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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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

提高辨别是非能力及用法律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本框内容是第六课思想教育的落脚点和归宿，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有针对性的进行讲述，或者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与问题，通过与学生一起讨论，甚至辩论，共同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使学生充分认识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引导学生珍惜和运用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教学建议

重点、难点与疑点分析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是本框的教学重点。因为它是第六课思想教育的落脚点和归宿。对未成年人的各种保护只是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必要条件，而真正要使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还需要未成年人自身的大力配合。

教法建议

本框从三个方面简要阐述了如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第一、要依法自律；第二、要正确对待父母和学校的教育；第三、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讲“第一”时，教师可以直接引用法律原文，还可以综合其他相关要求进行讲授。接下来，教师在讲后两部分内容时，可以精选几个案例或者由学生提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烦恼或疑问，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行自我教育，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在此教师还可以组织一场辩论会或演讲会。

教学设计示例

提问：前面三节课都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哪些内容？

归纳：

--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

下面看一个案例：

投影："14岁的北京少女马某，在观看流星雨的夜晚，被丧尽天良的狡猾歹徒凶残地杀害了"。

讨论一：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归纳：--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只是家庭、学校、社会及司法机关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自己长本事，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地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侵权侵害，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接下来就来讲：

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板书）

1、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必要性（板书）

讨论二：题目--未成年的中学生怎样做才能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要求：

（1）学生以行政小组为单位按题目进行讨论；

（2）时间为15分钟；

（3）每组推选一名学生代表本组将讨论结果公布出来；

（4）其他组可以补充或发表不同意见。

讨论过程（略）

最后由老师进行归纳总结，除了点明教材中的三个方面外，还要将学生讨论的结果总结归纳进去。

2、如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板书）

下课之前，教师布置关于"正确对待家长的正确教育"辩论会的工作。

教学手段：

1、教学时间和教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小栏目、文字资料及教师自己、学生搜集到的资料、案例，解决本框教学的重点、难点。

2、可以利用投影片、实物投影、电视录像及影视作品或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各知识点。

3、条件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及互联网技术，开展多种方式的教学。

探究活动

题目：关于“正确对待家长的正确教育”的辩论会

（一）活动目标：

1、使学生从不同角度明确掌握教材中的知识点。

2、培养学生明辨是非、明确表达观点及雄辩的能力。

3、提高学生搜集、组织资料及表达能力。

（二）教学步骤：

1、教师对辩论会的题目、要求做详尽解释。

2、学生自愿及老师建议相结合全班组成正方、反方两大阵营。

3、由学生进行准备，教师进行相应的指导

4、组织辩论会。

5、进行最佳辩手、优秀参与奖及优胜奖等评比。

（三）对教师的建议

教师在组织学生的活动时，要针对本地特点及学生的特点来进行，不要只追求活动的数量表面上的热闹、轰动，最主要的是要使活动与教学紧密相连，活动在精而不在多。

（四）评价重点

1、学生的参与程度，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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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法律援助纳入平安社区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作用。

二、目标任务

1、通过开展“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在未成年人当中开展法律援助知识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能力；

2、通过开展“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扩大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提高家庭特别是新市民家庭，维护未成年人、维护新市民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3、整合资源为未成年人以及新市民提供优质、高效、准确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凡无经济能力的新市民家庭，在遇到涉法案件时，欲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可由区法律援助中心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三、活动内容：

1、开展送书籍、送法律、送服务的“三送”活动，把法律援助知识和法律服务送到未成年人身边；

2、组织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突出的优秀律师事务所担任学校及新市民家庭的法律顾问；

3、面向社会公布未成年人维权热线，扩大未成年人维权途径；

4、开展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制讲堂、法律授课等专题讲座，提高维护未成年人、维护新市民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

5、各中、小学校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维权联络站”，由负责未成年维权的团（队）负责人担任联络员，经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后，负责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的宣传咨询、协调、服务工作。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大宣传。要充分认识“新希望法律援助关爱行动”重要意义，各相关单位、部门要结合“六五”普法，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及《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工作，使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维权保护工作；

（二）深入了解，增强实效。深入学校、深入新市民家庭，了解未成年人及新市民的实际需要，结合当前未成年人维权工作实际，搞好法律宣传和咨询，帮助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开展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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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收容教养 主要问题 改革建议

一、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对于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收容教养的理念虽非我国独创，但收容教养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却是我国所特有的对未成年人进行收容、集中管理的制度。但现行的收容教养制度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够系统，对收容教养的理论和实践认识不能够统一，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收容教养工作的展开，因此，从立法角度上讲，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已刻不容缓。

（一）收容教养相关概念

根据《刑法》的规定，对那些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而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学术界对其定义众说纷纭。收容教养，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处罚，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直接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所以基于人权的考虑，其实施标准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界定。从字面上可以看出，收容和教养，分别意味着将对象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场所进行管理，并且对其进行矫正和教育。

收容教养的对象，在1993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安部关于对不满十四岁的少年犯罪人员收容教养问题的通知》中得以统一，其中明确规定了，《刑法》中“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既包括已满16周岁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但不予刑事处罚的人，也包括未满14周岁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目前司法实践中，收容教养的实施对象的年龄范围主要是在14周岁至16周岁。

（二）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发展状况

最初，我国并没有关于收容教养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加快，使其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在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多个部门联合的《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续和清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中，国家第一次提出了“收容教养”的概念，在该通知中规定：如其犯罪程度尚不够负刑事责任的，则应对有家庭监护的应即释放，交其家庭管理教育，对无家可归的，则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教养。”当时提出的收容教养概念，主要是针对那些十三至十八周岁之间、犯罪程度不足以负刑事责任并且无家可归、无人管制的少年犯和刑期已满但未满十八周岁并且无家可归无所事事的少年犯，并对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救济措施，相对于目前的收容教养制度而言，惩戒性太弱，已跟不上实践的要求。

之后，1979年《刑法》首次从法律上确立了收容教养制度，但是对该制度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比如适用条件、执行机构以及执行期限等问题，大多过于原则，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一些部委也陆陆续续了对收容教养的有关规定，但大多数只是一些政策性文件而已。同时，这一系列的规章之间也呈现零散且相互抵触，不系统等问题。现在看来，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很大层面上还处于非正式的状态。长期的理论期待与现实操作的不匹配，使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地。那么，作为一项长期剥夺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收容教养应当在正式的法律而不是一般的非规范性文件中运行，这样才更合乎法理。

从“李某某打人事件”来看，在事情发生后，未经审判就被公安机关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决定收容教养一年。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剥夺了一年的人身自由，这样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颇有顺应民意之嫌。

此事件一出，关于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和权益保护等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外，更是将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由行政机关中国的公安部门“定夺”未成年人犯罪与否，并有权决定剥夺其人身自由数月、一年，甚至是数年的体制性弊端再次显现，这种使公安机关各种权力集一身的制度必须改革。如此这般制度，使得未成年人案件不得进入正当的司法程序，未成年人得不到法院审判以及不服审判上诉的权利，还有得不到律师的辩护，极其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失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二、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法律问题分析

收容教养，无论是从其本质上还是从我国最初有关收容教养立法的初衷来看，都是为了社会秩序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但是，随着建国之后相关收容教养的政策性文件的出台，明显削弱了其社会救济性，逐步具有明显的惩戒处分性质，已悄然偏离了原来救济为主的轨道。

（一）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立法现状

纵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关于收容教养制度的立法并不完善，可以说比较零散，有些甚至互相抵触。建国以来，我国出台了一些关于收容教养的政策性文件。随后，公安部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涉及收容教养的文件，这些文件大多颁布于不同历史时期，也难免造成文件之间的相互矛盾。例如：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之时，第三十九条重申了关于收容教养的规定，“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1997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仍予以保留，只是将原先条款中的“因不满十六岁不处罚的”修改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如此，一是明确了“不满十六岁”不包括虚岁，仅指“不满十六周岁”；二是明确了“不处罚”不包括行政处罚，仅是“不予刑事处罚”，但与此同时关于收容教养的性质、期限、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等重大问题仍未作出进步的规定。

目前，我国司法部制定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和收容教养的规章制度在效力上并没有行政法规高。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和矫正教育工作并不是仅仅依靠各种规章制度就可以做好的，该项工作涉及到社会各界多个部门，需要政府多个部门如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家庭、学校、居委会等等共同参与和互相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确保未成年人走上正途。

目前来说，《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定以及配套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从而影响了收容教养制度正确而有效的实施。

（二）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问题

自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对少年儿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联合通知》第一次提出“收容教养”，尤其是1979年《刑法》首次从法律上确立了收容教养制度以来，除了在《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几条原则体现外，零零散散分布在一些司法部的规范性文件中，这些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后的教育，收容教养制度的规定是过于笼统，原则化且不够全面的，长此以往，极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权合法益保护和健康成长。

从其适用条件来看，《刑法》第17条第4款“必要的时候”一词过于笼统，不够明确，使得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过大。这样弹性太大，不利于执法的严肃性。在李某某案件中，许多人会认为是其父著名歌唱家的名气“害”了李某，一般来说，这种情形都不会收容教养，而是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另外，前文提到过，收容教养的对象究竟是13周岁还是14周岁以上，各种说法看出相应的法律规定还是相当地模糊。

从其执行方式来看，作为行政处罚，收容教养最低一年、最高四年的严惩力度与其收容教养的性质极其不符，剥夺自由程度丝毫不亚于《刑法》中对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同时，收容教养的方式也颇为单一，更多地是剥夺了未成年人的自由，增加了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难度，这也是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相悖的，缺乏有效的替代措施，阻碍了教养目的的实现。不如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开放的、社会化的矫正措施，使其在感化教育中潜移默化地改过自新。从国外关于少年违法行为的立法及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在不断丰富收容教养的实施方式，倾向于采取多种形式的非监禁措施，以凸显收容教养中的教养理念，增强教养制度的积极效应。

从其司法程序来看，现有的收容教养制度可以说是没有正当司法程序，一般由公安机关单方面作出决定。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对人身自由各种性质的剥夺，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其他案件，都得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来裁判。以此为鉴，收容教养的适用程序就必须改革，否则便会出现与初衷相悖的现象，本着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思想，结果却使得这些弱势群体失去了话语权，即监护人公开庭审和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等等权利，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我们知道，收容教养的对象是低龄的未成年人，作为维权意识和能力普遍缺乏的弱势群体而言，必须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诚然，司法保护便是对未成年人实施保护的重要方面。作为一项面对未成年人的制度，现行的收容教养制度是远远不能适应保护未成年人要求的，必须结合现实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三、改革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对策建议

由上所述可见，现行的关于收容教养的法律法规制度已经与社会现实明显不符，明显跟不上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已经不能起到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障社会安全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因此，改革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已经刻不容缓。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制度，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国外经验，使未成年人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现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明确适用对象和条件

收容教养的适用对象应当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犯刑法十七条第二款之罪，应负刑事责任，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或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二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实施刑法十七条第二款以外的其他犯罪，情节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三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实施刑法十七条第二款犯罪行为的。对不满12周岁的少年儿童，不论实施了何种犯罪行为，均不得决定收容教养，但是应当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

至于，对“在必要的时候”作出限定，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如果自由裁量性太大，同样会导致徇私枉法的现象，而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来说却十分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教育，尤其是要做好管理和教育计划并严格遵照计划实施，学校、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公安部门则负起监督执行的义务，定期不定期进行检查汇报。在一定的时间内，如果未成年人不能遵纪守法，家长、监护人或者监督执行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政府收容教养的书面申请，这种做法似乎更符合立法的精神，同时也更能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有所帮助。

（二）调整执行方式和场所

一方面，实施教养场所的多元化和开放化。被收容教养的对象是一些曾有过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他们年龄偏小、涉世未深，是社会上需要特殊保护的孩子，他们与真正的犯罪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只要进行关爱和教育就可以走上正途。矫正不是处罚，收容教养的场所原先设在监狱，后来变为劳动教养场所，这种脱离家庭和社区联系的所谓强制措施，不符合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也未必有良好的矫正效果。将一定范围的社区矫正与专业机构看护结合起来，作为收容教养社区的有效补充，既丰富了收容教养执行场所的设置，也可以缓解建设大型收容教养社区的压力。

另一方面，打破传统的执行方式，过于单一且带有浓厚惩罚色彩的方法，终将严重削弱教养的救济本意。在我国香港地区，他们推出了“社区为本”的自新计划，其中包括“感化令”、“社会服务令”和“社区志愿服务计划”等。实践证明在1995年至1998年3年中接受社区服务的犯罪青少年再犯率在828人中只有31人，占3.7%，成效颇为显著。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类似制度的经验，实施思想矫正、心理辅导、养成训练、文化补习和技能培训等，真正意义上感化曾经有过错的未成年人，使其健康成长。

（三）规范司法程序和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力主废除劳教制度，他认为，劳教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司法程序外的社会控制手段，行政权被用来高效率地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是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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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认识，建机制，落实维权措施

该院从组织干警重点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入手，不断深化认识，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了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长效工作机制。一是领导议事机制。将维权工作列入了党组重要议事日程，于1996年成立了维权工作办公室，对如何全方位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定期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二是目标考核机制。他们把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工作纳入目标岗位责任制，明确各业务部门开展这项工作的目标和责任，对完成任务情况，进行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并建立了相应的考核奖惩制度。三是案件审查机制。由批捕、、监所抽调政治业务素质好，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干警组成未成年犯罪检察室，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认真审查，专题研究办理，把教育转化工作融入到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四是监督制约机制。建立错案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对于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若出现错捕或质量不高案件，从重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各项工作机制的建立保障了各项维权措施的落实，有力地推动了维权工作的健康开展。

二、抓制度，促提高，规范维权行为

为进一步深化维权工作，规范维权行为，该院先后制定了十项制度、五个规定和一个实施意见，并总结推行了维权工作“九法”。“十项制度”分别是：《维权办公室职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方针》、《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须知》、《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原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重点》、《侵害青少年犯罪案件登记表》、《审查批捕青少年犯罪案件登记表》、《审查不批捕青少年犯罪案件登记表》、《犯罪青少年跟踪教育卡》、《预防青少年犯罪活动卡》十项制度。“五个规定和一个实施意见”分别是：《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行规定（试行）》、《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暂行规定（试行）》、《关于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常见十种罪名的证据规格和受案标准的暂行规定（试行）》、《关于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批捕条件和质量标准暂行规定（试行）》、《关于实行“两个延伸”、“两个文书”、“两个跟踪”的规定（试行）》和《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案件审查方式、审讯方法的实施意见（试行）》。维权工作“九法”：即健全机制法、规范制度法、特殊审查法、讯教结合法、强化监督法、重点帮教法、共建创安法、联动预防法、热线扶助法。维权工作“九法”已于2000年被省院在全省推广。十项制度、五个规定和一个实施意见及维权工作“九法”的有效执行，使审查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更具操作性，维权工作更加有章可循，从而使我院的维权工作纳入了长效化、规范化轨道。

三、抓教育，促延伸，维权工作全面上水平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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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童工 文艺业童工 最低就业年龄

根据原劳动部《关于界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艺徒概念的通知》，"文艺工作者系指专门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员"。当今社会，在各种戏班、杂技团、剧院等演出团体和电影、电视制作公司中，都招用有大量专门进行表演的"小演员"、"小童星"。这些儿童的劳动权益应当如何保护？域外有没有可以参考借鉴的立法例？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综述

我国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批准了《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138号公约）和《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公约》（182号公约）。这两个公约都是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童工问题的核心劳工标准。

学界对这两个公约的研究成果丰富，其中很多学者都是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内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有学者认为，总体上来看，在四大核心劳工问题中，童工问题是我国解决的最好的一个[1]。多数学者都将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使用童工的问题视为我国保护童工权益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首先，大多数学者认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使用儿童，构成劳工标准所说的雇佣童工，有学者指出童工并不限于在工厂里做工的未成年人，"只要利用儿童进行各种经营事业，并且因此而损害了他们的健康"，都应视为使用童工，受到法律的禁止[2]。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劳动法》第15条的规定，直接与第138号公约关于"任何情况下许可就业的最低年龄都不得低于15周岁"的规定相冲突。

对于是否应当保留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使用童工的特别规定的问题，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中网开一面的做法对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和接受合格的义务教育十分不利，与国际上保护儿童权益的发展潮流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应当履行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的规定，废止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使用童工的特权。

但是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体育事业中使用未成年人涉及体育举国体制、金牌政治和体育运动学校系统的问题，本文暂不涉及，但在演艺行业存在对未成年人文艺工作者的客观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文艺表演中使用未成年人并不一定就违反第138号公约的强制规定。我国《劳动法》将劳动者最低就业年龄规定为16周岁，本来就高于第138号公约设定的15岁的标准。况且公约也允许缔约国法律允许雇用13到15 岁的未成年从事大致不会危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或发育，不会妨碍获得教育的轻工作。也就是说，允许使用13到16岁的未成年人从事文艺表演业，是不违反第138号公约的。

二、我国法律对文艺业童工的劳动权益的特殊保护

我国对于文艺单位招用童工的特别规定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中。

首先是《劳动法》第15条作了最基本的原则性规定，规定文艺单位招用未成年人要经过特别审批，并强调保障其义务教育。国务院制定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13条进一步规定文艺单位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经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原劳动部《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第9条规定确需招用未满16周岁的文艺工作者的，必须向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未成年工须持《未成年工登记证》上岗。

此外，原广电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在一些文件中对未成年人参与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参演影视剧做出一些特别规定，包括防止成人化倾向、避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学习生活、禁止有未成年在场的吸烟场景和禁止未成年人吸烟镜头等。这些规定也侧面对文艺单位儿童演员作出了特殊保护。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法规缺乏关于限制童工夜间工作时间的规定，对从事文艺表演的儿童可以从事何种内容与类型的表演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三、文艺业童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的域外立法例

为了解决未成年人保护与文艺事业对未成年文艺工作者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其劳动基准法律中，对表演业、广告业使用童工做出了一些的特别规定。经笔者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准予从事文艺业的最低就业年龄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允许在文艺表演行业中使用童工，有的国家设定较低的准予从事文艺业的最低就业年龄，也有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使用各年龄段的儿童。

例如，日本《劳动基准法》第56条规定的准许就业最低年龄为15岁，但同时规定经行政官厅特许，电影片制作、放映电影、剧场和其它演出事业可以使用满12岁以上的儿童从事修学时间以外的工作，而且电影和戏剧表演事业还可雇用未满12岁的儿童。与之相类似，德国的《青少年雇佣保护法》规定原则上禁止雇佣未满15周岁的儿童或接受全日制义务教育的少年，但第6条规定经过官方例外批准，准许使用6周岁以上的儿童在特定时间段中从事戏剧演出，在音乐演出、宣传活动、无线节目、影音制品的录制和电影拍摄和摄影中，准许在特定时间段内使用3至6岁的儿童，但是禁止招用3岁以下儿童。

总体而言，各国法律一般不禁止在文艺表演使用童工，但是设定一定的审批手续，并强调不影响儿童健康和接受教育。仅在这一点上，与我国《劳动法》的规定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也有许多国家，如上文所述的德国，对文艺业准予使用童工设定一个年龄下限，以保护年龄较小的儿童。

（二）工作时间与夜间工作

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很多国家都对文艺表演中童工的工作时间和夜间工作做出特别规定。例如日本《劳动基准法》第60条规定，年龄在12至15周岁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7小时，每周不超过42小时。第62条规定，对于电影和戏剧表演事业雇用的未满12岁的儿童，雇主不得使其在晚上20点到次日5点工作，对于12至18周岁的未成年工，禁止安排夜间工作的时间段为晚上21点到次日6点。德国《青少年雇佣保护法》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工作时间做了不同的规定。该法第6条规定：6周岁以上的儿童在戏剧演出中从每日不超过4小时，且夜间23点到次日10点不得安排工作；在音乐演出、宣传活动、无线节目、影音制品的录制和电影拍摄和摄影中，3周岁到6周岁的儿童每天从8点到17点准许工作但每天不超过2小时，6周岁以上的儿童每天从8点到22点准许工作但每天不超过3小时[3]。也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针对文艺表演业童工的工作时间做出特别工作，但是有对童工工作时间的一般性规定，而且遵照国际劳工组织第90号和第79号公约规定禁止儿童夜间工作。

我国法律则基本没有关于未成年人工作时间的规定，也没有明文禁止儿童夜间工作，这是我国立法的一大漏洞。

（三）限制使用儿童的表演形式

文艺表演大多数情况下对儿童都是安全、无害的，但是有少部分，如高危杂技、动作戏则是有可能严重危害儿童安全和健康。所以很多国家的法律都禁止在特定表演中使用儿童。例如日本《年幼者劳动基准规则》第9条专门规定，"以娱乐公众为目的的马戏或者惊险杂技"和"挨家挨户的或当街的演技性业务"不得使用童工[4]。《法国劳动法典》第L211-11条也规定禁止让未满13岁的儿童从事有危险的、需要强体力的杂耍表演，或进行肢体柔折练习，或者交付对其生命、健康或精神道德有危险的工作，且除父母本人外不得使用未满16岁儿童参加杂技、马戏的节目表演[5]。

相较而言，我国基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在实践中，儿童经常被安排从事肢体柔折、高空惊险类杂技表演，或进行动作类、爆炸场面的表演，儿童在高难高危杂技中受伤，却无法获得任何工伤待遇的事件并不少见。这些表演，毫无疑问应当作为一种恶劣的用工形式被禁止。但是很遗憾，我国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童工的保护总体上比较健全，有系统性的法律和完善的制度进行调整。这些制度包括聘用童工的行政审批制度，家长（或监护人、保护人）的同意与解除劳动合同权制度（如日本《劳动基准法》第58条规定家长认为合同对未成年工不利时有权取消合同），限制童工工作时间，禁止夜间工作，禁止最恶劣用工形式，强制体格检查制度，保证儿童接受教育优先的制度（如我国台湾地区《劳动基准法》将是否准许儿童就业与其是否国民中学毕业挂钩的规定[6]）等等。本文论述的只是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对文艺演出业童工进行特别保护的措施。而我国保护童工的法律本就很不健全，而文艺业童工的问题也就显得尤为突出。

四、对完善我国保护文艺业从业童工的立法的建议

（一）完善童工工作时间与夜间工作的特别规定

未成年人在体能、体力上要弱于成年人，同时其主要精力还要用于接受教育，所以为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必要限制未成年人劳动时间。各国法律规定的未成年工特别是儿童的法定日最高工作时间普遍低于成年员工。出于同样的原因，各国法律普遍禁止童工夜间工作。国际劳工组织第79号公约也规定，14至18岁未成年人，不得在晚上10时至次日6时工作，未满14岁儿童和14岁以上仍需受全日制义务教育的儿童不得在晚上8时至次日8时工作。

但是，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工作时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禁止童工夜间工作的明文规定，实践中只能同等适用成年人员工的规定。表演、演出业很多时候无法实现早九晚五的标准工时制，也就意味着从业的儿童只能适用非标准工时。如果再没有禁止夜间工作，对保护包括文艺业从业儿童在内的未成年工的劳动权益是十分不利的。所以我国必须尽快制定相关立法。

（二）禁止在文艺业部分恶劣用工形式中使用儿童

很多高空惊险类和训兽类杂技表演，表演中风险极高；身体揉折类杂技，练习过程极为痛苦，对表演者未来身体健康也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在这两类杂技表演中使用儿童，有可能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而在影视剧、电影、舞台剧表演中，一些动作、战争、血腥、场景，有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在上述几种文艺表演中使用儿童，严重威胁儿童的身心健康，足以构成一种恶劣的用工形式。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相应的规则，禁止在这些表演中使用儿童。

（三）督促文艺表演业制定相应行业规范，实现行业自律

在西方发达国家，文艺表演业的行业自律是一种保护从业儿童的重要手段。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娱乐行业协会（AEIA）制定的《儿童工作准则》。这一行业自律规则极为专业且内容极尽详细，包括雇主为儿童保存工作记录、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儿童食物饮品与盥洗设施、儿童得与父母随时联系以及幼童配备专职保育人员等等[7]。这种行规自律，能补充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且更为专业。我国有必要学习这种先进经验，由政府督促行业、企业制定行业规范，实现行业自律，进一步保护从业儿童。

参考文献：

[1]王天林.我国现行劳动法制的反思与完善--基于国际劳工标准的比较与评析[J].山东大学法学评论，2009（8）：138.

[2]周.我国劳动立法与基本国际劳工标准的比较[J].中国劳动，2004（5）：25.

[3]孙云晓、张美英.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德国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72.

[4]孙云晓、张美英.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日本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27.

[5]罗结珍译.法国劳动法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134.

[6]薛爽.台湾"劳动基准法"述评[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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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总结一

我们学校本着以人为本，体现欢乐童年的主题，以真正把六一节还给儿童，让儿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为出发点，组织全体少先队员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健康，既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又起到了教育作用，受到了广大家长的一致称赞。现将我校系列活动开展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领导重视，精心组织。

我校领导高度重视庆六、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情况，多次开会研究制定活动方案，围绕活动主题，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地制定了整个活动计划。并将筹备工作落实到人头，形成人人参与的局面。在活动期间，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扩大宣传声势和影响，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对活动的支持和参与，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加大本次活动的宣传力度，使这次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全体少先队员的热烈欢迎。

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今年，我们在总结历年庆六、一系列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保留了效果较好、深受小朋友欢迎的传统项目，并注意充实新内容，拓展新形式。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往年，既有全校举办的小红花艺术节暨庆六、一大型文艺演出、我的爸爸妈妈演讲比赛、书画大赛、写字比赛、争创文明城市征文活动;也有各中队自行开展的经典诗文诵读、知识竞赛、才艺展示等;还有同学们自己设计制作的手抄报、黑板报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

三、宣教结合，重视维权。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校一方面利用校园广播、手抄报、黑板报等形式加大《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保护儿童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倡导儿童优先、尊重儿童、支持儿童的意识，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强的社会保障;一方面面向家庭，利用家长学校宣传科学的教育方法和家庭教育观念，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人观，从而达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关心孩子、爱护孩子的目的，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广泛发动，爱心献儿童。

六一儿童节前夕，学校本着为儿童办好事、办实事的原则，号召广大干部教师与贫困儿童手拉手，结成帮扶对子，以各种形式帮助家庭贫困的儿童，将片片爱心献给了学生。广大同学也积极响应号召，纷纷捐款帮助贫困的小伙伴，学校共收到学生捐款元。以此为契机，学校设立了助学基金，长年接受来自社会、师生的捐助，达到长期资助贫困学生的目的。

可以说，今年的六、一，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同学们脸上洋溢着灿烂、幸福的笑容。系列活动从研究决策到准备到活动过程，都是以孩子意见为主，广大辅导员老师给予指导，总的活动体现了在活动中成长，体验成功的快乐的宗旨，让同学们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真正做到了让每个学生拥有的钥匙。

201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总结二

为了让社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使少年儿童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社区妇联按照市、区、街道妇儿工委的要求，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现将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有利于儿童成长的社会氛围。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社区妇联抓住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有利时机，结合529计划生育协会成立34周年，充分发挥维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利用板报、宣传栏等形式加大《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保护儿童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倡导儿童优先、尊重儿童、支持儿童的意识，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强的社会保障。发放计生宣传小知识册，使社区青少年、广大育龄群众和外来流动人口都能了解计生知识，尽可能的扩大宣传面。

二、认真组织开展慰问活动。

为让流动儿童、特困家庭儿童、单亲家庭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困境儿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过一个难忘、快乐的节日，社区妇联分别对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刘潭实验学校(小学部)、江淮中学三所辖区内的学校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困难的学生送去了价值3000余元的学习用品，并给他们每人发放了200元慰问金。通过开展慰问活动，带去了我社区对辖区内少年儿童的节日问候。

三、举办了为了宝宝的健康科学早教行动宣传活动。

社区妇联举办了为了宝宝的健康科学早教行动宣传活动，邀请了社区内0~36个月出生的婴幼儿的家长参加了活动，刘潭实验幼儿园的吴园长为我们带来了一节丰富多彩的课，此次活动的开展，使家长们更多地了解到早教的重要性和教育目的、通过与老师的交流沟通，也得到了许多教育上的理念和经验，增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此次活动为孩子与家长、家长与社区、家长与教师搭建起互动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家庭、幼儿园与社区教育一体化建设。

四、组织辖区女职工参加体检。

社区妇联联合工会为社区女职工、下属企业女职工办理了市总工会的女职工医疗互助保险，共300多人参加了保险，与市妇幼保健医院联系沟通，组织她们前往妇幼保健医院体检，受到了她们的一致好评。

六一前夕，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关注社区妇女儿童，有效促进了社区妇女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为他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201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总结三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市各级妇儿工委和成员单位上下同心协力，以加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为主线，以为国教子，以德育人为主题，突出为儿童健康成长办实事、办好事，开展了生动活泼、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活动，使全市少年儿童度过了一个快乐、健康、有意义的节日。

一、加大宣传，努力营造儿童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

5月13日，市妇儿工委召开了专题会议，下发了《关于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妇儿工委和成员单位结合各单位实际开展六一庆祝活动，在全市营造了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氛围。我市妇儿工委成员单位领导非常重视，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刊、宣传资料等形式加大《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保护儿童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倡导儿童优先、尊重儿童、支持儿童的意识，大力推广各单位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创新经验，开展聚焦宣传，努力营造儿童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各中小学校、幼儿园通过横幅、标语、板报等方式进行宣传，烘托浓烈的节日气氛，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强的社会保障。市妇联为了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感受生活，从耳闻目染中学到课堂中无法汲取的知识，得到做人的教育和启发。一方面面向家庭，利用家长学校宣传科学的教育方法和家庭教育观念，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人观，从而达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统一。另一方面，向孩子们广泛宣传先人、烈士及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六一前夕，组织孩子们瞻仰了东塔岭烈士陵园，聆听烈士的光辉事迹，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

二、关注儿童成长，切实为儿童办实事、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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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通知》以及省、市、区对此项工作的安排部署，切实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办决定从年7月1日至7月底，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现将此次专项行动的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专项行动内容

（一）依法领取证照的情况，包括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及生产许可、安全许可等；

（二）劳动用工的基本情况，包括招用人员的数量、来源、招用渠道等；

（三）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包括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工作时间、生产安全、职业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等；

（四）违法犯罪情况，包括拐骗农民工、使用童工、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等。

二、检查方式

各社区居委会要在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对本辖区内的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事业要逐个检查，并同时建立台账，依法纠正违法行为。各社区要对本辖区内问题较多的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三、专项行动安排

专项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是宣传动员阶段。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普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刑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知识，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要求用人单位对其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开展自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明确具体的整改方案。

二是执法检查阶段。领导负责小组及各社区负责人员，集中力量进行执法检查。实行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属地管理、落实责任，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三是总结分析阶段。各地要认真及时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特别要对重大案件的查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四、工作要求

（一）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本次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办事处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事处社保所全体同志、各社区居委会主任、西兰工商所所长、市场工商所所长、西兰派出所所长，领导下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殷同志担任，负责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的安排、落实、检查、督促工作。

为了确保工作顺利完成，实行办事处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负责同志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建立劳保所干部和社区主任与包抓单位捆绑机制，明确责任，夯实任务，严格奖罚，使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落到实处。

（二）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1、做好整治非法打击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关系到维护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关系到维护国家法制权威，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辖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把这次行动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全面做好这次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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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异地犯罪 缓刑制度 监管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是十四周岁，所以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被法院判决生效后，称为未成年犯 。就全国而言，“十五”期间，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增长12.6%，其中未成年人犯罪增长情况更加突出，5年间上涨了68%。就各大城市而言，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谋生，未成年罪犯也带有明显的外来特征。笔者分析了2007—2011年深圳市某区基层法院审理的少年案件，有两个显著特点：（1）该地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逐年增长趋势。2007—2011年案件年均增长率为18.98%。（2）该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以外来人口为主。深圳市某区法院近五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约占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98%以上。

一、中外未成年人缓刑制度比较

（一）我国关于适用缓刑的立法规定

我国刑法关于适用缓刑的规定，并未区分成年犯与未成年犯。

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性规定，《北京规则》5.1规定：“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做出的任何反应均与罪犯和违法行为的情况相称。”19.1规定：“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置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

（二）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概括

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适用，根据美国联邦司法部2001年底的统计，处以监禁刑和缓刑、假释的罪犯共有662万人，其中监狱有133万人，看守所有63万人，监禁刑的比例约占30%，而缓刑人数为393万，假释人数为73万，缓刑比例为60%，假释比例约10%。 美国以外的国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也非常高，如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韩国为45.9%、俄罗斯为44.48%。

二、未成年人异地犯罪判处缓刑后的监管困境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据统计，2001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刑法的罪犯总数为751146人，其中被判处管制的为9481人，占1.26%；缓刑使用率为14.71%。

我国少年缓刑制度存在如下不足：

1.现行缓刑法律规定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以及缓刑考察等内容并没有区别对待，因此对未成年犯缺乏适用的针对性。

2.缓刑考察理念有待转变。法国著名学者马克·安赛尔所谈到“国际刑法联盟得主要倡导者冯.李斯特曾致力于将新思想应用到法律实践中去。……为青未成年犯罪建立一种不怎么带惩罚性的特殊制度”。相比国外未成年犯缓刑等非监禁刑的规定，我国缓刑监管重“管束”轻“保护”的倾向。

3.缓刑考察主体落实情况较差。1997年的《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缓刑考察主体是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由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加以配合。法律规定的考察主体的具体人员落实不到位，致使考察工作缺乏计划性、专业性、系统性。

4.缓刑考察内容单一。缓刑犯缓刑期间缓刑考察人的确认，考察具体方式和内容，考察人和缓刑犯的权利、义务均没有相应的规定。致使未成年缓刑犯考察者的考察工作缺乏指引和规范，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救助和保护。

（二）未成年人异地犯罪判处缓刑面临的困境

由于我国正处于特殊的经济发展期间，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城市，其中外来未成年人由于职业技能的缺乏和容易受到不良诱惑等特点，往往更加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而缓刑考察主体的缺失、缓刑监管内容的不足、由此产生了未成年人异地犯罪判处缓刑面临的更加突出的困境。

深圳市某区法院2008年共判处125名未成年人缓刑，其中户籍人口1人，非户籍人口124人，对其中93名缓刑未成年犯进行了回访调查，其中联系方式中断而无法联系的有27人、占29%，通过各种渠道可以联系到的为66人、占71%，根据66份回访调查结果，返回户籍所在地接受监管的缓刑未成年犯有37人、占56%，居住在深圳某区的缓刑未成年犯有14人、占21%，没有回户籍老家也没有留在深圳宝安而前往其他地区务工就学的有15人、占23%。现行考察机制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对缓刑犯考察工作的需要，户籍当地公安机关对于流出人口无法开展监管考察工作。

三、未成年人异地犯罪判处缓刑后的矫正和监督措施

如何破解未成年人异地犯罪被判处缓刑后矫正和监督的困境，各地面临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本文通过总结深圳市某区法院对判处缓刑的外来未成年犯采取的一系列帮教、矫正措施以及实施效果的评估，试图探索破解未成年人异地犯罪判处缓刑后的矫正与监督困境的机制。深圳市某区法院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第一，义工帮教。义工在“一对一”的帮教机制中，关心少年缓刑犯的日常生活，逐步培养少年缓刑犯健康的生活态度，重新溶入社会，目前该院通过义工“一对一”帮教机制帮教的40余名少年缓刑犯，均得以回归学校或得以就业，没有一名少年缓刑犯重新犯罪。

第二，心理辅导。深圳市某区法院与区团委义工联、教育局合作，创立了心理辅导帮教机制。通过分析案情和考察被告人家庭状况、社会经历、犯罪原因及心理波动情况，发现需要心理辅导的，由法院及时联系区团委义工联或教育局指派经验丰富的心理辅导老师，在帮教环节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指导其用正确、健康的心态面对审判，认识错误，改过自新，重返社会。

第三，职业能力培训。深圳市某区法院与区职业能力开发局联合，对4名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了免费职业能力培训，使其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职业技能，重新就业；

第四，企业改造基地。根据适用缓刑的相关规定，适用缓刑必须具备监护条件，而不少外来未成年人来自偏远地区，法院往往由于缺乏监护条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而不适用缓刑，深圳市某区法院对于上述情况，与相关企业联合，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设立外来未成年人改造基地，帮助未成年犯重返社会。

第五，创新对外来未成年犯的缓刑社工帮教新模式。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如果教育家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首先就必须从一切方面了解人” 深圳市某区法院设立了外来少年缓刑犯帮教社工工作站，“工作站”按照公益普惠的原则每天定时开放，为缓刑期未成年犯及其家长提供素质拓展、家庭融合、成长辅导、家长援助、跟踪帮教、职业培训等服务，利用社工专业性、专职性、系统性的优势对外来少年缓刑犯开展各项帮扶工作。

四、破解未成年人异地犯罪判处缓刑后的监管困境

由于沿海发达城市普遍存在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建立一套破解外来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缓刑后矫正和监管困境的机制，对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少年缓刑犯缓刑考察主体

针对外来未成年犯的情况，按照三类情况予以完善缓刑考察主体。

第一类是外来未成年犯被判处缓刑后留在本地生活的，往往之前在本地居住较长时间或者有家人在当地工作的，该类人员的矫正和监督关系到当地的社会秩序，应将该类人员纳入本地社区矫正的范畴。

第二类，外来未成年犯被判处缓刑后回到原籍生活的。对于该类人员的缓刑考察人，宣判法院应当同少年缓刑犯原籍的公安机关或者社区矫正机构建立联席机制。

第三类，外来未成年犯被判处缓刑后跟着父母亲属或自行前往其他地方务工、学习等原因没有回原籍，也没有留在本地，对于该类人员的缓刑考察人，宣判法院应当与少年缓刑犯的父母签订监护协议，并将未成年缓刑犯居住的公安机关或者社区矫正机构共同开展缓刑考验工作。

对于第二类、第三类外来少年缓刑的考验工作，时常会遇见与当地公安机关或矫正机构联络不通畅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两类外来缓刑未成年犯，可以利用义工、社工、特邀陪审员开展“一对一”的跟踪帮教工作，关于这个角色，有些学者称为“考验考察人” 。

（二）完善外来少年缓刑犯考验内容和矫正方式

科学的考验内容，需要能够满足社会、受害人、未成年犯三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能对少年缓刑犯产生一定的警示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慰受害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他们重返社会的意愿，并且予以一定的帮扶，如要求少年缓刑犯对受害人赔礼道歉，少年缓刑犯遵守相应的指示性义务和禁止行规定，如社会服务令制度 ，但同时又可以享受经济援助、就业指引等帮扶项目。根据少年缓刑犯自身特点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通过了解、倾听、沟通、传授、熏陶、激励。劳动和社会实践、约束、大众传媒、药物治疗、自我矫正等方式开展矫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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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完善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宣传工作。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五五”普法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了普法责任制、普法管理网络及专职工作人员，制定了“五五”普法规划和年度普法计划，每年召开普法工作会议，“五五”普法期间，每年开展专题检查活动，年底认真分析总结经验。为保证普法工作的实施，学校聘请了泉口派出所付警官为我校法制副校长，每学期为全体师生作法制专题讲座和孩子谈心。学校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费，并落实好教职工的“五五”普法学习资料，做到人手一***册。组织全校师生认真学学习《国旗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职业常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毒教育读本》等法律知识，不断提高法制意识和法律水平。通过学习，全校师生员工依法治校、依法施教、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工作做到有计划、有总结。学习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校务公开透明度，实行规范性文件公开、设立公示栏等公开措施，大力加强普法宣传工作。

二、各项制度形成、宣传、执行到位，确保成效。

我校法制宣传教育围绕素质教育和学校中心工作来开展，突出一个“新”字，在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思维、创新理念上下工夫，增强法制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法制教育的成效。 学校通过各项制度的制定落实与反馈改进，各项工作得以进一步开展。学校制定制度内容由学校印发成册，保证教师人手一册。每学期利用行政会、教职工大会进行重温、学习与研讨，强化制度内容，保证实施的有效性。特别是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学校反复研讨修改，最后形成决议。充分发挥国旗下讲话、少先队广播站、班队活动、晨会、黑板报、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的作用，力求使全校师生员工都能做到知法、守法、护法，依法办事。

三、对教师及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为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学校一方面采取通读法律法规与专题辅导相结合，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的学习形式，利用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时间安排学法内容，保证每月集中学习2小时以上，不断提高学习效率；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分层次的法律知识教育、法制宣传日宣传教育活动，努力营造法制宣传教育的氛围。学校做到法制教育与纪律常规教育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正面引导与反面典型教育相结合，法制教育与弘扬美德相结合，依法治校与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提高了法制教育工作的实效。学校在了解并准确把握在校学生的情况的基础上，确定需帮教的对象，在掌握被帮教学生心理状态的基础上，落实行之有效的帮教与管理措施。通过党员干部、班主任、任课教师、法制辅导员、退休教师等与被帮教学生结对子，与学校签订“结对帮教协议书”，开展“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等多种形式的帮教工作，正面引导学生，防患于未然。在校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一直保持零记录。

1、立足课堂，提高法制教育的渗透性。学校把法律常识教育纳入学校日常教学内容之中，做到大纲、教材、教师、课时“四保证”，普遍开展法制教育。学校除确保班会课完成法制教材规定内容外，还充分利用主题班队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2、重点抓好青少年学生的普法教育。根据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等四部委《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重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做到普法教育计划、教师、教材、课时 “四落实”，采取多种形式，努力培养具有文化知识和法律素养的接班人。

3、学校以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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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深层是文化。在今日中国，许多人热衷于过洋节，却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屑一顾。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是以西方的观点和方法为标准。这些现象往往表现了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知，甚至存有文化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关于中西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比较思考具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所以，“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需要文化自信，中国的家庭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文化自信，因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教育。

一、当今中国家庭教育最突出的问题

坚定文化自信，不是要回避问题，而是要充满信心地去直面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当今中国家庭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家庭的脆弱、衰落甚至崩溃是最为严重的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有太多的家庭没有温暖，没有正常的生活，没有良好的关系，而当家不像家，父母不像父母，孩子就不可能像孩子。比如，902万留守儿童的家庭特别是36万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比如每年几百万离异的家庭，还有近半数家庭父教缺失等问题。

如果想把家庭教育的问题具体化，可以再来分析全国妇联2015年的第二次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研报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儿童权利公约》是儿童保护的基本法律和文件。据调查，父母认真学习过这些儿童保护法律的不足一成。父母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不具优势，坦承“孩子比我强”“孩子跟我不相上下”的超过六成。该调查同时发现，今日父母在家庭教育中面临四大困难，一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占47.4%，二是“辅导孩子学习力不从心”占40%，三是“太忙，没时间教育孩子”占37.5%，四是“不了解孩子的想法”占30.3%。据分析，农村的父母困难更多。

从以上问题和数据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启示呢？

中国家庭教育的问题根源或许可以总结为两大忽视，一是忽视家庭，二是忽视父母的教育素质。所谓忽视家庭，就是轰轰烈烈的家庭教育指导往往是把家庭变成第二课堂，把父母变成老师的助教，这是家庭教育学校化的结果。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一些政策也不利于家庭的稳固。近期上映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就是反映为了房子和生二胎而假离婚带来的真悲剧。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家庭崩溃的最大受害者是未成年人》一文，发表在《中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15）》。

所谓忽视父母的教育素质，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父母像今天这样需要学习，需要与孩子一起成长，甚至在积极接受新事物等多方面需要向孩子学习，但父母们的这种自觉学习的意识远远不够。父母靠什么教育孩子？不是靠学历、收入和社会地位，而是靠教育理念、方法和能力，这三个要素构成了父母的教育素质。显然，父母的教育素质不是先天获得的，必须依靠后天的自觉学习。因此，提高父母的教育素质就成为家庭教育指导的根本任务。

2016年11月，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等9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 年）》，部署了准确把握家庭教育核心内容、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网络、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化水平、大力拓展家庭教育新媒体服务平台、深化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加快家庭教育法制化建设等7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这为直面和解决当代中国家庭教育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和着力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优秀的家庭教育思想应当传承

《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意思就是，世界是由各国组成的，国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由人组成的。孟子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的高度重视。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总书记一席话为何激起千重浪？就是因为重视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大最持久最富有魅力的要素。

在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出版的《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一书里，作者笑思博士写道：“西方文明自始至终存在关于家庭的盲点和弱点，其中型团体文化的强大与家文化的薄弱一直互为因果，并且这种互为因果还使西方人对自己的家盲点和家弱点，迄今缺乏明确的意识、改善的动机。东亚文明家文化则很早便高度发达，使‘人家’（‘人家’在该书中常与‘神家’等并列使用，并非指‘别人’）成为秦汉式的天下政治之下，均衡地再生产着人自身及其文化的人类存在基本形式。”说得更为通俗一些：“西方人要家更多地是为了社会。孩子在家，被个人化、社会化。在家更是为了离家，生活更是为了工作，夜晚更是为了白天。对东亚人，则出外是为了家内。孩子在家，被家庭化。于是，出门更是为了回家，工作更是为了生活，白天更是为了夜晚。东西方，从这里开始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优秀的家庭教育思想应当传承呢？还是可以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句共识来说明，即出自《礼记・大学》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是富有逻辑性的，即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而能够齐家，才能够治国平天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为父母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够把家庭管理好，把孩子教育好，才能够为国家与天下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可能有人会感到疑惑，传统文化不就是旧文化吗？伟大的砸烂孔家店不是已经否定孔孟之道吗？我们难道要开历史的倒车吗？关于这一点，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郁教授的分析令人信服，他在2016年11期《博览群书》杂志发表《鲁迅：照亮民族遗产的思想者》一文认为，五四之后，《新青年》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并非民族的虚无主义，而是针对文化的凝固性发出的忧患之音。用张申府的观点说，新文化先驱者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在深层领域，乃对于文明的一次重新整理。鲁迅等人是站在世界文明的层面重新打量固有的文化遗存，就有了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境界，给千年文脉注入新鲜的血液。1934年，鲁迅在为《引玉集》写下的后记中写道：“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⒅っ魑颐遣坏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今天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吸收家庭教育的营养，依然如鲁迅所说：“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孙郁教授对此解释为：“在新文化的维度里审视固有的文明，才不至于进入封闭的循环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家庭教育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家庭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从徐少锦、陈延斌的《中国家训史》，翟博的《中国家训经典》、赵忠心的《家风正，子孙兴》等著述足以看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家规家训，如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清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为最具代表性的家训经典。在我看来，进入现代社会，1925年修订完成的《钱氏家训》是继往开来的家训典范。

二是把做人放在家庭教育的核心位置。《论语》记载道：“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诚实可信，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这番论述与其整体思想一致，即学会做人仁者爱人是第一位的，学习文化知识是第二位的。另外，在做人教育方面，还有如千古流传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流传甚广的家教故事，均可体现出育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三是追求更富有生机与灵性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绝非只有儒学，我赞同北师大陈建翔教授的观点，即博大精深的《道德经》也是伟大的教育著作。老子关于道的论述，关于水与赤子的比喻，关于不争与无为的赞美，关于强梁者不得其死的警告等等，构建了举世无双的教育理论体系，也成为家庭教育的巨大财富。

四是注重美育和文化熏陶。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并非只是《三字经》《弟子规》，也不限于四书五经，还应该包括魅力四射的文学艺术。如所说：“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很多人都有深切的体验，为什么陶醉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是震撼于屈原的《离骚》，可能是惊叹于司马迁的《史记》，可能是难忘坡的“赤壁怀古”和“明月几时有”，可能是缠绵于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即使小小儿童，也可能酷爱《西游记》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会喜欢形象优美的儿童唐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试想，做到以上四点，哪个中国家庭教育工作者不感到底气十足？哪个中国青少年心里不充满自豪？而这就是文化自信，这就是价值认同。

三、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和借鉴西方优秀的家庭教育

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的文化与教育包括家庭教育自然有许多生机勃勃的部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至少以下三个方面，西方的教育思想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一，发现童年。文艺复兴的最大贡献是人的解放，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同时发现了儿童。如卢梭早在1757年即写出震惊世界的教育经典《爱弥儿》，他说：“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实际上，直到今天，是否了解儿童，是否尊重儿童，依然是家庭教育的首要问题。也可以说，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发展儿童，是最为重要的儿童观，也是全部儿童教育的根本使命。

第二，尊重儿童的权利。尊重儿童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法律政策保障。中国1990年签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于1991年在本国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确认了儿童或未成年人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同时确立未成年人受到优先保护和特殊保护。

在尊重儿童权益方面，西方起步较早，做出许多积极的探索。我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美英主编的《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介绍了德国、挪威、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6国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其特点是规范而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更值得借鉴的是，瑞典颁布了《父亲法》，对家庭教育具有直接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三，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西方在家庭与独立两者之间更重视独立，而中国在家庭与独立之间更重视家庭。这实际上是两个极端，需要互补才能彼此受益。《家哲学》一书作者笑思博士认为，西方文化从总体来说，对个人独立性需要有很深的认识、有全力的护持、有不断的推崇，创造了各种文化条件来满足其发展与实现。比如，18岁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成为社会潮流，18岁前要有一次少带钱走远路的独立成人旅行在德国成为时尚等等。与此相反，太多中国青少年独立生活能力较差，显然与父母的溺爱和包办代替密切相关，值得反思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