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发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3 18: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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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群体结构/发展水平
【正文】
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页。）。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秦汉时期，虽然自然经济在总体上占有强大的地位，但商品经济也有明显的发展。这方面，学界研究较多，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封建地主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经营特点及其发展水平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专业户的兴起与商品化生产
专业户是指在农村中以较多资金和人力经营某项专业生产的农户。通常情况下，专业户的项目收入应超过全部收入的60%。专业户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并且有较强的经营能力，能够为市场提供较多的商品。
战国时期专业农户已展现端倪。到了汉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展、生产力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专门化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时，专业农户所涉及的门类较多，《史记》（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3272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卷129《货殖列传》载：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陈、夏千树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zhī＠②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司马迁这段话，学术界多有引证，使用率极高。从中说明，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专业化的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且都是以赢利为目的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这些大型专业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规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让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体的陈列。
畜牧专业户商品生产。汉代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还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的扩大，畜牧业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了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例如：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0页。）。
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群……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第4198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0页。）。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传》第2624页。）。
（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专业渔户的商品生产。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它地域，渔业资源亦较丰富。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当时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例如：
"水居千石鱼陂"。注引《正义》曰："言波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7页。）。
（建武三年）寇恩"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一次即"载鱼五千头"（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林业专业户的商品生产。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汉时，人工造林较为盛行。随着林木采伐与种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有些人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性生产与经销活动。如据记载：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盐铁论·本议》，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
今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处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至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注：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36页。）。
园圃专业商品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树果、种蔬等园圃生产已渐趋普遍。迄至秦汉，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园圃业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不少的专业户。例如：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注：《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7页。）。
《襄阳记》载：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吴未，"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注：《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1156页。）。
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数量多。上文司马迁论及的专业户都以"千"计，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树"、"千亩""千畦"。"千足彘"是养250头猪，"牧马二百蹄"是养50匹马，"牛蹄角千"是约养167头牛。其实，司马迁所谓"千"仅是一个约数，言其数目之大，在实际生活中的大专业经营者则往往大大甚于"千"。这些专业户的经济效益也很好。假若马一匹的价格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为250钱（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九章算术》和《居延汉简》等文献和考古材料皆有关马牛羊价格的记载，但很不一致，这里采用中等的价格计算。）。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550多万钱。汉代专业户的经营规模之大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二）是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生态学角度讲，农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物种类少，食物链短，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易受各种灾害的影响（注：孙儒泳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而专业户的生产，生态系统结构要比一般的生产经营要简单得多，物质能量循环成一直线，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灾害，其技术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的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24、2626页。）。据分析，即是按时放牧，发现病羊，及时汰除（注：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再如，马援在洛阳宫中创制了"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的铜质良马，作为标准马式（注：《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480-481页。），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马专家。在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他们一般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选取农业中市场需求量大的生产门类，用现代人的话讲是能在调整农业结构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如秦杨经营被称为"掘业"的"田农"却能富甲一州（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182页。）。总之，他们善于"用奇致富"。
（三）是生产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交换，获取利润。专业户的专业收入占自已生产收入的大部分，生产的目的皆是为了交换，属于商品生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成了汉代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获利通常达20%。《史记》卷69《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第2241页。）说明，战国时人从事农业商品生产已追求十二之利，汉人承袭了战国时期的风俗。《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贡禹曰："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注：第3075页。）这里讲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贩运商人的年商业利润。司马迁在谈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业利润时也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而他在具体谈到大专业户农业商品生产的利滑时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其中。"通过这些事实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专业户和大商人的年利润大约皆为20%，而中小型的专业生产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
总之，随着汉代农业生产专业性的加强，出现了不少专业收入占自己总收入大部分、生产目的为了交换的农业专业户，专业户的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经验。这些专业户遍及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其大者，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它毕竟又是被包围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之中，在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学者把农业领域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依据，显然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田庄主的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
专业户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为主，其生产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场。田庄主则不同，他占有较大面积或是大面积的地产，其经营的目的和经营方式比较复杂。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汉代在关中、关东内腹地区的土地逐渐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拥有大地产。如，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传》第1133页。）（成帝时）"（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注：《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49页。）"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足，名闻山东"（注：《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2257页。）。
这些大地主对地产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见税十五"的地租；二是自营田庄。土地出租经营的情况比较复杂，地主收取地租，应该说一般是与商品生产无涉。但地主的自营田庄则不同，田庄主的剩余产品有相当部分将用于交换，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商品，它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对当时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地主自营田庄自西汉中叶至东汉一代多见。如：
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注：《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7页。）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自称）：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注：《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4页。）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里。（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1119页。）另据《水经注》（注：岳麓书社1995年第444页。）卷29《比水注》载樊氏田庄内：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利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闻……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注：《后汉书》卷34《梁统列传》第1182页。）。
这些田庄的规模一般颇大，田庄的生产活动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上述樊氏田庄除经营广达三百顷的耕地外，还广泛从事林、牧、渔、副、商业。正因如此，地主田庄内生产的产品多样，极为丰富。据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参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本。），地主田庄内的产品有：
粮产品：小麦、大麦、椹麦、春麦、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产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产品：瓜、瓠、韭、蓼、大葱、小葱、蒜、姜、芥、芋。
果产品：杏、桃、枣。
畜产品：马、牛、羊、猪。
林产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渔产品：鱼。
药用产品：术艾、乌头（附子）、冬葵、葶、苈。
加工品：酱、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产：蚕桑、苴麻、牡麻、兰、苜蓿。
自营田庄的田庄主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供给自己消费，具有自给性生产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场，又有商品性生产性质。
地主田庄经营范围如此广泛，其经济收入亦相当可观。如樊氏的田庄，仅粮食收入一项就十分惊人。他有田土三百顷（即30000亩），以亩产3石计，共产粮食为30000×3=90000石。汉代每人每月口粮若为3石，则一人一年的口粮为36石，90000石粮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当时粮价若百钱一石，90000石稂，折钱9000000万。若加上"池鱼"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资财肯定超过了1000万。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费、交纳租赋、扩大再生产、支付雇佣劳动的工钱外，当有大量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参与商业活动。生产越发展，商品交换活动越多，田庄主介入商业活动越频繁甚至演化为一种以货殖逐利求富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庄主往往都以经营商业著称，如樊重"好货殖"，李通"世以货殖著姓"（注：《后汉书》卷15《李王邓来列传》第573页。），这种现象东汉中后期更加普遍，他们或"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或"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故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言：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注：《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48页。）。
这些田庄主"膏田满野"，广泛经营诸业，其收获之多"满于都城"，所养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为了满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费，"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然而，这些田庄主欲"得其所欲"，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进行商品生产，把一部分产品投放到市场。看来，自营田庄内的生产活动还是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史料上说其"闭门成市"，主要是言其产品之多，而非说其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田庄主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兴办各种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庄田内推行的，又如，樊氏田庄内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庄经济，并未摆脱自然经济的特征，田庄的生产安排及收获的农副产品，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着商品生产。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强调田庄主的自给自足，忽略其商品生产，这是不完全的。不过，我们说田庄的商品生产，又不宜把它估计过高。
三、小农的"男耕女织"与部分商品性生产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虽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它又与市场有广泛的联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产。
在汉代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小农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小农有不同的层次结构，他们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从事自给性生产，但也不排斥有的小农出于种种原因从事商品性生产。汉代小农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个小农经济中形成一个多层级的商品生产结构（注：参阅方行《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构成如下。
其一，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自给型农户把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外在形式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在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注：第1130页。）《汉书·食货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注：第1128页。）《淮南子·主术训》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注：第103页。）《盐铁论·园地》（注：第96页。）谓："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间的体力和体能决定的。"男耕"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女织"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男女合力，"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自给型农户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但他们仍会把一小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其情况有二种：
一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产品除自用外会有所节余。汉代，统治者为了地主政权基业的牢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争让小农过上"小康"生活以确保剥削之源。"小康"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项：(1)是种桑养蚕以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饲养家禽家畜以达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种植粮食以达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页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农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汉代的现实中确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黄霸为颖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其谷马。"（注：《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
龚遂为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注：《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第3640页。）
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注：《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第2466页。）
从上述情况可知，"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并非仅仅种植粮食和种桑养蚕，还力所能及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业，比较广泛地从事家禽家畜的饲养、种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着"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的产品没有任何剩余。我们曾粗略地测算出，汉代一户中等水平自耕农，拥有60亩土地，全家的收支状况（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
附图
该表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户中等自耕农，男耕女织，全年收入为11200钱，支出10386钱，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积余。当然，因涉及到物价的估算等因素，弹性较大，难于精确，这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但总的来说，中等自耕农户，拥有60亩耕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在没有天灾人祸，年景正常，社会相对安定，赋役征课较轻的情况下，其产品会有所剩余。而拥有100亩以上的"小康"型农家，可能会有较多的剩余。如果他们把这些产品投放到市场便成了商品。
二是，换取货币，交纳赋敛。汉制，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有租税、赋敛和徭役三项。其中，赋敛又包括算赋（对成年征课的人头税）、口钱（对儿童征课的人头税）和更赋（"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这三项负担都得交钱，每人每年通常的标准分别是120钱、23钱和300钱（注：参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页。）。假若一个五口之家农户，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赋。那么，一岁需交的赋敛的款项为：
3×120+2×23+300=706钱或2×120+3×23+300=609钱
这一款项折合为粮食则为11石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户需出卖11石粮才能交纳赋敛所需货币。
这二种情况，只是农户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市场才成为商品，生产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这些商品的生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
其二，半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这种农民的总产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农民生产的产品很多是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农副业生产。他们换回的产品则多是农家自身不能生产或难于生产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步骘避难江南，单身穷困，种瓜自给。"（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此外各地农户还广泛从事方物、特产的生产。山西盛产材、竹、谷、lú＠⑥、旄；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玑、齿革；西北则多马、牛、羊（注：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2-3253页。）。无论是山西、山东、江南，还是西北的农户都是因地制宜的生产，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又是奇缺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东、江南、西北各地农民把产品出售后换回的亦是当地奇缺之物，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高后时曾禁止南粤缺乏的铁器、雌性马牛羊，结果遭到南粤人强烈的不满。所以，各农户生产和交换的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实现余缺调剂。
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一种农民的区别所在。他们"为买而卖"，从整体来看，仍然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产。
其三，交换型的农户。
交换型生产的农户亦可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的少部分用于缴纳封建租赋和供自己消费，大部分投放市场，以换取生产生活用品。这种农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为了维持生计，从事效率较高一项生业进行经营。如，
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13页。）。
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注：《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孙期》第2554页。）。
孙钟，富春人，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页。）。
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他们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为买而卖"。但他们似乎皆有一定的经营头脑，有的甚称小专业户。他们的商品生产占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另一种农户，商品生产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为了发财致富，追求利润，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汉代，社会上追求富贵的要求强烈。（注：如，陈涉少时，血气方刚，尚为人佣耕便立下"苟富贯，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刘邦父亲总是赞扬能"治产业"的刘邦哥哥。所以，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8《高祖纪》第387页。而刘邦则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8《高祖纪》第344页。在出土的铜镜中亦多有"富贯"、"大乐富贵"之铭文。所谓"富"是指财产多，所谓"贵"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贵"是汉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农想要求取"富"，通过什么办法呢？司马迁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业领域是贫者求取富裕的捷径，在农业生产领域是进行农业商品生产，也就是所谓的"以末补农"。汉代社会上出现的众多小专业户就是小农追求富裕进行农业商品生产的突出表现。如：
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注：东汉赵歧《蓝赋序》中云，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62中华书局1958年第814页。）。
三国时魏人赵歧《三辅决录》载"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huō＠⑦huō＠⑦但闻豚声。"（注：《太平御览》卷903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4006页。）
《列仙传》载洛人祝鸡翁，"养鸡百馀年，有鸡千余头。……卖鸡及子，得千馀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注：《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从这些记载来看，小农的专业经营所涉的范围主要是园圃业，此外，还比较广泛地经营采伐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渔猎山伐"者等。这些农户的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他们的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
上述小农三个类型的商品性生产，构成了农民商品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小农经济大海，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发挥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开发农业资源，调整农业结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给型和半自给型的农户占多数，交换型的农户不会大多，由于他们生产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交换，所以对市场来说只是一个不稳定的商品来源。农民农业商品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多属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规模亦不可能很大，还不可能从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生产垫支量较大的农业商品生产。按晁错的说法：五口之家，只有二个劳动力，且不说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购置耕牛和农具，仅劳力上就明显地不能胜任需要三个劳力同时操作的"耦耕"，更遑论象樊氏陂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经营管理上，小农没有象田庄主那样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复杂的田庄生产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围的沿袭"男耕女织"的传统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饭。价值规律对农民农业商品生产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对大多数农民生产的品种和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大。
四、农业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估
上面就汉代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和经营特点做了些概括性的叙说，下面就当时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作些总体评估。
首先应该看到，在汉代市场上农产品是比较多的，是商品构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据《尔雅》《方言》《说文》《急就篇》等书的记载，当时人们认识利用的物品种类已很多。如，《尔雅》《释草》载草名100多种，《释木》载木名几十种，《释鱼》载鱼名70多种，《释鸟》载鸟名90多种，《释兽》载兽名60多种。汉人认识、利用的动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会有不少以商品生产的形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仅《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在市场上营业额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gǎo＠⑧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杖，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zhī＠⑨茜千石，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盐豉千dā＠(12)，鲐＠(13)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依上述司马迁的记载，并结合其它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市场上农产品的种类有多种多样。例如：
粮食类：有粟、麦、菽、梁、谷、糜、＠⑤麦、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类：有马、牛、豕、羊、犬、鸡及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革等。
蔬果类：有姜、瓠、毋青、大荠种、枣、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种、茭、成介、瓜等。
竹木类：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产类：有鲋、鲐、鲛、鲤、鳗、鳝、鲰、鲍等。
在西北边陲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虽然远离经济中心地区的中原，农产品市场亦颇为繁荣。如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在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粮食类：粟、梁、谷、糜、黍米、大麦、＠⑤麦、秫、bèi＠(16)、＠(14)＠(15)等。副食类：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肉、鸡、鱼、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类：牛、马、羊、狗、豚等。其他：还有箸、檠绳、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绳、扬弩绳、桐绳、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胶、芯、椠、＠(18)皮、茭、大荠种、戎介种、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参见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兴旺，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汉代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当时，农业商品生产，大多分散于各处田庄和各个体农户，集中的大规模的专业农户所占比例不是很多；生产和销售的时间亦颇为分散。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买进和卖出，卖出的农产品有黍、粟、大小麦、麻子、种麦、胡麻、缣、帛、弊絮等。其次，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地区虽广，从中原沿至边陲，但边远地区还有处于"不待贾而足"状态（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商品生产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一带。司马迁所言的专业农户所在地区，除畜牧业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内郡地区，因受自然地理、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农业商品生产也还是比较分散。再以司马迁指出的那些专业农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为例，也远未达到那些动植物生物生长范围所能达到的所有区域，具体说，"桑"在南北皆可种植，但文中只提到齐鲁，"漆"南北皆可种植，而文中只提到陈夏，关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产地区，文中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中规模巨大的大专业生产者毕竟不是多数，比较广泛的还是分散狭小的小生产者，生产量和销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买臣只不过是"担束薪""卖以给食"罢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农业商品率约为30%，农业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汉代，虽然是我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有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没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往往是虚假的畸形繁荣。在上述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当中，只有专业户的生产经营才是完全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商品生产并不是很广。以男耕女织、以自给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试对当时的农业商品率作一个十分粗略的测度。
所谓的农业商品率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根据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估算整个国家的农业商品率、单项产品（如粮食）的商品率和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吴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国古代粮食商品率为百分之二十几，并指出计算的关键是估算城乡人口的比例，计算的方法大致为：城市人口比例减去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官吏和军士的比例，再加上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注：《关于中国商业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关于汉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学术界已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约为40%-45%，一种认为西汉约为27.7%、东汉约为27.5%，一种认为西汉未年约为17.7%（注：参见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我们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7%左右，又假设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宫吏、军士的比例和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两者相抵消，那么，汉代的粮食商品率当应为百分二十几。
农业商品率与单项粮食商品率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农业人口应当是没问题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官吏、军士所消费的其它农产品仍要购买。所以，汉代的农业商品率肯定会超过单项粮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说肯定会超过27%。
汉代，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据上述对汉代一户中等水平农户全家收支状况的测算，其一年的收入为11200钱，支出中的食盐、农具、赋敛、祭祀、人际关系、医药都得通过交换，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共为2386钱，另外自用有余布为5匹，合钱2000钱，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钱1000用于当年消费，加上上面的2386钱，那么，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增至3386钱。这样一个中等水平农家商品率为3386/11200，约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纪西欧一般农家的商品率为44%，而传统中国农家的商品率为14%（注：参见马克yáo＠(21)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页。）。看来他们的估算并不一定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汉代的农业商品率并不算太大，农业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确认。
汉代农业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结构的制约。汉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别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给型生产"的农户占多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这一时期社会上占相当比重的农副业生产，都融入小农家庭生产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约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二）是工农业产品差价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代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悬殊，形成一个"剪刀差"。也就是说，付出同样的劳动，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的少，而从事手工业收获的多。试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术训》载："夫民之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注：岳麓书社1989年第100页。）即一个农夫一年劳动所获粮40石，若一石粮食的价格为60钱，共折合钱为2400。又按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若一个农夫一年投入这项生产的时间为200天，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24。但一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200天，可获钱4000（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钟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40钱，是从事粮食生产的1.7倍。家庭手工业与粮产业相差已如此悬殊，铁、铜、盐、漆、酒、陶等业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导致大批农人去农从事其它手工业生产或"去农经商"，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三）是国家干预，搞单一农业。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业领域，搞单一的小农经济，垄断"山林川泽"资源。在经济作物区设桔宫、羞官、漆官进行控制，还增收渔产税加强渔业生产管理。这些政策显然是挫伤了大专业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体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广里加黄）
＠⑥原字纟的繁体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艹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蘖去木加米
＠(12)原字艹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鱼的繁体）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儿
＠(21)原字土下加两土
篇2
论文关键词：县级财政，支农投入
农业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予以支持与保护，财政对农业投入是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基础的迫切需要,财政投入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长期深远影响。本文立足围绕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现状，着眼于全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结构的现实分析，就建立完善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支农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相关分析与思考。
一、对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基本判断
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支农投入比例的纵向变化以及与周边相关县(市、区)的横向比较，来判断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情况。
1、从纵向比较，赤壁市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呈上升之势。近些年，赤壁市财政部门努力加大支农力度,农村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农民人均收入逐年递增。“九五”、“十五”时期以及2008年、2009年至今，全市财政支农投入呈增长之势。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九五”期间的5.3％增加到2010年的10.7％，农投入绝对值从“九五”期间的924万元增加到2010年18026万元，支农投入增长率从2008年的12.4%提高到2010年度的24.1%。所以，从“九五”、“十五”和2008年至2010年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与预算内支农支出比上年的增长率两个指标来看，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处于逐年递增的态势。
2、从横向与其他周边县（市、区）比，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小。我们选择了周边具有较强可比性的咸安、崇阳、通城、通山四县（市、区），进行了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比较。以2007～2010年四年为例，这四年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0.2％、10.4％、10.6％和11.5%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而四县（市、区）平均比重达到了12.2%、12.5%、12.2%和12.8%。由此可见，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的规模偏小。
3、从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判断，赤壁市农业仍处在贡献地位。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财政支农投入/财政总支出）/（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产值贡献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越高，说明农业获得的财政投入支持越大。倾斜指数为1，表明农业获得了与农业产值地位平等的财政支持度。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赤壁市2006～2010年五年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分别为0.53、0.57、0.63、0.64和0.69。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呈逐年上升的变化，首先表明了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在进一步加强，其次表明了赤壁市的农业经济还没有获得与其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相等的地位，仍处在贡献地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通过对赤壁市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以及近几年的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变化，表明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投入能力处在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过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扶持由原来单一的农业发展项目拓展到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因此，尽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规模有所扩大，但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支农投入能力的有限性与新农村发展的巨大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缺口，在财政支农投入规模逐步提升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结构效率，提升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密切度，是我们建立完善现代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的关键所在。
二、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赤壁市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总量增长迅速，但市本级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仍不尽合理。
1、农口系统事业费支出比例偏高。农林水利气象事业基本支出，主要是维持农口事业单位的“吃饭”问题。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农口事业费支出比例的变化看，尽管财政支出中农口单位基本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各年度农口单位基本支出仍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如2009年、2010年财政支出中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占农口部门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1％和48％，过高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对农业生产的直接作用甚小。
2、农村基础建设投入不平衡。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实际看，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都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较大比例，如2008年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达653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5％；2009年投入农村基础建设投入6791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57％；2010年投入728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7%。但这些支出中用于大中型的带有社会性的水利、交通等全社会普遍受益的项目投入比重较大，而对一些农民直接受益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可以真正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关系农业和农村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动植物防疫设施建设、农业品种改良、农田水利以及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所占比重较小，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
3、农业科技、农民教育培训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投入是农业投入的重要
摘要内容。据统计，农村教育投入每增加1元，就可以使农业产值增加8.43元。当前赤壁市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也明显不够，2009年这块投入只占财政支农总投入的0.65％。
三、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赤壁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按照农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并重的原则，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统筹兼顾、合理配置，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的规模结构，确保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稳定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有效实现。
1、加大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一是确保预算内支农资金稳步增长。坚决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按照中央提出的“三个高于”和“三个主要”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分配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将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努力增加预算内支农资金，确保预算内支农支出按法定比例增长。二是广辟途径，拓宽财政支农资金的筹资渠道。在加大财政预算内对“三农”投入力度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稳定的支农资金筹措渠道，努力做到支农投入多渠道，资金来源多源化。一是加大政府性基金筹集力度。加强水利资金、土地开发资金、水资源费等预算外资金的征收管理。二是确保土地出让金的支农支出。列入土地开发成本的耕地开垦费、补充耕地成本回收款、农业土地开发出让金地方财政留成部分和省返回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支农支出；从安排给经济开发区、中心镇、城市防洪工程、工业功能区及乡镇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8%用于全市新农村建设；大幅提高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净收入用于支农支出的比例；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提高后，新增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用于支农支出。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农业项目库，以优势项目争取省、咸宁市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其他各项支农专项资金上对全市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2、科学安排，合理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投入，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投入的比例、产业之间的投入比例、长期投入和短期投入的比例关系，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制定完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各项补贴政策。积极改进补贴方式，加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补贴，增强农产品政策性补贴转作直接补贴资本的能力，提高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的联系密度。要把农产品政策性补贴一部分转投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科技上去，进一步扩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范围和规模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二是适当稳步减少农业事业费支出。在现有财政支农投入水平下，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进一步压缩财政支出存量中的一般性支出，根据各个农口单位的实际情况，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开源节流，腾出财力用于增加“三农”投入。三是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合理调整农、林、水等投入比例，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本级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30%以上。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重点支持与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低产田改造、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配套机械、乡村道路、山间林道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四是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科技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及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要提到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2％以上；加大对种子工程、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投入，加快品种引进和改良；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投入，提高农业社会化、信息化服务水平；加大对农产品认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投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农民教育和科技培训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3、形成合力，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作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市、乡镇（办、场）两级政府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发挥农业财政支持和导向功能，进一步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积极探索“民办公助”方式，采取“以奖代补”、“以奖”、“先建后补”等多种形式，鼓励农民投资，政府适当补助，引导农民自愿筹资、投工投劳。要逐步建立信贷风险抵御机制和加大财政贴息力度，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机构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
篇3
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1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J］.中国农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4)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36)宁志新.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39)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0)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J］.史学集刊,1984(2)。
(48)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0)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J］.湖北大学学报,1993(5)。
(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53)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3)。
篇4
论文摘要：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的农业基础还很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许多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业生产不仅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加大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0 引言
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业。基本任务是通过水利工程技术措施，改变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条件，为农业高产高效服务。主要内容是：①采取蓄水、引水、跨流域调水等措施调节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为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和发展农业创造良好条件；②采取灌溉、排水等措施调节农田水分状况，满足农作物需水要求，改良低产土壤，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农田水利建设就是通过兴修为农田服务的水利设施，包括灌溉、排水、除涝和防治盐、渍灾害等，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定的基本农田。主要内容是：整修田间灌排渠系，平整土地，扩大田块，改良低产土壤，修筑道路和植树造林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兴修各种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的稳产高产。
1 小型农田水利的特点
1.1 地位作用重要，需要高度重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精辟地表述出农田水利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于有了完善的灌排设施，良种、化肥、耕作栽培等先进农业技术才有用武之地。但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农田水利，投入多，见效慢，管理难，本身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多表现为间接的社会效益，在一些地方易受忽视。对农田水利的重要地位作用，需要不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1.2 群众性强，需要广大农民参与。农田水利遍及全国各地，与所有农民的生产、生活都有密切关系，是一项群众性的事业，每年都要发动近亿劳动力从事已建成工程的清淤维护岁修、水毁工程修复和新工程的兴建。群众性、互助合作性是农田水利的重要特点之一。
1.3 公益性较强，需要政府扶持。农田水利既有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和生活供水等兴利功能，也有防洪、除涝、降渍、治碱、防治地方病等除害减灾功能；既可以为花卉、蔬菜、果园、养鱼等高附加值产业服务，又承担着大田作物灌排，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
1.4 具有垄断性，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按受益农户多少区分，小型农田水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户自用的微型工程，如水窖、水池、浅井等；另一类是几十户、成百上千个农户共用、规模相对较大、具有农村公共工程性质的泵站、水库、引水渠等。受地形、水资源等条件限制，多数公共工程具有天然垄断性，不能像乡镇企业那样搞市场竞争、破产倒闭。灌溉所用水资源，属国家或集体所有，是公共资源。所有生活在当地的农户都有公平用水的权利。用水权是农民生存权的组成部分，为农民生存条件服务的公用水源和公用设施不适合让私人垄断。
2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战略地位
2.1 基本国情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水旱灾害斗争的治水史。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减少，但灌溉面积总体上稳定增加、灌溉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和水利科学研究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彻底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2.2 社会稳定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与建设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村市场，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稳定，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2.3 国家食物安全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国目前的农产品主要产于灌溉耕地，加快现有灌区的持续配套和更新改造，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战略举措。由于农业用水总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均只能依靠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此外，高效现代农业对灌溉保证率、灌水方法与技术的要求更高，对灌溉的依赖性更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必须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
2.4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包含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增加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具体要求。如果我国农业不能解决未来1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产业，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基础的基础”。农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其自身的综合竞争力，而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才能保证大幅度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3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措施
3.1 加大各级政府的投入力度。首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只是手段，直接的目标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目标是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基础。无论是为了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还是为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以支持水资源向生态环境、城市和工业转移，最大受益者都是国家；其次，农民和农业已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三农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在农业和农村有困难时，即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工业和城市也应该支持农业和农村，国家财政应该向农业和农村倾斜；第三，农民负担重、农民尚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要求农民投入太多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和各级财政理应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力度。
3.2 充分利用WTO规则。如果仅从主要农产品价格来看，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确实面临很大挑战。如果说农业是加入WTO后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那么也可以说农业是加入WTO后国家支持与保护空间最大的产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农业与水利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村水环境建设等均可纳入WTO“绿箱政策”的支持范围，属于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服务的支持。
3.3 重视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现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无论从技术的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应加大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示范与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不仅要研究有效、适用的技术，还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农田水利研究与管理人才，需要在全国形成适合我国农村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特点的农田水利技术支撑体系。重视和加强农田水利科学研究，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符合WTO规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篇5
论文摘要:在分析了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应对绿色壁垒提出若干建议措施。
当今世界贸易中，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并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各国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壁垒应运而生，并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所谓绿色壁垒，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商品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为名，通过颁布、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特点是形式上具合法性，名义上更具合理性。
一、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农产品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以及环境息息相关，加之农业历来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保护重点，因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的出现首当其冲地会对各国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当然.作为环境保护和进口限制的共同手段，绿色壁垒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可以说是利弊共存。绿色壁垒其初衷是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各国通过制定、实施绿色保护法规和技术标准，客观上可以防止不符合环境保护和危害人类健康的商品进口，从而有利于维护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健康以及环境的改善;同时，绿色壁垒所采用的技术标准通常是以先进的环保技术为基础，通过绿色璧垒的实施，可以促进各国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产品质量，加快农业生产发展。例如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严格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产品安全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但绿色壁垒对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处于受控地位。众所周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和在环保标准方面的差异，目前只有经济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凭借其技术优势对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这将进一步强化发达国家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地位，这是绿色壁垒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最直接的利益损害。如美国从1997年开始，强制性地实施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 HAGCP)，这一措施使我国对美国的虾类产品出口大大减少。据海关统计资料，1997年我国对美国的冻龙虾出n额由1996年的I 203.9万美元减少到56.7万美元，冻鳌虾出口额由23.8万元下降到2.4万元。
(二)绿色壁垒强化了农业环保技术标准，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的优势，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农产品中化学物质的限量苛刻，农业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农业欠发达国家传统出口农产品资源型、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如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和传统的出口农产品，其总产、单产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与美国、阿根廷并称为三大花生出口国，199b年我国的花生出口创汇达到3亿美元，而近些年来虽然生产量每年增长，但出口量却严重下滑，出日创汇额徘徊在2亿美元左右，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出口花生在安全卫生检疫中的关键性指标—黄曲霉毒素的含量达不到国外标准的要求。我国的传统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蜂蜜等，近些年来同样由于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失去了优势地位。自2000年7月1日起，欧盟对进口茶叶实行新的农药残留标准，限制和禁止使用的农药从原来的29种增至62种，部分农药残留标准比原有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使我国茶叶出口近年来对欧盟出口逐年萎缩。
(三)绿色壁垒增高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门槛，加大了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的难度。实行绿色壁垒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苛刻的绿色技术标准，而且实行严格而又繁琐的进口检疫制度。比如，美国在进口管理上，除了坚持实行原有的注册认证制度外，近年来又实行IS09000系列质量认证和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制度，许多指标数据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三位，技术欠发达国家很难达到其要求。又如日本，对进口大米的检测有一百多道程序。程序的增加和检验费用的增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国外大米在日本市场的竟争力。
二、我国应对绿色壁垒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国外限制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传统手段将逐渐减少，绿色壁垒将或正在成为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面对的绿色壁垒有增无减已证明这一点。面对挑战，我们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一)加快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实施农业标准化，既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又可以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除了要大力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之外，应加强对国际农业标准的研究，根据农产品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更新农业标准，并使农产品品质标准与安全卫生、分级、包装、运输标准国配套，通过逐步完善，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二)重视发展环保农业，实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环保农业以及相类似的生态农业、节能农业、立体农业等农业模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其特点:一是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建立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二是重视对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进行全面规划，合理配置、节约利用能源，保护自然资源;三是重视采用有机农业技术，实行合理轮作、间作套作。精耕细作和施用有机肥。这对于开发我国出口农产品货源、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把发展环保农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建立环保农业基地，促进我国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开发。
(三)加强对各国环保法规、环境标志制度等的研究和搜集，建立农产品技术标准的信息系统，为出日企业和外贸部门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通过企业引导农户按照环保标准组织生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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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4-0196-1
1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概况
我国的农技推广体系包括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其中县及县以下属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这是整个农技推广体系的基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国家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农业公共服务的组织，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力，是我国实施与实现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手段与途径。
2 我国农业技术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职能不清
职能的混乱，会造成很多问题的产生。经营、公益性的技术推广及执法监督管理3个功能混淆。造成技术推广部门重经营轻推广、重经营轻服务的现象严重发生，有些地区的农技推广部门甚至只有经营性活动，没有履行服务性推广的义务。因此，出现了农民不满意，领导不满意，农技人员也不满意的局面。
2.2 体制不顺
农技推广体制的不顺畅直接导致农技整个系统的工作不顺、信息不畅。例如：很多农技人员的一大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乡镇中心工作上及在编不在岗、混编混岗现象普遍发生。
2.3 保障不足
我国乡镇的农技推广系统中，有2/3的机构存在着有钱养人、没钱干事的现象，另外的1/3甚至无力养人。据统计，2007年，我国财政全额拨款的县级以下的农技推广机构中，其中约36.8%的机构人员和工作经费都有财政保障，而50%的机构只能保障人员经费，相关工作经费（例如：开展试验、示范等）则主要靠经营创收来保证。
2.4 理念不新
目前：以技术为核心，行政推动，自上而下，产中服务。未来：以人为本，市场引导，自下而上，生产、生活、生态全方位，产加销一条龙。
2.5 机制不活
竞争上岗、职业资格准入、绩效考核等科学管理措施在客观上较难推行。我国农技推广机构普遍存在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的现象，奖惩并举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在推广机构中很少实行，因此，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效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就无法调动和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某些实行大综合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存在着由于人员身份不同导致待遇不同的现象，有些人员是全额的，有些是差额的，还存在着自收自支的，这样就很难统一管理，虽然是综合，实质还是各自为战。
3 大力推进乡镇或区域性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3.1 加强机构建设，确保职能有效履行
明确公益性职能任务。加强对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服务性定位的管理，细化公益性职能工作任务，明确要求和职责，细化到每位推广机构的工作人员。
科学核定编制。本着精干、高效、合理的原则，科学测算、合理核定并落实乡镇或区域性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确保公益性职能的有效履行。
3.2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
人员竞聘上岗。采取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择优录取的选拔方式，将真正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员吸纳到农业技术推广系统中，以增强队伍的战斗力。
强化人员培训。实施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计划，对农技人员分层分类开展培训；实施农技人员学历提升计划，选拔骨干农技人员进行专业研修、继续深造（建立学习的动力机制是关键）。
职业资格准入制度逐步实施。推广机构的农技推广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经县级以上相关部门正式考核培训从而达到相应的专业水平，才可以进行竞聘选拔，尤其是公益服务性的推广机构一定要严格把好准入关。
鼓励支持大学毕业生下乡支农。创新用人机制，引导鼓励涉农专业大学生到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服务，实施农业技术推广项目，领办农业试验示范基地，为基层推广体系注入新生力量。
3.3 创新运行机制，增强农技推广活力
全面推行农技推广责任制度。合理确定岗位责任，明确岗位人员的工作职责、范围、对象及内容，量化工作指标和任务要求。
建立健全绩效考评机制。推行由农民群众、县农业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三方共同参与的绩效考评机制，将农技人员的工作量和进村入户推广技术的实绩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考评结果与农技人员工资报酬、职务晋升等挂钩。
创新农技推广的手段。为了全面推开绩效考核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要大力推行农技工作人员包村联户的工作模式；要创造一切有利的环境条件发挥试验示范园、高产示范区等辐射带动作用；大力提高农技推广公益信息化建设；推广专家、农技人员、农户即产学研密切结合的有效形式；采用委托服务、招投标制、政府订购等方式，摸索农业公共服务等多种实现形式。
3.4 加强条件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乡镇或区域性推广机构设施条件建设。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政府主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和多功能、一体化的建设思路，加强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设施条件建设。重点加强仪器设备、办公条件、交通工具、业务用房的建设，实现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工作有场所、服务有手段、下乡有工具。
探索村级服务站点建设模式。利用现有办公场所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服务设施，采取民办公助、技物结合、开放运行的方式，逐步建设村级服务站点，探索对农民的服务机制。
参考文献
[1] 何伟进.浅谈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困难及对策[J].北京市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4).
[2] 袁文,张一帆.试论农业推广体制创新的难点与对策[A].第三届中国农业推广研究征文优秀论文集[C],2001.
[3] 胡虹文.农业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2003.
篇7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制度；技术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125-03
一、引言
土地、资本、劳动力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三大物质要素，而技术进步则是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因素。先进的技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只是一种潜力，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技术进步，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宜的制度，因而，制度是影响农业经济不可缺的因素之一。农业经济增长问题在我国已有很多年的研究，许多学者的研究(严奉宪，2005；胡毅，1998；顾焕章，1994)只注重技术因素而忽略了制度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新疆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技术进步、农业资本投入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毋庸置疑，但制度变革的贡献也应重视。本文拟从实证角度，全面研究制度因素、技术因素、要素投入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农业经济增长不仅和常规投入要素相关，还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有关。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主要有以下因素：
1.制度因素：在经济学中制度的含义是各种政策、各种法规制度，如产权、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等。制度可减少农业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2.劳动力因素：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发展中能动性很强的因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动因素。
3.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体现在教育、新品种的育成、施肥和灌溉技术的革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提高、低产土壤改良、提高土地利用率等。
4.资本因素：资本因素主要涉及国家、农村集体、农民个人对于农业的投资，农业资本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影响。
5.其他因素：土地和气候等因素。
综合以上对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解释，结合新疆农业经济实际，将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框架及相应指标图示如图。建立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其中，Y表示国内农业GNP增长率、I表示制度因素、T表示技术因素、K表示资本因素、E表示土地因素、L表示劳动力、W表示天气因素。
三、数据描述与实证分析
依据图设定的指标体系搜集1985―2004年间的数据，表1、表2数据均源自《新疆统计年鉴》、《新疆五十年》，经计算并作了适当的处理。
实证分析思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得分，采用有偏估计法―主成分回归对模型(1)进行计量分析。
根据与农业制度相关的六个指标，城市化率(CSHL)、农作物制度变迁(NZZB)、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GNBJ)、非粮食面积占总播种面积(FLMB)、集市贸易成交量指数(JMZS)和灌溉面积指数(GGZS)。对反映制度因素的六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综合为一个指标，以主成分指标表示制度因素。对所得的指标进行线形变换后可得制度因素主成分得分(见表1)。
同理，根据与农业技术相关的六个指标，农业科技三项费用(KJ)、农村用电量(YD)、化肥施用量(HF)、农业机械总动力(JD)、财政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SF)和农村初中文化程度(CW)。对反映技术因素的六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综合为一个指标，以主成分指标表示技术因素。对所得的指标进行线形变换后可得技术因素的主成分得分(见表1)。
根据19年来的统计资料(见表1)和制度、技术因素的主成分得分，对(1)所示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经检验，各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不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而采用一种有偏估计法，即主成分回归。就是先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实有耕地面积、乡村劳动力、成灾面积和制度因素得分、技术因素得分做主成分分析，并按特征值的大小加权合为一个指标；然后，用这个加权指标与GNP做回归分析；最后把估计算得的回归系数按照载荷(即特征值)的不同依次进行分解，计量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于存在一些不可度量的因素(随机因素)也对农业经济产生影响，在表2中，贡献率29.46%说明这部分不可度量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构建的模型及实证分析给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首先，制度创新对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从表2可以看出制度因素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制度因素的主成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业生产净值增长率增加0.626862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24.4544%。但由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受到一些风俗和宗教的限制，加上新疆地处祖国的最西部，交通闭塞，运距长，运输成本高，信息闭塞，对政策贯彻实施的比较缓慢。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新疆应该审时度势、积极稳妥的推行改革，加强对各项政策的贯彻与实施，为新疆农业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政策保障。
其次，资本投放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对GN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139403，其贡献率为13.036%，显示了资本投放与GNP的正相关性。从投资结构来看：一是新疆非生产性支出所占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在农林水气等事业费用的开支较大，其次是农业、事业费用；二是农业科研投入低，新品种的实验开发、农药化肥的研制、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等都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而我们一直长期忽略对农业资本的投入。这些使新疆资本投放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还远远未得到发挥，而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更要加大对农业资本的投入，充分利用资本的作用。
第三，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从总体上看，新疆的农业科技水平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以主攻单产为中心环节狠抓科技进步，粮棉单产以及农机装备水平均居于国内前列。解决了农产品总量不足的问题，但农产品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农产品加工以及检测等方面的技术相对落后。根据表2，技术对GN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401747，贡献率为21.83719%，可见技术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但还远不够，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为60%～80%，新疆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服务机构单一，没有形成多元化农牧业技术服务体系。因此，新疆要积极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大力推广常规的使用技术，使其成为新疆农业和农村的现实生产力；同时，要瞄准国际科技革命的新动向，有重点的发展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等高科技，借以实现农业生产力新的质的飞跃。
第四，劳动力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新疆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现有农村劳动力380余万，但文化水平和技能相当低，六成以上者未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小学文化程度就占近一半，迫切需要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此外，新疆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增长快，仅每年新增的农村劳动力就达十万人以上。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的需求。同时，新疆的非农产业不发达，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空间狭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根据表2，劳动力对GN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768957，贡献率为9.293%。虽然劳动力资本对新疆农业产生积极作用，但现在已成为新疆农业、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为了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有序转移，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五，土地稀缺的替代。新疆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投入的依赖程度在提高，对土地的依赖在下降，其贡献率近为0.185025%。但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资源，土地的质量和数量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增长。新疆是个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旱(含极端干旱)地带约占2/3，半干旱地带约占1/3，仅沙漠面积就占全国沙漠面积的近六成。而维系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绿洲总面积仅587万平方公里，只占新疆土地总面积的3.53%，新疆人口的95%左右生活在平原灌溉绿洲内。在增长方式上，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性生产的增长方式，转向实施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农业发展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化，从而逐步实现对土地稀缺的替代。
第六，遏制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从表2可知，天气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影响。据1950―1990年的不完全统计，新疆平均每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00～600万亩，有130人～150万人受灾，占新疆人口的10%，经济损失8.35亿元以上，占整个农业总收入的11%，因此，除了恢复生态环境，增强对天气灾害的预测能力就成了减轻灾害的重要手段。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调整以及科技的进步。我们要认识到技术和资本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并辅之于相应的制度保证，就肯定能够带来新疆农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1] 严奉宪.中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增长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5，(4)：9-14.
[2] 胡毅.新疆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定[J].新疆农垦经济，1998，(2)：52-54.
[3] 顾焕章.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1994，(5)：11-15.
[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邓攀，等.包含制度因素的湖南省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06.2.
[6] 郭鸿雁.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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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农民消费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其结果都会反作用于生产，合理的消费取向必将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通过对黑龙江省6个市(县)14个固定观察点村 1000个农户消费情况的调查分析，农民消费观正在悄然改变并逐年升级，同时存在的偏差消费行为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建议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积极引导农民选择对农业生产起积极作用的消费取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确保了农民收入稳定长期增长，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前提下 ，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农民消费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其结果都会反作用于生产，合理的消费取 向必将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通过黑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 2006年调查数据显示，农民消费观正在悄然改变，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良消费行为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1 农民生活消费逐渐升级
黑龙 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共有遍布全省 6个市(县)的 14个村，其中有 13个属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等和中等偏上，占92％，仅有一个村是下等水平。被调查户共 1 000户 ，总人 口 3 590，人均纯收入3 634元，人均存款2 257元。2006年农户消费家庭总支出基本与 2005年持平，人均 3 000元左右。在消费支出结构中，经营费用仍然是家庭的主要支出项，占总支出的51％，但与 2005年比较减少 3．4％ ，随之而增加的是生活消费支出。
随着惠农政策的 “口惠实至”，农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也随之稳步提高 ，生活质量逐步改善，用于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不断扩大 ， 占总支 出 的 39．64％， 比 2005年增加2．72％。农民在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消费的同时 ，其消费观也在悄然改变并不断升级。主要表现为：一是食品结构不断优化。在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的支出占 37％ ，农民在最大限度满足主食需求的同时 ，肉禽等副食支出逐年增加，2006年比上年人均增加 26元 ，增幅 7％ ；比 2003年人均增加 1 17元，增幅 42％ 。同时农 户在外饮食支出不断增加，比2003年人均增加 43元 ，增幅 69％。二是农 民衣着消费成衣化 、时尚化。2006年农 民衣着消费支出人均 189元 ，人均增加 l0元 ，比 2003年 人均增加 28 元。三是注重文化教育消费投入。剔除学杂费支出，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用于文化服务支 出 85元 ，比上年增加 9元。学杂费人均支出 132元，比上年增加13元。四是保险意识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接受并参加各种类型的保险，2006年用于各类保险支出人均 l2元 ，比2003年增加 4元，增幅 50％。
其中农户关注更多的是财产保险和教育保险，财产保险 比 2005年增加 37．72％， 比 2003年增加 259倍；教育保险比 2005年增加 20．34％，比 2003年增加 26．8％。五是农户的交通通讯费已成为必须支出项 。电话在农民的生活中已必不可少，2003年至2006年的 4年间 ，农户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每百户拥有量 由 80．86部增加到 124．5部。2006年农民人均交通通讯费支出 152元，比上年增加 36．4元，增长 31％，比 2003年增加 51元 ，增幅 50．49％ 。摩托车每百户拥有量 由 2003年的23辆增加到 2006年的 36辆，农民出行更为便捷。六是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农民生活方式变化最大的是更多的农户做饭使用电饭煲，其拥有量由2003年每百户 73个增加到 2006年的 90个；影碟机由2003年每百户拥有29台增加到 2006年的 43台；电冰箱由 2003年每百户拥有 13．9台增加到2006年 l9台。七是农户生活消费支出以现金形式支付的比例不断提高。2006年观察点村人均现金支付的生活消费支出 1 739元 ，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76．9％，比2005年增加6．9％，比 2003年增加 40．6％。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农 民人均用于购买食品的现金支出为 599元，占食品总支出的 71．2％，比上年增加 11．34％。
2 农户不良的消费行为影响其收入进一步增加长期形成的众多不良习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消费行为，限制了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开拓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2．1 生产投入相对较 少
农 民在日常消费中不论家庭经济条件好坏，都是精打细算，讲求实用，尽量节省。在一些农民眼中，因为现钱很有限，节省就意味着增收。日常饮食以吃饱为准，有很多农家做饭不放调味品，唯一的调料是盐，只有在过年 的时候才买一些调料 ；服装以“能穿就行”为标准，上了年纪的人很少买衣服；日用品的使用周期一般较长，能不买就不买，能够修补再用的尽量修补再用；对新的生产技术、方法和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不舍得投入。调查数据显示 2003年至2006年 4年间农户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逐年下降 (见表 1)，2006年比2005年下降26．3％、比2003年下降49．88％。这种节俭的消费习惯，虽然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和积累社会财富，但过度压抑消费不可避免地阻碍新的、正当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的产生，使人保守、难以接受新生事物，从而妨碍农民智力、体力等素质的提高和合理的消费结构的形成，限制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2．2 虚荣消费浪费严重
受收入的限制，农民集中消费特点突出，主要集中在婚丧嫁娶、建房、子女上学等几项大事上。在一些乡村，一个青年农民从恋爱、订婚到结婚庞大的开支使农民苦不堪言。出于盲目攀比讲排场，不少农村家庭因此返贫。大多数农民不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条件特点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经常是看到别人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在一户并不富裕的青年农民家，结婚光送彩礼钱就 2万元，结婚前男方购置彩电、冰箱音响和家具、衣服、烟酒等还要花费 1万元，置办酒席4 000元，把女方娶到家时已花了四五万元。全家辛苦近l0年攒下的积蓄全部用光，还欠了外债2万多元。农民的虚荣和攀比的消费习惯，使他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实际合理安排消费，甚至导致低收入农民不堪重负陷入贫困，限制了农民消费内容的扩展，阻碍了农民消费结构优化的步伐。
2．3 人情愚昧消费负担较重
近几年，人情消费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增长较快 ，分流了较多原本有限的购买力。农村婚丧嫁娶都要互送礼金，而且数目巨大 ，已成为一种负担，有的家庭一年的礼金就相当于全年人均纯收入。人情往来一般一次得 50元或 100元，亲戚好友就得 200元甚至更多，家里如果没有钱，出门借也得把礼金随上。调查数据显示 2006年农村内部亲友赠送支出人均 843元 ，比2005年增加26元，占农 民纯收入的 23．19％ ，增幅 4％。农村的愚昧消费开支也越来越大。许多农民不是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而是用来修坟造墓 ，建庙敬神，大办祭品，甚至赌博吸毒，这种愚昧性的消费不仅浪费了大量的钱财，也影响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积累转化为投资的规模，从而限制了再生产的扩大。
新农村政策出台后，农民兜里有了钱，2006年被调查村人均存款 2 257元，比2004年净增 700元，增幅 45％。但现时农民并没有真正富裕起来，只是富裕趋势的开始。虽然农民消费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诸多不 良的消费行为和不成熟的消费观制约着农民消费结构的完善和农业生产发展，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消费既是生产过程的起点，又是生产过程的终点。因为消费是生产的完成，没有消费便没有生产；同时 ，消费还为生产创造出新需求。这种不断增长的新需求就是收入得以不断增长的原动力。良好的消费习惯，可以促进社会消费力不断增长 ，而这无疑会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增长，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积极引导农民选择正确的消费取向，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良性发展，争取农民收入趋势的更快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3 引导农民选择正确的消费取向
消费习惯对人们如何消费、消费什么、消费多少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 民收入，就必须引导农民选择正确的消费取向。
3．1 引导农民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消费观念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消费观念是决定农民消费行为是自主的还是盲从的，是文明、高效的还是低劣、愚昧的主要因素。正确的消费习惯的养成 ，绝对离不开消费教育。通过消费教育，倡导积极健康向上、文明科学的消费文化，把个体的消费行为引向科学、健康、高效的取向，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对生产起积极的作用，最终促进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所以，开展消费教育，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非常重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担负起向农民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的责任，要通过广播、报纸、健康的文化娱乐等方式引导农民端正价值导向，认清什么样的消费是有意义和值得追求的；什么样的消费是有益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要引导农民懂得消费水平的提高不只是物质水平的提高，还必须包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的消费活动不仅要体现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要体现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建议对农民消费教育方式可以农村中、小学为教育基地，学龄教育与农民再教育相结合，可考虑在农村学校开设消费知识课 ，以帮助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在对农民消费知识的培训方面，也应重在商品服务、提高消费者 自我保护能力、科学与健康的消费观念以及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知识等方面。
3．2 引导农民选择对农业生产起积极作用的消费取向
各级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将有限的收入用在对农业生产起积极作用的以下几个方面，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是提高农民素质的消费支出。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素质和生产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引导农民提升素质的消费支出就会有效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二是提高农业生产加工能力的消费支出。农业生产加工能力的提高必将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拿出部分收入用于购买生产用品与机械，必将提高生产能力，加速集约化生产的发展，对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有着最直接的推动。三是提高农民获取信息能力消费支出。我国正处于信息社会，信息的通畅对每个人的发展致关重要。获取信息不单单是为了了解社会，更多是为了根据信息安排生产，增加收入。应引导农民将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电脑、电视、图书、报纸等获取信息的工具。四是用于身心健康的消费支出。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才能更好地进行生产活动。应引导农民进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的消费，如参加有益的体育活动和文娱活动等。
参考文献：
[1]李秀荣 ．科学消费与农村市场开拓[J]．消费经济，2002 (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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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省种粮农户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发现，当前农户经营中存在农田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土地流转困难、租赁转包不规范，部分种粮大户经营目标不明确、相关农业部门涉农服务脱节等问题。改变这一现状，促进农业发展，应当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国家农业投资实行向种粮大户优先倾斜、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保障机制、加强种粮大户的示范引导、完善政府服务体系。当前，农村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增多，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越来越老年化和妇女化，加上农户粮食生产的分散经营，农业发展受到约束。
为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各地都在探索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通过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保证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提高。我们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省种粮农户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分析种粮农户在发展规模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情况
根据湖南省农业厅组织对全省的调查，2010年湖南省租赁转包耕地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95049户，涉及耕地面积487.2万亩，产粮达396.5万吨，分别占全省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的8.6%和13.2%。其中，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比2008年增加了684户，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70户，1万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2户。通过耕地的租赁转包实现规模经营，解决了当前农村出现有地无人耕种的现象，发展种粮农户规模生产经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着力点。
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的规模经营大户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全部种植水稻，其中80%以上的为双季稻生产，60%以上的种植优质稻，并通过与农业企业联合，稻谷直接销售给大米加工企业，经济效果明显。根据对汨罗和攸县实地调查，15个种粮大户租赁转包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或者集体耕地的面积达到59692亩，其中双季稻的种植面积48734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2%。通过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其双季稻的平均产量达到1725斤，产值1625元，而其包括租金在内每亩的经营成本为1127元，每亩可实现利润498元，较一般的散户生产经营收益更高。
从实地调查的62个大种粮大户的年龄状况来看，种粮大户较大部分年龄在50岁左右，他们大都是农村生产能手、种粮能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肯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懂管理，相对而言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据对攸县其中10个种粮大户的调查，他们农机拥有量128台，户均13台，其中7户拥有大型的耕整机、插秧机、收割机。种粮大户的科技推广、辐射带动作用大，他们的生产实践成为粮食生产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展示点，成为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带头人、引导户，成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宣传窗口。
全省各地都在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农户自身的情况，不断探索土地规模经营的经营方式，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主要有五种规模经营的生产模式。
1、种植大户经营。一些熟悉农业种植技术并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大户，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获得较多的土地经营权，将农户闲散的耕地租赁过来集中耕种实现规模经营。如攸县新市镇山门村农民符和平，多年来一直以规模化水稻种植作为致富产业。在惠农政策鼓舞下，他不断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在大同桥、新市两个镇的21个村，租赁了125户农民的水田810亩，双季种植水稻1620亩，全年产粮食1600吨，纯收入达30万元，成为该县有名的“种粮大户”，荣获农业部“全国粮食生产大户”称号。
2、股份合作经营。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民入股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收益按股分红。如攸县网岭镇北坪村以每亩400斤稻谷的保底收益，加上合作社年终分红的方式，将全村80%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目前参加入股进行集中经营的耕地面积达1560亩。这种模式能够使参股农户更好地享受到集中经营带来的经营性效益。
3、专业组织经营。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协会为主导，集体统一组织部分生产经营环节，发挥集体优势，形成规模经营的一种经营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正在蓬勃发展，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汨罗市磊石融城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市绿色食品加工合作社等共计有6000多户参加了土地流转，流转面积2.4万亩。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水平，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
4、龙头企业经营。由龙头企业直接租赁土地雇请农工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效益的模式。如攸县万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每亩300斤稻谷和60元现金作补偿，直接租赁农户的田土5100多亩（期限为10年），以湖南农科院、农业大学为技术支撑，为参与合作经营的农户提供统一品种、农资、农技服务，并从综合服务收益中给予农户50%的返利。这种模式，发展思路、市场运作相对-成熟，发展潜力、综合效益可观，农民利益得到较好保障，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达到了企业和农民双赢的目的。
5、产业带动经营。通过近年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攸县形成了制种、蔬菜、苗木、席草等特色产业基地，这些基地建设带动了土地流转。如攸县石羊塘镇老虎岩村引进港商开发观赏鱼养殖项目（租赁鱼塘、水田70余亩建设繁育基地），农户通过出租耕地或自发养殖，每亩纯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这种规模经营模式经济效益较好，农户受益明显。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困难
近年来，湖南省的种粮农户规模经营发展较快，同时种粮大户在规模经营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制约着农户耕地的流转、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农村金融服务缺失，种粮大户融资难。在对种粮大户的调查中，普遍反映影响农户种粮经营规模的最大因素是融资难，融资困难成为制约种粮大户生产正常运转的最大瓶颈。由于种粮大户的经营规模较大，其资金的投入也比较大，如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添置农机设备，农田整理投入、晒谷场地和粮仓的建设等。比如租赁转包200亩耕地，租金至少需要6万元，而且一般需要在生产前一次性付清，另外从播种开始，每季生产费用不能少于6万元。
农田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由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自然条件较差，严重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农田未整改。由于种粮大户经营的耕地都是从千家万户手中流转过来的，农田都未经过整改，小丘田、高岸田、低洼田较多，不便于机械化操作，主要依靠人工投入。在调查中发现，98%的种粮大户的农田没有经过平整改造，都是“插花田”没有集中连片。二是水利条件差。由于水渠年久失修，渠内淤塞，灌溉不畅，或水路较远，要水无水，造成误工误时。
土地流转困难，租赁转包不规范。由于有些农户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理解存在误解，以为自家承包的土地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加上农民拥有的“耙头顿得稳，作田还是本”传统观念，担心把土地流转出去以后会丧失土地的承包权。有的承包户宁愿让土地荒废也不肯把土地转包给种粮大户经营，造成“有田的不想种，想种田的没田种”的怪现象。在发生了土地流转的农户之间，存在着租赁转包不规范的现象。根据调查发现，农户自发流转的占85%以上，农户委托乡村组织流转的土地不足15%，且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多发生在村组内邻近的农户之间。
部分种粮大户经营目标不明确。随着种粮大户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有些耕种面积较大的种粮农户，对其粮食生产经营没有长远的规划。调查中发现有些人承包很多耕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认真地搞粮食生产，而是希望以种粮大户的名义争取得到政府部门对其的项目资金支持或奖励资金，或是通过销售其经营的水稻种子、农药、化肥及农机服务上获取利润。在对耕种面积超过1000亩的24个种粮大户的调查发现，他们当中只有4人原来从事过水稻种植栽培，占总数的16.7%，其余的承包种植大户都是从其他产业转业而来，大多数是回乡创业的打工族或农资产品的工商业经营户，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据当地农业部门反映，有些种植大户根本不知道怎样开展水稻生产，经常电话咨询农业部门技术人员。
相关农业部门涉农服务脱节。由于很大部分种粮大户缺乏农业生产的经验知识，致使他们在生产中经营管理不科学。调查发现，种粮大户对农业科技服务要求迫切，虽然各地已建立很多基层农业综合服务部门，由于其已从社会化服务向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有偿服务转变，大部分农业服务部门是在搞种子、化肥、农药的销售经营业务，真正对农户提供技术培训、病虫防治等农业技术的公益不多。种粮大户需要政府提供相关服务时，往往找不到相应的政府服务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种粮大户的发展。
对策与政策建议
在粮食主产区发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方向，是各级政府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事关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种粮大户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极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规模化生产经营环境，引导、扶持种粮大户的健康发展。针对粮食主产区湖南省种粮大户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种粮大户的农业生产投入比较大、风险高、利润低，加之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有限，靠农户自己的经济实力很难从事规模较大的粮食生产。而种粮大户本身又缺少符合金融部门抵押条件的资产，金融部门出于对贷款安全的考虑不愿对种粮大户发放贷款。针对种粮大户融资难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种粮大户融资的新渠道。政府要鼓励引导种粮大户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或由政府出资控股成立村镇银行，合理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入股，增加新的民间融资渠道。需要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积极探索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户宅基地和房产作为抵押物的新途径，创新和完善涉农金融服务新机制，大胆探索切实可行的适应种粮大户需要的信贷方式。
国家农业投资实行向种粮大户优先倾斜。随着政府对农业投资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今后在国家现代农业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整合农业、国土、财政、水利等部门的资源时，要尽可能与种粮大户土地流转相结合，优先安排有利于种粮大户改善生产条件的项目资金。建议省级政府出台粮食生产相关的激励政策，以调动广大种粮大户的种粮积极性，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和水利设施等项目的建设投入，加大农田的土地平整，使小田变大田，坡田变梯田，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使水利灌溉条件得到有效的改善，农业机耕路确保得到畅通，为种粮大户进行农业开发创造优越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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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立法；经营目标；有效需求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三农”问题当作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来抓。而农业问题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业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业，它的稳步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本部门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农作物每年受灾面积为4600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左右。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以规避农业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农民利益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农业也是一个弱质产业，常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如何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巨大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缺少政府行为和财政补贴，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较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基于此，本文将从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入手，分析阻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机制，使其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利器，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于建国初期即开设了农业保险，20世纪70年代停止了该项业务。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这一险种长期就处于不景气状态。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各类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3000多亿元，农业保险总收入只有4.8亿元左右，仅占到全年保费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2元。另外，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也在不断减少，由最多时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制度严重落后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农业保险立法的现状
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很笼统的，其中的149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其农业保险能得以稳步发展，首先是美国政府制定了专门法律。早在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办法、经办机构等都做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现状
1996年，各保险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对属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国家不再有补贴。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再加上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较高，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目前还在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将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等同对待的，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这些保险公司也在压缩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这样就造成在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保险公司热衷于开办农业保险这一业务，而在灾害多发的地区和年份则相应地进行战略性的收缩。
（三）农业保险范围的现状
农业保险责任范围的大小及险种的设置是判断一国农业保险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农业保险的范围越大，一国的农业保险水平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农作物保险主要是承保自然灾害险，而自然灾害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则属于保险责任以外的，如农药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泄漏等所造成的损失未列入保险责任之内。养殖业保险的责任确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理论角度讲，凡是农业生产中所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均应被保险，可见，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所设定的保险险种与中国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因此，从严格经济意义上讲，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农业保险机制。农业保险经营者已无法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社会保障作用。
二、农业保险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自然需求不断增加，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在我国现阶段，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竞争相当激烈，而各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发很少有人问津，至于去经营更是缺乏积极性。这也使得农业保险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空白。但这些却不能表明农业生产不需要风险保障。事实上，从改革初期到现今，各种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逐年增加并且渐成几何倍数增长。农民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急需相应的农业保险来转移风险，为农民提供经济补偿。但恰恰是在农业风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不断萎缩，保费收入也从1992年最高峰的8.6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37亿元，2004年的保费收入与200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与1992年的最高峰相比竟然下降了56%。如果按照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额尚不足2元。与此同时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在不断的减少，由最初的60多个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的急剧下降与农业成灾损失的急剧上升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对其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反差。农民对商业化的农业保险缺乏有效的需求，首先是因为作为投保主体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而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同期城镇的居民相比少得可怜。因此相对于农民而言，按照商业化原则确定的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的有效需求。此外，农民多半以家庭为单位的超小规模，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较低，也使农民不愿意付出高额的保险成本。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保险范围更加窄，规模更加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风险过于集中，赔付率过高，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这势必导致农业保险萎缩。大部分的农业风险无法转嫁，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费率很高，而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
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远远高于一般财险和人寿险的费率。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玉米、小麦为5%，棉花为6%，甜菜和蔬菜达到10%，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保费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很高。如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粮食作物的灾害至损率通常在7%～13%，棉花的灾损率在9%～18%。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高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净保费率也很高，只有这样保险经营者才能弥补成本并盈利。而与一般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水平相比，这样的收费标准是绝大多数农民无法承受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矛盾境地：一方面是农业保险的费率高居不下，另一方面是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他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起来。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仅为0.02%，大牲畜1.1%，家禽为1.3%，水产养殖1.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它的农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日本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绝大多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并没有投入相应的农业保险，因此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即使出现了一些巨大的灾害事故，农民通过投保农业保险获得的补偿也十分有限。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98年，我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灾害，而农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损失，然而灾后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却不足几亿元，这根本就无法达到补偿农业经济，恢复农业发展的目的。
（三）农业损失的高赔付率与商业保险经营目标的违背
由于我国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概率高，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大，因此其赔付率也远远高于一般的财险。1982－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为80.98亿元，累计赔付支出为70.65亿元，赔付率高达87.24%，大大高于一般财产保险赔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如果再加上其他费用，农业保险的平均综合赔付费率就已经超过了120%，农业保险经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也是许多商业保险公司所不愿看到的。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不够充分，并且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的实际赔付率高于预期的赔付率。此外，农业保险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样也是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商品的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集合的平均损失率来确定的，而高风险单位倾向于购买保险，或原来低风险的单位参保后从事高风险的农业项目，从而使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上升。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比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更为严重。而且受农业生产的经营属性及小农意识的影响，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难以有效的控制。就拿前几年的禽流感疫情来说，某个村子只有几个养鸡户投保了养殖险，可是一旦出现了疫情村里其他的养鸡户就都将死鸡放到投保户那里来寻求赔偿，直接导致了赔付率的直线上升。
三、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模式
（一）美国统一完善的保险模式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农业保险走的是国家和私营、民间和政府相互联系的双轨制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政府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美国将农业保险计划作为农业灾害保障的主要形式，使其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政府每年为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和农民因灾损失获得的经济补偿对保证农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实行国营公司与私营公司双轨制经营。对于雹灾险等单一险种，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对于多重险，则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承保或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与此同时，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一些政策性机构为投保人支付一部分保费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农业保险实行法制化。美国很早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保险的相关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主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日本健全稳定的农业保险模式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农业特点也是经营分散、个体农户规模较小，与我国的经营现状极为相似。但日本政府为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农业保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日本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
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支持，法律规定对农业保险实行分保，对投保人实行保险费率的补贴，规定了水稻、小麦等农作物补贴费率。县以上农业联合会的全部经费和农业共济组合部分费用由政府负担。政府作为农业保险的后盾，它接受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再保险，这样就保证了各共济组合的经营稳定性。
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于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农、林、鱼等实行强制性保险，而实行自愿保险的有农户的建筑物、农机、农房及家财等。
四、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
美国、日本的农业保险模式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现归结如下：
（一）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性扶持下，建立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所以国家和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一方面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给予保费补贴，使他们能买得起农业保险，以增加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
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建立组织严密而有序的多层次保险体系。基于我国农业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种植规模较分散的现实状况，我们应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成立民间的农业保险互助组织，以区域划分为主，让其自身参与管理。这样农业保险互助组织的参与者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的关系又是相互监督的关系，从而可以较好的防范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发生。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牲畜等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采取强制入保的方式承保。当发生较为严重的风险时由农业再保险公司给予补贴，政府通过特殊的救灾政策给予扶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既保证了农业保险的深度，又保证了农业保险的安全性。
（三）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
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至今还没有一部健全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的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运营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美国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经办机构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急需健全的法规体系予以保障。为此我们应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从法律和法规制度上，保障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综上所述，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应该正视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的现状，正确认识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政策性力量的引导，凭借立法、行政等手段来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扫除其发展道路上的羁绊，以解决我国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我国农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晓和.解决三农问题呼唤农村金融改革［N］.中国经济时报,2005-7.
[2]孙慧名.关于河南新农村建设的报告［J］.农村金融,2006.
[3]陈秀芝.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方式与创新初探［J］.农业经济,2004,(5).
[4]章齐.中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政策分析［N］.中国研究学者文库,2006-9-28.
[5]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