀疑，而“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优势证据，刑事诉讼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高于民事诉讼。而刑事诉讼却不能适用民事诉讼中的推定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并不当然影响被告人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构成民事侵权，并承担民事责任的后果。这就势必会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间产生判决上的冲突。

（五）违背民事赔偿优先和债权优先原则

《刑法》第36条、《公司法》第215条及《证券法》第207条均规定了当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和刑罚中财产刑的执行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满足民事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刑法》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由此确立了债权优先原则。“先刑后民”明显与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债权优先原则发生了矛盾。虽然为保障被害人民事权利的实现，法院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可依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自然人被告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再缴纳罚金或没收全部财产，但对于公司犯罪只能处以财产刑的情况却无明确规定。

（六）违背诉讼的内在规律

从诉讼法律关系的实质来看，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本是互相独立、并列存在的，并不涉及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部门法对同一行为或社会关系进行规范，随之产生责任竞合问题。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各自依据的部门法是并列的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部门法，主要体现在：1.刑法是制裁犯罪行为的法律，旨在预防和抑止犯罪，故刑事责任是惩罚的承担，而不是损失的赔偿。民法旨在解决民、商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对私权利进行救济，因而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责任。2.刑事责任的承担实行罪责自负的原则，其他的任何没有参与犯罪的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民事诉讼责任的承担包括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3.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归责原则，而民事责任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责任（包括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的归责原则。由此可见，刑法与民法、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并列的部门法，不存在适用上孰先孰后问题。故“先刑后民”绝对化违反了诉讼的内在规律。

（七）部分类型案件无法适用

有的案件无法适用“先刑后民”，如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犯罪必须是在实施了侵权行为基础上，情节严重的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先认定民事责任是否成立成为必要条件。故只有适用先民后刑，即先判断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再科以刑罚处罚才符合案件的特点和审判规律。再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其中区分这两罪的关键在于确定林木的权属性质，而确定林木的权属性质又是一个民事判断的问题。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样，这类问题有很强的专业性，即使不用考虑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审限的不同，就是在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以及可采取的司法手段上，也让刑事审判法官很难驾驭这类案件的处理，难免会出现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的情况。上述列举的种种弊端使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先刑后民”能否作为一项司法原则产生了反思，并进而对其能否作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惯性做法产生了质疑。

三、国外司法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考察

当前国外立法对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规定主要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类型的做法，分别对应平行诉讼模式和附带诉讼模式。

（一）平行诉讼模式

平行诉讼模式是指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将民事问题交由民事诉讼解决。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严格分离，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存在依附关系。被害人只能在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依照民事程序，提起因犯罪行为而追偿损失的赔偿之诉。[3]此种诉讼模式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典型案例如美国的世纪审判――O.J辛普森杀妻一案英美法系的刑事优先是建立于刑民分立基础上的时间优先模式，同时兼顾刑事审判中对被害人的赔偿。

（二）附带诉讼模式

附带诉讼模式是指在解决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时，被害人可以选择刑事附带民事方式，也可以单独以民事诉讼进行，但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尚未宣判的，民事诉讼应当延期审理。这种模式以法国为代表，还有德国与意大利等。但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体现。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待刑事判决生效后移送民庭处理的方法。比如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366条规定，刑庭认为刑事诉讼所取得的结果尚不足以据此对补偿要求做出可靠评判，可通知民事原告人通过民庭解决，而且对此不得提出申诉。第368条规定，若对夺走的物品的所有权有争议难以证明，也要通知当事人通过民庭来解决。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如果民事诉讼会大大延缓刑事诉讼可转交民庭。罗马尼亚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被害人可对刑庭终局判决尚未解决的民事诉讼或所发现的损失，向民庭。[4]我国台湾2002年“刑事诉讼法”第496条：“附带民事诉讼之审理，应于审理刑事诉讼后行之。但审判长如认为适当者，亦得同时调查”，第504条规定：“法院认附带民事诉讼确系繁杂，非经长久时日不能终结其审判者，得以合议裁定移送该法院之民事庭”，该“刑事诉讼法”不允许检察官参与附带民事诉讼。

（三）经验的借鉴

从这些域外法的规定来看，上述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平行模式的缺点在于对同一案件先后投入刑事司法资源和民事司法资源，这在司法资源匮乏的国家是不可取的，另外此模式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到补偿。附带诉讼模式的缺点在于程序的不确定性。但这两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在贯彻刑事优先的同时考虑到了民事部分的公平处理。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对刑事优先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作了一些适当的限制，主要有：1.刑事诉讼是重要的，民事诉讼不可以过分延缓刑事诉讼，否则转交民庭。2.刑事诉讼的证据规格更高，诉讼程序更严谨，应与民事诉讼区别开来，刑诉不直接对民诉有约束力。应当改变原来附带民诉中若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冲突一律适用前者的做法，刑事案件之重要不等于滥用刑事法律。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无法得到公正的民事审判，则分离民诉而刑诉继续。4.刑事诉讼是全面保障当事人权利的，附带民事诉讼同样有精神损害赔偿。[5]适度的刑事优先在实现打击犯罪、保证社会公共利益之同时，兼顾到了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体现出实体刑法之谦抑和程序法上的权力约束与控制，凸显了现代法治公平正义的精神，是设立我国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值得借鉴的经验。

四、我国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目前有关刑民交叉案件的相关处理规定均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其位阶较低。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完善必然应涉及到立法层面上的完善。该立法完善既应包含对法律规定的明确和细化，也应包含着立法上的创新。

（一）审理模式的立法细化

作为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这一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在法律层面上的细化，笔者建议可将《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78条修改为：“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牵连的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按照下列方式予以处理：1.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2.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民事案件的审理终结后，再审理刑事案件。3.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可以分别进行。”进行立法修改需要较严谨的程序和时间，因此，在进行立法修改之前，可以先考虑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刑民交叉案件的适用证明标准和相关的程序问题（包括状的送达、答辩状的提交、举证期限、审理期限等）做出明确规定，改变目前只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而应兼顾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适时的引用民事法律有关规定，由此设立区别于刑事诉讼的特别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也不应是盲目保持一致，可以在对刑事部分做出无罪判决的同时，对民事部分做出赔偿损失的民事判决。[6]如：意大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民事部分并不完全依附于刑事部分，刑事部分对民事部分只有指导作用。为了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民事证据的有效性，若犯罪嫌疑人在逃，被害人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通过公告送达应诉通知等法律文书，对民事诉讼请求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可避免因刑事诉讼迟迟不能启动而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当然，同时也应明确被告的反诉权。另外，应当在实定法上允许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③以保证包括对刑事被害人精神创伤在内的全面保护。

（二）赋予被害人选择权

我国有学者认为，通过保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选择权，可以逐渐使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转化为民事诉讼方式来加以解决。[7]笔者认为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允许受害人行使选择权，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独立的民事诉讼，对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权有如下意义：其一，为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被害人的诉讼成本，允许被害人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救济。当民事诉讼过分延缓刑事诉讼时，可将民事部分转交民庭或由原告另行。在此情况下，审判组织可以变更，但要注重原来刑事诉讼的指导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无法得到公正的民事审判，建议公诉机关对民事部分撤诉（在公诉机关进行公益的民事公诉时）或者建议原告另行，法院裁定中止附带民诉，从而分离民诉、继续刑诉，保证刑民两诉都得到正确处理。④其二，赋予被害人选择诉讼程序的权利。被害人在公诉程序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独立进行，各自适用不同的证据制度，避免由证据制度冲突而带来的判决矛盾。

作为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典型的法国，强调附带民事诉讼并非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可以附带、也可以不附带民事诉讼，是否附带，当事人享有选择权。按照该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和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如果受害人首先选择单独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则失去向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即法国人所说的一句格言：“途径一经选定，不得折返”，但当受害人首先选择刑事途径进行诉讼时，由其做出的选择仍然可以撤销，即有权转向民事法院进行单独的民事诉讼。在我国，允许被害人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处理：一是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方式的，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法院一审判决之前提出，当事人可以就民事赔偿问题先于刑事判决单独达成调解协议，如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民事判决须与刑事判决同时做出，或后于刑事判决做出。另外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仅限于赔偿损失，而不包括返还财产；[8]二是被害人选择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既可以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之前，也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或者刑事审判之后向民事法庭提出，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案条件进行审查，如果决定受理的，可以按照被害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证据规则依法判决，没必要等到刑事案件的审理或审理终结以后；当然，法院如果认为出现为审理民事案件所必要的情况时，可以先中止民事程序，待与此案有关的刑事诉讼审结后再继续进行。

在现行立法的框架下，可确定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包括：1.一审法院只审理了刑事部分，对民事赔偿请求未作处理；2.被害人在一审程序中未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而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的；3.刑事判决生效后被害人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的；4.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民事赔偿的数额不能弥补全部损失的；5.刑事部分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的；6.因精神损害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

在未来建立解决刑民冲突的机制，完善相关立法时，应当确保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否则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规定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既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供当事人选择。同时改变目前刑事绝对优先的传统模式，对下列情形应当允许另行：1.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2.当事人的赔偿请求不单独针对被告人，还有其他负纯粹民事责任的人；3.因犯罪行为遭重大经济损失，民事权益急需救济的；4.单位犯罪造成损失的；5.其他与犯罪有关，但不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结为依据的。6.赔偿没有满足实际损失的。

注释：

①杨涛，《“先刑后民”原则亟待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8月29日，第三版。

②例如海南奇案，涉案的当事人黄汉民与唐开兴夫妇先后采取刑事手段，在公安机关举报对方涉嫌职务侵占，公安机关亦先后立案侦查。因民事案件刑事化，人为地规避民事审判，使案情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案件迟迟不能审结。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2002）的立意是国家追诉被告人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抚慰，不需要其他精神赔偿了，但这是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悖的，也不是现代刑事诉讼精神的体现。

④有学者建议基于刑法第36条通过刑事迳行判决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赔偿问题，虽然迳行判决的途径简便易行、方便当事人，但有明显弊端：第一，当被告人以外的人员负有赔偿责任时，不能直接判决被告人外的人承担责任。第二，赔偿不充分，被害人对判决有意见不能行使上诉权。第三，当事人充当民诉之原告，增加法院调查民事证据的工作量。第四，排斥了调解程序。第五，检察机关不提起附带民诉，不利于公益之维护。（王永臣、范春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自诉案件的审判》，中国法制出版，1995年版，第25页）。

【参考文献】

[1]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N].人民法院报,2005-01-26,(2).

[2]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N].人民法院报,2005-01-26,(2).

[3]樊崇义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30.

[4]马贵翔.确立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的构想[J].法学论坛,2002,(5):106.

[5]蔡桂生.刑事优先原则的双维度转型[J].法学研究,2001,(3):36.

[6]谢佑平.刑事诉讼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50

篇7

一、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

法律援助是一项新的法律制度，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为了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工作，我们从广泛性、生动性、长效性三个方面着眼，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突出宣传重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今年月日——月日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第二个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县人武部、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团县委、妇联、老龄委、残联、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等部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宣传周活动中，先后在全县八个镇、驻溧部队巡回宣传法律援助知识以及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解答了有关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婚姻家庭、损害赔偿、职工合法权益、军人军属维权等方面的咨询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万余份，现场受理援助案件件。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全县广大公民更深入地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掌握法律援助知识，增强了维权意识，扩大了社会影响，拓展了扶贫、济弱、助残法律援助渠道。通过法律援助宣传周活动的开展，使法律援助这项系统工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加密切了与各法律援助分部及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整体合力。二是利用法律进社区、市民热点连线、“”广场等活动形式通过展板展出、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法律援助案例等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有关知识。同时，还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法律援助及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健全工作机构，构建法律援助工作主体网络

法律援助是政府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才能使这项社会系统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真正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构建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全县八个镇已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县妇联、老龄委、总工会、团县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分别设立维护妇女权益、维护老年人权益、维护职工权益、维护青少年权益、维护军人军属权益、维护残疾人权益分部的基础上，今年，还在各镇村、社区、机关团体、法律服务从业人员中招募法律援助志愿者人，举行了颁发聘书仪式并进行了业务培训，建立了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法律援助志愿者对法律援助的宣传，畅通了法律援助信息，使全县的弱势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三、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按照“高起点、规范化、稳步推进”的工作目标，我们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规范法律援助工作运行机制。一是严格按《县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指派规则》、《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关于法律援助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严把案件审查关。二是在办案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四统一”，即：由法律援助中心统一援助案件标准、统一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统一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援助案件、统一监督检查援助案件质量，使全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把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列入法律服务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奖惩措施，促进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四、拓展援助渠道，打造司法行政窗口形象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为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县法律援助中心职能作用，不断拓展全县法律援助新领域，我们一是注重各镇援助工作站作用，密切同工青妇、老龄委、人武部、残联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原创：以召开联席会形式探讨法律援助工作新思路，形成全县联动的整体合力。二是积极开展了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及军人的特色法律援助，把法律援助延伸到军营、到社区、到工厂、到镇村。上半年全县共承办妇女援助案件件，老年人援助案件件。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系列宣传，不断提高全县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使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法律援助案源不断拓展，援助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上半年全县共承办援助案件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件。援助案件的拓展不仅为全县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提高，而且树立了司法行政部门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更加突出了法律援助工作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进行案件回访，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篇8

撰写人：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

2021年律师党员个人总结报告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履行法定职责

本人在执业过程中，认真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和言论。积极主动的服从律师监管部门和律师事务所的监督和管理，在诉讼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庭纪律，尊重法官，按时出庭、提交法律文件，积极配合法官的审理工作。在办案过程中从未做过以不正当手段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不伪造证据或诱导、威胁委托人、证人提供虚___据，不为___、被告人的亲属违反规定传递信件，钱物或与案情有关的信息;与同行之间，积极团结、互相协助，不做诋毁同行声誉的事情;没有采用贬损、诋毁、降低收费标准等不正当手段进行业务竞争的行为;严格按业务操作规程办理，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与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相互关系中，没有非工作场所会见的行为，没有请客送礼和指使当事人送礼、___的行为，没有假借他人之名向当事人所要财务的行为;没有从事违法和有悖律师职业道德、公民道德规范，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机关、监管部门的任何一项行政惩罚或行业处罚。

二、遵守律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

本人严格遵守律师协会章程，认真执行律师协会决议;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遵守律师行业规范和准则;积极参加律师行业业务培训;

虚心认真地接受律师协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积极承担律师协会委托的工作，履行律师协会规定的法律援助义务;自觉地维护律师职业荣誉，维护会员间的团结;按规定交纳了会费。

三、办理法律服务业务的数量、类别和服务质量，办理重大案件、群体性案件

本人在过去的一年里，积极开拓案源，共承办二十余件诉讼及非诉讼案件，依法、诚信、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对委托事项可能产生的风险能够如实告知委托人，从不故意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不恰当的或虚假的承诺。对委托人支付的费用能够做到合理开支。对委托人提供的保密信息能够严格保密，不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努力为委托当事人处理好每一个案件，受到当事人的好评。

四、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本人在过去一年里积极履行了法律援助义务，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多起，同时积极参加法律体检、法制宣传、积极捐款、提供法律帮助等公益活动，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方面表现突出。本人积极地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和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并为多位想提起离婚之诉当事人做好调解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积极的调解工作，既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妥善化解___，及时息讼解纷，促进了当事人的和解，增进了团结。

五、受行政奖惩、行业奖惩

在过去的一年里，积极参加律协及司法局___的各项评选及其他一系列相关活动，荣获___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大_大激发了本人的工作热情，也通过学习其他广大优秀律师同行的先进工作事迹，不断增强自己的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信心，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增添了动力。在接下来的一年，我还将继续努力，积极参加评选及其他一系列相关活动，使自己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在整个__年中，本人没有受到过行政机关以及行业管理及部门的任何行政和行业处罚，在新的一年里，我将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在遵守各种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为当事人服好务。

六、参加继续教育

本人在努力工作外，不断学习时事政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本领，精心收集了当年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___律师认真进行学习，并做好学习笔记。通过自学或参加网络培训学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社会保险法》《物权法》、《侵权法》等新老各项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知识。作为一名律师，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视野，政治过硬，知识过硬，作风严谨，才能担当起时代的重任，才能不辜负当事人的期望，才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应尽的贡献。

七、遵守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参加本所___的党建、学习培训

本人认真遵守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积极参加事务所___的一系列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提高和增强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坚定了律师职业信念。通过所里的党建工作，对党的历史、党的政策、党员律师先进事迹的学习，深刻领会了___法治理念的内涵和精神。

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也有不足，需要不断提高和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为社会服务、让当事人满意是本律师的不断的追求。今后的工作中，要积极查找自己在执业理念、业务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与不足，在办案过程中自觉恪守“忠于法律、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公平竞争、严格自律”的原则。再接再厉，锐意进取，依照《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法律服务。

律师党员个人总结报告篇二

__年度，是我作为专业律师身份从事法律工作的第五个年度，经过六年时间的磨练，改变了当初的那份骄横，多了些许的稳重;改变了以前成绩面前的津津乐道，多了更多的慎思考量。也许以前你我都从事不同的工作，也有哪份成就，既然做了律师，就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就必须沉下心来，钻研业务，正真称的为师。师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为人师表，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这就需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让人尊敬，让社会接纳。__已经过去，但自己所做的各项工作才定格成型，构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年的工作有得有失，有经验有教训。现总结如下，供领导、同事及民众来指正。

一、积极学___和国家的（范本）政策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

___主义、___思想、___理论、___、科学发展观及“___”等理论，是我国___建设的基本政治理论。只有真正的学习、领会，才能___，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与___保持高度的一致，培养出敏锐的政治觉悟。作为一名___党员，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立足本职岗位，在解决当事人法律问题的同时，维___律的尊严与权威，维护党和国家的（范本）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党员，我积极的参加市律协党委___以及律所党支部___的党务会议和学习，深刻认识到了提出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重要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到“”问题，在律师工作中也有相应的指导意义，坚决杜绝___、___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一年来，我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身份上，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和提高，处理纷繁复杂的具体法律事务也显得沉着冷静、得心应手，少了以往的浮躁情绪。

二、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

做人、做事，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全部。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不会做事就不会做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想把事做好，就必须先做人。律师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业，就必然要求你严格遵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国家对律师提出了严格的执业纪律要求，要求不私自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及商业___，不能与对方或者法官等私自接触___，不得私自收费，不得承诺包打赢官司等等。要求以你的专业法律知识最大程度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___律的正确实施。职业道德，更多体现的是当事人对你的评价，你的言谈举止，处事风格，当事人是否认可，直接体现你的职业道德风貌。在工作中，我一直要求自己谦虚、和善、坦诚相待、雷厉风行。执业六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对我工作投诉的情形，通过我的自觉，当事人对我的个人评价比较高，说明他们心里认可了我。同时法官的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法官不可能认可一个没有素质和道德的律师。我来自外地，在济宁执业，本来朋友不多，我更注重自身的修养和道德，通过自身的努力，众多的当事人成为朋友，使自己能在这异乡站住脚，靠的就是品行，靠的就是职业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远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是律师最起码的要求。

三、认真学习业务知识，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法律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律师是适用法律的专家，要想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难题，就必须第一时间掌握了解。为此，我坚持每天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对常用的法律知识进行温故。同时坚持学习理论及实务知识，中国___、中国普法网及中国律师网是我经常浏览的网站。上面经典案例及实务研究，通过对各个敏感、经典案例知识的学习，我的业务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另外，其他学科的知识，譬如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包括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也是律师工作中涉及到的，为了准确的适用法律，我也利用空余的时间学习了解其他学科知识。一是充实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本职的法律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与朋友和其他行业的人们在一起聊天时，他人玩笑似地说，一句话就知道你是律师。虽然有点玩笑的意思，但这句话绝对不是贬低，而是褒奖。

业务素质的提高，还体现在对案件的研究，法律规定浩如烟海，你不可能精通每一个法律领域，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在经办的每一个案件时，我会详细的分析案情，查阅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同时听取同行的意见，以案学法，这样的方式使我受益颇深。

四、__年度具体办理案件的情况

__年度，是我从事专职律师五年来，成绩最好的一年，一个是经办的案件数量比往年增多，再一个涉足的领域也所扩大。__年总计承办各类诉讼案件___件，法律咨询及代书___件，法律顾问单位___家。其中承办民商事经济纠纷案件___件，涉及人身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抵押担保、道路交通事故、票据、股票、工程建设等领域，刑事案件___件，行政案件___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___件。现已办结___件，已全部归档。经过各类案件的办理，自身的业务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经过与当事人的积极配合案件办理效果当事人也都非常满意。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一点。

五、__年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首先，虽然案件办理的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诸如公司并购、知识产权等高端业务没有涉及，说明自己在高端业务上的知识还很欠缺，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向高端业务领域发展。

第二，还没有更好的更及时的回访当事人，我一直认为认识就是缘分，要珍惜这份感情。应该及时的与当事人保持联系，不能案结情了，这也是律师业务拓展的一个方面，以后要进一步的做好。

第三，在业务知识上还存在欠缺，一个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经验的不足，以后必须花费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四，在法律顾问工作中没有很好的处理好工作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已有案件的办理。虽然是单位的法律顾问，但必须保证自己身份的独立性，不能让单位认为你是他们的打工者，这一定程度上有损律师这个群体和职业形象。

__年度的工作，有得有失，给了我经验也给了教训。人要善于总结，才能进步。今天书面整理，顿觉得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收益和启发很大。__年度已经开始，并且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将继续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扎实的理论知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努力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我国的法治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律师党员个人总结报告篇三

时光荏苒，转瞬即逝。不知不觉我来到律师事务所已经一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律师事务所的各位主任及其他各位前辈对我予以了极大的关照，让我有机会参与各类案件的办理，尽快熟识律师的实务操作程序，为我的律师理想奠定了的良好基矗，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各位主任律师及其他律师前辈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通过一年多的实习，我不仅对律师行业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逐渐进行着从一个懵懂的法律学生向一位法律执业者的蜕变。静心回首过去的一年，感触颇多，收获颇丰。以下寥寥文字，算是对自己近期学习情况的梳理和对未来一年的规划:

一、细节决定成败

一年的实习律师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细节决定成败。从分析案件时必须___的细微法律问题，到阅卷必须查清的事实情节;从避免法律文书中出现的错别字，到整理案卷不同内容的归档顺序，无一不体现一名律师的执业态度和素养。因此在每天工作过后，偶尔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对于细节的___程度，检讨并总结自己在细节的处理上的不足之处，也是为自己今后执业生涯奠定的良好的基础。

二、乐观的工作态度是成功的开始。

因在选择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之前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因此不会经历远大理想与律师现实的巨大心理落差，但是真正接触律师行业后依然感到压力很大。从一个仅有薄弱法律知识的“菜鸟”走向一名成熟的执业律师，这条道路上注定充满形形的阻碍，怀有一份积极乐观的心态是坚持信念，走到理想终点的动力。在这一方面，所里的前辈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大家乐观积极的心态、融洽的氛围、勤恳务实的工作作风、专业上精益求精的学习钻研精神，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我的消极精神状态有所缓解，进而向乐观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是潜移默化的，但仍然为我日后的律师工作树立了良好的执业态度，对此，我再一次向各位给与我帮助的律师前辈们表示感谢。

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因实习时间短暂，接触的案件并不甚多，因此对于律师实务方面的总结并不深刻，但是在主任律师指导下办案过程中仍然小有体会，通过一个案件自受理、取证、庭前准备、开庭审理到总结经验，完成了对一个案件基本流程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便是庭前准备工作对案件结果的重要作用。通过该次案件的学习，我充分体会到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作为一名人应当充分为委托方考虑，在庭前准备己方观点、相关证据以及必要法律知识准备充分，并以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查缺补漏，使己方观点更加完备，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在庭审过程中出现因为法律知识欠缺，造成的辩论观点得不到支持的不良后果。

唯有“利其器”，才能“善其事”，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不仅要有乐观的心态，娴熟的业务能力和谦逊的工作态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会加强对法律知识的系统化学习，积极参与各类业务，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信念。虽然律师的道路充满艰辛，要面对无数的波折，克服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我坚信，“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我必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敬请各位领导与前辈们监督、批评，再次表示感谢。

篇9

一、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的利用问题

(一)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有利于制止美国行政部门滥用国际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系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应对其国际贸易领域的霸权行为,幼稚地奢求国际正义用处不大,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利用美国自己的司法体制制约美国猖狂的行政部门。近两年来,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人并没有认清华尔街玩家的恶劣本性,仍把其国际贸易逆差及国内实业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产品倾销,美国政治家在没有找到新的医国良策之前,也很乐意为这种歪曲的民意推波助澜,以达到嫁祸中国,转移国内不满情绪的目的。受其诱导,美国生产商及有关工人团体、行业协会都把申请对中国各行业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及贸易保障措施当作一种时髦。而美国商务部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分外卖力,美国“两反一保”的行政复审虽有程序规范,但毕竟形成“是否构成倾销”及“是否造成实质性损害”离不开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美国商务部及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不利的行政裁决、决定会越来越多。很多出口企业因为对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复审结果失去信心,因而放弃应诉,但按照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一贯做法,如果不应诉将会被施以最严重的反倾销税率。笔者在写本文时,又得到消息,2010年3月31日,美国又对中国一些铝制品进行双反调查,而我国又有许多企业选择不应诉,坐失来之不易的美国市场。

笔者认为,面对美国的双反调查,鸵鸟式的逃避不是办法。除非美国市场在被调查的产业中仅占极小的份额,否则,中国企业应该勇于面对调查,必须利用美国人自己的游戏规则进行斗争。其中包括诉诸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司法审查。这也是利用美国的司法制度限制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滥用国际贸易保护措施的一种体制内的合法手段。而由于美国法官在美国社会中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其司法审查的结果,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都会充分尊重。我国企业依法说服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撤销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不利裁决,无疑是最佳的救济方式。

(二)用尽行政与司法救济手段,彰显中国企业反对滥用贸易保护措施的决心

我国出口企业通过与美国生产商在商务部、国际贸易委员会利用行政救济进行斗争,然后请求司法审查,通过国际贸易法院进行斗争,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从而用尽司法救济手段,把争取胜诉的可能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尽管斗争的结果不一定理想,但用尽一切行政与司法救济手段的过程本身就彰显了我国企业对美国滥用贸易保护手段的不满,同时增加了美国生产商或者行业协会发动保护申请的成本。如果我国企业动辄放弃应诉或者半途而废,那么这种懦夫行为将极大地刺激美国生产商及美国政府滥用保护手段,从而将我国更多的出口产业置于不利境地。

(三)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司法机制,实践证明对我国企业有所裨益

从我国出口企业参加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程序实例看,我国许多企业在国际贸易法院的诉请得到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支持,有些案件中虽然未能全面支持我国企业请求,但在其中的某些方面也给予了支持。如 “Olimpia工业公司诉被告美国政府、被告介入人Woodings-Verona工具部件公司”案中,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先后两次支持中国福建机械设备进出口与山东机械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两次将案件发回美国商务部重审,直到商务部第三次作出裁决才予以维持。另外,在2000年“烟台源通果汁公司等诉美国政府”一案中,被裁定构成倾销的中国烟台源通等9家公司对美国商务部的裁定不服,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讼。在该诉讼中,中国出口商直接美国商务部在运用“生产要素分析法”计算从中国进口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正常价值的做法“不具备实质性证据支持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虽然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终裁定,除“美国商务部使用替代国价格而非原告支付价格计算海运的做法”符合法律以外,其他中国方提出的五方面根据“生产要素”测试法得出的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都不具备实质性证据的支持或者不符合法律(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仅支持了6项理由中的一项)。但最终,美国商务部根据国际贸易法院的意见对该案重审后,将司法审查前终裁裁定的8.98%一27.57%的税率改为了0-3.83%的税率。中国苹果汁企业通过司法审查程序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统计在1999年至2002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判决的涉及中国产品的29起案件中,全部胜诉5起,部分胜诉12起,全部败诉13起。2003年后,中国出口企业又分别在木质家具反倾销案、重型锻造手工工具反倾销案、吉林制药公司散装阿司匹林反倾销案、中国小龙虾反倾销案、中国替换挡风玻璃反倾销案、中国罐装蘑菇反倾销案、中国高炉焦碳产品反倾销案等司法审查案中获得全部或部分胜诉。

这些发生在中国企业身上的真实案例,至少表明在美国自己的法律体制下,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及其法官是值得信赖的。我国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寻求救济,应该成为防范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滥用贸易保护手段之害的一种体制内的选择手段。

二、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可资借鉴之处

衡量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科学与否、成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考察这种机制能否在保障该国国际贸易法律与政策的顺利实施的同时,确保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规范执法。笔者并不欣赏西方的月亮,但坚信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一)专业的法院、精干的法官队伍保证了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权威

1.专业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精干的9名职业法官非常专业,不仅精通法律,而且对国际贸易行政运作程序及国际贸易业务本身的了解都十分透彻,长期的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法官群体在美国社会享有崇高的威望,不仅美国民众,而且美国政府部门对法官都高度尊重。这些专业背景与崇高威望使得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享有高度的权威。中国目前是按照国际贸易案件本身分类分别管辖,对普通的海关案件,主要由各海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种管辖法院遍布全国各地;而对于反倾销、反补贴类,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各地中级人民法院的具体经办海关行政案件的法庭是行政庭。但是,行政庭管辖范围基本包罗了对我国所有行政部门的司法审查。实践中,行政庭的经办法官常常因为弄不清政府职能部门的运作程序及技术细节而闹出笑话,有些行政诉讼判决,政府职能部门以无技术可行性为理由,拒绝执行。可以说,目前的司法审查机制不仅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满,连法官自己也不满。

2.精干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为管辖全美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的专门法院,仅仅只有9名法官。中国的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及森林法院等任一专门法院的全国编制都不会少于1000人,并且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二)民事诉讼性质的认定,使得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免除了举证的尴尬,增加了挑战美国国际贸易职能部门行政裁决的难度,但又不失公允

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采用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挑战美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的举证责任在原告方,从而免除了美国行政部门举证的尴尬。而我国目前的诉讼法体系将政府职能行政行为(行政决定、行政处罚、行政侵权)等均归类为行政诉讼,由于我国政府机构普遍被认为属于强势部门,因而,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由政府职能部门对自己的作为及不作为进行举证。这虽然解决了我国国内当事人的取证难题,却带来更多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倒举证的证据规则下,我国行政部门因为害怕行政诉讼不愿意积极作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得过且过。其结果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整体不作为或者消极作为。本来善意的行政诉讼程序规则,结果异化为妨害政府职能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障碍。

(三)有限的审查范围,体现出对行政部门的充分尊重

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标准在各个阶段环环相扣,既体现了司法终局、司法独立,也体现了对行政权的充分尊重。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虽然可以审查程序公正、事实与法律问题,但是,由于程序主要是行政部门自己制订的程序规则,事实问题限于行政记录的问题,法律问题主要考量行政部门的决定与解释是否符合美国国会的立法或立法意图。这些审查标准将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限定于谨慎、合理的范围内,既体现了司法独立原则,又体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互相尊重。反观我国的司法审查体系,行政与司法的矛盾始终是个无解的难题。法院系统有不少人奢谈司法独立,而在人事与财政预算无法独立的现实下,无异于格林童话;而行政部门一方面公开空谈依法治国,但履行行政职能时,则将法律置于脑后,看领导眼色行事、依方便执政,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却常常要求人民法院“讲政治”,而司法审判行政化的弊端为此推波助澜。

三、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机制评价及改良

(一)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体制的评价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由实体立法、行政法规、行政诉讼程序法及司法解释组成。包括:(1)1987年通过,2000年7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9章102条;(2)1994年5月通过,2004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1章70条;(3)2004年3月,同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6章59条;(4)2004年3月,同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6章58条;(5) 2004年3月,同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5章34条;(6)1999年4月通过,同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7章43条;(7)2007年5月通过,同年8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6章65条;(8)1989年4月通过,1990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6章65条;(9)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8个标题98条;(10)2002年6月通过,同年10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6个标题80条;(11) 2002年9月通过,2003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12条;(12)2002年9月通过,2003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2条。上述零星分散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松散地构成了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法律体系。如果参照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标准,我国并没有成熟的司法审查制度,因为我国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完全分离的。笔者之所以认定其不成熟,理由在于:

1.上述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实体法中并没有指引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及司法审查的裁决、决定范围;而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对国际贸易行政行为没有针对性,只是泛泛地规定,并且辅以非常多的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的例外规定。

2.上述法律明显表现出中国的法院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与国际惯例之间左右为难,无可奈何。法院企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调和两者的矛盾,但是,看起来却那么奇怪:受行政诉讼定性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第7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互相矛盾。第7条按照行政诉讼法机制规定“被告对其作出的被诉反补贴(反倾销)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反补贴(反倾销)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而第8条规定:“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经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尽管文字表述上进行了巧妙处理,但矛盾是明显的。无论如何,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还是中国普通行政诉讼案件的倒举证原则。因为尽管该两份司法解释要求“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是,当事人显然更关心我国两反部门自己承担的举证责任。非举证责任方的举证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这一条可以说是司法界的惯例,是否规定没有意义。

3.尽管上述两份司法解释将反倾销、反补贴的司法审查集中在作出反倾销反补贴决定的国务院职能部门所在地高级法院或者指定的中级法院(实际上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其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只不过是提升了初审法院的级别而已,并不能弥补普通法院对专业行政诉讼进行司法审查的缺陷。

4.审查标准完全照抄普通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标准,实际上是严格的审查责任。两份司法解释的第十条第(二)款均规定,两反司法审查的标准是:“(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的 ”。

上述标准基本上就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标准,根据该标准,人民法院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裁决的审查权利非常大,再加上倒举证责任,无疑对我们国际贸易行政部门是个严重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5.我国普通海关案件完全淹没在大海般的行政诉讼之中,任由那些缺乏海关与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的行政庭法官盲人摸象般的自由裁量。

(二)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体制的改良建议

1.重新整理编纂现行国际贸易法律体系。新型的国际贸易法律体系应该将现行的海关法与对外贸易法中加入司法针对性的行政复议及司法审查条款,实际上只要把行政诉讼法的内容相揉合即可。主要是使得国际贸易的司法审查能体现国际贸易自己的专业特色。

2.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特别程序法》,专门调整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特别程序。

如前所述,现行我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程序采取倒举证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国际惯例不符,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国际贸易行政部门为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补贴产品的危害而采取的两反一保措施。如继续沿袭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则无理由把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举证原则调整为“谁主张谁举证”的正置举证规则。更何况,我国的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也没有为司法审查由行政诉讼性质转换为像美国那样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及相应的司法环境。因此,在行政诉讼法框架内,国际贸易的司法审查的证据原则肯定无法转化为“谁主张,谁举证”的正置举证原则,只有在承认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的行政诉讼前提下,为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订特别的行政诉讼程序法才能解决问题。这在我国其他司法制度设计上也有先例。例如我国海事诉讼本质上也是民事诉讼,但是,海事诉讼中涉及管辖及扣船等特别措施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因而,在学界与司法界强烈建议下,1999年12月底,我国专门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

3.集中管辖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法院。目前我国普通海关行政案件归于地方法院行政庭管辖,而两反一保案件则提升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或者其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尽管这两类案件有许多区别,其实本质上都是属于海关案件,因为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最后都落脚在关税杠杆上。因此,合并普通海关案件与两反一保的司法审查从技术上来说完全是可行的。

集中管辖的方式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法院。将全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集中在国际贸易法院管辖。之所以要另辟蹊径,建立新的国际贸易法院,而不是利用普通法院的管辖机制,主要因为现行的普通法院管辖难以摆脱普通行政诉讼的思维定势,同时,由于海关业务的特色,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置只能根据海关业务的分布,尤其是海关机构的设置地点配置相应的国际贸易法院及其分支机构,而不需要像普通法院那样按照行政区划对应设置。同时,地方法院法官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特别是关税知识的缺乏,使得地方法院难以肩负该特殊使命。

4.培训专业的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法官队伍,适应国际贸易法律发展新形势。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势,在构建专业国际贸易法院的同时,必须搜罗、培训一支专业而廉洁的国际贸易法官队伍。这支法官队伍应该具有10年以上海关工作经验,并且兼具关税及法律两方面知识。同时,由于国际贸易案件司法审查不仅仅是司法职能,同时也有通过行使司法审查,展示国家对外司法形象,从而在维护我国国际贸易法律政策正确实施的同时,树立我国司法公正的形象。因此,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应该避免在普通法院沉沦过久,以免沾上普通法院难以避免的不正之风。

四、建立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若干构想

本文不再重复论证构建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而是就建立这种专业法院的具体问题提出若干初步构想:

(一)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律地位

我国的法院体系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各省会市及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区县基层法院。在这些法院系列中,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究竟应该相当于什么级别的法院呢?我们分析一下我国当前专门法院的建制。

1.军事法院设三级。具体分为:中国人民军事法院(相当于高级法院)、大军区及军兵种军事法院(相当于中级法院)、军级军事法院(相当于基层法院)三级。军事法院负责审判军事人员犯罪的刑事案件,后来增加管辖一些双方都是现役军人的民事案件。

2. 海事法院只设一级,它们设立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海口、北海等港口城市,其建制相当于地方的中级人民法院。海事法院管辖民事主体之间的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对海事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由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3.森林法院设两级。基层森林法院一般设置在某些特定林区的一些林业局(包括木材水运局)的所在地;在地区(盟)林业管理局所在地或国有森林集中连片地区设立森林中级法院。森林法院管辖的是保护森林,审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严重责任事故案件及涉外案件。

4.铁路运输法院是设在铁路沿线的专门人民法院,分为两级。一是铁路管理分局所在地设立铁路运输基层法院;二是在铁路管理局所在地设立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铁路运输法院负责审判由铁路公安机关侦破、铁路检察院的发生在铁路沿线的刑事犯罪案件和与铁路运输有关的经济纠纷。

从上述专门法院的建制看,有一级(海事法院)、有两级(森林法院与铁路运输法院),也有三级(军事法院)。那么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建制究竟设置几个审级,又从哪一级设置起呢?笔者认为,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建制分中级与高级两级建制比较合适。理由是:其一,一个法域只能有一个终审法院,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最高建制只能是高级法院。就像我国现行的军事法院那样;其二,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设置了海关司法审查案件的最低管辖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起点建制必须是中级法院;其三,就本文目的而言,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将承担非常重大的使命,特别是在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问题上,责任更加重大。而且,前述反倾销、反补贴司法解释规定两反司法审查主要由高级人民法院承担,也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法院承担。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必须设置高级法院。

(二)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置

中国国际贸易法院设置中高级两级建制。究竟如何配置呢?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专门法院的网点配置方式――以服务的对象为中心,就近管辖案源原则。如前所述,铁路法院沿铁路线设置,森林法院设置在林区等。既然国际贸易法院主要服务于海关案件,那么,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置就应该考量我国各级海关的设置情况。

我国海关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在组织机构上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海关总署;第二层次是广东分署,天津、上海2个特派员办事处,41个直属海关和2所海关学校;第三层次是各直属海关下辖的562个隶属海关机构。权衡海关设置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中级法院应该与41个直属海关辖区对应。名称为“(XX)国际贸易法院”,其中“XX”是对应的直属海关关税区,例如“南京国际贸易法院”。如果在同一省辖区范围内可以共同成立一个国际贸易法院。例如广州海关、深圳海关、拱北海关、汕头海关、黄埔海关、江门海关、湛江海关等海关辖区没有必要分别成立7个国际贸易法院,而可以共同设立一个国际贸易法院称为“广州国际贸易法院”。

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高级法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对应,设在北京。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

(三)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管辖范围

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设立主因是国际贸易行政的司法审查,因此,海关行政案,当然包括在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管辖中。问题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商事案件是否也列入其中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主要是国际贸易行政的司法审查,并不包含普通的国际贸易商事案件。而笔者认为,我们建设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并不一定需要照搬美国的模式。中国的法院不可能像美国法院那样只有精干的9名法官,中国任何机构一旦设置,各种正规的、非正规的安插纸条肯定来势汹汹,编制不少,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只审理海关行政案件,那就浪费了司法资源。我国海事法院除管辖海事案件外,还管辖海商案件,比照这种先例,新建立的中国国际贸易法院除管辖海关行政案件外,还应该管辖国际贸易商事案件,毕竟国际贸易案件法官专业性的缺乏不仅仅在行政诉讼领域,在商事领域同样存在,许多地方中级乃至高级法院的法官根本看不懂国际贸易外文法律文件,机械地照搬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当事人提供翻译文本,如果这样的案件交给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处理,其审判效果将会理想得多。

关于级别管辖问题。笔者认为,普通海关案件的司法审查,仍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第14条由地方关区国际贸易法院作第一审管辖,上诉法院为与海关总署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贸易保护措施的司法审查问题,如商务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国际贸易司法审查案件等按照前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应由与海关总署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作第一审管辖,而第二审即为最高人民法院。

国际贸易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问题,参照我国沿海地区的中级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结合国际贸易案件特殊情况,可以将与直属海关对应的关区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争议标的起点定位1000万美元;而海关总署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争议标的起点应当设置为5000万美元。

(四)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程序规则

为实现国际贸易案件司法审查规则的国际化,同时避免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相冲突,制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诉讼特别程序法》十分必要。这份国际贸易特别程序法至少必须达到四个目的:

(1)明确国际贸易保护措施(两反一保)的司法审查实施“谁主张,谁举证”的正置举证规则;

(2)明确商务部、国家经贸委的国际贸易行政裁决先行推定正确,在原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只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3)明确国际贸易法院对国际贸易行政部门裁决的司法审查范围,特别是事实范围;

(4)明确国际贸易法院对国际贸易行政部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尊重,只要没有违反我国现行法律,不应擅自撤销行政裁决。

(五)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财政来源与人事管辖

由于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系按直辖关区设置,因此,中国国际贸易法院两级法院的财政预算应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人事管理应该受国家人事部、组织部直接掌握,与地方政府不发生直接关系,以保障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独立、廉洁与公正。

(六)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业务庭设置

与前文管辖范围相对应,中国国际贸易法院应设两个业务庭:国际贸易行政庭与国际贸易商事庭。

参考文献: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