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中生；同伴关系；影响途径；启示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国民水平整体呈现出提高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676708亿元，虽然国民经济实力已经初步加强，但还是有很多地区存在着贫富差距，促使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并对孩子的教养形成了影响。本文将具体表述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释义

一些心理学家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概念界定，指出SES主要是对个人从其收入以及受到的教育水平方面来衡量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心理学的角度上，人们所了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的是其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及其父母所处的职业地位。除此之外，社会经济地位还包含了个人的父母所拥有的文化程度和是否存在单亲情况。人们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简称为SES，该概念已经延伸到了社会学以及医学等领域当中。在社会学的角度，SES应该将个人父母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父母的职业等列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当中。很多国家都认为SES指的就是社会阶层，并且用单独的衡量指标来评判个人。我国一般讲SES称为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的家庭背景。

三、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途径

1.父母教养方式

在需要层次理论中，马斯洛指出个体对于社会交往的需要，并且认为该种需要将直接影响到个体在社会上的发展。为此，个体需要创造条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以此保证身心发展能够更加健康。作为高中生，生活的物质条件都是家庭提供的，也受到家庭的深刻影响。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同伴关系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很多的联系，父母的教养方式就是影响该种联系的重要途径。如果，父母属于专制型，那么其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也会对其性格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促使其无法用平常的心态接纳自己的同伴，高中生本身也会养成专制的习惯，使同伴逐渐的原理自己。如果，父母属于民主型，那么其在实践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会利用比较民主的方式，子女接受教育的过程潜移默化的养成一种随和、包容的心态，进而在维持同伴关系的过程中，会产生和谐同伴关系。

2.学生习惯及心态

高中生自身的行为习惯也是影响到SES对同伴关系的途径之一。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下，很多高中生本身就存在行为问题。有些同学对学习失去兴趣致使其学习成绩比较落后，在班级劳动方面比较另类，不愿意承担责任也会使同伴无法接纳自己。而高中学生如果在维护同伴关系过程中始终以良好的心态、包容的情怀进行，就会使得同伴与其敞开心扉，确保和谐同伴关系的健康发展。例如，高中生在生活与学习中正确认知合作与竞争，就会使得其能够时刻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同伴，进而使得生活变得快乐。根据调查研究表明，高中生如果能够摒除自身的问题行为，就能够与同伴关系融洽，从而使自己在活动中被同伴邀请，而不是被同伴所排斥。

3.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影响的启示

对于社会人而言，同伴是生活与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和谐的同伴关系实确保我们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关键，是培养健康社会性发展关键，能够促使自己的人格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研究SES对高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过程中发现SES将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影响，而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子女在日后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行为。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父母应该明确自身的重要性。尽管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使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差异，但是父母如果能够以自身SES水平为基础，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是可以正确指导子女在学习生活中维系和谐、健康的同伴关系。父母可以经常听一些关于教育的讲座，从而转变自身的教育思想，构建民主化的教育行为方式，也转变自身的教养方式。如果父母在教养方式上能够提高觉悟，就能够弥补因为SES而为高中生带来的不利影响。父母也可以多与老师进行交流，与其他的家长交流和接触，对比自己的教育理念，了解更多的教育方式。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还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的消极心理影响到孩子，从而使其在与同伴接触的过程中也拥有过多的负面情绪。

四、结论

总而言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将直接关系到高中生的同伴关系，并且对其性格的养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父母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较高，且SES较好的情况下，父母将更容易接触到较多的教养方式，这就要求父母应该自身家庭实际出发，转变传统教育理念，整合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方式，保证子女能够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同伴关系，维系同伴关系，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晓路，李天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15，04（02）：78-83.

[2]程利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习投入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教育发展研究，2016，06（04）：39-45.

[3]邹红，金盛华，吴嵩.青少年家庭经济地位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05（02）：90-94.

篇2

关键词： 家庭经济困难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教育水平 心理健康

从古到今，大量贫困家庭的学子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案例屡见不鲜，主流媒体对此的报道和过度宣传会让人误以为“寒门”和“人才”、“成功”存在紧密联系，似乎出身寒门者更容易成才并获得成功。然而，较少为人关注的是，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大量研究显示健康不仅是指身体、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当代医学模式的改革上，出现了由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趋势。心理健康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代各类群体中，虽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其他群体，但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发现率要高于其他群体。至今，全国各高校已发生多起心理不健康致死案件，其中多起事件起因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一、家庭经济困难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一）家庭经济困难界定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存在的问题

教育部、财政部2007年颁发的8号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了界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各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通常衡量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会参考各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前，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意义。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资助体系。各高校按照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建立起各自的操作模式。

然而，在各地各高校的实际认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如何准确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困难程度上存在一定难度。按照教育部、财政部的指导意见，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需要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但是现实社会中会存在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也能盖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的公章，甚至存在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盖公章时却被拒之门外的现象。此外，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状况存在差别，因此，来源于不同地区和城乡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判标准的相对性，在认定工作中不能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一些研究者引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多维因子来衡量学生家庭情况，这将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更加客观并符合实际情况。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界定及衡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环境。社会学研究显示，起初的家庭环境量表主要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即测量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最近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是简单的单一变量，它反映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及其所处环境的特点，包括：较高的智力、勤奋、坚定、上进、长辈的鼓励乃至婚姻状态等诸多因素[1]。例如Cassidy和Lynn所做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个体在16岁时的智力、成就动机、外向性、心理稳定性和所受到的父母鼓励等因素，能有效地预测其到23岁时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2]。由此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是家庭经济和教育水平的代表，更反映了父母乃至其祖父母的多种人格特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家庭环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是家庭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衡量，根据家庭成员获得或控制的社会资源数量进行的社会层级划分。这些社会资源通常包括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

当前对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测量通常从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及职业等级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要会选择不同的维度，有的选择其中一种，也有的研究者综合几种。但是，研究者发现，在职业等级评价上还存在诸多的缺陷，比如不适合测量无工作的人，而且职业等级的划分会过于主观化，导致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分类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性。综上，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过大的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通过对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现显著相关性。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妨碍学生的心理发展。

（一）低家庭经济收入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数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五分之一，而普通大学生心理不正常的人数是普通大学生这一群体总数的十分之一。很多研究者在探究不同地区家庭经济情况对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的影响时，发现较高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来自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总体而言，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低于较高家庭收入大学生。

1.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

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度偏低，他们缺乏可使用的支持因素，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感受性也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因此，在面对压力时无法获得及时、必要的心理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3]，这可能与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体验到的压力源更多及压力值相对较高有关。有研究显示，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面对的压力源与一般大学生存在差别，家庭经济困难通常是造成他们焦虑等负性情绪的首要生活事件。此外，与普通大学生相比，较低家庭经济收入大学生自我体验到的压力更大。

2.消极情绪发生率更高，自评症状显著存在。

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中，普遍存在自卑、封闭、焦虑、敏感、敌对等负性情绪。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时，他们的心理问题更加可能以躯体病痛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会更内向、存在更多的内心冲突，道德更加自律，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敏感，并且敌对情绪更容易发生。其中，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女生更容易表现出恐怖、焦虑及人际敏感。

目前，在考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90项症状清单是常用的测量工具。最近，常被用于各高校筛查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研究表明，除精神病性以外的所有项目，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等，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均显著高于非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4]。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较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是发生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

部分来自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由于经济拮据，视野局限和交往能力欠缺，一时无力改变现状，容易产生敏感、自卑，继而出现抑郁、焦虑、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弥散性的仇视心理而出现偏执、敌对等一系列偏激的心理行为[5]。因此，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更需要身边人的关怀、尊重、支持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二）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大学生在身体、心理发育过程中，外界不良环境因素极易使得他们产生各类心理问题。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及计划生育导致的独生子女的普遍性，父母对子女的各项要求越来越高。可是对于如何正确引导儿女心理健康成长，对很多家长来说，是很难把握和调控的。有研究显示，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越高。

有研究显示，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学生获得社会支持呈现出显著性的相关，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即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较少，尤其是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较少。有学者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虽然感受到的支持不是客观显示，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变量/中介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有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极为重大，主观支持水平低的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较低。

三、结语

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评定学生困难与否或者困难等级的主要标准是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或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和城市农村的双重差异，来自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城市、农村的学生，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导致低家庭经济收入学生的判别标准是相对的。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时不能以单一的家庭经济状况标准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含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三个维度，只有综合这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衡量家庭的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成为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与拥有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比，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家庭收入这一维度上，低家庭收入学生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在《90项症状清单》的测量中，他们在除了精神病性的其他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上，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这一维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其《90项症状清单》各症状因子分值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因此，在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中，国家、学校除了要给予学生经济资助外，更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心理上的帮助与扶持。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工作者应该通过各种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方法引导、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接纳自己；高校学生工作人员可以为他们提供条件改善自身经济水平，如勤工俭学等，并协助他们通过各种合理途径改变现状；各高校管理层可以从制度上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使他们在实践中自强自立，走出自卑、敏感的阴影。

参考文献：

[1]任春荣.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测量技术.教育学报，2010（10）.

[2]叶婷，吴慧婷.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心理学探新，2012（32）.

[3]佟月华.低收入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2003（4）.

篇3

[关键词]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产品经济形态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

篇4

【关键词】女性 职业抱负 职业教育 影响因素

职业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以获得物质报酬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来源并能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在社会分工中具有专门技能的工作。职业发展则指一个人拥有的许多工作,不论通过晋升或涨薪,或从同事那里得到尊重和肯定,职业发展总表现出一种进步。一个人在职业中进步越多,他(她)就会被认为越成功。职业抱负表现的是在理想条件下对期望的职业目标的一种个人取向。更简单地说,职业抱负提供个人不受现实约束的职业兴趣、希望等信息。青春期是研究年轻女性职业发展的理想时期,因为许多变化都在这时发生,并强烈地影响职业抱负和职业成就。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

职业抱负受诸如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期望值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在职业行为中的角色,并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

性别的影响。很明显,性别是所有影响职业行为的因素中最有力的影响因素。在过去,由于性别歧视和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导致女性的就业机会少。在20世纪70年代,有研究表明女孩比男孩在职业抱负上受更多的限制。在一般家庭中,女性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少于男性,如果某个家庭教育资源有限,家长往往将其投资于男性,认为女孩早晚要嫁人,这首先就使女性升学受到阻碍,尤其农村家庭对男孩子受教育的投资积极性一般高于女性。同样,家庭往往鼓励男孩子的职业抱负。

近来的研究发现,现代女性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职业兴趣,在职业抱负中也显示出比男性更多的性别角色的灵活性。通过调查,女中学生比男中学生对工作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但过了青春期,女性则要面对未来的职业与婚姻、家庭之间的冲突,这不得不使她们对职业保持低的期望值,特别是经济社会地位高、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工作。

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女性职业抱负和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国外研究表明,孩子的职业抱负与父母的职业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女性中,职业选择尤其受母亲职业的影响,母亲在女儿职业目标和抱负的发展中起着角色模型的作用。在一项对女大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对于有工作的母亲的女孩,更愿意选择母亲的生活方式,而非父亲的生活方式。相对于父亲的职业地位,母亲的职业地位与女学生职业抱负的社会地位有更密切的关系。

相关研究者证实了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强烈影响女儿的职业选择,青春期女性的职业抱负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具有更高的工作理解能力和与职业相关的话题。

女性所受教育在工作中的收益。研究表明,一个女性受教育越多,她越有可能被雇用。虽然高校“女多男少”现象已开始出现,女硕士女博士也越来越多,但是现实中男女并未达到真正的平等。尽管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女性至少受过和她们的男同事一样的教育和培训,但她们职业发展的速度还是比男同事要慢,尤其在进入高级管理层上更不能与男同事相比,在经济上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存在。女硕士、女博士等高学历女性的出现多是因为遭遇就业歧视,不得不通过高学历来增加就业时的砝码,而不是发自内心对学历的追求。女性在就业中所面对的性别歧视,常常导致女性更少的机会和更慢的进步。女性如果感到职业选择的可能性很小或感到自己的职业很早就停滞不前,她的职业抱负就低,可能决定放弃工作,开始家庭生活。

女性受教育程度。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就业的机会就越多,参与竞争的能力就越强,职业抱负也就越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她们已经走出了家庭,走向社会,女性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高学历女性人数也随之增多,她们在社会地位、经济上受益更多,她们的职业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国外相关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职业选择。Mau和Bikos(2000)指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抱负之间存在关联。在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更喜欢选择学术型和专业职位。Herr和Cramer(1996)也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关于工作、工作经历和职业类型等信息,这些都是影响职业兴趣的。研究表明,高中生的职业抱负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这又常常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有关。Trusty(2002)指出,低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低的或不被认识的期望值。与中产阶级和更高的个人相比,低阶层的个体面临更多的障碍,这限制了她们的抱负水平。

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启示

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扩大女性入学率。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提高女性职业抱负,就必须加强女性职业技术教育。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有条件、有能力争取平等,而受教育程度不高,则容易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屈服于“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不平等现象。女性职业技术教育的程度与范围,直接影响着女性的发展。在我国下岗职工中,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究其原因,除了用工单位的性别歧视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女性受职业技术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少,不能适应信息化社会带来的劳动项目,从而使其就业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就占了劳动力市场的一半左右,但主要聚集在400个职业类型中的20个种类中,并且大多数都属于低收入阶层。

鉴于此,必须挖掘潜力,针对适合女性的职业岗位,举办为女性单独设置的女子职业班、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继续扩大中等职业教育中女学生的人数。同时,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创业者、企业家、政治家、职业经理人已不乏女性典范,IT、网络、文化、艺术、体育、服务等领域也有适合女性展示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的岗位,所以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以满足现代化管理对具备高等职业素质的女性的需求。

篇5

关键词：子女需求；家庭因素；现代化经济环境及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度

社会经济的增长，常常受到总供给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劳动、资本和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由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它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所以人口劳动力资本常常被看作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的氛围直接影响着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和对子女的需求。家庭因素、现代化经济环境及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度都是影响子女需求多少的因素，由需求而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动，又关系到未来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因此这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

一、 家庭因素对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在西方人口经济学中，一般把影响孩子供给与需求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生因素，所谓内生因素，是指直接影响供给与需求。与孩子的生育、抚养本身有关的变量，而所谓外生因素，则是指间接影响孩的供给和需求的社会经济变量。在自然生育率一定的条件下，婴儿的增加和儿童存活预期的延长可能增长加孩子的潜在总供给，同样，孩子的潜在供给直接随着生育率的变动而变化。我国自1979年以来实行的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生育期的独生子女的越来越多，他们都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生育二孩。而一个家庭决定是否生育第二个子女，往往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即从家庭收入低时父母更多地倾向孩子数量的偏好改变为家庭收入增高后父母更多的倾向孩子质量的偏好。家庭收增高后，父母对孩子的选择不是需要更多的孩子，而是需要更高质量的孩子。由于不想影响生活质量，也想培育高质量的孩子，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孩，人口数量的增长不会出现高峰，劳动力的供给还是一个均衡发展的过程。

二、 现代化经济环境对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若干中间环节才能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产生作用，同时，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尤其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这种影响更加明显。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明。由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进，提高了妇女的健康水平，使过去一些由于条件不具备，能够医治好影响妇女生殖功能的疾病都能治愈，从而提高妇女的自然生育率，同时，医疗条件的改进，大大降低婴儿死亡率，孩子的供给的潜在增加。其次，教育和公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妇女所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大小直接决定着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大小。随着社会发展，妇女地位不断提高，新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和经济活动中，从过去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养儿防老”的观念中解脱出来，现在“女儿也是传后人”观念深入人心，培养一个高质量的孩子比追求高数量的孩子更为重要。随着正规教育的加强和公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人们会减少对孩子的需求。第三，新商品的出现所产生的影响。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新商品的大量出现，这些可以改变青年夫妇的消费偏好，他们往往更多的把收入用于自身的享乐性消费中，新的电子产品、新的生活方式，都可能占用青年夫妻大量的时间。同时，新的避孕节育产品的产生，更为方便和安全。使得原来部分害怕因为使用避孕药具而引起并发症人群慢慢接受新的避孕方式，从而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减少对孩子的需求的愿望。

三、 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对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交通的便利，人口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和流动更加频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年轻的农村夫妻很快的适应了城市生活，与城里人有一样生活习惯和的文明意识。但是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压力更大，首先表现在住房条件，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特别是年轻的新婚夫妇，在要高档耐用消费品和要孩子之间，往往要高档耐用消费品偏好比较大。加上城市生活对子女教育投入重视，他们也觉得知识改变命运，要想让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变成“城里人”，就得加大教育投资。而由于没有社会保险等保障措施，未来的养老和医疗压力也将加大，孩子的经济成本已经成为人们婚育观念中的一部分。对孩子需求也越来越少。其次城市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先进的生活观念，改变了原有的封建思想。以“满足家庭夫妻心理和情感需求”为目的的生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另外，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父母自己在城里打工赚钱，而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留守儿童成为一个庞大的“制度性孤儿”。许多年轻的父母越来越重视到孩子不在身边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不利的倾向，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努力带到城镇与自己一同生活，从而降低了再生育孩子的需求。

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对子女需求的多少，从而影响未来人口劳动力的供给，虽然我国人口增长率放缓，劳动力的供给增长会放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深入，人口素质不断的提高，同时技术进步、生产要求效率的提高，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人口经济学新论 刘家强主编

篇6

家庭出身填写：国企职工，公务员，现役军人，私企职工，务农，教师，个体户，医生，护士，记者，工人，自由职业等。

家庭出身原指家长从事的职业，现指个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能力无关的一种世袭的先天因素，个体据此获得归属地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篇8

【关键词】家庭环境 家庭软环境 家庭硬环境 学业成就 家庭学校教育

儿童学业成就是反映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不仅关系儿童自身发展，也关系国家繁荣富强，历来为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所重视。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均将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着力点放在学校教育层面上，似乎忽视了家庭环境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然而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与儿童的学业成就有很强的相关性。

1. 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指子女生活在其中并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家庭主客观条件的总和。每个人从出生伊始就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儿童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家庭环境可以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家庭软环境，强调人的内在情绪与感受，是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时所形成的一种气氛。家庭硬环境，是指家庭中可用量化指标来评判和衡量的环境因素，是特定的物质条件。

2. 家庭软环境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可分为完整家庭和单亲家庭。艾伦斯汀在其著作《无法预期的离婚后果：25年里程碑研究》中强调了父母离异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如学业成就不良、行为问题。杨静等研究表明，单亲子女的学业成就明显低于非单亲子女学业成就。同时离异家庭儿童的课外学习活动少、广度和深度也不如完整家庭儿童。对离异家庭儿童学习意志力的研究发现：离异家庭儿童缺乏独立性、不能自制、缺乏坚持性，不能驾驭自己的学习活动和学习行为。

有研究表明子女数量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关注、支持、投入和参与会减少，不利于子女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但杨静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并非是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也有调查表明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期望高，有意识地创造有利于子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环境，严格要求子女，从而提高儿童学业成就。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各种教养行为特征的概括，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Leung等研究表明：权威型教养风格通过提高儿童内部动机而提高其学业胜任力；忽视型与专制型教养风格则通过造成儿童无动机而负向地影响儿童的学业胜任力；专制型教养风格还通过提高学生外部动机而降低儿童的学业胜任力。可见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影响不同。虽然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仍需要家长采用合理的教养方式来对待子女。

家庭氛围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所营造出的人际交往情境和氛围。学业成就好的儿童家庭气氛更融洽，家庭成员自由表达情感，追求成功的动机较强；凌辉研究发现学业成就好的儿童家庭冲突较少，攻击和敌视现象较少。学业成就好的儿童家庭的这些特征，有利于培养儿童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从而提高学业成就。

家庭教育态度能衡量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主要包括父母参与度、支持度、监管度和亲子互动。Fejgin等研究证实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支持与参与、亲子互动频繁以及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都对子女的学业成就有显著影响；谢亚恒却发现，双亲参与教育事务和教育活动与学业成就呈现负相关。Cheung等对研究发现，父母的支持和鼓励越多，学生的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都越高。有明确目标有利于儿童取得优异的学业成就。张翔和蒋逸民都发现家长对子女的监督与学业成就呈显著负相关。家庭教育态度的不同方面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影响不同，现在没有统一结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家庭硬环境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家庭收入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对儿童学业成就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家庭投资模型，家庭收入之所以影响儿童学业成就，是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提供给儿童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差异。具体来说，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可以为子女学习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如：辅助教材、聘请家教等；而贫困家庭却不能。正是这种家庭资源的差异，导致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儿童在学业成就上出现了差异。刘笑飞，卢珂等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指数越高，学生就越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也有学者考察了家庭收入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中的中介因素发现，家庭社会文化环境发挥了中介作用；家庭经济收入还可透过教育态度间接影响儿童学业成就。家庭收入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必须引起家长的重视。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是长远的。早在1986年Hanushek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孩子学业成就就越高。后来诸多学者验证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儿童成绩的正影响。卢智泉研究发现母亲文化水平越高，其子女的学业成就越高；对于父亲文化水平与其子女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赵丽调查后认为父亲受教育的程度对其子女的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薛海平却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不太显著。无论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相同与否，父母都应提高自身文化水平，重视孩子学习。

篇9

【关键词】教育公平；早期教育；美国；分析；启示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06-0053-04

近年来，早期教育的公平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教育公平不仅意味着儿童拥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更意味着儿童有权利获得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维护教育公平，是实现高质量教育的重要体现。所谓公平，是指所有社会成员拥有自由、平等选择和分享资源的权利。从儿童权利及教育质量的角度看教育公平，第一个考量指标是儿童是否能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第二个考量指标是儿童在受教育过程中是否获得公平对待。如果教育环境、课程设置及师幼关系等不能体现公平性，那么高质量的教育也无从谈起。此外，早期教育投入的公平与否也是一项重要的考量指标，因为不均衡的教育投入将引发教育系统内的不公平问题。

在过去的50年中，基于公平的教育改革一直是美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1〕在早期教育领域，自实行“开端计划”以来，美国政府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了一系列教育补偿服务，体现了教育公平。不过，总体来看，教育不公平问题在早期教育领域依然很明显。本文拟从早期教育的可获得性、早期教育项目质量以及资金投入三个方面对美国早期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进行分析。

一、早期教育可获得性的不公平

早期机构教育对年幼儿童的发展非常重要。享受早期教育服务，尤其是公共教育资源，是儿童的权利。然而研究表明，美国早期教育的可获得性会因为儿童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所处地理位置、父母受教育程度、母亲的职业、英语水平等原因而产生严重的不公平问题。〔2〕以下具体介绍前三项影响因素。

1．种族

美国是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非洲裔、拉丁裔、亚裔等外来移民很多。研究表明，不同种族儿童的入园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拉丁裔儿童的入园率明显偏低。Fuller和Kim（2011）的数据显示，在美国，2005年拉丁裔4岁儿童的入园率为53%，而非洲裔和白种4岁儿童的入园率分别为69%和70%；2005～2009年，拉丁裔儿童的入园率逐年下降，至2009年已下降到48%，非洲裔与白种儿童的入园率则基本保持平稳。〔3〕虽然非洲裔儿童的入园率较高，但其辍学率也很高。可以说，儿童的种族制约了其获得早期教育的机会以及持续接受早期教育的时间。

2．社会经济地位

一系列研究表明，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比来自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获得早期教育。Bainbridge(2005)研究发现，富裕家庭的3～4岁儿童，其接受机构教育的可能性要比低收入家庭的同龄儿童高23%。〔4〕

由于美国的早期教育政策一向对处境不利儿童有所倾斜，政府的资金也大多投入到面向处境不利儿童的服务项目上，导致经济收入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的家庭可能面临既无财力让子女接受优质的早期教育服务（家庭收入有限）又无资格获取政府提供的有关补贴（尚未达到政府规定的需要救济程度）的尴尬境况。Hustedt和Barnett(2011)提供的数据表明，家庭年收入在2万～3万美元间的儿童的入园率仅为20%，低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家庭。〔5〕

已有的一些研究显示，富人聚居社区的早期教养机构远多于贫民聚居社区；高收入社区或低收入社区中每位幼儿拥有的可支配教育资源至少是中等收入社区幼儿可支配教育资源的4倍。

3．地理位置

Barnett和Yarosz（2007）的研究表明，美国东北部地区3～4岁儿童的入园率为67%，西部为54%，中西部为58%，南部为54.5%。〔6〕可见，美国东北部地区的3～4岁儿童入园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地域差异十分显著。

比地域差异更显著的是州际差异。美国的早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各州政府对公办早期教育项目的推行力度有很大差异。从公办早期教育项目的入园率看，2010年，俄克拉荷马州4岁儿童的入园率为86%，佛罗里达州为77%，而内华达州仅为5%。目前美国尚有10个州未设立针对4岁儿童的公办早期教育项目，有26个州未设立针对3岁儿童的公办早期教育项目。〔7〕各州政府提供的公共早期教育资源存在巨大差异，相应地，早期教育的可获得性也有很大差异。

二、早期教育项目质量的不公平

篇10

关键词:生育决策;理性;成本-效用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268-03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7年的人口科学论坛上指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为了遏制这种违法现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会上表示,拟出台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广东、浙江、湖南、重庆等地已出台了一些相关处罚措施,如加收社会抚养费、公开曝光等,以维护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公平性。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趋于降低,我们把这一经验结论称为“反J型曲线”。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名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会不会又存在一条“U型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又趋于上升。本文拟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等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利用成本-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归纳总结。

二、文献述评

生育作为基本的人口过程之一,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一直受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重视,在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控制人口增长一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Paul Ehrlich,1968;D.L.Meadows,1972;Lester Brown,1999;et.)。在人口死亡率已经稳定在低水平的条件下,生育率变动成为决定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育率研究长期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T・P・舒尔茨在其《人口经济学》(1981)里甚至声称,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衡量是否是现代人口理论的主要标准。西方人口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行为及生育率变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对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着重经济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变动、生育率水平的关系(Easterlin, R・A.,1966;J L Simon,1977;et.)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Harvey Leibenstein,1954;Becker,G. S.,1960;J・C・Caldwell,1976;Easterlin, R・A.,1985);第二种类型,着重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关系、文化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W.E.Moore,1959;Ronald Freedman,1970,1975,1979;et.);第三种类型,着重人口学因素本身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强调婚姻、怀孕、分娩、避孕、生育间隔和生育次数等中介变量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Kingsley Davis&J.Blake,1956;J.Bongaarts,1975,1982);第四种类型,着重生物学因素或者生物-社会因素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生育行为与、性能力、性道德等的关系(B.Weller,1995;J.Casterline,1995)。尽管西方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从经济分析转向非经济分析,甚至转向生物-社会因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生育率决定的经济分析仍占有很大比重。

在过去30年内,我国生育率超常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关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方面(顾宝昌,1987;彭希哲和黄娟,1993;孙文生和靳光华,1994;Poston,2000;杨涛、Marjorie Mcelroy,2000;李建民,2004; 陈卫,2005;王金营,2006);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对西方家庭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和拓展,以家庭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分析了我国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原因(田雪原,1989,1992;李小平,1994;李建新,1996;叶文振,1998;陈卫、史梅,2002;汤玉刚,2002;罗丽艳,2003;李建民,2004;)。通过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生育率的宏观决定分析,还是生育率的微观决定分析,都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理性,生育率的下降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为什么会出现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是现有理论存在不足甚至错误,还是人们的生育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三、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生育的成本分析

一般来说,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起抚养到孩子生活自立时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机会成本包括父母因抚养孩子而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表现在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抚养费用、教育费用等随之增多,直接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条件下,父母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价值增大,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因此而最大。

名人、富人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在财产资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经很小,而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为主,工资率的提高不会增加他们的市场劳动时间供给,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他们会把有限的时间资源更多地投入闲暇中,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名人、富人可以通过找育婴师、保姆等缓解时间因素对养育孩子这种时间密集型产品的限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的生育直接成本仅占名人、富人的财富总量的很小部分,而时间成本又因为收入效应和财富对时间的替代被大大降低,他们的生育总成本比较低。

(二)生育的效用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在进行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时提出了孩子的效用包括:(1)消费效用,即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和情感上的满足;(2)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3)保险效用,即孩子给父母提供潜在生活保障的效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4)经济风险效用,即孩子承担家庭经济成败风险的效用;(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6)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消费效用的变化却难于确定(Harvey Leibenstein,1954)。

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1992;朱楚珠、张友干,1996;周长洪、黄丽华,1996;赵景辉,1997;叶文振,1998;罗迈,2001;郑真真,2004),发现人们的生育需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层面的需求对人们的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情感层面的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影响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对名人、富人来说,孩子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需要,他们可以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心理满足,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效用已经很弱。

(三)生育决策的决定

每个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一个家庭在决定子女数量时,也要经过一番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和斟酌。家庭总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定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相等的水平上,这时的生育数量即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根据以上成本和效用的分析来看,名人、富人生育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效用则相对较高,在以物质激励和惩罚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约束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往往倾向于多生,一直持续到边际孩子的成本―效用相等的均衡点上。

以上分析揭示了名人、富人的生育决策行为,他们的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的效用,是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这与普遍认为的,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效用刺激,而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这一看似相悖的推理是因为存在一个假设:在发达经济里,人们的收入通过市场劳动获得,收入水平制约着人们的理性决策。但对于名人、富人来说,他们的财富十分丰富,收入来源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孩子成本对他们的决策的影响已相对弱化,而孩子效用则成为影响决策的主导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1.名人、富人的生育行为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在生育市场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时间资源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约束条件充分考虑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效用),从而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由于名人、富人与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生育行为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随着工资率的提高,通过参与市场劳动获得主要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生育受到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双重约束,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却相对减弱,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成为他们生育决策是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名人、富人而言,财富积累已经不是主要通过参与市场劳动,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相对于他们“无尽”的财富和对非市场活动的强烈需要而言,生育成本相对很小,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

2.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对中国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使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公信力,这种影响才是主要的。国家统计局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名人、富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3.86%,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假设名人、富人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达到24‰,每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仅占全国出生人口的7.7%。但他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公信力,在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仍不稳定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失效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影响则具有全局性。

3.本文对名人、富人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演的层面,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持。要深入了解名人、富人的生育意愿,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理论逻辑推演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从而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顾宝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J].中国人口科学,1987,(2).

[2] 陈卫.“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J].人口研究,2005,(1).

[3] 陈卫,史梅.中国妇女生育率影响因素再研究――伊斯特林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2).

[4] 叶文振.论孩子效用和人口控制――来自厦门近千户家庭问卷调查的启示[J].人口研究,1998,(5).

[5] 田雪原.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J].中国人口科学,1989,(3).

[6] 田雪原.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M]//.田雪原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7] 李建新.伊斯特林生育理论与中国农村人口调控[J].中国人口科学,1996,(5).

[8] 汤玉刚.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5).

[9] 李小平.期望孩子交易价格的实证研究及其对进一步控制生育的意义[J].中国人口科学,1994,(4).

[10] 罗丽艳.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J].人口研究,2003,(2).

[11] 王金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科学,2006,(5).

[12] 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5).

[13] 蔡.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01,(6).

[14] 吴忠观,刘家强.关于生育文化现代化的几点思考[J].人口研究,2003,(5).

[15]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J]. 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6] Leibinstein, H.:A Theory of Economic-Demographic Development[J].Princeton University,1954.

[17]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27-29.

[18]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人口研究,2007,(1).

[19] 李建民.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人口研究,2004,(6).

[20] 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M].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131.

[21]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268.

The economics explaining of over-re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reproduction phenomena

in the famous and rich man

LI Zheng-she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