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垃圾处理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区垃圾处理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条例》为契机推进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工作

记者：《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从2012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北京城市管理工作有何意义？

孟令华副书记（以下简称孟书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已近三个月，这是关系我市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管理轨道。《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各类责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按照全程管理、系统衔接、科学分类、适应处理的原则，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解决了生活垃圾管理中责任不清、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解决了设施建设落地难和建成后投入使用难的问题；同时，明确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

从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到201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再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每一步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更应以《条例》为契机，全面推进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工作。

记者：《条例》在垃圾减量、分类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定？

孟书记：《条例》确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规定生活垃圾的产生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丢弃、抛撒生活垃圾，必须承担减量分类的责任。这也是在法律上首次明确垃圾分类是全体市民的责任。

《条例》在垃圾减量方面提出三项要求：一是要求控制生活垃圾产生。比如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和过度包装，促进源头减量；二是要求畅通废品回收渠道。建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目前全市已有近4300个回收站点，覆盖了16个区县，回收站点的社区覆盖率超过了70%，今年拟再建300个；三是要求坚持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如餐厨垃圾处理就采取这个原则，目前全市餐厨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750吨，今年集中处理能力将达到2200吨／日。有条件的可自行处理，但必须采用符合规定的无害化处理措施。集中处理的，采用焚烧、生化、卫生填埋等综合处理方式。

在垃圾分类方面，《条例》首先明确了分类标准，按照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它垃圾进行分类，同时也对建筑垃圾、园林垃圾、果蔬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其次，要求设立分类管理人，保障源头分类的组织落实。分类管理人由物业企业、村委会、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等担当。第三，要求实行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监管，防止乱丢、乱倒。第四，要求实行垃圾排放登记制度，掌握源头数量。第五，要求强化社会公众的参与和自我管理。要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所属街道和乡镇组织居（村）委会设立分类指导员，宣传、指导公众正确分类。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垃圾减量、分类工作都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让“周四垃圾减量日”深入民心

记者：以“周四垃圾减量日”为主题的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活动开展已有两年，是北京市近十年来以政府为主导的，最深入民心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这项活动对于推动全市垃圾处理有什么作用？

孟书记：从2010年开始，我市开展了“周四垃圾减量日”活动，以此活动为载体，重点是宣传倡导垃圾分类宣传工作，2010年开展宣传活动40余场，2011年我们和各区县共开展了100多场。宣传活动往往都结合文艺演出，不仅推动了垃圾分类工作，也为人民群众带来了精神文化享受。这些活动营造出了良好舆论氛围，参与这项活动的群众人数不断增加。与区县合办的主题活动，既提高了区县领导的认识，又对乡镇、街道和社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篇2

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在哪里？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堪与GDP增速比肩。上海比全国的情况略低,2007年的增长率是6.7％。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他甚至担忧:“北京的垃圾危机可能会很快出现”。

面对已经逼近的中国城市垃圾危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也担忧:“没地埋了,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垃圾处理者们的担忧并非是危言耸听。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来,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了“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这几乎是“现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预演。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垃圾包围北京。

后来兴建的一批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

陈永承认:“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因此,北京市将在年内将陆续启动包括昌平东小口、六里屯等在内多项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城市化加速垃圾危机

垃圾越来越多,正在将我们包围起来。这是大城市共有的问题。2005年9月,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高峰时达2万吨,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并且约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预计到2010年以后,上海每天的垃圾将超过2万吨大关。

在重庆,面积为35公顷的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将在15年内填满,比预期提早两年。

目前,中国城市人均日产垃圾约1公斤,垃圾人均年产量达440公斤。600座城市目前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有2/3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的垃圾产量达到了1.8亿吨,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与GDP增速相匹敌。

这样的增速不难理解,在瓶装水、独立包装、过度消费、一次性用品都成为习惯的今天,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已经不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的生活方式所能比拟。

在中国,垃圾填埋场占地大约5万公顷。

以上海的江桥焚烧厂和六里屯焚烧厂为例,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

在身陷垃圾困境的那不勒斯,11年前关闭的垃圾处理厂附近建起了住宅,现在政府试图重启,马上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身陷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争议的某北京官员曾经哀叹:“你看看,海淀区哪里还能摆得下一个垃圾场?”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这样形容城市垃圾处理的处境:“一个垃圾厂的建设周期大概1-2年,当年不投入,接下来两年的垃圾出路就成问题。”

城市的迅速扩容,使得环境记者冯永锋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城市放弃人类的栖息地?”

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 一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

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篇3

关键词：北京市； 生活垃圾； 垃圾处理； 现状； 对策

中图分类号：X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2304

1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3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城市化进程也大步前进，然而城市的垃圾产量逐年攀升，垃圾污染问题日益加剧。从全国范围来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整体不高，末端处理能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使环境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困境[1]。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已达1.74万t/d。然而，在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方面，依然艰难。巨大的生活垃圾产量成为阻碍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棘手问题。目前，卫生填理仍旧是北京处置垃圾的主要方式，但由于几十年的填埋处理，使得北京市几乎无地可埋，加之地价逐年攀升，实现垃圾有效减量已迫在眉睫。北京市在2012年出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但在垃圾分类部分依然没有细化问题，可操作性不高。同时，持续增长的人口及巨大的垃圾产生量仍然困扰着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2北京市城市垃圾管理现状

2.1垃圾产量及清运量趋势

垃圾数据的统计工作对于城市垃圾管理至关重要。这项工作开始于1979年，主要由城市环境卫生部门负责统计。表1是北京市2004～2011年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等相关情况。

表1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及处理概况

年份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生活垃圾产生量/万t495.46536.93585.13619.49678.82669.13634.86634.35生活垃圾清运量/万t405.86454.59538.32600.93656.61656.12632.98634.35无害化处理率/%93.896.092.595.795.798.296.998.2常住人口/万人1492.71538.01601.01676.01771.01860.01961.92018.6年人均产生垃圾量/t0.330.350.370.370.380.360.320.31日垃圾平均产生量/万t1.351.471.61.701.851.831.741.74注：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2》[2]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得到北京市2004～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以平均每年12.76%的速度增长，即由2004年的405.86万t增至2008年的656.61万t，增加了61.8%。几乎是直线增长。这与北京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象相一致。

多年来，北京市生活垃圾一直是混合收集，垃圾分类成效并不明显，资源回收利用率很低。但是由于近年北京市逐步实行了严格的人口控制计划，并大力推广生活垃圾分类，不断增加净菜进城量，同时了限塑令等多种规定，因此，2009年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首度出现负增长。并在2010年降至632.98万t，2011年为634.35万t，相比2010年，增幅为0.2%，说明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已基本趋于一个稳定阶段。从图1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和产量近几年来的走势。

图1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清运量对比趋势2013年4月绿色科技第4期

王 挺：推进北京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研究环境与安全

2.2垃圾分类、收集及清运现状

2.2.1垃圾分类

根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把城市生活垃圾分为6类：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可堆肥垃圾、可燃垃圾、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垃圾。目前，北京市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为依据，根据大类粗分的原则，分为可回收物、厨余（餐厨）垃圾、其他垃圾3类。按地区属性不同，分为居民小区（3类）、单位餐饮区（3类），单位办公区及公共场所（2类），如表2所示。

2.2.2垃圾收集

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在社区收集的方式依据房屋形式不同而有所区别。①平房区，生活垃圾的收集方式比较单一，基本上是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一个垃圾箱或是垃圾桶，居民可以随时投放垃圾。这些垃圾箱中有些

表2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

分类类别一二三细类可回

收物其他

垃圾厨余（餐厨）

垃圾地区

属性居民区单位餐饮区办公区及公共场所注：资料来源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工作网站

标注了 “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但是，北京市的平房小区的生活垃圾目前基本上还都是混合收集。②在楼房区的垃圾收集方式大致有3种：第一，仅在每栋楼下或每个楼门外设置一个或一组垃圾桶；第二，在第一种的基础上，每层楼的楼道内再设置一个或一组垃圾桶；第三，在整个小区内只保留少量垃圾收集点，而撤掉每栋楼下的垃圾桶（可把这种方式称为“定点收集”）。从2010年试点开始，北京市要求小区取消每层楼内的垃圾桶，以第三种方式进行垃圾分类投放。这种方式在开始的时候确实给居民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降低了监管成本，有利于垃圾分类的推行。从时间上看，前两种收集方式由于监管成本很高，不可能定时收集。

2.2.3垃圾清运

垃圾清运的主体主要有4种：物业、清洁公司、街道环卫队和区（县）环卫队。主要清运出社区中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混合垃圾）。在多数情况下，小区的厨余垃圾由区环卫服务中心下属的环卫队从社区直接运往厨余堆肥厂。在不同类型的小区内，混合垃圾的清运主体是不同的。在没有物业治理的小区，混合垃圾直接由街道环卫所负责清运。居委会负责代收家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交给街道环卫所。有物业治理的小区，物业办会雇佣垃圾清运工来清运垃圾，或者聘请专业的保洁公司来清运。物业可以根据自身成本的考虑决定采取以上哪种方式，这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在生活垃圾处理费用支付上，是以居民到物业，物业再到所在治理区的环卫服务中来完成支付环节的。

2.3垃圾处理

目前，北京市共有垃圾处理设施31座[3]，总设计日处理量为1.693万t，2011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为634.35万t， 平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74亿t，超负荷率为3%。根据表2中数据计算，2009年卫生填埋、生化处理和焚烧比例为85∶10∶5，2011年卫生填埋、生化处理和焚烧比例为69∶16∶15。

由于目前北京市土地资源的紧张，用地价格的暴涨，卫生填埋已经到了无地可用的程度。因此，北京市近几年逐步加大对垃圾生化处理及焚烧处理设施的投入，以改变以垃圾填埋为主的末端处理方式。

纵观三种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 卫生填埋是最常用的且处理量大。同时其技术成熟、运作简单， 但也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就是占地面积大、选址极为困难。焚烧的优点是能在短时间内将垃圾量减小， 同时还可以回收热能， 但是由于国内大部分焚烧厂产生的烟尘和二英类物质超标， 导致处理厂周围大气污染严重， 影响人们健康。堆肥法的资源化程度较高， 但是堆肥周期长， 卫生条件差， 在制作过程中容易产生恶臭， 垃圾堆肥产品肥效不高、产品销路不畅[4] 。加之北京市市民强烈反对垃圾焚烧，生活垃圾的有效管理成为了困扰北京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因此，实现北京市生活垃圾源头消减就变得极为重要。

表3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分析

年份无害化处理厂数无害化处理能力/（t/d）无害化处理量/万t卫生填埋堆肥焚烧总计卫生填埋堆肥焚烧总计卫生填埋堆肥其他焚烧总计无害化处

理率/%2011154221120802650220016930429.699.294.5623.298.22010153220120802400220016680445.479.389.1613.797.020091621191228080060013680548.127.868.7644.498.2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

3主要问题

3.1垃圾分类举步维艰

在垃圾分类收集过程中，源头分类最为困难。究其原因，首先是分类回收设施设计不合理，太过于粗放，使人们在分类丢垃圾中很茫然，不知所措。比如当前街道上普遍设置的垃圾桶，基本上都是分为两类：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也有的划分为三类：可回收物、有机垃圾以及其他垃圾。不管是怎样的分类，普遍存在着除了图案基本按照国标执行外，在颜色上五花八门[5]。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垃圾组分也日趋复杂、多变，可回收物不再仅限于以前人们认识的那几种。如果垃圾分类过于简单，收集设施依然粗放、标识不明确，那么人们还是难以去区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物，何谈垃圾分类。同时，居民环保意识的薄弱，对垃圾分类收集的理解程度不够，参与率较低，使得北京市垃圾分类之路依然艰难。

3.2收运体系不健全

当前，废物资源回收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存在大量零散的、不正规的回收运输机构，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垃圾收运，但从长远看，我们必须建立专业的、庞大的回收运输体系。垃圾处理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从源头分类到末端资源化是一环套一环的，不能有所间断，必须形成一条连贯、顺畅的产业链，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垃圾被合理地、高效地处置。同时，垃圾处理不能永远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只有政企分开，将垃圾处理形成一种产业化链条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6]。当前，城市环卫部门承担将垃圾从社区收集并运送到垃圾处理站的管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关注有没有及时把垃圾清运走，并不注重垃圾的资源化。 此外，城市中还存在大量拾荒者和不正规的废品收购站。但是，他们只是分散在各个角落，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其贡献能力也相当有限。

3.3资金投入不足且不合理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工程师徐海云指出[7]，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投资水平长期过低，运营费用不足，历史欠账较大。尽管自1998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环卫领域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国债资金用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新建了一批垃圾处理场（厂），显著提高了我国垃圾处理能力和实际处理水平。但横向比较，1990～2010年，平均每年只有占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2.2%的资金用于环卫设施建设，而生活垃圾处理投资只占环卫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在“十二五”期间约为2636亿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投资占建设总投资的占65.6%，约为1730亿元（含“十一五”续建投资345亿元）[8]；收运转运体系建设投资351亿元，占13.3%；存量整治工程投资211亿元，占80%；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109亿元，占4.1%；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210亿元，占8.0%；监管体系建设投资25亿元，占1.0%。从数据中不难看出，垃圾分类、收运和监管体系的投资加起来才占总投资的170% 。这明显是本末倒置，如果垃圾能做源头有效分类，资源化，减量化，那么进入末端最终处置的垃圾量将大幅度消减，且现有的垃圾处置设施也就能完全消纳减量后的垃圾量。

4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好北京市的垃圾危机，不是需要再建更多更大的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及堆肥厂，而是应该把更多的注意放到垃圾处理的前端、源头上，去有效减免垃圾的产生，促进垃圾源头分类，加强收运设施建设，建立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这样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对策。

4.1完善垃圾分类制度

4.1.1完善垃圾分类标准

要做好垃圾分类，首先要完善垃圾分类标准，制定出清晰、准确、易于投放的分类体系，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垃圾收集设施，抽象的分类类别概念不利于公众的理解和操作的实施。国内外成功的垃圾分类类别划分都非常细致，如在我国台湾，大学教学楼内一般设有5～6个大垃圾桶，桶身分别标有“铝箔包、饮料包、塑料类、金属制品、废电池回收区、玻璃空瓶”等字样，另有小桶标有“便当盒丢弃桶”[9]。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国家的垃圾分类经验，如德国的粗分类、日本的细分类，合理规划分类区域，实施粗细分类结合的方式推进北京市垃圾分类。

再者，在垃圾分类收集设施的设计及布设中，要明确集中设置原则，依据人流数量及区域属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居民社区，人口集中，垃圾成分复杂，应以垃圾粗分为首选。针对一些常见、回收价值高的、方便积攒的垃圾，例如报纸，饮料瓶等，可不单独配置收集容器或配置小储量容器。在一些公共场所例如公园、各大景点，每天的人流量巨大，但是其垃圾成分相对要更简单些，为了促进垃圾分类配合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在这些地方可以依据垃圾成分进行更细致的分类，收集设施应集中设置，集中管理，并在造型上多下工夫，让其更简单，更直白，易于引起人们的关注。

4.1.2统一垃圾分类、回收标识

根据《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08）行业标准规定，城市生活垃圾依照所属类别可分为14种标志。这些标志是垃圾收集设施及相关商品包装，应依据这些标识对相关设施及产品进行标识，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特点设置相应的分类垃圾收集设施。但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收集设施过于简单且常常标识不清楚，其次在商品包装上也很难看到相关分类标识。为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必须在这两方面上加强管理，尤其是商品上必须标注相应的垃圾分类标识，这些回收识别标志可以极大地帮助人们判断垃圾的类别，促进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从而推进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效率。再者，要合理应用文字、图案、色彩等手段，增减分类的可识别性。

4.2完善垃圾收运监管体系

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衔接的收运网络，扩大收运覆盖面。随着城市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城乡结合部垃圾收运模式逐渐向中心区靠拢，这些区域可以纳入城区收运体系。对于城郊区/县，一般都有自己的垃圾处理设施，为扩大垃圾收运覆盖面，可以采用“村收集+镇转运+区/县处理”的模式，实现垃圾收运全覆盖。需要健全收运体系的管理体制、明确职责、配套相应政策、落实建设和运营经费。同时完善密闭、环保、高效、节能的生活垃圾收集、中转和运输体系，并陆续开始淘汰开放式以及现阶段存在的简易方式。

4.3完善垃圾收费，加强资金投入

多年来，北京市对单位只收取一贯制的垃圾清运收费，而对居民收取的垃圾处理费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收费体系。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垃圾处理费用开始按垃圾的产生数量进行征收。这个方法的实施，可以采用垃圾处理费单独统一向单位社区征收的方式，也可以与水费、电费、燃气费等联合征收的方式。垃圾收费制度完善有利于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实施垃圾处理的企业有合理的利润，还能通过垃圾处理收费方式增强人们的少制造垃圾的意识。

推行积极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大力吸引社会资本加入到城市垃圾事业管理中。由政府投资转变为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因此，政府应出台有吸引力的融投资政策。同时应该优化投资配比。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技术实力强的地区）在考虑垃圾治理问题的时候，大都习惯性地寻求高科技、高投入、市场化（尤其是应用在末端处理设施等硬件方面），而往往忽略了这三种策略与实现垃圾治理的整体目标之间是否完全吻合，能不能达到垃圾前端治理的目标。这样把大量资金都投在末端处理上，建更多的填埋场，建更大的焚烧厂，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最好的方式是把大部分资金投在前端、源头阶段，促进垃圾有效分类，高效回收利用，这才能从根本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4.4加强环保教育，提高公民参与度

应该多渠道、多形式地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及其重要意义。垃圾分类一方面可以促进资源再回收利用，同时减少城市垃圾处理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必须要让公民参与进来，去置身处地感受垃圾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市政府应该具有更深远的眼光，必须把学校垃圾分类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去紧抓。比起社区垃圾分类，学校的垃圾分类工作更易展开，更易管理，更易落实。尤其是针对北京高校：数量多，人数广，知识层次高，更适合做垃圾试点，它的影响力远超过社区。学校就是一个小城市，做好了学校的垃圾分类工作，那么北京市的垃圾分类就不再难办，实现垃圾减量也就指日可待了。

参考文献：

[1]石传基，李振轩.浅谈垃圾围城及其对应措施[J].科技致富导向，2011（36）：111.

[2]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王艳，付哲.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改善对策与建议[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12（4）.

[4]王艾荣， 陈刚，于丽娜，等.浅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与资源化对策[J].广东化工，2010，37（7）：227～229.

[5]阎宪，马江雅，郑怀.完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标准的建议[J].环境保护，2010（15）：44～46.

[6]沈颖青.我国垃圾分类现状及对策建议[J].北方环境，2011（8）：13～14.

[7]徐海云.探寻有效载体推进居民生活垃圾收费[J].环境经济，2012（6）：52～56.

篇4

【关键词】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 环境管理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目前我国垃圾的设施建设、收集处理、运行监督和宏观管理由市环卫部门主管，垃圾收集处理的环境管理由环卫部门和所属垃圾收集处理单位实施，收集处理费用由政府包办。环保部门除对垃圾处理场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和监测监督外，没有对垃圾收集处理进行环境管理。垃圾环境管理行政部门、企业和公众都要参与管理。垃圾处理不仅关系到城市的荣誉，而且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健康安全。在分类收集和集中处理中，如何实施有效的环境管理，成为城市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环境管理的思路

首先强化职能。应强化现有垃圾处理场的基础上，强化垃圾处理场的职能，赋予应有的权力，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达到国家级卫生城市的要求，以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其次分类管理。试点城市实行垃圾分类收集是提高垃圾环境管理水平的重大举措。垃圾环境管理实行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垃圾分类收集既提高废品回收率又便于危险废物单独处置。垃圾混合收集，增大了垃圾资源化、无害化的难度。它具有一次性投入和运行成本低，以及对人员素质和技术数量程度的要求低的特点。垃圾分类收集有利于垃圾资源化、无害化，但垃圾分类收集增加了垃圾收集设施和垃圾运输车辆的数量，要求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垃圾收集，增大了环境管理的难度。

垃圾基本上分为有机垃圾、危险物质和可回收垃圾三类。上海将垃圾分三类：一是有机垃圾，即在自然条件下易分解的垃圾，主要是厨房垃圾；二是干电池等危险废物；三是废纸、塑料、金属等可回收的垃圾。垃圾分类收集要坚持“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应鼓励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环境管理应从源头抓起，逐步过渡到垃圾收集企业负责社区、小区、居民住宅等源头的生产垃圾收集工作，避免多头管理，多头收费。垃圾收集和运输应密闭化，防止暴露、散落和滴漏。鼓励采用压缩式收集和运输方式。尽快淘汰敞开式收集和运输方式。结合资源回收和利用，加强对大件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应当以各地经济能力、社会条件、分类收集现状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基础，合理安排垃圾分类收集环境行政管理、企业环境管理和公众参与管理措施。

再次政策指导。环境行政管理是按国家的垃圾分类收集的环境管理政策，组织开展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法规、政策调研。要制定适宜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政策，加强对城市环境管理的引导。推行垃圾分类收集，研究开发适合我国的垃圾处理技术，推进垃圾处理的产业化。第四全民参与。城市居民、单位必须按照所在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排放生活垃圾，积极配合有关单位进行分类收集。只有社会形成了封闭的“分类收集——再利用——消费——再分类收集”的资源循环利用环，建立起完整的系统，分类收集才可能持久。

二、环境管理的途径

一是填埋。填埋是现阶段我国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大多数垃圾填埋方式都是简易填埋，忽视了处理中的环境管理。填埋导致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二次污染严重。卫生填埋是垃圾处理必不可少的最终处理手段。兴建填埋场应当实施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监测制度。二是堆肥。食物垃圾约占生活总量的1/3。食物垃圾和其他一些有机垃圾具有分散、量大、处理困难、容易污染环境的特点，对其集中处理，如堆肥，不仅减少了垃圾污染，而且与其他垃圾成分分离，加快了垃圾分类，有利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全面处理。但堆肥易造成地下水污染，发酵不成熟堆肥效果不理想；堆肥产生大量甲烷，处理不好可能引发爆炸。堆肥场所应远离地下水源地，易通风。三是焚烧。焚烧的成本很大，在我国应用不普遍。焚烧易产生局部大气污染。四是再生。加工处理二次利用。

三、环境管理的措施

我国大中小城市基本配套建设了垃圾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集中处置设施、场所，大多数城市实行了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少数城市正在实施垃圾分类收集制度。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集中处理中的环境管理措施一般为“四结合”模式：与源头控制、产生控制相结合；与收费管理等经济刺激手段相结合；与行政处罚相结合；与提高环境卫生管理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篇5

近年来，各大城市又加强了垃圾分类减量的推进力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北京于2009年，基于《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和试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零废弃”试点管理办法》，对党政机关、学校、宾馆饭店、商场、公园、农贸市场、度假村和居民小区等8类试点单位制定了细化标准。

广州市政府讨论通过《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自2011年4月1日起，生活垃圾分类率先在广州市、区（县级市）、街党政机关、16条街、6个社区、1500所中小学校和万科集团、保利集团管辖住宅小区及岭南集团属下的宾馆、酒店和商场等区域开展先行试点。

上海在经历1995年和2007年垃圾的二分类、四分类之后又于2011实施“2+3”垃圾分类法，即垃圾先被分为干湿2大类，然后再将干垃圾细分为玻璃、旧衣服和其他垃圾3类。同时，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大分流小分类”、单位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绿色账户”的分类宣传活动和2011年开始的“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我先行”等活动，来实现其分类减量目标。

主要的经济激励措施

目前各城市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经济激励，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市区两级给予更多的财力投入。以北京为例，2010年市级层面的投入标准为400元/户，各区县、街乡也配套相应资金，如朝阳区为每个试点街乡配套启动资金30万元，并按照每户15元的标准对街道队伍、评比奖励等进行补贴。上海各区县在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中平均以试点居民300元/户的标准给予区县财政上的支持。2010年广州市投入2625万元，各区共投入1586万元，配置了2.6万多个生活垃圾分类容器，新建了大田山填埋场好氧堆肥、厌氧发酵制沼气生产基地，饮料软包装分类回收利用体系和有害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二是制度创新，加大对分类减量居民的奖励力度。如北京市政府设立垃圾分类推进专项奖励经费，对垃圾分类业绩突出的社区和街道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对垃圾分类达标的家庭，按照一定比例给予物业收费补贴，同时建立家庭环保积分卡，达到一定积分的家庭可换购景点门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上海则实施绿色账户，对分类投放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

三是增加处罚规定。北京和广州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不同程度的罚款。如北京对个人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四是加强政府与企业合作，利用市场手段推进废物的资源化再利用。上海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支持、社区分类投入组织与完善，推动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的废物流链的物质链、价值链与产业链的联动。

此外，在制定垃圾处理终端计量收费方法时，一些城市的市环卫管理部门设计了减量的激励机制。如广州市规定，垃圾处理费以区为单位，对每个区的垃圾年排放量进行限制，超标区县将按照比例或加倍多缴纳一定的处置费用，将末端的处理经费投向垃圾分类前端，依据减量程度给予奖励。

上海市发改委也出台区县垃圾处置的环境补偿办法，对区县实际产生的垃圾量征收相应的环境补偿费，专款专用于垃圾处置企业所在地的环境治理。

存在哪些问题

可以说，在垃圾分类减量的实践中，经济激励手段已得到具体应用，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政府尽管出台了奖罚分明的强制性分类制度，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管理对象众多、分散、监管成本高的难题。

再如，已有的对居民个人的经济激励还局限于分类行为的奖励，缺乏与垃圾分类质量与数量的挂钩。发达国家随袋征收垃圾费制度有效地激励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行为，促进了垃圾的减量。居民对垃圾分类越细，不可回收垃圾越少，付费越少，有效地激励了居民对垃圾的分类，越来越多市民开始自觉分类。相较之下，我国居民生活垃圾的按月收费（北京、广州）和不收费（上海）均不利于居民在源头上的垃圾分类与减量。

政府给予餐厨垃圾、碎玻璃、旧织物等废物回收再利用企业不同的补贴，但由于各类废物资源化再利用的市场环境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因此补贴制度存在部分失灵情况，尚需建立与数量质量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或建立资源回收基金，负责废物的资源化再利用。

未来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安排

针对当下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未来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安排，首先是建立促使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的财政拨款体系，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未来的财政拨款体系的优化需考虑到各环节减量的激励作用，对分类垃圾、减量化垃圾、增量垃圾和混合垃圾实施不同的财政拨款方式，将有助于垃圾收费制度的建立，实现垃圾减量与资源化的目的。

同时，还需要强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和传导性。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对行为人的减量有促进作用，减得越多，激励越大；传导性是指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的各环节均具有产生减量的激励，层层作用，实现全过程减量。

其中激励的源头来源于市对区的激励，然后沿着区环卫局---街道---居委会---居民；环卫局---环卫作业单位---小区物业---居民；区环卫局---环卫作业单位---单位垃圾产生企业；区环卫局---中转站---小压站，通过该发散性网络层层传递到各垃圾产生源头，从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目标。

其次，以小区、企业为单位建立垃圾分类质量的梯度价格制度，调动垃圾产生者的分类减量积极性。

我国城市需构建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垃圾阶梯收费制度。以小区和企业为单位，街道核算各小区和企业的基准垃圾量，对基准内的垃圾，根据其分类质量划分为几类，分别征收不同的收运处置费。如严格按要求分类的干湿垃圾免费收运；对不分类的实行收费制度；对超额垃圾按议价分别对分类和不分类垃圾征收不同的收运处置费。

此外，建立末端处置环境税费制度和资源化再利用的补贴制度，引导垃圾处置方式的转变。

比如，征收末端处置环境税费制度。市政府可通过调节该税费标准，引导、激励各区县采取措施，朝着政府既定的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方向转变。另外，扶持资源化再利用企业的发展。如对回收资源化再利用企业进行资质管理，通过行业标准的制定，规范、提升此类企业的作业水平；对市内居民专项生活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实行特许经营，给予贷款担保等融资支持等。

更关键的是，加强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强化对各主体垃圾减量的法律强制。

篇6

一、现状：垃圾处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矛盾

在自上而下的政府统筹安排下，垃圾处理服务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相分离，垃圾处理企业只提供垃圾处理的作业服务；政府购买、分配垃圾处理的作业服务并提供指导、宣传教育和处理公众诉求等；公众在享受垃圾处理服务的同时却无节制地排放垃圾。企业和公众都只面向政府。这种行政安排的直接后果是企业与公众分裂，而且，因企业的私益诉求与公众的公益诉求存在矛盾，容易导致政府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往往会被不健全的制度设计进一步激化，甚至演变成某种对立，使垃圾处理从一个社会参与的作业管理问题上升为一个管理社会参与的社会管理问题。激化矛盾的制度主要有：政府直接向公众收取垃圾费，不明晰的服务成本回收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政府收取垃圾费使公众误认为政府乱立名目收取行政事业费而推卸向公众提供公益的责任；不明晰的服务成本回收机制让企业不能预见收益，心生疑虑；不明晰的生态补偿机制让垃圾处理设施所在地产生自己是政策受害者的悲情。这些因素都会在政府不能提供广泛、公正、优质的垃圾处理服务时激化政府与社会的矛盾。

政府与社会的矛盾源于政府介入过度、企业自利倾向膨胀和社会自治能力羸弱。政府介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需要政府动用行政、经济和科技手段，引导和主导垃圾处理产业化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介入又可能阻碍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因此，政府介入应把握好“度”，过度介入会产生政府决策失误、权力寻租、社会自治能力下降等弊端，破坏业已存在且运行正常的社会关系而不能提供替代品，导致社会乱象。企业在政府要求满足公众的公益诉求压力下，会优先满足自利，如：在清扫保洁市场，企业降低劳动定额标准，克扣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数量；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中，降低建设标准或消极怠工，看钱办事等。这些敷衍、自保行为在监管缺失的环境下肆意放纵，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企业的诚信，也连带损害了政府的诚信。公众在社会自治组织与集体契约不健全条件下，自治能力羸弱，一是公众的配合程度低，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缴纳垃圾费和开展垃圾分类等源头预处理等方面（垃圾费和垃圾分类等预处理长期被忽视，近年来政府才强力介入）；二是公众难以找到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其诉求甚至被少数精英利用，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导致社会分化，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营运方面。如此种种，久而久之，势必导致政府、企业、公众相互失去信任，政府与社会之间产生矛盾。

当前，垃圾处理产业化尚处于新思维、新技术、新产品和实业体的导入阶段，需要政府介入，构建新的垃圾治理模式。那么，需要思考的是，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环境下，政府应构建怎样的垃圾治理模式及采取什么方式、路线与措施介入垃圾处理推行机制，以化解与社会的矛盾，实现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方向：垃圾处理政府与社会共治模式

共治是互动的，政府与社会合理分工和良性互动，既发挥政府强大的宏观调节能力，又充分发挥社会自治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应扶持垃圾分类等预处理，实现社区自治，但这种自治也是在政府统筹安排下的有限自治。政府要做到统筹协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监督、互利双赢，增进社会和谐，保证垃圾处理在法治化、社会化、产业化状态下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树立“社会本位，服务至上”观念，搭建政府服务与社会参与交互平台，将社会“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地交给社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倡导、规划、指导、协调、调节、监督、采购分配服务和参与应急设施与战略设施的管理上。

同时，社会应顾全大局、因地制宜、集体选择和自主组织，做到“接得住、管得好”，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社会应真正参与，不仅应成为垃圾处理的作业主体，自觉遵守、监督与完善垃圾处理的法治、监督监测、技术服务和宣传教育等支撑体系，还应使社会组织和企业（尤其是社区组织、非营利性社会企业）成为垃圾减量、分类回收、资源利用及技术服务等作业的组织者。

法治是政府与社会共治的保障。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需要遵守法制、集体契约和个人操守三个层面的约束，按章办事，体现统筹规划、统一监督管理原则、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产业化原则、污染者依法负责原则和依法惩罚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防止以罚代刑原则，落实公众参与制度、经营许可证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资源环境保护与环境卫生标准制度及行政强制与经济激励制度，才能协调解决公益与私益、公正与效率、发展与保护等矛盾。

社会化要求垃圾处理尊重与回归“社会本位”，一是体现垃圾处理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二是通过企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等途径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将垃圾处理由政府统管的公益事业转变成社会生产过程，并成为具备专业化社会分工的产业。垃圾处理社会化过程涉及城市建设、资源环境、政府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等诸多方面，包括政府与社会在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政府与社会对城市公益事业的责任与义务，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的产业化职责职能，垃圾处理及垃圾处理上游与下游产业之间及各产业内部责、权、利的分配，产业化投融资与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的界定等等，此类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妥善解决。

产业化就是要求垃圾处理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它以市场为导向，找到一种有效方案，聚合相关主体，发展垃圾处理的战略、核心竞争力、产业链与产业组织方式，生产或提供物质资源、能量资源、环境容量及垃圾处理服务等，创造与分享利润。产业化尊重市场导向，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也重视政府、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私有企业、国有企业及非营利性社会企业的作用，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多元融合，共同开展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与运输、利用和处置活动，促进垃圾处理装备与技术进步，完善垃圾处理服务，实现法治化基础上的垃圾处理“投融资主体多元化，建设营运企业化，管理专业化”。

三、路线：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基于“强政府，弱社会”还将延续一段时期的前提认识，为达到政府与社会共治模式，必由之路是垃圾处理行业应在政府主导下逐步提升社会自治能力，从而促进垃圾处理法治化、社会化、产业化。行政主导下社会自治能力增强的过程是一个政府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伴随社会自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垃圾处理法治化、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会不断提高，这不仅会对社会自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会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促使政府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以保证政府介入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形成政府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如此反复，政府行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不断提升直至匹配，形成政府与社会共治态势。

要提升社会自治能力，上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完善的各级政府之间及政府与社会之间协同参与的推行机制，使政府、基层组织和公众乐于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因历史原因，垃圾处理多由市级统筹协调，无论谁排放多少垃圾，市级政府都要及时处理，区级以下政府和基层组织没有推动垃圾处理工作的压力和激励，这是顶层设计必须打破的惯例，让下级政府和基层组织直接参与垃圾管理，一是进一步明确垃圾处理“属地管理，区级负责，市级统筹”原则，要求产地有地出地，无地出钱，自己解决自己排放垃圾的出路问题，报市级政府审批；二是完善经济调节平台，尤其应出台惩罚性区域垃圾收费政策，调动产地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积极性，调动公众参与垃圾减量和分类回收的积极性，推动垃圾处理跨域合作；三是完善考核考评体系，出台以垃圾处理综合服务效果为指标的考评体系，把物质回收、能量回收、垃圾处理作业服务、公众公益诉求处理服务、技术服务、宣传教育（绩效）等纳入考评体系，激励下级政府增强社会自治能力。

各级政府要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平台和空间。一是推动培育社会组织发展，鼓励社会组织承担部分垃圾处理引导、指导、监督、技术服务、宣传教育等任务，使其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二是鼓励社会组织创建非营利性社会企业参与公益性较强的垃圾处理环节，起到力量补充作用。

四、措施：提高社会参与度

（一）开发和开放垃圾处理服务市场，理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开发和开放面向生活垃圾排放者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企业——废弃物排放者服务市场，让分类收集企业承担垃圾分类收集的作业（包括清扫保洁、收集、回收、一次转运）、垃圾分类指导与监督、垃圾费收缴等任务，改变目前由小区物管负责组织的分类收集队伍小且管理不规范的局面，由社区居委（村委）组织管理全社区垃圾分类收集的社会企业，政府督促居委（村委），居委（村委）督促物管与企业，物管督促居民按有关规定做好垃圾分类收集与垃圾费收缴等工作。

将目前面向政府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与填埋处置市场改造成面向企业的企业——企业服务市场，将货币性财政补贴由直接注入生活垃圾焚烧、填埋等末端处理环节前移至在压缩站（或中转站）向运输企业注入，增加运输企业视垃圾质量决定垃圾流向并收取或支付垃圾处理费的业务，让运输企业直接与上游的分类收集企业及下游的处理处置企业建立业务往来，政府制定经济标准（包括企业对企业的垃圾费的允许波动范围）、核算经济补贴金额及监督市场秩序。

（二）允许多种投融资模式竞争共存，向社会提供垃圾处理综合服务

改变目前的以及时清运、消纳生活垃圾为目的的单一生活垃圾处理服务模式，建立起融源头管理、收运、资源回收利用和生活垃圾处置于一体的、向社会提供物质资源、能量资源、环境容量和垃圾处理作业服务、公众诉求处理服务及技术服务等综合产品的垃圾处理综合服务模式。

以服务效果为交付标的物，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处理，逐步形成政府投资企业营运模式、政府征地BOT模式（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投资方式，包括建设、经营、移交三个过程）、PPP模式（公私合作关系）和企业自筹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完全市场化模式共存的竞争局面。

（三）完善经济调节平台

完善企业服务成本回收机制，建立并完善垃圾及其衍生品（包括再生资源、垃圾排放权和垃圾处理能力等）的资源交易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让社会力量参与获得的回报变得可预见、稳定且强度足够。当务之急是，结合目前执行的公众垃圾费缴纳标准和垃圾处理投资与回报，尽快制定一揽子货币性财政补贴核算办法。

篇7

第一条为加强市区环境卫生的长效管理,杜绝市区无主垃圾的出现,实现环境卫生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根据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和《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山东省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市城市垃圾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范围:市城市规划区北到北外环线、南到南外环线、东到减河、西到河北省交界处区域内出现的各类垃圾的清除。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无主垃圾是指无任何正当理由,在规定垃圾收集点外出现且3天以上得不到清除的垃圾。

第四条市城管执法局为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德城区城管执法局、*经济开发区市容处、*运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新城办事处为各自行政区内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长效管理责任划分区域内垃圾清除的组织落实。

第二章道路卫生保洁与垃圾收集管理

第五条城市道路的保洁与垃圾收集。东风路、湖滨大道等22条主干道,由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市区南起于官屯大桥、北至大学路、东起岔河桥、西至京沪铁路范围内(以下简称老城区)除市城管执法局管理外的道路,由德城区负责;市区内京沪铁路以西,由*运河经济开发区负责;市区内康博大道以东区域(除104国道和高速公路以东的314省道外),由*经济开发区负责;新城办区域由新城办和市城管执法局按原方式共同负责。

第六条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及社区的保洁与垃圾收集。老城区由德城区负责;市区内京沪铁路以西区域,由*运河经济开发区负责;市区内康博大道以东区域(除104国道和高速公路以东的314省道外),由*经济开发区负责;新城办区域由新城办负责。“三区一办”要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总体要求和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健全环卫管理机构,完善管理网络,社区明确专人负责。

第七条住宅小区的保洁与垃圾收集。各居民小区物业管理企业要安排专人对小区内的保洁及垃圾收集进行管理,实行袋装化收集,并按规定的时间倾倒到环卫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无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及其他居民区的卫生保洁,由其所在街道居委会负责。

第八条商业区、市场内的保洁与垃圾收集。市场开办单位负责市场的卫生保洁工作,工商部门协调做好各类市场环境卫生的保洁管理。

第九条“三区一办”及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市道路保洁管理标准的规定,规范道路保洁作业,做到时间统一、标准统一,切实提高道路保洁水平。

第三章垃圾清运管理

第十条市区内康博大道以东区域(除104国道和高速公路以东的314省道外),由*经济开发区负责;其它区域由市城管执法局负责。道路零星垃圾由市区两级环卫部门的保洁人员负责清扫并收集到指定垃圾点,再由垃圾清运人员负责清运到垃圾中转站或垃圾处理场。长效管理责任划分区域的垃圾,由责任单位负责清除,并运输到垃圾处理厂。

第十一条建筑垃圾一律由市城管执法局负责统管统运。

第十二条各责任单位发现区域内出现乱倒的建筑垃圾,应在1日内向市环卫处进行投诉,市环卫处应在2日内对其进行彻底清除。如形成垃圾混杂,则由责任双方分别承担应清运的垃圾。

第十三条运输车辆具备全封闭运输机械装置或密闭苫盖装置、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和相应的建筑垃圾分类运输设备。

第十四条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实行规范化作业。环卫部门在道路两侧设置适当的垃圾收集箱(车),规范垃圾倾倒地点。垃圾倾倒每天2次,分别为早5:00—7:00和晚8:00—10:00;垃圾清运每天2次,分别为早5:00—7:30和晚8:00—11:00。提倡垃圾袋装化,道路保洁人员每天分别于早8:00—10:00和晚5:00—6:00对袋装垃圾进行收集。规定时间外不得私自乱扔乱倒垃圾。

第四章垃圾处理管理

第十五条生活垃圾实行无害化处理。城区所有生活垃圾必须运送至*市垃圾处理厂(华能电厂以西路南)。

第十六条城中村垃圾处理。按照《*市城市垃圾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各村委会组织专人对村内垃圾进行管理,并在村内合理设置垃圾点,委托专业垃圾清运单位进行清运,坚决杜绝私拉乱倒的行为。

第十七条中央、省驻德单位、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及大中型企业、各沿街门店要严格遵守《*市城市垃圾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办公区域及所属职工宿舍区产生的垃圾纳入到环卫部门的统一管理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不得私自对垃圾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医疗垃圾的处理。市卫生局负责监督医疗机构内医疗垃圾的处理工作;市环保局负责监督医疗垃圾处理中心的集中销毁工作。

第五章环卫管理队伍建设

第十九条德城区、*经济开发区、*运河经济开发区要成立统一管理的保洁队伍、垃圾清运队伍、监理队伍,经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对其辖区内的环境卫生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作业,并负责对环境卫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章环卫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条加快垃圾处理厂、垃圾中转站的建设,购置、更换垃圾运输车辆及清扫车、洒水车。

第二十一条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环卫设施建设的投入,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倾斜,使各级环境卫生管理作业的人员、机械设备与实际需求相适应;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在资金、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对环卫投入欠账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规划部门要把新建小区的便民市场、垃圾收集点、垃圾中转站、公厕等设施规划到位,防止改变用途并督促建设。

第二十三条建设部门建设道路时须按规划建设配套的垃圾中转站、公厕、果皮箱等设施。

第二十四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住宅小区的开发建设中,要严格按照规划部门的规定,配套建设垃圾转运站、收集容器,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七章市区门前五包管理

第二十五条*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道路两侧所有机关、部队、团体、院校、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住户均为“门前五包”责任单位,应对其生产经营、办公场所及住所周围从临街建筑物外墙到路缘石范围内(道路建有绿化分车带的,含各自一侧绿化带)包绿化美化、包卫生保洁、包无乱停乱放、包无乱贴乱画、包无店外经营。

第二十六条根据《*市城市市容环境门前五包责任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责任单位应服从管理部门的管理,严格履行“门前五包”相关义务,争当门前五包“文明店铺”、“文明市民”。否则,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责任单位进行处罚并追究责任单位法人代表的相关责任。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对单位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由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对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由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有以上行为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篇8

邻避现象的英文涵义是“NotInMyBackYard”,简称为“NIMBY”,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工业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Fischer,1995)[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城市(比如纽约)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城镇化)、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来看,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经济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是现代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并存在“二次污染”风险,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反抗将随之而起,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台湾的张震东教授在其著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Ostrom)等人也认为,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少数人”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一)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本文认为,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从实践经验看,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科学家的重视。同时,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纳克,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论坛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二)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台湾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在操作层面上,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如果把垃圾处理设施看作人类社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目标的具体途径,邻避现象反映了这些途径对于人们现有的利益和权利结构的改变。本质上来说,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技术条件下,这种冲突往往会由于人们对垃圾危害认识的深入、负面新闻对于垃圾处理观念的扭曲以及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而深化和变得更为持久。本文认为,破解垃圾处理领域存在的邻避现象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其基本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垃圾处理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在公众中形成客观的垃圾危害观念;消除负面新闻的观念扭曲效应;建立和完善对于垃圾处理地居民的环境补偿机制。

篇9

此举正好被站在垃圾桶旁边的老人郑清秀看到，老人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当年轻夫妇转身离开的时候，郑清秀叫住了他们，并弯腰将刚才那几袋垃圾掏了出来。

老人告诉这对夫妇：“这三个是垃圾分类的专用桶，生活垃圾不能随便丢掉。”随后，老人将垃圾袋打开，用手一样一样地将垃圾归成几个小堆，放进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里。

郑清秀是清水苑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她指指胳膊上的绿袖标，告诉记者，这就是她的工作：“自己挑垃圾，也告诉别人怎样分垃圾。”

不顺畅的推广之路

据了解，自2010年北京市大力推广生活垃圾分类以来，北京市已采取加强源头分类收集及中间转运环节的分类方式，在1800个试点小区开启了生活垃圾分类，涉及16个区县、101.85万户、300多万人。

清水苑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宋淑贤告诉记者，清水苑小区是2012年9月5日刚被确立的新一批垃圾分类试点之一。目前，小区只有4号楼4单元为试点单元，其他的单元不在试点范围内。

“这个试点单元是由街道和区里商议后选定的，考虑到这个单元的居民基本都在机关单位上班，素质相对高一些，垃圾分类相对容易推进一些。”宋淑贤说。

至于其他单元何时能开展分类工作，宋淑贤表示，会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等试点单元有了成效之后，再推动多个单元进行垃圾分类。

事实上，垃圾分类在北京已有多年历史。早在2000年6月，住建部就已确定北京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北京在垃圾分类方面已探索多年。

“绿袖标”郑清秀表示，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她这几个月的宣传倡导，大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有了意识，也会主动配合。而一部分居民因为自身传统观念，要他们改变生活习惯，仍然比较困难：“老年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没养成这样的习惯，特别是现在出租房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宣传和执行起来会比较困难。”

外来流动人口成为小区垃圾分类的难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东四块玉小区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小区物业副经理耿丽鹏告诉记者，有些租户并不配合“绿袖标”的工作，有的租户刚被指导员的辛苦和热心行为打动，却没几天就搬走了。

有着7栋住宅楼、400多户居民的东四块玉小区目前垃圾投放准确率已经达到70%，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5%。值得一提的是，该小区2003年就安装并运行了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备。

据耿丽鹏介绍，该小区每天会进行30公斤的厨余垃圾就地处理，通过设备运行工作，这些厨余垃圾被加工成花肥，当花肥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免费分配给小区的居民使用。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市容管理科负责人孙治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东城区140个分类小区中，目前有4个小区安装并运行了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备，其他的136个小区由小区安排专业队伍每日进行厨余垃圾的上门收运，日产日清，从而保证各小区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环节的有效衔接。

尽管东四块玉小区在推进垃圾分类的工作过程中，也取得了很好效果，但困难依然存在。

耿丽鹏告诉记者，小区的垃圾处理设备每年需要近4000元的费用，这些费用都由小区物业自己承担。她希望区政府能加大对小区物业的扶持力度，“因为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一部分是由居民完成的，另一部分就是物业做的”。她认为光靠“绿袖标”和物业公司的一腔热情，对实现垃圾分类来说不是长久之计。

老旧小区或成新问题

根据《北京市2010～2012年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折子工程》要求，东城区分别在这三年开展了45个、63个、32个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建设工作。其中，2012年的小区建设任务已经提前完成，目前共有140个小区达到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居住小区标准，占东城区居住小区个数的60%，共涉及居民7.02万户、20.67万人，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总数达到了694人。

数字很光鲜，但不能忽视数字以外的现实。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被定为垃圾分类试点和已经达标的小区都是一些配套成熟、管理完善的小区，而那些老旧小区还没有享受垃圾分类的资格。

在离清水苑小区不远的新中西里小区，记者看到，该小区破旧不堪，每个楼道口前面放着一个脏旧的大垃圾桶。记者向该小区的一位居民询问是否有分类垃圾桶时，这位居民表示没听说过这种垃圾桶：“谁管我们这啊，小区连个物业都没有。”

在几个老旧小区里，记者向多位居民询问，是否知道垃圾分类的概念，得到的答案大多是“不太清楚，如果有分类垃圾桶的话可能就知道了”一类的回答，对垃圾具体的分类及如何划分等概念都不明确。

对此，孙治中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并联合区房管局小区办对小区物业经理定期开展培训和参观活动，树立和推广如东四块玉南街4号院等优秀物业小区试点，注重发挥物业公司在分类小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和鼓励物业公司配合好、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无用功让热情崩溃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小区居民关注的焦点是：分类后的垃圾究竟进行怎样的处理？垃圾运走后，没有分类的垃圾和分类后的垃圾最终会不会混合在一起？

北京清华规划院副院长梁伟曾就此问题表示：“我认为末端处置方式是决定性的。如果只是简单填埋，市民垃圾分类做得再完美，那么每当看到垃圾车将不同的垃圾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感觉肯定是崩溃。”

对于部分居民对垃圾混装等问题的担心，东城区相关部门也在进行着多方面的努力。

对此，孙治中认为，目前东城区已在全市率先将分类小区建设和维护情况纳入城区网格监督系统，即区城管委与区城管监督中心合作，聘请了区监督中心90名网格监督员进行达标分类小区的日常检查工作，各监督员对相关问题直接拍照上传，检查结果纳入全区考核评价，实行“周检查”、“月通报”、“季评价”、“年评比”制度；从2012年10月17日起正式开始检查，目前共检查出问题144件，结合市级检查结果，按照街道属地进行排名与通报。

除东城区以外，北京市其他区域的生活垃圾分类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推进，尽管垃圾分类的推广之路走得不是很顺畅，但是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以东城区为例，据孙治中介绍，2012年1～10月东城区生活垃圾产量为38.96万吨，与2011年同期相比，减少0.45万吨，同期减少1.13%。东城区不仅达到北京市折子工程中规定的“年度产生量增长率3%以下”的要求，且逐月呈负增长趋势。

篇10

关键词：居住小区；小区规划；居住组团；居住环境；方案

Abstract: the residential area i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city. Residential district planning is ultimately a provides a good environment, make the person can be better to achieve their various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ctivities. Therefore, to adapt and satisfying the people's demand is the design of the residential planning of the basic requirements.

Keywords: residential district; District planning; Live group; Living environment; scheme

中图分类号： 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居住小区是城市的基本构成, 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它涉及到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小区建设水平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居民居住环境的优劣, 而小区规划又是小区建设的先行, 是影响小区建设水平的重要环节, 因此, 住宅小区居住环境的优劣,首先取决于规划方案的好坏。针对近年来国家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居民新的消费热点, 并将住房制度由福利型分配转为货币型分配, 住宅建设进人由“ 数量型” 转向“ 质量型” 的开发建设阶段。在居住区规划与住宅设计中, 积极推进“ 以人为核心” 的设计观念和“ 可持续发展” 方针, 通过规划设计的创新活动,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 设备完善和达到21世纪居住标准的居住环境,从而使中国住宅建筑技术获得整体的提高, 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要求也随之日益提高。规划设计出一批居住环境良好、社区功能完备, 具有当地特色的高水准的居住小区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 要搞好住宅小区的规划设计首先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居住区的生态环境系统

在住区规划中要防止盲目提高容积率、只重建房不重环境的倾向。对居住区空间的布置, 必须首先考虑生态环境, 并按生态要求, 本着“ 以人为本” 原则, 在住宅布置、环境布置、交通系统等环节保证居住区有充足的日照, 清新的空气,良好的通风, 洁净的水面, 尽可能扩大绿化面积,提高植物的中面系数(多种树)和造氧功能。不让小区有泥地, 以尽量减少尘埃。充分利用原有树林和水面, 并使其合理使用。绝不能盲目破坏自然山水, 随便推山建房, 砍树取地。同时要做到处理“ 三废” , 净化空气和水面, 落实防风、防尘、防晒措施, 改善小气候, 使住区生态环境比原来好得多。

生态居住区要提倡环保理念、节能理念, 充分利用环保材料、节能材料, 使用太阳能, 节约用水, 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2.居住区空间布局合理化

居住小区的空间按其功能要求一般划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用空间和私用空间四级。公共空间即居住小区的公共干道和集中的绿地或游园,供居民共同使用。在公共空间的规划上应与文化建筑、水面、曲桥、草坪、树木、雕塑小品或城市公园、河流水系等结合在一起考虑, 营造出一种舒适、幽雅的空间氛围。半公共空间, 是指其公共性具有一定的限度的空间, 作为居住组团内的半公共空间是供居民共同使用的, 它是居民增加相互接触、熟悉、交流的地方, 是邻里交往、游乐、休息的主要场所, 也是防灾避难的疏散的有效空间, 以及通过较完整的绿地和开阔的视野作为居民接近自然的场所。在这部分的空间规划上应注重根据各居住组团的不同组合方式来考虑, 并保证其交通畅通、功能齐全。半私用空间是住宅楼幢之间的院落空间,是居民就近休息、活动和健身的场地, 在设计上应注重其设施的多样化和完备性,把它规划成为小区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居民活动空间。私用空间即住宅底层庭院、楼层阳台与室外露台。底层庭院的设置使居民可以自由种植, 增加组团内的景观, 又使居民有安全感。楼层上阳台可以眺望、休息、种植花卉, 营造垂直绿化的景色。

3.居住区的安全性

住宅小区的居住环境安全与否,是小区居民极其关心的问题, 要创建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不仅要有科学的小区管理制度,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小区规划的安全性, 这其中涉及到居民的生理、心理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因素。在住宅小区的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居民的有效防范行为, 通过控制小区和组团人口、明确划分空间领域等措施来提高小区的安全防卫能力。一是在小区和组团的人口处设置明显标志, 使住宅小区具有较强的领域性和归属性。二是注重院落空间的强化, 使居民之间既有充分了解和相互熟悉的机会, 又可以使住户视线能够触及到住宅人口,便于对陌生人进行观察、监视。三是注重小区交通网络的合理组织。在小区主干道的规划设计上要做到“ 顺而不穿, 通而不畅” , 减少交通环境的混杂, 提高安全系数, 在小区级道路的规划上尽量作曲形设计,限制车辆穿行的速度, 达到安全与降低噪音的目的。同时, 规划时应尽量减少组团的出人口, 一般设置两个即可, 以便有效控制外来行人任意穿行, 从而起到安全防卫的作用。

4.居住区的配套服务

在住宅小区规划中,社会服务环境的营造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因为它不仅是解决居民日常生活活动需要的基本保证, 也是小区稳定的物质基础。在服务设施的设置上要考虑居民的生活要求和行动轨迹, 如小区级商业服务设施应布置成外向型,设在人流交通必经之路的出人口附近, 使居民方便顺路购买。自行车、摩托车存放与垃圾处理也是小区服务环境的关键问题之一, 住宅小区中的自行车库应遵循集中与分散的布置方式, 因地制宜, 采取多种途径。如利用院落中的半地下室以及高架平台下部等。以往住宅的垃圾处理通常是将垃圾道附设于住宅的楼梯平台处, 因而经常发生堵塞而造成臭气四散、影响居住环境,在住宅小区规划中可以将垃圾道改设在住宅内部生活服务阳台处, 避免公共场所的交叉污染, 也可以放弃垃圾收集方式而采用室外垃圾桶、垃圾箱和中转站来处理。在垃圾中转站的设置上应注意便于垃圾清运和处理, 不要使清运垃圾的车辆横穿小区,造成污染的扩散。

总之, 未来住宅建设应推进居住小区产业现代化。推进住宅小区产业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是：建立符合住宅小区产业化的住宅建筑体系；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建立住宅性能综合评价体系等,在住宅小区建设过程中, 以科技进步为核心, 从而全面提高住宅建设质量, 改善住宅使用功能和居住环境。

依据标准：

【1】[根据建设部1999年4月制定的《全国住宅小区智能化技术示范工程建设大纲》（GB/T50343---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