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融资融券负债偿还规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调整融资融券负债偿还规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进入6月，沪指终于轰轰烈烈地站上了5000点，造成这轮上涨的因素有很多，不过却有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融资融券余额屡创新高是牛市的最大动力。所以，现在，你要是还不懂融资融券是什么，你就out了！

基础篇

何谓融资融券？

融资融券交易，又称信用交易，分为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通俗地说，融资交易就是投资者以资金或证券作为质押，向券商借入资金用于证券买卖，并在约定的期限内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融券交易是投资者以资金或证券作为质押，向券商借入证券卖出，在约定的期限内，买入相同数量和品种的证券归还券商并支付相应的融券费用。

总体来说，融资融券交易关键在于一个“融”字，有“融”投资者就必须提供一定的担保和支付一定的费用，并在约定期内归还借贷的资金或证券。

谁可以进行融资融券交易？

按照我国对融资融券交易的规定，在证券公司的账户里拥有50万元资金，并需开户交易18个月以上的客户才能参与融资融券，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融资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50%；当融资融券保证金比例为50%，且担保物全部为现金时，融资融券杠杆比例达到最大倍数3倍。若担保物包含可充抵保证金证券时，担保比例要低于3倍。同时，客户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130%。当客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130%时，应当通知客户在约定的期限内追加担保物，期限不得超过两个交易日。目前，证券公司给出的杠杆系数最低为一倍，更多的是1.2～3倍。

在哪可以进行交易？

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必须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而且证券公司对其下属营业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也有资格规定。因此，投资者须到具备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如国泰君安、国信证券、中信证券、光大证券等。

好了，弄懂上面的三个问题后，投资者则可向具备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交融资融券业务申请，经证券公司对其进行征信并授予信用额度后，即可与证券公司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和风险揭示书，开立信用账户并转入足额担保物。在办理完上述相关手续后，投资者即可开始进行融资融券交易。

操作篇

以投资者小王的操作为例，小王在信用账户开立成功后，将自己普通证券账户里的资金和证券划转至信用账户内。小王转入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为现金50万元和证券A市值100万元，假设证券A的折算率为70%，此时，小王信用账户内的保证金金额为1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70%=120万元）。

证券公司根据小王转入信用账户内的现金、充抵保证金证券的情况以及小王的信用等级，经评估后，分别授予了小王的融资额度100万元和融券额度为150万元。

至此，小王可以开始融资融券交易了。

小王的融资交易（为简单起见，假设融资保证金比例为60%，不考虑佣金、融资利息和其他交易费用）

经分析判断后，小王选定融资融券的标的证券B进行融资买入，如果证券B的买入价格为10元/股，小王可融资买入证券B的最大数量为10万股（100万元÷10），小王融资买入了10万股的证券B。[注意：虽然按照融资保证金比例，小王最大可融资买入的金额为200万元（120÷0.6），但是按照交易所的规定，投资者可融资买入金额应按照取保证金可用余额计算的可用融资金额与证券公司授予可用融资额度两者孰低的原则，小王实际可融资买入金额最大为100万元。]

在融资买入成交后，小王与证券公司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其融资负债为融资买入证券B的金额100万元，资产为50万元现金与证券A、证券B市值的合计数。

如果证券A的价格不变，证券B的价格下跌至9元/股，则小王信用账户的现金和证券市值合计为240万元（现金50万元+100万元证券A+9元/股×10万股证券B），维持担保比例约为240%[维持担保比例=（现金+信用证券账户内证券市值）/（融资买入金额+融券卖出证券数量×市价+利息及费用总和=240万元÷100万元=240%]。

随后一段时间，证券A的价格始终未变，证券B价格连续上涨，某天证券B价格上涨至14元/股，小王决定获利了结，在当天以14元/股的价格将信用账户内的10万股证券B全部卖出，所得价款140万元中的100万元用于归还融资负债。归还债务后，小王信用账户资产为190万元。通过此次融资交易，小王获得了40万元的盈利。

小王的融券交易（为简单起见，假设融券保证金比例为60%，不考虑佣金、融券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

在融资交易获利后，小王感觉短期内大盘有可能会下调，所以他在证券A略微上涨后，立即卖出了信用账户内的证券A，所得价款105万元，此时，小王信用账户内的资产为现金195万元（信用账户内现金90万元+卖出证券A所得价款105万元）。

经分析判断后，小王选定融资融券的标的证券C进行融券卖出，在融券额度150万元的范围内，小王可融券卖出的最大金额为150万元。证券C的最近成交价为10元/股，小王以此价格融券卖出，融券卖出的成交数量为15万股（150万元÷10元/股=15万股）。

至此小王与证券公司再次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其负债为融券卖出证券C数量15万股，负债金额以每日收盘价计算，账户内资产包含融券卖出冻结资金及信用账户内原有现金，小王此时信用账户内的现金为345万元（账户内原现金195万元+融券卖出所得价款150万元）。

若证券C当日收盘价9.5元/股，小王的负债金额为142.5万元（9.5元/股×15万股），维持担保比例为242%。

随后一段时间，证券C的走势与小王的预测正好相反，价格连续上涨，小王却相当自信，始终等待着证券C的下跌，但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证券C的价格却一路高歌向上。直到某天，小王接到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的电话，提醒小王该笔融券债务马上就要到到期了，希望小王在到期前归还债务，否则证券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将进行强制平仓。此时，证券C的价格已达到13元/股。

小王在收到电话通知后的第二天，无奈地了结了该笔融券债务，在第二天以12.8元/股的价格买券还券15万股。买券还券成交后，小王的信用账户内融券负债清偿完毕，资产为现金153万元（345-15×12.8）。通过此次融券交易，小王损失了42万元。

通过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小王深刻体会到了融资融券是一把“双刃剑”，如交易方向判断失误或操作不当，则亏损可能相当严重，参与其中必须谨慎。

风险、监管篇

作为普通投资者，在对市场走向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应谨慎参与融资融券，注意规避以下的风险。

杠杆效应放大风险

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可以扩大交易额度，利用较少资本来获取较大利润，这必然也放大了风险。投资者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既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又得承担新投资股票带来的风险，还得支付相应的利息或费用，如判断失误或操作不当，会加大亏损。

担保能力及限制交易风险

单只或全部证券被暂停融资或融券、投资者账户被暂停或取消融资或融券资格等，这些影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

此外，投资者也可能面临由于自身维持担保比例低于融资融券合同约定的担保要求，且未能及时补充担保物，导致信用账户交易受到限制，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强制平仓风险

投资者在从事融资融券交易期间，如果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清偿债务，或上市证券价格波动，导致日终清算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警戒线，且不能按照约定追加担保物时，将面临担保物被证券公司强制平仓的风险，由此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

证监会监管趋严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去年7月初，大盘在2000点徘徊时，两市两融余额稳定在4000亿元左右，之后用了102个交易日，实现倍增至8000亿元，到去年年底，两融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此后不到五个月时间，两融余额突破2万亿元关口，11个月的时间两融余额增长5倍，增速高达400%。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4日，两融余额合计21723.35亿元，其中融资余额21645.92亿元，融券77.43亿元。

总量如此超常暴增，催生的是市场巨大的泡沫风险。而这也让监管层对两融业务提出要求，要求加强两融业务风险管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初始保证金比例，标的证券管理等手段，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

事实上，近期一些券商已经在收紧两融业务，两融余额增速减缓。

5月26日，南京证券率先实施了信用账户集中度管控，提出投资者有未到期的融资融券负债，所持有的单一证券市值占信用账户证券总市值的比例不得超过70%。

5月28日，海通证券将全体信用客户的融资融券保证金比例上调5%。

华泰证券和民族证券分别自6月4日和6月5日起，对客户信用账户持仓集中度同样采取分级控制措施。其中，民族证券维持担保比例在200%以下的客户单一证券持仓比例，由不得超过80%调整为不得超过70%；融资保证金比例及融券保证金比例由75%调整至80%。

……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6月5日表示，为促进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发展，证监会正在对两融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则进行修订，条件成熟时将按照程序向市场征求意见。

一些机构投资者担心，一旦券商两融业务规则出来，对A股的抽血效应明显，A股可能在去杠杆过程中遭遇资金面压力。

但一些市场人士认为，受到净资本规模的限制和出于风险考虑，目前两融规模正日益接近天花板，随着越来越多的券商限制融资买入标的和融资规模，监管正式出台两融业务规范，杀伤力不会太大。换言之，也许并没有投资者想象的那么可怕。

Tip 关键术语

标的证券――可作为融资买入或融券卖出的标的证券，其中包括：符合上交所，深交所规定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其他证券。

折算率――充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在计算保证金金额时应当以证券市值一定折算率进行折算。

保证金――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充抵保证金的证券。

维持担保比例――指客户担保物价值与其融资融券债务之间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维持担保比例=（现金+信用证券账户内证券市值）/（融资买入金额+ 融券卖出证券数量×市价+利息及费用）。

篇2

证券借贷，又称融券，即一方以自有资金或者证券资产为担保向另一方融通证券，到期归还所融证券并支付一定费用的交易活动。20世纪60年代，融券已在发达国家形成专门的业务种类，之后由于70年代开始的“衍生革命”和80、90年代新兴资本市场的兴起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我国场外债券市场流动性偏弱的情况下，探讨债市融券机制的基本框架，以此促进债券市场功能发挥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引入融券机制的重要性

一、从微观层面说，融券适应了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

一是便利结算，提高结算的安全与效率。融券的最初动机正是为了及时完成交割的义务，防止交割失败。

二是便于实施新的交易策略，改善风险管理。例如，假设某种普通债券剥离出一组零息债券之后，套利者初始并不持有债券，他会随时比较原债券价格和零息债券组的总价，发现前高后低时，就卖空前者并买入后者，实行对冲操作。上述操作过程通常需要融券才能完成，这样融券就支持了债券本息剥离品种和套利策略。随着债券工具和衍生方式的发展，融券机制就越发重要。

三是便于提高融出方的收益。首先可以获得融券费，对于打算长期持有债券的投资者来说，盘活了持有的存量资产。如果融入方提供保证金等资金担保，那么还可以将担保资金进行再投资，获取进一步的收益。正因如此，到19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大多都完成有关立法，批准养老基金加入提供融券、提高收益的行列。

二、在宏观层面，对整个资本市场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

一是提高市场流动性。国际清算银行与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BIS-ISOCO）的一份报告指出“融券市场是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证券、资金和衍生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和灵活性。融券活动将成为市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融券发生后，融入的证券又被投放到交易市场中，融出获得的资金担保又可购买额外的品种，比如货币市场工具和其他固定收益工具。这样融券交易中的两个部分——融入的券和担保品再投资为资本市场注入新的券或者钱，本为支持交易的融券增加了资产供给，这便于市场定价和交易结算的效率，从而帮助市场交易流动更加平滑，从而增加了市场流动性。

二是通过支持套利、卖空等交易策略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在均衡定价模型中，要求市场出清，资产持有量可以为负，即存在卖空；在无套利模型中，要求市场交易迅速有效，实际上需要套利活动来实现。这些金融都隐含对融券的要求。通过融券，新的交易策略得以实施，大大丰富了市场交易，并增加了各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促使价格及时恢复均衡或者价格发现。

三是提高市场投资者信心。交易平稳能给投资者以信心，相信交易失败的风险或者市场阻塞的风险更小，进一步刺激交易规模扩大和机制深化，实现良性循环。

三、从我国债券市场的实际看，引入融券机制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需要

融资融券本是市场结算需要的一对机制。融资机制比较顺畅，但融券机制还非常薄弱，明显存在一个不平衡。做市商的活动得不到融券的有力支持，市场流动性的提供。特别是预期市场下跌时行缺乏较好的做空机制实现手段。现有卖断式回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融券，但是由于必须使用现金抵押和双边安排，使得融券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

国际融券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全球化进一步加深。

20世纪90年代，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主要机构活跃于多达几十个市场，市场参与者更加全球化。多币种质押的使用逐渐增多。欧亚投资人开始通过全球托管人管理不断增长的融券投资。融券市场自由化和新参与者的加入加剧了市场竞争，导致费率下调，交易上升，收入增长。

融入方也推动了融券的这些发展趋势。跨国公司的资本投资活动增长，证券公司参与自营交易的意愿也在增长。自营交易者改良交易策略并运用于发展中市场。亚洲金融危机前，融券市场增长最大的是远东和新兴市场。

融券全球化还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证券市场。某些新市场放松了融券的限制，并制定了正式规则。欧洲一体化也大大刺激了回购和融券的发展。消除汇率风险，统一行业标准和基础设施支持。

二、金融中介加速整合

托管银行和经纪商的整合，模糊了融券市场中机构之间的界限，集融出业务、自营融券业务、作为托管人或第三方托管进行的清算结算业务、代客融券中介业务于一身。由此带来非充分竞争和信用，进一步刺激了降低结算头寸风险的动机，更倾向于在回购中使用中央对手方，允许多边净额结算。

三、融券中介发生变化

托管机构向机构投资者提供融券作为增值服务的时候，一些机构投资者可能认为此种安排不一定高效。大批融券中介发展起来，促进融券市场的高效和创新。一些融券者建立了自己的直接融券业务，服务和规则更加灵活。

另一个选择是和经纪公司签约，融出者授权经纪公司获得融券收益，自己获取保证的收益。这就建立了与经纪公司之间的信托关系。好处是固定收益，有确定现金流。不利在于信用风险集中于经纪公司一家。也有融出者使用第三方机构（专业做市商），获得个性化服务，不必排队和签订大批托管协议等好处。

当然，托管银行在融券市场的作用并不能完全被取代。融券活动的增长，跨境业务的增长，全球托管银行的规模和范围经济，都使得托管银行作为融出者继续占有相当份额。即使融出者把融券从托管脱离出来，托管银行仍然承担不可分割的操作作用，因为所有融券指令必须通过托管银行。

四、主经纪商崛起

融券增长的一大因素是主经纪商使用的增长。许多对冲基金、较小的经纪商和投资公司不能直接获得托管机构的可融证券，因为后者严格的借券资格规定。作为一项扩大的支持业务，大经纪所愿意支持，作为主中介，为这类机构提供融券通道。这样对冲基金交易增长，也带动了融券市场增长。

五、新产品结构涌现

回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经纪商用于融资工具，特别是在三方回购安排。当用于融券时，回购也有市场。但是回购用于融券也有一些局限。在许多国家，它的法律基础不足或者需要立法改革。缺乏行业文件的标准规范，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最近创造出新结构，与融券的经济效果相当，但不涉及证券的实物交换，作为表外业务处理。比如总收益的互换、现券交易附期权，运用期权的复合多头持有，益差互换，股本互换等。这些对交易者具有吸引力，可避免证券结算操作负担，规避融券面临的税务障碍，有效资本利用，扩大交易主体，让更多的公司有机会获取融券收益。

国际中央托管机构的融券服务

一、美国托管结算公司（DTCC）

其子公司DTC本身不提供融券，也不提供担保，但为成员及其客户之间的融券提供便利。一方可以通过簿记系统融券，进行纯券过户（FOP）或券款对付（DVP）。DTC的支付指令服务还为因为融券市值调整而进行的资金支付提供便利。

子公司NSCC作为中央清算方，则为完成清算需要融入证券，提供所谓融券计划（Stock Borrow Program）。具体过程是：

（1）确定资产池。每个工作日晚间早些时候，凡是系统结算成员都可以通过联網向NSCC提交可以融出的证券名单。

（2）选择待融入的证券。次一工作日的清晨，连续净额系统（CNS）进行第一阶段的清算。之后NSCC在尚未偿还的债券义务中确定需要优先偿还的义务（即此时CNS系统出现临时性的债券不足）。NSCC为完成结算，准备向成员融入该券。

（3）选择融出方。当同一种证券有两个或多个成员可以提供时，NSCC按照一个算法确定优先顺序，该算法要综合考虑随机系数、成员的平均可融券额和交纳的清算费用。当第一优先位成员的证券全部借出后，才考虑第二优先位成员。

（4）账户处理。所融债券头寸记入该成员的融券子账户中（CNS系统特别设定的账户），从而保证融券的安全。同时在该成员的CNS资金账户中贷记（增加）债券全价。这部分资金隔夜可以使用，成员可收取隔夜利息。NSCC不收取任何回扣。即融券费率约等于隔夜利率。

（5）融券活动报告。每早，NSCC向成员提供。成员如发现融出债券（因为客户资产隔离的要求）需要收回，可向NSCC请求。NSCC将券从融券子账户移到可用账户，贷记金额取消。

二、欧清银行（Euroclear）

欧清提供三方融券机制（TSL）。平均每天融券85亿欧元，涵盖26个国内市场债券和32种货币的国际债券。该融券机制由欧清提供担保，与结算过程整合在一起，使融券数量与需要完全匹配。分为日终自动隔夜融券或日间批处理时临时融券两种。为交割服务，一旦发现券不足就进行融券。合格证券放入资产池，根据标准程序对融券数量进行分配。借贷双方屏蔽匿名。

（1）资产池的选择灵活多样。可包括或者排除若干证券；可临时提取；可规定融出比例；可选择在交割指令和公司行动时降低可融出证券数量；并可随时更改。

（2）信用限额管理和抵押管理。融入方必须具有欧清的信贷便利，签署标准的欧清信贷文件，包括融券信贷补充条款。融入证券的价值不得超过信贷便利的一定比例。抵押管理。融入证券时，提供同时、不可撤消的抵押。抵押有一定的折扣（haircut），每日动态评估抵押价值，变动额体现在资金可用余额的增减上。

（3）融券担保。欧清银行不是对手方，但是一旦证券交付，就提供担保和收益分配。担保包括证券本息、违约补偿和融券费用。出现违约时，欧清将尽可能归还证券或等值补偿，同时拍卖融入方提供的抵押品。处理上，作为或有债务记账，并按巴塞尔原则提取资本金要求。

（4）低风险。资产池不含短期票据、私募证券和认股权证等。因为实行可替代的资产池安排，按比例分配，且融券期限很短（日间或者隔夜），融出方的风险头寸很小。融出方免受信用风险，因为欧清提供担保。融出方也免受再投资风险，因为融出方获取固定的融券费率（较回购利率为低），而不是现金质押。融出方可在日间得到偿还并自由支配。

（5）综合报告。像融出方及时提供，包括：可融出余额、融出价值、融券收入、收回融券的通知、影响融券的公司行动等。

三、明讯银行（Clearstream）

明讯本身不参与融券，即不是融券对手方，但提供五种融券机制：自动融券机制（ASL）；集团发起的自动融券机制（FAB）；战略融券机制（SSL）；一对一融券机制（FCL）；分立信托融券机制（STAL）。

融入方的条件包括（1）签署至少一个融券安排协议；（2）总的借贷额不能超过信贷限额；（3）账户上质押品充分；（4）目的券符合融券计划规定的证券范围；（5）目的券融出方应与融入方同属一个融券安排协议。

ASL目的是减少结算失败。通过明讯完成。可以在日间或各业进行。融券的开始和结束伴随结算过程完成，自动参数化管理。融出方应将合格证券处于自有状态，即该券不承担交割义务或质押义务。FAB是专为德国市场服务的自动融券机制，仅在日终进行，明讯作为双方。

自动融券机制下，排除监管当局公开排除用于融券的、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券种。包括：各货币的简单债券，可转换债券，附认股权债券，浮动债券，零息债券等。明讯不是中央结算方（CCP），但是融券安排由辛迪加集团提供担保，融入券方向辛迪加提供质押。当融入方提出融券要求后，结算系统开始检查可融券种的总池。当融券安排计入系统后，系统将分配给一个或多个融出方。

战略融券机制（SSL）是为适应客户的长期交易策略，它要求参与者的指令干预。开始和结束融券的决定需要参与双方参数、标准的一致，这些标准都储存到SSL系统中。此种融券只有在正常的交割条件完成后才计入正常的结算过程。

一对一融券机制下。不但要符合同样的标准和参数化，还要融出方的公开同意。还有专为德国市场设计的一对一融券（FCL）。

在战略融券机制和一对一融券机制下，没有结构担保，质押品直接由融入方交给融出方。融券条件可以定得更细，融出方可指定融入方和融出限额，双方身份公开。在交割完成后发出通知。

分立信托融券机制（STAL）基于德国的监管框架设计，是专门针对德国共同基金的安排，使得基金可将多个客户分立账户下的信托资产集中起来，向某一单个融入方融出，最高融出比例可达100%，从而实现资产最优化管理。明讯为融券双方提供全面的管理、结算和通知业务。

我国融券机制的设计思路

一、排除政策性障碍

1989年G30组织在关于清算结算系统的报告中，敦促政府和监管者为证券借贷提供便利，以便降低交易失败的比例。2001年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联合出版证券结算报告，其中又提出应当鼓励富有流动性的融券市场，妨碍融券市场和发挥作用的障碍应该尽可能排除。

这些政策性障碍在我国表现为和监管的限制，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融券是违法的，银行间市场规定“参与者不得从事借券、租券等融券业务”，总体上禁止融券和卖空。如果将来允许融券业务的开展，还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障碍：（1）税收政策，税务当局对融券增收交易税；（2）标准，担保品是否必须在资产负债表内反映以及什么情况下在表内反映；（3）监管法规，可能对用于借贷的券种、数量、对手方、担保品类型作出过于狭窄的限制；（4）法律依据，特别是对破产情况下的处理方式和融券交易双方权利义务可能规定不清晰。现实的选择是适应市场活动的需求，清扫对融券不必要的限制。

二、考虑融券的技术性特点

融券与融资都是证券市场平滑运作的必要机制，但是融券相比更为复杂。首先是标的性质不同。融资的标的是资金，一般均为银行信用货币，具有同质性；融券的标的则是特定的证券，每一笔融券具有异质性。其次，受市场不同。单笔融资不会因为市场流动性不足达不成交易；融券则由于特定券种数量的有限性和分散性，可能不能达成。再次，实施途径不同。融资途径多样，参与者可以通过拆借、回购从非特定的对手方方便地获得，甚至国家支付系统也有自动质押融资的安排；融券一般不由货币当局提供，一般要通过专门的市场机构安排。

三、注重风险控制

融券机制也存在若干风险点，在参与者微观层面，主要是借贷风险和再投资风险。

借贷风险，含对手方风险、质押风险和结算风险等。对手方风险的来源包括：结算自作主张，融出券方本身没有意愿，导致融入券方提供担保品后不能及时获得目的券；融入券方不能及时提供追加担保；破产或违约；以及操作失败。质押风险指担保品清算价值不足以补偿融出证券的价值和融券费。结算风险产生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方未参加证券行业保险、国际法律差异、融券转手第三方等。

再投资风险，含基差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基差风险指担保品利率与融券利率之间不匹配，导致利率波动后基差改变。信用风险指融券的信用等级低或者融入方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指融券期间市场利率发生变化。

有数据指出，借贷风险只占全部风险的20%，再投资的市场风险占80%.

当微观风险积累到一定量时，可能会发生宏观风险。一是因结算失败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市场拥塞，例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产就警示了许多基金过量使用融券和回购放大杠杆效应的风险。二是规避管制。在亚洲危机冲击中，大量的对冲基金运用融券市场避开资本管制，脱离宏观当局的监管。

融券的风险控制基本措施包括：对参与融券的对手方进行信用评估，降低信用风险；规定担保品的品质或等级要求，防止担保不足；在可能的条件下对风险头寸和担保品实行逐日盯市管理；签订标准的法律协定，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在放宽机构可以融券、卖空的同时，通过外部加强立法、执法力度，机构内部加强自控管理，限制和惩处可能发生的不法行为。

四、融券服务机构的选择

提供融券的途径可以细分为几类：一是不特定的对手方，通过自行谈判达成；二是底层投资者（lowtier 　investor）与其托管银行（custodian bank）或者经纪公司进行的融券；三是成立专门的证券融通公司；四是通过中央托管机构安排。

债券中央托管机构的客户涵盖了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和大部分交易活跃的企事业法人，各项制度发展健全；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托管银行、经纪公司或者融通公司等机构发育都不完全，中介功能发挥不充分。因此采取通过中央托管机构安排的融券机制是最安全和便捷的渠道。一般认为在中央托管机构建立之后，即便通过前三种途径实现融券，也必须依托中央托管机构实现才能保证安全。

融券机制对我国中央托管机构提出的要求

一、总体要求

融券活动与托管结算互为促进，为托管结算机构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对证券借贷机制持积极鼓励和推进的态度。

证券借贷机制对托管结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一，多数情况下证券借贷正是为现券交割服务，证券借贷的交割比现券交割的时间性要强。其二，证券借贷涉及两次交割，对券款对付（DVP）和券券对付（DVD）有迫切的需要。其三，证券借贷期间，涉及的证券付息要由券的实际控制方转移给原拥有方。对质押券而言，付息由受押方向出押方支付；对融券而言，付息由融入方向融出方支付。

上述过程有许多手工操作，容易延误和失误，成本又高，客观上需要自动化处理，特别是托管结算机构的技术处理升级。

二、中央托管机构提供融券安排的基本原则

无论采用何种途径，中央托管机构要发挥作用，必须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一是中央托管机构本身不参与融券交易。因为中央托管机构既没有融入券的需求，也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自有证券提供融券，而且中央托管机构以自有证券提供融券在法律上是否得到许可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是开辟独立的融券安排。虽然融券也可以通过买断式回购的形式加以安排，但是我国规定回购利率不得为负，使得通过回购形式的融券安排不能合理给出成本补偿，且混淆了融资驱动和融券驱动两个市场，不利于市场统计和监控。

三是多边自动融券与双边融券相结合。在双边融券中，融券双方的身份是公开的，融券的条件也可以规定得比较细腻，中央托管机构的作用是提供系统终端支持和债券辅助维护管理；在自动融券中，融券双方互相并不知晓，融券的条件由融券主协议规定，中央托管机构除提供双边条件下的服务外，还要在主协议中体现第三方委托管理的特征，提供债券资产池和收益分配管理。

四是融券成交匹配要公开与匿名机制相结合。所谓公开机制是对手身份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表示融券方向和意愿，采取谈判报价原则；匿名机制是指表示目标券的选择方向和意愿，采取竞争报价原则。之所以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是因为单由中央托管机构提供的融券安排，很难穷尽市场上所有得融券需要，只有通过多个标准化的选择尽最大可能、最大范围实现融券的便捷性。

三、托管结算机构可以提供的相关服务

一是证券借贷的自动匹配。采用匿名或者屏视披露的形式通知匹配成功。

二双边自主融券。单独开辟融券选项，分配程序代码，以便实现券券对付（DVD）和券款对付（DVP）；一次性借贷两种以内的债券；保证金和保证券选项；融券的中止与展期；保证金和保证券的调整或者更换。

三是自动融券机制。需要建立可融券资产池，建立收益分配规程，单独提供自动融券选项；资产池的选择和自动收益分配；质押券的确定，技术上要实现识别和跟踪融券的功能。

四是券券对付（DVD）机制的引入。质押置换和债券互换是该机制重要的。

五是集中证券净额清算。可以减少证券簿记转移和对手方风险。即使托管结算机构不是中央对手方，也可以提供结算担保，但必须建立严密、可信、公开的损失赔偿机制和风险控制。

六是信息服务。把证券借贷活动和其他交易形式作区分，统计分类汇总。

七是市场监控，避免证券借贷的滥用。重点在设计程序和指标监控逼空等市场操纵行为。

四、其他细节条款的设计

关于法律关系，融券各方必须签立融券主协议；应建立融券规则，在现阶段，应明确除非特别约定，中央托管机构一般不是中央结算方，以免除风险承担。如果适用中央结算方，则必须缴纳结算担保基金。

关于资产池的确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托管机构扮演着“债券银行”的角色，和存款银行一样可能面临着存款不足和存款挤提的。设想对融券机制不利的市场情况，比如：（1）融券方不能从债券池中获得急需的债券。这一般发生在单边市场中，各方预期趋同，有可能导致违约；（2）债券池中的某债券已经融出，此时债券原所有人又要使用，可能导致阻塞。对此，中央托管机构必须进行妥善的资产池安排，如可以规定：（1）系统处理的逻辑前提是接收到融券的请求，而不是是否交割失败，并且系统也不保证能够完成融券需求，但应回复通知；（2）资产池由融出方逐个输入可以融出的债券和数量，并输入存入债券池的时间，在此期间，不得要求收回债券，默认为1天；（3）限定融券的对手方等措施。

关于费率选择，融入方一次支付，至少包含两笔费用，一笔由融出方获得，一笔由中央托管机构获得，分配比例根据中央托管机构订立的规则确定。上说，由于所融债券大多为持有人的闲置证券，因此要求费率较低。从融券方角度，捕捉债券价格的微小变化也比较困难，因此融券费率不宜过高。根据场外市场（OTC）融券的实践，融券费率在1%左右，可资。

关于融出方的确定和收入分配。如上所述，大致有两大模式：美国随机模式和欧洲平均模式。随机模式下，把成员的可融券额、交纳的结算费用与随机系数结合起来，计算结果从高到低排列，得到分配优先次序，用完第一位融出方的可融券仍不足时，才考虑第二顺序，依次类推。其优点：一是公平性，随机系数保证同等条件被选中的几率相同，鼓励融出方参与的积极性，而融券机制的有效性有赖于大量融出方的有效参与；二是兼顾成员对融券机构的贡献，提供可融出券越多、交纳结算费用越多的成员，其融券获利的机会越大；三是提高结算机构的效率，因为融出方确定，且数量有限，无论是日常簿记、通知还是融入方违约清偿的操作成本都较小。在欧洲平均模式下，各融出方的可融券放到一个资产池集合，不分彼此，收益按照各自提供券的比例同比例分配。其好处：一是更加突出公平，刺激小额融出方的参与积极性；二是单个融出方被占用的证券数量较少，中途想取回融出券而取不到的几率较小。但缺点是结算机构负担加重，一笔融券业务可涉及上千融出方，正常簿记和报告、违约清偿时条件的谈判可能相当繁琐。我国融券收益分配机制可借鉴美国随机模式。

参考：

[1] Clearance and Settlement Systems in the World‘s Securities Markets （Group of Thirty， 1989）。

[2] ISSA Handbook， 3 volumes （ISSA， 1994）。

[3] Frank J. Fabozzi， Securities Lending and Repurchase Agreements， New Hope， Pennsylvania， 1997.

[4] Securities Lending Transactions：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CPSS-IOSCO， 1999）。

篇3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各国（地区）形成了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两大类，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和专业化融资公司模式。在市场化融资模式中，证券公司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欧美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在专业化融资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必须向经过特批的证券融资公司筹借资金，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实行的是这种专营的融资公司模式。

（一）美国的融资融券制度

在美国现行体制中，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美联储还先后颁布了4个有关信用交易的规定。除美联储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自律机构也从自身的角度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联储的法规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账户操作的细则，以保证联邦有关法规的实施。证券公司在融资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客户进行融资时，严格遵守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自己客户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联储所规定的比例，常规保证金维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规定。二是证券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转融通时，必须严格按照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挪用冻结的证券。另外，为了加强整个证券公司的规范水平、防范各种法律合同风险，证券公司协会还制订了标准化的信用交易账户开户合同和借券合同，对账户的操作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活动通过法律的条款加以界定。

美国的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比较完整的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信用交易体系下，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美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在美国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从活跃市场同时又要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融资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融资融券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是资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而证券公司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融资融券；证券公司与交易客户之间，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活动，比如出借证券、使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银行的参与方式则以资金转融通为主，同时也向证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机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则积极参与借券的转融通。这种信用交易主体的广泛性，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

2、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联系

在美国的信用交易中，不仅融资融券主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结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机构开放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开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者证券。而在货币市场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就是债券回购。回购工具的广泛使用，源于美国透明的货币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础。另外对于证券公司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言，抵押贷款和融券也是广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资融券制度

日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完成。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

为什么日本选择了由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呢？应该说，金融体系和信用环境的完善程度，往往与信用交易模式的专业化（或者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大凡金融市场越不发达、信用环境越薄弱，对专业化机构监控的依赖性就越大，这就是日本在战后发展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内在原因。

日本的专业化融资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证券金融公司的垄断专营地位

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够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

2．信用交易操作层级分明

在日本的专业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者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了部分资金以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获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证券或资金。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大藏省只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

3．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资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

像日本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

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虽然是与日本相似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

在台湾所有的证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的证券公司则没有营业许可。获得融资融券许可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然后再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而没有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的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一面为一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在“双轨制”的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

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

在台湾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市场竞争的特点。台湾有四个证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样，一家几乎完全垄断市场，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转融资上展开市场竞争。另外，从资本规模上也比较接近。这种四家竞争的形式促进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

2．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

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可以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而客户也可以选择，是从证券公司直接获得融资和融券，还是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所以，证券金融公司在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更多地转向直接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资券融通，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融资公司。

3．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

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的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这导致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

二、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现状分析

（一）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现状

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

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券商融资渠道比较通畅，券商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如美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5%，所有者权益仅为5%，这意味着95%的资金来自于别的融资渠道。一般说来，公开上市是国外许多知名证券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还在多个交易所同时上市。此外，国外券商的融资渠道还有发行金融债券、进行特种信用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融资、国债回购和抵押债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国内券商的融资渠道就显得乏善可陈。除自有资金外，我国券商融资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业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成员总数已经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经达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4%。

二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由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组成，大部分证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交易，而国债的最大买家——商业银行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从1997年起，我国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虽然交易活跃，但由于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导致回购利率高企，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2000年，我国国债回购全年成交15781.74亿元、较上年增长299%，现券买卖全年成交682.68亿元、较上年增长782%。

三是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股票质押贷款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扩张并获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时负债也相对上升，风险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层对该项业务作了较严格的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券商获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

总体而言，我国券商的融资业务存在渠道窄、数量少、比例小的特点。融券业务至今还没有开展，债务融资也只处于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1999年的《证券法》第35、36、141条明确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是客户证券帐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强调现货交易，既限制券商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自营业务，也限制其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二）拓展融资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券商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尚未健全，各种配套的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从微观层次上看，严格的分业经营势所难免，但从宏观层次上看，银行与证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融合，这也是当今国际金融业的整体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应对加入WTO后国外券商的激烈竞争，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已是摆在管理层及券商面前的当务之急。

1、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证券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总资产规模小。如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的资产总额为5753亿元（含客户保证金），净资产总额为236.4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仅为57亿元和2.34亿元。从1999年起我国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增资扩股运动，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总资本金才刚刚突破800亿元，平均每家不到7亿元。相比之下，美国1998年底券商总资本金达1045亿美元，总资产达19739亿美元（不含客户保证金）。2000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券商很快就要和国外的投资银行“巨无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这样小的资产规模，如果没有一条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的话，如何能与国际大投行竞争。

2、现有融资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其中，回购协议正在成为券商融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传统的证券抵押融资方式。而我国目前阶段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的种类少，交易规模小，参与机构也少，而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可以用来作回购交易的债券数量有限，因此，回购市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券商的融资需求。拆借市场上融资不用证券作抵押，融资风险比较高，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对融资额度有较严格的限制，因此同业拆借所能获取的资金是有限的。另外，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都不能满足券商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证券质押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银行很难对券商或投资者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进行有效的监控，加之我国股票市场实际运行过程的不规范性，因此监管部门对证券质押融资作了严格的资格认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很小。因此，我国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而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或者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券商融资服务。

3、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

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总体上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投一直比较活跃。以1998年为例，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换手率分别为69.9%和34.1%，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为314%，而我国1998年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为428%，2000年为4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也高于台湾。我国股票市场能维持活跃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对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使投资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资渠道；三是我国股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运行尚不规范，散户比例大，做庄盛行，投机性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上三个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已开始显现：一是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大量违规资金将撤离股市；二是市场扩容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国即将推行国有股流通方案，虽然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大量国有股的流通，无疑需要巨额承接资金。因此，未来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将逐渐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能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想博取价差收益，只有先买进股票然后再高价卖出，由此导致市场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出现连续的“跳水”，股价下跌失去控制。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波动幅度达40%（按上海综合指数计算）。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当市场过度投机导致某一股票价格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这一股票，从而引致股价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时，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进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价格稳定器才能发挥作用。在没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资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制造市场虚假信息，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应注意两者的协调发展。

5、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一方面，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7万亿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亿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与银行“惜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致银行单位资产赢利下降和总体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因其快速发展和高额回报所引致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于是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如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客户融资融券进行非法交易等。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已具有相互渗透的需要和冲动，人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当前应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能合法、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从而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

（一）主导思想：建立过渡性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

从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比较中可以看出，一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美国的制度是在市场的历史进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由法规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台湾的制度都是战后在证券市场欠发达、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美国，具备中央控制的性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难以直接采用市场化的融资融券模式，而应吸取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过渡性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转为市场化模式。同时，应注意到我国属于“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现实，证券市场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别于他国，如国有股问题，A、B股问题，银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国有控股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充分注意到其过渡性。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在数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减少政府过度干涉，防止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

（二）建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意义

1、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

我国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进行调控，这与美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模式中，风险的控制由市场参与者以自律为原则自发地实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直接发生个别融资融券交易，中央监管部门对市场整体的融资融券活动难以有及时而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交易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作为第三者可以对融资融券活动的结果进行监督，但很难对交易过程实行监控，也难以防止交易双方发生不规范的内部交易。而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2、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在机制上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尤其是对银行现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银行与证券的存管、清算、登记等业务机构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在协调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这也限制了银行和券商之间进行直接的融资融券活动。

3、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

融资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带着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我国目前融资融券制度和有关法律制度欠完备的情况下，银行出于对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需求可能显得不够热心。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

（三）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探讨

1、自有资本的筹集

从股东结构上看，日本和台湾的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国借鉴。未来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

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很低，且债务中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要求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

2、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能权限

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也较广，因此美国、日本、台湾都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因此更应事先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明确各方的权限和职责。我国法规的结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构，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氛围。

3、业务职能的设定

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它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我国在设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时，可同时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以下分阶段的实施步骤：

（1）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资格设限，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券商规模控制在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

（2）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其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而不得向后者进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证券公司可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

（3）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如1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

（4）在我国的做空机制建立起来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券商也可以向投资者融券。

当融资融券制度最终建立起来后，其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的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的资格认定

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可归属证券交易所。现阶段，可考虑规定流通股本在3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来作融资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证券资格应比融资的证券更高，可规定流通股本在4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当然，在运行过程中，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

（2）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融资保证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借鉴台湾的经验，现阶段我国这两个比率可考虑设定在60%和30%。也就是说，券商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交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证券金融公司作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停止向该券商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通知券商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券商的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证券。当用证券作保证金时，还应设定另外两个指标：一是现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证金不能全部是证券，而必须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现金。现金比率可设定为20%；二是担保证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证金的证券不能按其市值来计算，而应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证券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上市股票可按30%计。

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在70%和30%。其含义和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

（3）对证券机构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一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二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三是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

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实施：一是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台湾规定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远不及台湾，因此可考虑将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4）对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管理

对个股的信用额度管理是为了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可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将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5、建立严格的抵押证券存管制度

证券存管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券借出方的资产安全。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中，美国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台湾的制度过于僵死。因此，在设计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中有关抵押品存管的机制时应更多地参鉴美国的运作机制。其关键步骤包括：

篇4

根据国务院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要求，此轮银行债转股均由第三方机构实施运作。而《意见》之前，多数债转股项目均无第三方实施机构参与，由企业直接与债权人对接，将普通债权转为股权或可转债，又或者在集团内定增融资偿还贷款。

已开展的项目多数是广义债转股形式，即设立有限合伙制基金，由债务人、债权人和其他社会资金出资认购，基金可以参与并购、夹层等形式的股权投资，从而实现置换存量债务、降低杠杆率、提高经营水平的目的。目前实施机构一般设立基金向投资者募资，以1：1的企业账面价值承接债务，基本等价于企业运用股权融资的资金偿还贷款。

目前，债转股签约规模超过5000亿元，实施规模约为400亿元，债转股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而银行成立的专业子公司注册资本仅100亿-120亿元，绝大部分需要向社会募集。

可能参与到债转股的社会资金主要有银行理财或自营资金、保险资金、信托基金、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基金子公司或基金专户资金、券商理财、私募基金等。

可通过基金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意见》鼓励实施机构充分利用市场化方式和渠道来筹集债转股所需资金，鼓励实施机构依法依规面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特别是可用于股本投资的资金，包括各类受托管理的资金。此外，《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金融债券，探索发行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并适当简化审批程序。

截至2016年年底，银行理财、信托资金、保险资金合计占比超过50%。实施机构也在以多种渠道寻求长期资金，以目前项目签约最多的建行为例，在云南锡业债转股项目中，原始资金来自建行，社会资金包括保险资管机构、建行养老金子公司的养老金、全国社保、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资管子公司、私人银行理财产品等。

从国际经验看，问题债权转股的投资回报非常丰厚。困境基金（Distressed Private Equity）是国际市场中一种专门投资于困境证券的私募股权基金，当行业周期低谷或者企业过度杠杆化导致资不抵债时，市场会出现较多资质良好但价格严重被低估的公司债权，基金管理人买入并在重组中转股，帮助公司完成经营转型脱离困境。

2002-2012年，全球困境基金年化收益率在14%左右，是一类典型的高风险高收益私募基金。因此，市场化银行债转股的运作中应该积极接洽银行、保险、各类实施机构和企业，引入社会资本，共同用市场化的手段推进业务落地。

银行理财是主力，仍存隐患待排除

五大行均已签约多单债转股协议，股份行也在积极跟进，招行、民生及长城资管也拟组建债转股子公司开展业务，目前落地的债D股项目以明股实债的形式较多。2013年到2016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中的非标资产余额由2.81万亿元上升到4.36万亿元，占比由2013年的27.5%下降到2016年上半年的16.5%，远没有达到银监会35%的红线。银行理财资金可动用的资金规模大，成本相对较低，且本行沟通成本较低，因此成为目前落地资金的首选。

不过，理财资金也存在一些隐患。第一，银监会对类信贷业务的监管不断升级，理财资金对非标标的的选择更加苛刻，对于非标占比较高的中小银行来说影响较大。银监会2016年42号文和27号文，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将非信贷、表外等类信贷业务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表内业务一起进行统一授信管理。银监会56号文和82号文禁止银行通过AMC通道将不良假出表，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不良仍然留在表内核算，按照原信贷资产计提资本和拨备，且转让的投资者仅限于机构，个人直接或间接（个人对接的理财、信托计划和其他资产计划）不得参与。

第二，银行理财期限错配的问题。债转股所需资金期限一般为5年以上，通过银行理财资金对接面临期限错配问题。例如，中钢集团项目中的转股部分是六年期共270亿元的可转债，前三年锁定，从第四年开始，逐年按3：3：4比例转股以退出；而太钢、同煤和阳煤集团总计300亿元的项目中，产业基金的存续期为“5+3”，即5年后银行可选择退出。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非上市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的，到期日不得晚于理财产品到期日，且资管产品不得滚动发行、期限错配、分离定价。

这就对商业银行独立产品设计和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建议实施机构可以和银行资管或理财部门沟通，以提高理财投资的收益/风险匹配度为导向，比如：对于某一明股实债类项目发行针对该项目的资管产品，产品期限、利率贯穿项目始终，产品风险完全由同一组投资人全期限承担，资产管理人不承担产品风险。

第三，2016年四季度后，负债荒资金荒取代资产荒成为市场热议焦点，从收益率来看，市场资金成本不断提升，投资端收益率下行远快于产品端收益下行，对理财收益率要求不断提高，如果非标类资产对比债券或者同存等资产没有明显优势，很难提款。

第四，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股票和非上市企业股权受到较严格限制，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理财资金不得投资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除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以外的证券投资基金，不能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境内上市公司或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票及其受（收）益权，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上市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仅面向具有相关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私人银行客户、高资产净值客户和机构客户发行的理财产品除外。

保险资金应积极争取

保险机构目前对债转股多数处于谨慎观望的态度，尚无明确的政策壁垒，也没有明确的细则规范。保险资金规模可观，投资渠道多元化，投资专业经验丰富，成本相对较低，尤其在投资期限上具有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理应成为债转股对接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而且对于保险机构而言，从资产和负债整体考虑，选择与负债端具有协同性的行业和企业，进行长期战略性投资，可以实现延伸保险产业链、促进资产负债互动的目的。据了解，2017年3月，中国人寿成立100亿元陕煤债转股基金，成为由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第一单债转股项目。

目前，保险资金对于债转股的投资瓶颈主要是：第一，信息不对称下投资、法律、信用等风险较高。对于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银行可以通过展期贷款、以新还旧的方式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而对于高负债企业的问题债务，投资风险可能偏高。此外，相对于新增债务，存量债务的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牵扯的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

第二，参与方式、资质要求、比例限制等相关规则尚待保险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大概率下保险资金将获准参与债转股相关投资，但也还需保监会予以正式明确并出台细则，配套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保险资金的参与积极性。

第三，市场定价的合理性存在疑问。实施机构目前对于债权的定价可能偏高，将为之后市场化运作进程埋下隐患。

企业年金和社保委外难度大，社保直投可争取

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近年来发展较快，截至2016年年底，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过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1.9万亿元。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参与债转股均并没有政策障碍，据了解，社保基金于2015年年底认缴60亿元，中国交建认缴89.85亿元，中交基金认缴1500万元，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共同成立中交建一期股权投资基金，间接投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债转股也可以借鉴此类方式就合适的项目与社保基金合作。

目前的主要障碍在于：第一，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是养老钱，运营原则是安全性、长期性和收益性，安全性是放在首位的，对资金的安全要求高，因此对债转股企业的资质要求必然会较高，而目前债转股签约的企业中，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企业占比较高。

第二，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的管理人主要是公募基金、券商、保险机构和养老险公司，公募基金和券商这类专业的投资团队对于非标投资并不擅长，更倾向于投资标准化的产品。

第三，委托给每个管理人管理的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资金规模有限，且要求单独核算，单独估值，尽管企业年金是长期业务，但是实践中签署管理合同以1-5年不等，对于管理人的考核趋向短期化，存在末位淘汰的问题，在考核目标上，既考核绝对收益同时也参考相对收益，债转股所需资金规模大、期限长，二者匹配度并不高。

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委托投资资产1.04万亿元，直接投资资产0.88万亿元，直接管理的资产可以成为市场化债转股积极争取的资金来源之一。

其他非银资金重在业务合作

根据《基金法》和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并没有限制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不能为非标，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2014年6月6日公开表示：围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资产需求，证监会将在《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范围内大力支持公募基金创新发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不断丰富基金品种、拓展基金投资范围。

目前，在传统二级市场以外，公募基金可以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非公开发行在证券交易所转让的债券、股指期货等证券衍生品以及黄金合约等商品合约。证监会正在研究基金参与融资融券、期权、商品期货等业务规则，探索推出不动产投资基金（REITs）等新基金品种。

但是，公募基金需要每日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确定申购、赎回价格，而对于非标等产品还没有明确的公开且得到大家一直认可的公允价格，在核算估值上存在一定的难点，且公募基金公司并不擅长此领域的投资，因此公募基金参与债转股的可能性并不大。

基金专户、券商理财、私募基金、基金子公司和信托资金，通道类业务较多，资金规模不大，对资金成本要求高，可提供的资金有限，但是可以就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开展其他方面的专业化合作。

信托、基金专户、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和私募基金资管业务中，非标资产的需求占很高，主要是以融资业务为主，包括债券融资和财产收益权融资，最终投向金融机构资产、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规模的不断膨胀以通道业务为主。目前监管层对通道业务的监管趋严，证监会和银监会控制银信、银基业务思路上是协同的，银监会2014年99号文《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通道业务权责，削弱信托作为银行通道的意愿，对于股东方在资本金、流动性支持提高要求，推动信托公司风控要求的提升。

证监会2014年26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禁止资金池业务和一对多专户的通道业务。2016年市场盛传拟修订的私募基金监管规则中，监管层考虑对私募基金的非标债权业务进行限制或叫停，主要原因还是私募并非持牌金融机构，弱监管的环境下，会加剧信用风险的积聚，对整个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造成干扰。

基于此，去通道倒逼各类资管机构调整业务模式，逐步向主动管理转型。券商和基金在投资能力和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还是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对于债转股实施机构而言，在方案设计、基金管理和运营、税收规避、债券融资工具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销售等各方面可以进行专业化合作。

发债是切实可行的资金渠道之一

2016年12月19日，发改委正式印发《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债券发行指引》，支持债转股实施机构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开展债转股业务。根据指引精神，发行人申请发债必须基于债转股的项目，核心是转股债权，也可以是金融债权，也可以是包括经营性债权在内的其他金融债权，但以金融债权中银行向对象企业发放的贷款为主。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债转股项目合同约定的股权金额的70%。

实施机构要获得发债核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确保市场化债D股合同签订并正式生效，主要是实施机构收购银行债权后由债权转为对象企业股权的合同，二是补充提供企业债发行的相关材料，三是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项目进展信息。核准的前提是项目能成功实施，并确保专债专用。

据了解，陕西地方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最近在申请发行债转股的专项债，尚未询价完成。而全国性和部分地方性的AMC公司经常使用各种债务融资工具来补充资本金或募集资金，比如中国信达2015年5月在银行间市场发行200亿元金融债，2016年9月在香港发行美元计价优先股32亿美元，2017年3月在境外成功发行30亿美元中期票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