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护法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保护法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由于我国未成年立法实行的时间较短，因此我国对未成年立法的意识也很薄弱，所以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章制度。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对未成年犯罪主体人权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主体主要指的是14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公民。他们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已经具有一定的辨别、控制能力，但仍然不够像成年人那般具有成熟的心理和身体。所以极有可能被成年人所利用，但也正是如此，未成年犯罪主体也很有可能被感化、挽救。再加上要照顾未成年的特殊性。所以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人权的保护法律原则还是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在我国法律意义上指的是所有未满18周岁，且受到被侵犯公民人身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人群。明确的刑法规定有如下几条:1．在刑法第237条有明确规定指出，凡是亵渎儿童，把儿童作为犯罪对象的群体，一律予以最重刑法处决。2．“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刑法第24条规定中能体现出来，凡是该买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都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同等处罚规定的还有刑法的第242条第2款规定，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儿童的儿童罪和第262条规定的拐卖儿童罪予以同样的规定处罚。此类规定的成立，把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规定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从根本上体现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3．刑法中第359条第2款规定的引诱罪中，单独把“引诱未满14周岁的”单独列款，并对此制定了相对应的惩罚，以此来证明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第36条第2款规定中，宿罪，对“宿未满十四周岁的”与一般行为相比较，其处罚的结果更为严厉，“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罚以相对的罚金。”种种罪名的成立都是把未成年对位首要的侵害对象，并且，刑法将其作为转悠罪名规定或者单独列宽，且在考虑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上，对于刑责或从重或加重，以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二、刑法条例中未成年保护法存在的不足

我国现今对于未成年的权益维护是十分重视的，但是仍然有许多纰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刑法总则上的缺陷。1．量刑上缺陷。由于出于对未成年犯罪者的保护，在执行刑罚时，一般会从轻发落。在加上我国对于未成年的刑罚事实上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使得我国没有一个规范的量刑准则。2．刑罚方式的缺失。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犯罪者的刑罚方式主要有牢刑、管制、罚金等。绝大多数为后两种。这是出于对你未成年犯罪者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为目的。但是由于这两项刑罚程度较低，往往会不具有更好的规范能力。(二)刑法中分则上存在的缺陷。1．分则细节补充不足。刑法总则的规定是对未成年特殊保护制定的原则性规定。此类保护会使得对未成年人侵害者的得不到犯罪的严厉打击。刑法分则的存在意义应当是完善、修正、补全相关的法则。但目前我国对某些犯罪事实体现这一精神。2．分立法则的空白和缺失。刑法对于未成年的保护仍然存在许多空白，主要体现在以下:(1)偷盗、抢夺、贩卖婴幼儿的犯罪刑罚完善;(2)猥亵年满14周不满18周岁的男性未成年人的刑罚条款;(3)、骗奸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的刑罚补全。

三、针对未成年刑法的不足提出完善的策略

(一)对未成年教育条款的完善。在未成年保护法中有一条是规定教育权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学校以及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管理应得到相应的保证，社会中各部门也当各尽其职，从根本上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力但是目前无论是未成年受教育保护，还是未成年教育设施的完善、或者是未成年所能选择教育的方式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十分缺乏。(二)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在我国刑法中第262条中明确规定，“拐卖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青少年脱离家庭组织或监护人的，全部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此条刑法规定可以看出，所指侵犯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站在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视角思考，应把不满十四周岁这个年龄范围扩大到“未成年”，从而把已满十四周岁，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列入到被保护范围之内，从而，让一部分未成年全体回归到法律保护范围当中。建议提升法定刑的七点，同时应当按照发生事件的轻重程度予以酌情处罚。

［参考文献］

［1］舟轻扬．保护未成年人:刑法自身应注重逻辑［J］．方圆，2015(19)．

篇2

论文关键词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 疑难辨思 刑法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器官移植已经进入巅峰。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如今供体稀少，而需体众多，两者之间矛盾重重，衍生了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市。《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规定了人体器官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体现了我国打击犯罪，维护公民身体健康的决心。

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条件

我国《刑法》第234条之一规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指在取得“供体”同意的情况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以获得非法利益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1）客体是他人健康和生命安全。（2）客观方面是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在实践中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有“一条龙”的分工和流程。如联系方式，寻找供体。找到供体后，供养供体，并带供体去医院做检查。由于利益巨大，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不是获利者，他们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3）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4）主观方面是故意，且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二、疑难问题

（一）如何认定组织者以及“组织”、“出卖”的内涵

《刑法修正案（八）》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描述，是一种简单罪状。它一般仅对组织者进行规制，而不包括出售方，也不包括买受者。但是，如果出卖方参与了涉及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也必须依据其犯罪行为的性质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从犯罪构成上来看，行为人的行为要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组织”和“出卖”行为。此处的“组织”行为，区别于刑法总则中组织犯的行为，而是由刑法分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是一种正犯的行为。

在该条文出台之前，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许多关于”组织”类型的犯罪。对“组织”这个词的正确理解，影响到我们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行为的认定。“组织”一词常以概括形式出现来作为一种犯罪手段，它包括招募、利诱、强迫、欺骗等具体形式。具体说来，由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强迫、欺骗行为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所以对此罪的理解要注意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组织者可以表现为自然人，也可以表现为黑中介组织，甚至可以表现为合法成立的公司、企业。当自然人为犯罪主体时，其组织者的数目，与被害人是否有密切关系，是否有其他业务、经济往来，都对本罪的成立不会产生影响。在司法实践中，甚至会出现被组织者转化为组织者的案例。在我国，黑中介是联系“供体”与“受体”的主要链条，是非法出卖人体器官的主要黑手。这些黑中介，即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集合，他们没有的正当的工作、合法的经济来源；也可能以虚假企业、公司的形式存在。其中，对于自然人，可以直接定罪，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地方。然而，对于以虚假企业、公司形式存在的中介组织，如果是自然人为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而存在的，或企业、公司成立后，以组织实施人体器官为主要活动的，则可以对自然人直接处罚。但是对于合法成立后，因为经济效益不好而转而做人体器官买卖活动的行为，该如何处理？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此并未将其规定为单位犯罪，这表明对这种公司、企业的犯罪行为将没有法律进行规制。鉴于此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社会危害性很大，可以对这种公司、企业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按照本罪的规定进行处罚。

我们应该对于“出卖”一词作宏观理解。一般而言，对于“组织”类型的犯罪，被组织者常常以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或其他报酬作为必要条件。组织者对于被组织者而言，会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诱饵来劝说其出卖人体器官。这种出卖是基于被组织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受害人知道自己进行的行为是出卖器官，且这种出卖行为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倘若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或是被欺骗、被强迫进行出卖人体器官，则组织者违背了受害人的意思自由，超出了“组织”的行为范畴，不再能评价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而应该构成该条第二款的故意伤害罪。从字面意思看，“出卖”一词仅仅是单方出卖行为，不包括买入行为。实践中，涉及器官的犯罪行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黑中介直接组织他人进行器官买卖；二是黑中介组织首先进行器官收购，然后再出售给别人；三是行为人主要是通过收买器官来牟利，而且被收买的器官主要是杀害、窃取等手段得来的；第一种行为可以评价为“出卖”行为，而第二、三行为则不能评价为“出卖”行为，它是一种“贩卖”行为，与第一种行为有着紧密的关系。司法实践中，黑中介组织常常是以链条的模式呈现，一般都会有顶级组织者负责招聘中级组织者、中级组织者招录出级组织者，类似于现在的传销活动，演化为一种复杂的销售“产业”。因此，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范畴应包括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从词义上讲，“出卖”“买卖”一词都遵循了确定性原则，但是同时又具有僵化性，失去了灵活性。而“贩卖”一词却不一样。它既可以准确的体现犯罪的行为方式，又可以揭示行为人营利的主观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灵活性。因此，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出卖”应该改为“贩卖”比较合适。

（二）如何理解“未经本人同意”

1.未经本人同意

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受害人的器官会对“供体”身体造成重大影响。基于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刑法规定在摘取“供体”器官时，应该经过本人同意，且这种同意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任何违背自由意志的同意都是有瑕疵的，不能视为是经过本人同意的行为。依据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只有那些书面的、明示的同意才是“本人同意”，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属于“本人同意”。这样有利于“供体”的意思得到充分表达，减少对“供体”利益的损害。本罪中“未经本人同意”，除了指摘取人体器官遭到了“本人”的拒绝外，还应包括摘取的器官与“本人”所同意摘取的器官类型和大小不一致。同时要注意，在事先“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事后追认并不能改变行为的性质。

2.摘取未成年人的器官

由于那些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身心发育尚未健全，对于行为性质的理解难免会有偏差，为了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刑法规定，摘取未满十八周岁人的器官，无论其同意与否，都必须严格禁止，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绝对保障。

（三）如何理解“人体器官”

一般来说，人体器官有不同的含义。从医学上来看，人体器官是那些能够实现特定身体机能的由各种生物学组织组成的有机结构。人体器官的范围很广，当前规定最全面的是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条，该条例认为能过进行移植的器官，是指拥有特定功能脏器的整体或部分，进而再将这些摘取的器官移入那些器官受损的需体体中。这些脏器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肺脏或者胰腺等器官，但不包括存在争议的人体细胞、角膜和骨髓。赵秉志教授认为应该按照《条例》进行定罪处罚。他认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对象，不仅包括活人的器官，也包括尸体器官，但不同意将该犯罪对象扩大为人体细胞、组织或骨髓，类似于血液、眼角膜之类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那些出卖人体细胞、组织、眼角膜的行为也对社会造成损害，鉴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所以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行为。但是张明楷和陈家林教授认为对于本罪的犯罪对象没有必要按照《条例》解释，他们认为对于本罪的犯罪对象，必须要紧紧以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这一法益为核心。因此，对于那些以伤害他人身体为手段的组织出卖人体其它器官的行为，虽然不受《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约束，但是应当由刑法规制。被捐献的器官，既包括整体，也包括部分。一方面，“器官”一词要做广义理解，它包括骨头、皮肤、角膜等；另一方面，组织他人出卖骨头、皮肤、角膜等行为，必然会对供体的身体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但是，血液、骨髓、脂肪等又不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首先，血液不同于器官，而且我国刑法专门规定了强迫卖血罪与组织卖血罪，因此，没有必要再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来评价组织卖血行为。其次，骨髓是一种从血液中提取出来的可以再生的干细胞，不同于血液。因此，针对骨髓实施的伤害行为轻于对人体器官造成的伤害。最后，脂肪、细胞超出了“器官”一词的含义。依笔者所见，《刑法修正案（八）》与《条例》中的“器官”没必要保持一致。二者所保护的意义不同，刑法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因而规定了一种新型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其作为犯罪对象的器官范围比用于规范器官移植活动的《条例》更为广泛也无可厚非。同时《刑法修正案（八》》作为上位法，虽然没有对“器官”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与《条例》是一致的。因此，《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条规定的“人体器官”的范围不应限制在《条例》的范围内，而应当做广义理解，当然涵盖人体的其他细胞、组织等。

（四）如何理解“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

“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本人生前明确拒绝捐献器官；二是指本人生前对是否捐献器官未做表示，其近亲属也未做表示，但他人在未经本人或其近亲属同意的基础上，摘取了供体的人体器官。在理解本罪的犯罪行为特征上，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条文中“本人”，不仅包括成年人，也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未成年人在生前明确有捐献人体器官的意思表示，并且经过监护人签字同意，应当允许他们捐献尸体器官。

（2）根据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公民可以在生前决定是否捐献器。如果生前对器官捐献未作明确表示，且在其死后，其近亲属对捐献该公民的器官做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这种情况不同用盗窃、侮辱尸体罪来评价。此罪名是选择性罪名，要在对行为人主客观相统一的评价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罪名。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本人生前明确拒绝捐献器官，在其死后，任何人无权对捐献器官行使决定权。若捐献，则构成盗窃尸体罪。另一种是本人生前未明确表示是否捐献，其近亲属在其死后也未明确表示是否捐献器官。倘若其近亲属同意捐献器官，则不构成犯罪。

（3）此处“近亲属”的含义复杂多样，必须要根据多种法律来协调确定。对“近亲属”作出定义的法律包括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条例等。其中，与本罪相关的是《刑事诉讼法》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条例》中的近亲属指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不包括同胞兄弟姐妹。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此罪的规定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而此处的规定是指《条例》规定，应严格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对犯罪行为进行评价，所以此处的近亲属只能理解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此外，要注意尸体器官的摘取，一般是在患者死后不久，因此患者是否死亡需要医生进行鉴定。但是在此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标准是什么？以脑死亡为标准还是心死亡为标准，刑法在此未做出明确规定。

（4）对死刑犯器官的利用，该罪名的设立是对公民器官捐献自主决定权的绝对保障。其中，“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不仅包括正常死亡人的自主决定权，而且也要考虑那些死刑犯的意愿。这体现了我国对人权发展的重视。具体来说，死者生前可作决定，其近亲属也可对其享有一定的权利。除非是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否则死者的决定权优于近亲属的权利。

（五）罪数问题

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对“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行为分别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罚。但这种行为应该评价为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学界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客体是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大力惩处这种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恶行，是对公民身体健康的最全面保护。因此，刑法将其规定为行为犯，不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为既遂标准。只要行为人进行的收购和出卖他人器官的行为具有营利的意图，就可以评价为该罪。也就是说，器官是都真正被出售在所不问，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威胁刑法所保护法益的组织和出卖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犯罪既遂。

学界一些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本罪不应该是行为犯。理由有三：第一，刑法条文没有明确将本罪规定为行为犯，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不能擅自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二，本罪的客体是公民的身体健康权，要构成此罪，必须对公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才能达到既遂。最后，即使承认该罪是行为犯，也必须要实现法律规定的要件，在没有实现之前，只能评价为未遂。

此外，要明确区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与收取适当营养费的行为。医疗机构会在出售方将器官捐赠后，向需求方收取适当的营养费或者移植手术费等，此行为不应该被评价为本罪，因为它没有以牟利为目的。

篇3

关键词：小学生 法制教育 问题

一、小学法制教育的现状

笔者之前同法律专业的一些在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前往成都市某小学做“法律常识进课堂” 普法活动。整个活动以授课的形式展开，志愿者们分别来到各自分配的班级，讲解了若干个案例，基本围绕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不法分子绑架未成年人并索要钱财等常见问题讲解。整个一堂课下来，虽然有一部分同学学到了知识，但较多同学只当此类授课讲解为娱乐活动，存在问题如下：

第一：学生对接受法律知识不重视。由于法律知识未列入考试范围，他们不是像上数学或者语文课那样会认真听讲，也不是与老师互动，而是在座位上聊天，随意走动，课堂纪律差；

第二：由于缺乏亲身经历，学生对所获知的法律知识持怀疑态度。如讲到一个17岁少年在网吧沉迷游戏长达6小时不上厕所憋炸膀胱，就有人提到自己有时也连续几个小时玩游戏但没有发生过这事。

第三：由于缺乏长期连贯的较为全面的系统学习，学生所学知识很快就会忘记，转而在实际生活中照样不遵守法律。这样一来普法活动就流于形式。

第四：非专职法律老师对所授知识掌握得不是十分透彻。尽管是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由于缺乏系统的授课培训，临时组成的两名志愿者可能在同一个班级里有不同意见，由此让学生对法律知识更加模棱两可。

除此以外，小学的法制教育还存在其他一些类似不良现象：

（一）：法制教育形式简单，方法缺乏多样化。大多局限于学校和课堂之内，如法制宣传、主题班会、学校讲座，真正让学生接近法律，深刻体会法律的实践活动很少。

（二）：法制教育缺乏专业的师资队伍。将法制教育混同于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成为单纯的道德教育，义务与责任教育，学生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授课老师往往就是思想品德课老师或者班主任。并且由于中小学老师没有系统地学习法律专业知识，仅仅通过公招考试知道相关教师法或者少数法条，甚至年长的老师本身就不懂法，授课内容照本宣科或者囫囵吞枣。

（三）：法制课程简单、粗糙不系统，教材不配套，缺乏层次性、针对性，方法简单，设计粗糙，课程执行心不在焉。大多采用集中授课的方法，不分年级，不论教育对象之间差距多大，一概采用相同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很多地方只是一学期举行一次大型法制讲座，几百甚至上千人集中听课且大多缺乏趣味性、适用性，仅有的几个案例虽增加了生动性，却由于内容比较极端失去了针对性，了无意义。[1]

（四）：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法制教育不统一。小学法制教育需要加强学校与家庭的合作，但是在现实中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往往表现为教育口径相互矛盾，教育责任不清，部门之间配合难，共同营造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机制还未形成。[2]

“法制教育进校园，年年提，年年做，效果都不尽如人意。”3月13日，成都市42所中小学代表齐聚成都市检察院，共同就如何提高学校法制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进行了座谈。“台上人讲老一套，台下人玩手机、打瞌睡。”会上，学校代表们纷纷反映以往法制进校园活动形式单一，内容老套，同学们兴致不高。[3]

二、法制教育的方法

基于以上所提问题，在进行小学生法制教育行为中，应该掌握一定的方法，避免法制教育成为无用功。

（一）完善法律之教育内容，丰富法制教育体系

对小学生要进行基本的法律、法规教育，了解“法”的基本含义和作用，重点抓好《宪法》、《 刑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的法律法规教育，结合《小学生守则》、《 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正确引导小学生行为，让学生走进校门、走出校园都要意识到生活规则的存在，意识到法律的存在。

（二）加强小学法制教育应做到课堂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小学法制教育要符合小学生的学习习惯，多方引导，不要让学生对学习法律知识产生压力。在学习课本法律知识的同时，法制教育的形式可以多样化，采取法制小品、舞台剧、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对各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以及让学生走出教室，聆听亲历者的讲述，参观法制宣传，旁听法庭审理，了解身边的法律故事，创新法制教育形式，如观看央视的 《法律讲堂》、《 今日说法》、等普法和警示教育的范例，定期观看法治电影。同时要拓展法制宣传渠道，充分利用校园网，校报开辟专栏，通过宣传栏、黑板报、广播室等媒体加强法制教育宣传，使学法、守法深入人心。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如在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文化宫、图书馆、监狱、看守所等机构建立学生法制宣传教育基地，并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警校共建，构建校内外共同关心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四）提高中小学法制教育工作者的素质

小学法制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小学法制教育工作的成效，因此，有必要提高学校教育工作者法律素质，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五）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的联系

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一工程中，学校教育是轴心，家庭教育是基础，社会教育是依托。因此，一方面学校加强与家庭的联系，通过家长会、家校联系册、电话、等形式，与学生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反映和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有意识地渗透法制教育知识，使家长们意识到很有必要教育孩子知法、懂法、守法，配合学校进行法制教育。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应当共同关注小学生的法制教育，在宣传资金和环境上给学校的法制教育以支持和帮助，这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和前途的问题，也是建立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

总结

综上所述，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法制教育非常重要。在法制教育中应当让学生们具备自我防范能力及良好的心理素质，自觉抵制不良行为等，让法律陪伴小学生一起成长。

参考文献

[1] 安艳宾.青少年法制教育应是一种规则教育――厘清中小学校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基本问题.法治与社会2010（8），235-237

[2] 潘进军，韩彦平.强化青少年法制教育刻不容缓[J].协商论坛，2010（10）

篇4

关键词：弱势群体；宪法地位；宪法关怀。

一、对弱势群体的定义

弱势群体（英文：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又称弱势社群。关于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弱势社会群体。①第二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②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③

以上都属于从社会学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的定义。但如果说社会学中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更多的是出于对特定社会现象的一种描述，并通过这种描述来呼吁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照顾，那么法学则是从制度设计以及权利义务层面在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弱势群体给予一种制度上的人文关怀。胡玉鸿老师认为"弱者源于社会的剥夺，使得某些人处于相对的劣势"，从"剥夺"的形成原因上分析，主要有自然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政治上的以及法律上的剥夺几种类型。例如，因罢工权、迁徙自由权等在宪法中未被规定，这些每个人均应享有的、可被视为"天赋的"自然权利从而被剥夺了；又如以往的选举法规定农村人民代表的代表人数四倍于城市人民代表，人为制造不平等，从而剥夺了农民的政治发言权。④从法学角度来理解弱势群体，主要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权利是法学的基石，可见这是由法学学科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弱势群体权利实践的困境是法学研究弱势群体采用权利视角的主要原因，只有从权利的视角出发才能彰显法学学科的研究特色，关怀权利和捍卫弱者的权利不仅是法律永恒的目标，也是法学研究永恒的主题。法学视野中弱势群体的基本内涵必须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础，而不能简单的以身份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研究弱势群体并关注他们的呼声，不是因为讨厌强者，而是希望在两者之间能够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从而使弱势群体得到社会应有的保护，不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社会上演悲剧。

另外，法学视野中是社会弱势群体还应将其置于特定的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切不可泛泛而谈。泛泛的列举弱势群体的范围虽然能让问题不再那么抽象，但对某些具体的法律关系和纠纷而言其实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法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因诸多方面存在缺陷而无法实现自身的基本权利，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帮助和支持。对弱者的法律保护加强了政府对个人私域的干预，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以平等权为中心展 ，立法作为权利的初始分配或原始意义上的第一次分配，对于立法者而言，平等权的保护赋予他们区分什么是相同、什么是不同的积极义务，从而可以更好地为弱者实施特殊的法律保护；对于司法者而言，平等权的保护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以宪法解释的方式，将宪法精神通过私法条款点滴渗透入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之中。

二、弱势群体在我国的宪法地位

在中国的近代也产生了多部宪法，不同时期产生的宪法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有很大不同的，而真正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第一部宪法当属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是在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及资产阶级的形式平等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充分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现行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价值观，在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宪法地位的同时，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也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1.保障人权与平等权原则在宪法中得以确立

我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相关章节，对人权保护以及公民的平等权作了相关规定。例如：《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该条内容表明，国家保护妇女的正当权利，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妇女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由来已久，由于封建社会遗留的糟粕思想、家庭分工不同和妇女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使得妇女在社会竞争中往往不如男子那般有较强的竞争力。近些年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考虑到深层原因，正是由于宪法别声明了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才促使了对妇女的保护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效果。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该条第四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宪法的此条规定通常被视为是宪法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但此处也明确表示对母亲和儿童的保护。母亲和儿童之所以受到宪法特别声明的保护，是因其重要性和易受伤害性决定的。此处强调到了国家对儿童的保护，放在此处更多反映出的则是对家庭中儿童的保护。在家庭中儿童尚需要弱势的保护和关照，更不用提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

2.部分弱势群体获得宪法的特别保护

我国《宪法》对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以及少数民族、华侨、归侨、侨眷等弱势群体做了特别规定。如《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它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我国的立法机关也制定了不少宪法性法律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如《残疾人保障法》（199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等人大立法等。

3.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社会保障权在宪法中得以广泛确认

例如：《宪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第4款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它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三、反思我国宪法对弱势群体关怀的不足之处

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仍旧是我国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形势依然和严峻，像农民工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养老问题、教育问题和家庭暴力问题屡见不鲜。其原因概况说来如下：

首先，从数量来看，我国法律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保护数量较少，在内容上，一般仅仅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种种缺陷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但这些规定一般来说相对粗略，对如何具体保护则规定不多，比如在赡养等方面进行设定，而不是根据公民的实际生活情况来进行规定，而且这些法律规定的涵盖面太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国在对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规定相对较为完善，但对城镇贫困人群、农民工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却未能得到保护，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法律对其保护显得尤其重要。

其次，在社会条件下，许多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虽然有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保护，但是由于其弱势群体的具体地位，凭借其本身的能力去实现其权利却十分困难。所以，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权利保护有效机制，才能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宪法诉讼机制。它是指宪法审判机关充分利用司法或准司法程序解决一定的宪事纠纷制裁违宪行为维护秩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整套程序与制度#从静态角度分析，宪法诉讼是一项宪法制度； 从动态角度分析，它是一项活动； 而从规范层面而言，它是一套宪法性程序和过程，是追究违宪责任的方式#可以说，无诉讼即无； 换言之，有诉讼才有。但是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宪法诉讼机制，使得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十分困难，有时弱势者一项权利保护不足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许多权利的实现#比如说近年来经常出现的选举权利的保障纠纷，便是由于缺乏宪法诉讼的有力保护#从根本来说，我国没有宪法诉讼手段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有着十分复杂而深层的文化观念和物质原因，此外，宪法确立的体制也存在着巨大缺陷，使弱势群体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以上两方面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 一） 权利主体过于狭窄

我国的宪法虽然对特定的群体做了相应的规定，然而适用的范围过于狭窄，使保护工作缺乏普遍性。因为弱势群体具有动态性，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的，这就导致法律的定义无法随着弱势群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弱势群体的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宪法多规定的弱势群体的范围没有改变，使一部分新生的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到，宪法的保护。

（ 二） 平等保护原则过于模糊

我国的宪法规定了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赋予每个公民以平等权，但是对于价值没有做明确的解释。这就为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留下了漏洞，法律的漏洞导致我国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工作陷入困境，不利于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机制的建立。

（ 三） 宪法基本权利过于概括

在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各项权利的核心内容，是个人法定权利的源泉&因此，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保护的最根本的依据和凭证。然而，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更新和发展，而宪法中的某些规定不严密，侧重于公民的个人权利而忽视发展权和生存权的表述，另外，对基本权利的描述也不完善，需要不断的对宪法进行修正。

（ 四） 缺乏所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

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就有原则性和概括性，宪法的实施以相关我国弱势群体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种种缺陷的法律制度的制定为前提和基础，虽然我国的宪法规定了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相对应的法律制度欠缺，无法有效的支持宪法的实施我国就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虽然很多，但是更多的局限在矫正层面上，如禁止他人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等等。另外，宪法和地方的规章制度以及行政性法规缺乏统一和协调，出现脱节和断层的现象。同时，颁布的相关政策就有浓厚的政府政策色彩，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使立法的层次不高，这样就导致了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缺乏相应的法律效益和连贯性，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

（ 五） 宪法的诉讼机制不健全

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权利保护和权利维护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当基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公民可以利用相应的诉讼制度，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但是仅仅依靠普通法律，无法对权利侵犯的行为一一进行法律规定，需要从宪法中寻求司法的保护，这样，公民的权利就无法受到法律的支持，成为没有保障的权利。可见，宪法是司法救济是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最后可以依赖的环节。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使我国的宪法在很多方面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处于空置的状态，无法进行有效的司法实践。由于弱势群体的权利脆弱，法律资源匮乏，就需要借助公力对其进行帮助和救济，这样才能保证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被侵害，使其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另外，部分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权利侵害的行为不据理力争，不会用法律手段进行权利的维护，使侵害弱势群体权利的现象频发，这也是导致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保护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对弱势群体保护进行完善的出路探析

（一）在宪法中明确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1982年宪法至今已颁行近三十二周年，这部宪法能够具有比较长的生命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与时俱进。从不断的经济政策的修改、人权条款的修改，我国宪法不断适应着国情，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各种问题也随之层出不穷。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对事项的原则性规定也表明其不可能对具体内容的详尽规定。宪法所作的通常是原则性的指示，但这对于下位法的影响是及其重要的，如果宪法中不曾规定，则下位法进行制定时不会给予太多重视。考虑到弱势群体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可以考虑在在下一次的宪法修正中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明确表述，以期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引起更加广泛的重视。

（二）针对不同的弱势群体构建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明确并落实各部门在救助弱势群体中的责任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因此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具体内容还应由相关的部门来具体化，相关的措施来配套化。虽然目前宪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尽明确和全面，但根据现有宪法之规定，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工作仍是大有可为的。例如：我国正在酝酿的艾滋病人及病毒携带者权益、农民工权益、城市乞讨人员和服刑的罪犯等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立法工作，从立法的角度完善我国整体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然而，目前管理中存在各部门协调不顺现象。以流浪儿童的保护为例：根据相关资料，可发现在实际工作中由民政部门负责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发展规划和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监督管理；由公安机关负责将执行职务时发现的流浪、乞讨未成年人等护送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由卫生部门负责流浪未成年人医疗救治工作⑤……表面看上去，对流浪儿童的保护职责还是比较明确，但正是这样的分工却造成了多龙治水的混乱局面，许多部门为了部门利益相互推诿，互不负责。因此在未来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救助工作安排中，要分析之前工作的不足，明确并落实各部门在保护弱势群体工作中的职责，避免悲剧的出现。有报道称日前有关部门考虑到借助各地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牵头主要负责对流浪儿童进行救助和保护。借助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在全国的系统机构设置来完成此项工作是具有一定优势的，此类措施应考虑推进实施落实，尽早使弱势群体即时得到保护救助。

（三）走公私合作的道路，由政府购买服务以促进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保护

由政府和私营单位进行合作，由私营单位提供服务，政府对其进行帮助和扶持，并购买其服务用以公益需要是一条新兴的且具有发展前途的道路。因为这样既有利于提供即时和有效的服务同时也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公私合营并由政府购买服务是逐渐兴起的一条途径，如今正逐渐应用于许多领域，如医疗领域、教育领域等。因此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中也可以考虑应用此方法，例如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可以由私营机构进行服务和帮助，同时政府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

（四）加大鼓励和发展NGO组织

NGO组织在社会公益活动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NGO组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微公益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必将耗费众多的精力和财力。而且涉及此方面的工作是比较繁琐的，需要NGO组织来进行完善同时进行监督。因此在今后要鼓励和发展NGO组织，使他们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畅通弱势群体权利救济途径。

宪法是人权保障书，而我国当前的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在于法定的审查机构从未启动过违宪事后审查权。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得到贯彻实施就不可能树立宪法的权威，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成为一纸空文。因此，近来我国从中央高层到社会层面都非常关注宪法实施的制度安排， 在刚刚过去的法治宣传日的发言中上曾义正言辞的说到："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⑥期待中国违宪审查大步前行，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宪法权益。

（六）实施法律援助制度

保障弱势群体能否获得相应的援助，和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权利主体的自身情况有巨大关联。总体上看，公民权利的实现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1） 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 （2） 受教育程度；（ 3） 经济情况； （4） 所处环境和背景。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由于其在教育方面、法律知识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劣势，这也使得弱势群体法定人权的实现缺乏必要的保障。由此可见，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无差别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这种有差别正是由于出身和天生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所以，根据补偿原则，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得到与其他人相同的生存和发展机会。⑦

（七）完善宪法过程的同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机制

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公民权利受到保障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诉讼是的试金石，是法治的检测器，是民主政治的晴雨表，是公民权利的守护神，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行政诉讼也是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重要路径，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宪法有关弱势群体控告权的规定得到贯彻落实，使弱势群体在宪法上的实体性基本权利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切实的保障。因此，我们在完善宪法过程中必须完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某些地方法院已在积极探索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新路径，法官们积极应用宪法，在判决说理部分依照宪法来理解和解释法律，探索出保障基本权利的新路子，即通过"依宪解释"的方式在普通诉讼中间接适用宪法，从而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实现。

结语

弱势群体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弱势群体的存在使各学科有了新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文章围绕法学意义上的弱者展开论述，站在宪法的高度，对中外弱势群体权益宪法保护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我国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问题所折射出的宪法机制的不完善提出了几点不成熟的建议，目的是抛砖引玉吸引社会更多的人来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宪法保护问题，使宪法得以更好的实施。2012年是现行宪法三十而立的日子，在宪法30岁的生日里，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早日落地，只有兑现，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弱势群体权益才能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正在不断发展进步，尤其是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正朝着人性化、专业化、规范化方向推进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更好的推动弱势群体的救助保护工作，在宪法中应尽早加入对弱势群体的强调性保护，国家也应尽快制定弱势群体的救助保护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将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理念与伦理原则固定下来，提高救助政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并为弱势群体救助中的社会工作发展和制度建设提供法律基础。⑧宪法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将推动对弱势群体保护工作的进展。当然，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项艰巨的事业中，政府、社会、家庭应当联合起来并各自做出应有贡献。

注释：

①陈成文.社会弱者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5.

②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J].前线，2001，（5）.

③郑杭生.走上更公正的社会[J].cn.

④胡玉鸿：《"剥夺"与法律上的"弱者"》，《学习论坛》2009年第6期，第72-77页。

⑤"送流浪儿童回家"需更多细节，法制日报，2012-12-16

⑥《：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财经网微社区，2012-12-4

⑦徐沛亮：《浅谈宪法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具体保障》，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12月。

⑧《"送流浪儿童回家"需更多细节》，法制日报，2012-12-16

参考文献：

【1】胡玉鸿：《"剥夺"与法律上的"弱者"》，《学习论坛》2009年第6期，第72-77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宪法）

【3】谢方皓，《弱势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思考》，法制与经济，第297期。

【4】潘从武，王艳萍.新疆大学92名乙肝病毒携带新生被迫休学遭质疑[N].法制日报，2005-11-23.

【5】陈成文.社会弱者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5.

【6】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J].前线，2001，（5）.

【7】郑杭生.走上更公正的社会[J].cn.

【8】"'送流浪儿童回家'需更多细节"，法制日报，2012-12-16

【9】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财经网微社，201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