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济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土地经济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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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土地制度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各土地流转试点的农业发展成果进行了综合分析，试图提出对我国土地制度的适应性改革中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责。

关键词：

土地制度；农村经济；土地流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经济总量的迅猛发展是以初期牺牲农业发展为资本原始积累促进工业发展而取得的，处在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瓶颈期的土地制度一定会经历一次彻底的制度改革。当前的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搜集和“实证研究”。林毅夫在土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中认为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体制的转变是1978-1984年农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且这种影响是动态的。盛济川通过基于“技术非效率”的“残差分析法”对土地制度变革分析发现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效用不大。乔榛认为制度是实现农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我国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增长。

一、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农村土地制度是包括农村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管理、流转、经营等体制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我国自1950年代以来经历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有：1950年代初开始实行土地人民私有制；1953至1957实行农村合作化，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1958至1978开始实施高级农业合作社和的组织生产方式；1979至今则发展成为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形式。

2.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1949-2014年期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发展状况。1949-1957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33%，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1957-1958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4.17%，之后的20年里年均增长率为6.02%。1978-1979年增长率达到了18.58%，每一次的过渡时期农业总产值都大幅度提高，农业总产值稳步增长。1979-1988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9.63%,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律化和与之紧密相联系的分配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清晰简明，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权责关系及其义务明确，这是农民发挥生产积极性、创造性的强大激励机制。1988-1998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8.83%，1998-2008年均增长率为9.69%，2008-2014年均增长率为8.36%，由1978至今的数据显示，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业总产值经历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之后，年均增长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人数越来越多，在农民的收入越来越高的同时农业的总产量却没有相应的上升，工业化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吸引更多的农民放弃农业生产，选择工业化劳作，使得大量的土地被闲置；由于土地流转效率低下，大量掌握农业知识和先进技术的农民劳动力无用武之地，他们想要通过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农业、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想法不得不因为土地流转效率的低下而放弃。1979年推行的迅速地提升了农村生产效率。但是其存在明显的缺点：第一，土地收入占农民收入来源的比重逐渐变小，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脱离土地的羁绊，使得土地利用率降低。第二，度使得土地存在细碎化、规模小、无法进行科学化管理、不利于农业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等缺陷。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就业情况。1978—2012年我国的农村人口数整体变化不大，但是占人口总比中越来越少，乡村就业人数总体变化不大，但是在第一产业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开始实行以度为基础，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流转为目的的二次土地制度创新。但是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流转范围较小，相对规模很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小规模、小范围的流转现象当前所急需的政策不协调使农地流转的效率显得更加微弱。所以，全面深入分析农地流转效率有利于为中国的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农村经济更好的发展。

二、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1.我国土地流转现状

1.1从流转区域来看。从农村土地流转区域的比较看，华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占全国总样本数的30.22%，在全国六大地区中占比最高;其次是华东地区，占21.78%;再次是东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比重占19.53%;以下依次是:华南地区占10.71%，西南地区占7.52%，华中地区占6.92%，西北地区占3.33%。华北和东北地区各地农业发展不均衡，差距较大，并且同一地区中经济发达的省市，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

1.2从流转方式上看。我国目前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包括转包、出租、转让、互换和入股等五种形式。另外,在实践中还出现了反租倒包、代耕代种、托管等新型的土地流转形式。出租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最常见的方式，也是最容易被农户接受和认可的。其他方式则相对较少。

1.3从土地流转面积来看，首先1986—2009，我国农村居民户均耕地面积、户均耕地块数均出现下降；其次2002年以前土地流转的效率并不明显，土地流转规模没有明显变化。然后2002年以来土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大，土地流转趋于集中。最后在流转规模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户希望进行中等规模的土地流转。

2.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投入—收益的微观影响。中间要素投入情况来看，转入户中间要素投入远大于转出户和未流转农户，转入户从别的农户中转入土地采用集约化生产方式进行规模经营减少生产成本。从农户劳动投入情况来看转入户劳动投入明显比转出户和未流转户大，主要是因为转入户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进行长时间农业经营和劳动投入。

3.农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的理论分析。首先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有利于社会公平。农户在得到租金的同时，还能通过大规模生产提升生产效率。其次，有利于提高农业产出率，加速农业经营现代化、科学化、规模化、产业化。农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得农业生产规模化，有利于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提高农业产出效率。然后，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减少农村失业，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向工业生产中去，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最后，有利于提高农耕地利用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

三、我国现阶段试行的土地流转模式和对政府的建议

1.我国目前的土地流转模式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优缺点。近年来学者对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分析以及农民的积极探索逐渐产生了多元化的演变，各个农村试点的相继推出也多少都有相应的成效，其中主要包括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村办集体农场并存制、两田制、使用权拍卖制、活化使用权制等。以上几种土地流转模式在试点推行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各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不能一味的选择相同的成功模式套用。

2.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建议。

2.1完善农村土地的收益权与处置权。根据科斯定理可知，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引发不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同的土地流转方式会形成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的变化，但是如果变动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完善增加了交易成本，会影响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及边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

2.2发展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农地流转效率低主要在交易费用高昂，很多农户流转土地的途径少，交易繁琐，法律知识淡泊，而且没有合理的途径，所以很多土地即使被荒芜，也很难流转出去。政府应该鼓励鼓励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2.3政策扶植，并鼓励土地承包农户专业化。很多农户承包土地进行种植，没有专业化的知识和管理方式，加上农村经济不发展，交通运输不方便，没有健全的保障措施，所以农户收入少，没有保证，风险大等。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户的培训和专业知识培养。

2.4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保障。首先严格控制土地流转的转入，避免农村土地的流失；其次是严格农村土地流转的征用和补偿制度；然后是继续农村户籍改革，加强对非农户口的农村居民的就业指导；最后是建立合理的税务调节机制，多退少补。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制度一直在适应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每一个土地政策在实施初期都高效的推动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渐表现出一定的束缚效应。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也在政府以及民间的积极改进中走上了新的道路，逐渐形成了以度为基础，以土地流转为主要方式，积极开拓土地流转形式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使中国的农业走向科学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现在农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版.

[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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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允：《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宁夏大学，2011年.

[5]邹伟，孙良媛:《土地流转、农民生产效率与福利关系研究》，载于《江汉论坛》2011年第3版.

[6]孙霄汉：《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版.

[7]吴桂英:《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解释与经济分析》，2014年05月17日.

[8]盛济川、施国庆：《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版.

[9]榛、焦方义、李楠：《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载于《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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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城镇经济开发区，属县级以上开办的，需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属乡、镇开办的，需经地区行署或市人民政府批准，报自治区备案。申报经济开发区，要做好可行性论证，说明开发条件、开发内容、经济效益、占地面积，并提供开发区内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计划等，报经批准后，方能宣布为经济区。

经济开发区需要扩大范围的，应报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

二、经济开发区的开发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出让和划拨、统一管理。用地单位要向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查报政府批准后，办理出让和划拨手续。

为了有利于统一征用土地和进行初步开发，凡建立经济开发区的市、县设立地产公司，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城镇建设规划，对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征用的成片土地，具体办理征地手续和拆迁、安置工作（旧城改造的拆迁、安置工作仍由城建部门负责）；统一进行基础开发；协助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出让、划拨工作。地产公司属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隶属市、县土地管理局。除地产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与农民谈判办理征地事宜。

三、简化经济开发区土地征用、出让、划拨手续。其程序是：

1、自治区根据各个经济开发区的需要，分期分批成片审批征地，同时按政策规定审批被征地农民的“农转非”。

2、经批准征用的土地，应统一进行初步开发，按规划设计要求搞好平整土地和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确有困难的也应做到“一通一平”（通路、平整土地）。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片出让的，也可不经开发直接出让.

3、经统一开发后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划拨，原属地、市和自治区审批的，委托市、县人民政府出让、划拨给用地单位后，再按审批权限上报地、市、或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4、经济开发区所在地的市、县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做好土地登记发证、资料整理归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划拨由政府主管领导审批。出让可以采用协议、招标和拍卖形式。通过划拨、出让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得擅自转让，如需转让、出租、抵押，按国务院（1990）第55号令和自治区人民政府（1990）第9号令办理，并交纳出让金。

四、经济开发区内的土地开发，要严格服从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建设项目地址的选定，要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同意，项目用地要严格按有关定额核定，做到合理用地，节约用地。

五、科学地制定地价。地价一般有两种：一是基准地价，主要根据成本费（包括征地、拆迁和开发支出等）和地租制定；二是出让地价，根据区位、社会投入、繁华程度、效益大小、供求关系、土地用途（如属高新技术开发项目的地价可从低甚至以补帖地价出让）及使用年限而定。出让地价可根据土地市场供求情况在基准价基础上上浮。

地价的制定由地产公司会同物价部门提出方案，报政府审核批准。

六、土地使用权出让、划拨的收入，除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提取土地出让业务费后，其余全部上缴财政，其中该上缴中央的部分，由市、县财政上解自治区财政专项上缴。各市、县留下部分，原则上70%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30%用于开发农用土地。

七、在经济开发区内进行建设，须遵循下列各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人，均可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2、用地者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订用地合同。

3、事先预约用地者，需按地价总额20%预交用地定金。从预交用地定金之日起，三十天内签订用地合同，逾期不签订合同，作自动放弃，定金减半退还，地块另行安排使用。

4、从用地合同签字之日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处以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1）超过六十天未付清全部地价款的；

（2）超过一年不动工建设的；

（3）不按合同规定建设、开发的。

5、出让方应当按照合同规定提供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未按合同规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

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八、安置好开发区内被征地的农民的生产、生活。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须依法计算支付。在规划利用土地时，要尽可能给被征地的农民留出一定数量的生产生活用地，如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应按政策规定及时给被征地农民办理“农转非”，并扶持其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妥善解决生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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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全国社会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9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6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公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一编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将这一权利明晰为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用益物权，结束了几年来对其根本属性的争论，进而促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走向商品化和资本化。法律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繁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级交易市场的形成理应指日可待。

但是，在现实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如立法者所愿，通过市场交易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种种制约因素的掣肘，致使其实践成效大打折扣。其中，户籍制度便是诸多亟需克服的制约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户籍这一形成并发展于计划经济时期，以稳定社会、保障经济建设为目的而建立的旧制度愈发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成为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的社会趋势。然而，现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却阻断了作为农民工进城务工配套制度出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致使我国出现了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低效率的双重不利局面。因此，我们需要在认识和分析户籍制度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建议。

1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现状

理论上，土地流转包括土地归属关系的流转与土地利用关系的流转两方面。其中，土地归属关系的流转，是指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转变，如土地的买卖、赠与、征收等；土地利用关系的流转，是指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关系在主体之间发生转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不存在土地私有的现象。因此，我国土地权利交易市场的客体为土地使用权，而非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实际上仅指土地利用关系的转变。具体到农村土地权利交易而言，主要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即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二级交易市场上发生的权利主体的转变，包括转让、出租、入股、互换、抵押等多种形式。

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已经初具雏形并日渐成熟，但近年来，这一市场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预期之繁荣顺畅。事实上，虽然我国的法律与各项配套政策已经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供了依据与基础，但现实中各种制约因素仍然在对这一过程发挥着制约作用。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完全走人交易市场，真正作为生产要素供给手段的功能难以发挥，土地资源优化配置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资本性收入的预期难以达到。因此，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减少上述阻碍因素，使土地使用权能够充分发挥投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显示出巨大威力。

2　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

2.1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与管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常规人口登记和上报制度、居民户口或身份登记及管理制度，以及与户口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和迁徙等方面。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社会身份与经济身份相包容的城乡户籍差异在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中国在建国初期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所普现的城市贫民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所取代，城市中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始活跃起来。在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之下，城市居民脱离了国营、城市大集体单位，其依托于国营、大集体单位的经济身份自然而然地随之消失，成为了不受所属经济组织形式约束的自由人。与此同时，城市居民能够基于其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获得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使其在自主地选择职业、居住地的同时毫无后顾之忧。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还原经济自由为导向的经济身份改革未能在农民身上得以实现，同时，社会身份又决定了他们在离开土地、脱离集体经济组织后没有新的社会保障来源，因此，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土地维系生存，无法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可以说，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犹如一道无法跨越的藩篱，束缚着城乡各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换，由此引发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化走向。

2.2户籍制度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户籍制度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通过农民所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发生联系。

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发包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承包方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交易仅局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内。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取得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参与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其二，从发包方处直接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要受到严格限制，“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也就是说，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只有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才能够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别是想要承包农村土地的城镇居民，只能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四荒”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次分配的过程中，如果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受让方则不受限制，而受让方非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需要取得集体经济组织一定数量以上成员的同意，并经乡或镇政府批准。对于农村人口来讲，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身份决定其有资格作为承包方，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对于非农人口，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就要受到严格限制。

2.3现行户籍制度制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原因

农村土地对农民具有生存保障与投资的双重作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功能的长期趋势将呈现为从生存保障走向投资。在此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际上具有多重功能：其一，打破原有的静态财产权分布格局，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刺激土地投资价值的实现，促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进一步市场化；其二，为打破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奠定经济基础，为农民的自由流动创造制度可能；其三，为实现土地所承载的农民社会保障功能的货币化创造制度支撑。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城镇居民的经济自由，但对于亿万农民来讲，社会身份和经济身份都没有随之改变，他们的生存仍然需要依靠土地提供最根本的保障、需要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行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根本制约就在于：这种身份差异所引发的更为深层次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别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项功能难以实现。分述如下：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引发的二元就业制度阻碍农民的自由流动。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民工们挥汗如雨的工作场景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尽管如此，由于农村居民的社会身份没有得到转变，很多工作岗位都将农民工拒之门外，想要在城市中找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难上加难，例如很多收入高、待遇好的岗位在招工的范围上有严格限制，唯有城市居民才属于被招用的对象，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只能望而兴叹。在市场化改革下，城镇居民在经济身份上摆脱对国营单位的依赖，获得职业选择的自由。但对于农民工来讲，他们进入城市却仍然属于农村村民，社会身份没有能够转变为城市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为农民的流动创造了制度可能性，但现行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无法自由选择职业，使得这种可能性难以成为现实。

第二，现行户籍制度制约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货币化。对于农民来讲，一方面，土地上之权利作为一种动态财产权，能够通过市场化流转的途径实现价值，促进土地投资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作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依靠，负有生活、就业、养老三重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能够使土地的投资与社会保障双重功能的价值实现货币化。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一方面，农民在转让土地使用权后，只获得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部分资源性价值，土地的级差地租远远没有在土地流转的对价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货币化未能得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社保功能货币化实际上是农民进城后基于身份转变而应当取得的城镇社会保障，而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区别化使得农民在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无法完成由农民身份到城镇居民身份的社会身份转化，从而导致农民在退出集体经济组织，丧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社会身份后，无法取得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从而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待遇的社会保障。这一项对于农民安身立命至关重要的功能无法实现必将造成两重后果，并且该后果将根本制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其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价值应当囊括土地的两项基本功能：生存保障和投资，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是这两项功能转向货币化的过程。然而，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货币化无法实现，直接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的市场价值大幅减损，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货币价值降低，使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性价值被制度性压低。长此以往的交替循环就造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值钱的怪现象。

其二，对于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早已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却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走进城市之中，却无法成为城市的主人。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意味着将丧失土地这一自然的社会保障基础，同时他们又无法像城市人那样享受各种社会福利性救助，一旦遭遇失业将毫无生存保障。而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发生，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约有2000万外出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而在这些返乡农民工中，有1000万早已没有“承包地”，他们正面临着失业又失地的生存问题。严峻的现实状况加重了农民的“惜地”心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想法愈发根深蒂固，他们宁愿“撂荒也不转让”的保守态度，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出现有效供给不足，明显制约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可见，现行户籍制度是直接造成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货币化无法实现的重要根源，也是间接压低土地资源性价值的重要根源。它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后两项功能落空，即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受阻，土地社保功能货币化无法实现。而建立动态土地资产的第一项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的自由流动以及土地社保功能货币化的实现。由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本应发挥巨大作用的三项功能基本被抽空，而其弊害则是深远的。

其一，违背建立平等、自由的共同体成员关系的正义伦理。这里所说的社会共同体，主要表现为国家。平等意味着一国之内的所有公民应当享受最基本的权利和受到最基本的保护，国家不应根据人们的出身、职业、居住地等在政策和制度上区别对待公民，而应当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很显然，现行户籍制度无形中造成了户口身份的高下、贵贱之分，进而引发制度歧视。

其二，阻碍生产要素在市场间的合理流动。市场经济要求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依靠价值规律的调节在市场上自由流动，现行户籍制度却极力限制土地、劳动力在体制内的流动和转移，而且继续为各种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执行提供依据和条件。这一制度早已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不相协调，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背道而驰。

其三，侵害了国民于城乡间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阻隔不仅表现在阻止农民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同时还表现在阻止城市居民购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基于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享有成员权的可能。

长远来看，这种制约将造成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由形式矛盾走向实质矛盾，成倍放大未来改革的成本。

3　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

根据以上所述，针对现行户籍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为了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有效发挥，本文提出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建议，根本目的在于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扫除障碍。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需要以新的社会保障方式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使土地社会保障功能货币化得以实现；

第二，城镇市民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应当避免出现既享有城镇社会保障，又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超级公民”待遇。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转让权利后如何办理城市社保接续和城镇居民购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如何实现社保关系的转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此，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对策：

其一，彻底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体制，实现全国户籍的统一，进而实行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国外户籍管理的经验来看，户籍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作为公民身份的证明以及国家统计人口的工具。而自19世纪形成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偏离了其原初的功能。其实，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病不在于制度本身，恰恰在于它承载了太多原本不应当具有的社会功能。因此，改革户籍制度的根本目标在于恢复户籍制度的单一功能，取消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种种附加值，使其从区别公民待遇的手段转变为纯粹的公民身份证明和政府人口统计工具。只有建立功能一元化的户籍制度，才能保证城乡居民具有统一的公民身份，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事实上，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异最主要体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化，依据城里人或农村人的不同，享有的社会保障也不相同。目前，我国城镇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省级统筹，有些地方是地市级统筹。由于农民工普遍在其居住地以外的省市打工，他们无法取得工作地的城镇户口，该省市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就完全将户口不在本省市的农民工排除在外，造成了农民工无社保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并设立覆盖所有公民的普遍社会保险金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这种普遍性的社会保险，公民均有资格成为投保者，并且只要投保达到一定年限，同时符合该项社会保险对领取者的要求就可以享受社会保险金。这种打破旧体制而重新建立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减少不同地区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成本，有助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将从根本上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障碍，以新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取代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充分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货币价值。当然，这种较为激进的破旧立新式改革，显然需要付出较长的准备时间方能实现。

其二，维持现有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仅将城镇的社保体系加以改造，使其不再设置户籍限制而向农民开放，即“以土地换社保，变农民为市民”的改革方法。城市居民“有社保无土地”、农村居民“有土地无社保”的现实状况是由城乡居民不同的生活条件决定的。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生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比农村居民要大，因为城市居民一旦失业，将会完全失去收入来源，而农村居民尚有土地可以依赖。这种原本相安无事的局面随着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被打破，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身份实质已由农民转变为工人，但却无法以城镇居民的身份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由此引发出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民没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即“放弃土地以换取社保”或“放弃社保以换取土地”的选择模式没有形成。

因此，在维持现有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下，进一步改造城镇社保体系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对于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市民的农民工，应当允许他们通过缴纳一定社会保险费用的形式加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也就是说，进城农民以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真正转变为城镇市民，有资格参加城镇的社会保障。这样做便于操作和管理，可以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保障问题。而对于那些想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城市人，购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应当放弃城市给予的社会保障，由城镇市民转变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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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合物权权能理论，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中界定集体土地收益权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发现：集体土地收益权

>>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价值目标、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 集体土地征用与农村土地收益分配的制度创新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实现方式与商品住房价格 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当前集体土地征收拆迁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利用SuperMAP系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发证项目的应用与问题探讨 浅析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存在问题的探讨 试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指导原则 论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 试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与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问题与改革思路和措施 关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购买制度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途径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困境破解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研究 集体土地制度亟待变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涵在确权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cn=B01.

[8]佚名.村民住别墅发万元年终奖 家电集体配发[N].临川晚报，2013-02-07.

[9]杨青贵.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困境及其出路[J].现代法学，2015（5）：74-84.

[10]王卫国.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2（2）：140-149.

[11]韩松.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形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5）：63-70.

[12]蒲俊丞.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的所有制基础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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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机理；土地制度

一、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1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人们一般认为，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最主要的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与其他国家的消费率相比，我国的消费率明显不足。如1993--2004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8.4％，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73.5％，低收入国家为81.2％，而我国这一时期的年均消费率不到60％。

消费率不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必然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率(见表-1)，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由表2可知，2000---2007年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2.4％急速增加到39.7％，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1.9增加到5.1；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2.5％增加到19.7％，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1.0增加到2.6；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40.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5.5下降到5.3。可见，“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严重失衡。

2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从我国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由表13可知，2000--2008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2％，第二产业为53.3％，第三产业为41.5％；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为0.5，第二产业为5.3，第三产业为4.1。无论是从贡献率，还是拉动力，第二产业都显著领先。从各个年份来看，第一产业的贡献率最高也只有7.8％的水平；第二产业则在大多数年份中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第三产业贡献有所波动，最终稳定在40％以上的水平。由此可见，第二产业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3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经济增长仍然过多地依靠增加物质要素投入。以2006年为例，该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都较高，比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耗量3.88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费量12.4亿吨，占世界的54％。经济增长过度依靠物质要素投入，一方面导致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使得资源环境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现行土地制度是现行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重要制度成因

(一)现行土地制度是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1　现行土地制度为我国高投资率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撑。(1)现行土地制度为我国高投资率提供了土地载体。任何投资都需要一定的土地作为载体，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是投资活动能够成为现实的基本前提。而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实际就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政府很容易获得土地、尤其是农村土地，从而为我国高投资率提供了土地载体。(2)现行土地制度也为我国高投资率提供了资金支撑。首先，土地为政府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我国高投资率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那么政府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主要是从土地中来。在现行制度下，土地具有强大的资本功能，这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就能产生巨大的增值收益，更主要表现在其在吸引民间资本、外资以及融取银行资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土地收益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各级地方政府进行建设的资金很多都是来源于土地。其次，土地获取成本较低诱发企业的投资热情。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一方面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土地出让的形式。对于工业、仓储用地，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工厂建成之后给本地区带来的GDP、税收和就业等政绩利益和长期收益，倾向于采取零地价甚至负地价的方式招商引资。这样企业获得土地的成本较低，从而诱发企业的投资热情。

2　现行土地制度不利于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收入。农民需求不足是我国消费性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而农民需求之所以不足主要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目前，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还远未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如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为100.5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2％。为什么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很少?这就与我国现行土地制度有关。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但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并没有得到实现，这主要表现在：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限制了农民土地财产升值的空间；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的严格限制导致土地这种稀缺性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打折扣；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导致农民缺少利益表达权。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无法实现，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导致需求不足。

(二)现行土地制度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1　土地细碎化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目前仍存在基础薄弱，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主要靠天吃饭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现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有着极大的关系。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内容，正是由于这套土地制度，导致农村土地细碎化，农业经营模式仍是分散的小农经营模式，从而导致我国农业无法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流转是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是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以及发展现代农业与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着诸多困境。

2　工业用地价格过低是工业领域投资过度的重要原因。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热衷于工业立市，工业领域存在投资过度现象。从政府角度来讲，其热衷于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的财税制度下，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更多的税收和财

政收入。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其热衷于投资工业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用地价格很低。相对于商业、旅游和娱乐等经营性用地较早实行招拍挂制度而言，工业用地实行招拍挂制度较晚且规范化程度较低。

(三)现行土地制度是要素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价格经常被人为压低，其结果必然是各经济主体多占地、占好地，经济增长中土地消耗过大。其次，低地价使得企业获得土地的成本较低。这一方面会削弱它们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为它们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的资源，即使生产过程中消耗过多的资源，但仍然能赚取高额的利润，它们当然不会去冒险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会导致大量物耗高的建设项目的轻易进入，增加其他资源的消耗。

三、改革土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取土地的难度

1　严格限定政府土地征收(征用)范围，增强农民对征地行为的监督。调整有关法律和政策，严格执行公益性建设用地国家征用制度，即只有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服务以及效益为社会共享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才能行使征地权。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征地目录，进入征地目录的用地项目才能启动征地程序。保障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合法民主权利，增强农民对征地行为的监督。赋予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建立畅通的诸如征地听证制度等农民参与和监督渠道，让农民对征地有发言权。尤其应赋予农民申诉权，当农民认为地方政府土地征用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或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时，可以行使申诉权。

2　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管理，强化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在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科学性基础上，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管理、尤其是规范土地利用规划的修改程序，明确规划修改的条件和程序，并将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情况纳入人大、纪检监察和地方政府考核等相关内容，强化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考核。另外，在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各个阶段和环节，要采取包括社会听证、公告公示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权利。

3　加强土地监管，严肃查处违法用地行为。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建立国土资源动态监测系统，努力提高信息工作水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畅通的监督渠道；构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土地执法的共同责任机制，加强纪委、监察、审计、司法和国土资源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建立国土资源与监察等部门联系办案和案件移送制度；坚决依法处罚违法用地的单位和个人，包括领导干部。同时还应强化对土地执法行为的监督，建立公开的土地违法立案标准，以利于社会各界监督。

(二)减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土地收益

1　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相同的权利。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非农建设需要占用集体土地，需要通过征地程序，而也正是这征地程序，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取了农村土地在城市流转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因此，要增加农民土地收益，减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土地收益，就应打破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相同的权利，即赋予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的权利。在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后，政府一般不再直接参与农村土地城市流转，而主要通过行政审批、税费和土地总体规划进行调控。当然，公益性非农建设项目需要占用农村土地，仍然需要政府动用征地权来完成。

2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土地只有在流转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其价值，因此，为了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应在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于经营性建设用地，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所有，不分城乡居民身份和城乡企业身份，逐步实行统一的建设用地供应政策，并且在规划管制下，只要土地使用性质相同，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开放范围就应当一致，在市场开放上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实行同等待遇。其次，健全农用地流转市场。加快制定完善农用地流转法律法规，从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程序和流转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规范农用地流转行为，把农用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3　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权。在土地市场中，政府的职能应在于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和营造市场环境上，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调控市场，而不是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集土地管理权与土地经营权于一身，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因此必须将土地经营权从地方政府手中剥离出来，使其退出市场经营活动，从而让政府和市场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注释：

①王睿，王天义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J]红旗文稿，2009，(23)：11-13

②李书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与实现路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5)：94-98

③曹建海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与重复建设之关联[J]中国土地2004，(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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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公房出售中，有关复式住宅阁楼价格的计算问题通知如下：

    复式住宅的阁楼价格按成本价或标准价乘以折扣系数确定（折扣系数不低于70％），折扣系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土地管理局按阁楼的条件综合评定。

    有关复式住宅房价款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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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

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

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点:

1．由于地理与国家安全的原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分散的土地制度安排与中央集权之间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为社会以及工商业发展所预留的空间进一步变小，社会很难形成与国家分权的中间力量。

2．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以中央集权的政府对民间的管制为基础，社会以及个人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权的高强度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一种收缩的均衡状态，向现代公共治理模式转变所需要的经济条件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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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政治一经济制度知识点

(一)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内容和作用.

1.公有制经济是主体地位——其表现有二：一、 .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又要注重质的提高.二、 .

2.国有经济是主导作用——其表现有二：一、对 的控制力上,如金融、通讯、铁路、航空、电力、石油、天然气、冶 金、化工等. 第二：国有经济要 ,引导和影响 并在 .

3.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体制:家庭承包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4.十六大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观点：

(1)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2)发展规模经营;(3)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1、一切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2、这也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决定的.3、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各种形式都可以利用.

(三)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的非公有制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经济形式或组成部分).

注意一个易错的说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经济形式.

(四)我国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即所有制结构)

1.这项基本经济制度存在的客观必要性.

从根本上说是,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具体说来,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2)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生产力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发展也不平衡,生产力呈现多层次性)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的所有制形式……)

2.十六大提出了两个必须：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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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讨论中我都一再强调：事实上，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人们20年来约定俗成的共识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被简化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大包干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另外，上到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们只要能动，总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农村整、半劳动力加起来不止五亿，估计有六亿以上。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那么总共有多少劳动力需要转移呢？至少三四个亿。往哪转移？因此，如果劳动力不能转移或者转移得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可能减少，怎么办？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按现行法律规定一个劳动力一年应该劳动300天，然而却只能在农业上劳动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呢，一个活劳动所有的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农业生产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资金怎么会进来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来农业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的主产品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大部分高于国际价格。这是硬投入方面。

软投入呢？软投入就是所谓服务，也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加强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软成本年平均起码增加了9%，其结果是农业的负效益越来越严重。农户调查显示，1997年以后，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逐年递减，纯收益已经是负值，1995年种植业亩均可以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真的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1/3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年一个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内。这样看来，农村种植业人均每年一两百块钱的现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综上所述，人们现在之所以终于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是因为“好一个农业了得”。这么多矛盾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至少在政策层次上不可能再讨论纯粹的农业问题。

学术界一般性地跟我们这些长期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谈市场经济的ABC，本来就意义不大。我们是1988年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时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道理，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人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资料再参与讨论。但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几年过去，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制约，怎么搞单纯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目前这种三要素不能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情况下，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的话，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市场的话语在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语境中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政策，请问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人们应该知道，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农业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以为农村改革就等于市场经济。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但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放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对现实问题就失去了解释力。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人们提出的失去解释力的那些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是私有化。切不要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规模经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现在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总体上水太少。尽管有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篇10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6-0244-02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瑞龙.论中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J].经济研究，1994（5）.

[2]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