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纠纷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解决经济纠纷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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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经济业务中，并非每项合同条款都能顺利得到履行，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引起争议，纠纷。从订立购销合同起，到商品生产环节，到物流运输环节，到最后验货付款环节都有存在违约的风险，从而产生争议，纠纷，引发索赔和理赔问题。引发经济纠纷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情况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卖方违约。

卖方生产的商品质量有问题，未按订立的合同标准严格进行把关；或者数量方面缺斤少量；或者不能及时提供财务票据等等；都有可能引发买方的不满情绪，从而引起经济纠纷。

（二）买方违约。

买方由于自身的财务问题，资金周转不灵，不按期开信用证，不按期支付货款，不按合同规定付款赎单，或因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无理拒收货物，不按合同规定如期派船接货等等，与卖方沟通无果，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都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

（三）买卖双方均有一定的违约责任。

由于合同订立时，质量标准要求不明确，按国家标准呢还是按行业标准没有明确；价款不明确，按订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呢还是按政府指导价格没有明确；履行地点，期限，方式等等都要在合同中一一言明，这样才不会造成买卖双方之间的理解误差，造成一方当事人违约，而引起双方的经济纠纷。

二、经济纠纷的处理方式

（一）双方协商处理

日常生活中，发生经济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在发生经济纠纷后，买卖双方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违约一方当事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对方弄清是非曲直，能够理解自已违约是迫不得已。必要时，双方各自作出一定让步，最后达成和解，消除分歧。这种作法可节省费用，而且气氛和缓，灵活性大，有利于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

（二）他人调解处理

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理由，不能达成谅解，这就需要双方都非常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解。调解人的作用是帮助当事人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并找到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调解在性质上与协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后的解决办法还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才能成立。例如：美方一家贸易公司在货到验货时发现货品质量总体没问题，但个别产品存在瑕疵，据此向中方贸易公司提出全部索赔。中方贸易公司觉得很委屈，只愿承担有瑕疵部分商品损失的理赔，而拒绝了全部商品损失的赔偿。但因为有错在先，拒赔理由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中方贸易公司想法找到了双方都比较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停，第三方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协调方案：由中方贸易公司赔偿有瑕疵商品的损失，并向美方支付一定金额的罚金，以惩戒中方贸易公司以次充好的不良做法。此方案一出，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由此避免了一场国际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指定机构仲裁

仲裁是指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明确今后如有经济纠纷，自愿把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或在经济纠纷发生之后，买卖双方相互订立协义指定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仲裁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经济纠纷都适用仲裁，只有在订立合同时，设有仲裁条款的经济纠纷适用仲裁。或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协商未成，第三者调解未能获得双方的认可。买卖双方为了有效解决经济纠纷，冷静下来达成了仲裁协议。才能向专门的仲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协议中对仲裁地点的约定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进行仲裁，关系着买卖双方经济纠纷所适用的法，以及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确定。这些间接关系着仲裁结果的最后走向。例如：江苏苏洲一家贸易公司从浙江海宁进购一批货物，在验货时，江苏苏洲方发现货物数量短缺，但金额不是很大，大概在二万人民币左右，苏洲贸易公司据此向浙江海宁方提出索赔。海宁方不同意赔偿，双方根据合同订立的仲裁协议，向苏洲市相关机构申请仲裁。很快，苏洲市仲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到工厂库房现场查验货物数量，作出浙江海宁贸易公司赔偿苏洲贸易公司两万元人民币的决定。浙江海宁贸易公司因仲裁地点在苏洲，考虑到在江浙之间奔波的差旅费与二万元人民币赔款哪个成本更高，在苏洲仲裁委员会下仲裁决定之下很爽快地支付了这笔赔偿金。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常设的仲裁机构，另一种是临时仲裁机构。临时仲裁机构是由双方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所组成的临时仲裁机构，当争议处理完毕之后，临时仲裁机构将自动解散，非常灵活，费用节省，对贸易双方的争议也比较了解，更能切实地为买卖双方解决问题。仲裁协议的作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二重性。主要体现于对仲裁协议的提起具有自愿性，以及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议具有强制性。买卖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仲裁协议，让仲裁机构取得了对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的管辖权，从而排除了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经济纠纷处置的权利。与此同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决议具在强制性。不管双方愿不愿意都必须遵照执行，也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买卖双方未达成仲裁协议，司法机关就有权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根据处理经济纠纷的经验，在订立合同之初就达成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利大于弊。

（四）司法机关审理

司法机关审理即向法院诉讼。买卖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调解未果，又无诚意达成仲裁协议，只能由司法机关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作出最后的判决。司法机关审理经济纠纷所耗费的时间长，支付的费用大不说，关键贸易双方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僵局，不利于双方贸易的发展。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建议使用司法机关审理。

三、选择最合适的争议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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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 问题分析 解决途径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人口的飞速增加使得住房问题越来越严峻，这些在客观方面督促着我国建筑业的发展。然而，随着以下事件的产生——某某建筑工程久久不能完工，影响生产；某某小区房屋出现严重裂痕；某某建筑工地施工人员遇难

1 建筑成本预算管理方面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1.1建筑成本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制度不完善由于缺少较为完善、规范的预算编制体系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的工程预算编制工作较为随意且不切实际。

2）预算人员素质较低。

3）整体管理意识较差由于起步较晚，重视程度不够，我国对于施工过程的整体管理还不够完善，只是重点对不同的阶段进行预算管理，设计、施工和管理部门缺少沟通和交流，很少会从全局出发对整个工程进行综合的预算、管理。

1.2建筑成本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解决途径

1）采用先进方法，合理预算建立及时最新的数据库信息，把握价格变化，根据市场上材料、机械设备和劳工费等费用的涨跌确定合理的工程投资指标和预算依据来编制工程预算，即为实时、动态的将预算定额进行改变，提高其准确度。

2）完善监管、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预算监督管理机制，成立一个完备的建设施工监管组织，进行预算责任分担，加强对工程预算编审相关人员的工作监督管理，对进行工程预算管理工作的人员要组织对其工作能力、专业知识和道德素质等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者可以委托经核实批准的部门进行预算管理。

3)构建有效的综合预算管理体系构建有效的综合预算管理体系，将整个建筑工程的各个阶段进行合理的结合，有效的控制工程预算。必须加强对立项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和施工阶段进行造价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加强设计、施工和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合作交流、沟通，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使信息能够及时更新，其他部门就可以实时的进行相应调整。

4)控制施工阶段的成本工程施工阶段进行的成本控制是工程预算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施工过程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要进行提高标准、改变设计和扩大面积等等较大的变更时，要对照预算成本进行及时的计算与核实，并且要补充相应的工程预算内容，确保预算编制内容的实效性，防止支出超过预算影响整个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2 建筑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建筑质量是建筑工程的生命线。没有质量，市场竞争力就无从谈起。在建筑中，常常见到的不少质量问题，就其根本原因就是质量管理乏力。

2.1 建筑质量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建筑市场管理不完善

当前,在建筑业时常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现象:重质量、轻安全、最低价中标和包死价工程,从而使得安全管理的资金投入不足或完全没有安全管理的经费。

2)工人自身缺乏自我防护意识

建设一线人员90%以上是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差,法律意识薄弱,违章作业严重。从伤亡事故的统计情况来看,事故伤亡者也多属于此类。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该培训的人员没有得到培训,特别是新人场工人大多没有受到过安全教育,班前活动没有进行。二是“三类人”、特种作业人员、岗位技能工种、企业三级教育流于形式,培训效果不明显。

3)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某些企业普遍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本企业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但不能落实到每一个施工现场或生产一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得不到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支持而使管理薄弱化,对文明工地标准敷衍、应付,特别是对转包和靠挂工程,建设单位的指定分包商存在着只收管理费而疏于管理的现象,项目部安全员形同虚设.不能起到制止违章、消除隐患的作用。这必然会造成施工现场管理混乱,隐患多多。

4)对重大危险源认识不足

重大危险源是指容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且事故损失巨大的关键部位或薄弱环节。

2.2建筑质量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解决途径

(1)加大安全教育,政府应勇于挑起农民工的安全基础教育的责任。

(2)大力培育专业劳务公司,对劳务公司进行资质评定、资格评审,通过劳务公司,建立一支稳定的施工队伍,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有效性的培训,使农民工掌握专业的安全技术知识和安全政策法规等。

(3)禁止挂靠施工。a.从招投标开始,严格审查承建资格,不准超范围施工;b.政府实行定期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凡是挂靠、私自分包的工程经查出,坚决严肃查处c.开展群众举报制度,实行社会监督。

(4)加强三级安全教育,即进厂教育、二级单位(项目部)教育和班组教育。

(5)进行经常性安全教育。

3 建筑进度管理方面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建筑进度管理是确保按时完工的主要管理措施，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进度管理问题。

3.1 建筑工程进度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建筑进度控制的制约因素很多，如：工程本身的管理、施工环境、劳动力施工、风险问题、物资供应问题等，有些建筑工程的承包方通常实施的是粗放式管理，往往在施工的细小环节容易出现疏忽，从而影响了建筑工程的正常竣工，不得不使工期后延。另一方面，建筑工程的进度与质量、成本等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讲，加快速度的前提必须增加成本，但是在实际建筑施工过程中，承包方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得不够周全，常常顾此失彼，或者注重了进度忽略了质量，或者注重了质量却延误了工期。

3.2建筑工程进度管理中的主要问题的解决途径

1）明确指导思想，增强施工进度控制的意识。

建立项目管理的模式与组织构架。一个成功的项目，必然有一个成功的管理团队，一套规范的工作模式、操作程序、业务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程建设，由于工程进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到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

2）加强业务学习，提高管理水平。

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是保证工程质量、加快进度的关键。因此要针对人为因素、技术因素、材料和设备因素、机具因素、地基因素、资金因素、气候因素、环境因素等等勇于管理，善于管理，精心管理，按施工计划深入施工现场管理。

3）加强施工项目的信息调查和管理。

注意有关现场施工条件的资料，主要包括施工现场的水文、地质、气候环境资料，以及交通运输条件，能源供应情况，辅助生产能力等。还要在编制项目施工进度计划之前，对已建成的同类或相似项目的实际施工进度资料进行收集，并认真进行分析、整理，列出控制的约束条件，明确影响工期达到强制时限，为编制项目进度作好充分准备。

4）针对建设项目的进度目标进行施工进度控制。

工程施工进度控制就是根据进度目标确定实施方案，在施工过程中进行控制和调整，以实现进度控制的目标，具体的讲，进度控制的任务是进行进度规划、进度控制和进度协调。要完成好这个任务，应做好三项工作：第一、制定工程建设项目总进度目标和总计划；第二、要对进度进行控制，必须对建设项目进展的全过程，对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进行比较；第三、进度协调的任务是对整个建设项目中各安装、土建等施工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之间的进度搭接，在时间、空间交叉上进行协调。

当然，建筑管理是一项庞大、复杂而长期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我们只有不断探索改进建筑管理的新方法，才能适应时展提出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郑建斌.建筑工程管理要点分析[J]. 价值工程,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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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赋权概念，可诉性并不等同于实有权利。简而言之，法的可诉性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应有权利或权利体系，它也是法律主体应享有的权利。何谓应有权利，就是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是通过合法程序确立的法律原则公布的法定权利。应有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社会条件。我们通常可以将法的可诉性作为应有权利的前提，它也是法律规范设计应围绕的价值体系。法的可诉性从层次上来分析，可分为三层，一是法不可诉，简而言之就是司法并没有从行政中真正分离出来，即法律诉权未加规定;二是法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关系;最后一个层次是完全可诉。

二、经济法可诉性

从定义上来理解，经济法可诉性是经济法自身拥有可以能够按照司法程序调解经济纠纷的属性，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解决经济问题的锐器。当然，经济纠纷的主体也有权通过合法程序申诉，希望司法部门来解决经济纠纷。从经济法可诉性的对象上来看，它主要是经济纠纷。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法具备的能解决在经济生活中各类纠纷的属性，是当事人有权诉求于司法机关来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终局性。经济纠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易采用协商或是仲裁的方式解决，在行政执法中还要受到其正当性的挑战。从当前我国经济纠纷解决的大环境来看，完成排除行政执行来解决经济纠纷案件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司法解决具有公正独立、程序合规等优点而倍受当事人青睐。具体表现为它可强制那些不愿意介入的主体进入诉讼程序，使经济纠纷顺利解决而不受任何因素干扰，也可以利用强制手段使权益恢复到经济纠纷的原始状态，同时给予主体合法的强制保障，使得主体敬畏法律而履行义务。

三、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途径

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济法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可诉性也被立法者认同，并在法律与法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经济法可诉性的第一个层次，而第二层次是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问题。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执行，一是部分可诉，二是阶段可诉。对于市场受规制主体来看，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行为如果侵害了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主体可以依照行政法规和经济法相关条款启动司法程序，达到保护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从经济法可诉性实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始试行，并未在全国范围里实行。原因是在制度还存在不少欠缺，比如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依法判断过多倾向于行政。

(一)行政前置、司法审查

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的现实，行政执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优势的发挥需要行政前置，这样有利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和快捷性真实落到实处，达到及时制止和处罚各类经济违法行为，从而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的发生。当然行政执法也存在诉权滥用的缺陷。我国经济法规定，经济违法的举报如果行政执法机关不受理，或是违反程序原则时，才可以提取经济诉讼。从经济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的权限应扩展，审查的范围也不能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而应拓展到社会公共利益所有主体的行为。

(二)健全经济法法律责任

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执法部门，它们均是作为经济纠纷调解的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为对各类经济财产的制裁、经济行为的制裁、经济信誉制裁等。对于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非法侵害带来的损害，需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主要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国家赔偿。

(三)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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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第二届**仲裁委员会任期已满。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换届大会，标志着第三届**仲裁委将正式履职。我市第一、第二届仲裁委员会在推行仲裁法律制度，加强仲裁队伍建设，化解社会经济矛盾，减轻政府调解纠纷压力，优化投资环境，服务经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仲裁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一直支持**仲裁事业发展、辛勤工作在仲裁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市法制办全面回顾总结了第二届**仲裁委工作，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目标和思路，我完全赞同。如何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加快仲裁事业发展，是摆在新一届仲裁委员会面前的重要任务，这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更需要仲裁委员会自身的努力奋斗，希望新一届仲裁委员会 与时俱进，务实创新，努力开创我市仲裁工作新局面。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

一、审时度势，提高新形势下做好仲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仲裁工作作为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仲裁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支持下，我市的仲裁法律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宣传和贯彻，特别是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采用仲裁来解决经济纠纷正在被许多企业和个人所认识。**第二届仲裁委成立以来，共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案件511件；受案标的达21880万元；在已审结的案件中，裁决结案的294件，占总数的59.27%，调解和解结案的121件，占总数的24.39%；在已审结的案件中，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决的404件，占总数的81.45%。但我们也要看到，就目前全市推进仲裁法律制度工作而言，特别是与先进地市相比，还相差甚远。可以说，我们的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人民群众的仲裁法律意识还不够强，社会认知度还不够高，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必须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政府职能，调动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加大仲裁工作的推行力度。

（一）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是保障，仲裁是手段。仲裁机构公正、及时地仲裁民商事纠纷，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法定职责，这一职责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仲裁工作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充分发挥仲裁机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把仲裁工作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予以明确和定位，使仲裁工作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作用。

（二）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推行仲裁法律制度，及时化解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仲裁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处理经济纠纷的机制和手段，是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条件，是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仲裁作为市场主体自主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合作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能够找准解决矛盾的切入点，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经济的依法竞争，最大程度地减轻经济纠纷的负面影响。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经济纠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我完善的一种良好机制。仲裁作为与司法救济平行的一种机制，成了诉讼之外解决民商事争议有效的途径，在服务市场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仲裁是一种通过社会救济途径解决纠纷的机制，现已成为国际通行的制度化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其主要优势在于仲裁活动始终贯彻和谐本位思想，不仅从权利与义务层面解决纠纷，而且从心理层面消除当事人的对抗情绪。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80%以上的经济纠纷是通过仲裁来解决。现在，许多客商往往把当地有无一个高素质的仲裁机构作为衡量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理清思路，全面深入推行仲裁法律制度

当前，我市的仲裁制度建设还处在初创阶段，仲裁工作基础还很薄弱，推行仲裁制度的难度和工作量还很大，许多基 础性的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合作与配合。因此，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扎扎实实地推行仲裁法律制度。

（一）要进一步加大仲裁法律制度宣传力度。目前，仲裁事业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先进的仲裁法律制度和落后的社会仲裁意识、初始的仲裁工作水平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还是要把宣传仲裁法、不断增强全社会的仲裁意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宣传工作中要注重形式、内容、效果的统一，注重针对性、知识性、操作性和可比性。要将《仲裁法》的学习宣传纳入“五五”普法教育体系，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了解熟悉相关知识。仲裁机构要通过讲座、咨询、法律培训、送法上门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仲裁法律制度。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做好仲裁法律制度的宣传报道，扩大仲裁的影响。要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仲裁制度的认识，使社会公众了解仲裁、熟悉仲裁、运用仲裁。

（二）要全面推进合同示范文本规范管理工作。随着经济交往的内容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依法规范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显得非常必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切实做好规范标准（格式）合同、合同示范文本工作。特别是外经贸、建设、国土、交通、科技、工商、国资、金融、保险等相关部门，要突出在推行合同示范文本中的先行作用。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金融系统要加强合同管理，重视仲裁条款的约定，促使合同文本规范化，提高仲裁条款约定率。市法制办和市仲裁委要对规范合同文本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安排部署，认真抓好合同文本及其仲裁条款的规范工作，对企业使用合同文本的情况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尽可能将仲裁条款载入合同文本。

（三）要切实提高仲裁质量与效率。仲裁的质量与效率是仲裁的生命。要切实转变作风，主动服务，广辟案源，不能坐堂等案，让市场主体、经济活动主体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仲裁解决纠纷的简便、快捷、经济的优越性。仲裁委不仅要多办案、高效率办案，还要用心办案。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突出和解调解在仲裁中的重要作用，将“情、理、法”融于一体，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要把好仲裁案件的审理关、裁决关，建立健全案件质量评查、监督约束机制。要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进行专家评议，努力做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裁决公平、合法合理。要建立健全办案效率机制，严格案件审理期限规定，切实提高办案效率。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联系与沟通，主动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争取人民法院的支持，确保仲裁的法律效力得以体现，提高仲裁的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夯实基础，努力开创**仲裁工作新局面

虽然我市仲裁委已经成立十年了，但我市的仲裁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知难而进，夯实基础，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谋划仲裁工作，努力开创我市仲裁工作新局面。

一要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强化大局意识，真正把推行仲裁法律制度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提供及时、高效的支持、服务和配合。要切实转变职能，积极发挥仲裁的作用，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程序，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经济纠纷。各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务要加强与仲裁机构的联系，对在经济活动中遇到的有关仲裁法律问题，主动向仲裁机构咨询、反映，努力形成良好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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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起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小额纠纷引发的官司不断增多，且涉及面广，影响大。“得不偿失”是此类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最强烈的反映。近来，围绕银行卡收费、挂失所提起的“10元钱”诉讼，使人们再次对小额诉讼的价值、困惑、途径予以了关注与讨论。本版近日约请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卫平教授就此问题谈了个人看法，以飨读者。同时本版还将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采访报道。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总是会因为各种利益冲突而发生纠纷，经济纠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合法、公正地解决这一部分纠纷。

然而，就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来看，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审程序只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程序，一种是简易程序。尽管简易程序在某些方面比普通程序更为简化，有利于快捷、低成本地解决一部分简单民事纠纷，但是，目前的简易程序设计依然无法满足人们相互之间小额纠纷的诉讼需求。最突出的一点是简易程序依然适用两审终审原则，不仅如此，简易程序的审理方式也仍然显得过于程式化。而我们知道，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纠纷从小额、大额以至巨额具有多层次性，因此，就应当建构适应不同数额层次的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

诉讼就意味着成本和投入，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不仅要消耗个人资源，也要消耗社会资源。个人、法人团体及法院都会因为诉讼而消耗物质、人力和时间。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有诉讼的成本低于诉讼的收益才是有效率的。诉讼成本越低，诉讼效率也就越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因为几十块钱，甚至一元钱而打官司，尽管个别当事人还有经济利益以外的追求，但是，为了如此小额的经济利益而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司法审判的运作更多的是消耗了全体纳税人的钱，而为了小额纠纷就启动比较复杂的程序，消耗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无疑是一种浪费。

小额纠纷毕竟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利益冲突，虽然能够通过其他一些非讼方式加以解决，但作为一种法律上的争议，有一部分仍然必须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决。因此，就有必要建立一种独立于、区别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在法律上使得当事人双方能够通过一种更为简洁、低廉的方式实现权利义务。在政治意义上，由于能够快捷、低成本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因此能够有效、快速地吸收因小额纠纷所引发的不满。众所周知，矛盾总是由小成大的，如果不能及时地化解小的矛盾冲突，通过程序吸收不满，就会使矛盾升级、扩大甚至激化，从而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全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一整套完善的稳定机制的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因为有效地解决了小额利益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从而成为保障社会稳定的一种法律机制。

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也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其建立更有利于民众接近司法，司法亲近民众，使人们能够更有效、更广泛地利用司法资源，这也是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

另外，纠纷解决过程当中的精神耗费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我们以往不太关注的方面。任何纠纷的解决，任何诉讼的进行，都不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复杂的程序，时间的耗费，双方长期的对抗，对当事人来讲无疑是“精神上的折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种针对简单纠纷例如小额纠纷的快捷诉讼程序，尽可能减少或降低这种“精神折磨”或“精神消耗”？如果因为几十元、几百元的利益而忍受一种“诉讼上的折磨”，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也是精神文明和法治文明的表现，有其社会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正因如此，许多发达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小额诉讼程序或小额裁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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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 合同管理

一、前言

目前不少企业聘请律师对本单位签订的合同进行审核把关，目的是降低企业风险，避免纠纷的发生。而律师对合同审核把关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合同条款的用词规范、严谨，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方面考虑，而基于企业的内部管理、财务核算方面的要求，考虑的相对少一些，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很少参与合同的谈判、审核、监控、存档备查等项工作，造成企业合同管理与财务管理脱节，对销售部门转来的单据被动的事后接受，凭借自己对业务内容的理解进行记账、核算，出现财务人员“死记账、记死账”的尴尬局面，使财务核算内容不全面、不准确，不能很好的用财务数据揭示企业发展的态势，不能为经营者、决策者提供高质量的决策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经营顺畅发展。

二、财务管理与合同管理的联系

在当今经济社会，签订合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平常百姓装修房屋要与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有富余房屋的房主将房屋出租要签订出租合同。在企业中，签订合同更是平常的事情，采购货物要签订采购合同，出租资产要签订租赁合同，工程施工要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并购企业要签订并购协议等等。国有企业对合同管理工作更是严格，一些国资管理部门对监管企业下发关于加强合同管理的文件，明确规定对合同的标的、期限、事项达到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需要事先申请、报批并备案，且作为对监管企业的量化考核内容之一，由此可见，订立合同是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方式，加强合同管理，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合同管理工作的好与坏，影响着企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果。

合同管理管理工作是动态的工作，从寻求合同的一方主体、拟定合同文本、磋商合同条款、签订正式合同，到履行合同、合同变更、终止、出现合同纠纷等等事项，都是企业经济运行的环节。财务管理工作渗透于企业经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财务管理与合同管理紧密相连，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增加对合同的监督、管理工作，不但能够促进财务人员了解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准确核算经济业务，形成真实、全面的经营成果，更是企业从财务管理角度实现对经济业务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扎实的财务管理是合同管理工作的有力保障，有效的合同管理工作，可以促进企业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

三、财务工作中加强合同管理的几方面作用

（一）赋予财务管理人员对合同管理的职责和权限，是保证合同管理工作良好运行、提高财务监督效果的有效途径

财务管理部门，作为企业运行的重要机构，赋予对合同管理的审批、会签职责和权限，势必有助于合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财务管理人员，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主要参与者，应主动参与合同管理，并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财务管理人员掌握企业经济信息比较准确，有助于合同签订前的因素对比分析。比如主要从事资产租赁经营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掌握企业租赁资产的具体面积、租金价位、相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幅度等因素，在租赁合同签订之前，由财务人员对拟定的租金价位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意见，有助于制定合理的租金价位与招商厂家进行洽谈，使企业经济效益尽可能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财务人员对合同条款中涉及账务处理的内容会更加关注，从账务处理的角度提出意见，有助于企业在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的严谨规范。再有，由财务管理人员参与合同的签订，有利于企业财务的公开、透明，防止“一言堂”以及随意变更合同内容、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出现。因此说，赋予财务人员对合同管理的职责和权限，是保证合同管理工作良好运行、提高财务监督效果的有效途径。

（二）财务人员参与对合同履行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可以提高合同管理的效率，降低成本

1、参与合同条款的拟定工作，有助于加强资信审查，明确条款的约束性

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的拟定、洽谈工作，有助于审查合同另一方主体的经济履行能力，考察企业资信、经营范围；有助于从本企业财务实际操作的角度拟订合同文本，使账务处理严谨、规范。比如说在租赁业务中，明确约定收取租金的具体日期，以及在收取租金的同时开具租金发票，以此明确财务业务的操作流程，防止拖欠收入、先行纳税的情况出现。

2、负责签订合同的存档备案工作，有助于合同管理资料齐备、信息全面

一份经济合同可能持续履行几年或更长时间，财务工作会贯穿合同履行的全过程，在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合同补充、合同变更的情况，由财务人员负责合同的保管工作，一方面使合同资料齐备，经济业务信息连续、有效；另一方面财务人员及时掌握合同变更、解除等信息，有助于调整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使财务管理事项更加及时、准确。在出现纠纷时，财务人员会提供齐全的财务手续来佐证合同的履行情况，有助于纠纷的化解和处理。

3、参与合同履行过程的管理工作，有助于规避企业经营风险

首先，在目前的经济行为中，存在不少的随意性。比如说工程施工合同，存在“黑白合同”，还有工程挂靠的行为，这些现实情况造成领受（给付）工程款可能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现实中因这类情况出现不少经济纠纷。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管理工作，在财务凭证的取得上注重合法、合规的审查，加强账务手续的完善工作，在遵守财务制度的同时，也能规避企业经营中面临的风险。比如在审核工程发票时，与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进行核实，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对发票不予接收入账；涉及领取款项时，要求领款人有合同主体一方的盖章委托书，由此确保资金往来的安全。

其次，对合同加强管理，有助于杜绝超规模筹集资金和计划外资金支出，使资金支出成本更具合理。比如工程施工合同，财务人员对给付工程款的时间、方式、支付额度、保证金的支付等内容充分掌握，在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合同内容，有计划的筹集安排使用资金，既节约资金成本开支为企业增加效益，又规避可能面临的合同违约风险。

再有，对合同加强管理，有助于发挥财务管理的监督作用。财务人员对合同履行情况密切关注，针对不同主体、经济类型建立风险防控办法。比如租赁合同，对租赁面积体量大、租期较长的租赁商户，关注租赁商户的经营状况，充分掌握商户进货、出货的流量，利润高低状况，有助于租金收入的及时收取，在商户经营出现异常或屡次出现拖欠租金时，要及时与业务部门反映问题，防止出现商户违约撤租，企业暂时不能及时补招新商户而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形。

4、参与合同管理工作，有助于在企业集团内部降低税负

规模较大的集团公司，存在跨行业经营的现实状况。由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管理工作，有助于利用集团内部企业经营领域的不同，利用税法知识合理避税，降低企业税负。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经营投资时，土地增值税是一项不可避免的税负。而如果有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的制定、洽谈、协商工作，财务人员能够根据掌握的税法知识，利用集团控股的优势，以其他非房地产开发的名义进行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土地增值税的问题，使集团利益最大化。

四、进一步提升财务人员在合同管理中作用的途径

（一）加强财务人员合同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财务人员对合同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签订合同的质量。为了更好的提升企业经营运行质量，实际工作中部分企业自己外聘专业教授或律师，结合本企业经营范围、工作出现的问题情况，“量体裁衣”，有针对性的传授合同、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解决企业实际经营管理遇到的疑难问题，使得财务人员能够将学习的合同管理知识，很好的与财务知识相结合，促进提高签订合同的质量。

合同管理不是阶段性工作，是企业运行发展中的一项长期重要工作内容，加强对财务人员在合同管理知识的考核和培训工作势在必行，并且应当建立培训、考核和奖励的长效机制，与财务人员的升职、评优选先挂钩。通过财务人员长期、循序渐进的加强合同知识培训、学习，增强财务管理对合同签订、履行、变更的审核、监督、评价作用，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财务人员主动参与经济纠纷的处理解决

在现实工作中，财务人员少有参与企业经济纠纷处理解决事务的。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设有法务部门，专门负责处理企业经营管理运行中出现的经济纠纷、劳资纠纷，财务人员虽然学习一些合同或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由于没有机会领会法庭或仲裁庭对企业经济合同履行事务的审判，对合同管理往往局限在存档备查的形式上，造成在合同的谈判签订时、经济业务的履行中，不能主动提出有针对性的实质意见供领导层决策。而刻意锻炼财务人员参与纠纷的处理工作，可以增加财务人员的实践经验，知晓纠纷的关键节点与账务处理的联系，提高财务人员在今后实际工作中辨别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将合同管理流畅的蕴含到财务管理工作的深层次。加强合同管理对财务管理的积极作用必将得到企业的重视和认同。

参考文献：

[1]吴云.试论财务管理中如何加强合同管理[J].中国外资，2012（10下）

[2]刘丽坤，毕雪梅.加强财务监控 提升企业合同管理水平[J].中国集体经济，2010（0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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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仲裁裁决 撤销 不予执行

一、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是指当事人根据双方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经济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并接受该裁决约束的一种制度。仲裁制度排除了司法权对该纠纷的管辖，作为一项司法外的纠纷解决机制被纳入国家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并凭借自身快速、高效、保密、经济的特点在当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活跃、经济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形下，更是在某些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仲裁制度并不游走于法律体系外，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应纳入到司法监督的体系中来：

1.仲裁裁决的准司法性决定了仲裁必须接受司法监督。仲裁机构虽然作为行业性的民间组织，但其作出的仲裁裁决分配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具有准司法性的特点，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仲裁是一裁终局，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任何没有监督的权力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因此仲裁必须接受司法监督，确保仲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保证仲裁活动的公正性、合法性。

2.仲裁权力来源的契约性意味着需要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仲裁权基于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产生，仲裁权的行使要依据仲裁协议的约定进行，受仲裁协议制约。如果仲裁协议无效将导致仲裁权的基础丧失，仲裁权也不复存在；仲裁权的行使若超出仲裁协议的约定，也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需要以仲裁协议为中心，对是否无权仲裁或越权仲裁进行审查、监督。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中的意思自由也不是无限的，其还受到法律的制约，如仲裁法规定仲裁范围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其他涉及人身、行政争议方面的纠纷当事人不能约定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仲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将被依法撤销。

3.仲裁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司法监督的必要性。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群众和媒体的监督无法进行，而且仲裁的一裁终局制导致个案中仲裁员裁判不公、枉法裁判当事人也无申诉救济途径，因此仲裁后司法程序对仲裁程序的监督就成为必要。司法程序对仲裁的适度监督有利于仲裁的公正性，在促进仲裁制度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二、我国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关于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在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做了相应的规定，分别是仲裁法上的撤销仲裁裁决和民事诉讼法上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从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项司法程序并存的司法监督模式运行情况来看，我国关于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和问题：

（一）监督范围过宽

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两种司法监督的范围包括对仲裁程序上的监督和对仲裁裁决实体上的监督，即对仲裁裁决实行全面的监督。“全面监督论”者认为，司法监督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屏障，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了仲裁，赋予其“一裁终局”的效力，就说明当事人放弃了对争议公平、正义的解决，国家司法权作为正义的最后保障必须给予当事人全面寻求司法解决的机会。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行为，虽然有接受司法监督的必要性，但是，过度的监督将和没有监督一样存在众多弊端，将破坏仲裁体系的独立性，削弱仲裁制度的功能发挥，使仲裁事实上沦为法院的“一审”。而且我们的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实行双重标准，对国内仲裁实行全面监督，对涉外仲裁仅进行程序上的监督。

（二）两法冲突

由民诉法和仲裁法分别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两种司法监督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容重叠和矛盾冲突。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司法监督方式并非限制当事人择一行使，如一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败诉后仍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而民诉法和仲裁法中关于司法监督的事由有很多的重叠之处，导致当事人可以就同一事实重复进行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司法救济，浪费了司法资源。撤销仲裁裁决系由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由审判庭进行审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由执行法院管辖，由执行机构进行审查，不同法院不同的审查部门可能裁判尺度、审查标准不一，最后对同一事实可能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损害司法统一。

（三）程序设计存在缺陷

仲裁法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民诉法没有关于不予执行申请提出期限的规定，可以理解为被执行人在仲裁裁决执行完毕前均可以提出。较长的司法监督提起期限的规定，导致仲裁裁决效力的不确定性，这不符合仲裁的高效、便捷的特点，而且也给被执行人恶意提起司法监督、拖延执行的空间。另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程序中，提起的一方只能是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并不能提起，在救济途径上存在不公平之处。

三、完善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的建议

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仲裁质量，促进仲裁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完善。基于此，完善我国现有的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一）确立“程序监督”的司法监督模式

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存在着统一的认识，但关于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范围，却有着“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的争议。“程序监督论”者认为，法院仅就裁决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全面监督论”者认为司法监督并不应局限于程序问题，而可以在实体上对仲裁裁决进行全面的审查监督，“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需要通过对仲裁裁决实体内容的监督来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性。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实体公正不再是评价判决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公正才被看作是反映司法活动规律和内在要求的价值目标。”程序公正在现代司法理念中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在正义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仲裁的契约性意味着当事人在选择仲裁程序来解决纠纷时即已接受仲裁机构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判断并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仲裁协议的约定是仲裁裁决效力的来源。从各国仲裁立法发展过程看，法院的监督作用的着眼点，已从在裁决实体内容上进行监督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转向从仲裁程序上保证仲裁的公平进行。我国在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模式的选择上，应统一对外对内标准，确立“程序监督”的司法监督模式。

（二）整合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现行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并轨运行的机制，内容重叠，规定冲突，应整合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取消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中的合理内容吸收到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中来，统一管辖法院和审查机构，进而规范审查程序，统一裁判标准。整合后能避免一方当事人重复提起司法监督拖延执行浪费司法资源，同时简化司法监督程序，以更好的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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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篇9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双方充分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相关规定，特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量要求：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量要求：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质量要求：

二、合同金额:

共计人民币( 大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 )

三、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即人民币￥___________元( 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2、项目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余款， 即人民币￥______________元整(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四、责任与义务:

1.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相关设计和制作工作。

2. 乙方需在规定时间(__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完成，并送交甲方签字认可。

3. 甲方根据乙方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并承担因版权、文责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

五、产权约定:

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才享有著作权，否则，乙方设计的作品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违约责任:

因设计和制作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经过大量调研工作的同时更需设计师的精心创作，乙方在开始着手设计时就已经在全面的履行合同，因此，甲方如提前终止合同，预付款乙方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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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事项：

八、甲乙双方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果则提请法律途径解决。

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盖章合同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代表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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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电话：

篇10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双方充分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相关规定，特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质量要求：

2.质量要求：

3.质量要求：

二、合同金额:

共计人民币(大写) (小写)

三、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即人民币￥_____元(大写：________元整)。

2、项目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余款，即人民币￥______元整(大写：______元整)

四、责任与义务

1.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相关设计和制作工作。

2.乙方需在规定时间(____年__月__日前)完成，并送交甲方签字认可。

3.甲方根据乙方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并承担因版权、文责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

五、产权约定:

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才享有著作权，否则，乙方设计的作品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违约责任:

因设计和制作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经过大量调研工作的同时更需设计师的精心创作，乙方在开始着手设计时就已经在全面的履行合同，因此，甲方如提前终止合同，预付款乙方不予退还。

七、其他事项：

八、甲乙双方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果则提请法律途径解决。

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盖章合同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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