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筹资和债务筹资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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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转制成本

作者简介：龙卓舟（1968―），男，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南京，210046)，副教授。研究方向：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理论。

当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时，就必然面临着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问题，而能否妥善处理好转制成本问题，则直接关系到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转制的成败，事实上，时至今日，我国之所以依然不能实现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真正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没有妥善处理好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问题。

要想妥善解决好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目前我国理论界在对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误区，往往将它与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混为一谈，结果导致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被严重高估，这严重地误导了决策者们的决策，是政府至今不愿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依笔者之见，不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与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之间存在着区别，而且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内部本身也存在着转制隐性债务与一般隐性债务之间的区别。

一、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

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①发生转换是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产生的前提条件，因此，在研究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三者之间的差异之前，有必要对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进行了解。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这三种筹资模式各有优劣。

（一）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制是政府根据养老社会保险支出的需求，按照当年收支平衡的原则筹集养老社会保险资金的一种资金平衡方式，即本期养老社会保险收入仅仅满足本期养老社会保险支出的需要，本期征收，本期使用，不为以后年度的养老社会保险支出储备资金。其优点是简便易行，在计划开始时缴费率较低，随着养老社会保险支出规模的增大，可及时调高养老社会保险缴款率以保持收支平衡。而且，它也不涉及投资及投资回收问题，管理成本较低。其缺点主要是稳定性和适应性较差，尤其是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现收现付制要求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如果年度间经济波动较大，就会引起养老社会保险收入的波动，从而引发养老金支付上的危机。此外，现收现付制还要求人口变动相对稳定。现收现付制是以当期的工作人员缴纳的养老社会保障税（费）来支付当期退休人口的养老社会保险支出的，当出现人口老龄化时，就会使当期工作人口的税负过重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

（二）完全积累制

完全积累制是在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如死亡率、出生率、退休率、工资率、物价指数等）进行长期综合预测的基础上，预计养老社会保险成员在享受养老社会保险待遇期间所需开支的养老保险基金总量，然后将其按一定的比例分摊到劳动者整个就业期间，并对不断提取而已经积累起来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进行有计划的投资运营，日后再将征缴的税（费）和投资回报用于向投保人兑现当初的养老社会保险承诺的一种资金平衡方式。这种方式坚持先积累、后受益的原则，一般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劳动者就必须依法定期缴纳一定的养老社会保障税（费）。与此同时，也可能规定劳动者所在的单位或雇主也必须为其职工定期缴纳一定的养老社会保障税（费）。二者合一，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运营，形成一笔可观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待劳动者需要享受时，定期或一次性给付，受益的多少与供款的数量直接相联。其优点是能够保证养老社会保险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不会出现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的问题。并且，它还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它强调谁积累、谁受益，受益的多少取决于积累的多少；在实际操作上采用个人账户，产权界定清晰，有利于调动人们进行积累和劳动的积极性，有利于应付人口老龄化危机。缺点是这种模式要求在开办初期就实行较高的缴款率，并且运营风险较大，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难以保值增值，而且其收入再分配功能较差。

（三）部分积累制

部分积累制是根据分阶段收支平衡的原则，在测算出当年（或近几年）养老社会保险支出需求的基础上，按一个高于满足支出需求所需的缴款率收缴资金，在满足现时一定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留出一定的储备基金以满足未来支出需求的一种资金平衡方式。实际上，部分积累式是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筹资模式混合搭配而派生出来的一种筹资模式，在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形成上，一部分采取现收现付制，保证当前开支需要；另一部分采取积累制，满足将来不断增长的开支需要。它既不同于现收现付制下的无积累，也不同于完全积累制下的预留长期使用的资金，其储备基金规模比现收现付制大，比完全积累制小。这种方式兼取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两者之长，力图在资金的横向平衡②和纵向平衡③之间寻求交点。同时，由于预留了一部分积累资金，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沉重负担；又由于积累的资金规模比完全积累制小，因此，在通货膨胀中基金损失的风险也低。此外，它还可以解决现收现付制计划下缴款率随支出的增加频繁调整的问题，以及完全积累制下初期缴款负担过重的问题。

二、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转制隐性债务、转制成本三者间的差异

（一）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转制隐性债务、转制成本三者间概念上的差异

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是指一个养老金计划向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保险金的承诺，等于如果该计划在今天即终止的情况下，所有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1］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广义的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可将其称为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但若将此作为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的定义，则还不够全面，因为它仅适应于养老社会保险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但当从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转向现收现付制时，该定义则存在明显局限。因为无论是实行完全积累制还是部分积累制，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都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这意味着按世界银行定义的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有对应的实实在在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作保障，显然，这部分所谓的隐性债务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债务，当然也就谈不上隐性债务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的定义修正为“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是指：在某一时刻，假定一个养老金计划突然中止，根据该计划的承诺所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与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二者之和，与此时已积累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而笔者认为，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则是指发生在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发生转变这一特定情况下的一般隐性债务，因此，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可以定义为“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是指：当一个养老金计划的筹资模式发生改变时，根据该计划在原筹资模式下的承诺，所必须付给转制前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与在职职工在原筹资模式下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二者之和，与原筹资模式下已积累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关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它与转制隐性债务混为一谈；一种则是把它看作已到期必须支付的转制隐性债务，即所谓的显性的隐性债务。显然，这两种观点在认识上都存在误区。笔者认为，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实质上是指由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所引起的政府在养老金上的额外支出，如果转制中政府不必因转制而在养老社会保险支出上增加额外支出，那就不存在转制成本。当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时，由于完全积累制下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者必须为自己未来的养老权益积累基金，因而原现收现付制下退休工人和在职职工积累的养老金权益就无法从新实行的完全积累制中获得对应的资金支持，因而，政府就必须额外筹集资金来保证原制度下积累的养老金权益的兑现，这就增加了政府在养老金上的支出，从而成为转制成本。同样，当从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时，由于部分积累制下有部分资金必须进入个人账户，因而支付原制度下积累的养老金权益就必然存在资金缺口，这部分资金缺口也必须由政府通过其它的资金渠道来保证，这部分资金就成为政府应承担的转制成本，而部分积累制中的社会统筹部分，实质上是原现收现付制度的延续，政府无须额外筹款，因而不构成政府的转制成本。当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向现收现付制转变时，由于个人账户中都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基金，因而政府不但不必额外支出资金，而且在转制初期还会有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当然也就不存在转制成本了。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定义为“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是指：当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时，在保持新旧筹资模式下缴费者负担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由于新制度中个人账户的设置，导致职工在原现收现付制下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部分或全部在新制度中没有对应的资金保障，从而形成的养老社会保险资金缺口。”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三者间在概念上尽管存在着联系，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只要存在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就存在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而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只存在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这一特定时期，是特殊的一般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则发生在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这一特定情况下，当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时，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相等，当从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时，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小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其差额取决于部分积累制中延续下来的现收现付制部分的规模。显然，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并不是一回事。

（二）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转制隐性债务、转制成本三者间发生机理上的差异

政府与企业的本质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一个公共主体，因而它必须承担化解公共风险、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养老社会保险关系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而政府是它当然的责任主体，只不过一个国家宣布建立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从法律上更加明确了这种责任而已。这种责任意味着，无论采取何种筹资模式，政府都必须对养老社会保险计划承担最后的支付责任。即使是实行完全积累制的筹资模式，政府也不能置身事外，当个人账户的基金发生危机时，政府仍然必须承担起保证养老金足额发放的最后责任。正是由于政府必须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最后支付责任，才导致了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产生，政府必须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最后支付责任是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存在的前提条件。

不过，虽然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三者间有着共同的存在前提，但它们的发生机理却存在明显差异。从上文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发生是由于新制度中个人账户的设立，导致原现收现付制下职工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部分或全部无法从新制度中获得对应的资金来支付，也就是说，这部分权益与新制度不发生联系，无论新制度经营好坏与否，都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显然，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发生是确实无疑的，而且是由于政府对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实行转换而引发的，因此，政府必须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提高新制度中在职职工的缴费率来转嫁这一成本，但这必然导致新制度下职工的养老社会保险负担超过原制度下的养老社会保险负担，从而对新制度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要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根本原因。而且，即使政府成功地转嫁了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也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客观存在。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则只是衡量在某一时点上在政府实行的养老金计划中职工所积累的养老金权益与当时已积累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之间的缺口大小的一个指标，而这个资金缺口一般都由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转来筹集对应的资金，因而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只是一种可能的债务，不一定真正发生。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由可能的债务转化为现实的债务一般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时，由于新制度中个人账户的设立而引发的，这种情况实质上也就是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养老社会保险的专职管理部门的经营管理不当所造成的；第三种情况是由不可抗拒的因素所引发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是指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发生转换这一特定时点上的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它也只是一种可能的债务，它转化为现实的债务的发生机理与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一样，在此不再赘述。

（三）政府对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上的差异

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三者间的发生机理不同，政府对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由于是政府对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实行转换所引发的，因而政府应承担直接的责任，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筹集资金予以偿还。而对于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和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前面我们说过，这类债务不一定真正发生，如果真正发生而转化为现实的债务，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上文说过，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和养老社会保险转制隐性债务真正转化为现实的债务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于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发生转换而造成的；第二种是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的管理失误而造成的；第三种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引发的。对于第一种情况而出现的债务，实质上是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政府应承担直接的责任，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筹集资金予以偿还。对于第二种情况，其直接责任应由社会保障的专职管理部门承担，政府不承担直接责任。对于第三种情况，由于是由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引起的，因而不存在责任主体。不过，对于第二、三两种情况，尽管政府不承担直接的责任，但政府作为一个公共主体，有义务化解公共风险，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在第二、三两种情况下，政府仍应积极采取妥善的措施对债务进行处理，如果其它的措施仍不能有效解决债务，那么政府应承担最后的支付责任。

三、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规模被严重高估

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的转换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决定在我国正式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形式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该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正式由原来的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积累制。该决定明确规定，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从该决定中可以看出，进入正轨后，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的总缴费率为28%，其中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为17%，个人账户部分的缴费率为11%。在研究中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在估算我国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规模的时候，都基本上是把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与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混为一谈，如世界银行、［2］(38-53)宋晓梧、［3］(230-235)何平、［4］(136-140)王晓军，［5］(123-132)等，④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与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二者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是二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规模都比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规模要大，只有当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积累制时，在转制的那一特殊时刻，二者的规模才相等。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真正形成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只是在转制的时候已经退休的所谓“老人”以及在转制前参加工作的所谓“中人”在原现收现付制下已经积累的而又无法从新实行的部分积累制中找到对应的资金来源的那部分养老金权益，而那些“老人”和“中人”在原现收现付制下积累的在新实行的部分积累制中有对应的资金来源的养老金权益，则并不构成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具体来说，我国的这种转制模式下的养老金转制成本，就是“老人”和“中人”在旧的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下比照新的部分积累制筹资模式下应该积累而没有积累的个人账户的那部分资金。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规模与个人账户的规模直接对应，个人账户的规模越大则转制成本的规模也越大，反之则反。我国在1997年养老社会保险转制的时候，规定个人账户的最终缴费率为缴费工资的11%，而在新制度中现收现付制的规模则仍高达缴费工资的17%，当然，新制度中现收现付制的规模如此之大也有政府转嫁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因素在内，并不完全是延续的旧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但老的现收现付制有相当部分仍通过新制度得以延续应是不争的事实，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等同于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必然导致我国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规模的严重高估。而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都基本上是把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等同于养老社会保险一般隐性债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规模事实上被严重高估了。而这种高估所导致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这种高估导致决策者们对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缺乏信心，可以说，这种高估是政府至今不愿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首要原因，而政府至今不愿承担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又导致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无法健康运转。显然，我国有必要对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规模重新作出科学合理的估算，以为决策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注 释：

①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实质上是指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一种财务平衡方式，而不是指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手段或方式。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不少人将筹资模式与筹资手段或方式混为一谈。筹资模式是从财务平衡的角度来划分的，而筹资手段或方式则是从基金来源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筹资手段包括一般性税收、养老社会保障税、养老社会保障费等几种。

②横向平衡指的是现期养老金缴款与现期养老金支付之间的平衡，横向平衡必然存在收入的代际转移。

③纵向平衡实质上是以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依据，试图将人们的收入在工作期与非工作期之间进行合理地配置，从而让人们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更为合理，它更加强调个人的责任。

④ 这些人和机构的观点一直沿用至今，影响很大，这也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尽快纠正在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认识上的错误的重要原因。

⑤ 本文认为，只有当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转制前后养老社会保险缴款人的缴款负担保持一致时，新制度中扣除个人账户后所能维持的现收现付制规模才是对原现收现付制的延续。那种通过提高新制度的缴款率而维持的高水平的现收现付制规模，有可能在新的部分积累制中还高于旧的现收现付制规模，但通过提高新制度的缴费率而导致的高水平现收现付制规模不能认为是对旧的现收现付制的延续（例如：旧的现收现付制缴费率15%，而新的部分积累制中统筹账户的缴费率为17%，个人账户的缴费率为11%，新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规模为缴费率17%，高于旧的现收现付制15%的规模，但此时不能认为新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是延续旧的现收现付制，因为此时新制度中的高水平的现收现付制规模是靠提高缴费率，转嫁转制成本而得来的，真正在新的部分积累制中延续下来的老的现收现付制规模应为15%-11%=4%，即为缴费率的4%）。

主要参考文献：

［1］王 燕等．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J］．经济研究, 2001(5)．

［2］The world bank.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Sept 1997．

［3］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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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政策；企业；影响

一、税收和企业财务政策的内涵

（一）税收的内涵。在我国的社会体制下，税收是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定义为，为国家实现具体职能，而确保社会公共需求得以满足，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利，依据法律规定，利用税收工具，进行强制性的、无偿的征收税费，参与国家人民的收入，以及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以此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税收的特点比较显著，包括强制性、无偿性以及固定性等，三者是统一的，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

（二）企业财务政策的内涵。企业财务政策是为了能够达成一定的目的，涉及财政、经济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企业的财政行为进行调节，从而制定的相关财务政策，我们将其统称为企业财务政策。企业财务政策实际上是财务政策的一个种类，企业管理中有许多方面，包括融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以及股利管理，因此对应的采取的财务政策就是融资管理政策、投资管理政策、营运资金管理政策以及股利管理政策。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的财务政策产生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因此企业必须做好税收筹划等工作，以此促进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的的达成。

二、税收对企业财务政策的影响

（一）税收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

（1）所得税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针对纳税人所应当缴纳的税款，按照一定比率进行征收。相关法律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我国企业所得税征收比率为25% 左右，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对所得税进行明确：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数额进行扣除。负债的利息也可以用来抵税，而且是能够被量化的，其表现公式如下：利息抵税效用= 负债额× 负债利率× 所得税税率。

因此，如果已经明确了负债利率，以及所得税税率，公司的负债数额越大，那么利息抵税效用也随之增大。所以说，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企业资本结构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是在于所得税税率高的公司偏向于负债资本的筹集，利息用来抵税，这种做法的效果要更好； 而所得税税率较低的公司则倾向于权益资本筹集，以此降低公司的筹资成本。

（2）股利和利息个人所得税差异。公司支付给债权人一定数额的利息，以及给股东的股利，这与债权人和股东实际得到的存在一定的差距，债权人和股东实际上是公司资本的供给者，其对税后净收益较为关心，而他们不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法中对此进行规定，企业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可以看作和生产经营相关费用，因此要在公司所得税前进行扣除，支付给股东的股利是企业分红，是利润分配，是在公司所得税之后，也就是公司所得税分别对待利息和股利，存在支付方面的区别。所以说，股东对权益资本进行评价，以及债权人对债务进行评价存在相对价值方面的问题，二者的相对价值始终处于变化当中。因此，个人所得税会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产生影响。

（二）税收对企业筹资、投资以及税利政策的影响

（1）筹资活动。筹资活动是现代企业最为频繁的财务活动之一，对企业财务管理目的的实现有很大的影响，企业持续进行生产活动，会对资金产生持续的需求，因此对及时、足够的资金进行筹措是非常有必要的。有时候，公司也会利用筹资的方式对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公司筹资能够选择的方式包括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税法对于筹资方式所得到的资金列支方法也有所区别，税前列支和税后列支会对企业资金成本产生较大影响。公司资金来源无外乎资本金和负债，具体而言还包括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其中，长期负债和资本构成共同组成资本结构，利息属于费用列支，公司在对税收进行计算时，要对其进行扣除，公司可以少缴纳一部分所得税。公司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税收也有一定的影响，股息不属于费用列支，企业税后的利润分配，所以息税前进行投资的收益率比较大，公司也能够利用提高负债比的方式获取更多利益。

（2）投资中的税收筹划。随着税收制度的变化和发展，投资收益关注的更多的应是税收影响因素，尤其是投资决策，税收筹划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投资方式、组织形式、投资方向以及行业不同，那么税收待遇都将有所区别，应纳税额是投资方获取收益的抵减项目，会对纳税人投资收益率产生较大影响。

所以，公司进行投资之前要对税收进行筹划，注意企业投资决策的战略规划和整体性，以促进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

（3）股利政策的合理制定。股利是公司在税后的净利润，企业所选取的分配方式和支付方式的不同，都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较大的影响，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要符合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对企业当前发展阶段的种种因素进行考虑，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考虑，让企业收益分配趋向于科学合理。结合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包括初创、高速增长、稳定增长、成熟以及衰退阶段，初创时企业运行依然存在较大的风险，需要的财力物力较大，为了确保财务风险降低，公司应当选择剩余股利政策，高速增长阶段，企业的投资前景也越来越广阔，此时不适合分派股利。稳定增长环节，销售收入增长，成熟阶段应当已经具备一定的股利能力，这是理想运行状态，企业对产生销售收入减少的原因进行分析，便于其将资金投入新的领域，当时也是同步采纳剩余股利政策。

三、结论

总而言之，企业财务政策一方面是实现企业经营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是对企业财务行为进行规范和优化。对数据进行调研分析发现，税收是企业进行财务决策的选择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内容，这是由于税法对企业的现金流、企业的资本结构、投资政策、筹资、股利等产生较大影响，会对财务政策带来规范、约束以及引导的作用。因此，本文对有关税收对企业财务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于我国企业财务政策水平的提高，起到一定的理论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奎贞.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纳税筹划[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10 （10）.

[2]余萍.浅议企业税收政策和社会责任[J].现代商业，20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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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举债的必要性

从融资的效率来看。如果地方政府要进行一些资本性项目的支出，那么地方政府最基本 的两个选择是：借款筹资和增税筹资。要知道，通过政府举债所筹到的资金，最终都要以增 税来弥补。对借款筹资和增税筹资的选择，实际上是对增税时间的选择。打个比方，借款筹 资相当于未来期间内的多笔小额税，增税筹资相当于目前的一笔大额税，这两种方式征到税 款的现值必须相等。那么，从效率因素看，考虑到对纳税人的额外负担，根据西方财政学劳 动供给决策理论，额外负担随税率的平方而增长，即如果税率翻一番，额外负担就要翻两番 ，因此，一笔大额税所带来的额外负担要大于多笔小额税。由此来看，借款筹资从效率看要 较优于增税筹资。

借款筹资符合刺激需求的需要。借款筹资和增税筹资的选择取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水 平，当失业率低、社会总需求膨胀的时候，通过增税筹资从私人部门吸走一些支付能力，可 以起到控制需求的作用；相反，当失业率高、社会需求不足时，以借款筹资则可以达到刺激 需求的目的。因此，鉴于目前我国扩大内需、加速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需要，应该放宽对地 方政府借款筹资的限制。

地方政府举债也更符合投资决策准确性的需要。在利用大量纷杂、多变的信息进行经济 决策时必须采用分权手段。由中央政府统一代替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和分配资金，虽然可以避 免地方政府借债过多而带来财政风险，但许多国家的财政实践表明，中央政府在代替地方政 府进行项目选择时往往不够准确；而且中央财政取代金融中介向地方按一定的标准和条件转 移资金时，也不如金融机构在行。另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个地方的情况 差异比较大，中央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统一代替地方政府进行举债，效果不好。

地方政府在资本项目融资上具有中央政府不可替代的优势。大多数城市设施具有资本密 集型特征，中央政府经常性财政收入难以满足这种巨额支出，既然自有资金不能满足资金需 要，这就产生了地方政府的借款融资需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理由不让 地方政府通过借款为资本项目融资。资本项目不同于经常性项目，前者的受益期不限于短期 ，而递延到今后许多年。根据收益者分担成本的基本原则，作为公共服务中资本项目的成本 ，应该分摊到各期受益人身上，客观上要求一种能将负担向后递延的公共融资形式。借款机 制通过将资本项目利益与成本的内部化而提高了地方政府活动效率，并符合受益公平的原则 。

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

确定举债规模，关键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务预警体系。

根据世界各国经验，发达国家债务累计额最多不超过当年GDP的45％，与同期财政收入 占GDP比重大体相当，并以此作为控制债务的最高警戒线。又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加 入欧元体系国家的债务负担率和赤字率的控制线分别是60％和3％，这种限制性规定已被非 欧元体国家所普遍接受，成为控制本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相对较低，即使加上预算外部分也仅有20％左右，中央财 政含利息支出的赤字率大约为2.3％。因此我国债务负担率和赤字率的控制线也应该相应调 低，债务负担率警戒线水平应该与同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大体一致。在2001年初全国人代 会上，朱总理提出我国政府债务警戒线应控制在GDP的20％以内。

结合北京海淀区债务负担率和年度债务率的警戒线，从我区实际情况出发，1998年、19 99年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10％，因此从总量性指标来看，海淀区的债务负担率 和年度债务率应控制在10％和3％左右比较适宜。

以下三个指标形成地方举债规模警戒线：

1.财政能力与债务余额（累计额）的比率。这一比率100％是安全线，80％应为警戒线 。

2.当年债务还本付息额与财政能力的比率。这一比率以30％为宜，这是安全线。40％是 警戒线，50％应视为紧急状态。

3.短期债务与财政能力的比率。该指标35％为安全线，45％是警戒线，55％时应视为已 经开始进入紧急状态。

各种举债模式的利弊分析

国债转贷资金

国债转贷资金，是指财政部将国债专项资金的一部分，转贷给省一级政府，用于地方经 济和社会发展建设项目。省级政府决定和落实还款资金来源，在本省范围内统借、统筹、统 还。1998年北京市国债转贷资金的还贷期限为6年（含宽限期2年），年利率为5.5％；1999 年还贷期限为10年（含宽限期2年），利率实现“两头浮”，按照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上浮0 ..3个百分点确定发债利率，再同等确定转贷利率。

根据1999年海淀区政府向市财政借的两笔国债转贷资金（1.1亿和5000万）来看，利率 是按1998年文件定的，为5.5％，期限是6年，用区财力偿还。可以看出，国债转贷资金期限 比银行贷款要长；利率比银行贷款略低，而且以后如果争取到1999年文件以后的国债转贷， 利率会更低；手续要相对简化；还款时如果区财力确实紧张，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因此， 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中道路改造、拆迁准备的政府举债，应尽量争取国债转贷。但是，国债 转贷的一个最大弊病是上级控制较严而导致转贷资金额太小，不能满足用款需要。

由区属重点企业以资产做抵押或区财政做担保，向金融机构举债

这是一种地方政府间接借款的方式，虽然用各种资产进行抵押担保，但最终还得用区财 力偿还。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借款数额大，期限可长可短，利率稍高但符合市场利率，可以满 足各种用款需要，因此，目前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中道路改造、拆迁准备的政府举债主体资 金就是用这种方式筹集。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对区财政来说这是一种“软债务”。“软 债务”有两个含义，一是抵押资产可以做第一道挡箭牌；二是现在的国有金融企业和各级政 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债务到期时区财政财力确实发生困难，仍可以设法申请金融机 构延期，以资本性项目建成后 多年内才能见社会效益为理由，延长还款期限。这种借款的主 要弊病是手续比较复杂，用于抵押资产的评估费用等一些前期借款成本也比较高，大额借款 容易取得也放松了对财政风险的防范。

向上市公司或社会其他机构融资

除了向银行金融机构借款，还可以向上市公司或社会其他机构融资。许多上市公司在募 集公众资金以后，资金充裕而出现一定程度闲置；还有一些如信托、保险、投资公司、邮政 部门等可能有待投资资金的社会其他机构。这些都能成为我们的贷款主体。此融资方式的利 弊同银行借款类似。

浦东发展模式

浦东新区控制的建设财力每年基本在40－50亿元，其主要构成是：第一部分是预算内（ 10亿/每年）直接安排；第二部分是预算外，有土地批租收入（4亿/每年）和养路费两项； 第三部分是浦东发展基金（25亿/每年）；第四部分是借款（10亿/每年）。此外，政府为了 加快建设速度，负债超前建设。负债包括两部分，一是具体项目承办单位，由政府作保证， 向银行贷款。二是几大开发公司承担的政府开发职能而承担的债务。截止到现在，政府负债 是56个亿，加上开发公司为120个亿左右。

政府负债的管理。据悉，全部建设贷款并没有在财政局帐面反映，除开发公司贷款外的 其他政府性贷款由管委会计委掌握。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财政不是贷款的偿还人，但事实 上还款责任却由政府财政来承担。

关于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浦东新区采取每年按照10亿元左右的规模建立偿债基金的办 法，归还相关债务。偿债基金的主要来源是预算内安排5亿元左右，浦东发展基金安排5亿元 左右（浦东发展基金是由市财政掌管，按项目拨付使用，不属预算内资金）。

当然，要借鉴浦东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难题：海淀区没有类似于浦东发展基金的提取 ，浦东发展基金是在中央两税的增量中提取，在浦东的建设财力中至关重要，到目前已提了 120亿。因此，海淀区必须跟中央要更多的优惠政策。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不给海淀区批一 个象深圳、浦东那样的特区，却要在这块地域里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政策、人才激励 和资金都会成为制约瓶颈。

平安大道模式

平安大道模式是北京市东、西城政府将拆迁任务下放给下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补 偿，每家房地产公司可在负责路段的邻近区域或其他区域分得一定的“附赠地”的模式。这 是一种集筹融资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两个阶段的工作于一体的模式。具体落实此项工作的东 、西城政府将拆迁包袱承转给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也得到了商业利益，这是一种双赢的 模式。

平安大道模式从减少中间环节的角度来讲，它应该是能起到节约资金又达成经济性的作 用。此外，平安大道模式中财政是不负债的（或者负债较少），不会影响到今后若干年的财 政开支结构，只会影响到区政府中部分部门的土地使用权利益。但是此模式也会带来一些弊 端，房地产公司会过分追求商业利益，缺乏长远规划设计，或者利用所获得的土地的垄断性 而获取高额利润。

资产证券化、BOT、TOT和BT等融资方式

资产证券化，指资产的拥有者以资产本身未来的现金流作为抵押，在资本市场以发行证 券的方式进行变现性融资。此种模式旨在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以预见的现金流入的 资产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的债券，从而盘活存量资产，提高现有资产的流动性。但 对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道路拆迁项目来说，由于不存在未来的现金流入，因此难以适用这种 办法。

BOT模式，即为“建设――经营――移交”模式。其要义就是政府把基础设施项目交由 国际商业资本和私人资本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到了约定期限将项目无偿移交给项目所在 地政府。这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融资办法，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中较多应用，在我国也被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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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筹划；纳税成本；税收负担；税收法规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企业的客观理财环境之一，如何依法纳税并能动地利用税收杠杆，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成为企业理财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出发点。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税收筹划，不能有效地安排税务事项，就谈不上有效的财务管理，也无法达到理想的企业财务目标。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如何在税法许可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也就成为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因此，深入探讨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和筹划思想，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1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税收筹划就是要将税收作为影响纳税人最终收益的重要因素，对投资、理财、经营活动做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

（3）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2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2.1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不论是新设立企业还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可以说，筹资是企业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筹资，如企业内部积累、企业职工入股、向银行借款、企业间相互拆借、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筹资渠道的税收负担也不一样。因此，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就举债筹资而言，要考虑举债筹资费用，如发行债券要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等，而借款虽不需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印花税，因此税款的缴纳作为筹资费用因素必须考虑。但是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这样，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极其明显。

2.2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充分的考虑。

2.3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投入企业后，其经营活动进入营运周转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了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筹资、投资的效益通过这个阶段得以实现，而且自始至终包含着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3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遵守税法，依“法”筹划。税收筹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额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理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活动。

（4）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5）税收筹划应注意风险的防范。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尤其是那些立足长期的税收筹划，更是蕴涵着较大的风险性。因此，在税收筹划中，有关人员除了全面学习税收法规之外，密切保持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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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财务通则；财务管理目标；筹资

2006年12月7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财务通则》，并于2007年1月1日在企业中正式实行。《通则》与新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同时实行，形成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与核算的完整框架。新《通则》是在1992年颁发的通则基础上修订的，它不再对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作出规定，也不再为企业纳税扣除项目、标准作出规定，而是围绕企业财务活动，对企业财务行为和财务关系作出规范，从财务管理的职能与属性等方面对企业的财务活动进行指导，引导企业实行科学管理。新《通则》还原了财务管理的本质，强化了企业财务管理中对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重组清算和信息管理的作用。对企业加强财务管理，依法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本文就新《通则》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在新《通则》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了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保护企业及其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即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使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这也是新《通则》修订的宗旨。

对于企业财务目标的表述，理论上通常有以下几种观点：首先是利润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利润代表了企业所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企业财富就增加得越多。但是由于这种观点忽略了风险、资本成本和时间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观点已逐渐被其他观点所取代。第二种观点是股东财富最大化，或者叫所有者权益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股东创办企业的目的就是扩大财富，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企业的财务目标应该使股东的财富得到最大的增加。第三种观点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这种观点起源于著名的MM理论，在这种观点下，企业被看作是一个以设定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经济实体，它的经营和财务是朝着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运动，企业价值最大化兼顾了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是等价的，因此这一目标模式的性质和特征与股东财富最大化基本上是相同的。第四种观点就是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单独个体，它具有社会属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与社会各方发生经济往来。这些与企业有经济往来的各利益主体就是与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股东、债权人、企业职工、顾客和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一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已有29个州的立法支持，它改变了传统公司法中所规定的经理仅仅对股东财富最大化负责的目标。此次新《通则》明确指出了企业的财务目标是以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财务目标具有明确的指导性意义，这在老《通则》里是没有的。由于新《通则》的适用主体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我国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早就提出了“国家、个人和集体利益兼顾”的目标，现在只是将这一目标在新《通则》里予以明确。相关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势必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仅仅要考虑股东（国家）和债权人的利益，还要兼顾企业职工的利益，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应依法实施安全生产、清洁生产、污染治理、地质灾害防治、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因承担这些社会责任所需的经费，允许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列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者当期费用。

二、对于企业筹资活动的影响

在新通则第三章中对于企业筹资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尤其是对企业筹集权益资金和债务资金的管理要求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将给企业的筹资活动带来重大的影响

首先，企业资金的筹集范围扩大了。新《通则》第十四条中规定企业可以接受投资者以货币资金、实物、无形资产、股权、特定债权等形式的出资。其中，特定债权是指企业依法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符合有关规定转作股权的债权等。同时，对于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资金，新《通则》分别作出了相应处理。与老《通则》相比，新《通则》中增加了股权和特定债权这两种出资方式，这主要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日益成熟，投资者的出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相应的企业筹资方式发生变化，筹资范围也随之扩大。

其次，企业的筹资管理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新《通则》第十五条中规定企业在筹集权益资金时，应当拟订筹资方案，确定筹资规模，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必要的报批手续，控制筹资成本。第二十一条中明确要求企业在筹集债务资金时，应明确筹资目的，根据资金成本、债务风险和合理的资金需求，进行必要的资本结构决策。这个重大的修订势必要求企业在进行筹资时不能盲目，无论是权益筹资还是负债筹资都要控制资金成本，充分考虑成本与风险因素，对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合理的决策与安排。

三、对于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

新《通则》要求企业进行科学的投资管理活动，在第二章中对于投资者与经营者的财务管理职责予以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要求企业建立财务决策制度、财务风险管理制度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以保证企业财务运行机制的健全，实现科学的管理。其中在财务风险管理制度中企业应当建立财务风险管理制度，按照风险与收益均衡原则控制财务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充分考虑投资项目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新《通则》中还要求企业建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以现金流为核心，按照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等财务目标的要求，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同时新通则第二十七条中要求企业对外投资时应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进行可行性研究，按照内部审批制度履行批准程序，落实决策和执行的责任，并同时实施财务监管。这些就要求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要进行事前的可行性研究与分析，并通过全面预算对投资项目实行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的评价，通过这些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介与考核。

四、对于企业日常营运资金活动的影响

新《通则》的第四章中用大量篇幅对于企业的日常营运活动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对于营运资金的管理分别予以了详细的规定，明确要求企业加强对营运资金的管理。相比之下，老《通则》主要是对资产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进行相应的规定，体现的大多是会计的职能。在新《通则》中首次提出了资产营运这一财务管理要素，实现了财务管理的准确定位，体现了财务与会计的本质区别。而且，新《通则》还增加了内部资金调度控制制度的内容，明确了资金调度的条件、权限和程序，要求企业统一筹集、使用和管理资金。更为重要的是，新《通则》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对应收款项、存货、对外投资、无形资产、资产减值准备、损失、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捐赠等方面做出了强制性和指导性相结合的规定。新《通则》明确要求企业加强应收款项的管理，评估客户信用风险，跟踪客户履约情况，落实收账责任，减少坏账损失。对于存货，要建立健全存货管理制度，规范存货采购审批、执行程序。对于企业的对外担保，应根据被担保单位的资信及偿债能力，按照内部审批制度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强制性规定对于企业日常的财务管理活动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与西方的财务管理有所不同的是，新《通则》特别强调资产营运这一要素，要求企业注重内部控制，注重内部资产的营运管理。西方财务管理中对于内部资金管理部分，主要侧重的是对企业内部长期投资资金的管理，而不是内部短期资金的营运管理。因此这一重大修订对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讲，不仅要注重内部长期资金的管理，同时还要加强内部短期流动资金的管理。

五、对于企业收益分配活动的影响

新《通则》的第六章是有关收益分配的内容，与老通则相比，新通则首先明确了企业收入范围及收入的管理原则，凡是投资者、经营者及其他职工履行本企业职务或者以企业名义开展业务所得的收入全部属于企业。其次，新《通则》调整了利润分配的内涵，明确了利润分配的顺序。企业在进行利润分配时，首先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然后是提取公积金，最后才是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凡是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出资的企业，应当将应付国有利润上缴财政。最后，新《通则》取消了公益金的提取制度，但允许企业提取任意公积金，任意公积金提取比例由投资者决议。另外，新《通则》明确了职工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财务处理，在第五十二条中规定企业经营者和其他职工以管理、技术等要素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企业章程或者有关合同中对分配办法作出规定进行分配。

总之，新《通则》针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首次明确了资金筹集、资产营运、成本控制、收益分配、信息管理、财务监督等六大财务管理要素，并结合不同的财务管理要素，对企业财务管理主体应当履行的职责、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及其财务行为进行了规范。同时，新《通则》明确了投资者与经营者的财务职责，解决了长期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职责不分、角色错位的问题，同时对财务部门在新形势下管理企业财务的任务、方式、途径作出了规范，从而全面实现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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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各种文章甚至教材中广泛见到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混用的现象，究竟二者是否为同一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探讨。如果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不清晰，必然会造成相关理论研究的混乱，并对其在资本市场实践中的应用带来不良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旦理解错误或是计算错误，都将导致项目的决策错误，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造成企业资源浪费。然而现行资本成本概念的界定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从表面上看，企业在实际使用资本时是先将其转化为货币，然后进行投资或购买实物资产等。从这一意义上讲，外在形式上资本与资金可以统一表示为货币，因而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似乎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从深层次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二、内涵的不同

西方财务理论对资本成本内涵的描述：《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The rate of return a firm must earn on its project invest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its market value and attract needed funds（为维持其市场价值和吸引所需要的资金而在项目投资时所必须达到的报酬率）”；或者“The cost of capital is the rate of return a firm must earn on investment in order to leave share price unchanged（资本成本是企业为了使其股票价格保持不变而必须获得的投资报酬率）”（Lawrence J.Gitman，1991）。可见，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所要求的预期报酬率，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投资项目的风险补偿。

MM定理对资本成本内涵的描述：“任何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而是取决于将其预期收益水平按照与其风险程度相适应的折现率进行资本化”。这其中的“与其风险程度相适应的折现率”指的就是资本成本。

然而理论界和实践中，资本成本往往被理解为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成本，即为了取得和使用资金而发生的价值耗费，包括筹资费用和用资费用。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资金成本这一概念的描述，而非资本成本，反映出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二者的混淆；资金成本的概念仅是基于表面上的观察，是从资金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分析的是资金使用者的融资成本，并没有充分考虑资金投入者的回报要求。

对于资本成本含义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资本成本的实质是机会成本。根据《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的定义，“机会成本就是对大多数有价值的、被舍弃的选择或机会的评价或估价。它是这样一种价值，为了获得选择出来的对象所体现更高的价值所做的放弃或牺牲。”在企业实践中，投资者将资金投资于某一企业或项目，就不能再投入另一个企业或项目。由于投资于此项目而丧失了投资于另一个企业或项目可获得的潜在收益，这就是投资者投资的机会成本。因此，投资者所要求的报酬率不应低于其机会成本。而投资者的报酬率对企业来说，就是资本成本。可见，资本成本的实质是机会成本。例如，某公司有A、B两个项目，A项目的报酬率是11％，B项目的报酬率也是11％。该公司为如期进行项目投资，与银行达成了贷款500万元的协议，利率为8％。在这种情况下，若该公司选择了B项目，则对其进行投资收益评价时的适用资本成本应是被放弃的A项目的报酬率，即11％，这是选择B项目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如果被选择的投资项目不能提供11％的报酬率，就必须放弃这一项目。在B项目投资收益的评价中，虽然贷款利率对企业利息费用有影响，但它对项目决策来说是非相关因素。第二个层次，企业资本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投资者对企业要求报酬率的高低，而这又取决于企业投资项目风险水平的高低，即资本成本归根结底是由投资风险决定的，而不是由融资活动决定的。

三、风险考虑的不同及其在计算公式中的具体体现

从二者使用的不同期限看，资本一词在这里与资本市场中的资本一词是相通的，是指为公司的资产和运营所筹集的长期（大于等于1年）资金。从资金成本定义对资金筹资费和占用费的强调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的资金成本其实相当于西方财务理论中企业发行的短期（小于等于1年）融资工具（即货币市场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等）的成本，与资本成本具有不同的使用期限。

由于使用期限长，资本资产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即风险，并且其长期性又决定了资本资产的风险要大于货币资产的风险。货币资产由于期限短，其风险可以忽略，因此可以直接使用筹资费用和占用费用来对其定价。而资本资产的定价则必须考虑风险的大小。西方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相反地，我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在我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报酬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普通股为例，在资本成本计算中，普通股的资本成本计算方法通常包括资本资产估价模型（CAPM）、债券收益率加权风险报酬率和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等方法。而资金成本的计算通常仅简单表示为用资费用与实际筹资额之间的比率，没有体现风险因素。

四、二者混淆的不良后果

（一）不利于资本的合理使用

由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没有考虑风险因素，仅是从融资者角度出发，因此资金成本必然小于已考虑风险的资本成本。若以资金成本来代替资本成本，即用资本使用者决定的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来计算属于资本提供者的企业价值，在实践中会高估项目的净现值，导致投资过度和资本浪费。我国曾经出现过的投资过热现象也与此不无关系。特（下转第16页）（上接第14页）别是在当前依然存在严重的冲突以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加大资本使用者处置所筹集资本的自由度，并且认为这一处置过程和投资者是无关的。

（二）不利于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

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成本的制约。对债务融资而言，债务资本成本与债权人所要求的收益率相关；对股权融资而言，股权融资成本与股东所期望的收益率相关。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一般都要遵循“啄食顺序理论”，即公司偏好内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偏好低风险的债权融资，发行股票则是最后的选择。这是因为公司的管理层受到股东的硬约束，经常面临分红派息的压力，股权融资成本并不低，而且由于债务的避税作用，债务成本往往低于股权融资成本。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一般先使用内部股权融资（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是外部股权融资。而在我国，绝大多数非上市公司都偏好于上市募股融资，而上市公司则配股积极、增发踊跃。由于股东对经理层的约束较弱，上市公司分红派息压力较小，外部股权融资成本成为公司管理层可以控制的成本，因此国内债务融资的顺序明显排在外部股权融资之后，股权融资成为上市公司最主要的长期资金来源，其比重占绝对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资金成本的概念来解释资本成本，即资本成本被定义为企业为了取得和使用资金而发生的价值耗费（包括筹资费用和用资费用），则容易使人忽略了那些成本形式不明显的资金使用成本如权益资本的成本，导致了管理者认为权益资本成本为零而忽略了使用权益资本的效率，并在筹资方式上放弃债务筹资，一味地通过发行新股或配股等方式筹集资金以满足企业的各种资金需求，从而使企业的资本结构难以优化。

（三）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市场参与者具有强烈的资本成本意识，投资者能够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在投资者具有强烈的资本成本报酬意识的条件下，其所要求的资本成本对于公司管理者就具有了硬约束性。如果公司管理者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实际支付的融资成本（筹资费用和用资费用）达不到具有同等风险的公司的资本成本，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股东就可以利用公司法人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制约管理者的行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东大会上否决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用脚投票”，在股票市场上出售公司股票造成该公司股票市值下降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对公司管理者的有效约束。这样，公司的实际股权融资成本与股权资本成本将趋于一致，同时，公司的债权融资成本也将与债权资本成本趋于一致。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股权资本成本要比债权资本成本高出一个风险溢价部分，由此股权融资成本高于债权融资成本，公司融资自然应首选债权融资。然而，在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的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很好地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资决策，在这种软约束机制下，公司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筹资费用和用资费用）就会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投资者要求获得的必要收益率），甚至可以为零，从而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损失，也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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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企业并购活动越来越多，并购金额越来越高。并购融资方式创新势在必行。企业并购是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高风险投资活动。企业并购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企业并购的成功需要融资来支持，而选择融资方式对顺利完成企业并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并购；融资方式；创新

并购是企业实现快速扩张的重要战略举措。从本质上说，并购是企业一种高风险投资活动，该项风险投资活动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现在企业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并购金额越来越高，在国际上企业并购甚至高达几百亿美元。成功的并购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没有资金支持的并购最终会失败，然企业仅靠自有的积累资金很难完成并购，必须凭借外部融资来完成并购。因此，企业并购需要对外融资，对外融资就需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来帮助企业完成并购。

一、我国企业并购的主要融资方式

并购融资是指并购企业为了兼并或收购目标企业而进行的融资活动。根据融资获得资金的来源，我国企业并购融资方式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融资方式在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对企业并购活动中选择融资方式有着直接影响。

(一)内源融资

内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生产经营活动获利并积累所得的资金。内源融资主要指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无形资产摊销和企业的留存收益。内源融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取得并留存在企业内可供使用的“免费”资金，资金成本低，但是内部供给的资金金额有限，很难满足企业并购所需大额资金。

(二)外源融资

外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从企业外部筹集所需的资金，外源融资根据资金性质又分为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

1.债务融资

债务融资是指企业为取得所需资金通过对外举债方式获得的资金。债务融资包括商业银行贷款和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务融资相对于权益性融资来说，债务融资不会稀释股权，不会威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债务融资还具有财务杠杆效益，但债务融资具有还本付息的刚性约束，具有很高的财务风险，风险控制不好会直接影响企业生存。在债务融资方式中，商业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并购时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其他融资渠道不畅或融资成本太高，此外，并购活动也往往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行为，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比较容易获取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

2.权益融资

权益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吸收直接投资、发行普通股、优先股等方式取得的资金。权益性融资具有资金可供长期使用，不存在还本付息的压力，但权益融资容易稀释股权，威胁控股股东控制权，而且以税后收益支付投资者利润，融资成本较高。

二、我国企业并购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企业并购融资方式对并购成功与否有直接影响，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需要综合考虑，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融资成本高低

资金的取得、使用都是有成本的，即使是自有资金，资金的使用也绝不是“免费的午餐”。企业并购融资成本的高低将会影响到企业并购融资的取得和使用。企业并购活动应选择融资成本低的资金来源，否则，并购活动的目的将违背并购的根本目标，损害企业价值。西方优序融资理论从融资成本考虑了融资顺序，该理论认为，企业融资应先内源融资，后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优先考虑债务融资，不足时再考虑股权融资。因此，企业并购融资方式选择时应首先选择资金成本低的内源资金，再选择资金成本较高的外源资金，在外源资金选择时，优先选择具有财务杠杆效应的债务资金，后选择权益资金。

(二)融资风险大小

融资风险是企业并购融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并购融资风险可划分为并购前融资风险和并购后融资风险，前者是指企业能否在并购活动开始前筹集到足额的资金保证并购顺利进行；后者是指并购完成后，企业债务性融资面临着还本付息的压力，债务性融资金额越多，企业负债率越高，财务风险就越大，同时，企业并购融资后，该项投资收益率是否能弥补融资成本，如果企业并购后，投资收益率小于融资成本，则并购活动只会损害企业价值。因此，我国企业在谋划并购活动时，必须考虑融资风险。我国对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都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规定，比如国家规定，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是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的不足，没有进行并购的信贷项目，因此，企业要从商业银行获取并购信贷资金首先面临着法律和法规约束。我国对发行股票融资要求也较为苛刻，《证券法》、《公司法》等对首次发行股票、配股、增发等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上市资格”比较稀缺，不是所有公司都能符合条件可以发行股票募资完成并购。

(三)融资方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资本结构是企业各种资金来源中长期债务与所有者权益之间的比例关系。企业并购融资方式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并购融资方式会通过资本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因而并购企业可通过一定的融资方式达到较好的资本结构，实现股权与债权的合理配置，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降低委托成本，保障企业在并购活动完成后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因此，企业并购融资时必须考虑融资方式给企业资本结构带来的影响，根据企业实力和股权偏好来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

(四)融资时间长短

融资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到企业并购成败。在面对有利的并购机会时，企业能及时获取并购资金，容易和便捷地快速获取并购资金有利于保证并购成功进行；反之，融资时间较长，会使并购企业失去最佳并购机会，导致不得不放弃并购。在我国，通常获取商业银行信贷时间比较短，而发行股票融资面临着严格的资格审查和上市审批程序，所需时间超长。因此，我国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要考虑融资时间问题。

三、我国企业并购融资方式的创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企业并购活动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我国企业并购活动不仅发生在国内，不少国内大型企业还主动参与国际间企业并购，企业并购资金金额更是呈几何级基数增加。而我国企业现有的并购融资方式显得滞后，难以适应所需巨额资金的国内或国际间并购活动需要，借鉴国外企业并购融资方式创新，我国并购融资方式势在必行。

(一)杠杆收购融资

杠杆收购(LeveragedBuy-Outs，简称LBO)是指并购企业以目标公司的资产作抵押，向银行或投资者融资来对目标公司进行收购，待收购成功后再以目标公司的未来收益或出售目标公司部分资产偿还本息。杠杆收购融资不同于其它负债融资方式，杠杆收购融资主要依靠目标公司被并购后产生的经营收益或者出售部分资产进行偿还负债，而其它负债融资主要由并购企业的自有资金或其他资产偿还。通常，并购企业用于并购活动的自有资金只占并购总价的15%左右，其余大部分资金通过银行贷款及发行债券解决，因此，杠杆收购具有高杠杆性和高风险性特征。杠杆收购融资对缺乏大量并购资金的企业来说，可以借助于外部融资，通过达到“双赢”促成企业完成并购。

(二)信托融资

信托融资并购是由信托机构向投资者融资购买并购企业能够产生现金流的信托财产，并购企业则用该信托资金完成对目标公司的收购。信托融资具有筹资能力强和筹资成本较低的特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筹集的信托资金总余额上限可达30亿元人民币，从而可以很好地解决融资主体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由于信托机构所提供的信用服务，降低了融资企业的前期筹资费用，信托融资降低了融资企业的资本成本，信托融资就有利于并购企业完成收购目标公司。

(三)换股并购融资

换股并购是指并购企业将目标公司的股票按照一定比例换成并购企业的股票，目标公司被终止或成为并购公司的子公司。换股并购通常分为三种情况：增资换股、库存股换股、母公司与子公司交叉持股。换股并购融资对并购企业来说不需要支付大量现金，不会挤占公司的营运资金，相对于现金并购支付而言成本也有所降低。换股并购对我国上市公司实现并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认股权证融资

我国资本市场在1992年就尝试应用权证，比如飞乐和宝安等公司发行了配股权证。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一股独大，个别机构操纵市场，市场投机现象严重，权证交易不得不被停止。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各项法规、制度以及监管政策的到位，我国推出认股权证的条件逐渐成熟，相信认股权证融资终究会成为我国企业并购融资的重要方式。

认股权证是一种衍生金融产品，它是由上市公司发行的，能够在有效期内(通常为3-10年)赋予持有者按事先确定的价格购买该公司发行一定数量新股权利的证明文件。通常，上市公司发行认股权证时将其与股票、债券等一起发行，通过给予原流通股股东的一定补偿，提高了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样有助于顺利实现上市公司融资的目的。因此，发行认股权证对需要大量融资的并购企业来说可成功达到筹资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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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彦，梁衍琮.从资本成本角度谈信托融资与证券融资的区别[J].东岳论丛，2006(11).

篇8

关键词：

上市保险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4-0118-02

1 研究的意义

保险行业不仅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作为公众利益实体还与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资本结构管理是公司正常运转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不仅涉及公司的财务目标、筹资方式、筹资成本和现金流量等重大财务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公司治理、激励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深入发展，保险公司的融资渠道变得更为广泛，由过去单一的权益资本投入到现在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实现公司未来的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选取

资本结构分析的指标很多，理论上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很少存在唯一的反映指标，一般情况是一个因素可能有多个指标来反映，且不同指标的信息含量也有所差异。根据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确定本文选取财务杠杆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资本结构的变化，分析每个因素和公司财务杠杆之间的关系。根据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结合现有的实证研究和相关性检验，确定下列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公司的成长性：选择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成长性，即成长性=（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盈利能力：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很多有每股收益、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等，本文采用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规模：选择公司总资产作为衡量指标。

实际税率：采用所得税与利润总额之比来表示实际税率。

资产担保价值：用固定资产和总资产之比衡量公司的担保价值。

宏观经济：选取国内GDP增长率指标为参数。

2.2 数据的来源和整理

由于我国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历程短，金融体制不够完善。上市保险公司数量屈指可数，分别为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四家上市公司。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新华保险公司2011年上市，上市时间较短，为了更好地和其他三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比较，所选数据资料时间跨度为2008年至2012年。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保险统计年鉴、各上市公司年报、保险管理监督委员会官方网站和上海证劵交易所信息披露网等。本文分析中所需数据整理如表1～表6。

3 数据处理及结论分析

3.1 数据的处理

由于上市保险公司数量不多，为了更好的比较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点，本文利用相关性公式和平均值分析上市保险公司每个因素和财务杠杆之间的相关性，以财务杠杆作为被解释变量，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变量相关性研究是通过计算变量间的相关系数R来判断变量间的相关程度，R一般介于-1与1之间，当R>0时为正相关关系，R

根据表1至6中的数据，利用相关系数R的公式，计算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各个影响因素和资本结构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其均值如表7所示。

3.2 各影响因素与资本结构相关性分析

（1）公司成长性分析。

权衡理论认为成长性与财务杠杆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另外，增长机会的价值很难评估，尤其是对公司的外部人。因此，拥有较多增长机会的公司，其信息不对称问题应该更严重。优序融资理论认为，拥有好的投资机会的公司将会依赖于内部权益而不是债务融资。但是由表7可见，在新华保险和中国平安中公司的成长性与资本结构呈正相关，而在中国太保和中国人寿中呈负相关。这是由于新华保险汇金公司入主、人事和战略的调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期，公司业绩快速增长；而中国平安由于2011年吸收合并了深发展在银行业深化布局也加快了业绩的增长；然而受到国内外保险公司的侵蚀和人寿保险市场发展增速放缓，中国太保和人寿业绩增长相对乏力。

（2）盈利能力分析。

由表7可见，盈利能力与公司财务杠杆均值呈负相关关系，这以往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自身资本积累的能力也越强，公司的财务杠杆率也会随着降低。也与优序融资理论的观点一致，该理论认为公司偏好内源融资，在公司有较高的营业利润时，公司会选择多保留利润。此外，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一方面也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和募集权益资本也更容易获得通过。况且上市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还与资本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当资本市场环境趋向利好时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必然增多，反之当资本市场整体处于下跌情形时，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加堪忧。

（3）公司规模分析。

我国四家上市保险公司截至目前为止其资产规模占整个行业比例约70%。一般认为公司规模越大公司的经营越稳定，其资本结构中债务比重可以越大。原因是公司破产成本中包含固定成本，所以破产成本对于大公司而言相对更小，这使得大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相对更低。此外，在“国家信用”担保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容易形成“大而不倒”的预期，故债权人会对大公司有更强的信心。而且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上市公司能更好地做到信息公开化，能向债权人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具有更强的债务和权益融资能力。从表7中可见公司规模与公司的财务杠杆除新华保险外呈正相关关系，且效果显著。这表明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在进行资本结构优化时，把公司规模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且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的负债经营能力也不断增强，公司也会随之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财务杠杆水平。

（4）实际税率分析。

一般来说，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均值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司在选择资本结构时，实际税率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由表7可见在四家上市保险公司中，新华保险和中国平安的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负相关，而中国太保和中国人寿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根源于会计上账务处理和税法中纳税处理之间的区别，由于公司间各自经营投资方面存在的差异，其纳税调整也必然不同，这导致了公司在所得税中存在着区别。例如2012年，新华保险公司确认了8.3亿递延所得税，使得当年所得税支出为-6.5亿。

（5）资产担保价值分析。

理论上，公司的资产担保价值越高表明公司越容易进行债务筹资，因此认为资产抵押价值与负债率呈正相关。然而，由表7可见四家上市保险公司5年以来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之比都在2%之下，其固定资产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主要用于经营者的办公用途。作为金融体系的一员，保险公司的经营更多倾向于服务性质，资金主要来源于保费收入和投资收益，由于它并非是生产型企业并且保险公司负债经营风险的特殊性，使得它有着轻资产重权益的特点。由表7数据可知除了新华保险由于前期高财务杠杆的特例之外，其余三家保险公司的固定资产比率却与财务杠杆呈负相关，这表明公司的抵押资产并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6）宏观经济分析。

在过去的5年中，国家GDP增长率保持着年均9.26%的增长速度，保险行业也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由表7可见，除了在新华保险中宏观经济与财务杠杆除正相关之外，其余三家保险公司都为负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在财政政策方面，若国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公司将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成长机会）。上市保险公司权益融资具有融资数额大的特性，并且权益融资具有没有固定的利息担，融资风险小等优点。为了增强公司的偿付能力，公司就更趋向于权益融资，降低负债权益比。另一方面，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下，税率降低，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减弱，权益融资会更受青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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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逸轩.创业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动因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1，（7）.

篇9

1.1目前纳税筹划应关注的问题

纳税筹划是在保证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同时,保证企业的利益及企业的发展。在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时,目前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的纳税筹划问题。

(1)企业改革面临的纳税筹划问题。企业随着改制的发展,将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原来企业内部单位的有偿结算收入将按政策缴纳各项税费,这无形中就会增加企业的纳税额。

(2)技术改造纳税筹划。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企业可以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技术改造方式和设备购置的顺序来进行纳税筹划。

(3)筹资方式的筹划。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上讲,企业的筹资方式从性质上划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方式。筹资方式的不同会形成纳税上的差异,我们要在不破坏资本结构的前提下,选择适应于企业自身的筹资方式。

1.2企业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1)纳税筹划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措施之一。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经济,经济主体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在经济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必然采取各种合法措施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纳税筹划就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有力措施之一。随着我国税制的不断完善,纳税支出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支出,如何优化纳税支出的纳税筹划已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2)纳税筹划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提起纳税筹划,不少人认为纳税筹划就是牺牲国家利益谋取企业私利,这是一种错误观点。纳税筹划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本企业的负担便打起了少缴税的主意,但往往是事与愿违;有些企业又在不知不觉地多缴税。这就使纳税筹划逐渐独立出来,并成为企业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活动。

纳税筹划是通过非违法的避税行为和合法的节税方案以及税负转嫁的方法达到尽可能减少纳税行为,从而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也就是说,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在熟知相关税收法规的基础上,在不违反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的科学安排,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技巧达到规避或减轻税负、最大化企业利益的行为。

企业利益最大化了,同时也就给国家带来了应有的利益,两者并不矛盾,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企业的利益,国家利益也会受到影响;同样,企业不保证国家的利益也就没有了长久生存、发展的空间。

(3)纳税筹划要树立守法意识和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纳税筹划是企业合理、合法地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统筹规划,以减少税费支付,在不违反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技巧最大化企业利益,与偷税、骗税、抗税和欠税有着本质的区别。

使企业树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我国《税收征管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可见,企业的规划在合法的情况下,是受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正当权益。也就是说,无论从企业的角度讲还是从国家、政府即征税方的角度讲进行纳税筹划都有其必要性。税法对不同地区的收受差异,使企业在减轻自身负担的同时自动调节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充分体现了国家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2纳税筹划方案

2.1增值税中运输收入缴纳税款的筹划

由于承担着运送供暖用煤等运输业务,核算中存在着是否单独经营的情况,如果将其纳入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会为企业带来了一个筹划空间。

如公司各单位年提供的外部运输收入按3500万元计算,购买汽车配件及发生的燃料费3100万元。

(1)按非增值税应税项目计算缴纳营业税应发生税费情况:

营业税3500×3%=105万元

城建税105×7%=7.35万元

教育费附加105×4%=4.2万元

支付税费合计116.55万元

(2)按增值税兼营行为处理发生税费情况:

增值税销项税额3500×17%=595万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3100×17%=527万元

城建税(595-527)×7%=4.76万元

教育费附加(595-527)×4%=2.72万元

支付税费合计75.48万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按兼营行为处理,企业少支付税费41.07万元,并且可以多抵扣税款527万元。

2.2所得税的纳税筹划空间

企业在年终预计年应纳税所得10.1万元,年终决定向希望工程捐款0.1万元。如不捐赠,企业所得税率33%,税后利润6.77万元;如果捐赠,企业所得税率27%,税后利润7.3万元;企业通过分析计算,这项捐赠给企业带来0.5万元的利润。这里年终预计所得额就是经营中不确定的风险,企业在筹划的同时要考虑化解各种风险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企业的利益。

2.3利用银行贷款的纳税筹划空间

企业拟购买10000万元的设备,以增加赢利,对投资企业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是利用10年积累的资金购买设备还是向银行贷款。财务部门提供了两种方案的纳税对比分析:

(1)用10年积累的10000万元购买设备,投资收益期为10年,每年平均赢利为2000万元。

该厂平均每年纳所得税2000×33%=660万元,10年共纳所得税6600万元。

(2)贷款10000万元购买设备,年平均赢利仍为2000万元,年利息支出150万元,扣除利息后,企业每年赢利1850万元。

这样企业每年纳所得税1850×33%=610.5万元,10年共纳所得税6105万元。

显然,企业以贷款方式进行投资有许多好处,可以提前进行所需要的投资活动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可以减少企业承担的资金风险,减轻税负。

(3)处置报废固定资产的纳税筹划。企业2007年已报废固定资产净残值1500万元,对这些固定资产是整体出售还是拆除后出售进行了分析。拆除后处置预计收入1200万元,拆除费用55万元。

按相关政策,企业不将固定资产拆除,直接销售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288号)文件规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暂免缴纳增值税。

3纳税筹划的建议方案

3.1技术改造纳税筹划设计方案

(1)技术改造纳税筹划的设计思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字(1999)290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013号]文件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按照规定,企业每一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得超过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延续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2)建议方案。①当年“新增税款”大于后购置设备尚未抵免的金额时,则当同一技术改造项目分年度购置设备时,在同一抵免年度内,对以前年度分年度购置的设备应分别计算抵免额,即“先购置设备先抵免,后购置设备后抵免”,不影响抵免额。②当年“新增税款”小后购置设备尚未抵免的金额时,则当计算后购置设备的抵免额时,因为本年度应纳税额已经抵免了先购置设备的抵免额,故“新增税款”就有可能不足抵免后购置设备的应抵免额。这种情况下就要先比较先后购置设备抵免额的大小和可抵免剩余年限,再选择是抵免先购置设备还是后购置设备抵免额。

3.2筹资方式的筹划设计方案

《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上讲,企业的筹资方式从性质上划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方式。筹资方式的不同会形成纳税上的差异,按《税法》规定,债务利息可从所得税前扣除,而股利支出在所得税后支付。两者的差异导致了负债和权益资本对企业税收成本和企业价值的不同影响。

从纳税筹划的角度看,企业适度采取负债筹资比权益性筹资优越得多,企业负债增加,纳税支出减少,每股收益增大,企业价值增加。因此,在提高生产能力筹集资金上可以采取向银行借款、发行企业债券、企业间相互融资等进行筹资。股份制煤炭企业还可以采取尽量减少权益性资本所占的比例等方式进行纳税筹划,但要注意资金结构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企业有效避免定式[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126-127.

[2]侯立新.企业合理避税解决方案[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134-135.

篇10

摘 要 市场经济一体化与企业经营的全球化发展,使全球企业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日益增强,竞争也愈发白热化,单纯的企业发展已难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自身需求,所以企业并购便开始形成。本文就企业并购中财务风险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并予以浅显意见。

关键词 企业并购 财务风险 市场经济

一、企业并购及其财务风险的界定

企业并购,即企业之间的合并与收购行为。企业合并是指两家或更多的独立企业合并组成一家公司,常由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一家或更多的公司。收购是企业通过现金或股权方式收购其他企业产权的交易行为。合并与收购两者密不可分,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企业产权交易行为。合并以导致一方或双方丧失法人资格为特征。收购以用产权交易行为的方式(现金或股权收购)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为特征。由于在运作中它们的联系远远超过其区别,所以合并与收购常作为同义词一起使用,统称为“购并”或“并购”,泛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企业并购的直接目的是并购方为了获取被并购企业一定数量的产权和主要控制权,或全部产权和完全控制权。

财务风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并购定价、融资、支付等各项财务决策所引起的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或财务成果损失的不确定性。

并购本身就是一项财务活动,由于企业并购的完整过程包括收购可行性分析、目标企业价值的评估、支付方式的确定、并购资金的筹措、并购后的整合和债务的偿还等财务活动环节,每一环节都可能产生风险。因此,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是并购价值预期与价值实现严重偏离而导致的企业财务困境和财务危机。

一项完整的并购活动通常包括目标企业的选择,目标企业价值的评估、并购可行性分析、并购资金筹措、出价方式的确定以及并购后的整合,上述各环节中都有可能产生风险。根据财务决策类型我们可以将财务风险来源分为四类:目标公司的价值评估风险、融资风险、支付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二、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分析

(一)企业目标价值评估风险

目标公司的价值评估风险是指即由于收购方对目标企业的资产价值和获利能力估计过高,以至出价过高而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尽管目标企业运作很好,过高的买价也无法使收购方获得一个满意的回报。在确定目标企业后,并购双方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以持续经营的观点合理地估算目标企业的价值并作为成交的底价,这是并购成功的基础。

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是并购交易的精髓,每一次成功并购的关键在于找到恰当的交易价格。目标企业的估价取决于并购企业对其未来自有现金流量和时间的预测。对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可能因预测不当而不够准确,这就会产生并购公司的估价风险。

目标公司的价值评估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标企业的财务报表风险。在并购过程中,并购双方首先要确定目标企业的并购价格,主要依据便是目标企业的年度报告、财务报表等。但目标企业可能故意隐瞒损失信息,夸大收益信息,对很多影响价格的信息不作充分、准确的披露,这会直接影响到并购价格的合理性,从而使并购后的企业面临着潜在的风险。二是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风险。并购时需要对目标企业的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对标的物进行评估。但是评估实践中存在评估结果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外部因素的干扰问题。

(二)融资风险

融资风险主要是指能否按时足额地筹集到资金,保证并购的顺利进行。而如何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金渠道在短期内筹集到所需的资金是关系到并购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一般由并购资金保证和资本结构有关的资金来源风险,具体包括资金是否在数量上和时间上保证需要、融资方式是否适合并购动机、债务负担是否会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等。

融资风险最主要的表现是债务风险,它来源于两个方面:收购方的债务风险和目标企业的债务风险。并购资金通常是通过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条渠道获得。内部融资是指企业利用内部留存的自有资金来形成并购资金,筹资阻力小,且无需偿还,无筹资成本费用,可以降低财务风险。但是仅依赖内部融资,又会产生新的财务风险,如果大量采用内部融资,因占用企业的流动资金,降低了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危及企业的正常营运,增加财务风险。企业通过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筹集并购资金,也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权益融资虽然通过发行股票可以迅速筹到大量资金,但是权益融资也有其局限性。股票融资不可避免的会改变企业股权结构,稀释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甚至出现并购企业大股东丧失控股权的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

流动风险在采用现金支付方式的并购企业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如果并购方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差,现金流量安排不当,则流动比率也会大幅度下降,给并购方带来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影响其短期偿债能力由于采用现金收购的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资产的流动性,流动资产质量越高,变现能力就越高,企业越能迅速、顺利地获取收购资金。这同时也说明并购活动占用了企业大量的流动性资源,从而降低了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调节能力,增加了经营风险。如果自有资金投入不多。企业必然举债,通常目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使得并购后的企业负债比率和长期负债都有大幅上升,资本的安全性降低。若并购方的融资能力较差,现金流量安排不当,则流动比率也会大幅下降。

四、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管理防范

(一)企业并购目标价值评估风险管理防范

企业筹资除了维持正常经营外大多是为了投资,目的在于获得投资收益,而与之相伴而生的是目标价值评估的风险。对于企业目标价值评估有以下几种管理防范方法。

1.合理的企业并购投资战略与并购动机

对于一个希望通过并购获利的企业而言,首先应该通过对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研究,分析企业资源的优势和劣势、能力的长处和短处,从财务性并购和战略性并购两个角度来确定企业并购的动机。富有远见、能够与企业有效融合的并购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协同效应,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并购的动机主要有生存性动机、多角化动机和发展性动机。明确企业进行并购的目的并根据并购目的来明确企业并购后的发展方向,是企业避免并购风险,实现并购战略的有效措施。并购历史上,很多企业的并购投资战略模糊不清,并购动机盲目武断,导致并购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财务风险,整合困难,公司发展也因此大受影响。

2.运用科学的方法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

并购企业采用不同的估价方法对同一目标企业进行评估,可能得到不同的价格。确定目标企业的价值是并购中十分重要的环节,能否找到恰当的交易价格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估价过高,会产生多付风险;估价过低,则可能导致并购失败。对目标企业进行价值评估,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它的科学性在于它是依据有关的财务理论与模型提出的,它的艺术性则在于其参数选择取决于评估者的经验与判断。并购企业可根据并购动机、并购后目标企业是否存续,以及掌握信息的充分与否选择不同的方法对目标企业进行估值,并以现金流量法计算出的目标企业的价值作为收购价格的最高限,从而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收购价格区间。

(二)企业并购融资风险的管理防范

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能够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则企业的财务风险为零。但是,真正无负债经营的企业很少,而且越大规模的企业越是要借助外部力量,否则将丧失很多盈利机会和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但企业负债经营除了只有收益,还需要付出成本。在一定的时间内,如果企业使用该笔资金取得的收益高于其债务成本,那么企业就成功的应用了财务杠杆,使企业的自有资金获得了较高的资金利润率。相反,如果企业取得的收益还不足以弥补债务成本,则企业就将面临财务危机。因此,从筹资环节开始,企业就必须把握好资本结构和债务比例,从源头上控制企业财务风险,做好融资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三)企业并购流动性风险管理防范

并购活动占用了企业大量的流动性资金,从而降低了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调节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在采用现金支付方式的并购企业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如果并购方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差,现金流量安排不当,则流动比率也会大幅度下降,给并购方带来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影响其短期偿债能力。

并购企业本身的筹资能力的变化可能影响原有的筹融资安排,迫使并购企业被动地进行资产负债调整,造成流动性风险损失。这种情况可能迫使并购企业清算使得账面上的潜在损失转化为实际损失,甚至导致并购失败而破产。从而要做好并购企业的流动性风险的防范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太顺.企业并购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及控制途径.会计之友(上旬刊).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