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经济纠纷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法典经济纠纷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加强领导组织，齐抓共管

加强组织领导，制定2020年法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落实普法责任。为抓好本年度普法工作，镇政府根据实绩情况成立了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担任组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任副组长，政府各站所成员为小组成员，负责法治建设工作研究和决策，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司法所，负责处理领导组的日常工作，制定本年度法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每年工作计划，使法治建设工作与本镇各项工作有机结合，紧密相连，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明确各部门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大力推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做到普法和法治建设工作和活动开展有人负责、职责清晰，有序开展，落到实处。同时确保每村法律明白人落实到位，为各村法治建设宣传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队伍保障。

二、深入开展普法活动，营造和谐社会

我镇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宣传法治思想，加大全民普法宣传力度，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律权威，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促进全面依法治国。

（一）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普法宣传，深入开展“法律六进”和“法律进乡村”活动。一是加强领导干部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执政能力。镇党委很好地坚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公务员法》、《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法规和的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的宣传教育工作；二是加强公务员法治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镇政府工作人员利用每周二上午学习时间进行相关学习，内容为与本阶段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三是送法进乡村，着力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开通“400-0356-148”免费法律服务专线，线上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咨询。线下充分利用好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每周二免费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咨询，解答群众疑惑，对于农民工讨薪问题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优先办理的“三优先”法律援助服务。在全镇26个村张贴《县司法局关于开展“农民工讨薪法律服务专项行动”的公告》，为农民工讨薪难提供新渠道。深入村、村开展《民法典》大讲堂，针对村民关心的问题积极进行解答，引导广大村民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依法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四是全面普法宣法，通过“6.26”禁毒日、“三零”创建活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有利时机，大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五是切实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司法所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疫情期间“法治体检”等多项送法入企活动，在杏林砖厂法律小分队专门为企业农民工讲解了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遇到法律问题如何走法律援助程序。在煤矿由村法律顾问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芬为煤矿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讲解了企业如何和职工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职工的五险一金企业应该如何支付，如何鉴定工伤以及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规定。为本辖区内中小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减轻企业负担、解决企业难题、保障企业和员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依法平稳有序复工，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二）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我镇组织各村、各部门分别采取会议、标语、横幅、发送普法小册子等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普法，利用“赶集日”走上大街小巷进行普法宣传，解答群众疑问，进一步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引导广大群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互联网+法治宣传”，关注相关公众号，开展宪法、社区矫正法网上知识竞赛和线下学法考试活动。司法所定期发放普法宣传资料至各村宣传栏进行张贴。

（三）开展专题法治宣传活动。本年度我镇陆续开展“三零”创建活动、“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等，派出所、综治办、司法所、法庭、工商所等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为我镇群众送上“普法大餐”。

三、多措并举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一是落实调解机制，多方合力化解矛盾。对受理和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进行梳理归类，并组织司法所、法庭、村干部、村调解委员会成员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目标。同时加强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部门信息联通共享，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反应化解矛盾，共同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二是加大法律服务力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镇政府针对辖区内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加强综合治理，落实法律服务措施效果明显；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村法律顾问、人民调解组织作用，逐步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实现“应援尽援”，尤其是针对农民工讨薪难、孤寡老人维权难等群体，通过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据统计自2020年年初以来，共排查矛盾纠纷65件，调解成功56件，村法律顾问参与各村重大事项决策3起，充分利用法律顾问和调解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加大对重大疑难纠纷和案件的处理，努力打造基层人民调解品牌，为群众提供新的纠纷化解渠道。法律顾问走进民营企业开展法律宣传、法律体验，助推民营企业发展，为我镇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积极开展学习培训，增强调解能力。组织村调委主任以及人民调解员积极参加本镇、县级组织的调解知识培训；由村法律顾问对镇、村两级干部讲解如何调处矛盾纠纷及有关法律知识，尤其是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集中于土地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道路交通纠纷等方面，不断增强法制观念，拓宽工作思路，提高调解能力。

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力，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保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变质，增强政府的权威；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此我镇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机制。我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权力类别，对现有权力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规范，建立了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制度，要求全镇各站所严格按照清单内容开展自身工作，对于超出自身权限违反规定的行为，将按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处分。

二是严格执行行政决策制度。依法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凡是群众切身利益的行政决策事项，向社会及有利害关系的群众公开征求意见。

三是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我镇结合各站所自身职能特点，为各站所制定相应的职责规范，并有针对性地在重点领域改进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

五、推进依法管理

为充分发挥法治在社会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各村婚姻家庭纠纷、重大变故事项等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排查，重点做好社区矫正对象、刑释解教等人员学法和依法管理情况，预防高危人群违法犯罪。综治办以“三零”创建活动与扫黑除恶相结合，从各村、各企业为切入点，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司法所联合村调委主任年底开展“两类人员”摸底排查活动，将重点放在镇辖区“两类人员”中，对刑满释放39人，社区矫正解除97人，社区矫正11人，共计147人进行摸排调查，掌握“两类人员”在村表现、现工作情况、有无家庭矛盾、重大变故、经济纠纷等情况，做到早发现早介入，快速反应化解矛盾，维护辖区稳定。

六、存在的问题

2020年法治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可否认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普法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总体工作发展不够平衡，流动人口密集区和个别行业法治教育还有待加强;二是宣传方式有些单一、片面、覆盖面不广；三是法治工作点多面广，工作量大，工作人员少，任务重，难免有时候顾此失彼，特别是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法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如何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篇2

（一）什么是家庭暴力。当我们谈及妇女进步与妇女问题时，总是无法回避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即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的界定目前仍是学术界争议的问题。学者们普遍倾向于从主体、内容、对象等角度对其作概括性解释：将家庭暴力的主体限定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在家庭暴力的内容及对象上，包括了身体、性及精神三方面。而国外学者从家庭暴力的适用角度出发，对家庭暴力的主体界定与国内学者不同，他们重共同生活之实，不以有亲属关系为必要条件。使家庭暴力"中的"家庭"更像是场所，指发生于"家"这一特定场所的暴力事件。所以婚姻关系与同居关系，异性婚与同性婚，现有的两性关系与曾与曾经有过的两性关系等都包括于其中。但我国通用的定义是：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一方故意地利用力量、言辞或其他方式对他方进行身体和精神方面的伤害或虐待，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

中西方学者认识上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家庭"的理解上，中国采取的是狭义的或传统的理解解释，而西方的理解是广义的、较为"前卫"的。评判如何理解更恰当、更适合我国情况，笔者认为应把握以下两个问题：

1,保护受害者的人身权利与维护家庭和睦的平衡。家庭暴力属于侵犯人身权的范畴，只是该暴力行为发生于家庭内部。一方面，它是对与自己有法定关系的人进行的人身伤害，而且受侵害者往往是家庭成员中的"弱者"，如妇女、老人、儿童等，他们与施暴者间往往有扶养、赡养、互相照顾等法定关系。这样看来，施暴者既实施了侵权行为又违反了其他法定义务，是一种"数罪"行为。应该说比一般人身伤害行为危害性大。但另一方面，若对施暴者施以较重的惩罚，往往会使家庭陷入困境，这也是一部分受害者不愿看到的。因此从维护家庭稳定的目的出发，司法部门普遍倾向于将对施暴者的权交给受害都，由其决定是否追究施暴者的责任。如《刑法》中，虐待才为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利与维护家庭和睦二进的平衡成了自理家庭暴力问题的"瓶颈"。也是家庭暴力的重要特征。

为了家庭和睦，将追究权交予受害者，丧失的将可能性是受害者的人身权。因为受害者往往是家庭成员中的"弱者"，他们在经济上、生活上受制于施暴者，只好忍受或不敢反抗侵害者的侵害。再加上我国对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法律并无可操作的惩治条款，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家庭暴力行为，无视公民人身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为此，在实际操作中，应将追权和惩罚权分离，进行惩罚时，考虑到其行为的特殊性，可以在充分听取受害人意见的基础上，依法灵活决定对施暴者的惩罚。这样处理既能对施暴者产生威慑力，而且一旦其受到法律追究也不会再将怨气发到受害者身上。

2,婚姻关系与非婚姻关系的平衡。，现在我国法律不保护同居关系与事实婚姻，因此讨论家庭暴力时，学者们把范围仅限于合法的婚姻关系内部。但实际情况是，同居关系已越来越普遍，"试婚"甚至是青年人中的．时尚，未婚先孕先育已是严重的问题，这些是否应该全部或部分被纳入讨论的范畴？

我们将家庭暴力区别于一般的侵犯人身权行为是基于这一行为的特殊性，从而给予受害者特殊保护。而同居或试婚虽然缺少法律上的程序，但事实上已经具有婚姻关系的本质内涵，如共同生活、抚养、性生活甚至抚育后代等等。应该说，行为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他们不选择婚姻方式而共同生活时，就应承担A,4497能由此产生的后果。但行为人决定同居时，往往不曾有诸如怀孕等的打算。因此，若发生暴力这样的情况，是按双方间无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人身权侵害事件处罚，还是作为具有婚姻容许关系的"家庭暴力"事件来处置，便取决于立法者的选择。笔者认为选择后者更好些，因为这些只有婚姻关系才会产生的后果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如孩子一出生，双方便始终是其父母，对其肯定共同的抚育、监护职责，需要双方长期地互相配合才能解决。不将这些行为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对于受害者的保护明显不利。

（二）家庭暴力的范围。

1、夫妻间的暴力行为。如丈夫殴打、谩骂妻子，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或摧残妻子性器官等。

2、父母对子女实施的暴力或虐待行为。子女对应赡养的老人实施的暴力或虐待行为。兄弟姐妹、叔嫂妯娌、翁婿婆媳之间的暴力行为。有亲密关系的男女间的暴力行为。如同居关系、恋人关系等，也都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3,目前家庭暴力主要表现在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

1;身体虐待：用推挤、拳击、扭臂、掐脖子、扇耳光、咬、掐、开水烫、火烧、用刀等手段及器械伤害配偶。精神虐待：干涉配偶行动自由，尤其不得与其他异往，怠慢对方的感受及需要。如威胁、恐吓、辱骂、猜疑、恶意贬低、故意刁难等。

2,待：违背配偶意愿强迫进行，或强迫其进行难以接受的方式，损伤其性器官，强迫拍摄照片或录像；

3,经济虐待：剥夺生活必需品，遗弃家庭成员，限制配偶花钱，夺走工资，禁止外出工作，禁止求医，在外赌博欠债，变卖家产。

二、家庭暴力中的几个特殊问题

尽管中西方在关于"家庭暴力"的界定方面分歧很大，但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问题中最严重、最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点的看法上，中西方是一致的。如联合国2000年纽约妇女特别大会的文件指出，家庭暴力，尤其是对妻子的攻击，可能是针对妇女的最普遍的暴力行为。通过对许多国家普通暴力事件的大范围的、可信赖的研究结盟表明：有20%的妇女受到过与其共同居住的男性的伤害。''''可以说无论是何种社会、经济、文化、种族及宗教背景，妻子均有可能遭受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就像潜藏在妇女身边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对妇女权益构成巨大的威胁。在我们关注家庭暴力的普遍现象时，有几个特殊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受虐妇女是否为"弱势群体"。

1,施虐者与受虐者的文化程度问题。从暴力冲突的特定因素中，妇女表现为弱势群体，比如生理上决定了力量的差异，家庭中的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地位等等。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受虐妇女不是弱势群体，因为"弱势群体"就一般意义上来讲，是指社会中的弱者，在我国现阶段，一部分劳动者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某种困难与不利的境地，成为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但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不分年龄、职业、知识层次，高收入、高学历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2003年，在北京市延庆县红枫热线的咨询统计中，受暴者40%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10人研究生学历。她们中有59%在职，其中包括公务员、职员、医护人员、教育研究和文化工作者、商业和服务人员，她们有经济实力，并不依赖于丈夫，但仍然避免不了挨打的命运。陕西省妇女天空会的田茁对此表示："经济的独立并不能代表感情的独立，外界的和自己的传统压力也许在一些妇女看来比暴力更可怕，只能说提高妇女素质是消除家庭暴力的可能因素之一。"同时施暴者也与学历关系不大。据北京高婚姻家庭研究会在1994年4月对该市已婚人中口的抽样调查（共抽取2118人）表明，家庭暴力现象并不限于文化程度低的夫妻，在文化程度高的家庭中也时有发生。广州市妇联的问卷调查结盟显示：施暴丈夫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1.7%，其中有大学生、博士，甚至还有大学教授。

2;受虐妇女的庇护问题。如果家庭矛盾激化，双方决裂、一方提出上诉，而法院的判决还没下达的两三个月，受虐妇女的庇护就成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妇女的权益最容易遭受侵害，集中体现在缺乏人身安全感和精神上的受虐。特别是经济能力低下的农村妇女更是如此。两人已经撕破脸皮，而女方又没有地方可搬，不得不依然和男方居住在一起．，这就有可能给受虐妇女精神带来巨大的摧残。因此，有必要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建立妇女庇护所，使受虐妇女们有

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二）值得关注的"冷暴力"现象。

所谓"冷暴力"主要指精神施暴。从来自各方面的调查看，在家庭暴力，"冷暴力"所占的比例并不在少数。据北京红枫妇女忙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统计，在100名拨打红枫妇女热线求助的妇女中，经常遭受语言暴力的就有19人次；36人次同时遭受语言与肢体暴力的双重伤害，还有一些人忍受着不许进屋、不许吃饭和限制人身自由等折磨。．对于受害一方来说，在受到"冷暴力"侵犯时所承受的痛苦，决不亚于人体虐待。这种"冷暴力"包括对家庭不投入感情，对另一方不闻不问或进行，"心灵施暴"，经常在家里威胁、恫吓、辱骂，当众或私下恶意贬低、挖苦、奚落、嘲笑；经常刁难、干涉、猜疑、阻止、限制行动自由，阻止与他人来往．以此发泄情绪等。这些精神伤害往往使受害者正常的工作生活难以进行。

"冷暴力"案件在家庭暴力的投诉中有逐渐上升的趋势。随着近年来反家暴的宣传，明目张胆地殴打妻子会受到指责和管制，因此许多人采用了精神伤害这种更加隐蔽的手段，如侮辱、冷落、言语刺激等。

目前社会上对家庭"冷暴力"．的认识存在极大的偏差。很多人信为，限制妻子社会交往、耻笑妻子的缺陷弱点等精神层面的虐待并不算是家庭暴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家庭暴力损害及影响的社会性。

从鲁涤、张凤芹的《丈夫施暴致伤妇女101例鉴定分析一兼论家庭暴力的法医学鉴定》一文中，我们得到自古以来986年至1997年7月共有1658名女性到北京市法院做法医学临床鉴定，因家庭暴力致伤者170例（占10.25%），其中101例为丈夫施暴致伤。对这101个案例的统计分析表明，其中重伤7例（6%），轻伤50例（42%），轻微伤44例（37％）。损伤致残者13例（11%），致容貌受损或损伤程度偏重，轻伤以上的损害占63%。可见，家庭暴力对妇女造成的身体与心理上的伤害已不是单纯个人的事情，它严重侵犯了妇女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这仅是容许暴力的社会性结盟的一个方面。在其他方面家庭暴力还导致家庭破裂，婚姻解体，经济纠纷，孩子无人抚养、教育，老人无人赡养等许多的社会问题。

三、透析家庭暴力的成因

（一）经济因素。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后，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人们为获得"效益最大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生产领域出现了分工协作，而这种分工协作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家庭，在家、庭成员也有分工协作的最佳配合方式。在我国的一般家庭中，表现为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今社会，男权主义仍然盛行，在大多数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往往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当男性自身经济状况不佳，难以支付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时，他们很容易烦燥，并以殴打妻子作为发泄方式。此外，当庭这种经济来源模式改变时，即当女方的收入大于男方、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时，许多丈夫难以接受这种"错位"，也很容易发生家庭暴力。这种情况在既古老而又日新月异的今日中国很常见。因此，经济因素是导致家庭暴力的最直接原因。

（二）传统心理因素。

在男女两性的差异中，最大的和最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女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生儿育女是女性的本能，女性生育子女并抚养后代，由此导致了性别上的劳动分工。妇女被束缚于家庭之中，当社会低估家庭领域的时候，4自然也就忽视妇女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进而在家庭中强化了丈夫的支配与妻子的依附关系，逐渐使男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分别处在统治和从属的地位。

我国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男尊女卑思想更是源远流长。"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夫权思想，是统治者的首选和对妇女基本的伦理要求。虽然社会不支持暴力，但作为管教妻子的手段和形式，社会和法律却给予了极大的容忍。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在人们心里根深蒂固，使如今大多数妇女在面对暴力时，不得不更多地选择忍辱负重和委曲求全。所以尽管妇女解放已提出多年，但男女平等在许多地方仍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

即使在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时，妇女;被排除在外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具有"理性沙人之间，而不适用于男女之间，只适用于公共生活领域，而不适用于家庭私人领域。如1840年的《法国民法典》，一方面确立了天赋人权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妇女不能享有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规定"夫应保护妻，妻应顺从其夫"的条文。妇女享有人身权有质的发展那是现代的事了。

（三）行为学因素。

以行为学观点看，家庭生活本身便能产生导致家庭暴力的紧张状态。核心家庭内部夫妻彼此花费着大量时间，形成密切的联系，其结结果是由于彼此的熟知，而使得双方间不再像陌生朋友那样克制、礼让，常为一些小事争执不休，引发暴力。而且，双方彼此花费越多，兴趣和活动的重叠部分就越大。这反过来会成为产生利益冲突的主导因素而引起争论。家庭内部的紧张状态再与家庭外部的压力相结合，相互攻击的可能性就更大。当然，造成家庭暴力的生物学、生态学的因素，也值得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关注。家庭犹如一个生态系统，家庭成员是栖息其中相互作用的群体。当一方习惯上的空间或常用的资源常．常被无所顾忌的其他成员占用时，经常会导致紧张，家庭暴力很容易出现。

四、司法中的困惑

家庭是把"双刃剑"，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我们选择"家庭"这种模式来组织社会时，我们也就同时选择了它所固有的诸多负面因素。从上述因素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解决家庭暴力的难度。解决家庭暴力问题要有全社会广泛的参与，如妇联调解、执法部门、社区干预、民间组织、媒体舆论等途径。虽然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规制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着一定的困惑。

法律作为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是调整人们固有行为的一种有效强制手段。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治安处罚条例》等律法规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丝规定，但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使得此类案件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操作。具体表现如下：-

〔一〕受虐妇，女的因素。

我国《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与轻伤害案件及虐待案件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但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者往往有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担心，或是有惧怕施暴者报复的顾虑，不愿"告诉"，使对妇女的维权成为难题。

（二）执法者的认识因素。

《刑法》规定只有达到轻伤、重伤或致死才够得上暴力犯罪，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条例》第2条规定，轻伤是指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于人体，造成组织器官结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部分功能障碍的损伤。从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问题中难有作为的个案中看，虽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一些执法人员的观念还没有发生变化，他们还是认为这是家庭私事，不属于社会治安问题，或者干脆信为不该管。

（三）法院支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