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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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设施；交通基础；社会经济；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 A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服务性行业，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以交通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交通运输生产活动向社会提供服务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三驾马车’中交通运输三居其二。”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基础作用，因此交通运输系统必须明确提出以重点项目建设为主，着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全面科学发展。

一、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是交通运输领域的经济性基础设施，一般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和管道，通过影响运输成本和交通可达性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和区域的产业集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了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要求“十二五”期间初步形成符合设施配套衔接要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日益扩大，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部分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交通基础设施也产生了诸如配置不合理、衔接不畅等问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感性上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衣食住行无疑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其中的“行”实现的基础条件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出行方式由步行到马车再到汽车，由木船到帆船再到轮船，由滑翔机到飞机；由水路到陆路再到航空。现代社会，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劣，交通工具的先进与落后不仅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而且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从量化的角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精确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相关产业的经济拉动

交通运输业的关联产业有能源产业、建筑材料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物流业、餐饮、服务业等，这些部门与交通运输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带动这些部门的发展，交通道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建筑材料这些部门的生产会迅速扩大，从事这些部门的不管是企业老总还是普通工人，他们的收入将增加。交通道路的修建一方面可以刺激当地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道路的畅通和交通时间的缩短，将会刺激更多的物流和客流，一些地方因为交通设施不便而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的资源现在有条件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的发展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

三、交通基础设施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非均衡状态。铁路、公路作为应用范围最广的交通运输方式，其供给量的地区差异具有代表性，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1995 － 2012 年铁路、公路里程数各地区相差不大，全国铁路营业里程数增长幅度小、增速较慢，而公路增幅远大于铁路，尤其是2006 年后我国公路里程数显著增加。西部地区的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总量和增幅均最大。1995 － 2012 年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分别增长2. 98倍和3. 02 倍，显示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中部地区里程总数大于东部地区，但增幅最小，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分别增长98% 和3. 09 倍。此外，我国东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里程从1998 至2012 年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增幅大于东部地区。考虑到各区域的国土面积不同，因此网络密度( 单位面积内的里程数) 更能反映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状况。在铁路和公路密度上，东部地区始终保持领先，中部地区紧随其后，西部地区与二者差距较大。总体上铁路密度增幅远小于公路密度，东部地区铁路密度增加73%，中西部地区分别增加53% 和98%。公路密度增幅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增长3. 14 倍，其次为中部地区3. 10 倍，增幅最小的是西部地区3. 05 倍。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西部地区尚处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加速发展建设阶段，路网密度和运输线路质量都有待提高。

四、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城市基础设施其实是在城市发展当中最先应该去考虑的建设内容。往往对于一个新建的城市，人们在整个城市建设规划中首先会进行城市基础性设施的总体布局，而且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规划布局都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性，从而好为后来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完成对基础设施系统的与时俱进的改良。之所以在一个城市建设中人们对基础设施的规划看得如此重要，正是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2.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转的前提

城市经济的发展是要有各种条件作保障的。这些条件包括国际的大局势、国家政策、文化氛围等，但对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公司来说，基于这各样条件而带来的发展还必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物质因素，那就是自身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只有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包括完备的水、陆、空运输条件等，这样才能使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3.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形成聚集效益的根本

城市基础设施是一个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种专门服务生产的优良的环境系统。只有一个城市形成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一个城市才真的能产生巨大的吸纳作用，产生强大的创造经济利益的功能，而城市中的各种企业只是实现基础设施这种效益聚集功能的执行者。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拥有巨大的感召力，这本身也是因为基础设施自身的稀缺性，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自身所拥有的一项巨大的资源。一旦拥有就将带动周边地区产生聚集力量。

五、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方面

一方面，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结构偏好。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经济的快速增长就离不开高速公路、机场及铁路的支持，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能源水利方面的大力支持，要保证企业经营的电力和水力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要先于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要有一定的提前量。更不能让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满足不了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

特别重要的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大洪涝灾害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要使得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格局，就可以通过加大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2.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机制方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财税、金融、外汇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以项目法人制度，资本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投资体制。融资方式更趋多样，融资对象日益增多，融资条件更加规范。从此，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从依靠政府投资到银行贷款，再到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这种这种融资体制发生的质的变化，较好的解决了大额资金来源困难的问题，直接推动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腾飞。

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机制方面

经营机制的变革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合资合作企业、民营独资企业等。民营资本参与的方式包括合同承包、租赁、合资、合作、参股、BOT、TOT 等十多种，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更多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仍不断被创新出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被进一步促进。

4.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资金新来源

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开始，逐步形成城市建设与土地经营良性互动的新模式。1987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的通知》提出城市建设“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综合开发”的20 字方针，各地实行了“以路带房”、“以房带路”的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改建相结合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因素对其有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现如今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发展，中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平稳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注重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促进基础设施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这样才能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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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惠英,沈毅贤.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J]. 交通科技与经济,2008,02:82-84.

[3]田军华. 基础设施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4]刘玉海. 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D].南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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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经济模型分析；综合评价方法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在进入到2l世纪之后，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都在新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快速的发展。就经济单方面而言，其快速发展无疑为社会当中的各个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动力。就GIS技术来说，其在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GIS技术的应用也也来越广泛。它通过可视化的分析，为城市规划建设或是城市生产力的布局提供了必要的决策支持。因此，对GIS基础下的社会经济模型分析与综合评价方法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GlS基础下的社会经济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存贮和表达

在实际的的应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将GIS基础下社会经济模型的存储与表达形式进行一个简答的划分，并将其划分为三种模式。接下来，笔者将会立足于GIS技术，对这三种形式进行一个简要的论述。

1.数据方式

所谓的数据方式，就是将模型看做为输入集到输出的一个影射，然后在利用模型的参数集合来确定相关的影射关系。这样就可以将模型进一步描绘为参数集合与数据集合所构成的一个大框架，然后输入数据集将会在这个框架爱之中进行不同过程的计算，并最终得出输出数据集合。因此，模型的运算最终也将会被转化为关系的运算。

2.逻辑方式

所谓的逻辑方式，其实是一种类似于人工智能的表示方法，理论上我们还可以将其分为谓词逻辑与语义网络、逻辑树等几种方法。在实际的应用当中的，谓词逻辑法是较为常见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将整个模型简单的分为四个基本要素，并且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利用谓词进行表述，其中数值计算便隐含在相关的谓词当中。

3.程序方式

在程序算法的背景之下，只要具有一个完整的程序，加上输入格式、输出格式、算法等就可以表述一个模型。而这个模型的存储方式则是依靠子程序进行存储。在每一个子程序当中都会具有通用的程序结构。

（二）模型的集成特点

将GIS进行组件式的发展，是现阶段软件技术发展的一个潮流所在，这种方式将会极大程度之上方便模型的应用与系统的集成。与传统的GIS相比较，社会经济模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

GIS当中的系统集成建设其实就是对GIS的数据模型、空间处理模型及其他应用模型进行集成。而其中各种资源的GIS与设施管理的GIS更是要求GIS可以与办公自动化等进行有机的结合。这就对GIS的系统集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经济模型并不依赖于任何一种特定的开发语言，其可以通过嵌入一个通用的开发环境来实现GIS的相P功能，所以经济模型可以实现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

2.成本低

因为传统的GIS其对外表现是一种封闭式的状态，所以随着使用次数的逐渐增加，其软件本身将会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交互性十分的差，系统的开发难度也十分大。GIS下的经济模型将会为空间提供数据的采集、存储等基本的功能。而对于一些非GIS功能则可以利用要求专业生产厂家提供专业的组件。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便见底了GIS的开发成本。而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关的配件，这也在很大程度之上降低了使用者的经济负担。

二、分析与评价模型的空间分析方法

（一）空间层次分析

空间层次分析可以说是地理信息系统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其主要的应用过程是在模型的构造当中设置一个方法，利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对分析区域进行多个层面的分析的，不需要在从新的构造新的模型。

对于模型分析，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例如，在对行政区进行空间分析时，就可以利用行政区的层次关系进行设置与分析。每一个行政区图层都会拥有一个特定的行政区编码，而这个编码的规则为：前两个数字编码为省编码，前4位为地市编码，前9位是县区编码，前12位为村居委会编码。这样分析方法就可以从宏观或是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来合理科学的揭示社会经济所具有的发展规律闭。

（二）空间模型分析

GIS的空间模型分析是GIS当中重要的功能之一，并且也是GIS提供决策支持的核心所在。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空间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更多的模型与GIS相结合之后，产生了很多新的空间模型与评价分析。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利用数学理论知识对传统的GIS进行改进。这一类空间分析模型与传统模型相比较，将会更加的完善、准确、客观。第二个方面是与多种应用模型相结合，而最终形成一种特定的GIS模型。第三个方面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与统计方法相结合而形成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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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参考文献：

[1]田夫.科学与领导[M].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编辑出版（内部限额发行）,1983.

[2]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网7-06/03/content_634545.htm.

[3]中央组织部等.科学决策知识讲座[M].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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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活动对社会民生又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打算以清末民初的苏州地区部分庙会和神社分析，阐述它的积极意义。

一、庙会神社的组织者多为巫婆神道

民间信仰从本质上而言是体现了民众的一种心理需求，一个神灵越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们的崇奉。那么，神灵如何取得人们的信任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巫婆神道（这里的道，不定指道士，泛称作法事的人）的群体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苏州地区有着许多巫婆神道。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是神灵的创造者，更是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神灵的心理认同。早在明初曾任苏州知府的著名文人高启便有《里巫行》一诗，描写本地民众信巫之风：“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

巫婆神道之作法，其程序一般是去他们指定的某一庙宇，安放筵席、排列神码之后，开始请神、接神、唱书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结尾。

再如，《清诗铎》里有清代吴江人袁棠的一首诗，诗里他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庙会期间一个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过程： 男和女，杂沓来。焚香各就座，老巫语琐琐。言未绝，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阴风飒然来，灯火翳欲灭。鬼声隐隐人声寂，满堂兀立森毛发，有妇长跪哀老巫，狂夫无知望悯恤，侬愿享神连夜宰猪羊。月米香金不敢缺。

老巫一笑回阳春，我且不爱钱，神岂贪华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结善缘，慈悲安忍相弃捐。

庙会神社之风至清代为最盛，如张紫琳在《红兰逸乘》中介绍嘉道年间的情形时说道： 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觋，故庙宇无不崇焕。

苏州城有城隍正神，一年有三出，为清明、中元、及烧衣节。旧规至虎丘祭孤魂，府县官必来成礼。开始仅有府城隍出，后各县城隍也出。未几，各乡土地尽出。

清•顾禄《清嘉录》有记载，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二郎神生日，患疡者拜祷于葑门内之庙，祀之必以白雄鸡。”

有读明人钱希言《狯园》第十二“祀”《二郎庙》一则，记述苏州葑门内二郎庙的风俗：“传六月二十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昼夜不绝，尤多。明日即醵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一进庙门，便阑入珠翠丛中，双拜双起，日以为常，神亦不以为异。”也有祖师可拜，真是开了眼界了。

昆山、太仓地区有东岳会、杨老爷、方老爷等庙会，并有男女自愿服务此事。家有红白喜事，亦有请讲“宣卷”的习俗。

二、庙会神社对民生的积极意义

民间赛会活动的举行，不仅仅关乎信仰，其实在另一面更关乎一些人的生计。如此类活动中的轿役、乐工等，他们实际上正是通过赛会活动来谋求其生计。

如常熟的“周孝子出会”，由女乞丐扮装忤逆媳妇，梳牡丹头，穿桃红布高底鞋，插旗背梆，男乞丐出力抬轿喝道。

苏州东山，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有“出猛将”庙会。来自新潦、潦里等村的数万民众，分别从陆路及水路进行了“出猛将”等祈福的民俗文化活动，有打船拳、荡荷船、舞龙、扭秧歌。最后，集中于龙头山葑山寺进香，并举办庙会活动。这些“出猛将”活动，一般都有地方富裕大户出钱，由各行工匠打制活动需要之器物，以收取工钱。而庙会活动的差役，也可从中获利。这也许既是他们为求自身福祉，或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与其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

清代苏州人袁学澜便认为，民间赛会虽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

顾公燮也说：“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也。”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乾隆年间，苏抚陈宏谋曾禁妇女入寺烧香，但在实行不久之后，却因“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而导致“物议哗然，由是弛禁”。

农历六月廿四既是二郎神的生日，又是苏州人的民俗节日——“观荷节”。苏州人爱花，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是情有独钟。农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是日上午，城东乡人必于二郎庙中卖萤灯（细篾为架再糊白绵纸或用牛角薄片相胶内贮萤虫）、荷花、泥婴，游人甚伙。可见，扎灯匠、捏泥人等手工业者都能从中获得生计。

再如，苏州虎丘山塘每年三次的城隍出会。每届出会，山塘一带观者如云。并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山塘街上茶楼酒肆林立，而山塘街的舟船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据说每当诸神赛会之前，画船歌舫便已“不可复得，盖一月前多已预订，虽倍许其价，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辞”。

再又如，昆山胜浦宣卷执业者。“宣卷”起源于唐代僧侣们的“俗讲”。它是采用民间说唱的方式，让听的人为故事里的人物而悲、而喜、而爱、而恨。在苏州的农村庙会和农家的红白喜事、寿诞、新居的落成、婴儿剃头活动当中，一般都喜欢请宣卷人来热闹一下，以求祈福禳灾。宣卷执业者之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的生计。其实也可以讲，庙会神社的活动稳定了社会。

庙会神社的兴旺还带动了其他的商业活动，如苏州城里的纸马香烛铺、锡箔手工业（据统计，刚解放时仅我市区仍有锡箔业者近千人）的发展、乡村的喜乐班，甚至也影响到了民族乐器制造业的发展。

总之，清末民初的庙会、神社活动，在客观上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就业问题，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统治，其积极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 M ]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

[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篇5

Abstract: Revives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harmonious society, the wrong cultural orientation causes the society not to be unfair inevitably, could also not form society's accord development, the Confucianist culture initiative “the benevolence” the spirit, it was ideal is the Datong society finally, propose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with the present government as well as “humanist” the governing idea profits from the supplement mutually, thus established truly is in keeping with the populace wish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safe society, the affluent society”.

关键词：仁爱精神 和谐社会 核心基础

key words: Benevolence spirit Harmonious society Core foundation

作者简介：（1970年―） 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历史系教学秘书。

构筑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明白和谐的标准是什么，而判断社会和谐与否，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社会是否稳定。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当这些社会冲突激化后，就会大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和谐。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社会的社会冲突更加多元化。这些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之所以产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能容纳有些利益的表达，导致这些利益的主体要采取一些体制外的方式来实现其利益的表达。

社会制度和文化取向导致社会不公正。

利益主体的不满导致冲突的产生，而这种不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的，一个是文化方面的。

经过30年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很大的改变，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风险却在不断的提高，这其中包括疾病的风险、失业的风险、看病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等等，这些风险和压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显现和增加。基于这样的现实，导致了种种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收入的不均衡致使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社会的文化取向一直在从道德、行为规范上为种种不平等现象进行论证，认为这些不平等是合理的，正当的、所有的成功者应该得到他所拥有的一切。而所有的失败者则都是咎由自取，一切都是个人原因造成的，政府不对老百姓承担责任和义务，公民的责任感日渐消退。

这种错误的文化取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讲效益不讲公平，二是讲制度不讲道德。理论界、学术界整天都在讲制度并且极力主张用制度去约束人的各种行为，这是很极端化的做法，实际上，一个社会很大程度上是靠道德支配的，而并不是完全靠制度，及时建立了制度，执行制度的人如果没有人情味也不能正确的执行，因为群众是不接受的。在大多数领域，约束大众行为的是道德而不是制度。例如，我们在公共场合看到街上的雕塑很漂亮，而我们是去欣赏它、爱护它，并不是破坏它，只所与这样做肯定不是旁边有警察或者有警示栏，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应该这么做，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这恰恰说明一个和谐的社会，主要靠公民的道德和仁爱的精神，不仅仅是因为有警察、有规定制度约束。

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就要弘扬讲公平,就要弘扬讲公平、讲道德的理念，而这离不开政府理念行为的调整。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等等，都是政府调整自身行为的体现。

在调整政府行为之外，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还需要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价值和道德决定了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如果不能告诉老百姓什么是好的、正确的、公正的，这样的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

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设上，还是应把儒家政治哲学的那些理念逐渐恢复起来。恢复儒家的政治理念当然不是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的观念。儒家文化的内核就是“仁”它解决的就是什么是人的问题。孔子说的仁者爱人，也就是有爱人之心就是“仁”。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和动物的差别非常小，就是那么一点点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人和禽兽的根本区别。

篇6

构建该指标体系旨在将现如今我国社会保障的实际状态更为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体现出来，并可以为各种决策的颁布以及政府的下一步工作等提供参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要包含多种模块：社会优抚统计、社会福利统计、社会救助统计、社会保险统计与人力资源统计。

（一）社会优抚统计社会优抚的对象包括从事政府部门工作，从事军队工作以及其他特殊部门工作人员及家属，社会优抚的工作就是对社会优抚对象给以抚恤、优待和安置。这其中主要包括向残疾军人、烈士、复员军人、烈属、军属提供抚恤金、补助金工作；为退伍的荣誉军人提供生活保障；妥善安置退伍军人工作。因此社会优抚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它可以安抚军心，实现军民团结，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状态。

（二）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社会福利是指政府为社会大众保证良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环境，并给予他们各种津贴，提供多种服务，建立利民的社会公共设施等，从而令国家的福利达到一个新的层次。而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统计体系时考虑更多的是狭义上的社会福利，它是指政府和社会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和帮助，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自立能力。其实我国早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统计体系就大致建立起来，但统计主体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老保险统计等也逐渐归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统计体系之中，但保险福利统计逐渐被社会保险统计替代，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统计也包含于其中，该阶段，我国新兴的统计体系雏形已初步形成，该体系由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而来。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关于社会保障的统计体系将逐渐演变为独立的个体，而在该体系中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也将出现在统计年鉴中，该目标的实现，还是要靠相关部门的努力，遵循管理部门与统计部门相对应的原则，由相关的管理部门对本部门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后，将数据交由相关统计部门。

（三）社会救助统计社会救助的概念为收入较低的即收入达不到国家最低收入水平的人员提供社会保障和救助。主要的救助对象分为三类：一是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都无依无靠、无收入来源、无工作能力的人；二是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但收入过低的人；三是有收入来源和工作能力，但因意外事故发生没有自我救助能力，且事故发生后，生活水平达不到我国最低水平的人。社会救助统计，具体可分为：专项救助、灾害救助和贫困救助。

（四）社会保险统计社会保险体系指标中最为核心部分即为社会保险统计。其对象包含整个劳动者群体，社会保险旨在可以为劳动者的生活提供进一步的保障，具有补偿收入减少的性质，社会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并且资金的筹集渠道较多。当劳动者因年龄过大、下岗、意外伤害、生育而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予经济补偿，使它们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具体来讲，社会保险又分为：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

(五)人力资源统计人力资源统计的主要工作为分析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劳动数量等。具体来讲，人力资源统计划又可划分为：人员流动、构成、劳动报酬和指标的统计。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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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教学　情境设计　体会

教师常为学生的成功学习设计良好的环境，这种人为设计的教学环境，我们称之为教学情境。设计教学情境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情商，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他们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的思想进入最佳状态，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教学内容中的情感，使他们的数学学习变得有趣、有效、自信、成功。

我在自己的数学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关注和积极探索数学情境的设计，积累了一些心得，现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妥之处望同行指正。

一、数学问题情境

即通过一定的问题，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之产生非知不可的要求，于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主动地探索知识、解决问题。如在“负数”一节，可设计如下情境：某班举行知识竞赛，评分标准是：答对一题得10分，答错一题扣10分，不回答得0分；每个队的基本分都是0分。四个队答题的情况如下表：

每个队的最后得分是多少？你是怎么表示的？与同伴交流。

在这个问题情境中，学生大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因此他们急切地想给每个队打分。但是有的队答错的题比答对的题还要多，他们得多少分？应如何表示？学生们陷入了认知冲突，这时负数的引入已水到渠成。

二、数学故事（或数学历史）情境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值得赞扬、脍炙人口的数学故事和数学家轶事。在设计数学教学情境时，可充分挖掘数学史料，利用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创设数学情境，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还能从中学习数学知识，领略数学家的人格魅力，接受思想教育。如高斯、笛卡儿、牛顿及我国的数学家祖冲之、华罗庚、陈景润，他们都有很多故事可以用来设计数学情境，

如在讲“勾股定理”一节时，可以向学生讲这样一则故事：如果在宇宙中除了人类还有其他文明，人类应如何同他们交流呢？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指出，勾股定理最能代表人类的文明。如果宇宙中还有其他文明的话，接收到这个信息，就会向人类发出回应。听了这个故事，同学们肯定会急切地想知道勾股定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从而为学习新课作好了铺垫。

三、实验情境

根据皮亚杰的活动内化原理，低年级学生学习数学的有效途径是让他们去动手操作，通过设计的实验，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直观化，使学生通过动手、观察、分析等活动，把数学知识内化，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如在“圆周角”一节中，可设计实验情境如下：

让学生进行以下操作：

（1）作已知圆的任意一个圆周角；

（2）再画出这个圆周角所夹弧对的圆心角；

（3）分别量出圆周角与圆心角的度数，你发现了什么？

（4）再任意作一个圆周角，是否还有上面的结论？

通过动手实验，学生已能总结出本节课所要学的关于圆周角的结论，即一条弧所夹的圆周角是它所夹圆心角的一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来证明了，课堂引入自然顺畅。

四、活动情境

即通过组织学生进行与数学知识有关的活动或游戏，构建数学情境，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掌握数学知识，感受数学的情趣。如学习完“有理数的运算”一节，如何对学生进行运算能力的训练？如果做大量枯燥的计算题，会让学生感到厌烦，这时可以让学生进行“24点”的游戏，这样不仅能使学生熟悉有理数的运算，也能开发学生的智力。总之，数学教学情境的例子很多，如果我们能创设出一个好的数学情境的话，可以说这节课已成功了一半。

参考文献

1、陈明华《数学教学实施指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篇8

我相信我们人类心灵的可以被称为“自由精神”的那种气质，来自于“彼岸”。如果我所信正确，那么一个被“自由精神”支配了的肉身，是不愿为了屈从他形体的欲求而限制了他心灵的自由的。更进一步，一个真心信仰着源自“彼岸”的自由精神的人，绝不相信世俗的任何力量可以伤害到这“自由精神”。再进一步，我推断，这一信仰也正是康德的“纯粹理性”(先于经验世界的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苏格拉底的行为恰恰表明他持守“形为心役”的自由意志的勇气，并以此表明了“人”终归是可以不同于“禽”的（梁漱溟先生说过：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

我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一解答，不仅有阐释学含义，还帮助我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康德立场上的看法：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可能不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phenomena)约束的

“超越现象界(nomena)”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当下我的一些鼓吹“民主”甚至鼓吹“自由”的朋友，他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有感于所见所闻劳苦大众的“不自由”，并且他们坚信导致了这大众的不自由的正是被我们认作“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那个“市场经济”。所以对“不自由”的批判，被他们转换为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不过，我以为这类批判毕竟是知识分子份内之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它自己的“牛虻”；一个伟大的雅典不能没有苏格拉底。

在我向我的这些朋友们解释我的立场和我对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评论之前，我必须指出他们很可能已经染上了我称之为“语言”病的病菌。所谓“语言”病(不是“语病”，也不是“语言病”)，是由“语言”的本性——以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概念”所涵盖着的无穷丰富的“具体性”——加到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上的，时刻妨碍思考者面向真实经验的，将“思”套牢在话语枷锁中的病。克服我们的“语言”病，惟一的途径便是走出书房，走到大众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个被压抑在“概念”下的无穷丰富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仅在这一点上，我真心呼吁这些人文学者们向经济学家们学习，因为后者毕竞终日浸泡在现实世界里，毕竟不至于忽视了生活中发生着的最基本的事实。“理想”是美好的，“追梦”是美好的，个体为了“理想”而放弃现世生活甚至牺牲生命是崇高的。但为自我理想而要求社会放弃现世生活，则不能说是美好和崇高的。

让我再来讨论“语言”病。例如当我们有感于大众的“不自由”(设此项感受为事件“B”)，并且听到和读到人们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指称为“市场经济”时(设此项感受为事件“A”)，我们的“因果性联想”能力总是倾向于让我们认为A是B的原因。为了尊重和回答休谟对我们理性能力的质疑(这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A导致B”这一命题作—番认真的研究，这便是所谓“实证研究”。不论你多么反对实证研究，你不能不跟着叔本华承认，实证研究是人类将梦幻与现实相区分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类研究立即导致第二项任务——从其他人的言说中找到支持或反对“A导致B，，命题的论据而不混淆了在一般概念A(“不自由”)与B(“市场经济”)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其他人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主体而言，这两类生活世界中的前者是“基本事实”，而后者是“派生事实”。

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成熟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世界，就我个人多年的体验而言，一组可以叫做“基本事实”的观察是：(1)那些成熟市场社会里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的质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在物质生活的质量上的差距，当我们沿着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时越拉越大，而当我们沿着市场经挤的方向走时越来越小；(2)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人，在使个体生命得以发展的基本权利方面，似乎比我们目前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更充分，并且最重要的是，更有发展的潜力。例如生命权利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又例如批评政府的权利和在防止个人利用官僚机器剥夺他人自由方面等等；(3)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他们独立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表现得比我们要强烈些，并且更要的是，只有依托于这种精神，“自由精神”才可以被开发出来；后，我想再加上一条，(4)对一般人而言，独立精神决不是生来就的。人们必须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才可能培养独立精神。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制度当中，只有市场制度比较充分地赋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一部分人可以“自由到一无所有”。

请注意，我强调这组基本事实是“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所以我对“多数人”的指称，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当然是福柯所批评的“话语权力”之一种形式，不过我非如此而无法说话。防止话语权力压制思想的办法之一是时刻提醒自己和他人，对我们所陈述的道理，永远有进一步研究和批判的必要。但是“批判”不能超越“历史”。我感觉我的那些批判“市场经济”的朋友们的批判话语，其第一个特征是感染了“语言”病，认为只要超越了语言上的“两分法”就可以超越现实事物的发展阶段；其第二个特征就是“非历史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理性乌托邦来批判现实历史。须知，“理性”是为自然立法者，但绝无可能取代自然。其实这两个特征是同一件事情：只要你面对“发展”的问题，你就必须承认“发展”的阶段性。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们常常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这也很自然，假如你的社会分工就是对社会进行批判，那么你自然便忽略了“建设”以及建设者所必须正视的“发展”阶段性。我之所以不认为哈贝玛斯是一位单纯的批判理论家，因为我相信从他所立足的“交往理性”出发，他不得不从事社会建设的工作。

我说过，“市场经济”只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过渡阶段，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渡阶段。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不妨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可以完全忽视物质生活的质量而终身沉浸于崇高的自由精神的生活当中。不错，任何一个具体的“市场经济”总有阴暗的方面，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去批判。当我们在数学上终于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的手”定理时，我们的数学表述(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简洁地结论说：如果一切经济资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如果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是连续的，如果市场价格是人们据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的惟一信息来源，那么人们的自利动机总可以把社会带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中。与这一定理相补的另一个定理，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是这样表述的：对任何的一个资源有效配置状态，总存在至少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在这一财产分配基础上展开的自利的个人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最终把社会带到那个给定的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中。

数学之为形式逻辑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数学之为抹杀差异的手段，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当市场按“福利济学第一基本定理”调整其经济资源的配置时，人们便承受“失业”、“短缺”，“兼并”’“破产”，希望与绝望，压迫与反抗，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生活窘困。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阴暗方面，但还不是最坏的方面。市场经济最值得担忧的后果，其实早由自由市场派经济学的“教父”弗兰克·奈特指出过，那就是自由人的异化过程，奈特说：分工与专业化的代价之一，便是“本应全面发展的人性只好在单一方向上发展”。

关于自由市场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也同样是静态和非现实的。例如当社会认定了一个“理想”的资源有效配置方案之后，该定理说：总存在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市场能够实现该资源有效配置方案。可是在现实世界里，这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往往意味着极大地偏离社会既有的财产分布格局，于是意味着社会革命和伴随着革命的“剥夺”、“战争”军备竞赛与毁灭。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另一些阴暗方面。与人的异化过程相比，我觉得人的自我毁灭过程更加可怕。后者之所以更需要警惕，是因为它最初是以“理想”的资源配置方案取得其支配社会命运的权利的。

篇9

 

从经济法的视域证成其价值目标为社会整体利益，更多是借鉴“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分法来完成的。因此，当论述促成利益均衡发展的机制时，现有的市民社会组织形态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政府公权力面前，个人显得太渺小、太单薄。若没有代表自己利益和反映自己意愿的社会中介组织的存在，个体的力量无法与以国家为后盾的政府权力来抗衡，对政府权力的侵害也就无能为力，自身利益的诉求就可能无法实现，就可能会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1]本文认为，社会中间层的兴起不但有对抗政府权力干预的作用，而且在经济法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中还是重要的实施主体与利益承担主体。现时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与经济法学对其关注并不成为正比。经济法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以来国家干预说”一直占据主流，对第三部门的研究始终处于漠视状态。[2]实际上是有很多学者关注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但其研究多集中于社会中间层是一种“市民社会”的表达与实现形式而已。这种研究其实质不过是把“黑格尔——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转至中国现实下的一种延伸，而具体的社会中间层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上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这种应然层面的讨论并不能代替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间层的实然状态。本部分将从社会中间层存在的缺位与越位问题着手来讨论社会中间层在应然角度应当处于怎样的结构与框架之中以及社会中间层是如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

 

二、社会中间层的概念、特征及类型化

 

在现时的研究中，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萨拉蒙的第三部门理论相对应的名词包括了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中间层，民间组织等几个概念。而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并非一致。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多见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论述中。[3社会中间层主要在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教材里面使用。其实王全兴教授撰写《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一书也对社会中间层作了深入的考究。从广义上讲，社会中间层是指政府和营利的企业之外的一切社会民间组织，它在外延上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它组织(含单位内部的、以企业形式登记的、未登记的社团等)。在探讨社会中间层的内涵及外延时，清华大学社会中间层研究用图形结构进行了详细说明。

 

单纯给出定义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关键是明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通过归纳其特征来区分相关概念。社会中间层的特征，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一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教授(Salomon,1999)提出定为社会中间层：(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结合目前学界的观点，笔者总结了社会中间层的以下几方面特征：

 

(1)非政府性。这是社会中间层的根本属性之一。它强调民间组织在社会功能上有着与政府类是的公共管理职能，是与政府组织体系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社会中间层的产生是以社会需求而不是以国家职能为基础;第二，社会中间层在体制和组织上独立于政府之外，并不隶属于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体系;第三，社会中间层是按照组织宗旨提供公共服务，而政府是在国家的制度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的。[6]社会中间层设立时就应当与政府机关或者是权力边缘机关相区别，并非通过政府编制或法律专门规定而设立，仅由相关主体按照社会中间层的相关登记管理法规发起、设立的。因此在中国,参与的若干人民团体就不属于此次调研的社会中间层范围，比如工会、妇联等。

 

(2)公益性。社会中间层的设立目的、组织宗旨、活动开展、提供公共产品都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其实施的既非企业的营利行为，也不是政府机关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以职权或相对人的请求开展的行政行为，而是一种自愿的利他行为。另外，社会中间层不是以会员制为主的互益性组织，其受益者应当是社会上不特定的公众，在符合社会中间层的相关规定时，成为社会中间层活动的相对人。即使以会员共同利益为结社与活动主要目的相关社团在章程中有明文规定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但其主要性质仍然以互益性为主，因此不能算作社会中间层。而一般的民非(主要是一些培训机构与以会员共同兴趣为基础结合而成的俱乐部)虽然在法律上要求及自身在章程中，明确自身为公益性组织，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其更类似于企业,实施的行为更类似于营利性行为，因此仅有部分的以保护社会弱者、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民非在此次调研的社会中间层的范围之内。

 

(3)非营利性。非营利性是指组织的存在目的不是积累财富或创造利润，而是提供某种公共服务，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并不意味着非营利组织不可以盈利，但其盈利所得必须继续用于组织的使命，而不是在其成员(原文是组织缔造者)中进行分配。[7]非营利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组织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组织的利润不能用于成员间的分配和分红;第三，组织的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每一个社会中间层都是以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为自己的意i只形态和指导思想。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是社会中间层的本质特征。

 

(4)自治性。指的是社会中间层在人事、财务、决策等方面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自己管理自己的活动，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是公民实现自组织的社会机制。

 

(5)组织性。主要是指社会中间层应具有一定的正式的组织形式，包括较为固定的办公场所、较为固定的人员、经常性的活动、一定的组织章程和制度规范。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比如，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出现大量的网上社团，这就不能拘泥于上述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一定的正式组织形式”指的是具有一定的组织边界、持续性和组织认同。

 

(6)职能的互补性。社会中间层的产生是对“二分法”的超越，在市场与政府失灵的情况下产生，其基本职能就应当是补充政府与市场所无法满足的、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些要求主要是指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与一般人对收入安全的需求。具体而言，社会中间层具有组织公民社会参与，进行社会动员，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福利的功能。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社会中间层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中间层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中国国内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中间层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社会中间层”这一概念与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一些包括“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社会团体”等概念的基本语境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笔者又根据上图1-1适当调整了概念的范围，具体的社会中间层类型。(一)社会中层在我国的发展样态社会中间层这一词汇及其所强调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体制转型之间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很快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证实，且与过去30多年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过程相吻合。中国的“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中国社会中间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发展的机遇。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涌现出来的大量社会组织，在推动个人参与、实现社会价值、拓展公共领域等方面形成日益丰富的社会舞台，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不容置疑的事实。

 

第一，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社会中间层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为在曲折中不断增长、突飞猛进的过程。从每年新增的数量来看，以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基数为1〇〇,则1979年以来社会中间层在曲折中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一度出现了停滞，但每年新增的社会中间层组织数量均高于1978年的水平，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最近10年先后出现了两次增长，在1985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978年水平的5.8倍和9.7倍。另外，从实际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中间层组织数量变化看，自1988年实施统一登记制度以来，两类社会中间层组织登记年末数在经历了最初5年的非常规增长后，在1992—2000年一度徘徊在15万家，从2001年突破20万家之后一路攀升，至2008年底突破40万家。2012年底突破50万家。

 

第二，从结构上看，在过去30多年来主要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各种协会商会的比重呈显著增大趋势，而各种学会研究会的比重则相对缩小。具体来看，每年新增的各种学会研究会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约相当于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3倍，但随后其增量不断减少,相对比重也显著下降。至2000年，新增各种学会研究会只相当于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四成，到2007年度更下降到不足同期各种协会商会的四分之一。与之相对，每年新增的各种协会商会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形成一个，后来在整体停滞的背景下陷人低谷，但从2000年转人新的增长，并迅速持续扩大,2002年超过上一个，到2007年，年度新增社会中间层组织数量已相当于2000年的5.3倍。

 

(二)社会中间层缺位与越位的原因述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中间层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快速增长期，其中虽经历停滞或曲折，不同时期的增长态势不同，结构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但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是非常显著的，不仅以两次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且呈现出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展的趋势。其结果是，我国社会中间层组织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成为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能够承担一定的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在经济法领域，学者认为，社会中间层有四个特征：中介性、公共性、民间性、专业性。其具有三项职能:一是辅助职能,辅助政府干预市场服务,辅助市场交易与竞争服务;二是干预与制约职能，体现对市场的干预与对政府的制约;三是协调职能。协调单个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利益集团之间、市场主体与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社会中间层理应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实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通过对事实的归纳，至少发现存在两种情况值得研究：

 

1.社会中间层错位，成为“二政府”。1996年正式提出的社会中间层双重管理体制，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加强对民间组织宏观登记和微观业务管理相结合的较为成熟的制度形式。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组织的登记审批，指导检查监督组织的各项活动，依法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业务管理机关承担组织的申请登记、对外交往以及活动开展等。双重管理体制将组织的成立、管理、运行以及最后的解体都纳人了政府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制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合法登记的社会中间层往往不是半官半民组织就是已经落人政府严密的掌控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中间层不能通过合法通道进行登记注册而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比如到工商部门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身份登记注册。由于制度上的限制，许多的民间组织游离于体制之外，其组织上、人事上、活动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较强。但是，因为缺乏“合法”身份，在现实中时常遇到“合法性困境”的难题。种种限制使“结社自由”这一原是公民所拥有的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变成了由政府批准的“特权”，通过政府规定的方式来取得合法身份的民间组织已被抹上了浓重的“政府选择”的色彩。因此,在中国，由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存在，真正的中间层常常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主管单位而被排斥于合法的体制之外。这种做法使我国的第三部门在法律的初始权利设定上就丧失了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独立性，使第三部门成了第一部门的法律附属物。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性行业协会全都是基于行政手段而组建的。原国家经贸委直管的15家行业协会有9家是由其直管的国家工业局直接转制而来。青岛有53.5%的社团仍由党政领导干部兼任其领导职务。[9]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工会。工会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应当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积极发挥《劳动法》赋予的职能，在“劳、资、政”三方构成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中处于积极作用，扮演三者之间的桥梁。但在我国现阶段，工会的应有地位没有得到落实，仅作为企业福利机构而存在，领导成员事实上受企业行政的控制和委派。更为重要的是，在劳动法的框架下，集体合同的签订是需要工会参与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大多工会缺位，无法成为谈判一方当事人，承担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向企业积极争取改善劳动待遇的角色。

 

2社会中间层越位，走向垄断的极端。苏永钦教授早就指出，由于社会中间层毕竟只代表和维护某些特殊群体的共同利益，它的行为也天然接近于联合行为，内在地蕴含着不正当竞争、垄断风险，对社会具有无意或有意的破坏性。[1°]社会中间层成为行业垄断的主导者已经在中国出现。从应然层面，行业协会的价格自律行为必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其

 

明确表示反对低价倾销行为，并要求企业的市场定价不应低于本企业成本。并且不能构成暴利和低价倾销。而在现实中，行业协会组织的“价格自律”，往往超出了行业自律职能的法定限度，形成价格同盟或价格“卡特尔”行为。例如,2004年，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日前出台了全国首个金饰品行业的自律办法，不仅规定会员单位的饰金价要以协会制定的中间价为基准，上下浮动不超过3%，而且要求非会员单位也须遵守，违反者将受到处罚。再如,2007年7月，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召开价格协调会议，参会企业的方便面产品的全国市场覆盖率达95%,分会负责人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布了涨价消息。但是，要明确这种价格“卡特尔”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属于本身违法的严重垄断行为。《反垄断法》第13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而美国《谢尔曼法》同样严禁这种垄断协议。

 

为什么在应然理论层面发展良好的社会中间层在现实中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首先,当然与政府的过度干预有关，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得市民社会的状态一直未能得以完善，进而直接影响社会中间层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余地。正如之前所述，国家借助双重管理体制对社会中间层进行强力控制，造成经过登记的社会中间层几乎不存在独立性可言。朱健刚教授将之称为“前公民社会状态”。本文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时社会条件下，社会中间层虽然可以发挥着面对其成员的组织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却逆向形成了反抗社会整体利益的效果。这实质上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端倪，这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的利害主体建构才可以得以解决的。

 

四、社会中间层主体存在的依据

 

尽管之前已经论述，社会中间层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尴尬与窘境。但是，从应然层面上来看，社会中间层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1.经济学依据。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有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或者说“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12]准公共物品则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在消费方面具有较大程度外部性的一类公共物品。而社会中间层就是提供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其功能具有双向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正如有学者所言，社会中间层具有关注社会问题、表达和综合特殊群体的利益、沟通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功能。社会部分群体提供准公共产品就是其存在的经济学依据。

 

2政治学依据。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原来处于国家范畴之内的实体与关系可能转移到国家的界限之外，而进入社会的范畴。[14]政府与社会中间层的关系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政府和社会中间层合作治理社会问题是第三域(ThirdRealm)的“去国家化”，它预示了一种政治创新一新型的协商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可能影响未来第三部门和整体社会变迁的方向。®社会中间层起到了沟通市场与政府的桥梁作用，以便政府在尊重市场主体独立性、经济性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有的放矢、科学决策。

 

3法学依据。“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民自主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地方。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社会的一部分，是存在公共需求、公共媒介和公共价值的社会空间，是其中拥有自主的独立人格和主权意识的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和影响,是一个社会公共领域得以拓展的基石，而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则被认为是“公共领域载体的机制化”，其核心在于拥有自主的独立人格和主权意识的公民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换言之，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并具有主权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公民，是民间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正如有学者所说，社会中间层主体就是这样一个位于法律之外的子系统，它的自我规制正好可以避免国家的过分介入，借助其本身专业知识、信息、经验和判断，能有效地执行国家政策，降低规制成本。

 

从以上传统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中间层利益主体地位是在于促成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利益主体群,使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能够在一个可以互通勾连的机制之下进行对话与利益博弈。社会中间层的出现，就是为了保障个人利益得以最大化，也是社会整体利益得到实现的最优选择。[17]并充当政府和大众之间、企业和公民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18]根植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两大基石之上的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以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为导向，以社会中间层主体为路径，最具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关系的合理性。[2]以上即为社会中间层在经济法框架内存在的正当性。

 

五、社会中间层与政府及市场的利益博弈

 

1.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位。[19]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是公共资源在该两者之间的配置关系。这种关系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描述为“挤入”与“挤出”。挤入是指社会中间层可以提供为政府提供一定的竞争激励，使得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存在竞争，从而促使政府能够改进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提升对公民需求的满足度。而挤出则是指两者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包括资源配置领域、影响力及财力方面构成排斥与竞争。

 

2.社会中间层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博弈。经济法学界将两种的关系归纳为一般民事关系、市场规制关系、宏观控制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对此关系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分析：

 

首先，社会中间层对市场主体起到上传信息的作用。社会中间层可以作为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向政府传递市场主体的信息，反映市场主体的需求，为政府吸纳市场主体的需求提供一套可供实现的机制。一种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中间层通过制定企业行业规章制度，扮演行业利益的代言人和政府政策信息的传递者的双重角色，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其次,社会中间层对市场主体起到内部自律的作用。从现时的运作中可以看到，社会中间层开始承接了部分微观管理职能，以管理主体的角色对市场主体的运行提供鉴证、评估、监督等服务，从而净化了市场，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例如，注册会计师就对企业的账目有审核职能，对其提供的账目报表具有诚信义务，不做假账。还有的社会中间层采取破除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将其自身发展成为信息中介机构，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如美国就有著名的盈利性信息服务机构邓白氏信用服务社、信用卡公司、标准普尔等信用评估机构。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论述可以看出，在应然状态下，社会中间层理应发挥着即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市场主体的作用，其目标具体而明确的指向社会整体利益。而社会中间层除了具有协调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特别功效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其通过大量的组成成员的利益表达让个人利益在一种公共视野上形成部分群体现实的社会需求，以此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这也体现了社会中间层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的具有政府和市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将在后文进行详细论述。

 

六、促进社会中间层发展的制度构建

 

应然层面的理论探讨不能代替实证层面的制度建构。现时的实然状况是社会中间层无法发挥应有作用以及社会中间层成为其成员实现个人利益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两种不利情况。如何排除这两种不利的情况呢?本文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排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放松对社会中间层的管制。正如之前所述，政府的不正当干预现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构建较大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社会中间层的发展领域。由此，排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放松对社会中间层的管制就成为了必要。

 

2.突出社会中间层的共利维护性。通过具体经济法机制促进社会中间层能够发挥其共利维护性的作用，明确社会中间层上传信息的功能，促进其能够向政府争取利益的机制。

篇10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DF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6.06

在以往的商业实践中，公司往往逃避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主要是因为公司追求成本最小而利润最大的经营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虽然可以得到社会声誉等无形价值，但却不可避免地产生成本。对于股东来说，为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买单并不是其设立公司的目的。上述理念在商业公司出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地位，之后被学者归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它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的管理者应该对股东承担一种受托责任，至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消费者和公众等等，法律不应该要求公司对他们承担义务。如果公司认为需要对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义务，那么公司作出这种决策也应该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公司治理理念。

一、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实践的发展总在不断地修正人们的观念和认识，公司发展的实践也不例外。作为现代社会商业活动的主体，公司行为对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逐渐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一些公司规模之大足以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而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就更是如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权益首先受到来自公司的威胁和损害。然而，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一样，公司经营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最终将使其自食苦果。公司股东和经营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竭泽而渔的做法并不可取。对公司长远利益的考虑能给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和价值，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利益，并在商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股东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紧密相关。这一理念逐渐发展成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司治理理念的发展。

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众多学者争论中，伯利（Adolf A・Berle, Jr.）和多德（E・Merrick Dodd Jr.）的讨论最为激烈突出。多德认为商业公司既有营利功能也有社会服务功能。伯利教授则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随着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责任理论也在争论中不断完善。最终，多德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包括伯利教授在内的普遍肯定和接受，并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即在公司治理中公司的管理者不仅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还应当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1］。这一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其理论依据之一，将现代公司视为“一组契约的联结点”，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契约只是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之间契约的一种［2］。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对传统“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极大挑战，因为它“弱化”了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表面上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以股东为中心，强调股东的利益即为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服从并服务于股东利益。而后者则认为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当纳入公司决策考量，甚至应当与股东利益平分秋色。然而，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理论，它们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公司在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间接地为社会创造着财富。特别是在规模较大，股东人数较多的公众公司。其次，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公司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要素。因为，“利益相关者”被界定为那些离开了他们的支持公司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2］149两种利益实现的共同前提是：良好的公司业绩和运营。确实，只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才有能力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也才能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兼顾相关者利益。概言之，公司社会责任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创造财富的经济责任和兼顾公平的法律责任。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主次有别还是平分秋色？

从理论上来说，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在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是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并非易事。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核心问题在于公司管理者如何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从现有的理论和实际出发，本文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要件：首先，停留在“股东利益最大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优先”的争论上没有意义，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必须加以修正，以使之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应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中，将修正后的理念作为构建的理论基础之一，灌注到现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各个方面。

二、传统理论的演进：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追溯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与公司社会责任出现了全面的融合［3］，并对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该理论的影响下，传统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遭到了进一步的批判，加之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在公司兼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忽视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做法受到广泛的指责。面对备受指责的困境，公司的管理者们必须采取措施。由此，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浮出水面，主张利益相关者可以与公司股东一样参与公司的管理，并享有选举与罢免董事的权利，有权监督公司的内部事务［4］。

支持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他们认为这是用一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力手段保证了社会责任的实现，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观点的瑕疵在于：动机正确，方法欠妥。正如“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詹森（Jensen）所指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有着固有的缺陷。首先，利益相关者的多重价值最大化目标模糊了企业的经营目标，无法给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一个完全明确的目标函数，而没有这类目标函数，势必导致管理上的混乱、冲突、无效率甚至完全失败；其次，这一理论本身没有包含如何在各类相关利益者之间进行权衡的概念框架。因此，即使认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也无从在多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第三，该理论无法对管理者进行根本性的评价，反倒让管理者和董事会无法善尽他们对公司资源所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管理者可以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提高了经济生活中的成本［2］175。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十分广泛，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各不相同，要整合各个利益团体的不同利益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利益相关者”本身是一个没有精确外延的概念，如何选出利益相关者团体之代表进入公司，对于雇员来说尚且可行，但对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其工作之巨可想而知［4］134。可见，这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障碍，如果仅仅是出于对社会责任的重视而认为需要用该模式来改造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将造成公司内部管理的混乱和成本的增加。

在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加以批判的基础上，詹森（Jensen）进一步提出了“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这一理论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绝大部分分析框架，但将价值最大化作为权衡公司各个相关利益者利益的标准。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同时也可以看作“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于满足公司所有重要成员的需求，同时明确将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给管理者指出一条如何在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思考和决策的清晰思路，致力于解决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因多重目标所产生的难题。同时告诉管理者如果不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将无法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于如果忽视或践踏了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任何关系，将无法最大化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5］。可见“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公司的目标确定为公司长期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它不再将股东看作凌驾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上的特殊成员，允许管理者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而股票的长期市场价值被看作公司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6］。国内学者也指出，“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仅应注意实现营利的目的，还应注意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能不顾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公司毕竟是‘扩大了的个人，而不是缩小了的社会’，它的法利益目标仍是股东长期的最大利益。”［7］并且，“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更科学。它要求

通过公司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成本最低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公司总价值达到最大。其基本思想是将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公司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关系。”［8］通过分析上述观点，不难看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肯定了股东利益在多种利益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并纳入公司价值体系；3.为公司的管理者进行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这也使管理者的行动有了评判的依据。申言之，“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既不是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它在上述两个理论之间实现了优势互补，应该成为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将股东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公司价值统合在一个综合的价值评价体系之下，使之在有所区别的前提下又相互关联，并为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种普适价值，防止了公司管理者在利益权衡时的左右摇摆，是我们在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并且也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对于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该理论应该成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我们需要根据该理论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局部调整，从而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氛围和机制，使得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趋于一致。

三、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

公司治理制度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就如同一棵树，最初在哪里生根也就会在哪里成长，即使经过嫁接之后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实，但是最初生长的地方却不会改变。不过路径依赖并不是影响公司治理特性的唯一力量。如果现有制度无法与其他类型的制度相竞争，那么，最终它们将无法幸存。选择机制促进了更有效率的结构的功能趋同和形式趋同。并且，功能趋同首先出现，而形式趋同将最后出现。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出现形式趋同，仅仅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功能趋同，例如在对公司高级经理人的监管方面［9］。公司治理将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作出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应该强调公司治理的功能性调整而不是形式调整。

美国公司治理的历史是一个围绕“股东利益”而发展的历程。其公司治理结构在建立之初即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为基础，产生了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单层公司治理结构。即股东通过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选任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负责选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董事会的监督，同时其经营业绩也受到证券市场以及股东的评价。然而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已经有48个州通过明确支持注册公司可以不通过特别章程条款来资助慈善事业的法案；1983年，宾夕法尼亚州开“其他利益相关者条款”之先河，率先立法授权公司董事作出决策时可以考虑股东以外团体的利益［10］。其他州也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公司管理者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拒绝“恶意收购”。

在欧洲，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有愈来愈多的压力，促使员工参与公司董事会，促进员工在公司经营上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刘连煜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16以德国为例，公司治理采用双层结构模式，股东会产生监事会，监事会选举理事会来负责公司的经营，职工与股东一起共同参加公司重大决策，在进入监事会和董事会时与股东有同样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被认为是“为保护相关人士的利益”而设计［4］118。这种体现了劳资双方公平待遇的做法与德国工会力量的强大有关，在市场经济国家是较为典型的立法范例。

对比上述两种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采董事会与监事会并列的双层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监事会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与董事会相互独立，各司其职，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受到股东会的监督。在社会责任的立法方面，《公司法》首先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加以肯定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其次还规定了工会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议事规则，允许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要求监事会中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对国有性质的公司，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则有着更加严格的规定：要求在国有参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并且这一类公司或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出资人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法》第17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接受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的管理和监督，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对出资人负责。2008年出台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中央级的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乃至主要内容与措施等方面都做了规定。通过上述三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在社会责任方面立法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作出明显的强制，即使有，其范围也十分有限。社会责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董事会的价值判断和决策。美国公司治理的结构也没有因为社会责任发展的深入而产生改弦更张之念。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德国的职工共同决策模式过于激进，不适于美国［11］。概言之，美国主要是通过确认董事的责任体系并结合外部控制机制来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问题。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引下，董事的价值判断将以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作为标准。市场成为利益平衡的重要媒介。也可以说，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正在渗透到公司实践的各个方面。对于该理论的发源地美国而言，这种渗透更加彻底深入。德国以劳资平等的思想构造企业机关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了对人力资本和作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劳动者的尊重，与公司社会责任的要求是相符合的［12］。职工参与管理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股东利益至上，在督促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德国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消费者与主要债权人）的保护并没有比别的国家走得更远。同样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因为利益相关者理念的深入而发生深入改变。但是针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国法律在规范的全面和强制的力度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立法。这或许可以从经济伦理学者那里找到答案：中国的私人性和公众性公司治理体系是一种轻度的包容性管理体系。这种模式对非国家的大股东们可以强力限制，以预防这些人伤害国家、利益相关者们和社会的利益［13］。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我国《宪法》确立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使中国的公司治理在保护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时更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立法要求国有性质的公司，特别是大型的国有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可见，在全球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发展潮流的推动下，对于那些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并未十分深厚的国家，其本国内长久存在的制度环境弥补了现有理论发展的不足。这不仅体现了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而且说明在外国理论的影响下也会衍生适合本国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这体现为一种功能性的调整。

四、结语

对我国的公司发展而言，在审视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尽管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引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同，但是，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仍需要深入。在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仍处在它的婴儿阶段。大多数公司尚未充分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中的潜在贡献［14］。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还要尽量避免回到以往“企业办社会”的老路上去。总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宣誓性的法律条文就能使之实现的。现有的法律规范在一定层面上能起到监督和制裁作用，社会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导向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的更有效的做法是让那些有实践价值的法律规范得到贯彻和执行。简单地说，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不是靠我们怎么说，而是靠我们怎么做。在我国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通过治理结构的功能性调整让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工董事、监事、职工监事以及监事会有效地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保障监督职责的履行。并且，为了保障监督功能的实现，可以尝试在上述监督主体中适当安排利益相关者代表参与监督。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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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Balancing of Fulfill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U Yun

(Law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