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与诈骗的界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与诈骗的界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乔红霞在担任甘肃两家公司经理期间，先后以公司名义与青岛澳柯玛集团销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和协议书，为其在兰州、秦安等地区销售家电产品。

双方纠纷开始于1999年10月，澳柯玛公司因乔红霞公司拖欠货款不还，向青岛市市南区法院起诉，要求乔红霞偿还货款及利息。之后，由于管辖问题，市南区法院将此案移送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而另一边，2000年3月，乔红霞又将澳柯玛公司告上了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后者返还多付货款及扣率、返利款。乔红霞向法院出示了多份双方购销合同和协议书，2001年5月，兰州中院以此判令澳柯玛公司偿还乔红霞方1500多万元。之后，澳柯玛公司不服，上诉至甘肃省高院。当年11月，甘肃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1月，兰州中院执行判决，从澳柯玛公司账户划走930多万元还给乔红霞方，并冻结了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

不料，帮助乔红霞胜诉的几份合同和协议书，却将她带上了青岛中院的刑事审判庭。

青岛市中院在审理澳柯玛诉乔红霞公司这一经济纠纷案的过程中，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将案件移交到青岛市公安局。公安局立案侦查之后，2003年10月，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对乔红霞提起了公诉，称乔红霞采用添加的手段变造了3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书，此外，还伪造了另一份补充协议书与一份返利协议书，而乔红霞正是以这些合同与协议书为主要证据，赢得了甘肃两院的经济纠纷案并获得1500多万元的偿还款。检察院认为，应以诈骗罪追究乔红霞的刑事责任。

11月4日，乔红霞被逮捕。而青岛市公安局也在“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39万多元及美元30万元。11月1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乔红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乔红霞是否“添加变造、伪造7份合同、协议书”理所当然成了双方争辩的焦点，但是对照甘肃省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与青岛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却不难发现，甘肃两院所依据的合同和协议书却并不完全是青岛市检察院指控的这7份。而另一个庭上辩论的焦点是：如果乔红霞变造、伪造合同和协议书情况属实，是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乔红霞民事胜诉并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就同一案件事实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是违反刑法精神的。”乔红霞的辩护律师、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许兰亭律师说，“本案纯粹是一起民事纠纷案，不是刑事诈骗犯罪。”许律师认为，乔红霞是通过甘肃两级法院审判和执行以合法程序取得1500多万元的，如果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不公，应当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来纠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行追究刑事责任，把法院执行款当作赃款追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乔红霞于2002年9月3日被青岛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经青岛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在此期间的9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就“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答复（［2002］高检研发第18号），《答复》中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对此，青岛市检察院有关人士称，尽管在决定是否立案起诉乔红霞之前见到过这一答复，但由于这一答复只是由高检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并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记者为此电话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有关人士称，既然该答复是针对地方检察院有关请示而作出，有关方面应当照办。对于青岛市检察院未按《答复》中的指示办案，该人士称：“我们以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曾分别就一些地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越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案件的情况下达过相关通知。1989年公安部曾针对“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的情况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作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

篇2

经济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规定的犯罪，具体包括以下八类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经济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这个特征决定了这类犯罪所具有的复杂性及对市场经济秩序危害的严重性。经济犯罪在主体上也有显著的特点-大多数经济犯罪都可以由单位构成，经济犯罪是刑法分则中涉及单位犯罪数量最多的一类犯罪。民商事纠纷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曾被称作经济纠纷，我国司法界习惯上把单位之间发生的因违约纠纷或侵权纠纷而形成的诉讼案件称作民商事纠纷案件。从民事活动的角度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市场主体，获利是单位最主要的目的。从经济犯罪的角度来看，单位是经济犯罪的重要主体，谋取非法利益是其犯罪的最终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位在获利的目的的支配下，既有可能成为民事活动的主体，也有可能成为经济犯罪的主体。行为主体的复合性及目的的同一性决定了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必然发生交叉，这是经济犯罪案件与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最基本的连接点。

如果仅作上述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与单位有关的经济犯罪都会牵涉到民商事纠纷，然而司法实践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八类具体的经济犯罪类型中，只有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及合同诈骗罪才最有可能牵涉到民商事纠纷，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犯罪具有不同的犯罪对象，由于犯罪对象的不同而决定了某类具体的经济犯罪是否会与民商事纠纷相联系。从犯罪客体来看，经济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经济管理的制度和活动，每一类具体的经济犯罪又都有其直接客体，直接客体的差异性只能反映不同的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不同，它本身不是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发生连接的中介。而从犯罪对象来看，只有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及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才指向特定单位的财物，特定单位的财物受到侵害后，才可能引起民商事纠纷，因此犯罪对象才是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发生连接的中介。

经济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还可以是个人和单位共同犯罪。不同犯罪主体构成的经济犯罪都有可能涉及到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但考虑到司法实践已经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限定为单位，因此在实践中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连接的类型主要有四种：1、单位直接进行经济犯罪，此时单位构成犯罪，同时该单位又是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2、个人以单位以名义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单位若承担民事责任，则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3、个人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个人所在的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4、个人利用单位疏于管理的过失而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

从承担的民事责任的形式来看，在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单位的责任形式主要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在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单位的责任形式既可能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也可能是违约的民事责任，但对同一个责任主体而言，一般不发生竞合的问题。从侵权责任的责任对象（债权人）来看，因侵犯知识产权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与因金融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权利主体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权利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而后者的权利主体既可能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从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来看，因侵犯知识产权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构成犯罪的单位，因金融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有过错的金融机构，因合同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单位-或者该单位本身就构成犯罪，或者是个人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诈骗，虽然单位不构成犯罪，但如果单位在诈骗行为中有过错，则单位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

犯罪行为与民事行为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两者的法律后果也有根本的区别。在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只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而民事行为只产生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但经济犯罪行为可能同时会产生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两种法律后果都因犯罪行为而引起，其责任主体有时具有同一性，有时又会发生分离。当主体同一时，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将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基础，这种民事责任主要是侵权的民事责任；当主体发生分离时，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基础，这种民事责任主要是违约的民事责任。

二、“先刑后民”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先刑后民”是一个简略语，全称为“先刑事诉讼程序而后民事诉讼程序”，具体含义是指当一个民商事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发生牵连时，民商事纠纷案件应销案或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案件要等有关联的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恢复审理。“先刑后民”已成为法院审理与经济犯罪有关联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由于构成要件的不同，侵权的民事责任与违约的民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责任的认定的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般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虽然刑事责任的成立与否并不是侵权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刑事责任的认定以犯罪行为的成立为基础，侵权责任的确认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基础，这两者的确定虽然从诉讼程序的性质来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但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行为属性的差别（侵权行为达到刑法规定的严重程度就构成犯罪），因此刑事责任认定可以为侵权责任的确认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先刑后民”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采取“先刑后民”的诉讼顺序而是“先民后刑”或刑民同时进行，则有可能由于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在证明原则上的差异性，导致一个行为在民事程序中可能确认为不构成侵权，但在刑事程序中可能被认定为构成犯罪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条件下的“先刑后民”的程序价值在于它可以保障在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同时，不放纵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犯罪，可以做到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结合。而违约的民事责任的确认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这是由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所决定的。通常认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原则，债权人只需证明债务人存在不履行债务的事实就可以了，至于债务人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而这种证明责任对于债权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违约责任的确认并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先民后刑”或刑民诉讼程序同时进行并不会导致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的结果发生冲突，因为构成犯罪可能承担违约责任，不构成犯罪同样可能承担违约责任，反之亦然。所以，当民事责任的形式为违约的民事责任时，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并不存在紧张关系，并不需要对这两个诉讼程序预先确定一个先后顺序，否则既会影响诉讼效率，又会对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1、“先刑后民”会对民商事纠纷案件原告的诉权产生不利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民商事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民商事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驳回起诉的前提是原告不享有诉权，具体而言，这里的驳回起诉的根本原因及理由是法院认为原告不享有实体权利的请求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从程序上看，法院既然已经立案受理，就表明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是符合这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的。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随着庭审调查的深入，法院可能发现该民商事纠纷案件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下民商事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的关系？《规定》所实行的是刑事阻却民事的原则，即驳回民商事案件原告的起诉，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在这种情况下，民商事纠纷案件原告的一个符合法律要求的起诉就被强行终结了。而刑事案件侦查的结果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另一种可能性是行为人不够成经济犯罪。然而不论出现哪一种结果，在法院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立案受理在先的情况下，该行为人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实际上原告都享有实体权利的请求权。若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则该行为人可能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也可能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若行为人不构成经济犯罪，则该行为人可能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但法院无条件地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民事权益的救济途径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按照“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如果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则从理论上讲被驳回起诉的原告只能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的附带民事诉讼也仍然受到了限制，即只有当刑事责任的主体与民事责任的主体同一时，原告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才会为法院所接受，因为“尽管司法解释明确肯定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对象可以是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负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但是审判实践中，涉及犯罪人以外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或共同侵害人的民事侵权事实，因为与刑事案件无关，刑事审判程序并不关注。即使受害人对其提出请求，法院也不接受。”既然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救济，那么原告只有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当原告再次起诉时，法院如果以“一事不再理”为理由拒绝受理，则原告的诉权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如果法院再次受理该案，则一方面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相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事实上的“讼累”，增加了诉讼成本，影响了诉讼效率。

2、“先刑后民”客观上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被告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创造了条件。由于司法体制及执法环境的原因，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果不在执行程序之前就采取有效的保全措施，法院的判决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落到实处。在“先刑后民”原则的制约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通过及时起诉来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的申请，同时由于刑事案件的审结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就给债务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债务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悉数转移财产，最后原告即使胜诉，他所面对的也将可能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结果。

3、会引发法院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冲突，为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民商事纠纷）大开方便之门。根据《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确属民商事纠纷的，人民法院依法继续审理。这条规定赋予了法院预先审查的权力，法院将以预先审查的结果决定案件的性质及归属。这条规定的初衷是为了划清经济犯罪案件与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界限，防止两者发生错位而放纵犯罪或干扰正常的经济交往活动，但这种预先审查权的设立实际上是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活动设置了一个前置程序，这个前置程序是违背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制原则的，因为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分工上，是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由法院行使审判权，这三种职权是相互独立的。而预先审查权的设立，则打破了这种相对平衡，使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法院经过预先审查以后，如果法院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则法院的意见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意见取得了一致，一般不会引发冲突，但当法院审查认为确属民商事纠纷时，法院的意见就有可能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意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协调起来将具有很大的难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这种权力分工上的冲突不是权力配置本身产生的问题，协调起来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即使进行协调也可能会无果而终；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特别是在跨区域的情况下，协调机构缺位的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在坚持严肃执法这个共同的前提下，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法院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各持己见，法院对已经立案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则将其作为经济犯罪案件继续立案侦查。从事实的角度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在定性上要么构成经济犯罪，要么属于经济交往过程中正常的民事交易行为，不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但由于预先审查权的存在，使我们对这一行为的性质无法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

由于民商事纠纷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相应的预先审查权也由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来行使，然而民事审判法官很可能是民事审判方面的专家，但同时要他成为刑事方面的专家而行使预先审查权则可能有些勉为其难，因为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练掌握刑事方面的所有法律规定，他在审查时肯定会遇到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的困难；而从审查技术的角度看，刑事审查与民事审判具有很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证据的认定与事实的查明这两个方面，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练掌握刑事审查在这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由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随函移送的有关材料往往是一些初步的、并不很全面的侦查资料，这样一来民事审判法官在预先审查时就会显得更加力不从心，其结果是预先审查的准确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虽然这种结果是相对的，尚需由最终的侦查结果来决定）。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法院预先审查的意见作为是否立案侦查的依据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已构成经济犯罪而预先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则会放纵犯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经济犯罪而预先审查认为构成犯罪，则会扩大打击面，与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背离。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以法院预先审查的意见作为是否立案侦查的依据，则法院的预先审查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反而会加剧法院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权力行使方面的紧张关系，这个结果是与这一原则倡导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原因，在地方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借口而插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事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而“先刑后民”原则在客观上对这一不正常现象的愈演愈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单位之间发生正常的民商事纠纷时，若债务人被起诉至外地法院，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考虑，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往往会以该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该经济往来中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对该工作人员予以立案侦查，而其目的本身并不在于追究个人的经济犯罪（不论该个人是否真正构成犯罪），而在于立案后以该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函告已立案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法院，要求该法院撤销已经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而由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在多数情况下，受案法院出于外部社会评价及内部工作效率两方面的考虑，往往会顺水推舟，应债务人当地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要求全案移送，而将民事案件予以撤销。即使法院审查后认为不属经济犯罪案件而对该民商事纠纷案件继续进行审理，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案件，他们会以法院审查结论错误为借口继续立案侦查，这在客观上会给法院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带来重重障碍与困难，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处于被动而无可奈何的境地，最后只能勉强依据程序法的规定作出实体判决，这种实体判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委曲求全的结果。而公安机关由于有“先刑后民”的原则做保护，其插手民商事纠纷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有恃无恐。

三、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的复归

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的复归，是指在办理涉及经济犯罪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时，摒弃“先刑后民”的传统作法，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相互独立，按照谁先启动谁先进行，同时启动同时进行原则来处理。在探讨程序复归的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程序复归的情况下，程序进行的过程是否会对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前已述及，当涉及经济犯罪的民商事纠纷为侵权之诉时，一般要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因为民商事纠纷中的侵权行为的存在与否与程度大小需以刑事部分的认定结果为基础，这种程序上的先后顺序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颠倒的。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是当涉及经济犯罪的民商事纠纷为违约之诉时程序复归对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众所周知，刑事部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犯罪的认定问题，从犯罪认定的角度看，无论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或刑、民同时进行，刑事诉讼程序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刑事诉讼程序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它完全可以独立于民事诉讼程序而进行，不存在依附性，更不存在服从性。对犯罪结果认定的评价标准也是有别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这个评价标准并不会因为程序顺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受刑事诉讼程序影响的主要有诉讼主体的出庭应诉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两个方面，从诉讼主体来看，由于我们将民商事纠纷的被告特定为单位，因此，即使该被告单位涉嫌犯罪，不论单位是否正在接受审判，单位都不会发生不能出庭应诉的问题，因为单位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委托人出庭应诉；从事实认定方面来看，在违约之诉中，举证责任主要在原告方，违约事实及损害结果均由原告举证，因此，违约之诉在事实认定方面仅靠原告方的举证即可进行，而不象侵权之诉事实的认定那样有时需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若无被告举证，仅有原告举证尚不具备认定事实的基础。因此，在违约之诉中，民事诉讼程序并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民事诉讼程序可以独立地完成其所担负的职能。在民商事纠纷为违约之诉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用担心民事判决的结果与刑事判决的结果会发生冲突，因为它们之间并不象侵权之诉那样存在发生冲突的基础。这里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这种情况就是单位以合同为手段进行诈骗而成立合同诈骗罪，若先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以违约之诉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则有可能与刑事判决结果发生冲突，因为同一合同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和刑事法律后果是相互排斥的，如果合同诈骗罪成立，则受害人只能提起侵权之诉，而不能提起违约之诉。这种类型的案件需要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来进行审理。

篇3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民间借贷客观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和其它融资方式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融资相比，其存在着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的优势，较好的契合了中、小企业融资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借贷如一把双刃剑，在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风险。由于民间借贷一般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容易引发高利贷、非法集资、暴力催收等刑事犯罪，甚至引发，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为了充分发挥民间借贷融资优势，更好防范其存在的风险与隐患，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规范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

一、加强企业自身管理，增强信用观念。

目前，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多是以家庭经营、合伙经营等方式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单一，企业规模小，经营行为短期化，负债多，积累少，投资规模与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低，容易遭到市场淘汰。同时，其内部的财务管理和经营化管理不规范，调查显示，有近80%的中小企业会计报表不真实或没有会计报表，财务信息严重失实，因而其资信等级不高，银行对其缺乏足够的信心，导致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企业应进一步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尽可能的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企业管理，建立起高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及时调整企业的经营方向，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将企业的资金投向回报率、发展前景好的“朝阳”产业链；应规范自身的借贷行为，着力提高自身的信用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的信用体系建设。

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改善中小企业的贷款环境。

1、以政府为主体，建立多元化信用担保体系。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上的差别，加之中小企业存在规模小、财务管理透明度差等缺点，造成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信用水平相对较低，商业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此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就显得犹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级政府应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信用担保体系。由各级政府财政出资，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担保机构，实行市场化公开运作。同时建立互担保机构，由中小企业自愿组成，联合出资，发挥联保互保的作用，通过互担保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监督的效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2、进一步改革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帮助企业从正规渠道融资。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银行信贷融资始终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水平。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时对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符合产业升级政策的企业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应进一步修改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建立一套针对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体系。应把企业的行业发展、成长预期、管理团队、科技优势作为评估的主要因素，并以量化指标体现出来，再结合企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估企业的贷款条件，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3、合理引导规范民间借贷，允许企业间进行金融互助。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企业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进一步放宽企业间的合法的金融互助。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企业间的相互拆借是一种非法行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企业间资金的相互融通不但有利于发挥企业闲置资金的市场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对其应宜“疏”不宜“堵”的原则，通过合法的金融创新，有效发挥其融资的优势。如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融资方式（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合法来源的资金，委托业务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业务。信托贷款是指信托机构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用信托存款等自有资金对自行审定的单位和项目发放的贷款）。这样，使得在较好的规避企业间非法拆借的同时，尽可能的充分发挥企业间融资方便、快捷、高效的优势。

三、强化能动司法的理念，依法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司法机关应将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作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纠纷健康有序发展。

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的案件，依法严厉打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时处理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案件，切实维护金融秩序。注重防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社会影响大、涉及面广的财产犯罪，在办案中严格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合法融资并重。对于与民间借贷相关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其它暴力性犯罪，要依法从严惩处。对于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及时与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积极配合作好相关预案工作，切实防范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

2、依法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严格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同时注重把握国家经济政策精神，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确保案件处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于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但仍在正常经营的中、小企业借款人，在不损害出借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灵活适用诉讼保全措施，尽量使其度过暂时的债务危机。在处理因民间借贷纠纷而引发的企业破产案件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经济转型要求的负债中、小企业，只要其具有挽救价值，就积极促使其适用重整、和解程序，尽快实现企业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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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服务年”活动的目标要求

开展“服务年”活动要以增强检察机关和广大干警服务发展意识为主要教育内容，以不断健全完善检察工作服务发展措施为基本要求，以进一步提高检察工作服务发展能力为主要目标，以检察机关在服务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效果为主要检验标准，立足检察工作职能，积极为扩大内需、促进增长、调整结构以及我区“四区”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通过活动开展，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一是服务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教育活动，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广大干警的头脑，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牢固树立为市委工作重心服务的思想，切实端正执法理念，主动增强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立足本职工作，依法有效履行职责，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服务发展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是服务发展措施进一步完善。要立足于检察工作职能，紧密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通过强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等有效方法，进一步推出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际举措，进一步健全维护稳定、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工作规范，进一步调整和废止不利于发展甚至阻碍发展的工作思路和有关规定，更加充分地发挥检察工作服务发展的职能作用。

三是服务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要以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科学发展为目标，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切实找准检察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的着力点，不断提高对敌斗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打击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严格公正执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服务经济建设、促进改革发展的能力。

四是服务发展效果更加明显。要通过活动开展，切实履行好“确保一方平安”的神圣职责，人民群众安全感有所提高；充分发挥好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切实提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水平，不断提高检察工作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切实提高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水平，在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开展“服务年”活动的主要任务

活动中，要结合省、市、区政法工作会议和检察长会议的部署和要求，突出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依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打击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依法查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中的职务犯罪，推动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健康规范进行，保障我区应对金融危机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加大查处热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商业贿赂犯罪力度，集中查办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加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着力营造稳定、和谐、公平的市场环境。

二是依法保障金融、证券、保险市场安全健康稳定发展。加强对涉及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金融债权的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与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惩治和预防从业人员职务犯罪，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三是加强对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继续抓好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依法打击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渎职犯罪，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文明建设，增强__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依法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活动。积极参与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促进刑事司法与食品药品行政执法的衔接，坚决查办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五是加强对民生诉求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严肃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和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权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权利。

六是积极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依法打击制售伪劣化肥、农药、种子、饲料等生产资料和合同诈骗、强迫交易等破坏农业生产的犯罪；继续开展深入查办涉农职务犯罪工作，严肃查办农村土地、林木、水利、 交通等综合开发、补贴补偿、防灾减灾和教育、医疗、金融改革等领域的职务犯罪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失职渎职、侵犯人权的犯罪，全力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保障中央各项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和资金正确使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七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依法履行批捕、等职能，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和犯罪，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势头；加强涉检工作，继续深入开展涉检重信重访专项治理，进一步落实检察长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切实开展好检察机关下访、巡访工作，着力抓好源头治理。

八是改进执法办案方式方法。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和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权力观，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查办涉及企业、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要本着“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处理，慎重选择办案时机，讲求办案策略，及时澄清举报失实和诬告问题，加强与有关部门或企业领导的沟通，提高办案效率，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纷。

九是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要妥善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把握好宽严尺度，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案，又要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依法惩治犯罪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误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改革者。

十是慎重使用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要从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于保障员工生计、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慎重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既要防止涉案企业及其人员转移赃款、逃避制裁，又要防止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不要轻易冻结企业账号、查封企业财产，避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要快侦快结，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决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注意防止和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机械执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此项活动扎实深入地开展，成立“服务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王慧一，副组长：__海，成员：张明霞、陈洪林、焦占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焦占国（兼），办公室设在政工科，负责日常工作。各部门要把此项工作摆放在突出位置，列为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各自责任，抓好措施落实，推动“服务年”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

四、几点要求

一是认真学习，提高认识。要把“服务年”活动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增强服务发展的意识作为“两项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贯彻始终。要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讨论、巡回宣讲、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使广大干警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提高服务发展的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以身作则，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分析检查，带头整改落实。

二是强化督导，确保落实。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开展经常性的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省院已决定把“服务年”活动的效果作为目标考评的重要依据，设立专项分值，确定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各部门要结合目标推进精心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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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收账款；风险；控制

一、引言

应收账款可以被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应收账款，指公司所有的债权资产，包括对个人、公司及其它债务人，所有的货币请求权。因此广义的应收账款，又称为应收款项。至于狭义的应收账款，通常是指由于主营业务产品的销售或提供劳务，依据信用基础所发生的债权。因此，狭义的应收账款，专指因公司赊销所产生应收未收的账款。应收账款应按照扣除坏账准备后的净额入账，以便反映其净变现的价值。应收账款的功能就是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扩大销售、降低库存两方面的作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销售；同时，通过赊销把存货转化为应收账款，可以减少产成品存货，节约相关的开支，降低投资风险。但在市场经济中，应收账款管理不善也存在着种种风险和弊端，如占用流动资金，影响企业现金流入，影响企业资金周转，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夸大企业经营成果，存在潜亏风险，据统计，逾期应收账款在一年以上，追账成功率在50%以下，一旦成为坏账，将直接减少企业的盈利。 增加企业现金流出，削弱短期偿债能力。

二、应收账款形成的原因

1.内部原因

(1)赊销行为。企业为了扩大销售份额，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或为了与配套企业巩固业务渠道，获取稳定的经济收益，往往在制定本企业营销策略时，就确定了赊销的对象和数额。

(2)产品特性。由于产品本身特性使销售行为不能一次完成，必然造成应收账款的产生，如某些机器设备、建筑物、劳务和技术等在交付后需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和检验。通常买方以质保金形式扣押卖方一定比例的货款，待其使用和检验合格后再支付质保金，这时才能收回全部货款。

(3)管理上的漏洞。这是大多数企业形成应收账款的主要原因之一，体现在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在销售合同订立环节，由于对有关合同条款文字表达不清，使合同双方产生歧义；或重要概念表述不准，对对方没有约束力；或由于主要合同条款漏项、关键词语书写不规范甚至使用了错别字等，使对方有可乘之机。在产品发运过程中，所选择的运输方式、运输工具、装卸方式、装卸工具、产品包装、运输线路、发货批量、发货时间等方面一旦因自身原因发生变化或出错，与合同约定有出入，引起产品受损、费用增加、到货时间提前或延误，在没有取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纠纷，进而影响和延迟货款的结算。在产品的验收环节中，取样、化验、计量的方式和标准等方面，由于某些产品确实存在事前约定与实际操作出现误差的可能，同样也会出现产品验收纠纷，从而使货款难以及时回笼。在货款结算环节中，由于所选择的结算方式不同，货款到账的时间也不同。如商业汇票、委托收款、托收承付等结算方式，因中转环节多、变化因素多，所以货款到账的时间也较长。销售部门与财务部门沟通不够，销售与收款脱节，导致应收账款的产生。部分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失误或责任心不强，造成票据错误、丢失，致使货款不能及时收回。

2.外部原因

(1)恶意拖欠。这是造成企业应收账款大量增加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间不长，国家宏观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企业对信用作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企业的失信成本极低或根本没有，因此企业间的相互拖欠非常严重，有些企业甚至认为“欠债有理”，欠债是企业经营能力“强”的一种表现。

(2)买方市场的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供大于求时，买方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往往把延迟付款作为购买条件强加给卖方。而卖方由于处于劣势地位，没有回旋余地，不得不被动的接受。

(3)执法不严和地方保护主义。当前企业间的经济纠纷诉诸法律后，存在着一些执法部门执法不严和地方保护主义，“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比较普遍，其后果一是造成既有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二是助长了拖欠货款风气的蔓延。

(4)恶意诈骗。少数不法企业和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对企业进行诈骗。这也是部分企业形成应收账款的原因之一。

三、企业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的措施

1.加强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

(1)制定严格的信用政策。企业的信用政策是否健全以及执行是否严格，是提高应收账款投资收益的前提。 企业运用信用政策可以把应收账款控制在适当的水平，并有效地减少坏账、呆账的发生，使企业资金的回收和周转处在一个良好的轨道上。信用政策主要有确定信用条件和制定信用标准。信用条件指企业接受客户信用订单时所提出的付款要求，包括信用期间、折扣期限和现金折扣率。信用标准指顾客获得交易信用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信用标准太高，将失去部分客户，不利于市场竞争；如果信用标准太低，则会导致坏账损失风险加大和收账费用增加。

(2)建立应收账款清收责任制。对应收账款实行终身负责制和第一责任人制。谁经手的业务发生坏帐，无论责任人是否调离该公司，都要追究有关责任。同时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界定，并作为业绩总结考评依据。企业要针对应收账款管理中经常出现的状况，以制度的形式将债权责任明确下来，以规范有关人员的行为。明确划分责任范围，对公司全部的客户的欠款尽可能地落实到个人，防止责任管理流于形式。当然，对于企业内部管理来说，责、权、利是不可分的，应收账款的清收与责任人的经济利益要挂钩，目标要具体、奖罚要有力，要制订严格的资金回笼考核制度，以实际收到货款数作为赊销申报人的考核目标，这样就可使销售人员明确风险意识，加强货款的回收。

2.加强应收账款的事中控制

(1)做好基础记录，了解用户付款的及时程度，基础记录工作包括企业对用户提供的信用条件，建立信用关系的日期，用户付款的时间，目前尚欠款数额以及用户信用等级变化等，企业只有掌握这些信息，才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2)认真做好帐龄分析。通过账龄分析，企业可掌握这些信息：有多少客户在折扣期内付款；有多少客户在信用期内付款；有多少客户在信用期后付款；有多少客户拖欠付款期过长，可能成为呆帐。了解这些情况后，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企业信用对策，密切监控用户已到期债务的增减动态，及时与用户联系，提醒其尽快付款。

(3)规范会计核算工作，制定往来款项对账制度 。财务部门应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核算，在做好应收、应付款项的日常工作外，还要根据应收账款的特点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往来款项的对账制度，并要严格执行。

3.加强应收账款的事后管理

(1)确定合理的收账程序及讨债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收账政策。在回收账款前，应该拟定好收账策略，逐步进行账款的回收。尽量做到既收回账款又不影响与客户之间的关系。针对不同的客户，企业需要采取相应不同的收账政策。对于信用较差有恶意拖欠货款的客户，公司催收账款时态度要坚决。如果催收失败，可以诉诸于法律。在采取法律行动前应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如果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则不必：诉讼费用超过债务求偿额；客户抵押品折现可冲销债务；客户的债款额不大，可能使企业运行受到损害；后收回账款的可能性有限。但如客户已达到破产界限的情况，则应及时向法院，以期在破产清算时得到部分清偿。而对于信用记录一向较好的客户，公司尽量与其协商解决.

(2)定期或不定期对营销网点进行巡视监察和内部审计。防范因管理不严而出现的挪用、贪污及资金体外循环等问题降低风险。

(3)建立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制度。不管企业采用怎样严格的信用政策，只要存在着商业信用行为，坏账损失的发生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企业要遵循稳健性原则，对坏账损失的可能性预先进行估计，积极建立弥补坏账损失的准备制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收账款可以计提坏账准备金。企业要按照期末应收账款的账龄提取坏账准备，用于补偿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已无法收回的坏账损失，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四、结论

产生大额应收账款的原因首先根源于企业内部管理上存在缺陷，其次与整个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薄弱，信用缺失状况严重密不可分。要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必须增加信用管理职能，使应收账款管理科学化和系统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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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仲裁管辖权/仲裁协议/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

一、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商事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各方同意将他们之间的确定的不论是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法律关系上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一切或某些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4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影响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二、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根据仲裁制度本身特殊性和目前国际上通行做法，各国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已形成几项原则：（1）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同时又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经济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三、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现代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内容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国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2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四、管辖权的异议的确定

1.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理论，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无管辖权，自裁管辖理论已在国际国内仲裁立法中得以体现。如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8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提出一种或多种理由，而仲裁院确信存在这种协议时，仲裁院得在不影响对这种或多种理由的可接受性和实质性下决定继续仲裁。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仲裁员的管辖权应由该仲裁员本人决定。”就这一问题的合理做法是应该坚持仲裁程序对此有优先管辖权。因为如果当事人选择仲裁，而仲裁庭却不具有决定管辖权的权力，这是难以想象的。

当争议双方约定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时，其本意一般而言是将协议项下所有争议交由仲裁解决，而不是由法院决定。在无相反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协议当事人的意思是将协议项下争议的管辖权的权力赋予仲裁庭。鉴于合意因素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居主导地位，法院审查应限制在最低限度，应该尽量满足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意愿，以充分反映仲裁的契约本质，除非仲裁协议存在根本违反公共秩序的情况，否则不应干预仲裁庭的管辖权。事实上，为了保证裁决得到执行，维护仲裁的声誉和威信，促进仲裁的发展，仲裁庭也不会漠视完全无效或有根本缺陷的仲裁协议，这一点通过仲裁员选拔的严格条件已经得到有力保障。另外，实践中也出现过仲裁机构和仲裁庭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而主动中止仲裁程序的案例。按照各国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如果一方当事人率先将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仲裁，而另一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此做出裁定，另一方如果不服此裁决，可依据应当适用的法律在法定期限内向当地法院提出申诉。一些国家的法律还对此项诉讼规定了其他附加条件。例如，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32条的规定，在仲裁程序开始后，法院所受理的对仲裁庭就其管辖权所作决定的异议，必须有该方当事人与仲裁程序的所有其他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书面协议，或者经仲裁庭同意且满足法院认定的如下条件：（1）法院对此问题做出决定很可能大量地节省各方面的费用；（2）此项申请必须是毫不迟延地提出；（3）法院对此做出裁定有其充分的理由。可见，在以保守而著称的英国，对仲裁庭做出的关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其管辖权的决定提出的司法复审，有着严格的限制。此项限制说明法院对仲裁庭自裁管辖的尊重。如果仲裁庭已经就其管辖权做出决定，法院一般情况下都会支持该裁定，除非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我认为英国的做法较为可采，值得借鉴。各国普遍认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法院享有最终确认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毕竟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而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然而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任何一方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提出抗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如果说这一点值得肯定，在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阶段还要对管辖权问题再作审查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能因当事人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被重新考虑，更不能随意变更所作决定。司法程序中，许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得上诉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允许上诉只会使程序延长，甚而造成程序混乱。允许当事人任意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2.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

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因为这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就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该做法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我国仲裁法第24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这反映了希望尽快审查仲裁申请并就管辖权异议做出决定的立法初衷，正符合仲裁的效率目标。事实上，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及效力的异议多发生在仲裁庭组成之前，此时当然也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该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当然，其他情况下的异议则应由仲裁庭决定，立法上对此应予明确。

四、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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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验资制度；公司法修正；影响

一、新验资制度带来的影响

在本次修正中，现行公司法的12个条款被修改。首先，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根据其认缴的出资额来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记载事项中不再包括实收资本，公司的资金实力和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注册资本大小来。股东在其认缴范围内承担的责任跟注册资本的大小成正比。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被取消，那么旧制度中货币出资比例的限定也随之消失，技术出资或者其他可以评估的实物出资均可成为现实。从而注册一家公司也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旧制度中规定，公司设立出资需要经过注册会计师验资，这大大增加了公司设立的费用，新的验资制度取消了这一规定，这使得设立公司需要的费用基本上只有登记费用了。新的验资制度还取消了一人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大大刺激了市场，鼓励了我国公民进行创业。

（一）提高资本运营效率

工商登记制度由以前的必须先得到行政许可证，才能到工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改变成为了可以在向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许可证时，先开展一系列的企业开办筹备工作的先拿营业执照后办行政许可证模式。这大大透露出了一种对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宽以及更严格管理的一种趋势，这样更有助于进一步的激发市场的活力。为广大的创业者在创业初期节约时间，使他们直接受益。新公司法的修改，主要方向是宽进严管，高效统一便捷，其创新了公司登记的制度，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有助于促进一种公平诚信的市场之风的形成。大大增加了资本在市场中运作的效率，让创业更加简单便捷。

（二）降低公司注册门槛

以往注册一个企业，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规定，各自需要达到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然后才能拿到营业执照。这次验资制度的改变是只要根据股东之间的协议缴纳的资本就可以成立公司，降低了成立公司的门槛，有助于促进小型企业以及一些创新性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来看，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举措；从优化市场经营环境来看，是一种带来市场活力的有效途径；从促进信用体系的建设来看，能够大大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主体信用体系的完善。

（三）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在以往的实践经验中，企业往往费了很大的精力在一份验资报告上面，在会计师事务所和银行之间周旋良久，特别是变更验资的情况，所需要的程序和手续更加繁琐，牢牢限制住了企业的发展活力。并且验资报告需要请会计师事务所来提供，也会产生一笔对小企业来说不少的费用，验资制度的取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降低了企业的开办和经营成本。

二、分析新验资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公司注册和设立的门槛在修订的公司法中大大降低，从而市场主体准入管制也得以放松，越来越多的以公司法人为市场主体的公民积极投入商业活动。但是，稍不注意，《公司法修正案》也可能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认缴登记制”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也使得大量不同形式的市场主体出现，在数量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更加容易滋生一些“皮包公司”和“空壳公司”，但由于对这些公司缺乏一种有力的信用识别标志，而是完全依靠投资者自我的判断和一些极易造假的社会信用公示，可能会对企业的信用造成极大的影响，让企业自身的内部管理任务也大大加重。

（一）我国相关立法保障滞后

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整体守法的成本过高，但是相对违法的成本较低的现象，在政府监管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认缴登记的做法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违法行为。如在交易中常常出现的合同欺诈，而合同欺诈违法行为的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惩罚力度疲软，违法成本过低，合同欺诈违法行为由工商机关管辖，但工商部门权力不大，处罚力度也较小。违法情形严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才交由公安机关管辖，我国需完善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的处罚的机制和立法，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必定会使市场主体增加，而日益增加的市场主体良莠不齐，不按规定退出市场的企业也会随之增加，我国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和系统，仅仅只靠一个部门或者一项法规是难以将监管进行到位的。

（二）企业自律机制的不完善

“认缴登记制”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一个企业的内部自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存在缺陷往往会产生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公司内部纠纷，在实务中，很多公司的内部控制并不严谨，甚至出现为了应付登记注册，有的董事监事并不知道在该公司担任该职务。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制度，企业一般较重视在合同签订时对交易对象诚信方面的调查，却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门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部门、机构或人员，因此，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繁发生，因对合作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受骗上当，导致经济纠纷大量出现[1]。

（三）我国的信用体系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目前的信用系统建设还不成熟，尤其是企业的信用体系以及个人的信用体系的不完善，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如美国，他们的公司信息公开程度较高，投资者保护自我投资的途径有很多而且非常方便，并且有一些很权威的记录公司资产和信用的专门数据库，可以时刻查询公司的财务以及运营的相关情况。而由于我国的信用体系尚处在待成熟阶段，主要规避风险还需投资者和交易者自我的判断，这样大大的增加了交易的风险[2]。

三、新验资制度完善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配套立法

立法是我国建成诚信社会的基石，当注册资本制改为认缴资本制后，诚信的价值尤为重要。我们首先要加强轻罪的立法，尤其是涉及到不诚信交易行为的立法。提高社会整体的违法成本，降低整体守法成本。并将刑事立法最为最后一道保障，用来惩罚严重的欺诈行为。要明确各政府部门在市场主体和市场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和应该起到的作用，区分民事、行政和刑事违法行为的界限。各政府部门应该要联合行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制保障，完善市场准入和市场主体监管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一个透明的市场主体信息公示数据库，保障市场上的交易安全。

（二）进一步加强社会各界的监管

如果只单单完善相应的配套立法，而不加强社会各界的监管，认缴登记制度也相当于形同虚设，交易安全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严重的还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我国除了各政府部门要起到监督监管作用，还要发挥出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自律作用，加大各组织的参与度，增加它们在各自所处的行业中对该行业的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并且要积极发挥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社会信用评价机构等中介公证机构的作用，加强社会各界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监督。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

我国需进一步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构建一个权威的以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数据资源库，并以此来支撑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关系日趋复杂，因此逐渐形成了相互联结、彼此制约的信用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关系，该类信用关系得到充分发展，并具有着维系复杂的市场交换关系，以及支持并促进规范的市场秩序的功能。由此可知，信用作为市场存在的基础，重要地位可想而知。在我国验资制度改为认缴资本制后，一个完整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为其保驾护航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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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足本职工作,牢固树立“保障服务”理念

正确把握检察机关职能,不仅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服务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检察工作服务经济发展,就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为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政治保障、文化保障、和谐保障、经济秩序保障,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1.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保障,是检察机关的根本使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在不断加强,经济发展不断加快,迫切需要政治安定的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严格公正执法,依法从重从快地打击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维护国家政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2.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保障。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发展力之中,保障先进的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为经济发展指引方向、提供智力支持,更是检察机关服务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是非标准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里面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这就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要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对一切损害人们身心健康,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丑恶现象,予以坚决打击,净化环境。积极深入广泛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科学文化精神,不断地引导人们形成守法、诚信、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为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保障。

3.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和谐保障。和谐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也是新时期我们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法律本身就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和谐本身又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必然结果,法治功能、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检察机关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就是通过服务经济发展本身来完成的,其方式就是通过执法活动,来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维护良好秩序,促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通过严格公正执法,依法维护公民和各种组织的合法权益,努力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就是要在执法活动中,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党的各项刑事政策,实行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恢复性执法,全力维护社会和谐,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和谐保障。

4.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秩序保障。无规不成方圆,保障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经济发展与检察工作有着相连互动的关系,检察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需要检察机关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打击犯罪”的战略方针。检察机关在为经济服务过程中,就是要正确运用手中检察权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为重点,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依法打击危害各类经济主体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调整经济社会关系,平等保护各种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要坚定不移的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妥善处理好大案与小案的关系,加大职务犯罪的预防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大服务力度,拓宽服务领域,积极营造有利于安心经营、公平竞争和自主创新的经济秩序和法治环境。

二、立足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平等服务”理念

1.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服务。努力为国有企业改革、改制、重组等提供法律保障,促进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发展。重点查办在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职务犯罪,突出查办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的犯罪活动,加大对重大项目建设的同步监督,确保国家“扩内需、保增长”政府投资的安全和合法合规使用,严肃查处负有管理市场秩序的行政执法人员、侵害企业合法权益,危害经济发展的犯罪。从总体上增强查办职务犯罪的效果。依法打击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犯罪,重点打击借改制、破产清算之机行贿受贿、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保护国有资产安全。积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体系。发挥检察职能,开展个案预防和系统预防,增强企业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廉洁从企的自觉性。

2.为非公有制经济和企业服务。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新的强力的增长点,也是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解决就业等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是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制定检察机关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并通过狠抓落实,依法维护个体、私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中小企业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情节轻微的,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

3.为招商引资和地方企业服务。一方面,要平等对待地方企业和外来投资者,为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满意当地的法治环境,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政策的一切行为依法给予保护。在办理企业案件中,坚持不轻易查封、冻结企业账户;不轻易扣押企业财产;不轻易对涉案人员采取强制措施,避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真心实意地为地方企业和招商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对需要检察机关办理的事项,优先办理、优质办理;对涉外企业在从事产品研发、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活动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坚决防止和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公、随意执法的现象发生。最后要把党委、政府对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事事都是开放形象的要求落到实处。

三、立足发展实效,牢固树立“合理服务”理念

1.宽严相济区别对待。严厉打击侵犯企业经营者人身权利和侵犯企业及其经营者财产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依法打击金融诈骗犯罪,严厉惩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等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破坏市场秩序的经济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管理秩序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轻微的经济犯罪,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引导企业与侵害方达成和解,努力化解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减少人际摩擦,促进社会和谐。

2.认真对待企业诉求。认真对待企业的合理诉求,加大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力度。认真受理审查企业的民事行政申诉,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特别是因部门保护主义或司法腐败,致使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坚决依法抗诉。对企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民事行政案件,支持监督企业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努力维护企业利益和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坚持从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从容易发生违法违纪现象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入手,积极采取措施,着力解决执法不公正、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严格依法力案,文明办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违法采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严禁非法限制证人的人身自由或侵犯证人的其他合法权利。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严禁限制律师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

4.切实改进办案方式。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区分工作失误和渎职犯罪、正常的人际交往与行贿受贿、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确保不枉不纵。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对举报失实的,在查明事实后要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诬告陷害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实做到打击犯罪者、保护无辜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误者。切实做好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充分发挥好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作用,促进检察队伍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的转变,提高案件质量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四、立足服务效果,牢固树立“和谐服务”理念

检察机关为企业发展服务,要取得实效,必须牢固树立“和谐服务”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以提高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促进经济和谐发展。

1.正确处理好服务经济发展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服务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具体办案中,检察机关既要严格执行法律,依法办理案件,又要把执行法律和执行政策结合起来,既不能离开定法定职责去“服务”大局,也不能不顾大局单纯强调“发挥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