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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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特征;对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领先领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农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农业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做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应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1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是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中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物质、能量和环境条件的总称。它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等。农业社会资源指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主要有人口、劳动力、科学技术和技术装备、资金、经济体制和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解决农业资源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1991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国际粮农组织(FAO)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农业能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恰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为：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农业资源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产品能够不断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2．1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1．1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就意味着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指数量增加上的满足，更应指农产品质量提高上的满足。

2．1．2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发展、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减少农业发展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置农业发展于农业资源的良性循环之中。

2．1．3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控制农村人口过快的增长速度，以便减轻农业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形成自觉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

2．1．4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优化农业投入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生产经营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化，农产品品种多样化和品质优良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和低耗，变原来的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1．5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全方面的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单纯地是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实现农民日益富裕、农业社会全面进步，使农村的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2．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

2．2．1生态可持续性

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2．2经济可持续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业产量稳定持续增长，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率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

2．2．3人口适度性

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作为消费者又给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源的资本存量，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2．2．4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性

科学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科技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能使农业增长从单纯依靠资源和环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含量。

2．2．5目标的多元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农业产品的产出率、产品质量和农业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

3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农业资源危机

3．1人口增长和农村贫困问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充分就业等问题;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农村，贫困造成资源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最终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造成了人口增多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一经济发展减缓的恶性循环。

3．2农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面临短缺危机

首先，近30年来中国耕地总体数量不断减少。据统计资料，耕地由1957年的人均0.173hm2下降至1995年的0.08hm2。到1996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中，已有14个省、市(区)人均耕地在0.067hm2以下，占总数的47%，其中有7个省、市(区)人均耕地不足0.053hm2，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053hm2的警戒线，尽管如此，占用、毁坏的耕地情况仍未好转。再加上耕地质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负担指数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资源危机。

其次，农业用水危机正在加深，主要表现在:(1)农业和城市缺水严重。农业每年缺水达3.0x1010m3，受旱面积约2.0xl07hm2，全国有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00个城市缺水。(2)水涝灾害严重。90年代成灾面积已经相当于50年代的273%，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和发展。(3)乱开滥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如华北已经形成了1.5-2万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m，导致灌溉成本不断上升。

3．3农业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工业"三废"污染急剧向农村蔓延。环境监测表明:在全国7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流经城市河段82%受到严重污染，25000km的河流污染物超标，受污水、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危害的农田达0.1亿hm2;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中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95年为26.8万t，预计2000年将达30万t，农药和化肥的超量使用使得农药残留超标率和检出率很高，化肥的使用已使粮食增产出现了边际负效应。农药化肥等的滥用不仅使土壤、水体和大量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不少农作物高产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失调，病虫害越治越多，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农业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增加到1997年的45%，"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0.1亿hm2，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为污染，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损失达125亿元，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这样不仅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资源恶化，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农业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如陡坡毁坡毁草等，形成了"边治理、边破坏"和"局部有所改造、整体继续恶化"的被动局面，使得土壤侵蚀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生态功能降低，土地沙漠化仍在发展。

中国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一些休耕、免耕等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执行不力，严重影响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农业资源保护，就会使目前已经恶化的局势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缺少后劲;制约农业发展进而制约中国整个经济发展。

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4．1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

4．1．1法律法规是资源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法律管理应成为强化资源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随着对农业资源系统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需要，应全面审理中国现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提出修订和补充措施，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条例和管理办法，把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化，增强其操作性，要注意有关法规的前后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

4．1．2建立并完善农业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并完善资源产权制度，调整并划分清各类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从法律上支持、监督产权所有者对农业资源保护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以法律形式强化农业资源管理的协调机制。

4．1．3制定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在目前现有农业资源的各种基本法规中，一般都是就某种资源论资源，较少涉及一种资源和其他资源作为农业资源整体的关系和综合管理的规定，因此，要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观念和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综合管理意识;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体系，实现对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

4．2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消除贫困

4．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进一步扩大生态农业和持续农业的试点，及时推广应用。积极稳妥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格局，使各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发展农业产前、产后的延伸产业，形成种养加和农工贸相配套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提高，确保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4合理开发农业资源，加强资源的保护利用政策

4．4．1保护耕地。今后中国各项建设都应力求少占地、占坏地;坚持有偿用地，有借有还;尽可能利用各种空闲地，减少占地损失;有计划地开垦边远地区的宜农荒地。

4．4．2改善农业资源环境。防止工业"三废"直接排入农业环境而造成危害;严格控制乡镇企业的污染源;最后要控制农业自身的污染源，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尤其是高残毒农药的使用，防止过量使用氮素化肥，避免农用水体富营养化等等。

4．4．3注意引进、吸收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资源的节能、资源保护和环境修复的先进技术，重视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

4．5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评估和评价工作

长期以来农业资源的无偿使用已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对农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非常不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不能及时扭转资源无价和价格扭曲现象，就会加重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规范农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的评估方法，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估价和评价工作，推行有偿使用及社会补偿制度，资源开发的申报和审批制度，以便加强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保护农业资源环境。

5结束语

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尤其是近年来农业资源问题日益尖锐化，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农业的未来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困难，积极采取解决措施，如开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农业自然资源的评估方法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等，节约农业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强农业资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程度，就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77-86.

(2)·FAO·迈向2010年的世界农[C]·第27届国际会议(年会)论文集，1993.11

(3)中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年变化分析评价[M]·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1997:41-46

篇2

2013年，河东区作为农业政策保险试点县区，小麦政策性保险工作于2013年3月完成了保费收取和保单填写工作，全区完成小麦保险23.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保险金额为10元/亩（其中各级政府承担8元/亩，农户承担2元/亩），理赔金额320元/亩，保险责任为火灾、雹灾、风灾、冻灾、涝灾、旱灾和重大流行性病虫害。5月25～26日，河东区出现连续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小麦发生不同程度倒伏（共倒伏1.5万亩），对小麦后期产量形成影响很大，通过面积核定、专家定损等程序后，全区共完成理赔180余万元，均通过“惠农一卡通”直接赔付到户。

2小麦保险遇到的问题

虽然，经区农业部门、各镇街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灾后理赔工作。但是，在受灾理赔过程中，我们发现农业保险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2.1责任主体未明确，工作开展有难度

我国现行实行的是承包经营分散种植，农户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分散，投保和受损面积核定工作任务量大，加上现行政策未明确保险各环节责任主体，投保地块和受损面积只能由农户自报、村委会汇总后上报，很少有村委会逐户逐地块落实；另外，区、乡两级农业人员和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对各村情况不熟，人手也不够，在面积核定方面有心无力，只能采取抽查的形式开展勘损工作，最后勘损结果与农户自报面积出入较大，严重影响了后期理赔工作。

2.2农业保险专业性强，定损理赔技术落后

虽然自2004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关意见，并在部分省市开展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但是，农业保险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普通的商业保险有很大的差异，普通保险经营技术难以奏效。首先，保险公司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没有建立专业的农业保险队伍，很难完成灾后定损和理赔业务；其次，在开展保险试点前，没有制定一套详细的定损和理赔规范，发生灾情后很难迅速有效地开展定损理赔业务；最后，现阶段缺乏独立的第三方定损鉴定结构，而农户与保险公司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从而造成定损理赔过程中产生很大的随意性。

2.3定价标准单一，产品开发滞后

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大自然，区域性和季节性强，发生频率有高有低，农业保险定价应以农业风险区划为前提，至少要以近年来完备的受灾统计数据资料为支持，再结合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期受灾风险和灾后损失大小来定价。然而，现行的小麦保险在山东省所有试点县均为：保险费10元/亩，理赔金额320元/亩，保险责任为火灾、雹灾、风灾、冻灾、涝灾、旱灾和重大流行性病虫害，没有根据当地常年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来细化保险责任，也没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产品进行开发，缺乏针对性，影响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2.4经营风险较大，有碍健康发展

由于全球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逐年加剧；另外，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专业化和区域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的风险不断加大和集中，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和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农业保险经营有很大风险。以河东区为例，2013年全区共有23.5万小麦投保，总保费235万元，按照现行政策的理赔标准，收取的保费只能够赔付7200亩全损或者14000亩损失的50%，一旦发生大面积损失，即使保险公司勉强完成赔付，也必将极大地打击其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3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3.1尽快制定和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在经过几年的试点后已经取得了足够的经验，而农业保险经营却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应尽快制定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借以明确农业保险的政府职能、保险机制、责任主体和涉保对象等，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参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把农业保险引入法制轨道。

3.2尽快提高保险公司经营技术水平

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政策的执行主体，需要在产品开发、保险定价、勘损理赔等环节提高经营技术水平。首先，针对各个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常年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当地农民保险承受力来开发适路产品，继而确定保费数额和理赔金额。其次，针对各地主要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和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期不同灾害损失情况，尽快研究主要自然灾害损失的快速测定技术，以确保农业保险的时效性。最后，尽快制定不同作物灾后理赔程序和理赔标准，做到依程序办事和依标准办事。

3.3加强政府在农业政策性保险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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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机耕道抑制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业机械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农业机械化发展应该与农田田块和机耕道发展相适应，否则势必制约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水田种植区和玉米种植区，田间机耕道不适应机械化作业成为营口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瓶颈。营口地区的田间机耕道大都是20世纪60—70年代修建的泥土道路，路基础差，路窄断头，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合适的错车位置，机车通行困难，导致运输周期加长，油料、轮胎等原材料消耗大。同时，机耕道田间入口少，再加上现在的生产规模变小，每个生产单位种植品种和种植期不尽相同，造成有的地块因没有进入田间的道路而使机械作业受阻。机耕道已经严重制约了营口地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1．2玉米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瓶颈阻碍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展

营口地区的玉米是高秆品种，玉米籽粒与秸秆比高达1．0∶1．6，除少量秸秆被作为燃料、饲料、肥料以外，大量的秸秆被焚烧或腐烂在田间地头。玉米秸秆作为燃料、秸秆还田、养殖饲料、生物菌载体都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但农民却无利可图。例如，667m2玉米地的秸秆大约有800kg，人工收割大约需要0．5个人工，收割人工成本接近100元，运输成本大约50元，如果出售秸秆，可能即使有人买，也收不回收割成本。玉米秸秆可以作为饲料饲喂牛、羊等动物，但干玉米秸秆是粗纤维，适口性不好，只能作为粗饲料，营养利用率很低。营口地区饲养规模小，受资金、场地、技术的制约，用玉米秸秆做青贮饲料一直没有实现。用玉米秸秆作为燃料，有的乡镇试点以玉米秸秆做为原料生产燃气，由于技术原因，其使用效果远不如气化炉好。营口地区玉米是高秆品种，秸秆产量大，直接还田量过大，出苗率减少15％。施氮肥不足，易使幼苗发黄，干旱年份的麦秸不易腐烂。如果大面积连续多年实施这一技术，有引起病虫害流行的可能。营口地区常用犁耕把打碎的秸秆翻到土壤深层，然后再用旋耕机进行整地作业。这样的玉米耕作工艺与玉米保护性耕作工艺相冲突。长期不合理作业会使土质恶化，影响农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甚至威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1．3农业机械配备水平低

农业机械配备水平低表现在：农业机械选型不合理、农业机械配备量不合理、农机具配套比低。随着农机补贴政策出台，在大型拖拉机补贴多的刺激下，出现了大型拖拉机保有量激增的现象。大型拖拉机在水田作业中的农具配套比低，部分作业环节的经济性、工艺性较差。大型拖拉机保有量激增，而土地作业面积没有增加，导致单机作业量减少，投资经济效益降低，投资回收期长，使得农民投资大型拖拉机的热情降低。

2推进农业机械化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2．1规划耕作田块和机耕道

水田耕作田地规划应为东西方向50m，南北方向500m。营口市水田的地理条件是地势东高西低，海拔2～10m。东西方向每50m落差大约是2～3cm，这个落差形成的水深满足水田机械化插秧的要求。水田机耕道要有主干道，宽6～7m，可并行2台拖拉机。田块的东西方向每100m要有机耕道，宽度4～5m、南北方向200～500m，保证联合收割机行走顺畅。东西方向机耕道上，50m内有两个4～6m的机车入口。这样规划的田块和机耕道能满足营口市水田机械化的需求。玉米种植区的作业道宽度加宽为6～7m，可并行2台拖拉机，保证玉米收获时运输车辆通行。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进入田间的道口，方便玉米收割机进入作业田块。

2．2发展玉米秸秆综合利用产业

利用玉米秸秆、养殖业生产沼气发展再生能源。通过玉米种植－养殖业－沼气－大棚－渔业的生态系统，利用玉米秸秆、养殖业发展沼气，减少养殖业污染，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沼气池是该模式的核心技术，起着连接养殖和玉米种植的枢纽作用。在沼气池上建猪舍，在猪舍上方扣大棚。利用粉碎玉米秸秆和猪粪尿为原料生产沼气，大棚保温可有利于在冬天生长。同时，由于大棚温度高，可解决北方气温低导致的沼气池冬天产气不足难题。用沼液加饲料喂猪，猪毛光皮嫩，增重快，可提前出栏，节约饲料20％。在沼气池上建蔬菜大棚，利用温室大棚保温，解决北方沼气池冬天产气不足的难题，以沼气为燃料提高棚温，能减少大棚蔬菜病害；沼气积造的有机肥是优质的速效肥料，施用3a后可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16％；用沼液喷施果树、蔬菜，其保花、保果、保水抗旱性能显著提高。一个8m3立方米沼气池能出16m3的优质沼肥，可供1／5～1／3hm2农田使用，每667m2增产20％以上，农产品的品质大幅度提高，有利于生产绿色无公害食品。沼肥养鱼，可减少鱼病传染，提高鱼群成活率和品质，还可加大混养密度，节约饵料。

2．3开发玉米秸秆打捆、固化机械

加快高效率玉米秸秆打捆机械、固化机械的研发。有了高效率的打捆机械、固化成型机械，在玉米收割作业中，留一部分玉米秸秆覆盖地面，其余秸秆回收用于生产青黄贮饲料。发展规模化的青黄贮饲料生产，才能真正解决玉米秸秆综合利用问题。

2．4提高农业机械配备水平

目前大型拖拉机保有量大，从购买拖拉机的趋势上看，大型拖拉机购买量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大型拖拉机的机具配套比低，农业机械动力资源浪费严重。现在应该增加中型拖拉机的保有量，优化农业机械的配套结构，提高农业机械配备水平。在水田作业中，中型拖拉机机具配套比可达1∶3；在旋耕、耙地、农业运输等作业环节，有着极高的农艺适用性和经济性。国家应该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调控，适当增加中型拖拉机的购置补贴资金，提高补贴比例，给予重点扶持，以调控农业机械配备水平。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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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效环保的治虫技术是发挥生物种群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达到自然调控的策略措施之一。既有悠久历史，成功经验，又有新科技新发展新成就，更有建设生态城市的新导向。如能在行业内外被关注，进一步推行，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如今，绿色农业的概念被提出来。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经验，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利用生物、生态和物理机械等治虫技术来防治病虫害，已成为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手段，也是绿色农业生产工作中病虫害防治的必然选择。高效环保的治虫技术是发挥生物种群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达到自然调控的策略措施之一。既有悠久历史，成功经验，又有新科技新发展新成就，更有建设生态城市的新导向。如能在行业内外被关注，进一步推行，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1.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的特点是对人畜安全，无污染，不形成抗性。

1.1虫治虫

以虫治虫利用天敌昆虫防治害虫称为以虫治虫，其中包括益螨的利用。利用天敌昆虫是生物防治应用最广、最多的方法。按天敌昆虫取食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

⑴捕食性天敌：捕食性天敌种类很多，其中效果较好。常利用的有瓢虫、草蛉、食蚜蝇、食虫虻、以及捕食螨类等，这类天敌一般食虫量大，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必须吃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虫体才能完成发育。因此，在自然界控制害虫的猖獗作用十分明显。

⑵寄生性天敌：这类天敌寄生于害虫体内，以其体液和内部器官为食，使害虫死亡，主要包括寄生蜂和寄生蝇。

1.2生物农药防治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以及通过仿生合成具有特异作用的农药制剂，是今后农药产业中的朝阳产业。生物农药包括：微生物农药、农用抗生素、植物源农药、动物源农药和新型生物农药等几大类。

⑴物农药：指利用具有繁殖能力的活体微生物或活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制成的真菌制剂、细菌制剂、病毒制剂、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立克次体等。

⑵抗生素：如春雷霉素、农抗120、中生菌素、浏阳霉素、链霉素等，已经广泛应用的产品有防治水稻纹枯病的井冈霉素，高效、广谱的杀虫、杀螨剂阿维菌素等。

⑶物源农药：植物性药物源有鱼藤、烟草、除虫菊、鸡血藤、雷公藤、苦树皮、黄杜鹃、百部、艾、穰、蒜、葱、韮、、牡菊、苍耳、芫花、巴豆、苦参、附子、茶叶等。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植物源农药的开发也成了时尚，是绿色生物农药的首选。

⑷物源农药：指动物体的代谢物或其体内所含有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主要包括动物毒素如蜘蛛毒素、黄蜂毒素、沙蚕毒素等，以及调节昆虫的各种生理过程的昆虫激素、昆虫信息素如棉铃虫性诱剂、甘蔗条螟性诱剂及天敌动物农药等。

⑸新型生物农药--转基因农药：指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抗病、虫、草转基因作物。

2.生态控制

病害虫的生态控制，是指通过栽培、管理措施，创造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而不利于病害虫繁殖、蔓延的环境条件，从而达到避免或控制病虫害的目的。

⑴适时播种：病虫害的发生与危害都有一定的最适时期和环境条件，在不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前提下，适当改变播种期，可避开病虫害侵染和为害的最适时期，从而减轻病虫危害。

⑵合理布局及轮作：合理品种布局可以限制病虫害的蔓延与扩散、推迟或减轻病虫危害。轮作不仅有利于作物的生长，而且可以减少土壤里的病源积累和单食寡食性害虫食源，特别是水旱轮作效果显著。

⑶抑病士利用：对许多病害的研究表明，抑菌土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开发利用抑菌土是病害。

⑷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栽培品种的多样化，能发挥天然防护壁垒的重大作用，不仅节省了土地，而且也牡绝了害虫与传染病的大规模侵袭，使农作物免遭灭顶之灾。

⑸稻鸭共育（共作）技术：稻鸭共育是利用鸭在稻田中不断觅食活动，起到捕虫、吃(踩)草、耕耘且刺激水稻健壮生育等多功能效果。3.物理机械防治

⑴物理机械：常用的是人工用简单机械如竹竿、扫把、网兜等，利用害虫的假死性、群集性等习性来消灭害虫。

⑵套袋栽培：套袋蔬菜无病虫为害、无农药污染，品种优良，产量高，效益好，如果品、黄瓜套袋，可直接阻隔病虫为害，有利于维生素C的形成，保鲜期长，耐储藏，且增产10％以上。

⑶诱杀技术：主要利用害虫的趋性将害虫诱到一处，集中杀灭。

⑷覆盖防虫网、薄膜等直接阻止害虫为害：覆盖塑料薄膜、遮阳网、防虫网，进行避雨、遮荫、防虫隔离栽培，减轻病虫害的发生。蔬菜覆盖防虫网后，基本上能免除菜青虫、小菜蛾、甘蓝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棉铃虫、豆野螟、瓜绢螟、黄曲条跳甲、猿叶虫、二十八星瓢虫、蚜虫、美洲斑潜蝇等多种害虫的为害，控制由于害虫的传播而导致的病毒病的发生，还可保护天敌。

⑸人工防治：人工防治是最古老、沿续至今仍在采用的有效病虫害防治办法，是一种省工、省钱、无污染、切实可行的途径，包括人工捕捉、摘除病虫枝及清扫田园枯枝烂叶等项措施，以压低病虫害发生基数。

4.结束语

发展绿色农业可以保障农业生产能力、保障食物安全、缓解生态恶化、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形势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可行之策。随着人们对化学农药弊端和发展可持续农业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符合人们要求的标准，推广和加强有害生物无污染治虫技术势在必行。"绿色农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扩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赋予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爱军,袁丛英.绿色生物农药研究现状及发展，河北化工，2006.

[2]刚毅.生物农药研究进展，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O3.

[3]世平,产祝龙.诱导抗性在果蔬采后病害防治中的研究与应用，植物病理学报，2004.

[4]刘雄.应重视农业防治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2006.

篇5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策略

1发展利用现状

近年来，寒亭区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从发展的眼光和角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逐步推进了农作物废弃物、生活垃圾等的资源化利用，开展了测土培肥施肥、果园养殖、节水节能、间作套种等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资源和农业投入品的利用率。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对现有资源再利用

对现有资源的再利用当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一是，积极发掘好的模式，如推广应用设施农业、间作套种、种养结合等生产结构，通过季节、岔口、废弃资源利用等形式提高农业效益。二是，应用推广树林下种养殖经济，通过“果+草+牛羊鸡”，发展果树下养殖，充分利用了光、空间等自然资源；草养殖牛羊鸡，牛羊鸡粪增肥果树，节约了空间，收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三是，推广农作物废弃物的再利用。如秸秆饲用、发展沼气、培肥土壤等，提高了废弃物的利用水平。

1.2变废为宝再利用

变废为宝就是将农残垃圾进一步处理，转化为可以再利用的循环模式。如农作物秸秆可以作为动物饲料，动物粪便又可以做为农作物的肥料，这样农牧并举、种养结合，在实践中实现了农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

1.3产业链延伸再利用

一直以来，由于农业的产出地，导致很多农民弃农从工，地方政府重视工业忽视农业，这就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将农工紧密结合，将农产品生产链条延长，提高农业产值和附加值，发展农村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让农民重拾农业。

1.4一二三产循环综合利用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畜禽粪便一直是关注点。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农作物秸秆不再焚烧处理，畜禽粪便也不再随地摆放。通过高温杀菌、发酵处理，各类畜禽粪便最终变成适合作物生长需要的肥料；通过粉碎，添加各种营养成分将农作物秸秆转化为家畜家禽喜欢的饲料。全区大部分农村都建立了沼气处理设施，发展了种植—养殖—沼气—种植等循环农业产业链。

2发展对策

2.1加强组织领导，增强生态环保循环意识

农民露天焚烧废弃物引起火灾的事故时有发生。然而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处理废弃物十分困难，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进行有组织的领导。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粗放型”的发展为基础的，在此背景下，大家的环保意识较弱，大部分资源被浪费。当前要发展可持续农业就要将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并贯彻于经济发展的整个链条。

2.2增加生产的科技成分，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因此，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以支撑农业循环技术的研发。通过新技术的实施，如节水、节能、节肥等技术的应用，提高资源和肥料的利用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优质的效益。如美国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精准农业，对化肥、农药、水、种子等等的投入量都精打细算，以求最大的资源利用率，获得最高产量和最大利润。这样同时也减少了过多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污染，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目前为止美国，有60%~70%的大农场采用精准农业技术，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2.3建立完善机制，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发展循环农业，必须要改变当前粗放的经营方式，优化生产空间结构，认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价值，以产业化制度推进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拓宽开发利用的途径。农业生产上对农膜的使用要建立回收机制，并做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示范推广工作。农产品加工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对下脚料应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开发利用，提高现代化的应用水平。

2.4探索循环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发展要遵循循环化、无害化的要求，立体化的种养殖模式如农作物的间作套种，稻草养鱼等技术，是当前比较流行的。在我国北方，多是“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南方则多是“猪-沼-果”的能源生态模式。有些技术比较成熟的地区，以沼气为纽带，实施生态种植与生态养殖相结合，发展“一池三改”，严格控制畜禽养殖污染物产生总量。据了解，一座沼气池发电可每年节省用电开支1000多元；沼液、沼渣可做肥料，沼液可以用来养殖家畜家禽。既解决了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污染等问题，又实现了生产无害化、生活富裕化、环境优美化的现代循环农业发展。这些循环经济模式，调整了产业结构，加快了清洁生产的发展。因此，各地要立足当地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切记生搬硬套，结合本地的产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广使用农业循环技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发展沼气或是推广农产品加工要因地因时而宜，注意定期集中组织农民进行示范基地的学习，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推广。

2.5注重生态环境，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如在建设初期就重视对垃圾分离、畜禽粪便处理等，提高乡村的卫生水平。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旅游、环保三面合一的大农业体系，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集生态农业和发展经济为一体，拓展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空间。如临夏市利用了温室蔬菜、设施果园等发展了“山庄”、“采摘园”等特色经济，通过休闲、观光等服务拉动经济的发展。湖北省仙桃市以油菜为品牌，开展“油菜旅游节”活动，潍县以萝卜为品牌，举办“萝卜文化节”活动。上述模式大体一致，以绿色农业为基础，建设了村级生态园区，这些生态园区是生态型、科技型的，在生态园区可以自由采摘、观光旅游，以此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3小结

通过新技术和新装备将废弃物变废为宝，将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各个流程都细节化、资源化，放置到循环经济的大环境中去，在大环境下实现农业资源的有效、科学、合理利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

作者:魏胜伟 单位:潍坊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东升.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研究——以鹤壁市为例[J].管理观察,2007.

[2]毕桃付.鹤壁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J].河南农业,2005.

[3]何国俊.浚县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篇6

关键词：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外部性

1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发展有机农业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化肥、农药等人工化学品的过量使用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现代农业生态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绿色革命”以来，以石油农业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负外部性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金访问了东亚中日朝三国，认为东方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并著成《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1]，认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保持土壤的肥沃，东方农耕的核心技术是豆科绿肥、人畜粪便还田和多熟种植等。东方农耕类似于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生产系统强调生物动力驱动而非人工物质与能量，在实现环境保护、动物福利、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社会公信目标时，有机农业是解决农业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途径[2]。虽然有机农业的理念重新出现在20世纪初期，但直到80年代才受到各国重视。仅靠消费者的青睐和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它主要还是依赖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欧盟理事会1991年EC法规第20929/1号首次在欧洲确立了有机生产、有机产品标识和检测的大体法律框架[3]。受益于得力的政策，欧洲的有机农业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率超过了75%。美国农业部1980年编写并了《关于有机农业的报告与建议》，1985年农业法案制订农地保护计划，1990年明确发展有机农业和认证制度。日本民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实践有机农业，并在“产消合作（提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但90年展起来的种植标准和农产品认证却没有欧美严格[4]。20世纪90年代，现代有机农业开始引入中国[5]，但常规农业化学投入品仍居高不下，2010年全国的化肥施用量达到了5460万吨，而农药的施用量平均每年140多万吨，其中主要是化学农药，占世界施用总量的1/3。2015年，国家农业部公布了“一控两减三基本”政策，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两个“零增长”。现代农业生态化转型是中国实施绿色经济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生态敏感区发展有机农业并对其进行生态补偿，解决生态敏感区的负外部性问题尤为重要。徐留福等[6]提出了农田、水源地、海岸带、河岸带、城镇5种主要生态敏感区类型。对于水源生态敏感区的水质保护而言，减少或改变农业化学品投入是核心。同时，有机农业发展与水源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安全维护息息相关，科学合理地对有机农业进行生态补偿，是促进水源地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7]。以南水北调沿线水源区为例，为保证一江清水北上，2014年出台的《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提出了“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库区主要有两类水污染：一为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排放；二为化肥农药使用、畜禽养殖和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排放[8-9]。前者是点源污染，易于发现和监控；后者是面源污染，难以防治。按照《河南省淮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区域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工作方案》，南阳市从2005年开始就对淅川、桐柏、镇平、方城、邓州、宛城、卧龙、西峡8个县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畜禽养殖废弃物、农村生活废弃物和水产养殖废弃物等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了调查，并逐步在水源区开展了有机农业示范工程[10-11]。2015年的《丹江口水库（河南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规定了陶岔取水口至上游中线距离10千米为一级保护区水域，还分别规定了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水域和陆域，湖北省也制订了相应规划和保护方案。2016年河南省南水北调水源区的淅川县、西峡县、内乡县和卢氏县被划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把发展有机农业作为重点方向，但水源生态敏感区的有机农业生态补偿才刚刚起步。

2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在国际上又称作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PES），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如何补偿是其核心问题。Wunder[12]认为PES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种自愿的交易行为；能够很好地被定义的生态系统／环境服务（ES）；至少有一个ES的购买者；至少有一个ES的提供者；确保ES的提供。2007年，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贝拉吉奥会谈[13]达成一致意见，即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下游服务使用者从上游土地利用实践中获益，这会确保诸如土壤免受侵蚀和河流稳定性等服务的供给。Pigou提出政府干预是解决经济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比如税收和补贴金。Coase[14]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双方产权界定不清，出现了行为权力和利益边界不确定的现象。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必须明确产权。在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的研究著作中，Landell-Mills&Porras[15]对PES做了分类，同时强调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互相依赖并合作的关系。其先驱性工作对之后的研究有着极大影响和借鉴。补偿主体不仅是政府，还有供水公司、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用水户，而受偿主体有上游种植户，包括村委会、社区，还有地方政府。要实现诸如好的水质和健康的环境等正外部性，避免市场失灵，当实际行为不可盈利的情形下，政府需出面以逐步达成双赢状态。多元化的项目发起人和中间“人”也是有力保障。在流域生态补偿领域，特别是关于南水北调水源区的生态补偿，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多。王金南等[16]指出，狭义而言，生态补偿指国际上生态服务付费的行为，或者增加污染者付费和受益者补偿的内容；广义而言，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不仅包括对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手段，也包括与自然地域环境相关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俞海和任勇[17]认为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或权利的初始分配不同，造成了流域上下游发展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需要一种补偿来弥补这种权利的失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朱桂香[18]阐述了生态补偿主体的范畴，包括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对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给予补偿、对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予补偿和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等。俞海和任勇[17]指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下游沿线享受生态服务的中央、地方政府应当是提供补偿的主体，而上游水源涵养区的地方政府、企业法人与社区居民等是接受补偿的主体。生态补偿的范围包括生态建设和保护的额外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等。如何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内容。Brouwer等[19]对世界47个案例的分析表明，服务提供者的选择、社区参与、量化目标的监督和中间“人”的数目使得项目参与期限和条件达成的环境目标效果显著。曹明德和王凤远[20]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然资源作为资源性资产，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所有权人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方式；二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并付出代价者理应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因为生态功能是具有价值的。邵毅[21]基于博弈论和前景理论的视角，将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区和受水区看作两个“个体理性人”，当两者陷入“理性陷阱”.缺乏主动合作的行动时，中央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变得十分必要；当“集体理性”得以实现时，双方会主动寻求合作，监督惩罚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小。李平[22]指出建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与水资源补偿机制的条件已趋于成熟，输水地区经济落后，为水资源保护付出代价大，流域用水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大等。而解决水源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处境的突破口就在于建立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的利益补偿机制[23]。乔旭宁等[24]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诸如补偿主体和对象的界定、补偿标准的确定等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流域多种生态要素、多元主体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框架。李雪松和李婷婷[25]强调建立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关键问题是如何分配和使用补偿资金，谁来征收，谁来使用，分配到何处，如何监督和评价政策或机制的效果。因此国家需要建立责权利统一的生态补偿行政责任机制。外部性的生态补偿量很难直接货币化，往往要从成本弥补的角度来考虑。不仅要考虑生态建设和保护的直接成本，还要考虑损失的发展机会成本和政策投入等[26]。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包括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水资源价值法等，条件价值评估法更是被广泛用于生态补偿实践[27-28]。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种，即核算法和协商法[18]。近年来，各位学者对南水北调受水区的各个省市应该给予水源区的各个省市的生态补偿量做了标准计量。李怀恩等[29]、史淑娟等[30]以陕西水源区水土保持补偿量为着眼点，对各种补偿量模型进行了估算，表明基于保护水源所付出成本的水源区生态服务补偿支付较为可行。周晨等[31-32]运用CVM方法对农户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进行了估算。Li等[33]、Wei等[34]分别采用了生命周期评价和水足迹的方法对受水区的水资源和作物进行了考察。李亦秋[35]、韩德梁[36]利用3S技术及数理统计方法，对丹江口库区和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和估算。胡仪元[37]对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历史变迁、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的现状及未来对策进行了考察和调研。谭秋成[8]认为为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减少氮、磷流入水体，可考虑以生态补偿方式鼓励农民将部分土地休耕或退耕，并估算种植小麦须补偿259.69元/亩（1亩=1/15公顷，下同），玉米须补偿331.64元/亩，水稻须补偿567.31元/亩等。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基于不同方法对不同地域甚至相同地域的标准估算值还存在着一定差异，其标准的实际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商酌。总体上看，国内外关于水源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

3水源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实践

国内外流域及水源区有机农业与生态补偿积累了一些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通过对其补偿机制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为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尤其是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有机农业发展与生态补偿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3.1国际案例

在欧洲，1987—1992年对有机农业转换的财政资助包括了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瑞士、奥地利和德国。欧洲经验表明，转换补贴可以促进有机农业份额的增长[38]。欧盟通过欧洲农业保障基金补贴到各国。2000年，欧洲各国政府签署了水框架指令（EEC/60），有强制义务在2015年达成优质地表和地下水的目标。2004年，欧盟出台《欧洲有机食物和农业行动计划》，这一计划表明了有机农业在欧洲农业政策下的相关性，指出了有机农业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和受到消费者关注的双重社会角色，但发展目标没有设定清楚。2007年，CE834定义了“转换（conversion）”为从常规农业向生态（有机）农业的转变，包括在一段时期内有机生产的供应。该文件还明确了一年作物的转换期为两年。欧盟除转换期补贴外，还有维持补贴、认证补贴、农业环境补贴等多种有机农业补贴形式。新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2014—2020年）保留了市场支持和直接补贴、农村发展这两个支柱，更加注重政策的统筹协调，兼顾公平和效率，注重促进有机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罗马尼亚西北部的Satu-Mare县有450公顷农场，主要生产小麦、玉米、向日葵和大豆等作物。2010年罗马尼亚政府759号决议规定，如果农场在有机农业系统中注册并且处于转换期，其种养业生产将受到特别资助，具体补助金额为5公顷以下补偿540欧元，5～20公顷补偿611.43欧元，20公顷以上补偿510欧元。有机农业的面积从2006年的4.56万公顷增加到2012年的17.46万公顷，增长了3.8倍。相关研究表明，在罗马尼亚有机作物的经济效率要略高于常规作物[39]。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行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的复合型补偿机制[40]，包括直接补贴、生态转型补贴等。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南部的Mangfalltal流域下游有130万住户，年需供水1亿立方米左右，供水公司发现由于上游农业和畜牧业活动导致水质逐步恶化，他们决定采取用水保护措施。1992年，公司与三个有机农业联合会一起在该流域发起了一个有机农业项目，旨在减少水中的硝酸盐和农药含量并改善水质。至2010年，流域上游150户签约，他们需要加入其中一个有机农业联合会来获得认证从而得到现金补偿。在该项目中，受益者是慕尼黑的用水户，他们缴纳税金享受供水。供水公司作为中间“人”代表了用水户的利益，他们负责项目的准备、签约，而监管则属于有机农业联合会。2008年，大约有2500公顷土地转向了有机农业。1992—1998年，有机农业补助为281欧元/(公顷•年)，1998—2010年为230欧元/(公顷•年)，2011年以后补偿分为三个区，每年最多补偿380欧元[41-42]。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另一城市Augsburg南部有30万居民，2011年接受供水1680万立方米，上游流域是农牧混合区。当地90个农户中有60个签约了有机补偿计划，1991—2009年，若不用农药补助175欧元/(公顷•年)，不用农药、化肥补助250欧元/(公顷•年)，若通过有机农业认证则补助400欧元/(公顷•年)。控制硝酸盐分三个标准给予0～100欧元的生态补偿资金，2009年以后分11个标准，以上补偿标准每5年更新一次[42]。法国是欧洲第一农业生产大国，其农业产值占欧盟农业总产值的1/5，农产品出口长期位居欧洲首位。法国1990年以后开始发展生态（有机）农业。Lons-le-Saunier市西北的Villevieux地区有2.5万人，2011年接受供水180万立方米。Vallière流域有75个农户，65%的耕地种植小麦和玉米，30%为永久牧场，5%为葡萄园。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流域开始为控制硝酸盐和农药污染按面积分区进行补偿。1993—2006年，若减少使用20%的化肥和农药，则给租地户补助170欧元/(公顷•年)，农场主补助260欧元/(公顷•年)，补偿标准每3年更新一次。2006—2009年，共计对1500公顷农地给予了生态补偿[42]。在哥伦比亚，20世纪90年代甘蔗种植的扩张直接面临着缺水问题，用水户自己成立了一些联合组织来节约用水，Asobolo就是这样的中间组织之一，创立于1993年。该案例的ES目标是水流调节和水量，提供者是上游Bolo河流域的农户，他们通过社会和农业环境发展项目接受实物补偿。受益者是下游的用水户，他们自愿支付税金来实施补偿。Asobolo作为一个中间“人”，负责项目的准备、签约和运行，他们也希望能够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41]。美国的有机农业生态补偿也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随着美国环境质量激励计划的出台，1997年，爱荷华州成为首个实践有机农产品质量激励计划的州。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规定，农业部通过实施生态保护补贴计划，以现金补贴或计划援助等方式，把资金直接分发到农户手中或用于各种生态保护补贴项目。2003—2007年，美国每年拨付300万美元用于资助有机农业研究[43]。非政府组织（NGO）在生态补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机农业的发展是以政府的直接政策为依托，但同时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是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之一，1972年在法国成立，成立之初仅有英国、瑞典、南非、美国、法国5个会员国，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700多个集体会员的国际有机农业组织，通过定期召开有机大会将世界各地的有机农业从事者们联合在一起，并且制定了基本的有机生产规范[44]。IFOAM是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重要力量之一，建立政府、市场等多方联动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实施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根本发展趋势。

3.2国内案例

关于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国内相关研究还不多见。以下以北京市密云水库退稻还旱项目、云南省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云南省哈尼梯田受偿意愿、云南省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农业发展模式、辽宁省大伙房水源保护等生态补偿项目为例进行总结分析。2001年5月公布的《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在北京市密云水库上游的潮河、白河、黑河流域实施了退稻还旱工程，以改善水质与来水量。2003年开始试行，涉及北京市与河北省多个县市。2006年，在张家口赤城县黑河流域成功实施了1.74万亩稻改旱试点项目。2007年正式在赤城县和承德丰宁、滦平两县开始实施稻改旱的项目。北京市每年补贴5665万元支持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共实施了10.3万亩稻改旱，其中，承德市两县7.1万亩，张家口赤城县全县境内3.2万亩水稻全部退出耕种，改种节水型大田作物。补偿金额也从补贴450元/(亩•年)到2008年以后提高到550元/(亩•年)。云南大理州洱海流域2003—2009年累计推广“控氮、减磷增施有机肥，隔年隔季施肥”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践20.78万公顷，每亩农田每年补贴100元，全部用于购买肥料，由大理州政府在栽种前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到农户。项目实施后，平均每亩减少施用纯N2.49千克，P2O52.23千克，增施K2O2.14千克，粮食平均每亩增产4.5%。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开展“一池三改”工作，即改厕、改厨、改厩，建设三位一体沼气池，累计建成沼气池8984口，发展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减少了畜禽粪便的污染，而且为农产品生产提供优质肥料。其次，实施稻田养鱼，每亩产水稻619.1千克，较普通农田增产1.71%，鱼成活率80%，亩产65千克，平均增重2.6倍，每亩稻鱼新增纯收入240元；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平均每亩减少使用除草剂100克，尿素18千克，普钙40千克，既节约了成本又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工作以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为重点，实施以绿色食品为先导，以有机食品、地理标志认证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监管模式。洱海流域目前生态补偿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国家各部委行业单项补偿资金；二是州、县市视财力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三是征收洱海水费、风景名胜资金费等[45]。在云南哈尼梯田的案例研究中，刘某承等[46]以受偿意愿问卷调查为基础对补偿标准进行了探讨，分别估算了在农药化肥各自减半为零、同时减半或同时为零的情形下，哈尼梯田稻田养鱼户接受的政府直接补贴形式的生态补偿意愿值为3727～8732元/(公顷•年)，与人工化学品投入限制标准成正相关。从生态补偿的收益来看，以高收益的化肥用量减半农药禁用情况为例，当1千克稻米价格提高1元时，如果每公顷补贴7112元，政府投入盈余为335元。昆明市政府对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实施了“全面禁牧、禁渔业、禁花限菜、限制规模化养殖”等环境保护政策，加强了对城市水源地的保护力度。储博程[47]在充分考虑水源保护区政策、资源、市场、技术、农户意愿五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种水源地农业发展模式，包括核桃间种、林药模式、有机野生菌和人工食用菌结合。

4生态补偿机制分析

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环境服务目标、补偿主体、受偿主体、中间组织等。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其异同点.从生态/环境目标看，在国外案例中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都是为了控制硝酸盐、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以及改善水质，并保障下游地区的正常用水，与我国基本一致；从生态补偿发起人和生态补偿主体来看，国外既有政府、也有公司和中间组织，而我国的生态补偿项目多是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生态补偿。国外项目在由谁发起的问题上更为灵活，多为市场主导，也有以政府为主导。法国案例表明在当地政府和用水公司之间有竞争关系；而在德国，用水公司则从属于市政，运作更有效。补偿主体在我国是由政府出面来对上游农户进行补偿，法国同样是政府出面，而德国则通过供水公司和用水户，哥伦比亚通过用水户联合会。参与项目的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四类任务：分配水资源、通过运作项目改善水质、资助项目和技术支持。德国的供水公司虽然属于私有性质，但也从属于市政部门，同时具有分配水资源、运作和资助项目的作用和职能。不同项目有着不同的中间“人”，生态补偿协议的签署也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达成协议的过渡期会比较长。罗马尼亚Satu-Mare项目由政府发起和主导，为了保证农产品质量，政府规定如果农场处于转换期其有机产品生产会得到补助，但限制最大面积为20公顷，而农场的收入还是要依赖市场需求，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进行补偿。通常情况下，生态补偿是按区给予的，在德国，分区决定基于一个标准——雨水向井水的转变时期，在法国，是根据水文学、实践经验和限度的社会认可程度[42]。但德国Augsburg和法国Lons-le-Saunier的案例并不成功，当地农户渴望一种更有效的用水种植模式。Lampkin&Padel[38]所指出的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即尽管社会认可和公共支持度在增加，但乡村社区对大范围转向有机农业生产仍有抵触情绪。我国的生态补偿需要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企业、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补偿主体，实践经验表明，生态补偿只有政策支持还远远不够，还要跨过技术和经济这两大门槛。

5结论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