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妇女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妇女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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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和生育观，预防未成年学生早婚早育，早婚辍学、未婚先孕、违法生育等问题，保障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县人口素质提高，做好脱贫攻坚教育保障，根据《省委平安贵州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早婚早育社会问题专项治理总体方案的通知》（省委平安组﹝2019﹞2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预防未成年学生早婚法制教育工作五条的通知》 （黔教办函〔2019〕691号）、《毕节市早婚早育社会问题源头治理控辍保学工作方案》（毕教办发﹝2020﹞2号）《纳雍县早婚早育社会问题源头治理控辍保学工作方案》 （纳教科〔2019〕5号）文件精神，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工作，现作如下汇报。

一、工作目标

   夯实“控辍保学工程”，加强失学辍学学生台账监测管理，动态对全镇义务教育阶段段6-16周岁适龄儿童开展地毯式的排查，精准掌握义务教育辍学失学底数，杂实开展劝返复学工作，防止学生失学辍学，确保6-16周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清零、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常态化动态清零。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宣传普及《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贵州义务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早恋早婚早育和辍学失学的危害。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家长（监护人）进行法定监护职责，法定婚龄等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家长正确履行监护职责，预防早婚辍学。推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升16-18周岁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延长青少年受教育时限，防止未成年人过早进入社会而产生早婚现象.

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为使工作顺利开展，水东镇早婚早育社会问题源头治理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郭  晋

副组长：王瑞新

成  员：田  祥  蒲  军  刘  杰  彭德良 张  振  赵明艳  彭召开  周泽良  王  鸑  王  坤  王景贵

中学、各小学（幼儿园）校园长，各包组教师、各班班主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水东镇教育管理中心，具体由赵明艳同志组织办公。

三、 主要做法

1、制定《水东镇早婚早育社会问题源头治理控辍保学工作方案》。

2、组织教师进村入户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贵州义务教育条例》。

3、打印《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贵州义务教育条例》张贴在村里醒目位置。

4、召开控辍保学业务培训会，让教师进一步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进村入户时对家长学生进行解读，并从青春期的特点、早恋的特征、什么是早婚以及早婚早育的危害，男女青年怎样正常交往等方面，为学生讲解了辍学和早婚遭遇的危害性，营造了浓厚的控辍保学和优生优育舆论氛围。

二、存在不足及打算

1、由于我镇部分存在少数民族较多，许多风俗习惯很难改变，思想意识有待提高。

2、法治意识有待加强。各校要邀请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进校园，给学生上法治课，讲解《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发挥部门联动作用。邀请公安、司法部门进村入户，向老百姓宣传《婚姻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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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西乡县妇联努力构建宣教、维权、家庭教育、助人自助四个平台，为未成年人做实事、解难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构建政策法规宣传平台。在镇3所学校、6个村，镇3所学校、9个村，对学生和家长、老师进行儿童权利及儿童保护知识技能宣传培训。举办未成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人犯罪知识培训5场，印发宣传资料8000多册。在县电视台西乡时空栏目播出了10集电视纪录片《脱轨的青春》-未成年人犯罪轨迹调查，引起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和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视。利用“三八”、“六一”、“6.26”等纪念日，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活动，开展关爱女孩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发放《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人保护法》、《增强防范意识预防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家庭暴力创建和谐家庭》、《关爱女童远离害》、《儿童权利公约》等资料5600份，咨询200人。

二是构建妇女儿童维权平台。积极拓展维权热线、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中心等工作平台，切实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法律帮助、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等服务，努力消除性别歧视。坚持不定期召集维权联席会议、坚持妇联人民陪审员参与妇女儿童侵权案件审理，在维权时特别注重维护纯女户、外嫁女、未成年女性等人群的合法权益。举办妇女儿童维权网络工作人员培训班2期、儿童保护参与式培训班6期、村民培训10期1200余人。上半年妇联接待123件，办结率98.5%。

三是构建家庭教育讲学平台。充分发挥家庭教育优势，开通校讯通学校5所，共有10600名家长通过校讯通平台与学校建立联系，发展家长学校48所，在沙河镇苦竹村、柳树镇三义村成立儿童幸福家园2个。深入开展“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为主题的“小公民”、“双合格”家庭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围绕“走出家庭教育的十大误区”和“关注孩子的情商素质教育”等主题开展家庭教育讲学30场，在一、二中举办女中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讲座7场次，印发《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500本。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引导和教育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

四是构建贫困儿童资助受益平台。不断延伸工作触角，多方寻求项目资助，争取“红凤工程”基金会、“国际计划”等组织以及县内知名企业的资金、项目，实施关爱留守儿童、关爱女孩行动。累计帮助21名贫困女大学生获得“红凤工程”资助、先后与19位女童建立帮扶关系、通过学费、生活费资助帮助140名女高中生重返校园。“六一”期间，县妇联陪同县、乡有关领导走访慰问贫困儿童、留守儿童、孤残儿童等30余名，赠送物资及慰问金3000余元；联合县慈善协会、工商联、企业负责人在堰口镇板桥中心小学、西河口小学组织开展了“手拉手情更浓关爱在心中”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送去了书包、文具、食品、书籍等节日礼物，为学校送去了彩色电视机、电脑、学习用品、教具、体育用品等物品价值5万余元；县妇联、县工商联和利家超市联合对10名贫困留守儿童赠送了3000余元伊利奶粉；为司上乡中心小学46名留守儿童、15名单亲家庭儿童及品学兼优儿童共计108人发放了学习用品；为杨河镇中心小学、柳树镇中心小学、沙河镇中心小学3所中心校赠送价值1万元的图书，为110名留守儿童送了价值3万元的学习用品。给34名留守儿童集体过生日，学生们吃蛋糕，在全校师生共同唱生日快乐歌的快乐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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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全盟20xx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77件，民事援助案件4952件，刑事援助案件120件，行政案件5件。

1、民事案件情况。20xx年全盟妇女、未成年人民事维权案件xx08人次（女性受援人1565人，未成年受援人43人），占民事案件总数的32.47%。

2、刑事案件情况。20xx年全盟妇女、未成年人刑事维权案件26人次（女性受援人9人，未成年受援人17人），妇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占刑事受援总数为21.67%。

3、咨询情况。20xx年全盟共受理咨询19120人次（通过“12348”法律援助专线电话6375人次），其中涉及妇女、未成年人共2205人次（其中妇女2115人次，未成年人90人次），咨询事项主要涉及婚姻家庭、请求给付抚养费、请求给付扶养费、请求给付赡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占咨询总数11.53%。

二、盟级及各旗县法律援助工作情况

20xx年，xx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妇女、未成年人248件，占受援总数xx%，较上年同期增长14.11%；

锡林浩特市176件，占受援总数11%，同比增长77.27%；

二连6件，占受援总数的0.37%同比下降50%；

阿巴嘎旗、正蓝旗均为12件，均占受援总数1%；

正镶白旗93件，占受援总数6%，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66.7%；

太仆寺旗38件，占受援总数2%，同比增长44.73%；

黄旗8件，较上年同期下降46.7%；

多伦县23件，占受援总数2%，较上年同期下降52%；

东乌旗66件，占受援总数4%，较上年同期下降54.54%；

西乌旗648件，占受援总数42%，较上年同期下降46.6%；

东苏旗45件，占受援总数3%，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68.89%；

西苏旗178件，占受援总数11%，同比增加90.4%；

乌拉盖管理区55件，占受援总数3%。

三、我盟妇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

1、刑事案件中妇女、未成年所占比例逐渐降低

20xx年全盟共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120件，涉及妇女、未成年人共26件，占刑事受援总数的21.67%，较2015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围绕妇女、未成年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重点帮扶对象，一是全盟各级法律援助中心不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注重提高妇女、未成年人的法律素质，加大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妇女、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从源头上降低违法行为的发生。二是扎实做好妇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及时高效做好妇女、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指派、监督工作，为妇女、未成年人提供及时、高效的法律援助。

2、婚姻家庭案件中妇女为受援主体

20xx年，全盟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婚姻家庭维权法律援助案件336件，涉及妇女维权共328件（妇女人身保护令共12件，盟中心2件，西乌旗3件，乌拉盖7件），占婚姻家庭纠纷总数的97.6%，主要涉及追索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及离婚涉及家庭暴力案件；

由上可见，涉及妇女婚姻家庭维权方面的法律援助案件比重较大。

3、劳动纠纷案中女性劳动者比例较大。

20xx年民事受援案件共4952件，其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类劳动纠纷共2999件，女性劳动纠纷案约占半数，而且，低端行业女性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现象比较严重，集中在餐饮、零售、保洁等服务业以及畜牧加工、纸制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如20xx年年初142名农民工以追索劳动报酬为由起诉某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大部分申请人为女性。造成女性劳动者权益受侵害原因主要有：一是劳动者法律意识不足，当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时，不能很好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以及服务附加值低，多数企业采取的首选方法是盘剥工人，利用低价的劳动力。三是企业管理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意识淡薄。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受害妇女举证不力。由于“家庭暴力”涉及隐私，且部分妇女维权意识不强，当受害妇女起诉要求与配偶离婚并诉称遭到对方家庭暴力时，往往只能提供最近一次遭殴打的证据，却无法证明“一定”的伤害后果。

二是作为援助条件的经济困难这一要求不好认定，很多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无法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基于女性的生理和社会性别，妇女怀孕、生小孩、带孩子（尤其是农村生养的孩子比较多），受害妇女自身没有经济能力，更掌控不了家庭经济大权。

五、对策

加快发展妇女、未成年人法律维权工作势在必行，结合“2011—2020年锡林郭勒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高度重视，把加快发展农村妇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加强部门协调，构筑农村牧区妇女法律援助网络，加强援助力度，拓宽援助渠道，放宽援助条件，真正做到“应援必援，能援尽援”，切实做好维护妇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进一步提高对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认识。广大妇女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做好新时期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全盟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认真做好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为建设“法治xx”做出积极贡献。

2、进一步畅通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渠道。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积极利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接待窗口的便民特点，切实发挥法律援助联络站点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进一步创造条件，方便妇女儿童就近寻求法律帮助。同时，切实加强同妇联、教育部门的联动，针对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多与妇联、社区、教育等部门交流和讨论，切实维护好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3、进一步开辟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绿色通道。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重点服务困难企业职工、农民工等群体中的妇女及偏远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对于她们的法律援助申请，要坚持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优先办理制度，对于追讨工资、工伤赔偿等案件，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

家庭暴力案件界定经济困难以申请人个人的经济困难状况为准。

4、进一步提升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提升法律援助服务妇女儿童的水平，加强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知识专题培训，加大对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站（点）的监督指导力度。同时，通过旁听案件、卷宗评查、回访当事人和等方式，不断提高案件办理质量，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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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小动物是许多德国幼童接受的善良教育的第一课。在孩子刚刚学会走路时，不少德国家庭就特意为孩子喂养了小狗、小猫、小兔、小金鱼等小动物，并让孩子在亲自照料小动物的过程中，学会体贴入微地照顾弱小的生命。幼儿园也饲养了各种小动物，由孩子们轮流负责喂养，还要求孩子们注意观察小动物的成长、发育和游戏，有条件的还要做好“饲养记录”。孩子们正式入学后，他们的作文中常常会出现有关小动物的生动描绘，其中优秀的篇章会被教师推荐发表。此外，利用自己积蓄的零用钱来“领养”动物园里的动物，或捐款拯救濒临灭绝动物也是德国小学生热衷的活动。

德国的中小学还普遍开展有关“善待生命”的讨论或作文比赛。一个13岁的男孩以充满爱怜的笔调，记录了他为一只小鸟医治创伤，后来又将其放归大自然的过程，文章荣获了该校“善待生命作文大赛”的第一名。相反，虐待小动物的孩子轻则接受批评或训导，重则可能受到大人的惩罚，如果效果不明显，还可能被送去作心理治疗，因为这是比学习成绩滑坡更为重要的“品德问题”。

（金进摘自《中国妇女报》）

儿童生活：

越来越孤单

4岁男孩丁丁有满满两柜子玩具，而他却说，他的“儿童节心愿”是“想好好和小伙伴玩一玩”。许多儿童都跟丁丁一样，玩具多了，玩伴却少了，能尽情游戏的时间更少。

小儿郎没了童趣 “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玩。”为了进入理想的小学，6岁的男孩小凯每周要上5堂课：钢琴、书法、围棋等。对于小凯来说，与小伙伴一起在操场上疯玩一下午“抓人”游戏，或者在沙坑刨沙子、翻跟斗竟成了“奢望”。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过分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结果适得其反。有一对父母把孩子关在家里认字读书，孩子不满4岁就能背近50首唐诗，却不懂如何与同伴打招呼，在幼儿园受到同伴孤立，性格变得内向暴躁。

家长担心孩子受伤 许多家长坦言：“不是我不让孩子出门和同龄小朋友玩，只是孩子从小娇生惯养，怕到外面传染上病菌，万一划伤了、打架了、衣服弄破了都很麻烦。”对此，专家指出，孩子们游戏过程中出现小争执、小矛盾等本身就是让孩子学习如何与同伴相处的一个过程。

放手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小刘是个乖孩子，很少出门，但10岁的他看见小区里迎面开来的小汽车，吓得当场呆住，幸亏邻居女孩小宋一把将他拉开。同是10岁的小宋不仅是小区里的孩子王，能随机应变，还学会了料理家务。小宋的父母说，他们从小就让小宋在小区玩，放手让孩子探索世界，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专家指出，现在的家长注重对孩子的知识培训，却缺乏能力培养。对于小孩来说，学习的关键不在于认识多少字，学会沟通、分享、谦让、公平竞争等与人沟通的技巧，这对孩子性格的成型很重要。

（沈敏摘自《解放日报》）

教育专家建议：

培养孩子别透支自己

“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样培养孩子的方式，并不是很妥当。”华东师大教授、家庭教育专家崔丽娟表示，“中国式”的家长往往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只要孩子有出息，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培养孩子。“这样的做法往往透支了自己，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崔丽娟还指出，家长把难题全部包揽下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会让孩子产生错觉，觉得做任何事都可以成功，失败了则归咎于父母花的钱不够，用的心不够。久而久之容易养成软弱和自私的个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更容易败下阵来。

（林莉摘自《新闻晨报》）

父母当思量：

“越位”与“缺位”

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6月1日起已在我国实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专家、天津市社科院研究员关颖认为，实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父母作为未成年的监护人存在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应当避免。

关颖说，当前我国家庭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是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存在“越位”与“缺位”两种极端倾向。“越位”表现为“保护过度”，父母在孩子养育中包办、替代过多，为了保证孩子的学习，许多孩子日常生活的事由父母代劳了，结果使得孩子的体能、智能和社会参与的权利受到限制，弱化了孩子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些孩子成人以后，只能是父母为他选大学、找工作，替他相亲……这样的孩子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很难自立于社会，这是家庭教育和保护的最大失败。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所谓“适当”就是要符合孩子的特点和需求，以孩子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对他们实施教育和保护，这是对父母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缺位”，即监护责任缺失。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甚至不能尽对孩子的抚养教育义务。目前我国有200多万父母进城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和约100万城市流浪儿童等，这些孩子中的很多人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他们的教育和发展存在许多障碍，基本权益受到侵害，这是父母作为孩子监护人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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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权利保护 NGO 社会对接机制

从2011年于建嵘教授在微博上开展“微博打拐”开始，我国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经常通过新闻、广告和微博自媒体多种途径，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关于未成年人的消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以前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权利死角，开始逐渐曝光在人们的视角之下。并且能够越来越多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监督，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制度建设都是一个良好的启示。

一、现状

儿童权利，在《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儿童权利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四大权利：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

放眼现在的网络社会，各种关于未成年人权利的消息应接不暇。在目前热门的自媒体平台——微博上，有2011年2月于建嵘教授发起的“微博打拐，解救被拐卖儿童”，掀起了社会公众参与解救被拐卖儿童的社会大行动；有2011年4月凤凰卫视记者邓飞发起的“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运动”；有2012年7月邓飞发起的“贫困儿童大病医保项目”，正在有序开展；有致力于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110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这些致力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行动，以及社会上第三团体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以往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出现的“捉襟见肘”现象。但是，在法律制度、工作体制方面仍然存在许多缺陷。

二、问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明显增加，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以前的这些规定不足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的保护，或者说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或效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究其原因，主要从以下几点予以说明：

（一）未成年人无法律上的主体资格

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受到侵害的往往是弱者，未成年人作为成人世界的弱者，在权利受到成人侵害时，面临着如何维护自身权利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中，并未将未成年人视作权利主体，更多的是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保护的客体。当未成年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尤其是受到自己父母或者亲属侵害时，未成年人无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比如乞讨儿童被父母以出租的名义将自己出租给他人以收取租金时，这是将未成年人作为成人世界附属品的典型代表。法律至今未赋予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就无法对未成年人权利进行有效的法律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的伸张与否，完全取决于其监护人对其的在意程度，而受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最有可能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伸张者，有时为了既得利益更不会主动代替未成年人起诉自己。由此，未成年人的救济权利在法律方面无法实现。这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空白。

（二）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条文漏洞多

我国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存在属于法律上的规定空白部分。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关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只是散见于诸分则中，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权利进行整体概括和具体规定。现存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分则）部分关于未成年人的部分规定，这使得在法律适用时显得捉襟见肘。两部正式的法律规范只是从宏观方面概括地进行了规定，并未从具体实施上和适用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对于部门之间的具体分工都没有详细的规定，各有责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托词，互相“踢皮球”的现象很严重。在对未成年人的责任分担方面，我国更多的将责任分配到其父母、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但是对于这些责任主体，尤其是村委会和居委会的责任范围、责任内容、责任的后果承担等具体方面都未作进一步规定。这种泛泛而谈的规定对于解决未成年人的权利救济，适用性不强，起到的实际保护作用也很小。

（三）未成年人的监护主体单一

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主体基本上是父母、村委会、居委会。三者中如果父母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另外两个主体基本是发挥不了什么职责的。村委会和居委会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只能是整个家庭出现问题时进行批评教育，而对于家庭的内部事务，暂时性的关注是可以的，难点在于如何长期持久的发挥协调家庭内部矛盾。带儿童乞讨的父母固然应该被谴责和制裁，但是如果父母被判刑，关于儿童的善后问题仍需要正视。前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案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两个幼童父亲在监狱服刑，母亲疏于抚养，以至于俩孩子在自己的家里被活活饿死。这一悲剧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在孩子饿死的前几天，家里没有人；邻居基于长期和其母亲的不和以及之前孩子母亲类似做法，选择袖手旁观；居委会因管理服务面大、事多，确实存在未及时发现的可能，种种原因最终造成了这个在现代社会饿死孩子的事件。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把未成年人的生存问题完全寄托于朋友、邻居的接济，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的生存问题。监护主体的单一，确实是我国目前在解决家庭问题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未成年人权利救济机制探索

（一）建立未成年人维权的特殊立项

特殊立项，特殊在于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要用一套独立的法律规程。比如，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可以允许特定类型的案件（例如家庭暴力等未成年人伤害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有法定的起诉权。尽管未成年人是否拥有诉权是一个待考量的问题，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未成年人无法维护自己权利的借口。较之其他较为平缓的权利救济方式，法律无疑是最有效的也很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

特殊立项不得不说是对现存制度的一种创新，在公安机关试点成功的经验不妨推广到法院和检察院，从而和少年法庭、少管所等一系列机关连贯起来，成立一个专门的体系。我们可以根据在司法实践中的结论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期能够设计出一套合法合理温情的制度。也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采用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来使用，我们应该最大程度上保障未成年人的各种救济权利，尤其是法律救济权利。

（二）健全立法保护

对于我国出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漏洞的问题，我们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正，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坚持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原则，《儿童权利公约》第20条规定：“暂时或永久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或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这种环境中继续生活的儿童，应有权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和协助。”对法律的执行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在适用对象上区别对待。在法律规定上，要对法律的实施方式、实施内容和责任承担进行具体规定，使之在实施过程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运用起来更加便捷高效，同时保证追责机制的顺畅运行。同时加强行政立法，详细规定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具体分工合作及权利运行方式，使各部门工作衔接更高效，防止发生各部门之间推诿不负责的现象。使得法律为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的目的而真正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发展壮大NGO等社会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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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开展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紧紧围绕纪念建党92周年的活动主题，紧密结合妇女工作实际，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有特色的纪念活动。充分利用报纸、网络、宣传栏等媒体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党的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引导妇女职工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二、加强宣传教育和法制教育，保护妇女职工合法权益。在“六五”普法开启之年，组织妇女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妇女权益保障法》、《省实施<妇女权益保护法>办法》、《女职工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进一步加大维权工作力度，采取积极协调、源头参与、依法维权等措施，确保妇女各方面合法权益得到实现。

三、开展“庆三八”活动，不断丰富妇女干部职工文化生活。借助开展“庆三八”的有利时机，在妇女干部职工中广泛开展家庭美德、体育健身、爱心奉献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组织妇女干部职工开展一次绿化美化活动，凝聚妇女职工投身城市规划工作的热情。

四、开展巾帼建功活动，不断提高妇女参与发展的能力。要结合“学习贯彻十、争创发展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巾帼建功活动，激励单位女职工爱岗敬业、岗位建功、岗位成才。大力弘扬当代女性拼搏进取、创业奉献的时代精神。开展技术比武、岗位练兵活动，提高妇女干部的创新能力，培养合格的妇女劳动者和高素质的妇女人才。

五、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妇女职工服务城市规划能力。结合开展“创建‘五型’机关、创建群众满意机关”活动，在妇女干部职工中开展学文化、学科技、学技能、学法律的“四学”活动。组织妇女干部职工系统学习《省城乡规划条例》及新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掌握与工作岗位要求相适应的技能和本领，在女职工中培育爱岗敬业、岗位建功、岗位成才的风气，提高妇女干部职工的依法行政能力。

六、开展“双合格”活动、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积极开展“双合格”（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等活动，不断更新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优化少年儿童的成长环境，促进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家庭教育工作健康发展。

七、进一步加强基层妇工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妇女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女工组织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选派女工干部参加业务培训，切实增强联系妇女、教育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本领，认真抓好年度妇女工作落实，推动我局妇女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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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频现未成年人施暴视频

2015年6月21日，一段初中生围殴小学生的视频被大量转发。视频显示，一名小男孩脖子和身上被绳索捆绑，数名年龄稍大的男生对他拳打脚踢，甚至将点燃的香烟头丢入他的衣服内。小男孩无处可躲，被逼到墙角后惊恐哭叫、求饶，男生再次用烟头烫小男孩手臂，并嬉笑不止。

该视频立即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中央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陈里也在微博上转发并希望当地公安机关及网络运营商负起责任，给网友一个交代。很快，事发地浙江庆元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事情的经过随即浮出水面：2015年5月初，视频中被打男孩小毛（化名）与两伙伴一起到一间冷饮店偷窃，被店老板发现后，小毛与一伙伴逃离，另一伙伴被抓。被抓的伙伴并未如实供出同伙，而是谎称与陈某（即这段视频的拍摄者）等一起实施了偷窃。陈某得知后，叫上同伴找到小毛，要求其带路去寻找造谣者。寻人未果，他们找小毛要钱，而小毛身无分文，答应过几天从其父亲那里“拿”钱。几天后，陈某去找小毛拿钱，不仅没拿到钱，反而被小毛的父亲一顿责骂。一气之下，陈某等几个孩子将小毛强行带到一间废弃的简易房内实施殴打，陈某拍摄了殴打过程。

同样是6月，另一段未成年人施暴的视频“网曝江西省永新县女初中生打架”在微博广泛传播。这段视频最早发于22日，时长5分33秒，视频中多名初中生模样的女生出现。1名穿着牛仔裤的女生跪在地上面向5名女生。5名女生连番对下跪女孩扇耳光，边打边嬉笑并骂着脏话，而被打女孩一语不发，双手护着脸。接着，几个女孩用脚踹下跪女孩的背、前胸、肋部及手臂。下跪女孩试图起身时，马上被一女孩扯住头发，其余女孩则继续对其扇耳光、踹身体，一名黑色上衣女孩还拿起矿泉水瓶和拖鞋砸其脑袋……

据永新县多名网友介绍，该视频最先是被拍摄者在自己的QQ空间内，随后被传播开来。当地公安介入调查，通过官方微博“永新”通报事件发生经过：视频上的受害人黄某刚刚初中毕业，毕业前是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在学生管理中曾与刘某发生矛盾。刘某心生怨恨，和几名同伴于6月21日通过QQ把黄某约到县城，在金鼎大厦顶楼天台对黄某进行殴打并拍摄了视频。

同日深夜，一条四川资阳未成年少女遭多名同龄人扒衣的网帖在贴吧传开。曝光的多张图片显示，4名少女一起合影，其中一少女上半身，单手抱在胸前，还有一白衣少女一只手搭在裸身少女肩上，另一只手比画出剪刀造型……

一名自称知情者的网友透露，“扒衣”合影照片最早出现在一名“扒衣”女生的QQ空间里。该网友说，照片中4名女孩原本认识，被扒衣的那个女孩之前说了另3个女孩的坏话，遭到报复。

去年以来，发生在懵懂少年间的暴戾行为屡现网络。辱骂殴打、强迫脱衣、拍、持刀威胁……这些原本在影视剧中才能见到的暴力情节，如今发生在中小学校园，发生在本应天真烂漫的孩子中间！施暴者手段之残忍，性质之恶劣，均超乎成年人想象。尤其有的施暴者，在让受害人承受皮肉之苦的同时，还热衷于炫耀“战果”，仿佛对方越痛苦他就越有。这种病态的行为，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少年暴力折射成人社会失序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每个孩子都是怀着一颗善良、友爱的心来到这个世界的，但上述案例中的孩子，小小年纪为何一身戾气？这就应验了另一句古话：性相近，习相远。随着各自生存环境的不同变化，每个人的习性就会产生差异。那些未成年施暴者不可能一开始就贪恋暴力，他们变得如此暴戾，不仅与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有关，还与学校的教育偏颇有关，更与监护人的责任缺失及整个社会风气有关。总而言之，孩子犯了错，他生活的环境脱不了干系。媒体评论员王钟说，孩子的行为是社会秩序的折射；孩子怎么理解法律与道德，取决于成人社会创造了什么样的环境。

未成年人施暴案频发，家庭责任首当其冲。调查显示，施暴少年大都家庭情况特殊，有的是父母离异，平时缺乏家长管教；有的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缺乏亲情抚慰；还有的父母关系紧张，家长本身就有家暴行为。

有样学样，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意思是孩子很容易照着大人的样子学着做。小文（化名）是人们眼里的“问题少年”，他从上小学开始就爱打架，被周围人称为“打架大王”，上初中时更是不断升级武力，除了动拳脚，还用棍棒甚至匕首等凶器，同学们甚至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栗，他也因此成为一群问题少年中的“老大”。大家有什么“摆不平”的事就找他。小文后来因打群架被派出所抓了起来。他的父亲去派出所保人时，呵斥了他几句，没想到遭到他当面顶撞：“我打架是跟你学的！你连自己都管不好，有什么资格管我？！”

原来，小文从小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中成长。打他懂事起，他的父母就经常打架。说是打架，其实只是父亲单方面的行为，母亲只是做微弱的反抗。父亲爱喝酒，喝完酒回家就找碴儿，母亲成了他的拳击对象。小文常常在惊恐中躲在角落里看着暴力的一幕。后来，小文渐渐长大，对母亲受欺凌不再冷眼旁观，偶尔会替母亲说话，试图制止父亲的暴力行为，但结果却是遭到父亲的报复性殴打。小文从10岁开始被父亲家暴，直到14岁那年，已长得跟父亲一般高的他愤怒地向父亲举起了拳头。父亲在惊愕中将挥起的拳头停在了半空。从那以后，父亲有所收敛，但小文的拳头却再也无法放下。在与父亲的博弈中他已经学会了武力征服。在“拳脚外交”中，他的性格愈发暴戾。

施暴未成年人中，像小文这样受家庭影响的不在少数。有专家指出，不少父母忽视对孩子的教育。孩子长期得不到家庭关爱，就会采取极端方式来引起家长注意，而这时家长又会以孩子犯了错为由，以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变得心理灰暗、性格孤僻。特别是离异、家暴、留守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尤其在青春期，孩子的情绪本来就不稳定，就更容易出现极端性格，有的攻击性强，容易将愤怒指向外界；有的缺乏安全感，容易有自虐倾向。

未成年人施暴案频发，学校教育也难逃其责。15岁的小丽（化名）因召集校外人员殴打同学而被开除，班主任受到牵连被学校通报批评后，愤愤不平地抱怨：“我早知道这个女伢不一般，早晚会出事！当初大家（指其他班主任）都不愿接收她，是学校硬塞到我班上的！”她所说的“硬塞”，是指两年前小丽从外校来插班的事。小丽上初一下学期时，她的父亲看她成绩不好，托人将她转到现在这所重点中学。她一转到新学校就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同学们大都两周调一次座位，而她的座位永远都固定在最后一排。她的个子并不高，在班上顶多算中等，比她高的同学有很多，她坐在教室最后排常常看不到黑板。开始，她以为自己是新来的，调座位时被老师疏漏了，便去办公室找班主任。班主任沉着脸说：“我们的座位是按成绩排的！”小丽哑口无言，转身离开时，她隐约听到班主任跟另一个老师的对话：“成绩这么差，我能接下就不错了，还来争座位！”另一个老师说：“还是你姿态高，接纳差生为学校分忧解难！”小丽的心顿时像大冬天被人浇了冷水，原来她是老师眼里的差生！再放眼看去，跟她坐同一排的全都是跟她一样的“差生”！老师是怕他们影响别人学习才有意这样安排的！

敏感的小丽后来发现，老师从不点他们坐最后一排的同学回答问题，从不批改他们的作业，他们可以上课看小说、玩手机，就是不来上课老师也不追究，只要不影响他人就行！小丽的心彻底凉了，她开始自暴自弃，上课经常睡觉，甚至逃课跟“差生”们一起出去玩，不时惹出是非来。后来她召集人“教训”那个女生，是因为那个女生是班主任的“得意门生”，曾趾高气扬地要跟他们“差生”划清界限。

在应试教育依然强势的教育背景下，许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一味地重视书本知识传授，忽略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对孩子的心理教育更是少之又少，甚至无视孩子心理感受，将成绩不好的学生硬性贴上“差生”标签，无异于将这类学生推向歧途。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为什么暴力屡禁不止，往往是施暴者想弥补学校中学习、人际交流的失败，通过实施暴力来释放压力。

未成人施暴案频发，反映出社会管理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在接连不断的此类案例中，其涉事未成年人很多都经常出入网吧，有的事发地就在网吧。各地都相继出台了网吧等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的规定，但在利益驱动下，网吧、游戏厅、歌厅、酒吧等这些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场所，大都在门口装模作样地竖块牌子后堂而皇之地接纳未成年人，而相关部门在监管上也失之宽失之软，使得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进入娱乐场所染上江湖气。加上网络暴力游戏、网上暴力小说屡禁不止，无形中给一些原本个性偏执、性格暴戾的少年提供了施暴的蓝本。

保护与威慑须并重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法律的威严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一旦触犯法律，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很多未成年人施暴案曝光后，除极少数施暴手段特别恶毒、伤害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的案例外，其他施暴者并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因为他们未成年。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李云龙说，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而且形式呈现多样化，很大程度上与“处罚从轻”不无关系。这种尴尬局面导致的后果不容忽视。一是对未成年受害者的伤害难以估量。十几岁的少女被连续殴打，扒去上衣，拍摄视频公之于众，造成的精神创伤可能终身难愈。二是助长了校园施暴行为。恶行发生后，一般都是采用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方式，教育手段为主，惩罚手段为辅，而且惩罚力度很轻。暴行的代价太小很难让这些施暴者放弃恶行并警戒模仿者，甚至为校园凌虐提供了样本。

对此，李云龙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进行适当修改，未成年人犯罪应公开审理加大曝光。应该打破传统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式，媒体应该多曝光未成年人的暴力犯罪行为，曝光和惩罚应该及时进行，让他们有羞耻心，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著名时评作者王学进也认为，未成年人施暴不能成“法外之地”。在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同时，须补上法制建设这一课，让其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其一，法律须对校园暴力列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惩戒规定。其二，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那些实施严重不良行为造成被施暴者严重人身伤害、但因未满法定年龄不能追究刑责的孩子，法律应当设计新的条款和教育惩戒措施，使惩戒有法可依。其三，设立少年法院。这样便于形成侦查、、审判、执行以及教育、改造、帮教、安置等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工作体系，把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及家庭、学校、社会对未成年人应尽的教育、挽救责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如此才能达到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同时还应加强法制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不少学生把违法行为当玩笑，根本意识不到校园暴力的严重性，视规则和法律为儿戏。因此，强化法制教育，让法治成为青少年的信仰，也是铲除校园“暴力杂草”的必要手段。

除了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和强力介入，家庭、学校和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共同对未成年人施暴行为说“不”，让孩子不再成为欺凌者，也不再成为欺凌对象，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孩子们不受到伤害。

作为家庭，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远离暴力。父母之间需要避免暴力行为，尽可能减少冲突，营造温馨、幸福的家庭氛围。让孩子远离暴力影视和游戏，避免孩子模仿电影、电视和游戏中的攻击。更重要的是，跟孩子及时沟通，给予他们更多的家庭关爱和正确引导。

有专家建议，当孩子有攻击倾向时，家长要出手矫正以防微杜渐。一要及时制止，做到“零容忍”。1岁前温柔地推开，1岁到3岁坚定地制止，3岁后耐心地引导。二是适当惩罚，让孩子体验后果。如果孩子的攻击行为带来的影响或者后果比较严重，就需要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比如要求孩子当场道歉，或暂时剥夺孩子的某项权利等，既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又让他体验犯错的后果。

作为学校，在开展法治教育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孩子“非暴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对孩子的人格和社会性发展进行有效引导和帮助，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积极的课外活动来发展他们的人格和社会性。教孩子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并通过聆听、妥协来和平处理人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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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报道工作室简介：

爱报道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初，原名京都报道工作室。由草根新闻传媒人王发财、欧阳洁共同创办。是一个面向国内各大媒体提供深度新闻稿件的民间新闻采编团队；他们秉承“传递普世价值、打造品质团队、输出优质产品”的核心价值观，经过4年精心打造，已经初步建立起采、编、写全面发展的优质公民记者团队；在武汉、济南、长沙、哈尔滨、西安等城市有稳固的采编合作伙伴。多年来，他们在各行业积累了广泛的资源，在公益、社会民生、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报道中展现活力。

中国公安大学去年曾做过一次调查，报告结论是，在我国，害案件的曝光率为1：7，即每一个被曝光的案件，背后都有7个没有被曝光的，数目很庞大。而在今年5月到6月，短短20多天，媒体就曝光了8起幼童的案件……而就在舆论滔天的当口，全国多地仍不断爆出未成年女性遭的新闻。

广东省2012年的《女童遭受害报告》中提到，在2008年到2011年6月，全省公安系统受理的案件中害案达75.3%，近半数是14周岁以下的，其中在该省某市，被的在校生高达87%，六成以上为熟人作案：亲属、老师、邻居等。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律师在过去6年中办理了十几起针对未成年女性犯和性暴力的案件……

高发的案件与多层次的原因

很多人疑问，怎么最近幼童的案件一下子增多了？其实这是个误读，这类案件并不是在短期内才大量发生的，最近的“井喷”不过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经过媒体传播的集中爆发而已。以前中国的媒体不像现在如此发达和自由，消息流通不畅，使得案件即使发生了，由于无法传播而不为多数人知道。

以前实施的大多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而如今大多数是成年男性，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是进城务工人口增多，出现很多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多是留给老人抚养。流动儿童的父母都无法稳定，更无法保证孩子，导致很多人有机可乘，将黑手伸向孩子。一般来说，单亲家庭、流动家庭等结构不完整的家庭中的女童更容易遭受害。

中国公安大学荣为义教授认为，除了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大量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外，一些封建残余思想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歪风也成了案件高发的原因：有案犯认为，男人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没有什么不对的，中国古代还有童养媳呢。也有人觉得，有钱有权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甚至有人是为了“带来好运”。

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会教育孩子们“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见到陌生人不要开门”等安全常识，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很多时候，对于幼童的害案件大多为熟人作案，面对老师、亲戚、邻居甚至直系长辈，孩子们肯定缺少防范意识。

不是中国特有，但值得各方关注

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协调员郭瑞香说，幼童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已经是全社会共同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各个国家政府都在关注。中国长期的传统观念，导致被侵害的女童不敢发声或不愿发声，家长认为这是家门不幸，更不愿意维权。

那么事情发生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海南万宁事件，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无论是参与妇女维权的法律界人士还是做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非政府组织，亦或是广大公众，都惊讶地发现，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为此事后续持续负责的政府部门。

郭瑞香说，在保护女童权益的问题上，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国家生存，政府有责任保护每个公民的安全，所以政府每一个部门都要承担起责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针对害出台法律：美国每个州的法律都认为是行为，需承担很严重的刑事责任，甚至在出狱前，都要给这些人佩戴上有GPS系统的手环或脚环，随时定位，如果出现在儿童妇女较密集的场所，将可能被驱离或布告社区，提高警惕。德国对尤其是未成年的都会有较重处罚，波兰是国际上首个在国家层面实施化学的国家。

在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刑法、未成年保护法，教育部也有性教育进课堂的要求，但执行效果不佳，各职能部门没完全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郭瑞香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做得很好，在经济实力的背后，如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妇联作为保护妇女儿童的非政府组织，其实也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作为。

“宿罪”废存之议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罪中分列出“宿罪”，该罪名侵害的对象是未满14周岁的女性，与罪的区别在于被者是否自愿以及这中间是否存在金钱交易的行为。

最初设立”宿罪“的目的是为了加大对的处罚，但经过一段时期后发现，宿罪中的“宿”二字针对主体是违反的是社会管理秩序，它立法的保护对象不是少女的人身权益而是社会管理秩序，本身就有逻辑问题。

几年间媒体曝光的宿案件，从2007年贵州习水教师宿幼童案到2008年云南曲靖法官宿案，其中云南曲靖法官，一审被判无罪，二审被判6年，再到去年某地农村一被几名乡镇干部“宿”，涉案者都被判5到7年，明显量刑不足。由于该罪名犯罪主体基本是国家公职人员和商人，因此难免有质疑声：该罪名设立是不是成为这些人的行为量刑“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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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刑事处罚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他们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未来的走势，他们的成长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关系着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未成年人犯罪一直以来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一直困扰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变化，并从刑事处罚制度这一角度去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从而去找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对策越来越显得紧迫和重要，这对于我们法律专业的学者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挑战。

一、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变化

随着社会传播媒体的空前发展，未成年人以敏感的心灵不断地感受着时代的变化，他们在接受着社会新鲜事物不断增长见识的同时，因其生理、心理的不成熟，未成年人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1.未成年人犯罪动机从享乐性向贪利性变化

这一方面是人类弱点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看到了成年人对利益的追求的无节制性，一些人为了获得利益，甚至不惜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受这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影响，其犯罪动机也多出于满足物质欲望，这种“贪利性”的犯罪动机，与教育不到位也有很大关系。

2.未成年人犯罪手段从简单化向成人化变化

犯罪手段日趋成人化，方式多样，作案手段残忍。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但是，从近些年来破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其犯罪手段的危险性、复杂性等特征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成人，让人很难从再从作案手段上区分是成年人犯罪还是未成年人犯罪。伴随着犯罪手段的成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性程度也日趋提高，一些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如杀父弑母案件、杀人碎尸案件、公然、案件等时有发生。

3.未成年人犯罪组织形式从单个性向团伙性变化。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形态开始改变单独作案的传统形式，转而向团伙、聚众的形式实施犯罪。《青少年与法》杂志编辑部于2007年12月组织了一次调查统计显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约有60%-70%属于团伙犯罪。团伙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形态，黑社会犯罪则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黑社会性质犯罪无论是在危害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团伙犯罪所无可比拟的。从团伙犯罪向黑社会性质犯罪过渡的态势，反映出未成年人犯罪的日趋严重性。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立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形势的变化和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高度重视并加快了有关未成年人问题的立法工作。1991年9月4日和1996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刑事法律问题，散见于各刑事法律规范及含有刑事内容的其他法律规范中，主要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刑事司法解释等。具体而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罚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刑事处罚原则上，主要体现了两项原则，即从宽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这两项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具体体现为：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则减轻处罚。”《刑法》第49条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前者要求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量刑时，必须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处以相对较短的刑期，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处以刑罚。后者则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一原则也是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相适应的。

(2)在刑罚的种类上，我国的刑罚体系有主刑和附加刑之分，主刑主要是自由刑和生命刑，具体而言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这些刑罚种类在对于未成年人的适用上除了不适用死刑外，其他刑种基本适用。

(3)在刑罚的执行上，我国《监狱法》第7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第75条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如此，可以有效地避免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同关押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进而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对于未成年人减刑和假释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4)在非刑罚处罚方法上，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此外，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矫正措施还有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行政处分。

2.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

(1)刑事实体法独立性不够，小刑法模式不适

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的立法现状来看，1991年9月4日和1996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上述两部法律并不是纯粹的刑事法律规范，而是从政府、社会、教育等角度进行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行政法律或社会管理法规，更像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法典化表述。截止今天，我国依然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刑事法律问题，散见于各刑事法律规范及含有刑事内容的其他法律规范中。

(2)刑事处罚基本原则不够完备

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必须反映这一领域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取向。而我国刑法仅规定了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则及不适用死刑原则，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完备的。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立法完善

影响未成年人刑罚制度设置的因素有很多，但这一制度究竟应该如何设置，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思想进一步认识，才能从更深层次上对这一问题有更深的了解，在改革完善的方向上把握其大致脉络。

刑事处罚立法应遵守的原则如下。

1.目的刑主义和教育刑主义

在目的刑主义的观点看来，当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无论刑罚怎么规定都不可能恢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或者还原到犯罪行为发生前的状态，因此，力图犯罪危害程度的刑罚总是徒劳无力的。目的刑主义认为，从一个方面来说，刑罚的设置是为了达成社会防卫的合理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刑罚的设置又必须是为了防止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要以罪犯的个别情况为标准来确定个别的刑罚。在这种思想下，教育刑主义应时而生，它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再应该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或者报应，而应该是一种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犯罪行为人能够浪子回头，重新适应社会的发展。那么，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就不应该在监狱进行，而应该与社会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特别是更快的达到从良的效果。如果以目的刑、教育刑作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指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就应该尽量轻缓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

2.双向保护原则

该原则同样是由《北京规则》所确立的一项重要的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它注重的是在对未成年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中寻求一种均衡，进行平衡保护。其基本内涵为，既要重视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处罚中通过设置针对性的措施对其合法权益予以保护，同时也要注重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如此，才能将未成年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予以协调解决以从根本上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对未成人犯罪刑事处罚的思想基础有了初步的认识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2000.

[2]吴鹏森.犯罪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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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保护；措施；保障；权益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希望，其同时也是弱势群体，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受到保护。儿童权益保障体系的完善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有效指标，我国在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后，儿童权益法律体系在不断的完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具有较大的差异，近年来，有关儿童侵权的案件在不断增加，儿童的权益受到了威胁，由于儿童保障法不够健全，使得很多儿童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这不利于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一、儿童权利概述

儿童具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该有较为完善的儿童保障权益保障系统。我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由于相关制度不够健全，使得很多儿童的权益还是受到了侵犯。同一罪行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衡量与判决时有着一定差异，有着不同的法律条文，需要区别对待。儿童权利保护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可以保证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还可以使人们具有保护儿童的意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制定了较多儿童保护的条约，其通过立法更好的保证了儿童的各项权利。我国在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后，更加明确了儿童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共有4种类型，首先是生存权，儿童具有固有的生命权，还具有健康权；其次是受保护权，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受到较多的保护，任何无害儿童健康成长的行为都会受到制约，受保护权可以避免儿童受到歧视、剥削或者虐待，对一些失去家庭或者难民儿童都要进行保护。再次是发展权，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发展体能与智能，其需要接受教育，还具有娱乐的权利。最后是参与权，儿童具有参与家庭、社会生活的权利，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二、多角度保护、保障儿童权益的措施

1、确定特困儿童范围，建立救助工作机制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相关工作人员要迅速确定特困儿童，要重视儿童保护这项工作，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还要组织工作人员对特困儿童的身份进行确认，做好数据录入工作，还要对特困儿童的数量进行统计，从而更好的对儿童进行帮助与保护。“特殊困难儿童”的界定要满足6种条件，第一是父亲死亡，母亲改嫁后无人照顾的儿童；第二是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丧失劳动力的残疾家庭儿童；第三是父母有一方死亡，另一方正在服刑，二者父母双方都在服刑的儿童；第四是父母一方失踪，另一方丧失劳动力或者残疾家庭的儿童；第五是残疾或者聋哑家庭，并且经济比较困难的儿童；第六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患有艾滋病家庭的儿童。

在统计完成后，根据政府救助以及社会帮扶的原则，需要为这些特困儿童提供生活保障补助资金，要保证儿童的基本生活，通过每月的补助，可以保证儿童的生存权。相关工作人员要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在确定特困儿童后，要给予其经济方面的补助，还要多关心儿童的日常生活，保证儿童可以健康的成长。政府部门要做好监督工作，要保持每一笔资金都发放到特困家庭中。

2、关爱儿童寓教于乐，有效实施“反拐”“打拐”

大力倡议在全社会组织开展以“关爱儿童，反对拐卖”为主题的“反拐”宣传活动。为幼儿园老师、小朋友、家长及群众集中讲解“反拐”常识，提高儿童的“反拐”意识、识别犯罪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增强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并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公安机关要始终保持对拐卖儿童案件的高压严打态势，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并主动会同民政、妇联等有关职能部门，积极开展被拐儿童的解救、安置工作。

3、培训幼母保健知识，促使儿童健康成长

针对一些地区育龄期妇女存在“生子容易、育子难”的困惑，大力组织开展专题教育引导，一是深入讲解国家相关生育政策及生育条件，最大限度地实现优生优育，并运用科学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促进幼儿健康全面成长；二从幼儿期母乳喂养及幼儿保健知识教育、常见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和急救等方面，普及相关知识和常识，实现多角度儿童的保护；三是鼓励育龄期妇女重视母乳喂养对幼儿的重要性，强化对幼儿食具管理、卫生消毒及预防接种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幼儿在不同阶段除母乳喂养外，如何科学、健康添加辅食，促进幼儿均衡摄取营养。

三、结语

从多个角度保护儿童，并制定有效的保障权益体系，可以解决特困儿童的困难，可以保障儿童的基本权益。儿童享有生存权、发展权、被保护权以及参与权，政府部门要做好监督与管理工作，要选择儿童权益保护法，还要普及法律知识，使家长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可以减少虐待儿童案件的数量。一些特困儿童家庭比较困难，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死亡，父母可能丧失了劳动能力，使得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相关部门要做好调查工作，要确定特困儿童的数量，并为其提供经济补助。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关爱儿童，关注儿童权益保护，希望祖国的花朵明天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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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志宏，任园，郑维国.上海市儿童福利机构300例孤残婴幼儿社会适应分析[J].中国民康医学，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