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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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气候（光照、热量、降水）、地形、土壤、水源。

2、社会经济因素：市场、交通运输、政策、劳动力、技术。

3、农业区位因素发展变化：早期自然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最为显著。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交通运输和冷藏保鲜技术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二、工业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土地、水源、气候。

2、社会经济因素：原料、动力（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运输、政策、技术、信息通讯、国防安全、环境、集聚、个人偏好。

3、工业区位因素发展变化：

①原料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减弱，市场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增强；

②交通运输、信息通讯对工业区位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③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减弱，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增强。

三、城市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

（1）地形

①平原：理想地形；②山区：河谷两岸；③高原：热带地区。

（2）气候：气温适中，降水适度的中低纬沿海地区。

（3）河流：

①河口处：如广州、上海；②河流汇合处：如重庆、武汉；③水陆交通转运点：南京、伦敦；④水运的起点或终点：赣州。

（4）矿产：如大同（煤）、大庆（石油）、攀枝花（铁）。

2、社会经济因素：

①交通运输：如“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株洲。

②政治：首都（如北京、巴西利亚）、省会城市（如合肥）。

③军事：如山海关、嘉峪关。

④宗教：如拉萨（喇嘛教）、耶路撒冷（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⑤科技：如日本筑波、美国硅谷。

⑥旅游：如桂林、黄山、井冈山。

⑦边贸：如凭祥、瑞丽、二连浩特。

3、城市区位因素发展变化：

①军事、宗教对现代城市的影响减弱；

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一直产生巨大影响；

③科技、旅游成为影响一些城市的新的主要因素。

四、交通线（以京九铁路为例）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全线跨越五大水系，穿越崇山峻岭，沿途地形各异，地质条件复杂，工程难度大。

2、社会经济因素（决定性因素）：

（1）社会：合理布局交通网。

（2）经济：促进沿线经济的发展。

（3）政治：维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4）技术：先进的科技是保证。

五、交通点（以上海港为例）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

（1）陆域条件（筑港条件）：长江三角洲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筑港。

（2）水域条件（航行条件、停泊条件）：长江和黄浦江江宽水深，保证了船舶入港航道应有的宽度和大量船舶抛锚所需的空间。

2、社会经济因素：

（1）经济腹地：上海港的经济腹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地区。

（2）城市依托：上海港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为依托。

六、商业中心（以上海为例）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源）的不同为商业网点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2、社会经济因素：

（1）上海拥有较强的商品生产能力（有稳定的商品来源区）。

（2）上海拥有商品经济发达的广阔腹地（服务区域）。

（3）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商品的集散。

七、区位选择，进行正确的区位选择必须把握以下三个步骤

1、全方位分析主要区位因素

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大方面入手，思维发散，要点全面，力求完整。如北京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可从环境（自然因素）、科技和交通（社会经济因素）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

2、抓住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

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只有一个，即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因素。如啤酒厂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市场，制糖厂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原料。区位选择的限制性因素（缺乏的因素）如果能得到满足，也能成为主导因素。如河西走廊发展农业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源，其主导因素也是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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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旨在提高公路网规划的科学性。关键词：高速公路；出入通量；经济发展；相关性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我们都知道，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影响交通量的众多因素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交通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而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影响其增长的具体因素。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续增加，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一）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现状

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这个全流通的时代，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而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显然不仅促进了我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通常情况下，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复杂，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联系。所以为了促进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据此对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最终提高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是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间的交流，这样对交通运输系统的要求也就会增加。所以，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就不能够长久。

（三）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大对交通运输业的投入，而国家的重视也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另外，由于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不难做到使交通运输和当前经济发展相互吻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想要得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以一个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为保障。因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实现各个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果交通运输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的话，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人才交流和知识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利于人们视野扩宽，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区的经济交流，最终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

（一）思路详介

这里讲到的收费车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驶车辆通行费时所划分的车型。在一般情况下，提到交通量时都是指由交调车型进行统计的交通量。交调车型就是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统计中所采用的调查车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所划分的车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时，可以通过人工进行分车型调查，从而获得收费车型和交调车型交通量对应的比例关系，由该比例可将统计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转换为交调车型交通量，接着再进行汇总，在汇总时，要分地市进行，将其所辖的收费站分进口和出口进行汇总，这样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这时候，就需要将该交通量和其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确定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思路简介

简单来说，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费站得到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通过分市区的汇总，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过这里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可以通过人工分车型调查得到收费车型与交调车型的转换系数后，再结合各收费站收费车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该地市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

三、总结

影响交通量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一个是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前者是主导因素，后者为具体因素。所以，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1]赵伟，周俊红.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 公路与汽运，2013，03：230-231

[2]匡安乐.高速公路运营交通量增长特性及预测方法优化研究[D].长安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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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政府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危机治理政策还在发酵，一些国家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出现良性运转，长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较好，而有的国家却出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就我国而言，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6月短暂的钱荒引发股市波动。虽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高涨，但政府却表明态度决不救市。前后比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变化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正确评判过去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政府的行为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渐进过程，且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黑箱过程。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还存在及时性特点，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少，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国素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制度。所有社会力量和利益联盟的政策诉求。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构建的政策平台才能实现。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救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仅限于有货币国家）——为银行的负债担保，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国家（最后贷款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救谁和救什么，而“救谁和救什么”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然而，国家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是社会经济意识。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意识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判断，而这些社会经济意识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果不顾及社会经济意识，不仅使经济得不到恢复，甚至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者一般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居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同时，社会经济意识也是传统、文化乃至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两个方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即国际经济环境本身和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紧密，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不过，超级大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地位，率先实施某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该政策的影响。超级大国也可能为了避免引起众怒而采取政策创新，乃至按照大国利益修改国际惯例。

（二）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为。政府可以分为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政策颁布和执行的时滞较短，而且一般可以实现预定目标；弱政府的政策时滞较长，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不论强政府还是弱政府都会采取强制政策。从效果来看，弱政府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尽管时滞较长，但政策往往科学性、公平性相对较好；强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的结果往往不能准确把握。二是企业。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总会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企业会通过寻找联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策对自己更有利。这是企业间的博弈，也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是以企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三是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直接参与危机救治行动、承担危机的损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资源的有限性。影响金融危机治理的国内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和行业组织，但其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行为和自救行为，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还可以推动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机治理政策。消极影响表现在，游行示威、罢工等破坏行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际社会组织也会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如IMF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从结构上看，各国的治理政策都是扩张性政策，但各国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异，且从结果上看，不同国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多种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宏观影响因素具有趋同性

根据2008—2010年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属性——制定的政策是否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维护资本利益、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具有趋同性。宏观因素的趋同性给予了政策决策者一道保护屏障，因为纳税人能够较容易接受整体宏观环境的状态，从而减少了对决策者的质疑。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更加重视资本的权益。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考虑对象，尽量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社会经济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后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这种意识的影响还有待时日。从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政府干预经济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不过是短期应急行为而已。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已经没有政府敢冒这样的风险，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识。最后，国际环境对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不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已成为共识，但实施过程仍然障碍重重。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的扭曲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但其变革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等也在影响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制定利己的经济政策，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国家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在既定国际环境中尽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只不过是以适应国际环境为前提，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根据2008～2010年世界各国制定的金融危机政策，比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体所获利益的大小，其中获利最大者也就是影响力最强的。各国不同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中，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日本则依次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欧盟和美国则依次是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存在趋同性，且资本利益是金融危机救治的首要选择。资本可以分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当国有资本占据重要位置时，就可能出现强政府；当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就可能出现弱政府。当出现强政府时，政府能够很快做出决策，而且政策会以政府利益最大化或倾向某一利益集团为前提。相对而言，弱政府面对的是实力强大的私人资本，治理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充分考虑资本的利益，所以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并导致较长的政策时滞。同时，在金融危机中，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受到危机的冲击最为严重，而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又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治理金融危机便要拯救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一般而言，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中都会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地位，并会形成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弱政府而言，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大，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资本的风险解除后，政府利益才会得到保障。此外，伴随金融危机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和居民有效需求下降。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会采取扩张性政策，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是普通纳税人的利益受损。而且不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手段，如果其政策立场是倾向于资本的。那么普通居民都会因为这一政策而遭受损失。政府扩张性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财政收入和政府发债。金融危机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政府发债是较为普遍的选择，但发债的结果是居民负担加重或是忍受发债导致的通货贬值。从目前来看，除了提高失业救助和社会保障，以居民利益为主导的危机治理政策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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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规划；综合分区研究；实证研究；茅箭区

[中图分类号] F205 [HT5H][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2）05-0083-04

一、引言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编制了《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区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土地利用综合分区[1]。《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区划》把全国分为了4个一级区，反映了全国土地利用最主要的地域差异，12个二级区反映了农林牧等部门不同的地域组合和生产水平的差别，54个三级区和 128个四级区 ， 反映了作物组合或牧畜组合、种植方式或放牧方式，以及存在的关键问题等方面的差异性。20世纪 80年代初 ，中国科学院综考会在 《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 》的编制过程中提出9大土地资源潜力区划思想[2]； 80年代后期，中科院地理所编制了1∶400万土地合理利用区划图[3]；这是我们土地利用分区实施的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80年代以来，省市县级土地利用综合分区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随着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也开始进行调研和编制。

二、基于茅箭区的实例研究

（一）十堰市茅箭区概况

茅箭区地处湖北省十堰市城区东部，位于武当山的西北麓，属秦岭、大巴山的东延余脉，处于北纬32°20′—32°40′，东经110°10′—110°30′；东与丹江口市毗邻，西与张湾区相连，南与房县接壤，北与郧县搭界；东西长31公里，南北宽30公里，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茅箭区建立于1984年，现辖1个乡，1个镇，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3个街道办事处，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国土面积536平方公里

十堰市茅箭区林业资源丰富，林地面积占87.62%。由于丰富的林地资源，十堰市在2007年湖北省土地利用综合分区被划分在鄂西北林业生态协调发展区[4]。笔者认为这种分区是以全省的角度宏观分区，充考虑了十堰市独特自然资源条件，但对于十堰市在全省的功能定位和社会经济条件考虑较少，忽视了其工业城市的定位。

（二）土地利用综合分区的原则 [5][6]

1.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利用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发展造成危害[7]。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对土地利用也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要求，也就是土地利用综合分区必须要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相似性原则

茅箭区林地广布，山大谷狭，高差大，坡度大，切割深。其中河谷平地和山间盆地是本市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油生产的重要区域。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制约着土地利用的分区，所以，自然条件的相似性是决定土地利用综合分区的主导因素。

社会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土地利用结果的体现，并制约着土地利用的内容、方式和程度。人口、劳动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深刻地影响着土地利用的布局。所以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决定土地分区的主要因素。

3.土地利用结构的类似性原则

土地利用结构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综合影响下的产物，它既受土地属性的制约，又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从十堰市土地利用现状可以看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势低平，人口密度较大，耕地在土地结构中的比重也大；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恰好相反。因此，作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集中反映的土地利用结构，也是进行土地利用分区的重要因素。同样，任何一种土地利用结构，都有它适应自然规律的一面和不适应自然规律的一面，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就应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分区时，就应将问题类似的区域划分到同样的地块，以利于针对土地利用的主要矛盾和具普遍性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开发利用好土地。

4.土地开发利用方向的共同性原则

土地利用分区，不仅要反映土地利用现状，还要反映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向。因为土地利用现状，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人们认识自然、发挥生产力水平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发展目标的调整，土地利用的方向也要不断地调整，在土地利用分区时，就必须根据土地利用的程度和利用潜力、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划土地宏观调控和开发利用方向，从而将土地利用方向的一致性作为分区的原则之一。

5.行政村界线的完整性原则

土地利用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其开发利用、经营管理，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施的。保持村级界线在土地利用综合分区中的完整性，有利于政府利用分区成果合理进行村庄发展定位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作为土地管理学重要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为土地利用综合分区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定性可以判别土地的主导利用方式，定量可以对同一利用方式土地分等定级。

（三）主导土地方式布局分析

1.耕地资源布局

茅箭区耕地目前主要分布在东北部的十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开发区和南部的大川镇和茅塔乡。由于所辖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开发区地处十堰市中心城区，作为十堰市工业区，主要发展汽车及其他相关工业产业，所以这两个开发区内的耕地逐步退出，耕地主要集中布局在大川镇和茅塔乡。赛武当自然保护区主要作为十堰市生态保护区，主导土地利用为生态林用地，所以可以保持少部分耕地，不作为耕地的主要布局分区。十堰市茅箭区耕地布局图见图1：

2.林地资源布局

十堰市茅箭区林业资源丰富，林地面积占在87.62%（布局图见图2），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的

茅塔乡、大川镇、赛武当自然保护区。赛武当省级自然保护区是在国有赛武当林场、国有五条岭林场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生态林地遍布全区，是十堰市的“绿肺”。保护区地处北亚热带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优越，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有植物178科1316种。由于中低山生态林资源丰富，赛武当保护区主要作为为生态林保护区。茅塔乡和大川镇主要以低山丘陵地貌为主，山势较缓和，海拔600米以下，加之环境质量良好，生物多样性较丰富，是开展生态文化旅游和休闲产业开发的重要区域。

3.建设用地布局（布局图见图3）

茅箭区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北部的二堰街办、五堰街办、武当路街办、东城开发区、十堰市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形方面，北部区域属于低山丘陵，地势相对比较平坦，适宜于建设。水利资源方面，百二河、马家河、茅塔河贯穿其中，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把中心城区分为三部分。本区域处于十堰市中心城区，发展方向为茅箭区的工业区。

（四）对上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利用分区的评价

上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即《茅箭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在土地分区一章中把茅箭区划分为农业用地区、园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等6个分区，这种分区只是做了土地用途分区的划分，而没有提出具体土地利用综合分区，这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不完备的。十堰市农业部门在80年代编制的《十堰市农业区划》中有关于十堰市茅箭区土地利用分区的研究，但是当时由于技术力量与地理信息技术的相对落后，而且论述较为粗略，显然不能满足目前土地资源管理的要求。所以在本轮规划修编中对十堰市茅箭区进行土地利用综合分区研究可为十堰市茅箭区的土地资源利用提供重要参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十堰市茅箭区土地利用分区方案

根据对十堰市茅箭区耕地、林地、建设用地主导土地利用方式的研究，结合十堰市茅箭区国民经济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农业区划成果，将十堰市茅箭区分为北部建设用地区、中部低山丘陵生态农业区、南部森林生态保护区三个土地利用综合分区（见图4）：

1.北部建设用地区

区域范围：属市城区，涉及武当路沿线及以北区域（百二河下游、马家河流域，茅塔河流域下游），包括五堰街办、二堰街办、武当路街办的部分地区和东城经济开发区。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该地区是茅箭区的城区，地形相对平坦，起伏较小，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是十堰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主导功能与拓展方向：进一步提高城市土地集约程度，本区除武当路街办门神沟保留工业企业外，现有工业企业逐步向东风工业园区集中。依托东风公司的国际合作和战略重组，做大做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把东风工业园建成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一定位置、具有一定影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专用车生产基地，完善火车站商贸经济圈、城市商贸消费服务网，以北京路为轴线，加强行政集中区、高校园区和精品文化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区交通网，为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城镇中心和生态城镇提供良好的服务。

2.中部低山丘陵生态农业区

区域范围：属于低山丘陵，涉及百二河中上段、唐家河、浪溪河、黄家河流域，马家河流域，茅塔河流域中段，包括二堰街办的百二河村、武当路街办的马家河村、茅塔乡的王家村、廖家村、康家村、台子村、莫家沟村、大坪村以及大川镇的大川村、浪溪村、段家村、卡子村、唐家村，共13个村。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该处属低山丘陵，山势较缓和，海拔600米以下。环境质量良好，生态涵养，水土流失较轻，植被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为主，生物多样性较丰富，是开展生态农业、生态文化旅游和休闲产业开发的重要区域。

主导功能与拓展方向：通过村庄环境整治、新农村建设等环境友好建设，加快规模养殖小区发展步伐，使畜牧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保护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强生态林、景观林建设，合理开发并优化配置水资源，把水利资源和旅游资源有效整合，达到资源高效利用；做好各景区主干路和几条沟的旅游路和沟域的护坡工程，保障游客和村民安全。

3.南部森林生态保护区

区域范围：该功能区地处赛武当自然保护区范围，是百二河流域，马家河流域，茅塔河流域上游，以中低山为主，峰岭海拔一般在1000米以上，最高海拔（普陀峰）1722米，该区由赛武当自然保护区的小川村、营子村、锅厂村、黄家村、阳坡村，茅塔乡的东沟村、坪子村、大沟村、岩屋村，共9个村组成。总面积约21203公顷，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由于受特殊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独特的地质、地貌特征，过渡性气候和有效地保护，使保护区内自然环境良好，生态涵养，水土流失较轻，植被发育良好，海拔基带的植被保持了很明显的地带性特征，同时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主导功能与拓展方向：坚持保护好过渡地带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物种多样性，特别重视濒危物种及林间保护；严格管理区内森林和河流，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库前水源涵养地；要以保护为主，与资源持续利用相结合，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为目的，充分考虑自然保护与经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系，合理利用区内的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文化旅游等。

三、结语

作为湖北省工业重镇，茅箭区上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编制仓促，未能对土地利用综合分区进行阐述，本轮土地利用规划中在GIS技术支持下，充分利用全国土地资源调查二调成果，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思想指导，综合考虑了十堰市茅箭区工业用地时空拓展的要求，对十堰市茅箭区土地进行科学分区，目的在于为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区域土地功能定位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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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濮励杰，彭补拙.土地资源管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9-151.

篇5

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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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得到相应的发展。快速折旧法同时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快速折旧法对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一方面，政府通过在一些行业实行快速折旧法，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递延交纳，相当于向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另一方面，快速折旧法可以引导企业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快速折旧法是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则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的速度，以使固定资产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补偿的一种方式。它相对于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来讲，较好地反映了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快速折旧法最早出现在美国，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规定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年限可以由原来的20年以上缩短为5年。美国政府还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政府承认按照快速折旧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目前，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普遍采用了快速折旧法，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大体上在3－5年。

对于快速折旧法，从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识来看，基本上是持肯定意见的。他们大都认为，这种折旧方法之所以为世界各国所普通接受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快速折旧法的折旧计提符合成本和收入相配比的会计原则。因为固定资产一般早期生产能力要比后期大，早期营业收入也比后期要多，依据配比原则，在固定资产前期具有最大经济效益时应多提折旧；其二，由于新使用的固定资产修理费较少，在使用多年后，修理费用会逐渐增多，采用快速折旧法，就可以使每年的折旧费用与修理费用的总和比直线法更为平稳；其三，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更新加快，企业固定资产的经济年限越来越短，快速折旧法可以减少旧技术淘汰时发生的损失；其四，对于企业而言，采用快速折旧法还可以使其获得推迟缴纳所得税的好处。从财务角度讲，早期计提较多的折旧费，加大成本，便可相应减少所得税的缴纳。虽然在固定资产全部使用年限中的折旧和纳税总额是相同的，但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实质上推迟了纳税，相当于政府给企业的一项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这些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在经济实践中快速折旧法的作用。如果把快速折旧法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它实际还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二，快速折旧法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有效手段。

一、快速折旧法与经济增长方式

固定资产的折旧源于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方式以及损耗的程度。固定资产可以在有效期内连续使用，其价值随着损耗程度逐次转移到产品中去，成为产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产品的销售而收回。固定资产的损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损耗，也称自然损耗，它是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或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发生的损耗；一种是价值损耗，也称精神损耗，它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固定资产价值上的损耗。技术进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革新型技术进步，它使得生产原有固定资产的工艺得到改进，或提高了生产效率，或使其使用效能提高，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一种是创新型技术进步，它可以创造出效能更高的新型固定资产来替代原有的固定资产，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快速折旧法主要针对的是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考虑精神损耗而沿用匀速折旧法的话，就会出现账面成本低于实际成本、账面利润高于实际利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更新以致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变化并不是个别企业行为的结果，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使个别企业的产品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并不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只有整个社会或某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固定资产的社会平均价值降低的时候，才有必要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的幅度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为依据的。

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二战以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其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均实现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库兹涅茨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迅速增加了的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存量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增长和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从一般意义上讲，技术与劳动分工一直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却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到了经济高度发达，科技飞跃发展的当今社会，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随着技术进步周期的缩短而不断加大，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IT产业、生物工程领域等，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因此，快速折旧法的产生、确定以及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相应发展，先后出现了定率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限积数法等多种形式。定率递减法又称余额递减法，它是将每期固定资产的期初账面净值（原值减累计折旧）乘以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该期折旧额的一种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年限积数法又称为年数总和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残值后的净额乘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表使用年数的逐年数字总和。这些不同的方法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的特定要求。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来看，快速折旧法的实行适应了高新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一直沿用的是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直到1993年历史性的会计改革后，才开始规定可以对高科技机器设备折旧时采用快速折旧法。目前，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均可选用相应的快速折旧方法。但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到普遍实行快速折旧方法因素，概括起来讲有如下一些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的速度及经济总量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虽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从总体上看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走的仍旧是粗放型发展的道路。因此，固定资产的折旧还是以物质损耗为主。其二，经济周期问题。快速折旧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讲，经济周期直接影响到快速折旧率。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时期，一些非经济因素对产业的发展还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尚在建设阶段。因此，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波动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周期，快速折旧率的确定就失去了客观依据。其三，我国市场机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主要是低成本价格竞争，而快速折旧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上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讲，快速折旧法既是集约型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应该着力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快速折旧法成为普遍的会计准则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快速折旧法与税收

快速折旧法不仅是一种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的会计准则，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快速折旧法的出现，就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以使固定资产的成本在使用期限中加快得到补偿。从固定资产全部使用期间来看，折旧总额不变，因此，对企业的净收益总额并无影响。但从各个具体年份来看，由于采用加速的折旧法，使应计折旧额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摊提较多而后期摊提较少，必然使企业净利前期相对较少而后期较多。

笔者以某企业为例，了解一下在快速折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某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200000元，预计残值为18000元，使用年限为5年。该企业适用33％的所得税率，资金成本率为10％。该企业未扣除折旧利润分别为：第一年，100000元；第二年，120000元；第三年，128000元；第四年98000元；第五年90000元，合计：536000元。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快速折旧法中的一种方法，它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年折旧率＝2／折旧年限×100％；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年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年折旧率。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最后两年折旧额时，应将原采用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用当年年初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减去估计残值，将其余额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摊销。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率＝2×1/5

×100％＝40％。则：

第一年：折旧额为：200000×40％

＝80000（元）；利润额为：10000－80000

＝20000（元）；应纳所得税为：20000×33％＝6600（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40％＝48000（元）；利润额为：120000

－48000＝72000（元）；应纳所得税为：72000×33％＝23760（元）；

第三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

－48000）×40％＝28800（元）；利润额为：128000－28800＝99200（元）；应纳所得税为：99200×33％＝32736（元）

第四年后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额：第四、第五年的折旧额＝（200000－80000－48000

－28800－18000）／2＝12600（元），第四年利润额为：98000－12600＝85400（元）；应纳所得税为：85400×33％＝28182（元）；

第五年利润额为：90000－12600

＝77400（元）；应纳所得税为：77400×33％＝255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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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设计　社会经济　生产力　关系

一、 艺术设计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的产生而产生

就艺术设计这一创造性的活动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器物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就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

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艺术设计的历史之河也从这里发源。当人类的祖先把一块石头敲打成用来切割和砍削的石刀时，最早的设计活动就开始了，这把石刀就是最初的设计产品。这种工具的创造首先符合实用目的，同时也顾及到了用起来方便、省力，以引起主体的。它的制作过程具备了设计所要求的从预想、选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备过程，它的功能和形式结合于一体。最早制作劳动工具如石斧、石刀、弓和箭的原始猎人，是人类第一批设计师。

工具的制造是人类自我革命的开始，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族类的根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史前艺术品，差不多都是与人的生活最紧密相联系的工具和食用器。这些就是我们人类早期之艺术设计。艺术设计于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的科学文明水平的提高，艺术设计也越来越科学化，其技术性也越来越高，艺术设计逐步成为了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成为了协调人和环境、个人和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手段。

二、 经济属性贯穿于艺术设计活动过程的始终

艺术设计的经济属性是它区别其他艺术活动、手工业的首要特征。人的相互关联构成复杂的社会，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必然导致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艺术设计通过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创新设计，像其他社会生产力一样创造社会的物质文明。

1.经济因素在艺术设计的不同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

从设计到实现设计的全过程中，经济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1）设计观念的产生阶段：艺术设计需要把握设计物由过去到未来形成发展的种种相关因素，然后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使之成为崭新的设计方案。其中的经济因素体现在对原有状态的经济价值分析、市场需求预测以及新方案的经济内容评估等方面。对原有状态的经济价值分析，是设计观念产生的基础。（2）设计的实施阶段：设计的实施过程指的是设计方案由图纸到生产为实体的过程，对于设计来说，是实际制作的过程。设计在真正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设计物的试产、批量生产和专利保护等方面均受经济因素的制约。（3）设计的实现阶段：设计物最终要推向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销售来实现的，当设计物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设计师应当及时调查市场反映和销售效果，综合反馈信息以改进产品设计和进行新的设计构思。其中，经济因素不仅体现在设计物的综合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而且作为改进更新已有方案和促成新的设计方案的产生基础，经济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现代设计之父格罗佩乌斯将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教育理念“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传播到全世界，使设计终于打破艺术桎梏解脱出来。而在经济与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应提倡“设计与经济的结合”，设计必须服务于经济。

2.艺术设计通过预测未来的市场需求来确定设计目标和方向

设计具有强烈的超前性、预测性。“设计”这个概念在许多场合中，也往往被“策划”等术语代替。这意味着设计与艺术、手工艺活动都不同，它更偏重于事前的过程。在整个市场营销的组织中，设计占有引导性的地位。“设计生产销售使用”这四个环节中， 设计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生产、销售活动， 而且设计的市场定位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两者的成效。正因为如此，设计前的活动往往比设计本身花费的时间、精力更多。如设计前必须进行大量的市场调查，包括对厂家、消费者、竞争对手、媒体的详细调查；调查之后的数据要加以统计分析直至最后提出成文的方案、策划报告；并且还必须根据市场状况及时调整方案，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这就要求设计师的思考必须高度理性化和高度专业化。科学地进行市场潜量、市场占有率及需求预测，把握设计物实现为实体后在市场中的作用和价值体现，能够使新的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更加准确地适应未来市场，并且通过预测可以得到提高和创造设计物附加价值的理论依据。

三、 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艺术设计繁荣的基石

艺术设计的技术性、经济性、文化性决定了只有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才有艺术文化的繁荣。从艺术设计本身的发展来看，现代设计的起源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劳动的分工，其二是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低消耗成为可能。艺术设计的每一次飞跃和进步，都处在因社会分工而造成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首先，因为社会经济发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的物质性功能，而越来越重视消费过程的精神享受和审美，社会需求加大、人类文明和审美情趣的提高，为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时期也是社会观念大变革、大解放时期，为艺术设计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和思维空间。

知识经济是继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直接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设计艺术将成为人类十分主动和相当自觉的一种行为。大至建筑、环境、公共艺术、城市规划，小至食品、服饰、生活用品、劳动工具。总之，人类一切生存空间、物质和生活方式，都要经过精心而富有创意的设计。人类将生活在一个经过了设计并不断被设计着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新世纪，设计本身将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将成为一种历史沿革的文化。知识经济为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土壤。时代的变革，经济形态的变化，为设计艺术的创新发展将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设计艺术也必将以自身更为完善的运作体系，更好地为社会经济服务。

2.艺术设计的发展是社会经济腾飞的翅膀

艺术设计是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产物，艺术设计同样也是一种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艺术设计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满足人的需求。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欲望和要求称为需求。按照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的需求理论，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艺术设计的市场取向就是以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为目标的，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其次，艺术设计所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艺术设计是把预期目的和观念具体化、实体化的手段，是人们进行经济建设活动的先期过程。它的本质是人们对将要进行的经济建设活动作出艺术化的设想和筹划。总体来看，这种设想和筹划是进步的，发展的，甚至是超前的。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了艺术设计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艺术设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设立或制定专门的工业设计部，把设计业作为国家经济整体的一部分。二是以原东南亚“四小龙”为代表， 政府直接参与设计的实施。其目的是把设计作为国家综合性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如通过调动本地工业的多种资源激发设计，以便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推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三是以日本为代表，日本千叶大学著名学者宫畸清教授在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时，谈到日本产业振兴和经济增长有三要诀：一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二是领先一步的工业设计；三是不断完善的经济政策。这三者相辅相成，其中，工业设计对日本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各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艺术设计也是一种生产力”“设计就是经济效益”的说法并不过分。艺术设计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反映，它强调创造性与个性，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通过艺术设计，可以提高产品的科技、艺术含量，提高产品的审美附加值，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中国加入“WTO”已经成为现实，我国的经济运动模式和产业结构更新也将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的设计产业发展迅猛，且设计产业是伴随着经济不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知识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对设计产业的适时性、前瞻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现在或未来，艺术设计都会以强大的推动力和自身优势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中，推动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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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地理区位 综合性 主导性 变化性 构建途径

地理区位是同地理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区位一词除解释作空间内的位置外，还有布置和为特定目的而联系的地区两重意义，所以区位的概念包括绝对区位和相对区位两种。绝对区位是指该地理事物的位置（主要包括经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相对区位是指该地理事物与其他地理事物的空间联系，不仅有与自然地理事物（气候、河流、地形、湖泊等）的联系，而且有与经济地理事物（交通、资源、市场、产业等）的联系，还包括与政治、社会的地理事物等的联系。

农业区位是学生接触到的第一个区位问题，教学时可以借助教材中的图3.1和图3.2加以分析，泰国湄南河平原和澳大利亚牧场两地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农业景观是由于农业区位不同。在此需要正确理解地理区位的双重内涵。

一、全面考虑地理区位的综合性

从总体来看，各类区位都受到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环境因素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水源等；社会因素包括人口的多少、国家政策、社会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交通、资源、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及价格、经济腹地等；技术因素指的是技术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环境因素则包括环境质量、盛行风向、河流流向及生态平衡的维护等。各种区位因素综合作用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例如，亚洲水稻种植业的区位评价。水稻是世界上重要的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绝大部分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季风区，以及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区。其区位条件：自然条件：（1）气候条件：雨热同期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水条件充沛，但由于夏季风不稳定，水旱灾害频繁，对水稻生产影响很大。（2）地形条件：亚洲多大河，河流中下游形成广阔平坦的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土壤深厚肥沃，便于耕作，加上地表径流丰富，利于引水灌溉。但一些低山丘陵地区，地形高低不平，给引水灌溉带来很大困难。社会经济条件：（1）有悠久的种植历史和丰富的传统经验，精耕细作；（2）人口稠密（中国、印度、日本、印尼等），有丰富的劳动力，但土地数量相对较少；（3）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很高，种植水稻可以缓解人口对土地需求的压力，满足人口对粮食的需求；（4）传统的饮食习惯，稻米是当地人们的主要食粮，市场需求量大。亚洲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产区，是因为这里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自然条件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社会经济条件促使水稻形成规模经营和发展。

二、透彻分析特定区位的主导性

在强调地理区位因素综合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各种区位因素的作用不是均衡的，其作用不是等同的，存在主体因素。如在工业类型的划分中，按主导区位因素把工业划分为原料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廉价劳动力导向型、动力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等。如甜菜制糖厂的主导区位是原料，工厂布局时应接近原料产地；集成电路、卫星、精密仪表等工业的主导区位是技术，布局时就应接近高等院校和科技发达地区。可见，不同的工业部门其主导区位因素不同。

在农业区位因素中，自然因素中的气候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极大，气候条件的地域差异是形成农业生产地域性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同地域的农业生产又存在首要的区位因素，如西北地区发展农业首先要考虑灌溉水源问题；东北三江平原的低洼地发展农业则首先要考虑地形问题；而高寒的青藏高原则首先要考虑热量问题，因此，青藏高原的种植业多分布在温度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

三、深入理解区位的变化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各种区位因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任何区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对农业区位而言，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可以对一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加以利用和改造。如良种的培育、温室大棚的发展、灌溉技术的提高、修筑梯田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区位的一些条件进行了改善。与自然条件相比，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则更明显，如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以蔬菜、肉、蛋、奶及园艺业为生产重点的城郊农业的形成和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农产品冷藏和保鲜技术的发展使市场对农业区位的影响在地域上显著扩大。

工业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原料、燃料方面：资源使用的年限，可替代材料或新资源的变化，可能使原料、燃料区位指向减弱，市场区位指向增强。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可以对运费、市场区位产生影响，在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枢纽处出现新兴工业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可能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使一些廉价劳动力指向型工业必须实行转移，寻找新的区位。科技方面：科技条件和劳动力的素质对一些跨国公司企业的扩展及区位影响加大。信息的通达性、工业侧重、个人偏好、环境条件和城市环境质量等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篇9

关键词：安徽省；耕地资源；保护；建议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4004404

1 引言

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生态恶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3大热点问题，如何有效地协调人口、资源、环境这3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深深地困扰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土地资源是一切存在与发展的源泉,是万物之本。耕地资源是土地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粮食生产的基本保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粮食安全的关键,耕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必将影响到粮食生产的波动,从而影响到粮食有效供给及粮食安全水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生产资源极其稀缺，而粮食自给的基础是耕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因此,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管理和有效利用,维护我们的生命线,已成为中国 21 世纪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2 安徽省土地资源的现状分析

2.1 安徽省现有土地资源的结构分布

安徽省土地总面积14 012 579.20hm2,人均土地0.23hm2,分别居全国第22位和第24位。其中农用地11 053 109.17hm2,占78.88%,建设用地2014504.33hm2,占14.38%。

2.1.1 农用地结构与分布

(1)耕地面积为5 971 720.6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42.6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约占43.40%,其次是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分别占28.39%和16.13%,皖南山地丘陵区和皖西大别山区分布较少,仅占8.52%和3.56%。

(2)园地面积为344 875.62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46%,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区,约占45.63%,其次是淮北平原区和皖西大别山区,分别占22.37%和16.63%,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仅占8.77%和6.60%。

(3)林地面积为3 378 719.61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4.11%,其中有林地2 646 259.63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区和皖西大别山区,分别占52.72%和26.55%。

(4)牧草地面积为43 413.63hm2,占土地总面积的0.31%,其中天然草地42 440.86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区和江淮丘陵区,分别占50.16%和41.19%。

(5)水面面积为1 314 379.67hm2,占土地总面积的9.38%,其中已养殖水面530 198.0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分别占39.43%和29.47%。

2.1.2 建设用地结构与分布

(1)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面积为1 262 970.7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9.01%,其中城市用地61 246.00hm2,建制镇用地127 271.00hm2,农村居民点用地935 428.49hm2,独立工矿用地85 584.34hm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占41.20%,其次为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分别占25.77%和19.07%,皖南和皖西山区分布较少。

(2)交通用地面积为261 456.05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87%,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占52.47%,其他各地均有一定分布。

(3)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490 077.5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3.50%,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占49.52%,其次为沿江平原区和江淮丘陵区,分别占21.96%和19.40%。

2.1.3 未利用地结构与分布

滩地面积为944 965.70hm2,占土地总面积的6.74%。其中田坎416 592.97hm2,荒草地214 605.88hm2,滩涂155 767.82hm2,裸岩、石砾地71 759.1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区,占31.43%,皖南山地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次之,分别占24.74%和23.30%。

2.2 安徽省土地资源利用中对于耕地资源使用存在的问题

(1)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耕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地矛盾日趋紧张。由于各项建设占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自然灾害损毁和人为的乱占滥用,安徽省的耕地面积从1990年到1996年净减少8.51万hm2,平均每年净减1.42万hm2,人均耕地由1990年的0.077hm2下降到1996年的0.071hm2,低于全国人均0.077hm2的水平。 而安徽省的未利用地中,仅田坎、裸岩、石砾地等难以利用的土地占51.7%,宜开垦为耕地的只有2.79万hm2,仅占未利用地的3.0%。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人均耕地仍呈逐年递减趋势,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

(2)土地利用粗放,生产水平低,经济效益差,浪费较严重。安徽省中低产田占46.5%,低产林、低产园和低产水面分别占7.5%、14.9%和20.5%,粮食单产4 707.9kg/hm2,低于全国4 894.0kg/hm2的平均水平,在华东地区处最低水平。城镇建设用地呈外延式发展,老城区改造仍有很大潜力,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过大,城乡居民点建设中的这些问题是造成我省近年来耕地锐减的主要原因之一。

(3)重用轻养,掠夺经营,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安徽省水土流失面积达26 278k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8.8%,比建国初期净增加7 888 km2,平均每年增加179.3km2。在城镇,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业“三废”的大量排放,造成局部土地生态环境恶化。在农村,由于长期的陡坡开荒、乱砍滥伐、重用轻养、广种薄收等掠夺经营方式,造成农业基础脆弱。所有这些严重制约安徽省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3 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趋势的实证分析

3.1 影响耕地资源变化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耕地变化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其变化和流向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基本态势。影响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很多,在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的过程中,选择的因素应细致全面,但同时指标过多又会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这些因素不仅与因变量――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而且各自变量因素相互之间耦合关联。如果用单纯的相关分析,则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冗余。系统分析中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将若干个自变量压缩成几个独立成分,以此来减弱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比较适合分析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3.1.1 指标选择及其标准化

以耕地面积为因变量(Y),自变量(Xi)即驱动力因子主要选择社会经济及技术因素。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和要求,结合安徽省现有资料情况及相关研究成果,利用1994~2008年序列资料作为基础数据,从中选择以下14个指标作为分析因子：X1为总人口(人)、X2为非农业人口比例(%)、X3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X4为第二产业比重(%)、X5为第三产业比重(%)、X6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X7为农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8为林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9为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10为渔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11为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X12为化肥折纯总用量(t)、X13为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为复种指数(%)。

产值一律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耕地面积单位为hm2,然后对统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过程由SPSS13.0软件的描述统计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功能来实现。标准化公式为：

X*i=Xi-X1n-1∑[DD(]ni-1[DD)](Xi-┆X)2.

式中X*i为指标标准化值,Xi为指标的初始值,n为指标数。

3.1.2 主成分分析

本文借助SPSS13.0软件包,使用FACTOR过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选取的14个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的结果：耕地变化驱动因子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主成分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表1、表2)。

由表1可以看出影响耕地资源变化的14个驱动因子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这说明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必然性,从而也说明了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性。特征根(Eigenvalue)可以被看成是主成分影响力度的指标,它代表引入该主成分后可以解释平均多少原始变量的信息。如果特征根小于1,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因此一般把特征根大于1作为纳入标准。如果前k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5%,表明前k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测量指标所具有的信息。从表2可以看到,前3个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其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2.425%,说明前3个主成分已经覆盖了原始数据14个指标中所能表达的足够信息。为了获得简单结构,以帮助解释因子和更清楚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应用SPSS13.0软件对分析结果进行方差极大法(Varimax)旋转,由此得到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3)。

由表3可知,在第1主成分中,X5第三产业比重、X1总人口、X2非农业人口比例、X10渔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3国民生产总值、X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12化肥折纯总用量和X13农业机械总动力荷载的绝对值较大,这8个指标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人口增长和由非农业人口比例、农业科技发展所体现出的社会进步,因此概括为社会经济因子。X9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在第2主成分中居主导作用,它主要反映畜牧业发展情况,可以概括为畜牧业发展因子。第3主成分中,X4第二产业比重荷载绝对值最大,它主要反映工业发展情况,概括为工业发展因子。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安徽省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人口增长以及由非农业人口比例、农业科技发展等反映出的社会进步起主导作用,畜牧业以及工业的发展作为第2、3主成分的主导因子也分别对耕地资源的变化产生了重要驱动作用。虽然政策因素无法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在以上指标中也间接地体现出了其对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作用。

3.2.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解释土地利用变化常用的一种系统分析模型。该模型要求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段内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因变量)与其驱动因子(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通过对可能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各种驱动因子进行多变量分析而建立的一种数学模型,以便确定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设随机变量Y与m个自变量X存在线性关系,其数学模型为:

Y=A+B1X1+B2X2+…+BmXm.

利用n组观测值Yi、X1i、X2i、…、Xmi(i=1、2、…、n),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出上式中的待定系数B1、B2、…、Bm。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通过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14个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转化为以3个主成分为指标的安徽省1995~2009年标准化数据（表4）。

依据主成分得分系数计算出安徽省1995~2009年以3个主成分为指标的时间序列新数据,然后与耕地面积的标准化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耕地面积为因变量(Y),3个主成分为自变量(Z1、Z2、Z3),进行强制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

Y=-0.74Z1-0.592Z2-0.112Z3.

3.2.2 模型的评价与检验

由表5可知,复相关系数R为0.955,确定系数R2为0.911,表明在本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总变化的91.1%,调整后的确定系数为0.845,说明在考虑自变量的个数以及总的样本量之后,仍可以解释84.5%,由此评价本回归方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很好。

由表6可知,回归方程的斜率的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14,小于0.05,说明通过5%显著性检验；通过查F分布表,F=13.672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耕地面积与第1、2、3主成分都成负相关。第1主成分是社会经济因子,第2主成分是畜牧业发展因子,第3主成分是工业发展因子。这说明在1994~2008年间,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畜牧业以及工业发展都是耕地减少的重要驱动因子。通过分析安徽省的相关统计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耕地面积在1994~2008年间持续减少,而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以及工业产值都是持续增加的。

4 结语

通过分析得出,影响安徽省耕地资源变化的主要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等社会经济因子。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起主导作用。通过进一步的主成分分析及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耕地变化主要受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进步、畜牧业及工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从单个因子看,第三产业比重和总人口是影响耕地变化的重要因子。因此,为了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采取合理的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第三产业和人口对耕地的占用和破坏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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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 宇,欧名豪.耕地生态价值与保护研究［J］.土地资源科技管理,2006(6):17~18.

［5］ 唐华俊,陈佑启,伊•范朗斯特.中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

篇10

[关键词]客源地；出游力；因子分析；三角图解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6－0018－06

引　言

雷珀(Leiper，1979)将旅游系统分割为3个地理要素：旅游客源地(generating-rekion)、旅游通道(transit route)、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region)。因此，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旅游研究则应相应存在7个范畴①，出游力属旅游客源地出游研究范畴。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63)、威廉姆斯(Williams，1970)、米塞克(Miossec，1976)、格里和沃尔(Greer and Wall，1979)、修诺特(thurot，1980)、布里顿(Britton，1980)、霍维克(Haivik，1980)、戈曼森(Gormsen，1981；1997)、朗德格仁(Lundgren，1982)、皮尔斯(1987)、希敦(Seaton，1997)、吴必虎(1994；1997；2006)、张捷(1999)等国内外旅游地理学家，针对客源地出游的研究集中于出游的距离衰减性、相互流动性、集中性、等级性、核心边缘关系等空间特征，除吴必虎(1997)、史春云(2006)分别就旅游个体出游特征及其影响要素、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影响要素进行研究以外，基于区域宏观的视角研究客源地出游力则不多见。

客源地出游力侧重从宏观尺度研究游憩活动客源产生地，关系到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生产力的区域合理化组织，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是否得到合理利用，客源地出游力是预测旅游流的基础，关系到旅游目的地如何定位其旅游腹地及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因此，本文以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为研究对象，侧重省际地理尺度，主要阐述两个问题：①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是什么?②中国省际国内旅游出游力呈现怎样的地域空间形态?

1　假说的提出：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史密斯(Smith，1995)认为可将旅游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地理现象、一项产业，并针对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等社会经济变量对个体旅行的影响，作了系统的综述分析。国内学者定性指出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吴必虎，1999；保继刚，2002)，分析了年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等特征对个体出游力的影响。

社会经济属性对出游力的影响已为国内外所关注，但侧重从微观尺度研究社会经济属性对旅游个体出游力的影响。宏观尺度上，是否客源地出游力的大小取决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属性?遵循从“假设”到“验证”的假说研究方法，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地理尺度，假设客源地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2　数据来源

皮尔斯(Pearce，1995)系统总结了国内游客出行的基本规律，指出人口分布对游客出行模式影响极大。简森・维必克(Jansen-Verbeke，1995)利用旅游客源指数TOI(tourist origin index)，同样研究发现客源地产生旅游流的能力受人口潜力分布影响。吴必虎(1999)认为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交通状况和消费水平。阿萨纳瑟保罗斯(Athanasopoulos，2007)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经济统计变量与国内旅游需求的关系。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体系中，选取城镇人口比重、就业人员数、年底人口数、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21个社会经济变量，描述2005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属性。

应用SPSS10，0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作为因子提取方法，经过方差最大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因子提取标准；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因子综合得分；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份的出游力，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省际出游力的影响机制及地域空间形态。

3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数理验证

3.1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验证

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选取的21个社会经济变量相关性显著，KMO值和变量共同度平均值分别为0.812和0.913，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3个代表性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8.76％、26.28％和6.26％，累计方差贡献率91.30％，解释了21个原始社会经济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显著(表1)。

因子1在年底人口数、就业人员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旅游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等10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主要反映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可概括为社会经济规模因子。

因子2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6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居民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3在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5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对外联系水平因子。

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及居民生活水平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85.04％，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一致。如希尔和朗德格仁(Hill and Lundgren，1977)在研究加勒比海旅游影响时发现，在国际旅游流流动层次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构成了旅游流发生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则形成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形成国际旅游“核心一边缘”综合体；威廉姆斯(Williams，2003)研究发现发达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住宿和旅行社等，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使得西欧一直是传统的国际旅游客源地；而据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2005年统计资料，国际旅游花费总额前20名国家(或地区)有17个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

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次要社会经济属性。对外联系水平高的地区居民，因 旅游者示范效应，往往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和消费价值取向。食品、饮料、地方文化、当地服务业、纪念品、以及其他所有旅游区内向游客出售的商业享受，会在当地居民中间，树立起比传统生活水准更高的物质享受风气。同时这些地区因旅游开发较早，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游客出行极为便利。

3.2　假说的数理验证

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因子综合得分(表2)，并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因省际绝对出游数据缺乏，本文将2005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旅行社组团国内旅游人数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916，显著性水平为0.01，呈现高度相关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信，“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客源地出游力大小”的研究假说得到验证。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4　中国省际出游力影响机制与地域空间形态

4.1　三角图解法――中国省际出游力因子分解

引入三角图解法，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阐述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省际地理尺度上的区域差异。3个因子的刻度线均起于左侧，向右侧增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之和为100；图中圆圈大小代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大小(图1)。

绝大多数省份集聚在三角图中江苏点的周围，出游力在3个因子上的分解普遍呈现“6：3：1”的比例分割形态(图1虚线部分)，即约60％的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决定，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影响比例占30％，对外联系水平因子则仅占10％。

史春云(2006)通过因子分析研究中国城市出游力发现，因子1主要反映城市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2主要反映城市规模辐射能力，因子1和因子2影响作用大致一样，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呈现出区别于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表3)。

对比推断如下：客源地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出游人次取决于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出游花费取决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城市旅游产业链完善，居民出游意识强，旅游消费水平高，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高；城市客源地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共同决定。2005年各省份人均GDP最低是贵州为5306元，最高是上海为51486元，均超过400美元。依据国际经验，国民普遍产生旅游动机，全国各省份旅游需求旺盛，但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消费偏低，如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出游总人次为12.12亿人次，出游率为92.7％，但人均总花费仅436.1元；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由3个因子共同支配，其中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占主导。因此，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重要性次之，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最低。

依据表1、表2和图1，山东、河南、四川、河北、湖南、湖北等成为出游力大省，源于其数量巨大的人口、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和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高，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在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偏低，出游花费不高，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近域特征明显，旅游活动行为主要为基本层次游览观光。如陆林(1996)和钟士恩(2007)研究发现，黄山、庐山等山岳型风景名胜区游客出行空间距离限制性门槛为400公里，超过400公里游客分布呈现距离衰减，主要客源市场集中于本省及周边毗邻省份，游客出游就近分布特征明显。而据2006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游览观光占出游目的比例高达44.9％，远高于其他出游目的。

上海、北京、天津等传统重要旅游输出地，虽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低，但因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游率高使其仍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花费大使其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游客出行不但钟情于短程游憩，更将旅游足迹遍布全国各大特色旅游地，在全国各大旅游地客源市场比例排名中较为靠前。

浙江、江苏两省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均偏高，源于除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旺盛外，农村居民的出游率和出游花费在全国也均位居前列。广东在对外联系水平因子上得分极高，历史原因和示范效应使得广东居民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良好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又使得游客出行极为便利。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份居民国内旅游需求不旺盛，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低。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全国各大旅游目的地、组织或团体，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直辖市；客源地旅行社应侧重推出中、小尺度游览观光型旅游线路。

4.2　出游力等值线――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

将各省份出游力数值赋予对应省会地理坐标点，采用hreGIS9.2样条曲线插值法(spline)，标出值分别为－0.8、－0.4、0、0.4和0.8的5条中国省际出游力等值线，探讨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图2)，结果显示：

(1)全国尺度上，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整体呈现“三级阶梯状”，与中国三大阶梯分界线大致吻合，值分别为－0.8和0的等值线是两条重要的出游力分界线；各省份出游力值经过极差标准化处理，计算三级阶梯出游力从东到西为近似“7：3：0”的比例分割形态，累计70％的旅游出游力集中在第三阶梯；居民出游力区域差异明显，从东部到西部，总的趋势是出游力表现为明显的距离衰减。

(2)区域尺度上，累计约60％的出游力集中在“四大旅游输出地”：冀鲁豫、苏浙沪、鄂湘粤和四川。冀鲁豫、苏浙沪客源地是我国最主要的旅游输出地。源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如上所述，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

(3)省际尺度上，依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值，通过组间平均链锁距离进行Q型层次聚类分析，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4种类型：①出游力强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河南；②出游力较强的四川、河北、上海、湖南、湖北、北京、辽宁和安徽；③出游力一般的福建、江西、黑龙江、天津、陕西、广西、重庆、山西、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等；④出游力差的新疆、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前两类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后两类则主要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1)研究假说成立，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客源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发展阶段及其对出游力的支配性，为科学预测客源地出游力提供了数据和理论依据。

(2)将客源地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不同地理尺度客源地国内旅游出游力的影响机制不同。

针对不同尺度的客源地出游力分析应区别对待。省际客源地出游力影响机制区别于城市客源地出游力，源于同时包括农村居民出游力和城市居民出游力。农村居民出游具有极大潜力，对外联系水平成为旅游发展重要瓶颈。乡村旅游的开发除加强城市、农村交通联系水平外，更会因旅游者示范效应，有利于农村居民出游价值取向、出游习惯的形成。

(3)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旅游地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