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文学知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天文学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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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物理；天文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072-03

一、引言

大学物理作为面向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必修课，其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能力的培养对后续专业知识的学习有着直接的影响，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当然，有很多学生，特别是他们处在低年级，对这种重要性并没有直观的印象。所以，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适当穿插一些相关专业或者前沿科技的知识，让学生感受物理是如何被应用的，从而提高学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激发其主动性和创造性。穿插的内容也应是学生普遍感兴趣的，比如对学生所学专业或者是一些重大的科技进展。除此之外，我发现天文学是一个很好的穿插对象。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空间天体、宇宙结构和发展的学科，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当代最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本身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容易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而且关于天文学的新闻时常出现在各种媒体，对一些字眼和基本概念，学生也不会感觉太陌生，这样也就容易拿来当作素材介绍，用物理理论来讲解会让学生对之理解得更深入透彻。本文通过几个实例来介绍天文学知识是如何穿插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

二、应用实例

恒星是天体中大家都比较熟悉和关注的，比如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天阳。下面我们就以恒星为例子，看看里面包含哪些物理过程。首先关于恒星的形成，恒星是分子云引力塌缩形成的。那在什么条件下分子云才可能塌缩形成恒星？如果仅仅只是引力，那么分子云内任何微小的密度涨落必将导致引力塌缩，很自然就会形成恒星。刚刚学过气体运动理论，就会想到分子热运动不可避免。因此，分子云内部必然存在着引力相抗衡的热压力。其结果是，较小的密度涨落产生的引力会被热压力所克服，并不能导致塌缩。只有当分子云本身密度较大时，才可能存在较强的密度涨落，从而引起引力不稳定性，并导致塌缩。此时，热压力不足以抵抗引力导致的塌缩。这里只需要利用理想气体压强的概念，学生很容易顺着这条思路找到答案。下面，我们来简单估计产生引力不稳定的临界条件。假设分子云为理想气体，温度为T、密度为ρ。考虑半径为r的球，其质量为M∝r3ρ，球体受到的引力为∝GM2/r2，热压力为∝Pr2。若气体分子的平均分子质量为m，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气体压强为P=ρkT/m。这样就可以得到引力不稳定发生的临界尺度和临界密度：r>rJ≈■，ρ>ρJ≈■ （1）.

上面的式子就是天文学中常用的金斯不稳定性判据，更严格的解比上面的会多出一个常数π，但是作为量级来估计，（1）式已经足够了。

这里用的物理知识都很简单基础，很容易让学生入手。通过这个例子，学生感觉自己也会用物理知识，而且跟天文更近了。

是不是满足金斯不稳定性引起引力塌缩就能形成恒星呢？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关于恒星的点火条件。我们知道恒星能量来源于轻核聚变，例如天阳中心的氢核聚变。但是恒星内部是否能够发生核聚变呢？

事实上，核聚变会受到原子间库仑势垒的阻碍。下面我们可以简单估计该势垒的大小。在原子核物理简介这一章，我们学习过原子核中核子半径为rN=R0A1/3≈1.2A1/3fm，其中A为原子核质质量数。在大于rN的区域，库仑作用主导，则两个核电荷数分别为Z1和Z2，质量数为A1和A2的原子核之间的库仑势垒为：Vc=■≈1.2■MeV （2）.

恒星中心典型温度约107K，原子核的动能只有≈kT≈1keV？垲VC。因此，用经典物理知识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太阳为什么会发光这样基本的问题。但是，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这里需要考虑量子隧道效应，只要核子动能足够大，还是可以大规模穿过库仑势垒的，从而“点火”。这要求星体中心温度不能太小，被称为点火温度。通过这个例子，学生感觉到像太阳这样的宏观天体，其核心的基本物理过程也需要借助微观的量子效应。

关于恒星的特征温度，天文学中常用维里温度来估算。这里需要用到维里定理是：E■■=-■Egr （3）.其中，Egr为星体的自引力能，E■■为星体的总热能。上式表明，当星体收缩时，一半的自引力能被辐射掉，剩下的一半将转化为热能，增加恒星的温度。我们可以用它来估计恒星内部的特征温度。

星体自引力能可以估计为Egr=-GM2/R，星体热能Eth=■NkTvir，于是有■NkTvir≈■■=■■ （4）.这样给出的温度Tvir被称为维里温度。就以太阳为例，在上式中代入太阳质量和半径后，估算的特征温度为Tvir≈6×106K，与标准模型得到的结果量级一致。

上式（4）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只是用了气体动理论里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关键是维里定理怎么来的，下面我们给出一个简单推导，同样是用到这部分的基础知识。

考虑星体内部的流体静力学平衡，某一半径r流体元受到的引力与压强梯度平衡，即：■=■ （5）.其中M（r）是半径r所包围的质量，式子两边同乘以4πr3dr，并从星体中心到表面（假设恒星半径为R）进行积分，即：■4πr3■dr=-■4πr3■dr （6）.

上式右边为星体的自引力能Egr.我们对（6）式左边做分部积分，即：■4πr3■dr=4πr3P（r）■■-3■4πr2P（r）dr （7）.一般将P（R）=0的地方定义为星体表面，因此右边第一项为零。右边第二项可以改写为：-3■4πr2P（r）dr=-3V■=-3VP （8）.

其中P为星体的平均压强，这与求平均速度的方法类似。综合以上（6）～（8）式，我们得到引力束缚系统的维里公式：3VP=-Egr （9）.

仍然把星体内气体分子当作经典理想气体。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V=NkT，和气体热能Eth=■NkT，我们得到 P=■■。对其两边同乘以4πr2dr并积分有：PV=■E■■（10）.联立上面的（9）式和（10）式，即可以自然得到维里定理。

还有其他一些天文学问题，如当恒星演化至晚期，恒星中心合成铁元素后，若再进一步核聚变需要吸热，在原子核物理章节，其中给出的核子的平均结合能曲线就是这个意思。其结果是晚期星体核心必然塌缩，通过核聚变的方式合成比铁重的元素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能够紧密结合所学内容，提出一些有趣的天文学问题，让学生通过自己思考，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只要留心，还能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三、总结

天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容易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因此在大学物理课程中穿插一些天文学知识能够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通过积极思考，感受如何运用物理知识，从而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天文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作为自然科学的源泉，其发展对于人类的自然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最容易激发人们的求知欲望，理应更受重视。在国外，高校大都开设有天文课，而国内相对很少。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在天文观测和研究中取得了不少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在近代却陷于停滞，落后于西方。目前国内也仅有5所高校开设有天文专业，高校天文普及教育还亟待提高。在当前背景下，通过这样的结合也有助于天文学知识的普及，让学生在感受美妙的天文现象的同时，也思考其中的物理奥秘，切身感受到运用物理知识的确能使我们更加了解天文。

参考文献：

[1]徐仁新.天体物理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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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柏拉图教育思想 现代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7-0055-02

一、柏拉图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柏拉图的一生正处于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由盛趋衰和剧烈的变革中。公元前431年～404年,希腊奴隶主民主政体和奴隶主贵族政体之间爆发了二十八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爆发极大的打击了雅典民主政权的统治基础。雅典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空前尖锐,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等,遭到严重的破害。雅典社会是腐败的,危机重重的,它的教育当然也不是成功的。亚里士多德总结说:“自由的雅典允许双亲在他们认为合适和可能的时候教育他们的孩子。”这就是说有些人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有些人只能接受比需要还少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教育格局是使雅典处于困境的主要原因。雅典社会的腐败和危机迫使柏拉图去思考人性、人的灵魂和人的肉体等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问题。针对这种现实,柏拉图试图用一种新的教育思想来解决雅典城邦中的衰败问题。这就是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附近创建了“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在这所著名的学园里,他开始传授柏拉图学说,其关于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对象以及教育的内容等方面的教育思想也逐渐形成。

1.教育目的

在《理想国》和《法律篇》这两部书中,柏拉图明确地指出了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作用就是建立和巩固理想社会的工具。在柏拉图看来,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理想国培养统治者――哲学王。他认为,由这种哲学王来治理的国家,制定法律,将使国家的一切符合正义。

2.教育对象

柏拉图把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不同的教育阶段有不同的教育对象。

第一阶段:教育的对象包括第三等级在内的全体公民。通过这一阶段的教育,使得第三等级的子女学会节制和服从,甘于接受第一、二等级的奴役和统治。第二阶段:教育的对象主要为第一、二等级的子女。这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统治国家的人才。

值得指出的是,在柏拉图的教育设置里,女性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妇女也成为了受教育的对象。这对于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柏拉图把妇女作为教育对象的理由就是:“能造就一个男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的教育,同样也会造就一个女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因为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3.教育内容

与教育对象、教育阶段的观点相适应,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教育内容。

第一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音乐和体育。柏拉图认为,体育教育可以使人身体匀称,体格健壮,音乐使灵魂和谐。他说:“音乐的教育是比其他教育更令人信服的手段,因为节奏及和声最能深入人心,留下深刻的影响,从而带来优美的一切。在这方面教育的好与坏,影响收获的多少。音乐教育的结果应该是使人和谐。”对于体育教育,柏拉图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出自于军事目的,他所提倡的体育锻炼是为了军事做准备的,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但是,他同时也说:“当然,我并不认为身体强健就可使心灵美好。反过来说,一个美好的心灵,由于它的性能,却能使身体臻于健全。”他并不赞成只要体育而不要音乐的训练。因为他认为,只进行体育训练的人,是不会有完善的观念的。而在他看来,道德教育主要靠环境的影响,靠的是音乐、文学的感染和行为习惯的培养。音乐和文学可以保证国家能支配青年一代。这正是音乐教育的最高目的。当然,柏拉图所说的音乐教育,除了单纯的音乐和舞蹈外,还包括读、写、算一类的文化学科。

第二阶段的教育内容包括算术(数学)、几何、天文学、音乐理论。这一阶段课程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下一阶段学习――即辩证法的学习做准备的。柏拉图认为数学教育是最重要的,他把数学看作是训练抽象思维的一种手段。柏拉图说:“凡是有计算才能的人能自然敏捷的学习几乎任何其他学科;就是对原来思想迟钝的人来说,这种数字训练,纵使没有别的好处,也能使其敏捷。”在柏拉图看来,数学是进行心灵训练的关键途径。几何学的教育,与军事有关,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而在柏拉图看来,设置这一门学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几何学的学习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善的观念显示更容易。他说:“几何学习可以引导心灵趋向,并且创造哲学精神。”因此,那些成为理想国统治者的人必须学习几何学。至于天文学的作用,柏拉图的观点可以从以下的一段话中看出:“当一个人的心灵里有某种机能部分地被一些东西所蒙蔽,以致丧失作用的时候,可以用天文学的知识来把这种机能启蒙并重新点燃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天文学知识。

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主要指音乐理论,指谐音和音符弦间的数学关系等。现在我们称之为音乐的物理基础。柏拉图认为,一个作品,“凡是探索美和善的都是有用的,否则,便是无用的”。在他的观念中,音乐能培养人灵魂的和谐。所以,音乐的学习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

第三阶段的学习:培养哲学王的学习。柏拉图认为辩证法的力量是巨大的。只有辩证法才能达到人心灵的最初原则。被蒙蔽的心灵,在辩证法的帮助下,又被启发出来了。辨证法可以被用做我们讨论其他学科工作的助手和帮助者。辩证法是整个知识体系的终结者,是知识体系的最高学科,因此,那些将成为理想国统治者的人必须专心学习这门学科。因为这门学科能使他们科学的运用辩证法。所以,第三阶段的学习内容就是辩证法的学习。

这样,经过了上述科目的学习后,心灵转向(由沉思变易到沉思存在)的任务得以实现,统治者亦被培养出来了。而把握了“善”理念的哲学王就能以善理念为模型、蓝图,来塑造人间的理想王国。总的来说,柏拉图教育内容的设置都是为了培养哲学王这一目标而服务的。

4.教育方法

柏拉图反对强迫性的学习。他说:“虽然勉强身体锻炼不致损害身体,但是被迫学习的东西不会保存在心里……所以,不要强迫儿童去学习,而是要游戏的方式,这样可以使你更容易发现每个儿童的各种天赋。”柏拉图提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在柏拉图学园,教学形式是灵活多样的。有苏格拉底的问答法,问答、对话、诘难、考问、雄辩、论证等等。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有正式讲演,讲演的多是专业知识,比较深奥难懂的内容。当然也允许学生自己钻研、探究,弄通各种问题。暗示的教学方法,是柏拉图最为推崇的。他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在儿童的教育中有着关键的作用。

三、柏拉图教育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知识和人才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中的关键因素。而作为专门培养和传输人才的教育必须改变以往的人才观念,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世界各国纷纷进行了教育改革,从教育制度到教育理念,都有了很大的变革。柏拉图所提倡的教育尽管是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的,尽管哲学王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但是,他由此所阐发的教育思想直到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现代教育改革的借鉴。

1.借鉴柏拉图教育内容设置的理念,提高素质教育水平。

从教育内容来看,他的素质教育内容既包括了学生体能的训练也包括了学生情操的培养和熏陶。在他看来,仅有体魄的健康或是知识智慧还是不够的,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应该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因为他理想中的哲学王,就是具有了“善”理念的人。目前,素质教育成为现代教育改革的热点。但是,大家对素质教育的理解都比较片面,实践起来也就模糊不清。基础教育阶段把素质教育理解为什么都会,所以,学校和家长只要有条件,什么东西都让孩子学,结果是什么都学了,却忘了学做人。而高等教育阶段,则把素质教育理解成什么都要学。课程开的越来越多,学生也在拼命地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习上,却忘了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结果是到了社会还是没法立足。用句时髦话来说:“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这个道理,柏拉图早在我们之前就认识到了。而在当代的中国教育里,仍然无法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2.借鉴柏拉图培养综合型人才的思想,推进课程改革。

课程改革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改变以往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过于隔绝的状况,促进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相互沟通、交流。在柏拉图教育内容的设置中,在学习的第二阶段,他强调既要学习基础的人文学科(音乐理论)也要学习基础的自然学科,在他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依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是培养综合人才的最早模式了。

3.借鉴柏拉图不拘一格的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

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了全球教育界努力的方向。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同样向教育界提出了挑战。改革是必要的,但从哪方面着手,就成了一个难题。方法不对,就没有效果。如何改革以往的教育方法成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柏拉图反对强迫学习,提倡灵活多变教育方法的主张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无论对于家长还是学校,灵活的教育方法是教育成功的关键。

总而言之,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为当今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学史是为了鉴今,不断挖掘前人宝贵思想财富,借鉴前人的经验,吸取教训,会让我们看的更远,走的更踏实。

参考文献

1 王 川.西方经典教育学说[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 范明胜.柏拉图哲学述评[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 罗炳之.外国教育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4 A•E•泰勒.柏拉图一生平及其著作[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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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初“过秦”思潮下的天人观

汉初高祖刘邦和臣子在探讨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时,虽然没有谈及“天人之际”问题，但在他要求下撰写的一部专论秦亡汉兴的著作《新语》却关注到“天人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新语》的作者陆贾认为，天地有自然的属性，山川万物都是自然形成的;天地物都是可知的,人在自然面前居于主动地位；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性，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自己的创造活动。他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3)这里并没有什么神意造物之类的宗教臆说。他继承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论，认为社会历史变动与自然天道运行法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说.?“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所以，“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思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的一种积极回答。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烕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关于秦亡汉兴这一现实剧变，陆贾认为，“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人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②此处的“天”似乎有一种历史趋势的意味，这种趋势表现在秦失其政、项羽倍约、汉王起巴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然，这里亦带有渲染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天然优越性这一政治情感在里面，因为这段话是陆贾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的。“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是陆贾进一步强调秦失其政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汉初另一重要思想家贾谊，对秦亡作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形成了史论名篇《过秦论》。虽然贾谊没有明确谈及天人关系，但他从秦亡这一历史事实中反省出来的理性认识,实际上也是对“天人之际”的一种回答，即主宰社会历史变动的是人及其所依存的各种历史条件，而不是所谓的神意。这是汉初“过秦”思潮下最为理性的思考。在具体分析与总结秦由兴而亡这一历史变动时，贾谊善于把握关乎历史盛衰的重要因素，如地理条件、民心所向、政策导向、治国理念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④，这是他思考秦何以亡的最终结论，也是影响汉初政治走向的治安之策的思想来源。这种逆取顺守以仁义治国的执政思想和他着重论述的安民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看法,都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汉初的士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都从秦亡汉兴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出发，以探讨社会治乱兴衰为着眼点，注重历史考察，然后以此为标准来吸收、综合各家思想,其所展现的史家情结，是很浓厚的。这也为之后的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变动张弛之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清人汪子昌曰：“《过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势。”

二、“永惟万事之统”下的“究天人之际”

汉初的社会思潮主要是“过秦”，在关于历史变动的探讨中，主要是总结秦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这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与推动。这个新的社会需要就是论证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宣汉”课题。“过秦”与“宣汉”为汉代的两大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言:“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①实际上，武帝征诏天下文学贤良对策天人之际，已吹响了 “宣汉”的号角，东汉初年的王充只不过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述，同时也糅进了戒汉的内涵。武帝在诏举贤良之对策时明确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目的就是“永惟万事之统”。武帝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2^4这一时代命题，史学家、思想家均进行了积极思考，并表现出互有差异的理论争辩态势。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首先对此做出回应，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他对以往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理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一是对“天”的内涵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阐释。在他看来，天是一位有喜怒、司赏罚、有绝对权威的人格至上神。这是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④二是君权神授说,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⑤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三是天命灾异谴告说，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的“天”执行惩恶奖善的政治功能，从而影响社会历史变动。四是天道改制说，即“顺天志”的历史变动观。他提出：“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天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巳，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⑧所谓“天志”就是他所言的“天道”。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他认为汉以前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有道伐无道而得以实现的,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⑩而道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仁义礼治，“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由此，他得出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因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I)失道乃败亡,得道则兴盛。这就把天命与王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他立论的根本就是他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总的来讲，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理论形态完备；第二,他的天人观延续了孔子等诸子儒学重人事的终极目的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 ?，只不过他是通过“天”这一神圣媒介来构建王道这一政治运行法则,在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必要性;第三,他在论证现实政权合法性方面，亦做出了努力,其天人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主创立的天人关系论,虽然在形式上易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在整体上却突出了君主德行、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等这些人为因素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我们要把它与占星家所倡导的世俗怪异论相区别。这也是为何班固的思想虽然延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但并不影响他在史学意义上探讨人事、人谋、历史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重要作用。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董仲舒的天命灾异观作了发挥,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o?这就把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看作一条普遍的社会运行法则，比董仲舒更为深入。与董仲舒相比,刘向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现象?。不过,他却得出了灾异泛化的消极认识。他提出：“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因而上疏元帝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虽有天命依德而转的思想，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主旨。但到刘向那里,却发生了变化，天命随德转移显然成为他的天命灾异观的重要旨趣，客观上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我们对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再受命”思潮和“汉家尧后”理论构想，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刘向等人尽管提出要通三统与天命转移而传国，但他们只是强调帝王个体的转移或传递,即刘姓帝王禅让他姓帝王，并没有要求秦汉大一统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说，天命所移的是宗统,而不是治统。这在客观上对东汉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 ”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圻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機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③。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 C?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人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的错误认识。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⑤。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人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可以说,董仲舒运用春秋公羊学，结合汉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对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司马迁则运用史学方法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体现出形而下的历史意识与实录精神。同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是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史官责任的双重体现，这在?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对社会历史变动所作的解释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更为具体。正如学者所言：“道德家、哲学家多先以一固定价值标准去选择历史；而伟大史学家的心灵，则系以历史的自身，为价值的基点,在此一基点上进一步作‘兴坏之端’的探求判断。”⑦东汉史学家班固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说，并进一步发挥了刘歆的五德终始相生说,对“汉承务运”作了更丰富的阐释，突出刘氏汉政权在宗法圣统方面的合法性。《汉书?高祖纪》赞曰:“由是推之,汉承亮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上显然要逊色得多，但这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整个《汉书》中,班固依然遵循“原始察终”这一史学方法，更为理性地考察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有些认识是在司马迁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人。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但他去掉了《史记?天官书》中“必贵三五”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理性。对汉兴之原因,他明确指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这更加接近历史变动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荀悦以一个史学家的意识和身份,对天人关系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及方式有自觉的认识，即“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②,这是他的历史理论总纲，也是《汉纪》史论的主旨。“通于天人之理”就是要继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一史学任务,批判地总结以往的天人关系论,提出自己的天人之道。

对于以往的天人关系学说，荀悦进行了总结：“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人共事而同业”。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天命论者、无天命论者’还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都是没有通古今、察终始而得出来的表面性结论，“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③。于是他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天人三势说”。所谓“天人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而“凡此三势，物无不然”。④无论是性命之理、教化之理，还是天人之道’都概莫能外。这个理论概括至少可以让人们在无所适从的困惑中理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说荀悦在天人之间左右摇摆，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敏锐眼光和异端精神，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天人关系上没有理论建树，不能说他的思考没有社会意义。从理论上讲,荀悦丰富了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为人们进行继续的探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的理论构架是独树一帜的,显示了古人在历史动因认识方面具有的抽象能力。从实践上看，他的论说对于人们认清自身能力,积极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徵励，对执政者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四、“元气物质论”下的“究天人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