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保护法范文
时间：2024-03-27 11:10: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青少年犯罪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__年，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东城团区委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充分发挥社会各界通过共青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少年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工作核心，深入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努力提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积极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维护了地区的和谐稳定。
一、结合工作实际，强化组织领导
为了能够不断强化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安定门街道由主管共青团、妇联工作的处级领导担任委员，一方面能够在较高层面上掌握街道全局、熟悉相关科室的工作实际，能够更好的指导各项青少年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实效；另一方面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协调相关科室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统一部署来开展活动，从而壮大队伍，形成多方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地区开展青少年工作的影响力。
同时，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时，能够针对不同群体类型及时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明确职责任务，充分发挥作用，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帮扶的领导。同时，在开展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努力结合上级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及时予以落实，务求取得实效，竭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积极营造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着力做好地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优化行动”、切实关心关注特殊青少年群体来开展普法维权工作。通过“法在身边”征文演讲比赛、亲子运动会等形式，对保护儿童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强势宣传，通过倡导“尊重儿童”、“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等意识，营造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分类进行指导，确保帮扶实效
1．对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分类管理
一是针对精神或者智力有残疾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由家庭照顾、社区定期走访的方式来进行帮扶和管控，切实帮助其本人及家庭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乐观面对生活；二是针对因学历低、单亲家庭、父母双亡等原因失业在家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社区管片主任不定期走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的措施进行管控，争取多方资源尽力解决其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经常性的组织其参与社区活动，在心理上给予关怀、生活中及时帮扶，思想上进行教育，尽力防止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三是针对有不良行为或因违法犯罪入狱的青少年，若在服刑期间则积极进行探访教育，做好家庭工作，引导其积极加强改造，重新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重塑生活信心；日常则由家庭进行教育，社区做好关怀工作并加强管控措施，不断巩固其改造成果，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做好引导，努力杜绝其再次发生不法行为。
2．对弱势青少年群体积极探索帮扶新形式
认真摸底调查核实，登记造册并及时更新，特别关注农民工子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特殊困境青少年群体，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救助工作，努力为其创造健康成长的环境。一是开展辖区内志愿服务队与地区弱势青少年结对子活动，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弱势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通过多方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二是结合儿童自身具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做出贡献、体现价值的迫切愿望，将弱势青少年和部分社区闲散青少年组成社区志愿者队伍，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工作，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活动，以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面对生活，积极为地区的安全稳定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三是结合节点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闲散青少年、地区弱势青少年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共同开展座谈会、交流会、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形成闲散青少年、弱势青少年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与志愿者沟通的良好局面。
三、不断总结经验，狠抓工作落实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四三二”工作措施，认真研究探索，不断提高基层团组织服务青少年的工作水平。
做到“四个及时”：一是及时建立台账，坚持做到“情况清、底数明”；二是及时进行走访，时刻关注孩子本身和家庭需求情况，提高帮扶针对性；三是及时送去温暖，积极争取资源实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四是及时组织活动，通过群体活动进行心理指导和帮扶关爱，促进其更好的融入社会，阳光健康成长。
强化“三个注重”：一是注重沟通、扩大影响，及时与团区委及街道宣传部联系，多种途径加大对开展帮扶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扩大活动的影响面，形成全地区共同关爱青少年群体的浓厚氛围；二是注重实际、营造氛围，除了针对不同群体的青少年进行物质帮扶之外，还要注重结合地区特色开展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三是注重整合，形成合力，要坚持加强与上级团组织及街道妇联、民政、残联等各相关部门的密切联系，积极争取多方力量开展关爱行动，不断提高帮扶力度，提升活动效果，形成地区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工作合力。
加强“两项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阵地建设，充分发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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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少年犯罪 特点 成因
中图分类号：G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
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对“青少年”的概念没有做明确的界定。就其词义而言，“青少年”即指青年与少年的合称，“青年”是指人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段，“少年”指人从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年龄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指出：“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为14―18周岁。理论界对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它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它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广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有学者提出，犯罪年龄的下限应当定在10岁比较合适。这一概念包括了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罪和已满18周岁不满25周岁的青年犯罪。
二、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成员的低龄化。目前，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过去未成年人犯罪的平均年龄在17岁以上，而现在青少年犯罪的平均年龄只有15岁，有的案犯甚至不到14岁。
（二）青少年犯罪的突发性。青少年在犯罪时，往往事前没有特定目标，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而是突然发作。青少年犯罪的这一特点取决于青少年时期生理机能发育特点。
（三）犯罪方式团伙化。青少年犯罪由单独作案向集体性的共同作案转化。渴望友情、乐于合群，是青少年的一种心理需求独立意识的外在表现。青少年往往到了心理断乳期，就容易在父母面前封闭自我，更爱与年龄相仿、趣味相投的伙伴在一起，形成一群体，容易相互影响。只要其中一人有犯罪意识，就可能共同作案，形成共同犯罪。
（四）严重犯罪较多，作案手段比较野蛮和凶残，往往是不计后果。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生理发育很快，可是心理发展却比较慢，在思想上表现为不成熟性，容易走向歧途，并且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产生感情冲动，走向极端。据报道，上海市一名17岁的少女因母亲对其管教太严，竟用刀将其母亲砍杀致死。
（五）青少年犯罪手段的智能化。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犯罪手段开始由愚昧向智能型发展。所谓青少年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既包括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也包括反侦察意识和能力的提高，青少年犯罪手段的智能化也会给公安工作者增加很大难度，提出了新的问题。
三、青少年犯罪成因
（一）内因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两方面，青少年犯罪现象也不例外，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外部环境消极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与社会要求，特别是刑事法律要求相抵触的心理，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根本原因。
青少年自身素质的好坏是决定其是否违法犯罪的关键。一些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其自身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事生非的不良嗜好和品行，自身性格的缺陷，幼稚的心理，以及自身生活需要、人格尊严得不到满足，加上法制观念的缺乏等等，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刺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此外，青少年的认知结构的变化也是内因之一。认知结构是指知识水平、认知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总称。进入青春期后，随着青少年身心两方面的显著发育，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突出表现在自我意识的增强，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性意向，遇事不想依赖成年人，不想按照父母和老师的指导办事，强烈要求按自己的想法、兴趣去自由活动，心理上不稳定，表现出冲动和盲目。特别是当他们的行为和想法遭到父母反对而受到压抑时，就可能出现造成消极的反抗情绪。拥有这些不良心态的青少年如果遇上坏人引诱，投其所好，很可能一步一步地偏离正轨，走向犯罪。
（二）外因
1、家庭影响。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基础。家庭教育并不都是按照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来进行的，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千差万别，可是从性质和效果来看只有好与不好两类，不好的家庭教育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主要是不正当教育和放弃教育。不正当教育的典型表现是父母过分溺爱娇纵子女和父母以打骂和变相体罚等简单粗暴方法对待子女。放弃教育是比溺爱和打骂更糟的一种教育，常常出现在“残缺型家庭”。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 4.2 倍。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严重缺陷的家庭教育，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父母的言行影响子女，父母善良、正直的品行会给子女形成良好的人格打下基础。反之，父诈、粗狂、残暴的性格会使子女学习、效仿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2、学校教育的影响。当前，有些学校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法制教育不够，许多青少年学生缺乏正确的理想信念。学校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阵地，可是在学校教育中，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教育倾向，法制教育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大多数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法制教育，增设了法制课程，可是大多数学校的法制教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同时，法制教育质量不高，教师队伍缺乏专业化，大部分教师仅依靠自学课本掌握一些理论知识，遇到实际问题，就显得束手无策，甚至解答不了学生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教学质量大打折扣；教育管理中由于缺乏合力，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不能有机结合，造成法制教育脱节、死角现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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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是我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项重要工作。多年来，我乡立足高起点，确立新目标，继续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结合职能，强化延伸服务，注重帮教结合，实行标本兼治，积极探索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有效途径，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取得明显成效，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一、强化职能，明确重点
严格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坚持打击、预防、治理三者结合，把工作与家庭、学校、社会联系起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加强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工作，下发XX乡《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工作实施方案》，加强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加大关爱留守儿童力度，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构建“三位一体”预青工作格局。
二、防患未然，探索新路
减少和预防犯罪是我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对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工作，是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多年来，我乡积极探索，勇于实践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防为主，重在治本的目标。首先是采用多种形式，强化普法宣传。首先，利用融媒体进行宣传。其次，上好法制教育课。我们充分发挥本乡司法所的积极作用，为学校上法制课。今年结合疫情防控等工作，XX乡团委会同派出所、司法所、卫健办工作人员一起走进XX乡中心小学开展禁毒法制讲座。在讲座中，XX乡派出所民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师生们详细讲解了什么是、的种类和的危害，以及如何提高识毒、防毒的能力；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列举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来剖析吸毒给个人、家庭、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警示同学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学会自我防范，远离。
三、真诚帮教，标本兼治
实践中，我们体会到，适时开展帮教活动是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有效举措。因此，我们坚持把帮教工作贯穿于工作的始终，认真抓说服教育。我们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说服教育，促使其真正认识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主动与重点未成年人的家长或监护人见面，通过与他们见面交流，详细了解和掌握重点未成年人在家中、学校或单位的表现，成长轨迹，个人兴趣爱好，平时交友等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四、依靠社会,齐抓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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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的犯罪团伙给芝加哥市的社会秩序和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当时伊利诺斯州工业发展迅速,大批大西洋彼岸的移民涌入美国,加大了美国城市人口的密度。而人口的迅速集中,则使各方面都很不协调,如物质供应、医疗卫生、住房、教育、就业等等。当时芝加哥市的少年犯罪异常突出,在芝加哥市每年被逮捕判刑的少年人数占该地区少年总数的五分之一。
少年犯罪如此严重,以致造成监禁犯人的场所十分拥挤,条件非常恶劣。一些犯罪的少年得不到教育改造,一犯再犯,致使他们在犯罪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于是建立一个新的少年司法系统,对少年犯罪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市的20万工人进行总罢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事件就成了以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源。当时少年犯罪者获得了社会改革者们的巨大同情,于是由美国改革者杰克索尼首先提出的“拯救儿童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他们主张改善少年儿童的环境,给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对于犯罪的少年,主张从宽处理,搞社会救济或者给他们寻求职业。于是在社会改良主义者、著名律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一道促成的世界上的第一部少年法庭法在伊利诺斯州产生。
《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规定少年法庭管辖16岁以下的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被遗弃的少年以及无人抚养的少年儿童。并规定少年法庭对于被遗弃的少年及无人抚养的少年儿童可以送交名声好的公民抚养,或送交适合的州立机构或教养学校等照管。对于违法的少年送州教养所,也可以交由某一社会团体照管。少年法庭法为保证少年法庭的顺利运行,还创设了相应的配套辅助设施,如规定将少年单独监禁,不与成年犯混居;确立了监督员制度,违法少年在被带到法庭之前,监督员负责调查少年的道德名誉、家庭情况,在法庭审判后,负责对少年改造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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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要问题；犯罪原因；预防机制
一、普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社会各级组织和各界人士都在积极努力引导青少年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全力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在普法工作的大力开展下，青少年犯罪案件有了一定减少，普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前青少年普法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普法实施主体较多，缺乏有效协作工作制机。在三年的普法实践中，笔者了解到当前开展青少年犯罪主要涉及有：关工委、共青团委、公安、律师、检察院、法院和司法局等单位，普法实施主体较多，没有专门负责实施普法的牵头者，在众多普法实施者中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普法工作协作机制。最终导致城乡之间和小学初中高中之间，甚至同级学校之间接受普法差异较大，有时城区的一所学校在一学期要“被普”好几场法制课，而边远乡镇的学校有时好几年都没有接受过普法。
（二） 部分普法内容陈旧、死板，不符合当前预防青少年犯罪实际。笔者每到一所学校开展普法，结束后都会与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进行互动，听取他们对当前普法工作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以便下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普法内容。在互动中得知：部分普法者的普法内容过于陈旧、死板，三年讲的普法案例都是同一个，三年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学生们在下面无心听讲，认为开展普法活动对他们来说是受罪；还有部分普法者不是法律专业出生，也不是真正的司法工作者，平时没有接触过青少年犯罪案件，普法课堂讲的是一些宪法内容和刑法的基本概念而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有用一些生动的语言讲授青少年犯罪案例，让学生们感觉很枯燥乏味，难以往下听。
（三） 普法形式过于单一，较少运用科技手段普法。众多普法工作者开展普法宣传基本上就“三要素“构成：即“一个话筒、一幅普法横幅、几页讲稿”就开始匆匆上阵，更有甚者一些普法者只带一张嘴就登上讲台，开始凭空吹说。当前社会科技进步了，青少年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有所提高，我们的普法形式应该多运用“PPT”演示、警示短片播放、互动交流提问、观摩庭审、“QQ”普法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课件是全文字，没有相应的图片、视频；普法内容“四海皆准”，没有分年龄差异和性格差别制作课件，这些单纯的普法形式，让普法效果受到了限制，学生朋友没有真正的受到法制教育。
（四） 普法工作大多流于形式，后续性普法效果不明显。在众多普法实施主体的行政单位中，刚开始学校大多会聘请普法共建单位的领导或者具体普法工作者担任“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等职务，并授牌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等形式拉开普法序幕。但后续性普法工作却没有及时跟进，笔者深入多个普法教育基地，了解到共建单位有二、三年没有前往学校普法，导致法制教育工作流于形式，法制教育基地空有其名。另外由于普法现场讲授者与学生朋友没有充分的开展互动，讲授者没有留下后期联系方式，也没有开通专门的青少年维权专线，学生朋友出现法律困惑时不能及时解决，后续性普法效果不明显，导致青少年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二、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青少年自身的原因：身心发展不够成熟，自控能力和辩别能力较差。青少年在自身成长过程中，由于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有限，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心智还正在发展，易愤世嫉俗，易走向偏极，辨别真假与是非的能力较差，一旦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刺激或者遇到坏人，加之自身成长经历受限，经不起挫折和磨难，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二）学校的教育原因：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学生方式方法欠妥。学校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方法，开展平行班、优生班和快班、慢班之分，让学习好的孩子倍受青睐和重视，学习差的孩子则受到冷落和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差的孩子很可能就会破灌子破摔，会出现厌学、逃课的现象；学校对此情况一般只是重惩罚，对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进行严厉的处分，没有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原则。学校不良的处理方法，会使受到处分的同学产生悲观、失望、消极情绪，甚至严重会万念俱灰，从此自暴自弃，流向社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家庭原因：不完整的家庭、父母不良的行为准则，让孩子的得不到健康成长。家庭教育应当是孩子成长的第一道防线，是青少年成长的基础，不好的家庭教育是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最常见有以下四个方面：父母离异或感情不合，导致子女的心理、品行出现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父母忙碌工作挣钱，根本无暇照顾子女的学习和生活，使孩子的成长没有进行及时的引导；父母不良的娱乐、赌博甚至犯罪行为，会使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容易效仿走上犯罪道路；父母粗暴、残忍的教育方式，会造成孩子性格畸形发展，愤世嫉俗。
（四）社会原因：黄赌毒的引诱，拜金、享乐主义和“灰色地带”的不良影响。社会上黄赌毒的引诱，拜金、享乐主义和“灰色地带”等不良风气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些对青少年的危害较为严重。其中黄色书刊和不良的网络媒体对青少年身心的毒害最深，青少年辩别是非能力较差，好奇心强，没有怎么接受过性知识教育，容易模仿，导致形成不良的性知识观，控制不好甚至走向的犯罪道路；赌博和两者对青少年的伤害也较大，部分青少年崇尚拜金、享乐主义，出于刺激，游走于娱乐场所，追求花天酒地，吸食寻找兴奋；一部分青少年过早接触社会“灰色地带”，认为什么都可以靠钱、靠关系来解决，有钱有权无所不能，滋生了自己犯罪的主观意识。
（五）司法原因：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还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到位，工作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在实际办案中，司法机关还没有真正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比如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存在超期羁押未成年人的现象，一些看守所、拘留所没有对未成年人犯与成年犯分开羁押，交叉感染容易再次发生犯罪；检察机关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工作机制还需常态化，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需进一步加强；法院在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还未真正做到惩罚为辅，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存在一些本应判缓刑而判了实刑、本应轻判的而重判和不应判财产刑的而判了财产刑等现象。
三、全面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对策
（一） 学生的自身预防：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增强辩别是非的能力。尽管青少年处在身心发展阶段，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限，但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自控和鉴别能力，青少年从课堂的政治教育、父母教育和社会事例中，能够培养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增强抵抗不良社会风气的能力；遇到事情要平心静气，认真分析寻找原因，不愤世嫉俗，使自身心智不断健全，较早走出青春懵懂期。
（二） 学校预防：开展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学校要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方针，改变长期以来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局面，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使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道德；学校要开展法制课堂，培养学生基本的法律意识；老师们要传授学习、人文、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各种知识，杜绝平行班、优生班和快班、慢班之分，对成绩差的同学要扬长避短，让孩子们受到平等待遇；对一部分违反校纪校规的同学，不要一味的给予开除、处分，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在心灵上多接触他们，启迪他们内心世界，慢慢感化他们，用心来帮助他们。
（三） 家庭预防：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能力，优化家庭环境。家长的重要职责就是培养和教育子女，父母自身的行为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在平时生活细节中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和道德观念，少赌博，少进娱乐场所花天酒地，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对孩子的学习要全面的督促检查，对其心理上要进行及时的关注和疏导，解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身心问题；夫妻双方不要整天忙于工作忙于挣钱，要抽空陪陪子女，常与子女沟通，解决其心理困惑，给子女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
（四）社会预防：严厉打击黄赌毒，净化社会环境。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安排，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大力宣扬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倡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培养自力更生和发奋图强的意识，增强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的能力。同时政府部门要合理的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及时清除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障碍，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文化部门要对网吧、游戏厅、KTV、酒吧和书店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督管理，净化娱乐场所，排除诱发犯罪的根源；公安机关对校园周围环境治安，要进行及时摸底排查，扫除安全隐患。
（五）司法预防：认真贯彻落实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程序。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特别诉讼程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人司法制度，要求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对青少年犯罪应该从多方面、多角度综合思考，不能粗暴简单执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办理青少年犯罪案件时，要遵守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严格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社会调查、强制提供法律援助、严格适用逮捕和分案处理、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附条件不和合适成年人到场等。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认真核实涉案人员的年龄，查清青少年在案件中的主观故意和主次作用，对涉案的青少年犯罪进行准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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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立法 建议
青少年犯罪往往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失误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家庭教育立法，仅在《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教育责任做出了一些规定，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监护侵害意见》），对家庭教育中监护人侵害青少年权益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新疆也于2009年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对家庭教育的责任做出了相应规定，但是现有国家和新疆地方立法过于原则、概括，缺乏实施细则和评价标准，可操作性不强；同时，现有立法大多规范的是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未能涵盖家庭教育的其他方面，导致现有家庭教育立法部分内容缺失、滞后。建议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家庭教育做出指导和规范，使家庭教育切实发挥教育、保护青少年及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作用。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家庭教育地位尴尬，迫切需要立法确认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起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由于家庭教育大多基于亲缘关系产生，而且影响人的一生，因此，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能直接、深远的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人生观、价值观，是其他一切教育的起点和基石。目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法律地位都已通过立法得以确认，但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却始终没有得到法律确认，家庭教育大多是自发进行的，缺乏指导、监督和约束。由于家庭教育既具私人性，也具有社会性，因此，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当，既会给家庭造成损失，影响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效果，阻碍青少年的未来发展，也会妨害他人正常生活，侵害社会秩序，给社会造成损失。家庭教育尴尬的地位严重影响到对家庭教育的引导和管理，不能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教育保护青少年，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立法确认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
（二）家庭教育的责任和义务需要立法进行明确
现有立法对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中应该做什么、禁止什么规定的较为全面，但对如何具体履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监护侵害意见》也仅对有关机关和个人在规范“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侵害行为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对一般性的监护侵害行为和其他家庭教育责任履行和监督、帮扶，并没有做出相应规定。比如：由哪个部门或机构主管、监管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经费如何保障？青少年遭遇家庭教育危机时应当向哪个部门申请救济？对没有教育能力或教育资金匮乏的家庭，应向哪个部门申请确认和帮扶？由哪个部门或机构负责提升家庭的教育能力？家庭教育的法律监督及帮扶援助由谁负责？这些内容的缺失使政府、社会和法律对家庭教育的约束和帮助很有限，造成原有立法对青少年教育保护的初衷不能完全实现。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社会和家庭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责范围、权利和义务，才能保证家庭教育的有效实施和运行
（三）现有立法不足以调整家庭教育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整合规范
1.现有立法标准不清难于操作
家庭教育的责任内容，现有立法规定的较为全面，大致可归纳为：尊重和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的责任；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责任；依法履行对青少年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的责任；创造良好、和睦家庭环境的责任；尊重和保护青少年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的责任；教育和帮助青少年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责任。但是，现有立法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如何教育？教育什么？教育的效果如何检验？以什么为标准衡量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当行为已经需要由政府有关部门介入、干预？细则的缺失，难以发挥立法的指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导致家庭教育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随意性较大，除造成严重后果的外，大多处于不涉的自发、自律状态。在国外，很多国家对家庭教育的履责标准规定的非常详细，如：美国明确规定，家长必须对孩子的逃课行为负责，孩子一学期逃课达到一定的量（一般为十几节），其监护人会被因此监禁15天，这样明细的规定，在实践中便于衡量进和操作，值得我们借鉴。
2.监护制度尚不能保证家庭教育真正落实
监护履职是否到位决定家庭教育是否能正常发挥功能，现有相关立法虽然对青少年的监护做出了规定，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监护主体监护资格不够完善。只考虑了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情感的联系状况等”给青少年提供生活保障的抚养能力，没有考虑监护人是否具有认真履行监护责任的品行，是否存在侵犯青少年利益的不端品格以及是否具有对青少年的教育能力。二是，存在监护人实质缺位的情况。比如：留守儿童委托监护的主体，现有立法仅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为：“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什么“是有监护能力”？认定委托监护人的资格应当遵循何种标准？立法均未作出规定。实践中，父母选任委托监护人的随意性较大，大多数留守未成年人被委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其它老年亲戚监护，由于年龄、文化、健康等原因，很多被委托监护人根本无力承担对青少年的管教责任，甚至反过来需要被监护人对其进行扶养照顾，使留守未成年人处于“名义上被监护，实质上脱离监护”的状态。立法规定委托监护人只能是“其他成年人”，父母找不到“其他成年人”来承担监护责任时怎么办？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独自留守，处于无人监护的脱管状态的情况。监护缺位的情况在单亲儿童、残疾儿童、经济困难家庭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中也都有出现，使这些这些孩子陷入亲情失落--生活失助--学业失教--安全失保--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的恶性循环。三是，监护失当行为没有有效监督机制。刑法虽然规定有虐待罪、遗弃罪，但刑法的处置都是事后救济，起不到预防作用。而且基本上都是情节严重到犯罪的程度才有有关组织进行干预，对于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干预。必须建立事前、事中的干预机制，才能防患于未然。
3.惩罚力度不够或缺少相应罚则，不足以起到约束作用
第一，现有立法对家庭教育失职行为处罚过轻。《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家庭教育缺失
失职行为的处罚仅限于：“劝诫、制止、行政处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同类行为的追责方法也仅限于：“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责令立即改正。”《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行为的干预方法为：“劝阻、调解、制止、行政处罚”。上述追责方法使家庭教育失职行为责任过轻，不足以起到约束作用。《监护侵害意见》虽然通过设置了“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和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来约束监护人及保护未成年人，但由于其只针对监护人“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适用范围较窄，未能规范大量存在的一般性监护侵害行为、监护忽略行为和其他教育失职行为。英美国家认为：对监护人的惩罚越重，更能让他们感到责任重大，也就更有利于减少因监护真空而出现的安全问题。在美国，对家庭教育主体失职行为都会有与失职行为相当的处罚，比如：如果小孩逃课，家长每次最高可能被罚款100美元。如果小孩在商店偷东西，或从图书馆偷书，家长每次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如果小孩违反宵禁规定，父母可被罚缴纳运载费用等。我们不认为对于家庭教育失职行为必须给予严重的惩罚，但给予的惩罚至少应当能够让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主体产生应有的重视，否则，无法起到督促作用。
第二，禁止性、义务性规范缺乏相应的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与青少年家庭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对家庭的监护、教育职能以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的方式做出了较为全面地规定，但是现有立法缺乏相应的罚则规定。如，《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但是违反了该项规定却没有任何的惩罚性规定，这就使立法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约束力。
二、制定《条例》的可行性
第一，《条例》拥有立法法律根据和法制基础。我国1990年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深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家庭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儿童的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协助......”该规定强调了家庭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应当为儿童的成长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协助”。同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民法通则》、《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陆续对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家庭教育保护的责任及相关要求做出了规定。这都给条例的制定提供了立法法律根据和法制基础。
第二，《条例》拥有国家规划和政策基础。国务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要建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育人机制”，“制定完善有关保护儿童权益的专项法律”。1996年全国妇联、国家教委联合印发的《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提出“加强中国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制定地方性家庭教育法规，使家庭教育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也都再次强调“推进、完善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使家庭教育工作走上科学化、社会化、法制化轨道”。上述规划和文件，为条例的制定奠定了规划和政策基础。
第三，《条例》拥有前期地方立法经验借鉴基础。自2002年上海市人大代表提议制定《家庭教育条例》以来，全国各地已有很多省份组织专家组进行地方立法调研，论证家庭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科学性，设计了家庭教育地方立法的基本框架和重要条款。 2014年重庆市更是将《家庭教育条例》纳入立法计划。各省份的有益尝试，给《条例》的制定提供了经验基础。
三、对《条例》的具体意见
（一）明确立法的宗旨、目的和基本原则
首先要明确《条例》的立法宗旨、目的，解决为什么要制定《条例》，《条例》解决什么的问题。其次，在《条例》中明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家庭教育平等的原则、政府主导的原则，全社会共同责任原则”，从立法层面保障“保护儿童最大利益；每一个青少年不分性别、民族、家庭经济情况都享有平等地享受家庭教育的权利；政府发挥管理、指导、保障作用；全社会共同参与”等家庭教育指导思想的贯彻实施。
（二）明确家庭教育的工作机制
在家庭教育的工作机制上，《条例》应当重点调节家庭教育管理和实施两大法律关系。
第一，理顺管理机制。《条例》重点要明确政府在家庭教育管理中的责任。首先要明确家庭教育由谁来管？具体落实家庭教育的主管机构、指导机构、帮扶机构、监督机构、经费保障渠道等。其次，要明确如何来管？必须细化家庭教育管理、指导、帮扶的组织管理、人员投入、经费保障的内容和程序。理顺管理机制才能确保《条例》有效运行。
第二，理顺实施机制。首先，明确家庭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家庭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内容：一是养，保证青少年得到抚养，确保身体健康成长；二是护，切实承担起对青少年的保护作用，防止青少年受到侵害和腐蚀；三是育，包括对青少年身心、伦理、道德、行为习惯的规范和教育。通过立法明确家庭教育的内涵、外延和内容，发挥法对家庭教育的引导作用，促进教育主体依法规范家庭教育行为。其次，明确监护人在家庭教育中责任和义务。一是，承担好对青少年的养护育的责任。在这部分内容里不能仅仅泛泛给出总则性的指导意见，更应对家庭教育行为给出规范的执行标准。二是，要求监护人主动学习掌握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规律，不断提升家庭教育能力。明确在什么情形下监护人必须接受强制学习以及学习后的考核标准。
（三）完善相关制度
1.完善家庭教育督导制度
家庭教育立法应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矫正，其立法重点不是惩戒，而是指导和服务。《条例》在制定时，可从两个层面建立家庭教育督导制度，及时对家庭教育缺失、失职行为进行干预，预防青少年受到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
第一，政府层面。立法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督导家庭教育的具体部门、督导的范围、方法、程序及问责办法。
第二，社会层面。借鉴国外做法，建立强制举报制度，发挥群众和社会监督作用。一是，规定任何人发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尽监护、教育职责，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或家庭教育管理部门举报。考虑到教师、医生、处理儿童工作的人员及行政执法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会和家庭教育缺失、失当或监护不到位的孩子有近距离的接触，应当明确规定上述人员发现青少年处于监护、教育缺失、失职状态，必须及时向司法机关或家庭教育管理部门举报，否则，将受到相应制裁。二是，对于举报的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范围，不应当要求“情节严重”，只要存在“可能对青少年产生危险或危害”就可以举报，否则，举报起到的更多的是对正在进行的严重侵害青少年权益行为的制止和惩罚作用，很难通过及时干预一般性的侵害行为而达到预防可能发生的严重侵害行为的。在美国，以下行为在各州都会被视为危害儿童罪：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车上载有儿童时酒后驾车；雇用有前科的人看护儿童；孩子无人看管或者交由其他儿童看管；子女面前制造；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危险地带等。任何人见到这种情形都有权向有关机关举报，父母可能会为此坐牢。甚至父母在酒店吃饭，让未成年孩子独自在酒店楼梯上玩耍，都面临有目击者要去报警的威胁。这种对监护、教育侵害行为举报范围尽可能大的设置，才能有效预防可能发生的对青少年不利后果。三是，明确规定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的处理程序和内容，包括可以代表被监护人侵害的青少年向法院提讼的权利。使家庭教育、监护缺失、不当的行为能够及时得到有效干预。
2.完善家庭教育干预、追责制度
《条例》应当完善对监护、教育失职行为干预制度，同时制定与失职行为过错相当的处罚方法和力度。
第一，建立监护、教育失职行为的干预制度。建议在《监护侵害意见》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青少年的监护人，建立暂时剥夺监护权制度，剥夺监护权案件调查期间及剥夺监护权后青少年的教育、监护转移、安置制度和被剥夺监护权的监护人的行为、品行评估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一般性监护失职行为和其他教育失职行为的及时干预制度，防止一般性的失职因为没有被及时干预而演变为严重失职行为。一是，可建立对一般性监护失职行为和其它教育失职行为的告诫及行政处罚制度，有关部门在发现或接到有关上述失职行为的报案、举报后，可视情节，对行为人进行口头告诫，经3次告诫行为人仍未改正的，可给予拘留的行政处罚。二是，建立对被告诫行为人的跟踪评估制度，以评价行为人在被告诫之后是否改正，对未改正的及时督促或再次提出告诫。
第二，建立强制接受培训指导制度。《条例》应当明确相关家庭教育强制性指导和帮助的条款，强制教育方法不科学、缺乏教育能力的家庭或有偏差行为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接受有关部门的培训和指导，促使其从教育思想和方法上都能得到提升。在《条例》中应当明确由哪个部门或机构来确定父母或监护人是否应当接受强制培训、指导，由哪个部门或机构担任培训、指导的教学机构以及培训、指导的内容、范围和对学习效果的检测标准。
第三，细化行政追责条款。要细化《条例》中的追责条款，规定追责标准，便于监护人、管理部门和监督机构衡量、操作，做到义务性、禁止性规定都有相应罚则呼应，使《条例》发挥应有的约束力。
3.建立、完善特殊青少年家庭教育帮扶制度
《条例》应当针对对心智特质、生理特质、神经动作、感觉能力、社会行为和沟通能力偏离常态儿童的青少年，以及流动人口子女、贫困家庭子女、留守未成年人、流浪未成年人、单亲家庭的家庭教育问题建立家庭教育帮扶制度：一是，家庭教育福利制度。建立上述特殊青少年家庭教育补贴和社会活动补贴申领制度。在经济上保证特殊青少年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二是，建立家庭教育帮助制度。对于上述特殊青少年的监护人，提供各类帮助、指导，帮助其承担好家庭教育职能。
英国教育家洛克指出：“家庭教育，给孩子深入骨髓的影响，是任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代替不了的”。在国家层面《家庭教育法》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制定地方《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来规范家庭教育的管理、指导、监督和实施，提升家庭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减少、纠正家庭教育的失职行为，预防家庭内部对青少年的侵害行为，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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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旨在引导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暂且刨去它的积极面不谈，今天《保护法》中国的适用性上仍有待商榷。
一是《保护法》对未成年罪犯“过度保护”，成恶性犯罪事件低龄化趋势帮凶。《保护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这让不少不良青少年有恃无恐。2017年1月以来，浙江省共受理未成年人抢劫、盗窃等侵财案件4323人，占56.1%；受理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涉暴案件2952人，占38.3%；受理涉黄案件477人，占6.2%；涉毒案件135人，占1.8%。从已收到的2484名未成年人生效判决分析，因犯罪性质或情节较重，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达51人，占2.05%。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的数据统计,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等暴力性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比例的70.6%，有的甚至手段残忍，很难让人想到竟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为。2018年5月温州瓯海刑侦大队民警破获一起15岁少年抢劫案、2015年湖南新廉小学抢劫杀人案、2018年广西南宁初中生砍人案，皆因罪犯未满量刑年龄，无法立案调查或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保护法》对受害未成年人“无力保护”，造成社会公平危机。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浙江外来人员犯罪一直占据较高比例。但受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员减少，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明显下降。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非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3300人，占42.8%；本地未成年人犯罪4408人，占57.2%，同比增长8.99个百分点，涨幅比较明显。2018年3月湖北孝感市黄正杨恶意伤人未遂案，凶手与被害人均年仅13岁，光天化日抢劫猥亵，造成被害人全身十几处刀伤，诉诸法律，却被告知凶手“未满14周岁”受法律保护不能制裁。近几年更多这样的恶性事件让人触目惊心，2012年10岁女童电梯内殴打1岁半男童，带至25楼扔下身亡，因未满14周岁无任何后续处理； 2010年广西韦某涉嫌杀害两名儿童，因未满14岁免于刑责，并扬言：“反正我才14岁，杀人不必偿命”，14岁之后又陆续作案十余起，手段残忍、有恃无恐，社会公平岌岌可危。
三是《保护法》欠完善少落实,“没法保护”，致我国少年司法体系被问责。在校学生涉案情况近年来也不容忽视。浙江省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校学生犯罪依然常发多发。截至2018年3月，浙江省检察机关共受理未成年在校生犯罪案件128人，其中侵害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两类犯罪，合计107人，占83.59%。在校学生暴力犯罪多发，涉嫌故意伤害、抢劫、、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82人，占64.06%。《保护法》规则的不完善，引来社会各界的多方声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指出：“现在学界比较普遍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该降低，因为现在的人发育成熟的比较早，所以下一次修改刑法的时候，希望能够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具体操作和落实上，《保护法》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性，没有提前的干预措施，没有事后的支持体系，导致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的处理只能一放了之；《保护法》提倡的“监护人责任”、“管教责任”及“向未成年人传播、暴力制品责任”，均缺少法规支持和行政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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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英国 青少年 量刑指南
英国对于青少年犯罪的改革和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近年来其又加强了立法工作，2009年11月出台的《青少年量刑指南》，是对1933年《儿童和青少年法》、1969年《儿童和青少年法》、1989年《儿童法案》以及1998年《犯罪和骚乱法》和最新颁布的2008年《刑事司法与移民法》中关于青少年司法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其不仅进一步明确了青少年罪犯量刑时的应当考虑的原则，也通过列举具体的实例将某些应当考虑的量型因素细化。参考历史资料，英国青少年司法体系既关注了20世界90年代以前的福利原则，同时也明确了新的指导思想，这些内容均在2009年英国量刑指导委员会出台的《青少年量刑的主要原则》有所体现，其介绍英国青少年量刑中的主要原则和可参考的量刑因素，为我国今后青少年犯罪的量刑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英国青少年量刑指南中的主要原则
（一）罪刑相适应原则
指南中明确指出了量刑必须和青少年罪犯所表现的犯罪社会严重性保持相适应，同时不能施加更多的限制自由的条款。估算这种应受处罚性和引起的危害时，不仅要包括已经产生的还要包括引起的和可预见的危害结果，同时其明确了从主观方面明知、蓄意、轻率、疏忽主观方面的四个层次而有不同的可处罚性。另外还要考虑到其人身危险性，以及先前是否曾经犯过类似犯罪这些相关因素。
为了保证这一原则更加顺利的开展，不仅要考虑任何适用于罪犯的减刑要素和认罪的减刑情节，在具体适用时还需要一个比普通法庭审理更多的信息，通过律师事实的陈述和量刑前报告制度（pre-sentence report），这项工作主要由1998年《犯罪和扰乱治安法》中确立的具有不同经验的和技能的服务人员组成的青少年犯罪工作组（Youth Offending Team）来完成。
（二）量刑个别化原则
个别化原则可谓是对传统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超越和突破，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是青少年的量刑路径应与成年人不同，但在青少年中是否有区别以及何种区别则做法不一。2009年《英国青少年量刑指南》中明确指出了“个别化”原则，在“青少年”这类群体中，对青少年罪犯的处置根据青少年的年龄在年龄段的前半段、中间、或后半段而有所不同。量刑时，不仅仅要看生理年龄，其还将青少年的心理年龄或其成熟度看的同生理年龄一样重要。这不仅是对失足青少年的人文关怀，也是对实质正义的重要体现。
（三）福利原则
福利原则来源于一些慈善家和儿童保护者的建议，用于最大限度的保障青少年的权益，在其他规范中曾有不同的措词，如“更大的利益（best interests）”“幸福（well being）”。尽管有不同的含义，但不会因为这些形态差异词汇而产生不同的判决。
1933年的《儿童和少年法案》曾明确了“福利原则”，其第44条规定：“每个法庭在审理被捕的儿童和少年之前，无论是作为罪犯还是其他的情形，都应当考虑到儿童和少年的福利，在适当的案件中采取措施，把他们从不良的环境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制定用于拯救他们的有关教育和培训的条款”。2009年的《青少年量刑指南》中又重申了这一原则，并将其细化。并明确指出在具体适用时，法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在刑事司法体系中青少年发生率较高的心理健康问题。
2．青少年智能障碍和认知困难的高发生率。
3．谈话和语言障碍也许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不能和法庭交流，不能明白执行制裁的含义或者不明白履行制裁而产生的义务。
4．青少年预期的范围和程度：在法律诉讼中，他们将通过他们行为的的权威和效果来辨别行为的性质。
5．青少年容易自我伤害的弱点，特别是在监禁的环境中。
6．青春期内发生的变化的程度会导致实验性行为的产生。
7．青少年缺少或滥用经验而产生的影响。
由于青少年或多或少受到年龄或社会经验的影响，甚至心智发育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监禁或社区刑罚中更容易受到伤害，同时考虑到青少年司法体系的主要目标是遏制犯罪的事实，以预防犯罪和再犯罪为主要目标，法庭通常需要寻求确保更好的证明和反映这些伤害的信息途径，必要时，为了保证适用更适合的刑罚例如各种非监禁刑罚和具体实施情况，也需要适当的评估工作。
二、影响罪与罚的主要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青少年应该比相同情况下的成年人量刑轻，《青少年量刑指南》明确指出，这种差距随着罪犯的年龄越接近18岁差距就会越小，人们形成这样的认识一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期许之上：一方面这是因为青少年不像成年人那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个人能力去认识他们作用于被害人身上的行为而产生的影响，也不能预料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悲伤，另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很难特别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抵制诱惑。
另外，指南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不适当的处罚或耻辱刑，青少年有更大的机会从错误中学习。特别是法庭的处罚会对青少年的前途和机会以及有效融入社会的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和标记理论有着相似之处，“公开宣布的惩罚已经给罪犯打上烙印并使其失去成为守法公民的资格，刑罚的过程应该能够推动罪犯返回社会成为守法的公民。罪犯在服刑完成之后，不应被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完全回归社会，作为守法的公民”。
因此在青少年具体量刑时应当严格审核证据，尽可能合理恰当的适用量刑的相关因素。该指南还特别举了一个示例，当审理一个涉及性行为的青少年罪犯时，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的强制性或者虐待性的关系或者其他除了双方合意的行为，法庭需要注意的是探索发现性别认同或性别取向或许会导致犯罪行为。依赖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当该行为源于性不成熟或性困惑时，罪犯也许减轻刑罚。该量刑指南不仅将罪犯的年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犯罪行为的社会严重性、再犯的可能性、再犯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等传统因素予以考量，还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1．是否受到周围成年人的影响，因为青少年受影响后更容易产生自我伤害的风险。
2．考虑青少年罪犯是否成熟到足以鉴别他自己行为结果，在冲动的基础上罪犯行为的程度和犯罪，罪犯行为受到无经验、情绪异常和其他消极因素的制约。
3．在青少年犯罪的背景下经常出现的因素包括：家庭的低收入、破旧的住房、不良的就业记录、低学历、家庭成员犯罪经验或暴力、滥用（通常在家中会伴随苛刻或不正常的行为准则）和错用药品的过早的经历的影响。
4．是否曾经或正在处于“监管”之中，有证据证明这些被“监管”的青少年有比其他青少年更容易进入刑法司法程序的危险。
5．罪犯是否有精神问题、认知障碍、学习或者其他障碍的情况，研究发现在青少年司法体系特别是监狱中的青少年的这些问题有很高的发生率。
此外在特殊情况下，有些青少年参与到法庭审理中会感到受歧视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会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种族的划分和性别的歧视。
很显然，这些因素并不是都会产生不良行为（因为有些有经历的人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会对犯罪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官要综合考量青少年的个人、家庭、社会因素，以及教育背景或身体健康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也要鼓励青少年罪犯修复与被害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其量刑的初衷。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较为前面的判断、从而做出一个较为适合的判决。
三、英国青少年量刑指南的启示
英国青少年量刑指南的出台对我国关于青少年犯罪的量刑建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各国国情和司法体制不同，我们不能照搬任何国家的模式，但是如果在改革过程中，认真考察其他国家的先进量刑经验，也许会对我国青少年的量刑工作产生积极地影响。
（一）福利原则与“打击犯罪”冲突下的协调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了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毕竟青少年的侵害了社会法益，社会必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反应，而青少年作为特殊的保护人群，又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因此如何协调“保护青少年”使之利益最大化和对依法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进行惩处显得至关重要。
而从我国目前立法现状及刚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来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指导思想并没有在行文中明确体现。另一方面福利原则与我们“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前者不仅考虑到教育罪犯的问题，还明确了预防犯罪和再犯罪的主要目标，以及青少年罪犯日后怎样更好的融入社会以及与直接被害人和社会整体进行社会关系的修复，是一种双向保护的思想。
（二）规则模式下的青少年量刑建议
2010年《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对于青少年（我国法律中通常使用“未成年人”一词）罪犯量刑时明确指出，“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
这种规则式的量刑模式根据青少年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单独量刑，我们应当肯定其对于正确处理青少年问题时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据以参照的具体规则是否合理以及具体操作时的僵硬性的缺陷都暴露无疑，我国应当确定怎样的青少年量刑指导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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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制教育 必要性 途径
有一句名言说：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关键的却只有几步。可见，搞好青少年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它不仅是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同时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因此开展对青少年法制教育任重而道远。现本人就结合工作经历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新形势下开展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一）不良的网络环境危及中学生的健康成长
网络是把双刃剑，鲜花与毒草并存。初中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身心发展还不成熟，尤其容易受到网络的不良影响。
1、中学生难以抵制不良网络信息的诱惑
一是网络游戏。虚拟的网络游戏会让中学生体验到学习中不容易体验到的成功感。中学生一旦陷入虚拟的网络游戏，他们就很难摆脱网络的束缚。二是黄色网络。有这么一个事例：林某同学在上网时无意中接触了黄色网络，情窦初开的少年曾试图挣脱这种黄色的诱惑，但最终滑向深渊。先是荒废学业，后是谎言、欺诈、乱纪违法，接踵而来，最后锒铛入狱。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学生以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变化，在网络游戏中缺乏法律意识的中学生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敲响警钟，对初中生的法制教育不容忽视。
2、“黑网吧”屡禁不止，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黑网吧”不仅干扰了网络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而且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毒瘤。调查发现，“黑网吧”大部开设于中小学校园附近，由于经营隐蔽，不受经营时间限制，大肆接纳未成人上网，容留未成年人过夜。上学期我曾对学生的上网问题作过调查，接近一半的学生有上过“黑网吧”。很明显他们精神状态差，学习松懈，有些还经常旷课逃学，有的甚至向其他同学借钱或要钱，导致心理变态，心灵扭曲，游离于犯罪的边缘。
（二）不正当的家庭教育方式
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教师。不正确的家教在青少年的心理形成人格障碍，形成不正确的人生观。
1、过分溺爱子女。这种家庭的家长对子女百依百赖、袒护包庇，由此造成孩子性格脆弱、任性、自私。如某中学一位班主任老师曾在全班40多名同学中调查了一个问题：“如果有同学欺负你，你将怎么办？”半数以上的学生回答说：“打他！”或“跟他拼了！”老师问为什么，学生们回答是父母教的，并且振振有辞地转述父母的意思：人在社会上要厉害些，绝不能受一点窝囊气。这种与学校教育背道而驰的家庭教育，大概就是时下不少中小学生在被同学“欺负”以后以牙还牙，甚至酿出恶性事件的一个注脚吧。
2、对子女放任不管。由于父母忙于自身的工作、应酬等，无暇顾及子女，放任自流。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任性孤僻，存在心理障碍和人格缺陷。由于他们自控能力不足，很容易步入歧途。我曾接触过这么一位学生：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她跟爷爷奶奶生活，她总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开始先把手伸向同学的书包，偷本子、笔等。老师发现后，经过多次教育并告知家长，她却无动于衷，最终还是把手伸向别人的腰包，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单亲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上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单亲家庭的学生，由于家庭的残缺，容易形成一些不良的情绪与性格，如孤僻、冷漠、自卑、偏激、放纵自己。如李某的父亲不幸病故，母亲独力抚养其兄弟姐妹，困难可想而知。然而这位学生并不理解和体谅家庭的困难，课堂上不专心听课，经常逃课光顾网吧，并在网吧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三）鱼龙混杂的社会环境诱使学生步入误区
青少年意志力薄弱，很容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学校周边的网吧、游戏厅、卡拉OK厅没有限制未成年人的进入，一些思想不太成熟的青少年经不起诱惑，容易坠入其中，不能自拔。另外，社会上一些无业闲杂青少年经常光顾学校，对在校学生拉拢、教唆、腐蚀，导致一些在校学生上当受骗、误入歧途。
（四）学校法制教育尚不健全
一是学校重视不够，目前缺乏材，除了初中开设的《思想品德》（内含少量的法律知识）外，小学和高中均无法制教育正式教材。二是教学质量不高，教师队伍缺乏专业化。绝大多数学校的法制课教师由思想品德教师或班主任兼任，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又缺乏实践经验，遇到实际问题，就显得束手无策，教学质量大打折扣。三是学校法制教育流于形式。由于学校的法制课没有硬指标、硬任务，对法制教育课程不做考核要求，因而也就形成了法制课上不上一个样，上好上坏一个样的状况。
二、开展法制教育的途径
要从依法治国方略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中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法制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一）建立和创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警机制
1、坚持综合防控，建立学校为龙头、社区为平台、家庭为基础的“三结合”预警信息监测系统。
第一，学校为龙头。首先，将“法制教育进课堂”作为一项硬任务，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法制教育评估体系，形成有效系统的教学机制。其次，以课堂教育为主，积极开展法制教育，让学生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提高青少年明辨是非的能力、依法自我保护的能力、抵御社会不良诱惑的能力以及预防违法犯罪的能力。再次、开展“与法相伴，呵护未来”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增强学生法律意识。最后，对“问题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班主任要时刻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及时进行法律、道德、心理等多方面的辅导，多让他们参加法制实践活动，如到当地的人民法院旁听，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健康成长。
第二，社区为平台。政府要切实采取措施对校园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对台球室、游戏机室、录像室和歌厅等娱乐场所进行清理整顿，对有问题的娱乐场所要坚决取缔，保证学生有一个安静、健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要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积极举报和坚决打击“黑网吧”，减少不良网络环境对学生的负面影响。
第三，家庭为基础。应发挥家庭的第一课堂作用。学校可以成立家长学校，借助开办家长法制课、组织家庭法制座谈会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婚姻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提高家长的法律素质，营造一个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家庭氛围。同时，通过举办“学会感恩”互动型法制宣传活动，为父母与孩子提供沟通平台，让学生和家长在互动中学习法律知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2、创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警机制
第一，建立信息员通报制度，及时了解后进生的思想动态，制止打架、群殴、赌博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发现一例，教育一例。
第二，班主任通过家校联系卡与学生家长建立经常性的对话互动，把科学教育孩子的基本知识介绍给家长，使家长对于子女出现的问题能以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加以引导和解决，让子女在和谐温暖的家庭教育中端正思想，矫正行为，树立起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的“防火墙”。
第三，要注重发挥“五老”人士、志愿者、社工等群体的作用，实现对问题学生的“一对一”、“多对一”的结对监测和教育引导。
第四，要建好、用好青少年法律服务平台。如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少年维权岗、12348法律服务热线等，实现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二）学科渗透，编制教材。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法制教育因素，让法制教育在各个学科得以体现。如历史与社会学科可渗透文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同时，学校可根据当地的实际，编写比较实用的法制教材，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我校针对学生行规差、法律意识淡薄、家长素质低、周边环境复杂等现状编制了适合本校实际的法律法规读本，将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三）引导学生观看网络、电视等媒体的法制宣传节目。通过媒体，比如CCTV-12法制新闻频道、CCTV-1《今日说法》或《道德观察》等栏目，让学生知晓各地最新法制新闻，并在遇到法律难题的时候懂得咨询、求助，既达到了学法的要求，又可以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法制教育是一项长期、庞大、系统的社会工程，我们既要立足学校，不断将学校法制教育推向深入，又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类社会资源，不断探索新时期下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浙江法律援助》2009年第一期
篇10
[关键词]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国际标准；差距与完善
[中图分类号] D712.7 [文献标识码] A
未成年嫌疑人在检察程序中享有的特殊权利，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国际上也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标准。我国已签署了《北京规则》等国际法律文件，国内立法也确立了相关制度，尤其是2006年《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下文简称《检察院规定》）的修订，向国际标准靠近了一大步，但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国际标准之内容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国际标准主要集中在《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文件中，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专业化标准
首先是检察机构的专业化。《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3款规定，对少年的指控由专门机构主管。其次是检察人员的专业化。《北京规则》第22条及其说明中规定，处理少年案件的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能力，有合理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工作人员，而且要求具有最低限度的法律、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知识。国际公约要求设置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是未成年人个性特点、行为方式以及少年刑事司法教育矫正的目的决定的，是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特殊要求。
（二）羁押限制标准
首先是少用羁押。《北京规则》第11条及其说明中规定，应提供各种社会方案处置少年案件。第13条规定，审前拘留应作为万不得已的手段使用，且时间尽可能短，尽量采取其他替代办法。第37条6款对逮捕提出同样的要求。第18条规定，应最大限度的避免监禁。《刑事责任》第11条、第12条强调审前“少用监禁”，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实行审前羁押，且“例外”必须具有法定的理由，经过正当的程序。其次是分离羁押。《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第3款规定，少年犯应与成年罪犯隔离开。《北京规则》第3条第4款、《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对审前拘留有同样的规定。分开监禁，为未成年人提供合适的环境，避免成人嫌疑人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教育感化标准
这主要体现在个别化处理方面。《北京规则》第17条、《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规定，对少年司法处置应与犯罪情况、个人情况及社会需要相称。强调个别化，赋予检察官充分自由裁量权，是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重大变革。“法官所裁决的问题并非这个孩子是否犯罪，而要查询他是谁？为何会变成今天的样子？怎样做才能避免他滑向犯罪的深渊，并符合他和国家的利益”。[1]
（四）特别援助标准
首先是法律援助。《北京规则》第15条、《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规定了少年的法律援助权。必要的辩护制是一项基于少年诉讼能力不足而设定的特殊保护，即使未成年嫌疑人拒绝指定辩护，检察官也可以依强制性规定而不予准许。其次是亲情援助。《北京规则》第15条第2款及其说明规定了监护人的诉讼参与权。《北京规则》第10条规定，一俟逮捕就应立即通知监护人。在美国被控犯罪少年的父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2]法定人在场，可以给予未成年人心理安慰。
（五）迅速及时标准
《北京规则》第20条及其说明中规定，案件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拖延。《保护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7条规定，应以最优先最快捷方式处理案件，尽可能缩短拘留时间。《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逮捕拘留监禁的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惩罚犯罪的刑罚越迅速和及时，就越公正和有益，它可以减轻捉摸不定给人带来无益的折磨”。[3]迅速及时原则主要使少年尽快从被追诉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尽量减少刑事程序对少年的消极影响。
（六）隐私特别保护标准
《北京规则》第8条规定，少年犯享有隐私权，避免宣传或点名而造成的伤害；不应公布少年犯的个人资料。第21条规定，少年罪犯的档案保密，不得在第三方和其后的成人案件中利用。对隐私保护的特殊规定，主要为了阻止少年犯罪行为的消极影响向社会扩张，减少社会成员对少年嫌疑人的负面认识，为刑罚教育目的的实现减少障碍。
二、与国际标准之接近
（一）专业性标准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院规定》第5条规定，检察人员应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思想教育。第10条第4款规定，应当有女检察人员参加讯问女性未成年嫌疑人。第42条第2款规定，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办理未成年人申诉案件和赔偿案件。
多年来少年检察机构和人员认真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青少年，在实践中形成了检察教育制度、社会调查报告等一套颇具特色的工作制度，还推出了暂缓等创新措施。少年检察人员在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感化标准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第3款规定了“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第2款，《检察院规定》第6条规定，要根据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第10条第2款规定，讯问时用语教育性的要求。 第28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前的3项具体教育准备工作。第32条规定了庭审中公诉人的教育职责。第40条第2 款、第43条第2款规定，检察人员在“监所监督”和“案件复查”中的教育职责。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程序，不仅有教育感化的原则规定，而且有具体内容；不仅要求检察官承担主导作用，还注重吸收家长、教师等多方参与，做到寓教于检，惩教结合。
（三）全面调查标准
《检察院规定》第8条1款、第9条、第10条第3款规定，审查批捕时，应当查青少年个人和犯罪情况。第14条规定，在不批捕时应当听取多方意见，全面了解嫌疑人情况。 第16条第4款规定，审查时应当听多方意见，全面了解嫌疑人的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犯罪背景及犯罪情况的全面调查是贯彻刑罚个别化，落实教育矫正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四）特别援助标准
首先是法律援助。《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1条2款规定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检察院规定》第16条1款规定了检察院的告知义务。第37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违反法律援助规定的监督权。其次是亲情援助。《检察院规定》第3条第2款、第10条第4款、第18条规定了监护人的知情权、到场权和会见权。第37条第 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违反亲情援助的监督权： 第43条第1款、第45条规定了法定人在刑事申诉、赔偿案件的陈述权。
（五）慎捕慎诉标准
《检察院规定》第12条规定，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第13条规定了对未成年嫌疑人一般不批准逮捕和可以不批准逮捕的情况。 第20条、第21条规定了一般不和可以不的情况。《检察院规定》对刑诉法“不捕不诉”的原则进行了细致的解释和扩展，为其广泛适用提供了依据。
（六）羁押限制标准
首先是慎用羁押。《检察院规定》第36条规定了检察院对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违反羁押规定的监督权。第31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缓刑建议权。 其次是羁押分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条规定，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检察院规定》第36条，第39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违反分押规定的监督权。
（七）隐私保护标准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1款规定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第38条定了新闻媒体的保密义务。第69条规定，侵犯隐私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检察院规定》第4条1款规定了检察院保密义务。第37条1款规定了检察院对依法公开的监督权。
三、与国际标准之差距
（一）专业性标准实质欠缺
首先是专门机构的临时性。我国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设立固定的少年检察组织。只有在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的少数检察院把少年检察庭作为一个固定常设的组织，在众多的基层检察院，基本上是以临时方式组成少年检察组。这与成人刑事检察庭相比，除了名称不同外，实质没有什么差别。
其次是人员专业化之不足。法律对未成年人检察人员的要求有二点：一是专人办理；二是熟悉未成人身心特点，善于做思想工作。这一标准存在的缺陷，专人不等于具有专业水平的人员；“熟悉未成人身心特点，善于做思想工作”规定模糊，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
（二）特别援助质量堪忧
首先是法律援助形式化。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阶段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权，未成年人在此阶段往往不能得到律师的援助，即使委托了辩护人，律师辩护权同样面对着会见通信难、阅卷难、程序性辩护手段的缺失等许多制度障碍。
其次是亲情援助难以落实。法律规定了监护人的知情权、到场权等，但法定人往往感到没有“脸面”而不愿参加检察程序。加之，我国未成年人异地犯罪，异地检察公诉较多，又加剧了法定人缺席的现象。感情援助，无法落实。
（三）迅速简便标准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2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条规定了“及时”的原则。但如何“及时”，遵守什么时限和程序没有规定。未成年人案件检察“期限”和成年人案件的检察“期限”没有区别。此外，检察程序结果只要和不两种，缺少多样化的处理措施，案件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这就很难保证检察程序的迅速简便。
（四）轻缓措施实行之不足
首先是逮捕率高。2005年，在B区检察院未成年人逮捕率为74.5%，2006年为73.6%。2006年1月至10月，B区检察院本地未成年人逮捕率为61.5%，外来未成人逮捕率为76.9%，外来未成年人逮捕率明显高于本地。[4] 逮捕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严厉性的一种，大量适用不符合慎用逮捕原则。其次是率过高。在德国和日本，只有3%左右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而我国有70%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缓刑犯，可见适用不数量极少。[5]据宋英辉教授调查，2004年Y市检察院在未成年人案件中，酌定不数占总数的2%。[6] 可见检察机关在行使不权时，没能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处置原则。
四、国际标准之落实
（一）观念之转变
首先是少年犯罪观的转变。不良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文化环境都可能导致少年犯罪，他们是侵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7]人成长过程是从幼年的蒙味期经过少年的野蛮期再到成年的文明期，青春期的违规行为是未成年人的行为常态。[8] 其次是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之树立。《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了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它是处理未成年人事务的行为准则，蕴含着将儿童视为拥有权利的个体的理念。它超出了传统的权利保护的概念，开辟了儿童权利保护的发展方向。[9] 因此，少年刑事检察并不是纯粹对被控少年的惩罚和报复，而是为了教育挽救犯罪少年。
（二）专业化之落实
首先是各级检察院建立专门的少年检察机构。最高检可以成立少年检察指导委员会，指导全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检察工作；就有关法律作出司法解释；协调与最高法、公安部的工作；各省、市、县级检察院设立少年检察庭，负责本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检察工作；统计、分析、预测本辖区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上级检察庭负责指导下级检察庭的工作。基层检察院还负责与街道、学校、居委会等机构协作，共同做好教育预防工作。
其次是检察人员的专业化。法律应当规定少年检察人员的资格标准，一是35岁以上，有养育子女的经验，热爱儿童；二是5年以上检察经验，业务熟练；三是具有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以后定期培训，及时掌握青少年心理变化、犯罪趋势。
（三）全面调查之支持
审前调查由警察、检察官还是法官来主持在我国存在争议。[10]国际上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法官主持；二是有社会专门的少年犯的矫正组织主持。[11]考虑到法院的被动性，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尚未建立，以及我国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不仅是犯罪追诉机关，更是追求客观公正的司法机关等情况，可行的做法是由检察官来主持犯罪背景调查工作。
审前调查的重点内容，应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包括未成年人的个人基本情况、犯罪事实、犯罪前后表现、家庭背景、学校环境的调查、居住环境等情况调查。审前调查工作应坚持全面、直接和科学的原则，在必要时，应委托专业机构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
（四）援助之加强
首先是法律援助之加强。可以把法律援助延伸到检察阶段，并要求援助律师有5年以上的从业经验，年龄在35岁以上，以及有养育孩子的生活经验等内容。应该取消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保证审查阶段律师阅卷权的及时性和完整性。其次是规定监护人聘请律师的责任。在可能严重危及被监护人权益的刑事活动中，由监护人聘请律师就是监护制度的逻辑必然。对有经济能力的监护人，应该强制其为未成年人聘请律师，确实无经济能力的可以指定援助律师。再次是亲情援助之保障。对于有经济能力的监护人，必须出席检察程序，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监护人，国家给予经济援助，保证其参加检察程序。
（五）完善替代措施慎用逮捕
适用取保候审，少用逮捕。在刑诉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拘传、拘留只是临时性的过渡措施，能伴随刑诉整个过程的只有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和逮捕。监视居住成本过高、操作性不强。目前降低逮捕率可行办法是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取保候审的审查应当从核准主义转变为严格准则主义，审批机关只作形式审查。对未成年嫌疑人，取保候审作为原则，羁押作为例外。
把握要件，慎用逮捕。逮捕的刑罚要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指宣告刑而非法定刑。可见，对于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可能被宣告缓刑的嫌疑人，不应逮捕。还要对逮捕条件进行细化，尤其对“有逮捕必要”进行明确规定，为办案人员提供审查社会危险性要件的确定标准，进而对没有逮捕必要的未成年嫌疑人果断做出不捕决定。
降低外来未成年嫌疑人逮捕率。降低逮捕率，可以通过灵活掌握担保条件来实现，如果嫌疑人在本市有亲属、朋友或其所在工作单位愿意承担保证人责任，又符合其它不捕条件的，可以适用取保候审。对于一些案情简单、情节较轻的外地未成年嫌疑人，虽在本市无保证人，但其原籍家长能够履行保证职责，又不会妨碍诉讼进行的，也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六）完善酌定不制度
放宽酌定不的法定条件，扩大案件适用范围。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酌定不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两个条件。具备其中一种条件，不能适用酌定不。这就限制了酌定不的适用。可以把它修改为选择性条款，具备条件之一就可以不。另外，明确酌定不的裁量因素，便于办案人员掌握酌定不的标准，以大胆适用。针对不人，办案机关可以决定从事社区劳动、接受法制教育等附加义务。对于保证人或监护人也可规定汇报和特别监管义务。保证未成年人酌定不制度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实现。
（七）制定简约便捷的程序
可以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法，对诉讼的各个环节进行疏通、简化，实现审理程序及时便捷。在制定专门程序法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在检察院内部建立捕、诉、防一体化检察制度， 派办案经验丰富、责任心强、懂得青少年心理的检察官， 专案专办、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调联动，实行谁负责批捕、谁负责、谁负责预防。捕、诉、防职能集中行使制度，能避免重复工作，提速办案进程，缩短办案期限。适用快捷程序时应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既要程序的快捷，又不减损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凡是有利于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辩护权不简；嫌疑人犯罪原因的调查不简；教育措施不简，避免出现强调快速可能导致的“廉价正义”。
（八）构建释放后配套制度
以“政府主导、社会机构参与”为模式，设立特定少年嫌疑人的帮扶机构，设置专项基金支持。帮扶机构应当由来自政府、律师、社区等人员组成。帮扶机构领导、协调学校、企业、社区，负责对被酌定不、不羁押人实施监管义务外，还应负责对释放人进行强制性心理辅导、法制教育；对属于外来务工、家境贫困、居无定所的少年嫌疑人，应当提供就业帮助、生活救济、回乡补助等救济措施。帮扶机构应当与检察机关及相关机构或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建立相互沟通信息的工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把被释放人的监管、教育与辅导的执行情况反馈给检察机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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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ynthia price Cohen and Howard A.Davidson，Children’s Rights in Amercia：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ompared with us law，American Bar Association，1990，P.11.
[3] [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5.
[4] 许宁.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的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2).
[5] 张巍巍.未成年不相公制度之浅析[J].中国司法，2006,(2).
[6] 宋英辉.酌定不适用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法学，2007,(1).
[7] [美]特拉维斯・赫希.少年犯罪原因探讨[M]，吴宪宗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4.
[8]G.S. Hall，Adolescence ：it’s，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Anthropology，Sociology，Sex，Crime，Religion and Education，New York，Appleton，1905，PP325，338 .See also，John Muncie，Youth and Grim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SAGE publication，1999， P.68.
[9] 王雪梅.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冬季号，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