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社会经济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民的社会经济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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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以人身保障为核心的权利体系。《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人身自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安全权，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意义主要在于：人身自由是公民宪法地位的直接体现，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人格尊严是指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它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维护其尊严的重要方面。

住宅是指公民生活、学习的处所，其住宅是否受到保障直接关系公民其他权利的实现。《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住宅的安全权是对公民私生活的空间保护，其范围不仅限于公民生活用的住宅，凡是不经宅主同意、没有法定理由随意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都构成对他人住宅安全的侵犯。

通信自由是指公民通过书信、电话、电报等手段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通信而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它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进行社会交流的必要手段。

社会经济权利

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具有物质利益的权利，它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保障。

社会经济权利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经济权利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表现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社会经济权利以国家权力积极而适度的干预为条件；社会经济权利是宪法遵循社会正义的具体体现。社会经济权利具体包括劳动权、休息权与物质帮助权。

文化教育权利

文化教育权利是指公民在教育与文化领域享有的权利与自由。文化教育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有关教育方面的权利和文化活动方面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与文艺创作自由等权利。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受教育权的内容主要包括：按照能力受教育的权利，享有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受教育权通过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得到实现。

监督权

监督权，是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其基本特点是：监督权是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监督权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监督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体系，由不同形式的具体监督权组成，公民根据监督权客体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合适的方式行使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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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犯罪；处刑；原因；目的；实质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291-02

一、经济犯罪处刑变化的原因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要用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视角去分析问题。我国经济犯罪处刑的变化不是空穴来风，它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下面将对经济犯罪处刑变化的原因作一简要分析。

（一）我国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经济的发展接触越来越多，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由于一开始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采取重刑化的态度，致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颇大的困扰，使一些市场经济主体不敢放开了干，怕触犯刑法。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化的加快，对经济犯罪采取重刑化的态度会严重束缚经济的发展，不对经济犯罪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刑罚又会破会社会主义经济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折中的条件下选择采取改变经济犯罪的处刑，使经济犯罪处刑不断轻化。经济犯罪处刑的变化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人权主义的发展

人权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和主体资格。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在现时代，人权具有全球性话语的地位，人权状况成为评判行为合法性的普遍标准。人权观念得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同，人权制度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法律支持，由此带来当今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的人权事业的大发展。我国也不例外，不但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法律体系，也全面加强国内人权法制保障。把保护人权也写入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中。随着人权主义的发展，对人的生命进行深层次考虑，意识到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性，我国也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于是，全球范围内开始关注刑罚对人的惩治力度，逐步走上轻型化的道路，这对我国刑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必须融入到世界之中。法律国际化的发展促使中国的刑法必须摒弃传统的重刑化思想，接受轻型化的刑法处罚。我国的经济犯罪处刑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发生变化。

（三）国际立法思潮的影响

国际上一种新的立法思潮会对各国的立法实践造成莫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立法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立法思潮的影响。国际上取消死刑，实施轻型化已成为各国法学家的一致观点，尤其是对不剥夺他人生命权的犯罪更应该取消死刑。所以，我国的刑法处罚中也越来越多地取消死刑，轻型化。我国经济犯罪处刑受国际立法思潮的影响不断地走向轻型化，死刑现基本不再是经济犯罪的刑罚，也提升了经济犯罪的标的额。

（四）我国传统的重刑化刑事政策面临困境

20余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重刑化刑事政策。但从现有的社会状况以及逐年上升的刑事审判案件来看，我国并没有有效控制经济犯罪，且通过对相关官方公布的数据分析我们很明显地发现，经济犯罪的发案增长率远远高于刑事案件的整体发案增长率；在经过若干次的严打之后，经济犯罪的高发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此可见，重刑化刑事政策对于经济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理想，我们需要对经济犯罪的刑法处罚进行一定的改观。

二、经济犯罪处刑变化的实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法治文明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犯罪处刑也不断地呈现新的趋势和走向。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之上，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经济犯罪处刑变化的实质所在。只有在充分了解实质的情况下才会明确法律制度的走向和其变化的社会需求性以及法治进步性。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经济犯罪是为了规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在整个刑法中占有重大的比例，这充分说明了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制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颁布之初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较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重刑化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犯罪处刑相当严重。但是秩序和自由自古就是法律的冲突所在，重刑化的处刑非常有利于经济秩序的保护，但是这也会伤害或者抑制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区域合作越来越频繁，抑制经济主体商自由发挥的法律措施非常不利于经济的自由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刑法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不断地进行调整，经济犯罪处刑不断地发生变化。

（二）法治文明化的体现

现阶段体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法治文明程度的标准，除了法制建设的完善程度和法律规范化的程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人民对法律的拥护程度和法律对人民权利保护的力度。我国刑法颁布之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很多的罪都实行重罚，死刑是一个应用比较多的刑种，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我国的法治文明化进程不断加快，与国际法律的发展也逐渐接轨，我国的法治文明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刑法中有很多不与法治文明化相符的内容。为了法治文明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与法律国际化的思潮相吻合，我国便积极出台刑法修正案以达到法治的目的。刑法修正案对刑法法规的修正是我国法治文明化进程的一个很好见证，尤其是废除已不存在的罪名和降低相应罪名的法定性等，充分体现出我国法治的文明化。

（三）权利观念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前进，普法教育的广泛开展使我国民众的法治思想不断得到提升，广大国民开始审视自己的权利，充分认识到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国家公权力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只有在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公民才会积极拥护国家的法律，国家公权力得到很好地落实。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刑法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重刑思想已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法律的牵制。尤其是经济犯罪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刑罚的制裁方式得到很多人的反思，这样的惩治方式是否合乎立法的初衷，是否达到法律制裁的社会目的。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权力和权利的解析更加清晰化，权利观念深入人心。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刑法不断进行修正以达到目的。

三、经济犯罪处刑变化的目的

刑法的应受惩罚性是有一定的社会目的，是为了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惩治经济犯罪是为了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护公私财产。经济犯罪处刑的不断变化是有一定的社会目的和法治目的。

（一）适应经济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刑法是为了保护我国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常运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主体等都会有新的变化。但是，由于法律是对未来社会的规制，在当下法学家们不可能完全预测到未来社会的样子，因此，法律往往具有滞后性。其次，为了人们行为的常态性和稳定性，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法律的稳定性和滞后性有时候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刑法也一样，在某些时候会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理论对此作出调整，改变经济犯罪的罪名、处刑等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保护人权，保障公民的权利

我国的人权发展一直是国际上乐道的话题之一。早先，我国的人权保护确实不及国际上某些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的人权发展也逐步走向新的境地。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也将保障人权写入其中，这说明我国的人权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普法教育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权利观念深入人心。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有时候会先于社会存在而发展，有时候会滞后于社会存在，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也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它的滞后性会侵害广大民众的权利，导致宪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刑法是惩罚犯罪的法律，对公民的权利保护具有终局性，因此刑法必须与时俱进，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促进人权的发展。所以，我国刑法修正案需要对不适合社会发展的刑法法条需要修正，以达到法律保障的饱和状态。

（三）惩治罪犯，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公私财产

依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犯罪必须具备两个本质属性：一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二是应受刑罚处罚性。我国刑法是运用公权力对犯罪进行惩治保护刑法应保护的法益。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中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另一类是中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除此之外，中国刑法分则其他章规定的某些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贩毒罪、贿赂罪，也属于经济犯罪的范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经济犯罪不断呈现出新的犯罪形态，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护公私财产，经济刑法理应不断进行修正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公众对刑法保护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3-14.

[2] 冯军.犯罪化的思考[J].法学研究，2008，（3）.

[3] 庄乾龙.从刑法修正案看经济刑法立法走向[J].研究生法学，2012，27（2）.

[4] 周光权.刑法修改的回顾与展望[N].检查日报，2011-08-08.

[5] 周光权.《刑法修正案（八）》的深度解读[J].中国司法，2011，（9）.

[6] 周光权.经济犯罪死刑应逐步取消[N].新闻中心，201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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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诉性;缺陷;弥补

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权，当今社会分配不平等严重，要想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经济法的可诉性，就要利用救济的手段。公共救济是社会主义形式的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是最有效的救济手段。我国的经济法可诉性的缺陷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损害到公民的经济权利。

一、经济法可诉性基本含义和意义

就我国对经济法权利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经济法的权利，和经济法主体的实有权存在差异，这样才造成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缺陷。经济法把社会公共利益摆在了首位，包括了所有种类的利益形式，同时追求社会公平和维护各阶层基本利益的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但在实际中，市场经济运作中，市场和政府都存在着缺陷。因此我们要明确经济法的诉讼权，从而有依据的去规范市场和政府的行为，保护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二、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存在的缺陷

(一)经济司法的权利不够

我国大多数的司法机关都要受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司法审查制度还不健全。司法和政府是两个系统，司法工作的进行常常受到政府的干预，导致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与司法相矛盾，妨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的进行。经济法虽然有审判执行的权利，但政府却是执行部门，两者不能和谐统一，所以导致经济司法权的权威不高。

(二)经济诉讼权规定不明确

当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或者权利和义务产生矛盾时，公民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讼权的完整上诉程序包括两方面:程序含义和实体含义。程序含义是指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含义是指请求保护民事权益或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公民有权利请求法院同意其特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果。笔者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了解到，针对经济法的公共救济只有在违反刑法的情况下才可以向法院提讼，《宪法》中规定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就是检察院，这不难看出，不仅公民的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经济法的可诉性也被削弱了。

(三)经济司法制度不完善

实行经济法是来解决经济纠纷和其他经济案件的，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发挥法律的作用，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的经济法虽然已经对相关的规定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要求，但是对于一些小的民事纠纷确没有明确规定。当前我国的经济法，其中关于诉讼方面的规定不仅少还很模糊，导致在处理经济纠纷时缺少可依据的法律条例。如果案件是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或者案件涉及的范围超出了法院的执法范围，这个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法院只好采用不予受理或者驳回上诉的办法，这样就损害了公民的权益了。我国应该完善经济制度，还需要建立更加健全的诉讼法。

三、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弥补

经济法可诉性的缺陷是由于我国法制环境的影响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引起的，要想充分的体现经济法的可诉性，笔者认为应该完善法律法规，我们主要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诉讼是对社会冲突进行本质上的司法控制的手段。在社会中，诉讼就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法律，当社会中产生大量的社会冲突时，需要解决手段时，一定的诉讼形式便应运而生了。经济公益诉讼是指:突破传统的诉讼理论，而是针对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允许与案件无关的组织或者个人代表国家违法行为人的诉讼制度。这种诉讼制度就是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国家和社会经济制度，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原告可以使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也可以是行政机关。

(二)明确派生诉讼制度

提起经济诉讼，有很多人认为经济诉讼等同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笔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就是经济诉讼的一种主要类型。此外，经济诉讼还包括派生诉讼，就是当团队利益受到侵害时，而团体怠于行动时，允许团队成员代表团体提讼，例如股东的派生诉讼，就是当公司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时，特别是受到大股东、董事长和其他管理人员的侵害时，公司怠于行动或提讼时，少数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讼。

(三)要在法律的规定中明确经济主体享有诉讼的权利

在今后制定新的经济法和修改原有的经济法时，在法律责任规定中明确经济主体要享有诉讼的权利，要将经济法的可诉性通过明文规定的方式来体现，这样明确的规定才能让诉讼制度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四、结语

经济法的可诉性是其本质属性之一，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经济法可诉性的缺失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广大的经济主体的权利也会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要想更好的去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完善程序法规是必须迈出的一步。这也需要广大法律人的共同努力，笔者衷心祝愿我国的法规越来越进步。

［参考文献］

［1］甄会敏．实现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策略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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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商法；交易安全；研究

前言

民商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针对民商法律中对交易安全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民商法的条款中对交易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通过合理有效的实施，有利于保障商品交易的安全，保障经济建设，构建法治社会。

一、概述

1.什么是民商法。民商法，指的是民法和商法。其中民法当中又包涵了债权法、侵权行为法、物权法、人身权法、婚姻家庭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继承法等各种法律；商法当中又包含了商行为法以及商主体法，涵盖了企业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等各种法律。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有两种体例：一是民商合一，一是民商分立。

2.交易安全概述。如果要对交易安全进行研究，首先要研究民商法在我国商品交易安全当中的真正内涵，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包含了下列四点。第一，交易行为安全问题。指的是交易的过程当中财产权利转移的相关法律行为。交易活动当中，通过法律来规范交易双方存在的交易行为，以确保交易整个过程的安全性。第二，动安全。我们所说的动安全，指的是交易的过程当中会取得的各种新的利益。第三，静安全。我们所说的静安全指的就是国家法律对于公民合法财产进行的保护，使公民合法财产不会在交易当中被任意夺取，要按照我国民商法的各种法律条款来规范其交易行为。第四，保护公民的善意交易。

二、民商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种类增加，交易类型日益多样化。在商品交易中的风险增加更多，这些交易安全的存在，损害了交易主体的利益，同时也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建设。法律具有保护效益，针对交易安全中风险的存在，民商法对商品交易的交易安全进行了保护，同时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补充和完善。下面对民商法中的保护交易安全进行具体研究。

1.民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与交易安全保护。外观主义的目的在于保证交易中的交易公平，保护交易双方的交易安全。在民商法中，外观主义主要体现在票据方面。包括票据的证明力，票据的文义性等。外观主义在交易安全中扮演法律证明的角色，同时也是维护权利的一项重要依据。民商法中外观主义的表现类型主要有：（1）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对动产和不动产的占有是动产的动产使用权的表现，（2）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3）对商事、社团登记的信赖。民商法中的外观主义对交易安全保护首先可以实现交易风险分担。

2.民商法中的公示主义与交易安全保护。公式主义主要是指，将民商事作为主体对于其利害关系相关的利益营业事实要承担公示告之义务的相关法律要求。公示主义的完善对民商发中交易安全的保护往往在下列方面有所体现：第一，民商事登记当中，必须以登记事项公告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严格执行，以确保民商事登记活动的全面性。第二，在以往的交易当中，只往往过于重视公示登记所具备的效力，将公告的效力忽视。进而导致了公示制度所具备的效力并不高，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更加注重制度的相关完善，从而保证公示制度的效力。

3.民商法中的强制主义与交易安全保护。法律可以说是强制的一种效应，能够全面地约束公民的行为。在民商法当中所包含的多个条款均是为了约束公民的财产、商业以及贸易等各个方面的交易行为。公民一旦对这些法律进行触犯，就要依据法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的处罚。例如，在《公司法》的第十九条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由我国国务院授权的相关部门批准之后才能营业。

4.研究民商法当中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民商法当中存在的诚实信息原则，是一种具有平衡性、补充性以及不确定性特征的条款，其中补充性是我国民法中非常显著的一种特征。民商未能当中的诚信原则补充条款与一般的补充条款不同的是：一般补充规定主要是在当事人在相关问题没有任何约定的基础上才会在合同当中成为当然补充条款，但是诚实信用原则下，不管当事人有没有特别的约定，都会当然地成为合同的必须补充条款。诚实守信原则体现了国家干预，它能够促使相关人员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交易质量，保护交易安全。此时诚信原则在补充合同中的具体规定是不足的，但是诚信原则具备较强的强行力，所以当事人不能够以特别约定为缘由将诚信原则适用排除。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探讨，对民商法中保护交易安全的内容有了大致了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易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民商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以后的发展中将会假如更大条款，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确保商品的交易安全。同时，相关人员也应加大研究力度，发挥民商法对交易安全的最大保护力度，促进法制社会的建设和商品交易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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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精神 公共行政 社会公平 公民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并未带来公共行政事业的繁荣，相对的却出现了公共精神的缺失和淡化。在此，有必要重申公共精神，再塑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1]

一、公共行政对公共精神的呼唤

公共行政就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公共行政的效率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行政工作的高效率是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机关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改善发展环境，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升行政效能，提高服务水平的具体体现。行政效率能否提高，直接影响机关、企业、事业管理活动的运行，它制约着社会系统的整体效率。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效率低下成了严重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提高行政效率已成为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2]

公共行政作为公共部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基本方式，公共部门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常常推诿扯皮、相互掣肘；文山会海的大量存在；行政审批程序众多，办事手续繁琐；铺张浪费严重；行政人员不负责怕负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普遍偏差等。这就直接导致公共行政效率长期低下，并制约着社会的良性发展和公共事务的有效进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缺少一种精神，缺少一种公共精神。在当前社会，公共行政呼唤公共精神。[3]

二、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公共行政

公共精神追求的是公民对社会的一种道德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对自己职位与工作的一种责任与忠诚。公共行政作为存在于政治社会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则更要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并把握公共精神的内在价值。因此，基于公共精神之下的公共行政更应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即公共行政的精神。如下文所述：

1.效率精神：公共行政的任务在于高效、经济及公平的组织管理所有具有公共性质的（包括政府、准政府及非政府的）机构。[4]

2.公民精神：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公民权利的行使和公民义务的履行需要，都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公民精神的支撑，公民精神源于公民意识，培育普遍的公民精神，最根本的是要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

3.服务精神：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5]

4.变革精神：囿于时代的局限和公共组织本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与不足，公共行政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政府必须增强变革的前瞻性，敢于直面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强化公共组织的变革能力。

5.公平、平等精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公共行政对公平、平等的承诺都应该与对效率、经济和效能的承诺同等重要。遵循公平平等原则能够把我们同时代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

6.公正精神：公共行政的范围是执行公共政策，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公共机构，不带任何党派偏私的支持公共机构。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而维护政体的利益。坚持公共行政的公正性，将国家的各项事业纳入法制轨道，是我们全体公民的夙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能够长兴不衰的重要保障。[6]

三、倡导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公共行政不但要关注公共权利的运作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7]

1.改善公共权力的运作模式

首先，建立透明高效的公共监督机制，使政府的日常生活和重大决定能够在一个群策群力的环境中进行。[8]

其次，要积极完善公务员的考评和择用制度，以此来引导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理念的转变，让他们树立自己是在为人民做事而非是在为政府做事的观念。

第三，强化政府内部的公共理念，实现由行政管制向行政民主的转变这就要求政府务必时刻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使政府真正的由“官员政府”转向“人民政府”。

第四，积极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反映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贯穿于政策执行的全过程。公民的广泛参与直接制约政府的行为取向，以保证政府行为以公共精神为依归。公共精神本质就是一种参与精神。[9]

2.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各种具体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着眼于构建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

参考文献

[1]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谭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理论与改革》）2002（05）.

[3]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4]郭济、刘东汶.中国公共行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吴爱民、朱国斌、林震.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李贵鲜.公共行政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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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社会两大要素分析

1.法律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大要素是其制度上的保障

从世界各个国家历史的发展变迁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影响上层建筑的结构，社会和政府会分离开来。[1]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发展到当前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自由，政府对其施加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这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市民社会标志着社会发展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和谐度，是社会良好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大利益集团重新洗牌，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局面。当前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种思想观念互相交流冲击。目前我国主流的社会观念是自由和平等，同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不和谐的现象，比如道德败坏和人心浮躁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发展到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冲突爆发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法律在当前的社会管理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对社会的规范性和适用性越来越明显。法律能够解决许多社会利益的冲突，并且其结果能够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当前我国社会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并借鉴了国外许多优秀的法律治理经验，法治社会正在不断发展进步当中。[2]

2.伦理作为市民社会的另一大要素是其道德基础

道德伦理在社会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在社会发展的初期，法律体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主要依靠社会伦理来治理国家。社会伦理产生于文明，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3]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政治的进步，伦理呈现出相反的发展趋势。尤其在当今市民社会中，伦理对公民的约束力显得越来越弱，这是社会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的道德伦理是逐渐丧失的，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都体现出这一点。很多社会学家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且得出相同的结论，即现代社会不断抛弃传统社会的各种美德，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追逐中欲望越来越强，道德被抛诸脑后，为了利益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当前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人们为了追逐经济利益普遍会放弃某些道德准则。所以市民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维持社会的和谐。当然，虽然法律能够起到抑制欲望膨胀和惩罚违法行为的作用，但是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能够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病。[4]因此，无论任何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一问题都需要从市民社会的伦理道德着手，增强公民的道德观念，重拾传统社会的种种美德，并辅之以有效的法律手段，才能约束人们不当的利益追逐行为，保持社会的和谐。以我国为例，政府要推进先进文化的建设，积极宣传我国的传统美德，提高人们的道德自省，保持我国人民良好的道德水平，实现人民行为的约束主要靠道德自觉，而不是法律的制裁，这样才是良性的社会发展态势。

二、现代社会伦理的精神

首先，良好的社会伦理体现出个体的意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到当前阶段已经进入到了市民社会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表现在市民社会的行为主体更多的是个人，而非以往的群体性行为。市民社会的个体遵循其伦理准则，追求个人的幸福生活，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而这一特征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市场经济要求能够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和自由，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自由个体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人格，脱离其原有的群体性特征，拥有个人财产并且能够自由的支配。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个人主体性的发挥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反过来又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意志的发挥不仅有着其经济上的意义，更加具有社会性意义，是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变革。[5]个体主体性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公民能够真正实现对个体的认知，从而进一步探索人类精神的真正内涵。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虽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自古以来比较稳定的社会系统是个体能够在一定的框架内实现和睦相处，个体具有一定的自由，但是不能影响其他个体。因此可以看出，个体主体性的发挥还是要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果个体意志太过伸张，会侵犯其他个体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市场经济需要自由发展，但是要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发展；市民社会的个人精神需要体现，但是要在一定范围内体现。这一范围需要依靠社会伦理来界定，同时需要法律来监督。

其次，社会伦理体现出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公民有其权利，能够使用这些权利进行社会活动。权利表明公民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是社会伦理的侧面反映。[6]公民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当中体现出个体的自由和平等，是社会价值理念的本质反映。市民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公民能够行使充分的权利，能够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和个体性特征，在其过程中获得自身长足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权力和权利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存在。市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民个体拥有真正的权利，国家机器正常的运转需要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因此从利益关系来看，二者集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于一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社会机构和政府机构逐步分化，形成了两类利益群体。市民社会代表着私人领域的特殊利益，而政府代表着公共领域的普遍利益。二者在经过长时间的矛盾与融合当中逐渐达成了某种均衡，即公民一方面努力追求自身的权利，并且尽可能实现权力的制约。从市民社会的变迁过程来看，其发展的态势中一直呈现出权力社会向权利社会的变化。与此同时，公民拥有一定的权利也决定了其必须拥有相应的义务。无论市民社会发展到哪一阶段，都没有绝对的权利和绝对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互为补充的。[7]公民在自由的行使其权利的同时，也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责，确保这一行为不侵犯他人的权益。现代市民社会的伦理不仅高度重视权利的尊严，同时也体现出义务的必要性。假设市民社会缺少了义务的规范，政府将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作用，社会完全依靠公民只行使权利而不遵守义务的方式来运转，这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社会伦理体现出契约精神。市场经济越发展，越需要市场主体能够相互之间遵守一定的契约，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转。市场主体在道德伦理的框架内根据自愿的原则来达成某种合约关系，通过公平的利益交换来实现经济行为或者社会行为。社会伦理体现出来的契约精神本质上要求这一契约行为能够对双方有利，既能获得足够的利益，又能够帮助对方实现某种目的。传统社会中大多数行为都是通过订立契约来完成某一活动，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公民的道德伦理观念相比以往要薄弱很多，而契约是以双方的诚信为基础的，所以要对另一方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够顺利地实现社会或经济活动。反过来看，假设利益双方对彼此拥有足够的信任，那么订立契约是否是一种多余的行为呢？因为契约本身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其实，在社会经济行为中，契约是将诚信具体化和现实化，如果双方能够保证诚信，契约的作用便看不出来；如果双方有一方或者两方都不能保证诚信，契约便能够发挥其作用，能够让违约方承担一定的道德后果和利益后果。

另外，社会伦理体现出民主精神。任何一个社会以及任何一种社会阶段，其主体都是由普通的平民构成的。有了这一前提，对于社会伦理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深刻的认识。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社会伦理作用与广大人民的表现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和高尚的。社会生活会将一切道德观念去掉其表层的光辉，通过世俗的方式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伦理的根本目标并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塑造理想的道德群众，而是让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既自由又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8]当然，这并不是说市民社会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标准，而是强调某种社会精英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实现。拥有超高道德伦理的人是极少数的，将他们的标准应用到广大的普通民众身上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的。市民社会的生活仍然需要返回到其世俗化的层面，这才是民主的真正内涵。因此，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科学的认知伦理道德在市民社会中的应用程度，要转变伦理范式，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真正实现社会伦理的民主化。

三、法律和伦理的动态平衡

1.现代社会的理念是尊重人的个体性，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

人格是构成人这一类社会群体的基本属性之一，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市民社会无论是在法律的范畴内还是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都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和独立，人们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即使有的人较其他人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财富。国家机器虽然确定了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属性，但是不能干涉人的精神世界，否则就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实现人的尊严和独立，必须把伦理和法律相结合，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型的法治社会。政府需要保障独立的伦理价值，没有这一保障，社会经济就难以发展，社会秩序会出现紊乱。市民社会的伦理价值在于它更加追求人在社会中的现实价值和发展空间，是社会发展的长远驱动力，如果人失去了其独立性特征，伦理不复存在，社会也会因此而止步不前。一个良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既有经济的发展，又有伦理道德的发展，人在社会中经济自由，又精神自由，这才是社会的良性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缺少了伦理道德这一重要元素是不能健康发展的，即使有着法律的约束，人类也无法正常有序地生活。市民社会中的人的价值目标包括两大层次。一类层次是比较浅显的，包括财富的增长和生活的现代化等。另一类是更深的层次，包括人的精神和民主化。有了这一层次的追求，社会的发展才具有根本的动力，人的社会行为才有了根本的依托。这两个层次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为了财富和经济发展而牺牲更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否则会造成社会伦理道德沦丧，人们的精神支柱会坍塌，民主意识丧失，这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2.法律和伦理本质上是互不兼容的，一方的发展必然带来另一方的限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完全超越了伦理而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伦理对社会成员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是其原则，伦理手段可能造成交易双方处于不等价交换的地位，因此要用硬性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这一经济秩序。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私法来保障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但是法律的过分使用也容易出现问题。法律虽然在保护私人利益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对社会伦理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性，反而会造成社会群体出现情感上的间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法律实施中不允许伦理的因素出现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法律对伦理产生了明显的排斥作用，这是不健康的社会形态，因为市民社会没有伦理的话，经济活动单纯依靠法律的制约是不能有效进行的，社会行为没有伦理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整体秩序会被打乱，不会再发展。实际上，伦理的社会作用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作用在法律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就会显现。当然，使用伦理管理社会并不是要让法律不发挥其作用，其实二者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平衡来实现互不干扰，共同作用的。

3.法律逐步完善，对公民个人财产和利益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广泛，力度也更大

公民的个体性也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重视和尊重，个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法律保护个人的利益财产不受到侵犯，遵循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保证任何个体都能够拥有同样的独立性，即每个公民在人格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法律的这一终极诉求和伦理价值观念是相似的。任何人不论其财产多少，都有权利追求幸福的生活，乞丐和富翁在身份上是平等的，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伦理观念中他们都是人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不能因为财产的多少而厚此薄彼。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法律和伦理虽然性质不同，作用不同，但是其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虽然法律作用于个体的物质经济方面而伦理作用于个体的精神层面，二者也可以在动态的发展中达成平衡，共同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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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修改宪法；户籍改革；公民居住；迁徙自由权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12-02

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少数公民可以凭借生产要素（资金、管理、技术、土地、厂房、设备等）获得经济收入以外，大多数公民还是要靠双手去劳动以获得经济收入。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由于企业多，工作岗位多，就业机会多，从而吸引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很多农民、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到达就业年龄的未从业人员到这些地区就业，从而解决了这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这有利于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加速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公民尚没有居住与迁徙的自由权，他们虽然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着，已成为当地社会事实上的一分子，但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却不能将自己的户口迁往当地，取得当地户口，从而导致了一方面法定的权利和事实上享受到的权利严重脱节，出现了公民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对当地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就业、就医、福利待遇等社会保障权利，而上述权利却滞留原籍的荒唐局面。另一方面他们在当地从事着“脏、累、危”等低收入职业，在当地暂住要负担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而在原籍地的各种税费一分不少，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他们收入的提高，而且使他们在当地成为人人看不起的二等居民，这和中国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大相径庭，因此在当前实现公民居住与迁徙自由权，消除中国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个经济发展的“瓶颈”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一、当前中国公民实现居住与迁徙自由权的实际意义

1.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实现公民的居住与迁徙自由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生产要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按供求关系自由流动，这也包括劳动力的按需自由流动。在新时期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已锐不可当，因此应当立法，尤其是修改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居住与迁徙自由权明确写进宪法，以确认和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这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是相当必要的。

2.履行国际义务需要实现中国公民居住与迁徙自由权。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人人有权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关于工作自由权的条款也是建立在迁徙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保中国公民享有公约上确认的迁徙自由权应成为中国政府的法律义务。因此，修改宪法，在宪法上确认公民的居住与迁徙自由权已成为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的实际需要。

3.解决中国公民的就业问题也需要实现公民的居住与迁徙自由权。当前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发展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解除户籍制度的束缚，依法实现公民的居住与迁徙自由权，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公民有了迁徙自由权，就可以举家迁往适合自己工作的地方，甚至国外，城里的可以迁移到农村，农民可以迁往城镇，其子女可以随意进城，既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又可以免除歧视待遇，真正实现就业。

4.加快城市（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实现公民的居住与迁徙自由权。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把农村剩余人口向城镇转移，以满足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和人才的需求，因此要想实现十七大提出的上述目标，中国公民如果没有居住与迁徙的自由权，是不可能完成的。

二、如何实现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引发的一种人力资源的涌动和整合。近代以来各国逐步把迁徙自由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列入宪法来加以保护。中国目前在宪法中并没有明确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强烈需要和保护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客观要求，法律的不禁止和宪法保护人权的允诺，使得中国宪法保护公民迁徙自由权成为必要和应当，为此我们要通过建立相应法律保障机制，改革户籍制度等措施来实现公民的居住与迁徙自由权，以消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修改宪法。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改现行宪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认迁徙自由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此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为公民的迁徙自由提供宪法依据。

2.改革户籍制度。与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烈要求相比，中国目前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不大，迁徙限制、户口歧视仍是其主要的弊端然，主要表现为：第一，户口限制极为严格，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向城市，城市间的户口迁移仍受严格限制。已开放的户口迁移仅考虑到亲属关系和吸收人才资金，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一些城市虽向外地人开了一道口，但在背后仍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如北京只允许大学本科以上高科技人才进京，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除北京居民以外，其余的中国公民要想在自己的首都工作生活，就要备受歧视和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从而在北京这个全世界知名的大城市，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将中国公民分为了两等：一等公民是有北京户口的北京居民，他们什么福利待遇都享受着；二等公民是在北京打工生活的没有北京户口的来自国内其余各地的公民，他们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在自己的首都备受歧视，饱尝人间酸辛，这个当今世界是极为罕见的。大多数企业单位招工，仍把户口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硬件，全国各地的情况也都是大同小异；第三，进城农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暂住要负担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但在原籍地各种税费却一分都不少，这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影响了他们收入的提高；第四，城乡社会福利待遇仍有很大差别，这对农村居民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与城镇居民一样，同生活在一个中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具有中国国籍，只因生活在农村，户口不同，从而导致实际福利待遇不同，这是有违大国民概念（在现代社会，大国民概念要求凡属同一国公民一律平等）的。

国外基本上严格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很少对户口迁徙进行行政审批。中国应改户口迁徙审批制为户口迁徙登记制，将居住和迁徙权纳入到公民意思自治的范围。因此我们应对现有的户籍管理法规、规章以及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进行修改，该废除的进行废除。确立与迁徙自由理念相适应的开放性的户籍管理机制。所以，我们应当彻底废除“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建立统一的中国公民户口，消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削弱户籍制度的限制，使户籍恢复其只承担单纯人口基本信息统计功能的任务，最终形成中国公民在境内享有同等待遇的统一户口管理制度。

3.建立违宪责任追究制度。把迁徙自由写入宪法后就要将其作为一项根本国策来贯彻。我们知道，权利的享有，自由的拥有，依赖于其保障措施的落实。如果宪法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机构和措施，公民权利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不过是一纸空头支票而已。因此，迁徙自由不仅仅要写入宪法，而且必须建立违反宪法责任追究制度，也就是当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诉诸司法诉讼，得到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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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发展权核心是农民经济发展权

农民发展权是指作为个体与作为集体的农民自由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权利且享受其发展利益的权利，包括农民政治发展权、农民经济发展权、农民文化发展权和农民社会生活发展权。而农民经济发展权是指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平地占有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经济事务，享有社会经济发展收益的权利。农民经济权益是主体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农民经济发展权也是农民其他发展权实现的基础。农民经济发展权主要包括土地发展权、农民财产权、劳动就业权、劳动成果收益权等内容。农民经济发展权不是农民发展权实现的最终目的，是农民发展权的核心内容，同时是实现农民发展权实现的最重要条件。在人们贫困的所有成因中，经济因素为物质基础性的。人们的经济增长是减少人们贫困的强大动力。因此在我国，广大农民发展的核心是其经济发展，即经济发展权是农民发展权的核心。

(二)农民经济发展权的基石是农民土地发展权

1.农民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是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农地发展权为土地发展权的下位概念。广义上讲，我国农地发展权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条件下, 农民有权利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投向农业生产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其二，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权利主体享有将农用地变更为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其三，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性质，变更为国家建设用地的权利。从狭义上说，农地发展权是权利主体基于农地所有权，从农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而单独处分的权利，也是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它既可和土地所有权合为一体由土地所有者拥有，也可由只拥有土地发展权的非土地所有者使用。在我国，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农地变更为国家所有的建设用地即农地征收，其土地增值收益表现为狭义的农地发展权。因此，农民土地发展权是仅为权利主体之一的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发展权。

2.农民土地发展权是其经济发展权的基石。农民土地发展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表现为对农民收益权和劳动权的补偿。其主要表现为改变土地用途后的土地增值部分，农民凭借其原生产要素拥有者的身份可以参与分享。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是全体人类中的每一个人都享有的权利发展权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为终极理想。发展权的根本则是主体的发展权，因此，发展的本质则是人的发展。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以促进农村发展的核心在于促进农民主体的发展。农民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为其自身谋求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任何主体谋求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客体条件。在我国，一般说来，广大农民拥有的发展资源相对缺少，那么，作为发展利益的客体也相应缺少。农村土地既是农民生存的根本资源，又是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广大农民主要以土地为其发展客体。因此，农民土地发展权对于保护农民的发展权尤其对经济发展权的实现有着奠基作用。

二、农民土地发展权的立法缺失

(一)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宪法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可以得出，一是宪法规定的土地征收补偿内容并不包含土地发展权补偿;二是宪法规定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内容并不包含作为公民财产组成部分的土地发展权。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公民发展权和作为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土地发展权，都没有载入宪法。宪法中公民发展权和土地发展权的缺失状况是产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和权能弱化的深层原因。因此，若农民土地发展权缺乏宪法保护，则农民经济发展权的完全实现将是空中楼阁。

(二)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土地法律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第二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第三款规定：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的是依据农业用途的土地收益，即征地补偿中农民得到的仅为农业用途的农地价值补偿。虽然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案送审稿)》草案明确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将按照公平补偿原则，因征地补偿争议较大，草案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的补偿安置办法。曹宗平研究土地收益分配得出：征地农民得到5%~10%，农村集体组织得25%~30%，政府部门得60%~70%。土地被征收后, 由农用地转变为国家建设用地后的巨大土地增值收益被土地权利主体之外的利益主体占有。由此可见，农地征收中政府对被征收土地的补偿主要为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而缺乏土地发展权的补偿，侵害农民经济发展权的现象十分突出。

(三)农民土地发展权的物权法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由此可以看出，《物权法》也没有土地发展权及其补偿的规定。农地征收补偿只能是农业用途的农地价值补偿。若从另一角度看，这是政府为了公共建设目的动用国家公权力强制部分农民低价转让私人财产。但是原土地权利人对于公共利益原无特定义务，仅由于土地征收行为蒙受损失，是无义务的特定人对于国家所做的特别牺牲，如果仅由原土地权利人负担此种公共成本，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土地发展权的物权法缺失同样阻碍了农民其他经济发展权的实现。

(四)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其他法律、法规及规章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从不同角度规定了农村集体及其成员、其他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从其规定来看，缺乏土地发展权所包含的农民对承包经营地增加投入、增强地力所形成的发展性利益的规定，相应的，在土地征收补偿中缺乏对土地增加投入和增强地力方面的补偿。这不仅影响广大农民对承包经营地增加投入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不利于农民其他经济发展权的实现，最终影响农业发展。

三、完善农民土地发展权立法以促进农民经济发展权的实现

(一)立法明确规定农民土地发展权以促进农民经济发展权的实现

1.宪法规定公民发展权、土地发展权及其主体。首先，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追求, 人权法哲学是宪法法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若对新的人权基本形态不及时提升为一项宪法人权，便有悖于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应规定发展权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使之获得根本法的最高效力，这是农民经济发展权得以实现的保障基石。其次，土地发展权是发展权在土地使用中表现出来的一项财产权，也应获得宪法保护。因此，在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发展权和土地权利主体享有土地发展权之后，才可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具体创立和完善农民经济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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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权利　权力　法治　法律价值

    在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中国的改革和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加快了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真正启动了中国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政治上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经济上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在21世纪的奋斗目标。

    然而，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已成为制约中国法治进程的巨大障碍。

1权利意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    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权利意识是指每一个公民不论存在多大差别，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和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并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依照正当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权利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主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责任。市场主体既包括各种经济组织，如法人、企业，也包括作为自然人的公民。市场主体是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其权利和义务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设定，而不允许有任何人加以侵犯或者非法设定和强加。由于市场经济是追逐利益的经济，所以特别强调权利，如果法律不为市场主体设定并保护权利，市场主体就丧失了权利能力，失去生机和活力，也就没有了在市场中存在的任何价值。市场主体依法享有各种权利，如财产保值增值权、追求经济利益权、自我管理和自主经营权等，享有这些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权责需明确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区别所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以权力为本位，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来组织、管理经济，本应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企业，只是国家的一个生产车间，自身没有独立的权利;另一个应是主要社会经济主体的公民则附属于单位和企业。由于社会参与者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其相应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因而企业缺乏活力和生机，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从国家最初改革国有企业时采取的措施“放权让利”上看，即可真切地看出旧体制下的企业“无权无利”或“少权少利”。而市场经济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经济，市场主体及其一切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交易活动都主要围绕权利或经济利益而运转，企业和个人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不再受政府意志支配、围绕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意志来运转，企业有自己的意志利益，其一切活动都体现着“权利本位”的原则而不再体现“权力本位”。

    所以说，提倡并鼓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并对市场主体及其各种民事权利加以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会产生许多新的观念、新的权利需要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权利内容。市场经济为完善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是使政治权力按法律设定的既定途径运行，防止政治权力的失控和异化，即政治权力的运行不听从或不利于它的主人—人民。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保障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而政治权力的失控和异化，是当前社会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最大威胁。因此，完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2公民权利意识薄弱的历史原因

    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法系，并使之源远流长。中华法系不但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且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任何文化都有缺憾，中华法系也不例外。

   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法律文化强调义务，轻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首先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只重视行为本身是否正当、是否合乎道德要求，而不管这种行为的后果是否对国家、对他人、对自己有利，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对社会、对集体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并设计了理想的中国人模式: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高尚之士。《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与“利”和君子与小人相对照，对“利”的不屑一顾一目了然。晋人傅玄曰:“丈夫忠义于泰山，轻利于鸿毛。可谓仁义也。到了朱熹时代，更是将天理与人欲之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向来羞于、耻于言利，但凡与“利”相关的词汇大多在文意中带有强烈的贬意。以经商为业从中谋利的商人在中国古代历来地位低下，并往往称之为“奸商”。不注重个人权利，缺乏整个社会对合法利益追求的道德性肯定，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未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在近代由于落后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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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迁徙自由 宪法权利 户籍制度 人权

【中图分类号】D63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079（2008）10-0194-01

迁徙自由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迁徙自由源于维持生存的自然权利,有助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但迁徙自由在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中尚未作出规定,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阐述。

一、迁徙自由的含义

（一）国际公约和条约中的迁徙自由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在一国境内有自由迁徙择居之权。”“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并有权归返其本国。”

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二）我国学者对迁徙自由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迁徙自由是指自由的在国内迁徙的权利，依法出入境的自由。”[1]。

“公民的迁徙自由亦即迁徙权，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是指公民在本国境内享有离开原居住地移居异地的自由”。[2]

“迁徙自由，就是选择居住的自由”。[3]

“迁徙自由是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在国内任何地方有自由迁徙和定居的权利，以及出国、移居国外和回国的权利”。[4]

“迁徙自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任意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和定居的权利”。[5]

二、在宪法中恢复迁徙自由的必要性

（一）在宪法中恢复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7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无迁徙自由，即等于无劳动力市场。”[6]迁徙自由通过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实现人尽其才、安居乐业的终极价值，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在宪法中恢复迁徙自由是法治现代化的要求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7]

（三）在宪法中恢复迁徙自由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迁徙自由权不仅成为国内法所普遍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权利,而且成为国际人权和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人权之一。

我国已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约定必须遵守”的古老法律格言,我们既然签署了这两个公约,就必须遵守这两个公约,在宪法中确认迁徙自由权,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四）在宪法中恢复迁徙自由是保障人权的要求

人身自由被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迁徙自由作为人身自由的组成部分也自然是一项基本人权。

“迁徙是用脚来投票”,迁徙自由,赋予了人们移居他处的权利。

迁徙自由本质上是一项平等权，它为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提供了保障。平等原则是现代民主和文明的标志，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三、保障迁徙自由权的途径

（一）在宪法中确认迁徙自由权

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在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突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便我们实现这种自由权利的能力很低,但它不仅仅具有现实的一面,更具有价值的一面。迁徙自由权是宪法基本权利,是任何一部现代宪法都无法否认的。”[8]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当其受到其他法律侵犯时,可裁定该法律失效。[9]宪法确认迁徙自由也即意味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得以实现。

(二)改革户籍制度,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

中国原有的户籍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身份制度,通过把户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来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人为地制造“不平等”。

在新的《户籍法》中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从而实现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总之,建立与迁徙自由理念相适应的、开放性的、城乡统一的以公民身份证为准的“一卡通”户籍管理模式，彻底打破二元户口界限，消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确立公民迁徙自由权宪法保障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2] 岳智明：《我国宪法应恢复迁徙自由》，《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4] 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5] 杜承铭：《论迁徙自由权》，《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

[6] 徐显明：《应以宪法固定化的十种权利》[N].南方周末，2002-3-14.

[7] [希腊亚理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