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人犯罪保护法范文
时间:2024-03-26 17: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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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__年,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东城团区委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充分发挥社会各界通过共青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少年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工作核心,深入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努力提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积极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维护了地区的和谐稳定。
一、结合工作实际,强化组织领导
为了能够不断强化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安定门街道由主管共青团、妇联工作的处级领导担任委员,一方面能够在较高层面上掌握街道全局、熟悉相关科室的工作实际,能够更好的指导各项青少年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实效;另一方面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协调相关科室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统一部署来开展活动,从而壮大队伍,形成多方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地区开展青少年工作的影响力。
同时,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时,能够针对不同群体类型及时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明确职责任务,充分发挥作用,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帮扶的领导。同时,在开展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努力结合上级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及时予以落实,务求取得实效,竭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积极营造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着力做好地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优化行动”、切实关心关注特殊青少年群体来开展普法维权工作。通过“法在身边”征文演讲比赛、亲子运动会等形式,对保护儿童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强势宣传,通过倡导“尊重儿童”、“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等意识,营造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分类进行指导,确保帮扶实效
1.对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分类管理
一是针对精神或者智力有残疾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由家庭照顾、社区定期走访的方式来进行帮扶和管控,切实帮助其本人及家庭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乐观面对生活;二是针对因学历低、单亲家庭、父母双亡等原因失业在家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社区管片主任不定期走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的措施进行管控,争取多方资源尽力解决其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经常性的组织其参与社区活动,在心理上给予关怀、生活中及时帮扶,思想上进行教育,尽力防止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三是针对有不良行为或因违法犯罪入狱的青少年,若在服刑期间则积极进行探访教育,做好家庭工作,引导其积极加强改造,重新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重塑生活信心;日常则由家庭进行教育,社区做好关怀工作并加强管控措施,不断巩固其改造成果,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做好引导,努力杜绝其再次发生不法行为。
2.对弱势青少年群体积极探索帮扶新形式
认真摸底调查核实,登记造册并及时更新,特别关注农民工子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特殊困境青少年群体,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救助工作,努力为其创造健康成长的环境。一是开展辖区内志愿服务队与地区弱势青少年结对子活动,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弱势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通过多方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二是结合儿童自身具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做出贡献、体现价值的迫切愿望,将弱势青少年和部分社区闲散青少年组成社区志愿者队伍,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工作,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活动,以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面对生活,积极为地区的安全稳定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三是结合节点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闲散青少年、地区弱势青少年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共同开展座谈会、交流会、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形成闲散青少年、弱势青少年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与志愿者沟通的良好局面。
三、不断总结经验,狠抓工作落实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四三二”工作措施,认真研究探索,不断提高基层团组织服务青少年的工作水平。
做到“四个及时”:一是及时建立台账,坚持做到“情况清、底数明”;二是及时进行走访,时刻关注孩子本身和家庭需求情况,提高帮扶针对性;三是及时送去温暖,积极争取资源实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四是及时组织活动,通过群体活动进行心理指导和帮扶关爱,促进其更好的融入社会,阳光健康成长。
强化“三个注重”:一是注重沟通、扩大影响,及时与团区委及街道宣传部联系,多种途径加大对开展帮扶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扩大活动的影响面,形成全地区共同关爱青少年群体的浓厚氛围;二是注重实际、营造氛围,除了针对不同群体的青少年进行物质帮扶之外,还要注重结合地区特色开展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三是注重整合,形成合力,要坚持加强与上级团组织及街道妇联、民政、残联等各相关部门的密切联系,积极争取多方力量开展关爱行动,不断提高帮扶力度,提升活动效果,形成地区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工作合力。
加强“两项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阵地建设,充分发挥社区
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 无期徒刑 少年司法
一、法规层面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可以适用无期徒刑我国刑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涉及未成人犯罪处罚的规定如:《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49条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法学界依据现有的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适用无期徒刑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刑法第49条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已经考虑了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罚,因此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未成年人,改判为无期徒刑,已经体现了从宽处罚原则。如果再按照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无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就是对未成年人这一法定从宽情节两次使用,会轻纵严重犯罪分子。还有学者认为第17条第3款是对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全部犯罪而言的,是一项普遍性的刑罚原则,没有具体的裁量尺度,而第49条是对未成年人犯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而言的,是针对刑种的一项特殊刑罚原则,明确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最高刑。第49条是对第17条第3款的补充或具体化。如果对犯死罪的未成年人同时适用两款,就等于把两款割离开来,否定和破坏了两款的相互关系。
这一派的学者无论从这两个法条的从宽作用还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上分析,都认为二者之间只能取其一适用。如果对本应判处死刑的未成年人重叠适用这两条规范,不判处无期徒刑便与罪行相适应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相冲突。
2.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属于法定从宽情节,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刑法第49条是对死刑的排除规定,也就表明对未成年人可使用的最高刑种的考虑起点是无期徒刑。二者并不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是两个可以并用的条文。具体来说,依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对未成年人量刑的最高刑不外乎以下二种情形:(1)未成年人论罪当处的量刑幅度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以及论罪当处的量刑幅度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都应当在10至15年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判处。(2)未成年人论罪当处的量刑幅度为“无期徒刑、死刑”的或者仅为“无期徒刑”的,由于我国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其实这两种量刑幅度对未成年人是一样的,即都是在无期徒刑的基础上适用第17条第3款,又由于无期徒刑具有不可分割性,本身没有伸缩幅度,所以对其从轻或减轻都只能是有期徒刑。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两种量刑幅度,对未成年人最高也是判处有期徒刑。
二、法理层面的思考
其实,未成年人犯罪判处无期徒刑已得到国际少年立法的坚决否定,《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对未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2004年9月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亦建议对少年“禁止任何形式的终身监禁”。有许多国家或地区将无期徒刑明确排除在少年刑法之外,例如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家。
既然国际社会对未成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的态度如此明确,为何我国刑法在未成年犯适用无期徒刑的问题上如此含糊不清呢?
1.立法缺陷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多散见于宪法、刑法、行政法规及其各种暂行条列和办法之中,尚未形成系统的少年法体系。对未成人犯罪的处罚上,沿用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在此基础之上作出微调,规定诸如“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这种量上的“优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改造未成年犯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急需制定适合未成年人惩处的“少年刑法体系”。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未成年人专门立法,但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适用无期徒刑的问题,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我们可以从世界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宪法及其上文提到的未成人保护法条款可以推测,对未成人不应适用无期徒刑是我国刑法的应有之意。但如果仅仅靠推测去应对现实中发生的实际案件,这将会给我国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阻力与困难。
2.理念、价值观的欠缺
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在国外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国家亲权理论、儿童观、教育刑论,对少年犯罪的问题,国外司法实践从早期的惩戒到控制再到现今向福利的转向,在这条历史必然的理性之路上走的相当稳健。而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起来的,到现今只有不到30多年的历程。在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研究,社会控制、少年福利等理论研究上相当匮乏。至今也未提出系统的中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理论和价值体系。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这些理论准备是必不可少的。由此看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建立真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参考文献:
[1]郑鲁宁.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问题的探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4).
篇3
今年以来,西乡县妇联努力构建宣教、维权、家庭教育、助人自助四个平台,为未成年人做实事、解难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构建政策法规宣传平台。在镇3所学校、6个村,镇3所学校、9个村,对学生和家长、老师进行儿童权利及儿童保护知识技能宣传培训。举办未成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人犯罪知识培训5场,印发宣传资料8000多册。在县电视台西乡时空栏目播出了10集电视纪录片《脱轨的青春》-未成年人犯罪轨迹调查,引起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和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视。利用“三八”、“六一”、“6.26”等纪念日,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活动,开展关爱女孩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发放《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人保护法》、《增强防范意识预防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家庭暴力创建和谐家庭》、《关爱女童远离害》、《儿童权利公约》等资料5600份,咨询200人。
二是构建妇女儿童维权平台。积极拓展维权热线、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中心等工作平台,切实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法律帮助、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等服务,努力消除性别歧视。坚持不定期召集维权联席会议、坚持妇联人民陪审员参与妇女儿童侵权案件审理,在维权时特别注重维护纯女户、外嫁女、未成年女性等人群的合法权益。举办妇女儿童维权网络工作人员培训班2期、儿童保护参与式培训班6期、村民培训10期1200余人。上半年妇联接待123件,办结率98.5%。
三是构建家庭教育讲学平台。充分发挥家庭教育优势,开通校讯通学校5所,共有10600名家长通过校讯通平台与学校建立联系,发展家长学校48所,在沙河镇苦竹村、柳树镇三义村成立儿童幸福家园2个。深入开展“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为主题的“小公民”、“双合格”家庭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围绕“走出家庭教育的十大误区”和“关注孩子的情商素质教育”等主题开展家庭教育讲学30场,在一、二中举办女中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讲座7场次,印发《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500本。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引导和教育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
四是构建贫困儿童资助受益平台。不断延伸工作触角,多方寻求项目资助,争取“红凤工程”基金会、“国际计划”等组织以及县内知名企业的资金、项目,实施关爱留守儿童、关爱女孩行动。累计帮助21名贫困女大学生获得“红凤工程”资助、先后与19位女童建立帮扶关系、通过学费、生活费资助帮助140名女高中生重返校园。“六一”期间,县妇联陪同县、乡有关领导走访慰问贫困儿童、留守儿童、孤残儿童等30余名,赠送物资及慰问金3000余元;联合县慈善协会、工商联、企业负责人在堰口镇板桥中心小学、西河口小学组织开展了“手拉手情更浓关爱在心中”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送去了书包、文具、食品、书籍等节日礼物,为学校送去了彩色电视机、电脑、学习用品、教具、体育用品等物品价值5万余元;县妇联、县工商联和利家超市联合对10名贫困留守儿童赠送了3000余元伊利奶粉;为司上乡中心小学46名留守儿童、15名单亲家庭儿童及品学兼优儿童共计108人发放了学习用品;为杨河镇中心小学、柳树镇中心小学、沙河镇中心小学3所中心校赠送价值1万元的图书,为110名留守儿童送了价值3万元的学习用品。给34名留守儿童集体过生日,学生们吃蛋糕,在全校师生共同唱生日快乐歌的快乐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
篇4
以未成年人为主体实施的犯罪伴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首先,针对新的犯罪状况和特点,从前的学者和专家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状况、新特点,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把握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其次,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和预防,我国近几年对于未成年人的立法均给予了规定,但限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研究的滞后,这些立法不免显得的苍白和无力。有鉴于此,笔者建议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无论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审判、亦或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以及从根本上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未成年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的各项权益,才能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预防其重新犯罪的目的。
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状况 犯罪原因
措施
前言:我国有4亿多的未成年人,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就是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兄姐,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各项法律可以说是调整到社会的每一个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①
一、未成年人犯罪状况与特点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为主体实施的犯罪。显然,何为未成年人,即未成年人如何确定,则是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首要问题。
我国古代就有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特别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秦律以身高作为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秦律对身高不满6尺(相当于现在一米高左右,也就是8、9岁的孩子)的儿童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汉律则对刑事责任年龄有明确规定:“年未满8岁……非手杀人,皆不坐,”也就是说,8岁以下的人,除非亲手杀人,否则都不处罚。至于中国古代集成文法典大成的《唐律》在这一问题上更有明确的规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1)10至15岁的少年,对所有犯罪行为都有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并可用赎金的方法代替刑罚。(2)7岁至10岁之间只对反逆、杀人、盗及伤人这几种犯罪须负刑事责任,且仍可通过赎金替代。(3)7岁以下,虽犯死罪,亦不处罚。
各国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的差异,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也并不一致,总体来说,世界各国关于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下限年龄的规定有7岁、8岁、10岁、12岁、13岁、14岁等。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有以18岁作为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上限年龄。不管何种分类,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各国都采取减轻或免除处罚。就我国而言,对未成年人的界定有专门的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同时,我国刑法还规定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特征
当前,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犯罪主要具备以下特征:②
1、犯罪年龄趋向低年龄化。
据联合国禁毒和预防犯罪办公室编发的一份材料显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年龄界限多呈下降趋势,如俄罗斯为14--17岁,加拿大为12--17岁,美国为10--17岁。有些杀人,重大盗窃案件,就是一些十一、二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干的。另据法制日报报道,与70年代相比,我国90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初始年龄提前了2--3岁。其中,14岁以下少年违法犯罪比例增多,在少年作案成员年龄中所占比例已由1991年的1.3%提高到1998年的1.8%。湖南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1999年第九次会议指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最高年龄是16岁,但随着未成年人早熟,14--15岁违法犯罪人数在不断激增。
2、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问题日益突出。
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案件近年来大大增加。据广州市统计显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占同类犯罪人数的50%--60%。河北省有关部门统计:仅该省少管所1999年新收的实施暴力的未成年犯就占全部未成年犯的63.54%。在法院审理判决的未成年犯中,严重暴力犯罪所占比重1992年为64.53%,1993年为68.51%,1994年为64.82%,1995年为65.10%;严重暴力犯罪的未成年犯人数1992年为21493人;1993年为22204人;1994年为24885人,1995年为23328人,种种数据都表明,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状况非常严重。
3、团伙犯罪现象严重
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不可轻视的特点,在当前的澳门,未成年人以团帮形式进行抢劫、伤人、打斗的案件急增,团伙人数以“三个行”合作作案最为普遍,最多人数的团伙有十几人之多,这种团伙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无疑更大。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团伙甚至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防侦破措施,有共同的亚文化,已初步形成黑社会组织雏形。很多未成年人犯
罪团伙还被一些成年黑社会团伙拉拢、利用、成为他们的后备力量,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团伙还被一些成年黑社会团伙拉拢、利用、成为他们的后备力量,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
4、少女犯罪率大副度增加
近年来,许多国家未成年女子违法犯罪人数呈显著增加。在我国,虽然男性犯罪仍然占犯罪成员的主体,但是从90年代以来,女性犯罪正大幅度增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男女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大约是80:20。我国近年来已达到90:10,个别城市已达到85:15。这些不得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未成年女性犯罪从种类上看,主要是性犯罪、杀人、诈骗、拐卖人口等。此外她们与男性合伙盗窃,女性自成团伙抢劫等已成为女性犯罪的新趋势。从犯罪过程来,女性犯罪中不少是经历了“由被害者到犯罪者”的过程。
5、智能化犯罪增多
随着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在的未成年人作案时,有的已经能够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计算机的普及发展,也使未成年人利用计算机盗窃、诈骗、贪污等智能犯罪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型犯罪较之传统型犯罪更为隐蔽,对反侦察,逃避打击的能力更强。而且相当多的孩子充当电脑“黑客”,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可以预想,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和开发,智能型犯罪将会不断增加。
6、未成年人吸毒问题严重
吸毒问题是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顽症,我国未成年人吸毒问题有人数增加,年龄降低的趋势。在四川,1992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17岁以下的只有2人,占吸毒人员总数的0.17%;而到了1997年,就发展到了500多人,占吸毒人员总数的3.06%。
7、在校学生犯罪人数显著增多
这是近几年许多国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新的特点,如1999年美国发生在校园枪支案。一名15岁男孩用半自动枪打死打伤24名师生,这一点亦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8、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复发化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犯罪学认为,犯罪行为是受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③一方面,生物学因素对犯罪现象有影响作用,而社会学因素是决定犯罪性质的主要的、根本的因素;
犯罪行为是受犯罪心理支配的,生物学因素是犯罪心理产生的生理基础。离开生理基础凭空论述人的行为,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然是不科学的。当然,在分析犯罪原因时,生物学因素不是根本原因,决定犯罪现象的是社会因素,决定个体犯罪行为的也是社会因素。现阶段就我国的状况而言,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同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心理发育的原因:④
1、未成年人生性活泼、好动。他们正处在身体快速成长发育的时期,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喜欢运动和发泄;
2、 由于未成年人神经系统也处于高速成长发育阶段,他们的神经系统易于兴奋、表现为缺乏理智、容易冲动;
3、 好奇心强,他们对于社会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他们渴望以自身的视角了解社会,参与社会;
4、 性的需求逐渐增加,他们渴望异性的理解、、希望性的需求得到满足;
5、 未成年人对于物质、安全、自尊等各种需求都有显著增加,但他们在获得上述需求的合法方法受到了某种局限,导致上述需求处于一种饥渴状态。
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是其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显然,处于身心发育旺盛的少年,必须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如果未成年人身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动荡,则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并与未成年人犯罪构成非常直接的关联。
(二)社会原因⑤
未成年人就其整个发育阶段而言,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成长”二字。正是由于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阶段,所以可塑性很大。事实证明,未成年人周围客观环境的影响和教育,对未成年人的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客观环境好,教育得法,他们就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反之,他们就会受毒害,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祸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认识和研究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人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排除客观环境的不良影响,使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对于已失足的未成年人和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则要伸出挽救之手,突出教育二字,教育他们迷途知返,改错学好,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未成年人出生时就像是一张白纸,在成长和所谓社会化的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犯罪正是社会化烙印的显著特征。笔者试图从以下诸方面分析社会因素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影响:
1.家庭不良影响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和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场所。家庭因素也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
⑴家庭教育失败
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绝大部分在家庭教育上存在问题。在这些家庭中,父母对子女或粗暴教育,棍棒管理或溺爱娇惯,袒护放纵、姑息迁就,往往使孩子形成严重的人格缺陷。
⑵家庭道德的论落
父母的道德状况直接影响到孩子,而且这种影响胜于父母使用语言进行的教育,父母表现出的贪财、吝啬等心态会影响孩子惟利是图;父母待人冷漠,粗暴、无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使之效仿。
⑶不完全家庭
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对未成年人成长起着重大作用,不完整的家庭,孩子往往也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和照顾,这些孩子很容易因此变得孤僻、自卑、抑郁、任性、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2、 学校教育的因素
学校教育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果学校教育不利,也会影响未成
年人走上犯罪道路。
⑴学校教育重智轻德,以应试教育为导向
2000年1月,发生在浙江金华市的一起17岁高中生因不堪学习重负杀死生母的案件,显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⑵个别教师素质较差,错误引导未成年学生
近几年,教师辱骂,体罚甚至殴打学生的事件不时见诸报端,这些教师的行为举止和语言无疑会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不良的引导作用。
⑶学校收费过重,辍学人数增加,这些过早辍学的孩子走上社会后容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⑷学校周边环境恶劣,许多学校身处闹市,门前交通混乱。
有的学校周围大量存在网吧、酒吧、歌厅、舞厅等各种娱乐场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正常学习和健康成长。
3、 传统的价值观崩溃,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尚未
建立起来。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国家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这个进程中,随着生产模式与国家体制的改变,旧的观念也受到了巨大挑战。原有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观念与市场经济所推崇的个人奋斗,据理力争,崇尚金钱等新形式显然不相协调。其次,与新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也就是说成年人自己都无法明确到底什么是符合道德的,从而导致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于是采取放任态度,或者是行之一套、言之一套。
(三)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及预防方针
未成年人犯罪同成年人犯罪一样,刑罚是对其最严厉的惩处,但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在刑罚适用上同成年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刑罚适用的目的、原则及量刑等诸方面。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有明确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看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其目的就是为了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防止其重新犯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状况
目前我国理论上与未成年人有直接关系的唯一一门法律学科是青少年法学,众多学者在青少年法学领域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86年北京大学的康树华教授出版了《青少年法学》这本著作,有关青少年法学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开始创建。青少年法学由于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以及对其研究的不够深入,而且伴随着青少年犯罪中是呈现出来的各种新的特点,他们的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与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状和要求差距很大。未成年人作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的群体,由于其身体、生理上的特殊性,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因此,社会必然对其在权利上给以倾斜并予以特殊保护。未成年犯罪人作为未成年人群体中的一类更为特殊的群体,如何保护他们的利益,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地进行研究。
(一)青少年法学的提法及体系存在不足。
青少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众多专家曾对青少年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年龄的人发生过争论,导致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统计人们所依据的标准也不一样,有的确定为25岁以下,有的确定为30岁以下,有的确定为35岁以下,这种年龄的争论必然导致对青少年犯罪数量和所占比例统计结果的差异,以致有的统计提到青少年犯罪占到整个犯罪数量的70%,有的则远远低于此标准。正是这种争论和差异,可以看出“青少年”这一概念不适合在法学定义中使用,法学定义必须是严谨的,能够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综上,青少年在法学概念中的提法不妥,笔者建议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的定义。
其次,目前青少年法学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青少年犯罪和综合治理两个方面。通俗的比喻就是不能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把他当成“浅在的贼”去预防和进行治理,而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正与原刑法“有罪推定”的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法学研究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潜在的贼”去预防和进行综合治理,而应在权利上给予倾斜和保护。
(二)对未成年人自然法的研究滞后⑥
对未成年人自然法的研究,其实也就是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研究,只有对其成长规律进行深入的了解,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未成年人,根治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
未成年人自身有哪些特点和成长规律?他们与成年人和老年人相比在身体、心理方面都有哪些差异?他们都有哪些需求,而哪些需求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在适应成人社会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社会帮助的问题?他们应该对哪些行为负何种责任?所有这些是在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立法中需要解决的,但是我们目前对此研究的还不深入或者说知之甚少。
(三)重治理而轻保障
以往对未成年人领域出现的诸如流浪儿童,不良行为以及违法犯罪等现象,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公、检、法等单位以及有相关部门如何针对这些未成年进行综合治理,从保障社会稳定及社会秩序的角度进行管理,限制和打击,如对流浪儿童遣送回家;对卖花、卖唱、擦车少年,由工商等部门进行检查,以限制这些儿童的此类行为。如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对上述内容均有涉及,但由于过简略,显然不能适应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关于未成年人各项工作的需要。在处理有些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
另外,目前的立法虽然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需从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着手,并且规定了一些单位和部门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但由于对不履行责任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和由此行发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导致了这些法律规定往往流于形式。
四、保障未成年人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虽然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同时也反映出日益加大的客观责任或社会、家庭责任,即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社会上诱发犯罪的刺激来源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而社会、家庭在青春期教育和日常管理未成年人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日益增多的漏洞和空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犯罪与失足,不如说是社会的失误、家庭的失责。
笔者认为,只有切实的完善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才能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或重新犯罪。一方面,国家社会家庭完善各项保障制度,从根源上维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益,使之远离各种可能对其带来不利影响的各种因素,就可以大大减少未成年人虞犯的数量;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采取科学的矫治方法,从而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再犯率。具体建议如下: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否同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密切相关,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更好的避免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发生。我们深知,许多未成年人犯罪都是由其早期的不良行为的恶性发展导致的。因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发生,从
而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1、未成年人享有教育权是优先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现实中或者因为父母的短见,或者因为家庭的贫穷,或者因为高考的失败,很多学生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总之,绝大多数离开学校的未成年人都是出于无奈而离开学校。但不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是国家没有尽到保障未成年人获得学习教育义务的结果。
因此,必须在立法上明确国家在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学校教育方面承担的义务,如义务教育法中关于“酌情减免制度”的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能够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学校教育。
2、保障未成年人获得健康精神产品。未成年人成长的过程就是其接受社会道德、文化的过程。其所接受的社会道德、文化自然也会影响甚至决定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国家有义务保障未成年人获得健康的精神产品,从而为他们带去快乐、引导他们接受社会道德、成年以后推动社会进步。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5、51条规定“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暴力、凶杀、恐怖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依法从重处罚。”
3、保障未成年人不受、烟草、酒精等伤害。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条也有相关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以及聚赌、吸毒、。”
4、建立国家监护制度。针对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状况和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由于家庭或社会的原因使之缺乏必要得监护。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条和民法通则第16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在具体实施中遇到了相当的阻力。如依据法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时,依法可以另行确定监护人像未成年人父母的单位、所在单位、居委会和民政单位等。现阶段,“单位”已经从传统的生产职能和生活职能相结合演变到单纯的生产职能,再要求未成年人父母的单位来承担监护职责显然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对于居委会而言,一是没有固定的经费,二是没有专门的人员,三是缺乏立法的依据,因而也不应由居委会来承担监护职责。显然,有法定承担监护职责的是国家。⑦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是将原来义务不明确的公设监护制度进行改革,废除那些不能承担义务也不应承担义务的社会组织所承担的所谓义务,将法律规定具体化,即在公设监护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符合时代要求和立法精神的国家监护制度。
(二)采取科学的矫治方法
刑事社会学派的著名代表意大利的菲力(1856—1929)以社会责任论为根据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主张。功利主义认为刑罚对犯罪的预防作用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威慑、剥夺和矫治。⑧威慑是使犯罪人对刑罚畏惧、害怕而放弃犯罪的念头。威慑可氛围立法威慑(费尔巴哈)和司法威慑(菲兰吉利),追求的是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剥夺是指对犯罪能力的剥夺。以剥夺为预防犯罪的方式,其前提是并非每个人都可能犯罪,犯罪主要是某些特定人实施的行为,剥夺这些人的犯罪能力可以减少或阻止犯罪。矫治是指通过教育、改造、治疗等手段,使犯罪人适应社会。
而作为特殊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其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显然是可以矫治的。首先从心理学的层面来分析,根据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研究,对于未成年人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的这种较为稳定的神经联系系统,完全可以通过使之得不到继续强化或者使用别的刺激而使
为其改变;其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未成年人的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是在其社会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而“矫治”过程显然就是所谓“再社会化”的过程。因此而言,对有不良思想、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是完全有必要而且社会也是完全有能力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治制度,如社会帮教、工读学校、劳动教养等。但现实中,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或是现实可操作性,上述制度的矫治功能并不能切实的发挥作用。因而笔者建议,针对未成年人的不同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应根据程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矫治方法。具体的建议如下:(1)对于未成年人的不良思想应该通过家庭、学校、社区、心理门诊来进行矫治;(2)对于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应该通过工读学校来进行矫治;(3)对于刑事不良行为应该通过管教所来进行矫治;(4)对于刑事不良行为还可以尝试暂不起诉、缓刑、暂不判决、判决从事公益劳动等方式进行矫治;(5)对于特殊不良行为如吸毒可以通过戒毒所进行矫治。
(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保障其权益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我国率先试点建立了少年法庭,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开创。但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断发展,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亦需要不断的完善。
结束语:未成年人是我们的未来,分析未成年人的犯罪状况、犯罪原因
注释:
①摘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②张远煌主编:《犯罪学原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112-114页
③邱国梁 《犯罪学》 第11页
④肖建国主编《发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5-59页
⑤道尔戈娃著《犯罪学》群众出版社 第658-664页
⑥ 佟丽华主编《未成年人法学》 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30页
⑦ 佟丽华 《未成年人法学》 第279页
⑧ 翟中东 《刑罚个别化研究》 第27页
参考书目:
《未成年人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佟丽华 著
《发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版 肖建国主编
《犯罪学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张远煌 著
《犯罪心理学新编》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罗大华 刘邦惠 著
《犯罪学 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道尔戈娃著 赵可等译
《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康树华 著
《犯罪现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刘广三 著
《刑罚个别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翟中东著
《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 1998年版 康树华
篇5
关键词:未成年道德水平,犯罪特征与原因,家庭与社会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他们的是想道德状况如何,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过至今已经整整十年,针对未成年人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我国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和自我防范意识普遍增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对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认真的研究,对于更好地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高广大青少年远离犯罪的法律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每个社会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下面就新时期未成年人犯罪特征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1.法律认知的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特征
通过对最近三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直到被逮捕起诉甚至判处刑罚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由无知导致无畏进而走向犯罪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其原因主要在于:
1.1自身方面的原因
首先,自我中心意识太强。现在的未成年人,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家围着转”的环境中,加之部分家长的溺爱、娇惯、尽量满足他们的各种欲望和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结果使他们逐渐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其次,感情脆弱,承受挫折的能力差。现在的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大都一帆风顺,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心理承受挫折能力非常脆弱,稍遇不顺时,往往表现出过分的失望,自暴自弃,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很快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后,好逸恶劳、依附性强而自理能力极差。很多未成年人一直生活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越家庭环境里,从小养成了鄙视劳动、厌恶劳动的不良习惯。生活上依赖性强,自理能力差。因此,当他们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丧失,无法满足其需要时,就会用违法犯罪行为去维持其好逸恶劳的习惯,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2学校教育方面的原因
学校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中发挥着主阵地,主渠道的作用。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而大部分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对一些“双差生”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他们放任自流,导致有的中途辍学,有的破罐子破摔,从而成为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拉拢成为犯罪团伙的一员。学校不重视法制教育是多方面的、立体的,学生受教育也应当从各方面入手,特别是法制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有的学校只是一味的追求升学率,不重视法制教育,使得学生从小不能树立法制观念,不知什么是违法、犯罪,更不知怎样正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法律关于共同犯罪、聚众犯罪等的专门规定在很多青少年的头脑中完全处于空白状态。一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讲述自己的犯罪经过时懊悔不已,他接到好友的电话让他到某网吧门前集合,当时并没有问明缘由。两伙少年在马路上大打出手最终酿成血案,虽然没有亲自动手实施伤害行为,这名高中生仍然以聚众斗殴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因此,从家庭、学校、社会多个角度全方位加强针对未成年人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
2.犯罪类型相对集中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特征
大量的数据表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伤害、聚众斗殴、抢劫等以财产和人身为侵害客体的几类犯罪,而多数犯罪行为的发生又具有临时性、随意性的特征。网吧、迪厅甚至校园周边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地带。。其主要原因在于:
2.1德育教育存在误区
首先:德育目标定位失当。尽管我们总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但是在学校德育的实际进程中明显对中小学生的总体要求偏高,其结果当然是学校德育脱离社会实际和中小学生品德发展的实际,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其次:德育课程安排欠妥。由于在目标定位不明确,“加强德育”的结果往往是弱化了学校德育中的“道德教育”成分,比如中学的思想政治课往往没有直接道德教育的内容。最后:德育方法运用简单。德育实效不高一直是教育界一直关心的重要问题。“灌输”德育模式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我们不顾学生发展的实际,将成人社会想当然认为“重要”和“符合学生实际”的内容强加于学校德育。另一方面,许多不同学段青少年儿童关心且急需解决的道德问题,例如青春期中的道德课题、问题、网络道德问题等等,往往没有讨论的时间和空间,形成了现实与理论的错位。
2.2 社会不良环境的冲击
校园环境是社会环境的缩影,和家庭、社会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园周边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良好校园环境的建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不可阻挡的影响和渗透力。现在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这些不良环境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未成年人学习和娱乐开辟了新的渠道。
社会现象形形,纷繁复杂,不仅存在着真善美,也存在着假恶丑,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和抵御外来诱惑的能力很低,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比较弱,很容易受社会不良习性、风气的影响。近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一些未成年人幼小的心灵种上了贪慕虚荣的种子,讲排场、讲吃喝、讲穿戴、好逸恶劳、梦想一夜暴富,导致他们不择手段地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同时,社会上的黄、赌、毒仍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加上有关部门的管理,打击不力,使一些未成年人得以自由出入不适宜的场所,导致这些涉世不深的未成年人,心灵受到污染。。
3.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倾向影响十分显著
在人的一生所受的教育中,家庭教育成分占75%以上,做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直接影响甚至左右孩子一生的道德行为。因此,家庭教育的好坏,父母道德品质的优劣以及教育方法是否得当,对子女的心理、品德、爱好、理想和行为举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家庭环境不良或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众多未成年犯罪主体中,离异、再婚以及单亲家庭的孩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未成年人由于年少和青春期的心理特征大多无法正视家庭中出现的变故,很多孩子面临严重的心理问题,却得不到家长和老师的重视,最终流浪社会,误入歧途。这种特殊家庭中的孩子一旦走上犯罪的道路,无论对孩子本人还是对其家庭都无异于雪上加霜,甚至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人因其父母重组家庭后,一方不能平等对待对方子女,使孩子形成一种病态心理,这种病态心理,导致他们在处理问题时采取荒唐的做法。以上情况约占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的70-80%左右。 如何对离异家庭的孩子进行正确的心理辅导已经成为广大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纵观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特征,加强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有效建立净化社会环境的长效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未成年人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是当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途径。只有和谐的教育才能培育和谐的人。和谐教育的重要体现就是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就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青少年自我教育等教育因素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赖徽棠,赖虔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原则. 2005(05).
[2] 董新臣.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西苑出版社, 2000.
[3] 林明生.浅谈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团情快报,2001.
[4] 赵克等.青少年越轨行为概论.重庆出版, 1996.
篇6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从法理上对青少年犯罪进行了界定,分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客观原因,简要介绍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对待青少年犯罪,要以预防、教育为主、惩戒为辅。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1 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现状和特点
从近几年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中已有70%是团伙犯罪。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
青少年犯罪向暴力型犯罪转化。主要表现在实施故意伤害、抢劫、等案件,有的手段极其残忍。并且暴力犯罪日益突出,不断向着严重化达到方向发展。
犯罪年龄低龄化。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至3岁。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
2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的分析
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
2.1 主观因素
青少年因其生理和心理诸因素都处于“变化活跃期”也可以说是“热变化”状态,加上其生活经历也比较简单,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景”都很难有正确的把握,这样只要“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冲动”或者是“颓废”两种极端心态。具体表现为:
未成年人身心矛盾。未成年人生理机能迅速发育,使他们的活动量增大,日常学习生活之余仍有大量过剩的精力和体力,但是由于他们心理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缺乏足够的调节和控制过剩精力的能力。
未成年人个性心理结构内部的矛盾。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 生理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性器官的发育成熟,使他们的性意识、性冲动,性体验等接踵而至,这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困惑或疑虑,产生各种神秘不安的复杂心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成人感逐渐增强,对于内心的困惑和疑虑不愿轻易向他们吐露,于是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闭锁。
未成年人对一切感到新奇,对自己不了解的现象,不理解的问题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认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对许多社会现象和科学的准则还没有自己定型的见解和观点,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响。
未成年时期,情绪的兴奋性高,情绪的波动性大,具有极大的冲动性,既表现为热情活泼,又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
2.2 客观因素
社会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正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给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化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一是人、财、物的大量流动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供求失衡。随着改革开放层次和程度的深入,大量青少年劳动力盲目无序的流动,造成了大范围的失业和失范现象,一些人因此陷入生计困境,也就容易滋长各种违法犯罪。二是社会文化的污浊和媒介的误导造成青少年道德滑坡。青少年由于受不良影视和网络文化的影响,长期浸于这种不良文化氛围中,青少年就会过多摄入其中传递的错误信息,引起社会化的偏向,使他们的行为失去准则,从而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三是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加重加快社会环境的恶化。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导致了社会自力约束和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助长了青少年大胆涉足一些对他们不宜的领域,一些青少年因此迈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学校原因。学校也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良影响起到弥补和矫正的作用,帮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学校教育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和失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家庭原因。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未成年人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个场所,是他们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在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家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不良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不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原发性的影响。
家庭结构有缺陷。家庭的残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剂”。在这种家庭中,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家庭,家庭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到了妻子一方,再加上家务劳动的压力、时间、精力等的限制,疏于管理和教育,极易导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误入歧途。
家庭教养方式不当。家庭的教养方式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一些家长没有遵循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和成长规律,造成教养方式不当,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很直接的、很重要的原因。
父母行为不良。家庭中的社会化很多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父母的言谈举止、态度等对未成年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父母不良行为,都会给子女以暗示的影响,并使他们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下违法犯罪的种子。
家庭气氛不和睦。“家庭气氛可以成为未成年人违法和犯罪的直接原因,和睦、不和睦或冲突的家庭气氛,与违法行为率关系甚大。不和睦的家庭比和睦的家庭,其子女违法行为者明显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充斥着吵骂、指责、揭短、厮打,弥漫着一种冲突或不和谐的气氛,会给子女带来极大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长此下去会造成性格内向、孤僻自卑等人格障碍。有些子女为逃避这种不和睦的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家庭过于贫困。由于父母的工作压力较大或者父母双方都下岗,家庭条件过于贫困,容易使孩子在同龄人中产生自卑感,很容易形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敌视社会的心理,为了满足自己从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物质欲望,往往铤而走险。
3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对待青少年犯罪,要以预防、教育为主、惩戒为辅。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3.1 提高家庭素质,营造良好的家庭的氛围。
作为家庭环境的营造者的父母,要认真对待,引起重视,时刻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并不断学习,提高素质。做好孩子生活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就形成良好的习惯。对一个家庭来说,从小就培养了孩子良好的习惯,他的家庭教育就算是成功的。否则,孩子养成了许多不良的习惯,等他长大了才发现,就晚了,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说的就是这个理。
3.2 学校教育,刻不容缓。
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教育和性知识教育,已是刻不容缓。改变我国现代基础教育中的弊端,让素质教育真正走进教室,走进课堂。对处于相对无责任年龄段的青少年来说极为重要。在学校增设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心理辅导课或心理咨询,帮助青少年学生解答各种因生理成熟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指导青少年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切实减轻学业负担,改革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和内容,客观真实、公正公平评价学生。培养学生自信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加强学校制度建设,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让校园、教师、学生共同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教育生态环境。
3.3 完善法制体系,构筑社会防线。
我国现有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些专门的法律法规,在一定层面上不仅填补了因国外的《少年法》、《少年法庭法》所带来的法制空白,也为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履行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义务提供了法律依据,为青少年的成长应该有一个健康的氛围提供了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年1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11月1日实施.
篇7
关键词:犯罪记录封存;未成年;制度完善;检察监督
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社会价值
我国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当刑事司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进一步向社会管理的职能回归,犯罪记录封存便成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少年司法的“应有之义”或者说是评价一国或地区少年司法是否成熟、自信的核心依据。[1]当前形势下,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无论在司法实践还是社会现实层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之所以突出,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未成年人再犯率较高,两次犯罪之间相隔时间短,有的甚至在缓刑考察期内再犯罪。其次,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来看,其辨别力、控制力处于成长阶段,该类人群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只要通过及时挽救和正确引导,仍有可能改过自新。最后,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从社会层面看,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涉罪未成年人意图回归社会的初衷与社会实际接纳程度有限之间的突出矛盾。
因此,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促使其回归社会适应社会,不能仅仅靠一些“说教式”的思想灌输和被动的监督防范,更要创造诸如“犯罪记录封存”、“不适用累犯”等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2]就社会管理角度而言,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问题的政策和制度,消除歧视和不公待遇的压力,使之顺利重返和融入社会,从根本上防止再次犯罪的发生。
二、该制度的发展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所呈现的问题
一个少年犯如果已经结束处罚,并在一定时间内未再犯罪,就应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保证在法律上承认这个少年没有罪了,他就不会因为犯过罪而面临各种的“丧失资格”。
为实现这一目的,通常有两种立法模式:(1)自动或者依职权命令模式。如《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时犯罪被处于刑罚但已执行完毕或者经免除其刑者,适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6第4款规定,被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第99条规定:如果有特殊要求,且行为人只实施了轻微的犯罪行为,审判机关在判决中规定不作犯罪记录。就是说,不会形成前科档案。(2)职权与申请并行模式。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86条、95条规定,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记录自动消灭,无需法院判决;若犯罪人欲在期限届满前消灭其犯罪记录,则需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后,做出决定。又如《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既可依职权,主动宣布消除犯罪记录,亦可依被判刑少年、监护人、法定人、检察官、少年法院帮助机构的代表等多方的申请宣布消除犯罪记录。[3]
我国早在2008年12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但也应当看到,那时在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等具体环节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认识和争议问题。
我国目前针对涉罪未成年人所作的轻罪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等,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和社会现状,将其与劳动教养、治安拘留等相当于国外“轻罪”的处罚记录予以有条件的保密存档。
纵观我国法律,构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配套规定,如《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关于免除特定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之规定。[4]《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7条:“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这使得新刑诉法的这条但书的规定的相关单位依据国家规定查询的合理性值得探讨。这里需要明确一个相关问题,即前科报告制度[5],正是基于这个义务,我国对犯罪记录仍然采取保留的态度,允许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开。
在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后剥夺犯罪人的某些特定从业资格和特定权利,有着特定的意义,它不仅体现法律对犯罪实施者及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谴责,并且通过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特定就业权利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维护国家机关、社会公益服务单位等特定企业的社会公信力,其本质在于维护公共利益。[6]但该条款导致了不少社会主体还是能接触到封存资料,给泄露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造成一定的潜在风险。允许相关主体依相关规定查询到相关犯罪记录,对未成年人来说会产生负面影响。学校查询犯罪记录可以拒绝录取,军队查询犯罪记录可以拒绝招录;企业查询犯罪记录可以拒绝录用,法院、检察院、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公证处查询犯罪记录可以拒绝录用,[7]在这样的条件下其生活需求很难得到保障,就业权、升学权受到限制,在社会生活中依旧受到歧视,那么其的倾向和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这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核心要义以及宪法规定的保障就业权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三、对该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
1、目前,在我国就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上,检察机关在司法执行权与具体实施、监督尚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社会化帮教存在一定冲突;第二,对该制度施行主体的监督存在问题;第三,档案的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该条其但书的规定的相关单位依据国家规定查询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2、完善法律监督,以保护实效为司法执行要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其主要内容可以从适用法律和执行制度两个环节予以设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障,都关系到制度运行的规范化问题。[8]
第一,法律适用环节的合法性监督。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既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启动与否的先决条件。对于法院因判处5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决定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应当针对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重点审查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是否属于未成年人、判处5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以监督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是否具备法定的实体要件。
鉴于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于下级检察机关因作相对不处理而决定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上级检察机关应当针对不决定,审查涉及犯罪记录封存实体要件的主体年龄、犯罪情节等相关内容。上级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下级检察机关的不决定确有错误,应当在撤销不决定并交由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下级检察机关撤销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决定。
第二,制度执行环节的规范性监督。司法机关作出案件处理结果并决定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后,包括决定机关在内的诸多职能部门和单位,如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教育部门(学校)、用人单位、街道及社区基层组织等,即应当承担起依法执行封存决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履行的规范性离不开检察监督。具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有关职能部门犯罪记录封存、管理的规范性进行监督,包括是否依照司法机关的决定,及时封存了相关案卷、档案等材料,是否制定了专人保管、分类管理的工作制度,是否落实了相应的保密措施等;二是对特殊情况下查询和公开刑事记录的规范性进行监督,包括查询的主体和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必要性,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是否严格履行了制度规定和审查程序,其批准公开的犯罪记录内容和范围是否符合限制性要求,是否告知查询单位不得擅自公开查询内容的保密义务等。
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制度,检察机关对这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完全能够纳入法律监督职能中刑事执行监督的范畴。无论是基于检察机关的相对不决定,还是以法院刑事判决为根据而需要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情形,不仅都可以依法履行监督职能,而且监督的手段也比较丰富。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执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尤其要重视发现制度执行不规范、不到位的一类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帮助执行单位制定整改措施、健全工作制度,必要时还可以由检察机关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就制度执行中的重大事项、争议问题形成合意,达成共识,确保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取得实效,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积累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除了制发检察建议外,检察机关还可以运用纠正违法,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过程中,或者,对应当封存的犯罪记录不予封存,并且因违法公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已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查询和公开的情况,检察机关同样有必要履行监督职能。执行单位决定公开犯罪记录后,应在规定时限内将具体的查询内容及审批情况,报送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不应当公开而予以公开的情形,应及时书面通知执行部门纠正,执行部门应当立即要求查询单位返还犯罪记录材料,并告知保密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将纠正及告知情况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
无救济则无权利,为了使相关部门切实担负起保密义务,应依情节的不同,对于泄露者追究行政或者刑事责任。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对犯罪记录封存的启动、查询单位是否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查询后对于相关信息的使用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等进行监督。违反上述具体情况的,检察机关可采取以下措施:发送检察建议,制止违规行为;对于违反规定的单位在一定惩罚期内限制其对其他封存信息的查询;要求相关单位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注释:
[1]《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第8条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第21条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应仅限于与处理手头上的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以接触这些档案。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讼案中加以引用。”
[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14页。
[3]参见《日本少年法》、《瑞士联邦刑法典》、《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德国少年法院法》相关条文;具体文献参见赵秉志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35页。
[4]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00条第2款所作的修订,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免除该条第1款关于在入伍就业时的前科报告义务
[5]《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6]参见连小可、魏再金、赵文慧:《论特别程序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7]参见《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对于相关职业准入限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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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培训,加大教育力度
与县教育局等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扎实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大力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__年,我县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目前,全县共有中学、小学、幼儿、留守流动儿童、社区(村)家长学校225所,家长学员39880人。20__年9月9日,县妇联、县教育局将“全国家庭教育巡讲团”的高级讲师路飞邀请到__镇一小、__镇中学,为家长们传播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2014年3月下旬推荐县妇联副主席钟敏华、__镇二小的蒋湘琴参加省妇联举办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者能力建设研修班,有效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者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20__年3月至6月,组织各级妇联干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高中(含中职)德育教师、班主任参加远程教育进行禁毒师资培训,努力提高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20__年5月1日,2日,德育教育研究开发委员会在新邵大礼堂举行了三场《穷养,富养,都不如教养》专题讲座,每场都有上千人参加。学生心理咨询师、儿童生命品质教育导师黄川萍通过看短片、听录音、读名言等多种形式,为家长们讲述如何正确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何塑造孩子的道德修养和品格,建立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内容。已创建县级示范家长学校32所,市级示范家长学校6所,省级示范家长学校6所。
(三)多措并举,加大关爱力度
救助特困儿童。在省、市妇联的关心下,县妇联多方协调,争取到玫琳凯助学资金6万元,在高桥小学捐助50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儿童完成三年学业,每人每年400元。近年来共争取到10余万元“春风行动”慰问金,用于救助特困妇女儿童,其中300余名特困儿童得到救助。2013年,组织各镇乡妇联特困留守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摸底,各收集1677条、263条信息;大学生杨小洁得到4000元的资助;2013年11月11日,与你好美养生会所到__镇__村、__村慰问贫困儿童,并送去了慰问金和植物油、水果、零食、玩具、衣物等生活用品。关爱留守儿童。 近年来,陆续开展了“爱在山乡”关爱留守儿童暑假志愿行动、“心信相牵,益暖乡间”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中国梦
七彩梦”关爱活动、建立健全留守儿童信息数据库等活动。2014年,寻找“最美留守儿童”9名。县妇联切切实实为留守儿童及家庭办实事、办好事,同时,也引导他们在参与中接受教育,健康快乐成长。
有些家庭还存在着不合乎实际的望子成龙、逼子成龙的做法,特别是单亲家庭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不够重视。未成年人的犯罪现象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呈现出低龄化、成人化、智能化的趋势。同时,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由于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弱,维权的意识比较弱,极其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因此,保护和预防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我们要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充分认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的成长。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要加强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引导。要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要严厉打击传播犯罪、犯罪和其它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等违法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和转化工作。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关心他们的进一步成长,防止他们重新犯罪。
目标: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维护未成年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措施:1、开展寻找“最美留儿童”活动,
“六一”前后,将表彰一批“最美儿童”,并帮扶贫困最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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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未成年人 犯罪特点 防控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全面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及特点,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在此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建议和对策,以期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所帮助。
一、2007年至2011年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基本情况
自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某市检察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4件93人,07年受理15件31人、08年受理8件15人,09年受理3件19人,10年受理7件9人,11年受理11件19人。其中重大案件27件,特大案件25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55.9%。
通过对近五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系统分析,未成年人犯罪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犯罪年龄低龄化。07年至09年期间,未成年人犯罪年龄高峰主要集中在17岁至18岁,三年当中该年龄段的犯罪人数共有53人,占三年总人数的81.5%。而10年至11年期间,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出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15岁、16岁的犯罪人数增加,17岁、18岁的犯罪人数仅占到了两年总数的57.1%,相比前三年下降了24.4个百分点。
二是犯罪类型多样化。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大多以侵犯财产犯罪为主。在07年11年受理的93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里,截至11年12月31日已经判决的有79人,以盗窃罪、抢劫罪做出判决的有44人,占已判决案件总数的55.7%。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达18起,成为仅次于财产性犯罪的第二大类犯罪。另外性犯罪案件出现苗头,五年内罪案件有2起。
三是犯罪手段成人化。未成年人犯罪手段从以往拳打脚踢式的身体攻击、撬锁、撞击、攀爬越墙、溜门入室等简单手段向持刀、枪、利用手机、网络等手段转变,并且具有严重暴力、凶残、不计后果等特点。五年内持刀、枪作案人数达50人,占总人数的53.8%。
四是犯罪形态复杂化。未成年人在犯罪过程中受体力、智力、经济能力、生活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逐步出现了结伙共同犯罪。该检察院五年来受理的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占当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比例分别为74.2%、53.3%、89.4%、44.4%、52.6%,五年内平均占66.7%,并且出现了团伙犯罪2起。
五是犯罪身份集中化。在44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农民身份87人、无业人员3人、工人1人、学生2人。其中农民占到了93.5%,占到了绝对的比例,所以笼统的可以说未成年人罪犯中集中在了农民当中,而在校学生犯罪人数少、比例低。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是受成长阶段自身特点的影响。未成年人年龄小、文化程度低,缺乏生活经验与社会经验,其在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上相比成年人差的多,这就导致未成年人易冲动,易发生“激情犯罪”。另外,未成年人对许多事物感到新奇,加之其正处于智力发展的时期,辨认是非能力差而对外界事物接受能力强,往往对电视、电影、网络中的黄、毒、盗等反面人物为榜样,亲自“实践”,结果以身试法追悔莫及。
二是家庭矛盾激化与家庭管教缺位。在44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因家庭管教不严、教导不够以及因过分溺爱而导致未成年人性格或偏激或孤僻的案件就有21起。另外,家庭父母离异以及家庭矛盾严重导致未成年人不能正常安心学习、工作而辍学、矿工、结交不良朋友的案件有4起。这些未成年人因家庭教育方式存在问题导致其在成长阶段没有塑造完整的人格,更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法制教育缺位导致法制观念淡薄。家庭方面,在“精英社会”及“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观念的压力下,更多家长只注重对子女进行文化知识的辅导与教育,过分看重孩子的分数与名次,而忽略了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导致未成年人对是非善恶难以明辨、对违法犯罪难以认知,更无法树立守法的信念与抵制犯罪的决心。在素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许多学校仅仅是做了表面文章,而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方面及其匮乏。社会方面,没有及时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与宣传,尚未建立一起一套系统完整、可行有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长效机制。
四是社会不良风气侵袭。社会上出现的金钱膜拜、唯利是图等不健康的金钱观、价值观使未成年人产生了对金钱的错误认识与过度追求,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也有不少未成年犯罪人在社会上结交了不良朋友,养成坏习,最终结伙犯罪。
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建议与对策
一是建立完善以家庭为基础的教育监护体系、以学校为基础的素质教育管理体系和以社会为基础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家庭教育与监护是保护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应当大力倡导“和谐家庭”建设,降低与消除家庭矛盾,减少家庭矛盾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父母要改变唯分数、名次是从的观念,突出加强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教育与训练,最大限度降低未成年人犯罪概率。学校是未成年人生活、学习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未成年人在成长与相处的过程中矛盾发生集中的区域,学校应当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教育课,帮助未成年人提高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建立罪与非罪的概念、坚定抵制犯罪的决心。社会各界也应当关注、关心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区要充分发挥帮扶作用,对问题家庭、矛盾家庭进行走访、帮扶解决、回访,最终依托社会力量构建起层次深、覆盖面广、无缝隙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某市检察院近年来以“关爱未成年人健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主题开展了“与家庭手拉手”、“牵手留守儿童”、“让法制走进校园”、“服务平安校园建设”等系列活动,结对的653户困难家庭、矛盾较多家庭目前均成为和谐家庭典范,其未成年子女也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健康成长,无一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特别帮扶的158名留守儿童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解除了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
二是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项教育活动,提高未成年人法制意识。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的原因和自身的特点,应当在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思想动向、行为习惯等进行综合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开展预防犯罪专项活动,以案例说法、以法讲理、以理育人。某市检察院在警示教育展厅、派驻检察室中单独设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板块,主要包括全国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以及近5年来本市发生的未成年犯罪典型案例,并以漫画、法条相结合的形式编订了《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手册》,印制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小册子,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中免费发放,增加了播放动漫、3D警示教育展片项目。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受到了家长、学校的一致好评。
三是加强未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与心理疏导,塑造健全人格。家庭、学校应当高度重视未成年成长阶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避免子女受到错误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建议学校开设心理辅导课、设立心理咨询室、指定心理辅导员,及时缓解未成年人成长、学习中的压力,防止因压力过大或情绪过激走上犯罪道路。
篇10
【关键词】未成年人;逮捕;新刑诉法
新《刑诉法》已于2013年1月1日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指导思想和任务被写入新刑诉法,新刑诉法的诸多修改颇具亮点,其中包括新加入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新刑诉法规定了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但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依然要面对一些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案件。
一、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所适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案件时,所要适用的新刑诉法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新刑诉法的第266条至270条。
(一)明确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和特有原则
新刑诉法第266条确立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同时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办案人员专业化三项原则。
(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特有权利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旧刑诉法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的对象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新刑诉法将获得法律援助的对象扩展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增加了指定辩护的义务主体,即公检法均有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义务,事实上将指定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以确保未成年人及时获得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对未成年人采取羁押的强制措施,一方面令其与社会隔离,不利于其成长,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交叉感染”,使未成年人向惯犯和累犯转变。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根据其犯罪的性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综合衡量是否有逮捕的必要,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直接了解其犯罪原因、成长环境等信息,全面评估其社会危险性及取保候审的可能性。
二、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案件的机遇
(一)将零星见于各法律法规中的规定上升到“小宪法”的层面,提高了法律监督的效率
旧刑诉法没有就未成年人保护设置专门的章节,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在诉讼程序上除了《刑诉法》,还要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依据通常也来源于此。过去在纠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混合羁押的问题时,检察机关只能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规定和《看守所条例》第14条规定。由于二法位阶低于刑诉法,在对该问题提出后不能引起重视,造成这一违法现象的反复。新刑诉法设立的专门章节,明确规定将办理未成人案件的具体诉讼程序上升到了“小宪法”的层面,为检察机关监督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监督的效果得到了提升,提高了法律监督的效率。
(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有利于案件的办理
未成年人受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限制,在刑事诉讼中难以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旧刑诉法第14条第2款之规定法定人到场制度时限制了两个条件,一是“可以”通知,意味着也可以不通知,二是通知的是“法定人”。受客观原因限制,实践中通常无法通知未成年嫌疑人的法定人讯问时到场。受路途遥远、通讯不便或者受经济条件制约,外来未成年嫌疑人的法定人无法在讯问时到场发表意见,导致这一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进而令未成年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平等。
未成年人年纪小,涉世浅,在接受检察人员讯问时,通常呈现出胆怯、不敢正视检察人员、无心听取问题的情形,这也成为办案中的桎梏。新《刑诉法》将“可以”修改为“应当”,还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局面。可以帮助未成年嫌疑人全面理解讯问含义,协助未成年嫌疑人与检察人员进行沟通,消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焦虑情绪,确保未成年人在既宽松又公正的情况下理性地对待讯问并客观地回答问题,监督检察机关的讯问活动,更有利于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三)调查制度将更有针对性的挽救未成年人
新刑诉法确立了采取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未成年嫌疑人所产生不良心理和人格,除了其主观因素外,与国家、社会、家庭所提供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检察机关在工作中,要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帮助未成年犯罪人矫正不良心理和人格。但是受办案时间和工作量等诸多原因限制,这些工作常被搁置。问题调查制度的出现,令公检法对未成年犯罪的教育齐抓共管,通过调查全面把握未成年犯罪人产生罪错的原因,从而为最终形成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人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最佳处理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三、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案件的挑战
(一)合适成年人制度带来的挑战
1、法定人到场带来的问题
新《刑诉法》第79条规定,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应当予以逮捕。
第270条规定,讯问时应当通知法定人到场,只有在下列三种情况下,才能由其他的合适成年人代替法定人到场,(一)无法通知;(二)法定人不能到场;(三)法定人是共犯的。
根据第79条规定,在犯罪嫌疑人可能串供的情况下,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之所以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在嫌疑人被逮捕后继续侦查该案。而应当通知法定人到场制度的出现,则可能导致法定人在通过检察人员的讯问知悉了案情的情况下,向该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或者干扰其他证人作证。虽然我国《刑法》对干扰作证有相关的规定,但是要定罪还有收集证据等程序,这也会令检察机关在一定阶段陷入被动的局面。
2、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存在的问题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还确立了可以通知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但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合适成年人参与到讯问工作中来,也成为了一大难题。2011年笔者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案件时,嫌疑人系外地在宁打工人员,与被害人系同事关系,在无法通知法定人到场的情况下,通知街道派员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街道派来的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嫌疑人大3岁,讯问期间,该合适成年人只顾着好奇检察机关的工作,根本无法消除未成年嫌疑人紧张情绪。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合适成年人才能充分保证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成为了检察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个难题。选择的合适成年人能够为未成年人做好安抚情绪的工作,可以令检察机关的工作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令工作事倍功半。
3、社会调查制度的推行问题
2010 年8 月颁行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除了明确社会调查的责任机构外,也明确了社会调查在案件侦查阶段开始,即“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办案期间表现或者具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并及时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开展社会调查;在收到社会调查机关作出的社会调查报告后,应当认真审查,综合案情,作出是否提请批捕、移送的决定。”2006 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 条涉及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规定了“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确定了检察机关作为调查主体的地位。
但是根据新《刑诉法》第93条之规定,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在审查逮捕阶段,由于办案时间短,在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检察人员关于其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的问题时,检察机关也通常没有时间和精力对这一调查活动进行开展,也就很难将通过这一调查工作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决定捕或不捕结合起来。
四、侦查监督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几个建议
(一)与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建立合作机制,确保合适成年人能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结合办案经验发现,合适成年人应当是有一定生活阅历、有亲和力、热心于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对未成年嫌疑人没有歧视的并且具备一定法律知识,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退休老干部和老教师中选择最为合适。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和关工委建立合作机制,聘请关工委中的热心老同志担任义务家长,参与到提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来,贯穿审查逮捕和审查两个环节,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与到法院审判过程中,在判决后,还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继续帮教。一方面可以提高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老同志的余热。
(二)坚持严格限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标准
在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捕批准逮捕。对于罪行比较严重,但是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有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根据有关条件也可以依法不予不批准逮捕。为了减少对未成年人羁押,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管护基地的建设,为外地的未成年嫌疑人创造有效监护条件,少用慎用逮捕的强制措施。
(三)通过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追踪批捕的未成年犯罪案件
对于确有逮捕必要的案件,通过捕后监督制度,定期对该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有碍侦查的情况一旦消失,及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减少羁押,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意味着我国民主法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新刑诉法的背景下,检察机关面对着机遇与挑战,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案件时,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对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将更有利于实现新刑诉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佟晓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应探索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J].中国检察官,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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