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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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生态体育文明概述

1.1生态体育概念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我国就已经对生态体育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在此过程中，相关领域学者针对生态体育的概念给出了释义，但总体来看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从进人新世纪以来的现有研究成果看，徐传宝(2001)在“体育生态学—生态体育的理论基础”中，给出的定义如下:生态体育指的是人们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以现有的自然环境为基础，以丰富的休闲锻炼方式来进行体育会动;郑晓祥(2005)在“生态体育的内涵与特点”中，针对生态体育给出的定义为:指的是人类与体育、环境的相互协调为基础，打造出的共生共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借助生态与社会自然环境来开展体育运动;胡晓明(2005)在“生态体育”中，针对生态体育给出的定义为:借助自然的活动方式，基于现有的自然环境下，依照生物发育规律来实现体育运动的开展;龚建林(2008)在“生态文明中的生态体育”中，给出的释义如下:指的是基于生态文明观下，融人了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的一种全新体育概念，强调的是生态意识与思维，注重实现体育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共生。

总结而言，所谓的农村生态体育指的是: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为指导思想，将农村人口作为体育参与的对象，借助对现有各种自然与人文资源的利用，促使农村居民与体育、自然环境实现和谐发展的一种体育活动。

1.2农村生态体育特点

1.2.1自然性。基于生物进化论观点能够追寻到体育活动的生态本源，即一种生命体的生态调试形态，能够通过对人类身心的调试来确保人类的生命健康，并在实现修身养性的同时，促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户外体育活动回归自然，从本质上所展现的是体育对生态生命的内在追求，自然性特点随之凸显;

1.2.2文化性。指的是人类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诸如信仰、道德、法律等都在其中，是社会共有价值观的外显。生态体育与所提倡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以人为本理念为核心，借助精神文化内涵的外显来强调和谐文化体系的打造，而在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下，体育文化凸显出了人文生态性;

1.2.3社会性。体育与生态间呈现出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当今社会中，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加上竞争压力的加大促使人们身心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而饮食作息不规律以及运动时间的降低，使得人们陷人健康危机中，而体育对社会的适应性则表现在促使人与环境的相适应，在此过程中，生态体育的社会性特点随之呈现;

1.2.4持续性。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所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愿景，借助体育全球化的实现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体育下相应和谐与发展主题所展现出的已不再是竞技与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而是促使人类能够树立全新的理念，以实现生态和谐且持续发展。

2.农村生态体育文明建设管理现状与主要制约因素

2.1建设管理现状

从目前农村生态体育内容建设的现状看，农村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在打造农村生态体育的过程中，并未对这些优势生态自然条件进行充分利用，在现有的体育活动中，一般都是些较为常见的体育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单双杠以及跑步等，而农民自身选择参与的体育锻炼项目多为一些健身性与适用性的内容，并未借助当地的优势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来实现特色生态体育项目的充分开发。

从参与的人员现状看，当前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速促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很多农村青壮年群体都选择到城市打工，加上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也都逐渐在城市安家，进而促使农村剩余人口与老人与小孩为主，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在参与生态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难以理解并接收新事物。

从生态体育活动的现有形式看，一般都是一些当地传统农耕的体育项目，且对器材要求不高，在国家加大对新农村建设投人力度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体育器材设备在农村落地，但是在投人力度上凸显不足，加上宣传力度较弱，农村居民的积极性不好，进而致使体育运动形式难以实现创新。

在体育活动的时间与地点上，一方面，农村居民只有在农闲的时间有精力参与到其中，加上意识理念的束缚，无法实现对时间的利一学、合理安排，致使体育活动难以起到健体强身的效果;另一方面，在体育活动的地点上，简单的体育项目与内容一般在田间地头就能够开展，而新形式的体育健身活动缺乏必要的场所，加行农村居民收人等的限制，致使生态体育的发展步伐受阻。

2.2发展农村体育生态建设管理的主要制约因素

通过对农村体育生态建设现状的分析，能够看出当前农村生态体育的发展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制约农村生态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经费、管理以及文化三个方面:

2.2.1经费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速，国家加大了农村建设的投人力度，相应的在体育建设方面的投人随之增加，但是，依旧无法满足农村生态体育文明建设之需。而经费投人的不足，使得农村先有的体育活动场地不足且体育器材设备缺乏，进而制约了农村生态体育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2.2.2管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现有相关管理体制的弊端随之凸显，难以适应农村体育事业的实际发展之需。具体而言，当前农村尚未针对生态体育建设发展建立完善的管理机构与管理组织体系，进而制约了农村体育作用的发挥。从目前农村现有的体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看，缺乏诸如健身俱乐部等固定且完善的体育锻炼场所，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一般都是在大型的节庆活动中，通过民间自发组织的形式来开展一系列活动，进而实现休闲锻炼。在此过程中，缺乏专业的指导，农民参与体育锻炼活动一般都是以自身的主观意识为主，随意性极大，难以在先有的活动中切实实现体育锻炼的作用。也正是基于管理的缺位，使得当前农村体育资源无法实现因地制宜的整合，在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时间、场地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不足，进而阻碍了农村生态体育建设与发展步伐。

2.2.3文化

经过调查研究表明，当前农村居民体育意识理念十分淡薄，缺乏健康观念，很多农村都将劳作当作一种身体锻炼，而所谓的体育健身等内容都归纳到城市居民的体育活动范畴中，认为是有钱人的事，和自己的关系并不大。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建设农村生态体育的过程中，项目开发思维陈旧，并未将体育文化的打造与当地文化相融合，进而也就无法走进农民的内心。加上在开展相应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形式化问题凸显，农民在无法理解农村生态体育文化内涵的背景下，自然无法摆脱陈旧理念，进而使得农村生态体育发展步伐受阻

2.3健全农村生态体育文明建设管理制度体系的对策

从上文的分析中能够得出:当前农村生态体育文明建设还处于建设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现有的建设成果下，一系列问题的呈现，都意味着当前在建设农村生态体育的过程中，需要实现相应管理制度模式的完善，进而以完善管理制度体系为支撑，从宏观上明确建设管理目标，并借助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农村生态体育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为农村生态体育文明建设实现稳步发展提供保障。在实际践行的过程中，具体措施如下:

2.3.1明确指导思想并实现管理目标的利一学定位

当前，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匿乏已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与挑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对日益加剧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受阻。而生态体育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内容，则需要始终遵循绿色、低碳、环保的原则，在建设农村生态体育项目的过程中，相应的管理部门则要借助当地自然环境优势，基于因地制宜原则打造特色生态体育项目。在此基础上，则需要实现管理目标的科学定位，要基于农村实际并实现农村特色生态体育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以此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具体而言，则需要确保生态体育活动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符合，加大公益性体育场所的打造，并完善基础设备设施，同时，充分挖掘当地特色的生态资源，并将人文文化与体育文化相融合，结合当地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创新，赋予其生态体育理念。此外，借助体育产业的发展，积极体育旅游项目，以此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3.2明确定位管理内容并创新管理方法

在农村生态体育管理内容上，主要从如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借助电视、网络等全新的渠道来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促使农村居民对体育锻炼产生全新意识，提高农民健康意识。第二，要进一步加大技术支撑，在建设农村生态体育的过程中，要组建专业的体育活动指导队伍，并加大对相应的指导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以此来更好的服务于农民体育活动的开展。第三，实现资金筹集渠道的开辟，相应管理部门要在进一步争取政府财政拨款投人力度的基础，积极借助体育产业的发展来打开筹资融资渠道，进而为农村生态体育的发展提供持续资金支撑。在管理方法上，要在进一步健全相应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以政府为主导，实现全民参与，通过统筹规划来实现生态体育资源的充分挖掘与优化配置，并要突出重点，打造特色生态体育旅游项目，同时，健全基础设施建设，并促使农民在参与生态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树立环保意识并以相互监督为约束，来改善并维护好农村生态体育发展环境。

2.3.3搭建完善的管理组织体系

①针对农村生态体育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制定完善的发展规划。在实际践行的过程中，则需要以利一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与生活质量，搭建完善的管理组织体系。要针对生态体育进行明确定位，并结合农村特点，实现对农村自然环境以及人文资源的充分利用，进而为农村生态体育发展开辟途径。②要强化对生态体育实践的重视程度，在实际开展开展管理组织活动的过程中，要在相应的体育活动中，促使农民树立生态环保意识理念，针对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进行监管，并要实现对生态体育资源的保护。

2.3.4搭建利一学且完善的管理评价体系

在搭建相应管理评价体系的过程中，要把握体育现代化发展规律，兼顾人们整体素质的提升与各领域的改革创新，同时，要针对是否符合农民生产与生活实际进行利一学评价，促使相应的生态体育内容与形式等能够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符合;此外，还需要针对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行评价。在这三个评价指标下，实现对各评价指标的细化，进而为实现利一学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保障，同时也为实现农村生态体育文明建设的稳步前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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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取措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内蒙古坚持不懈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启动生态文明制度多项改革，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明确定位、制定目标

为将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视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政府着眼全国大局，立足区情实际，提出了“8337”发展思路。其中，在发展定位中明确提出要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2013年，自治区政府印发《构筑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规划纲要（2013-2020年）》，力争到2020年，全区森林、草原、湿地、农业等四大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城市和荒漠生态系统明显好转，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强，逐步形成完备的生态体系、发达的产业体系和健康的文明体系，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架构初步成型。

（二）注重改革、建章立制

2014年12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意见》，本着“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全面启动了93项制度建设任务，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系统完整和相对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责任管理体制五大制度体系，增强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确保把祖国北部边疆生态文明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三）加大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力度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区陆续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工程范围涉及我区90%以上的旗县区，特别是十以来（2013-2014年）共投入中央生态建设资金203.6亿元，完成生态建设面积1.4亿亩。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全区生态环境呈现“整体恶化趋缓、治理区明显好转”的良好局面。

（四）倡导社会参与，唤起公众责任意识

不断强化全民生态文明观念，促进全社会整体生态意识的提升，引导公众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认知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政府带头、社会群体、公民广泛参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良好社会风气，企业、军队与地方共同开展大面积植树造林活动，广大群众通过投劳、参加工程管护等多种形式参与生态工程建设，为我区生态保护工作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二、成果初现、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内蒙古生态保护与建设各项工作成效明显，全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逐渐显现。

（一） 防沙治沙效果显著，荒漠化和沙化面积持续减少

据国家连续几次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全区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已呈缩减态势。五大沙漠周边重点治理区域沙漠扩展现象得到遏制，重点治理的五大沙地等区域林草植被盖度增幅较大，生态明显改善。毛乌素沙地生态状况呈现整体逆转态势。浑善达克沙地南缘长400公里、宽10公里的锁边防护林体系和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带长300公里、宽50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基本形成，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锁边林带，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向腹地推进1-10公里。

（二）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双增长”，林业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据2013年内蒙古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我区森林面积3.73亿亩，活立木蓄积14.84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1.03%，同2008年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比较均有大幅提高，其中，森林面积净增1822万亩，占全国同期增加的9.93%;森林蓄积净增1.68亿立方米，占全国同期增加的9.47%;森林覆盖率提高1.03个百分点。实现了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双增长”。通过工程建设，林业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增强，全区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已达8.05亿吨，其中，五大沙漠、五大沙地及阴山北麓风蚀沙化区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2632.05万吨，年防风固沙量15.92亿吨，年滞尘量709.53万吨。

（三）草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缓解，项目区明显好转

内蒙古草原植被盖度达到43.6%，与本世纪初相比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地上生物量和草原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草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已接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好水平。禁牧、休牧实施力度较大的中西部地区草原生态趋于好转，全区草原生态处于退化趋缓、局部好转的恢复起步阶段。

（四）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

近十多年来，依托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项目，全区水土流失治理以每年650万亩的速度递增，全区目前已实施综合治理的小流域1000多条，减少入黄河泥沙1.1亿吨。项目区水、旱、风沙灾害明显减少，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五）湿地保护体系初步建成

经努力，初步建立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为主的湿地保护体系。纳入保护体系的湿地面积2207.4万亩，占全区湿地总面积的24.6%。内蒙古鄂尔多斯遗鸥和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湿地面积同本世纪初相比增加了2600万亩。

（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改革工作推进顺利

编制印发了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意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及考核办法、水权转让试点实施方案等改革和制度建设文件;制定完成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操作工作方案;启动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在26个旗县市开展了基本草原划定试点;组建了自治区水权收储转让中心。

三、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但我区生态环境总体而言仍十分脆弱，恢复生态良性发展压力较大。

（一）生态建设任务依然繁重

全区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区土地面积的62.5%，其中重度和极重度的占36.7%，退化、沙化、盐渍化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61.2%，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森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十分突出，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沙化沙害、水土流失现象依然严重，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全区开展的各项生态工程累计治理面积约4.9亿亩，仅占亟需治理面积的44%，未治理的区域面积仍然较大，大多在远山大漠，地理条件和环境更加恶劣，治理的难度增加。

（二）沙害突出、威胁严重

内蒙古是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省区之一，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巴音温都尔五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乌珠穆沁五大沙地，全区沙化土地面积有42万平方公里。多年来由于干旱少雨，流动沙丘加剧，沙害蔓延，直接威胁着河流、湖泊、交通要道、农田和城市。乌兰布和沙漠每年以8-10米的速度不断东侵南移，在黄河以东形成沙丘，每年有近1.8亿吨泥沙侵入黄河;阿拉善盟境内的三大沙漠有握手之势，是沙尘暴的主要源头;呼伦贝尔沙地不断侵吞着草场和湖泊，是全区沙化速度最快的沙地之一。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和实践，我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先行先试的一些创新性工作中，存在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不足问题。以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例，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在理论基础、指标含义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议，如自然资源的负债如何理解、怎样估值、森林草原的生态价值如何计算等，这直接影响了编表工作的科学性。一些统计数据，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撑，如树木的年度生长变化等，需要借助卫星遥感等专业设备，技术支持不足。

四、加大工作力度，实现生态文明美好愿景

为将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视察我区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政府相关部署落到实处，早日在我区实现生态文明美好愿景，在“十三五期间”我们将着力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继续加大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力度

深入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天然林保护二期、三北防护林五期、退牧还草、新一轮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努力确保每年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l000万亩以上、草原建设面积4000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650万亩，力争到“十三五”末，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达到23%，活力木蓄积量达到16亿立方米;草原植被盖度达到48%，草原退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治理程度提高4个百分点，全区生态状况进一步好转。

（二）全力开展防沙治沙工作

按照《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等文件与规划中关于我区防沙治沙工作的要求，不断加大我区五大沙漠、五大沙地治理力度。力争到“十三五”末全区6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同时，积极开展政策研究，探索通过大规模发展沙产业，达到生态治理、环境改善、产业结构调整、农牧民致富的防沙治沙新模式。

（三）继续加快生态制度建设步伐

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责任管理体制等方面继续全面推进93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按照考察我区时提出的“先行先试”要求，着力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力争到“十三五”末完成生态文明制度各项改革工作。

（四）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实施草原补奖机制是国家加大草原保护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区草原保护、牧区发展、牧民增收尤为重要。补奖机制实施4年来，我区已有4.5亿亩天然草原落实了禁牧政策，5.7亿亩天然草原实施了草畜平衡制度，有力推动了我区“保生态、保收入、保稳定、保供给”目标的实现。目前，草原补奖一期即将到期，为确保草原补奖机制更好地发挥效益，我区将积极协调国家将草原补奖政策作为一项长期强牧惠牧政策持续下去，形成稳定健全的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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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美丽中国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是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则是人类文明中反映人类进步与自然存在和谐程度的状态，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达到的一种更高境界的文明程度。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是我党在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形成的旨在扼制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的最新成果。党的十报告中强调了生态文明的建设重要性，并且要争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建成美丽中国。

二、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环境恶化危害公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并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严峻的生态问题不容忽视。

一是各种资源需求与供应矛盾日益突出。我国虽然矿产、林业等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均耕地、林地、草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14%、33%和25%，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分别是煤67%、石油6%、铁矿石50%、铜25%。

二是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现状日趋严重。从环境污染状况来看，近几年，我国废水排放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全国大江大河有近四分之一的监测断面超过劣V类水体水质，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仍然突出，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有11%的城市超标，城市大气环境以可入肺颗粒物（PM 2.5）污染为主的混合型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而每一年因为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疾病甚至死亡的案例也数不胜数，这给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

三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例如部分地区对国土资源的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无序开发使全国近80%以上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漠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以上，全国水土流失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此外，河湖干涸、地面沉降、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都亟需引起重视。

由此可见，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合维持下去，只有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供需矛盾、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

三、强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措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传和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意识

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目前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工业文明时代，以征服者的姿态自居，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不断强化。若不破除传统的观念和意识，坚持科学发展观理念和思路并付之于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就很难迈出大的步伐。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树立人和自然平等的生态文明意识。同时，加强生态意识教育和宣传，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2.建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机制，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党的十报告提出“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抓好以下工作：一要加强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建设。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增加生态文明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二是必须强化政府责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约束和规范环境行为的法律制度。三是建立市场会机制，充分运用市场手段，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3.提倡科技创新，促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资源环境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的控制能力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能力。应当更加注重科技自主创新，在紧跟国际新技术新进展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大对节能、清洁能源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力度，积极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力争抢占国际新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加强开发的同时，也要加大先进技术推广与应用，不断将新科技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去。

4.着力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生态既要保护又要修复，要加大对已遭到破坏生态的修复和对生态脆弱地区的投入和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促进形成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的良性循环。一是加强监测预防。加大环境监测力度，实行严格的环境质量控制标准，强化监督手段，为污染防治奠定基础。加强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和信息系统建设，完善防灾减灾体系，提高防御能力。二是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三是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四是增强生态产品生产供给能力。生态产品要直接惠及百姓，要大力加强林地、水源、湿地、草原等绿色生态资源的保护，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周生贤.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J].求是，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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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文明评价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可持续发展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工作。而以“生态文明”为专门评价对象的指标体系的出现，则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后。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研发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5个子系统，从生存、发展、环境、社会和智力5个方面来评估各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评估结果显示，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靠前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甘肃、宁夏、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等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靠后。

2.生态现代化指数

生态现代化是为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探索经济有效、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新模式而提出来的。生态现代化指数包括生态进步、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3个指数，每个指数包括10项具体指标，通过这30项评价指标，涵盖12个政策领域，来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现代化水平。

生态现代化指数核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和、青海等生态环境破坏较少的省份排名靠前，山西、宁夏、河北、河南等欠发达且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的地区生态现代化水平排名靠后。

3.地方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实践探索

地方政府中，较早提出生态文明评价的有厦门市、贵阳市和浙江省。厦门市生态文明（城镇）指标体系包括资源节约、生态安全、环境友好和制度保障4大系统，涉及30项具体指标。贵阳市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生态文化、廉洁高效等6个方面，共33项指标，构建了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浙江省统计局构建的浙江省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生态效率指数、生态行为指数、生态协调指数和生态保护指数4个子系统最终合成生态文明总指数。

4.中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大排名

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来创造较大的社会福利的文明。他们将生态文明水平等同于利用资源创造地区生产总值的效率，提出“生态文明水平”的计算公式为GDP/EF。生态文明水平与GDP成正比，在生态足迹一定条件下，GDP越高，其水平亦越高；与生态足迹成反比，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情况下，生态足迹越小，其水平越高。

各省区市生态文明大排名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对靠前，而宁夏、山西、贵州、新疆等欠发达省份排名靠后。

5.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器物、行为、制度和精神4个层面，由于制度和精神领域缺乏权威数据的支撑，难以直接对这两个层面的建设进行量化评价。然而，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建设，最终要体现到器物和行为层面上来。因此。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的课题组从器物和行为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分为4个方面，即充满活力的生态、健康安全的环境、发达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加上反映各省域间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贡献的状况，形成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5个核心考察领域：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和转移贡献，然后选取备考察领域有显示度和权威数据支撑的具体指标，构建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

通过该评价体系加权计算出的生态文明指数（ECI），全面评价了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自身生态文明指数（SECI）具体评价各省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绿色生态文明指数（GECI）则侧重评价各省更“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此外，为切实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课题组基于指标原始数据还进行了国际比较、进步指数分析、类型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驱动分析。

二、现有评价的不足

对生态文明的评价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开创性工作，虽然目前已取得了一批积极的成果，但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还未能真正释放出其“以评促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进步的功效。

（一）现有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受当前认识水平所限，现有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指标设置、统计算法及分析方法选择等方面尚不够成熟，基础数据的全面性和及时性还无法保证，亟待丰富和完善。

1.指标设置及算法选择存在缺陷。指标设置方面，部分评价体系还存在指标过于庞杂、指标选取不够全面等问题。选取指标过多，会增大统计分析难度，还易陷入主次不清晰、重点不突出的困境。指标选取不全面的问题体现在，有的评价体系只是对某几个方面有所侧重，而对其余方面则关注不够。

算法选择方面，目前普遍较简单化，方法学尚未成熟。如，由于生态文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指标目标值确定有困难，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了相对评价的算法，其测评结果生态文明指数只是省际相对比较的结果，未能反映各省生态文明的绝对水平。

2.基础数据缺乏全面性。由于基础数据的不足，各评价体系普遍存在数据缺失较严重的问题，而不得不对有缺失数据的指标进行技术处理；还有部分评价体系所选取的指标，存在数据来源不统一、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此外，因为缺乏连续的权威数据支撑，一些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尚不能纳入当前的评价体系中，只能选取相关指标代替或者暂时放弃对该方面的考察。这些问题都会对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造成一定影响。

3.评价单元选择不够合理。已有的评价体系大多以国家或省级行政区域为评价单元，其评价范围显然过大，国家或省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差异明显，发展并不均衡，因此其评价分析结果，难以直接指导基层具体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国内地方政府在对生态文明评价的实践探索中，其选择的评价单元相对较小，但其评价体系的区域特色较明显，受此限制而难以推广应用到其他地区。

4.相关的分析有待深入。现有的评价中。部分指标体系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对其评价对象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实际的测算、评估。而根据评价指标及相应算法计算出评价结果的指标体系，也多将关注点集中于各评价对象的得分及排名上，缺乏对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生态文明建设驱动因素、机制等的深入挖掘和探析。

（二）评价与社会的互动有待加强

在我国，对生态文明评价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存在其成果的影响范围有限，影响力持续时间较短，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社会公众参与较少、互动不足等问题。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举国上下之共识，但各级政府对生态文明评价的重视程度还未提升到相应高度。关于生态文明评价的内容尚未纳入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中。

2.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目前。社会公众还普遍认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要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实施节能减排等重点工程，都只能通过各级政府的努力来实现，对生态文明的评价也是由各级政府或专业机构来完成，与个人关系不大。导致生态文明评价成果后，其关注者多为相关专业部门工作人员或研究人员，而社会公众对其关注度较低，缺乏互动。

3.学者研究合作不深。生态文明评价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必然要求各领域的学者广泛合作，才能完成好这项艰巨的研究任务。而目前学者间的研究合作普遍停留在浅层次阶段，较多的研究人员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未形成推动生态文明评价研究不断深入的合力。

三、生态文明评价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这是继党的十七大之后，再次将生态文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而生态文明评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考核手段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抓手。因此，各界应紧抓当前大好历史机遇，理顺体制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和提升评价效果，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政府高度重视

各级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推手，应正确认识评价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主动将生态文明评价纳入其绩效考核，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千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同时，积极响应学界对生态文明评价研究的诉求，不断完善评价指标所急需的数据，做好相关数据的收集、统计、审核与工作，确保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二）学界强强联合

生态文明评价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新兴学科，对生态文明的评价需要综合运用生态学理论、哲学理论、管理学方法和统计分析等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要做好对生态文明的评价工作，就必须加强对政府业务部门、专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各路研究力量的整合，确保理论深度与一线实践经验并举，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生态文明评价全面发展，以切实实现其对基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

（三）完善评价体系

在整合现有成果基础上，随着数据丰度的提升，应按照权威性、定量化、科学性和导向性的原则，不断修正、完善指标体系；探索对生态文明水平能够实现绝对评价的统计算法；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合理选择评价单元；完成对评价对象实际生态文明水平的评估、测算。同时，根据相关数据展开深度分解、剖析，探寻生态文明建设客观规律，充分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机制和主要驱动因素，为生态文明建设快速、有效推进提供科学依据。

（四）扩大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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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建设司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内设机构，主要职责是，拟订村庄和小城镇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指导镇、乡、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农村住房安全和危房改造；提出进城定居农民的住房政策建议；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组织村镇建设试点工作，指导全国重点镇的建设。

2009年，村镇建设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2009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三定”方案和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抓住机遇、夯实基础，重点抓好乡镇村庄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推进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和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民定居工程，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小城镇建设，促进生态文明下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加强乡镇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

一是科学制定乡镇村庄规划。加强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编制与实施，强化对农村居民点有序调整与优化的科学引导。依据乡镇村庄规划依法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和农民自建住房。改进规划编制方法，尊重基层实践，便于农民直接参与，成果直观易懂。

二是开展工程项目与村镇规划一体化推进试点。以村庄道路、垃圾、污水治理、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为切入点，推进规划编制和实施，吸纳和引导各类建设资金有序投入，探索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新机制。

三是采取措施支持国家贫困县编制村镇规划。

稳步推动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一是组织实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程。编制农村危房改造扩大试点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实施要求。抓紧制定农村危房鉴定标准。

二是调研总结贵州省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经验，适时召开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会，总结推广试点经验与做法。

三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游牧民定居工程，配合有关部门编制7省区定居工程规划，组织动员有关力量，加大管理与技术支持力度，加强监督检查与工程质量监管。

四是组织研究农村住房建设政策，推动农村住房制度完善和改革，鼓励农民投资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农民就业。

五是探索按照城乡有别、依法自愿、同一平台、预留接口的思路，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登记发证工作。

加强法规、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等制度建设

一是修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按照国务院2009年度一档立法计划要求，组织全国力量，根据《城乡规划法》和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抓紧修订。

二是完善乡村建设规划管理制度。在有关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制定《镇、乡、村庄规划编制办法》、《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制度实施细则》等部门规章。

三是修订农村规划建设相关标准。

继续做好灾区农村恢复重建工作

指导灾区农村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村镇规划（县域村镇体系规划、镇乡村建设规划），按规划要求有序恢复重建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对汶川地震灾区农民住房建设的指导和监督，组织对灾区农民抗震住房建设的技术援助，推进灾区农村建筑工匠技术培训与管理。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一是编制发行《村庄整治技术手册》与《村庄整治技术规范图解》，继续推动县域村庄整治联系点示范活动。

二是组织编制全国村镇污水、垃圾治理规划研究，编制《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标准》，推动农村垃圾治理工程、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三是建立农村专项实用技术推广机制，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开展农村住房节能工作。

指导小城镇建设

一是建立全国重点镇统计分析系统。

二是推进“生态宜居小城镇”和“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示范活动，编制《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标准》。

三是研究进城、进镇定居农民住房来源及原有农房处置政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家乐”多种形式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统筹推动农村建设质量安全制度建设

督促各地落实《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建村[2006]303号）。配合有关司局全面加强以农房建设安全质量管理和技术服务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建筑工匠管理制度。

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年—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意见》和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廉政工作会议精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二是建立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纪律与制度。严格执行农民参与、审核、审批等工作程序。主动接受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全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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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指标设计及其体系框架本文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是：首先，明确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的目标，即生态经济蓬勃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生态人居适宜，生态制度健全，生态文化先进；其次，设立具体指标，以引导五大方面目标的实现。故先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总指标分解为五个核心考察领域：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然后选取设立表现各个考察领域不同侧面的建设水平、具有显示度和数据支撑的若干具体指标，从而构建出层次清晰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

1.2评价方法

1.2.1指数计算过程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功效系数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经过以上变化之后，指标中的原始数据转化成用于评价的值,使得所有值都集中在了[0,1]之间。若所用指标的值越大越好，则选用正指标，若所用指标的值越小越好，则选用逆指标。

1.2.2熵权法概述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根据信息论基本原理，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而熵则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因此，可用系统熵来反映其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系统熵可通过熵权法得到。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熵权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假设研究对象由n个样本单位组成，反映样本质量的评价指标有m个，分别为xi（i=1,2,…,m），并测出原始数据。

2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并对江西省2010年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10年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稳健发展，生态经济、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均3大领域行相对于2003年有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领域大幅度下降，这两个领域的下降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制约。

2.12010年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情况

2.1.1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平稳状态以2003年全省生态文明总指数为基准值100计算，2010年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平稳。3.1.2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三大领域全面提升2010年全省生态经济、生态制度、生态人居指数分别为101.88、110.78、110.75，生态经济增幅较少，而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居则有大幅增长，反映了该省近年来实施的绿色、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了初步效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好处理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生态环境指数则有了大幅度下降，仅为70.05，生态文化下降幅度更大，仅为19.85，表明该省部分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转变发展理念、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质量的下降，见图2。

2.1.3大约半数指标呈上升趋势在所有选取的22项指标当中，有12项指标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环境信息公开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新建绿色建筑比例、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比例等7指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也是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均指数问题提升的重要原因。相比较而言，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居各项指标都在增长，生态经济指标只有30%的指标保持较大的增幅，这反映该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生态制度的建设、关注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各项节能减排措施比较到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同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在下降，严重制约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导致生态经济指数增长缓慢。表明该省在生态经济建设领域节能减排力度不够、科技水平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呈现下降趋势，而农药使用强度却在不断攀升，表明该省仍需大力加强生化环境建设、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提高公众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度。生态文化指数急剧下降，说明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公众的力量，没有充分调动公众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导致生态文化氛围淡薄、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只是唱“独角戏”。

2.22010年江西省生态文明指数的分层分析以2003年全省生态文明总指数为基准值100计算，2010年11个设区市文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新余、吉安、抚州、宜春、九江、景德镇、鹰潭、南昌、上饶、赣州、萍乡，见图3。

2.2.1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层次分析根据2010年各市生态文明指数的高低，11个设区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快的地区。新余市生态文明指数遥遥领先，达到了153.56，吉安和抚州生态文明指数分别为134.08和133.45，居于全省的第二和第三位。从具体指标来看，新余市生态制度领域居于全省第一位，生态文化和生态人居处于领先位置，但是生态环境处于落后的位置，各领域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吉安市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制度领域均处于全省领先位置，但是生态文化和生态人居指数处在中偏下的位置，相对于新余市来说各生态领域不平衡的现象要轻微一些；抚州市生态环境位居全省第一，生态文化也处于第一层次，但是生态制度指数和生态文化指数偏低，各领域差异仍然较大。在生态文明建设较快的地区，今后仍然需要注重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做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进步。第二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较快的地区。宜春市和九江市生态文明指数相对较高，稍低于第一层次的吉安市和抚州市，分别为118.31和116.5，居于第四、第五位。宜春市生态经济处于全省第一，但是其他生态领域指数处于中等或中偏下水平，影响了生态文明总体建设水平的提高；九江市生态制度处于全省第一位，但是其他生态领域指数处在中下游，各领域差距明显。两个市的生态文明指数情况表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进展较快的地区，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努力消除各生态领域差距，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第三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一般的地区。景德镇市和鹰潭市的生态文明总指数分别为108.53、107.21，居于全省的第六和第七位。景德镇市的生态经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处于全省上游水平，但是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却大幅度落后，生态经济指数排在全省最后，各领域差距显著；鹰潭市生态环境指数、生态文化指数和生态人居指数均排在了全省第一，但是生态制度指数和生态经济指数却严重落后，分别排在全省倒数第二和倒数第四位。鹰潭市的生态领域发展极不平衡，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不高。这两个市区巨大的各生态领域指数差距说明在生态文明建设一般的地区，要重点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领域，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发展政策和应对措施，努力缩小各领域的差距，在保持相对优势的同时，克服缺陷，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第四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缓慢的地区。南昌市、赣州市、上饶市、萍乡市的生态文明指数分别为89.43、84.61、82.75、80.38居于全省第八至第十一位，同时也是城市数量最多的层次。总体来看，四个市各个生态领域指数均处在中游以下的水平，总体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高，各领域差距较大，而且远远落后于先进地区。该层次的四个城市应该紧紧把握住发展机遇，把自身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某些生态领域的优势，重点建设1～2个优势生态领域，提升总体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质量，同时努力控制各生态领域的差距，实现协调发展。

2.2.2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差异分析从各领域发展指数的差异来看，2010年江西省五大领域的地区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领域地区差异最小，标准差为31.08，各市最高与最低水平之比为3.29，反映了该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高度重视，也是近年来该省各项重大生态环境工程实施的结果。生态文化领域差异最大，标准差高达123.03，11个市最高与最低水平之比为8.54，这充分体现了地区之间生态理念、生态知识普及程度间的巨大差异。生态经济、生态人居两项指标地区差异不大，呈现出地区间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2.311个设区市生态文明指数具体分析本文对江西省2010年11个设区市的22项指标和五大领域进行排序，将在11个设区市中位列前两位的作为相对领先指标和相对领先领域，将排名位列最后两位的作为相对落后指标和相对落后领域，通过比较相对领先/落后领域和指标，分析各个设区市单项指标的发展指数及五大领域在全省的相对领先和落后的情况，见表3。通过表3可以看出，相对领先指标大致决定了相对领先领域，而相对落后指标则影响着相对落后领域的数量，二者共同影响着该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南昌市虽然相对领先指标和全省首位指标均居于第一位，但是由于相对落后指标和全省末尾指标同样居于前列，所以南昌市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不高；吉安市相对领先指标和相对落后指标都不多，但是生态指数居于第一层次。江西省各市区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须注重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和整体的协调性，不可偏废其一。

2.4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相对比较分析对江西省2003～2010年相对领先的生态经济领域和生态人居领域，相对落后的生态环境领域和生态文化领域共18个指标根据综合得分情况计算出每个指标所占的年份数来确定相对领先领域中相对领先指标和相对落后领域里相对落后指标，见表4。在生态经济领域，相对领先的指标为：单位GDP能耗、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以及R＆D经费占GDP比重；在生态人居领域，相对领先的指标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比例。在生态环境领域，排名最后的三个指标为农药施用强度、水环境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生态文化领域，排名最末的指标为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根据上文分析，2003～2010年江西省在生态经济领域和生态人居领域处于五大领域的前两位，生态制度领域处在第二层次，而生态环境领域和生态文化领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处在最末位。该省应充分发挥生态经济和生态人居两大领域的优势条件，同时努力克服劣势，大力建设生态文化，努力缩小各领域间的差距，保持均衡发展。

3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优化

3.1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先目标实现路径示意图根据上文分析，江西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巨大优势、取得了稳步进步，但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差异明显；其二是五大领域发展不协调，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不高。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应做到重点突出、多管齐下、均衡发展：首先，转变发展观念，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其次，做好全省生态文明发展规划，既要保持赣中和赣西北地区的领先优势，同时克服赣南、赣东北等落后地区的短板；再次，要充分调动公共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热情；再次，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体制机制。在五大领域中，要以生态经济和生态人居领域为重点，巩固其优势地位，带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进步；完善生态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提供强力保障；持续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领域，以“点”为突破口，带动该两大领域“轴”和“面”的进步，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均衡发展，见图5。

3.2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先路径分析

3.2.1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夯实生态文明物质基础生态经济领域6个落后城市中，赣南和赣东北地区占了4个（上饶58.27、赣州75.25、鹰潭76.98、南昌86.88），涉及全部7个指标，占总指标数的3/4，充分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主要能源消费量大、单位GDP能耗高、每平方千米产出值和R＆D经费占GDP比重低）、生产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低）、环境效益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低）。因此该地区应改变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工业产业结构，重点培植技术含量高、核心竞争力强、产业关联度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工业“绿色”含量；积极改造提升传统工业、淘汰落后企业，并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在生态经济领域相对落后的赣中和赣西北地区，通过大力发展科技，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九江重点发展汽车、航空、优质钢材、电子信息、生物和新医药等产业；新余、宜春等赣西地区重点发展冶金、光伏、锂电、医药、陶瓷、机械电子等产业；吉安、抚州等赣中南地区重点发展稀有金属加工、电子信息、通讯终端、生物制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新能源、化工建材和机械制造等产业。其次，在生态经济领域处于全省领先位置的赣南、赣东北地区，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发展节能环保、绿色能源、绿色材料、航空制造、半导体照明、新动力汽车、生物医药等绿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提升；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继续保持生态经济领域优势，夯实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物质基础。最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优先发展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业，拓展提升旅游、商贸服务、社区服务等生活业，积极培育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中心节点，实施物流服务大通道建设工程，形成赣北（南昌、九江）、赣东北（上饶、景德镇）、赣东南（鹰潭、抚州）、赣中南（赣州、吉安）、赣西（新余、宜春、萍乡）五大物流服务大通道，构建支撑中部地区物流发展、服务全国的现代物流体系。

3.2.2克服生态环境劣势，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省生态环境领域指数不高，落后地区占了4个城市（南昌52.78、萍乡73.77、上饶95.71、赣州98.81），主要表现为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低；领先的宜春（82.13）和新余（86.44）则表现在水环境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赣南和赣东北地区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造林绿化工程，构建沿湖、沿河、沿路生态保护带，大力推动城镇绿化建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赣中和赣西北地区则要强化重点产业、工业园区和城镇污水排放的处置和管理，进一步提升水环境质量，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推行节能减排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3.2.3加强生态制度建设，提供坚实生态制度保障生态制度发展指数虽居于前列，但是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位于五大领域中的第四位。上饶（68.52）、萍乡（89.65）、鹰潭（90.35）生态环境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和环境信息公开率低，而抚州（92.17）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所占比例较低。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先地区应注重于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制度的建设，保持各领域协调发展。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等方面内容考核纳入考核范围，提高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所占比例；建立区域沟通融合互动机制，加强与本省落后地区产业、信息、资金和技术的沟通和联系，主动帮扶欠发达地区，在接轨周边较发达地区中谋求发展，积极融入长三角、海西区等区域，不断拓展本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建立全民参与激励机制，主动运用各种手段和载体对全社会进行生态文明与环境文明教育，大力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节俭节约意识、绿色消费文化等教育，引导社会成员树立起绿色生活理念，真正形成自觉讲生态文明、重环境友好的社会风气。在落后地区则重点加强生态经济和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效益、促进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生态经济补偿机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发展生态经济，灵活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等经济手段，形成科学合理的发展生态经济的补偿机制，加大生态环境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建立生态经济激励机制，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率，研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对符合生态经济要求的重大建设项目，优先列入重点项目计划，在能源、资源、水、土地等要素配置上给予优先安排；建立环境污染预警机制，进一步加强污染防治，防范环境风险，改善环境质量，增强环境承载能力。

3.2.4营造生态文化氛围，努力缩小区域文化差异生态文化发展指数居于五大领域末位，地区差异最为明显，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要以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先导，引导全社会成员竖立环保、绿色消费意识和节约意识，营造“保护生态、绿色发展、尊重自然”的生态文化气息，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在萍乡、上饶、赣州等生态文化领域落后地区，应重点普及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培养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提高公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热情；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行汽车尾气净化技术，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工业用水复用率和污水处理率、提倡使用雨水、中水和循环水利用，以“点”带“面”，促进生态文化领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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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生态文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城镇化；生态环境

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解决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是由于长期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决策价值观失衡、决策方式不当或决策执行失真使得城市或产业发展定位不准、规模过大、布局不合理和结构性问题突出等所导致的。无论是从其国际普及化程度还是从我国政府对其关注的力度，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无疑是当前最直接和有效地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评价内容纳入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实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政策工具。

目前，我国对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均处于初始阶段，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峻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的深入开展，其在理论、技术方法、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其实施的有效性逐步受到各界关注，此外制约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功能发挥的因素也成为探讨的问题之一。

2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框架

自20世纪90年代始，英国、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掀起了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多角度研究。我国仅有少数学者介绍了国外战略环境评价有效性的理论研究进展，但很少有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框架。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不仅仅体现在自身制度系统和程序过程的完善上，还应包含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功能发挥，即在目标实现的可达性、评价结果和结论的科学性以及因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而产生的衍生效果。

本文认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框架由三个方面构成，分别是制度系统的有效性、执行过程的有效性、发挥功能的有效性。制度系统的有效性主要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规章、政策支持和管理机制等；执行过程的有效性主要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操作实施程序、评估方法、报告质量等方面；发挥功能的有效性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在效果和外在效益。其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在效果反映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直接功能，是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辅助决策的工具，其结论和建议纳入规划和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对规划和决策产生的直接影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外在效益反映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间接功能，是指在实现其直接功能之外，对组织以及个人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三角框架”（图1），从政策系统、实施过程、实施结果以及实施效果等方面评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该理论框架的评估理念为环境影响评价在遵循特定的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的“政策法规支持具体过程（操作与应用）实施结果实施效果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估方法分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

图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评估框架

3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发挥的制约因素

根据上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框架，结合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制度系统、执行过程和功能发挥方面还存在如下不足，制约了其有效性的充分发挥。

3.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尚需完善

虽然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实施已有十多年，但是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制度机制仍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前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综合决策机制尚未建立，有章不循的情况屡见不鲜，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仍不能成为标准的规范，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形式。其次，我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中，还存在着相关导则指南不健全的现象，能源、资源开发类，旅游，跟踪评价等相关领域的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导则尚未。例如，在跟踪评价方面，我国《环评法》中提出要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但由于缺乏相关的配套实施细则，使得该项要求形同虚设。最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管理机制尚不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的经费使用、公众参与以及跟踪评价等难以有效展开。如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仅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对于公众的环境监督权、检举权以及司法救济权等权利没有相关的规定和细则。

3.2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体系有待建立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开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法，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估。我国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学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但是，当前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学研究尚未形成具有指导性的方法学体系，方法的应用主要针对单个环境要素的评价，缺乏对复杂的区域性以及宏观性环境问题解决的能力，且技术方法的选择具有主观性，不同方法的可比性欠缺；此外，针对环境保护的一些重点问题和全球的热点问题，比如复合型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累积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等问题，在理论研究和方法的应用方面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技术方法体系的不完善会直接影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影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发挥作用。

4提高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4.1转变本位观念，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本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当前，我国环境承载力已接近上限，为应对环境污染加剧，保障生态安全，应尽快转变长久以来以环境为本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在兼顾环境质量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所在区域的资源承载力，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健康成本、社会及群众不断增加的对环境的诉求、国际绿色贸易堡垒等诸多因素，逐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为本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篇8

探索建设有浙江特色　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努力形成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走出不同区域的特色发展之路，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客观可能。

从科学发展理论看，追求不同发展特色、不同文化特点构成的和谐发展，是更高层次的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基于各地的人文背景、区域文化、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等的不同，各地在发展中必须扬长避短，形成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建立自己的发展特色，这种由不同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发展特色构成的发展均衡，是一种社会和谐的均衡，是一种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中所要追求的和谐发展的更高境界。

从生态文明的自身要求看，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对发展路径、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将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重大任务。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各地在建设发展生态文明，由于工业发展基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组织推进能力的差异，必然导致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上的差异。因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能追求一刀切的发展，只能在承认工业化发展差距的前提下，鼓励追求特色发展，以特色发展和比较优势，弥补区域发展的差距，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和谐推进。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看，各地实践有先后，认识有差异。进程有快慢。从我省多年来的实践看，在现有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设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明，走出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实现浙江生态文明的率先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从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自然资源环境等省情特点出发，努力建设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明，是推进我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发展转型升级的目标任务，也是再创我省新一轮发展优势的重要保障。

建设良好生态是我省　长期不懈的发展追求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实践中逐渐认识、逐步深化的。从我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际看，浙江较早认识到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较早树立起生态发展的理念并进行了积极探索。较鲜明地提出了生态建设的目标要求，较有力地采取了推进生态建设的种种举措。我省长期不懈的实践追求。取得了较好的实效。

一是较早树立起生态发展的理念。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建设热潮的掀起。我省工业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省委省政府敏锐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引导全省上下树立关心生态、重视生态的发展理念。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当前和长远都是一个严重的祸害”。到80年代中期，省委省政府又提出“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到90年代中后期，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浙江秀美山川”，要求“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生态经济。”进入本世纪以来，省委省政府再次发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强音，提出建设“绿色浙江”的发展理念，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发展思路。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与影响下。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意识，已在浙江大地深深扎根。

二是较早确立了生态发展的战略。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重视从发展战略决策的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02年6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绿色浙江”的发展战略。同年12月。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又作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决策，制定了生态省建设纲要，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此前，在浙江省“八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淘汰消耗高、性能差、污染严重的落后产品，把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作为技术改造的重点。浙江省“九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三同步方针。要求有效遏制自然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2003年制定出台的“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战略思路的明确，有力地提升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层次，清晰了发展导向。

三是积极采取了多种举措。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特点与不同要求，省委省政府注重采取有效举措，推进生态建设。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省采取强硬措施推进技术更新改造，淘汰消耗高、性能差、污染严重的落后产品。关停一批污染严重的生产企业。到2002年末全省限期治理了8264个污染源，依法关停污染严重企业2567家，全省2.2万个工业污染源治理达标率为99.8％。同时。在全省全面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从制度建设上为推进生态省建设提供有力保障。2008年下半年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省委省政府依然旗帜鲜明地提出：环境保护的“硬杠杠”不能宽，节能减排的“紧箍咒”不能松。规定对选址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不符合产业政策等要求的项目，实施禁批制度，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初步　形成了一些发展特色

在长期锲而不舍的推进生态建设中，浙江人民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全省的森林覆盖率、空气、水质等多项环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抵御市场风浪的能力大大增强。更重要的。是我省在实践中，结合浙江的省情实际，初步探索形成了若干有浙江特点的生态建设方法路径。

抓住浙江山地众多的特点，率先从绿化美化浙江突破。针对浙江国土70％是山地。一些地方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严重，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的实际，早在上世纪80年代，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浙江”的要求，组织动员全省上下大规模开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的绿化美化浙江活动。至1994年，全省实现了消灭荒山目标。从1989年至2009年的20年中，我省森林覆盖率由42.6％上升到57.4％(按国家统一口径，不计灌木林)，全省有43个市县区获得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命名。累计创建

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138个，省级生态乡镇648个，建成省级以上森林公园103个，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35个。跃居全国前列。

抓住浙江缺少资源能源的特点，率先培育发展节能环保经济。针对我省工业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主要依赖于省外、且工业用能占了全部能源消耗75％的实际，省委省政府一直强调，要坚持在节能降耗中加快经济发展。截止2009年底，我省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17.3％，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7540万吨。我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为1.11吨标准煤，远低于全国2.05吨的平均水平。同时，我省一直高度重视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自1997年以来。我省环保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2％，，比全国同期高出8个百分点，目前全省环保产业拥有单位1500多家，环保产业收入总额位居全国第二。

抓住浙江发展空间不足的特点，率先推进集约集群发展。针对我省人多地少、基本农田保护率高、可供建设用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实际，省委省政府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重视集聚集约发展，注意引导块状产业园区化、集群化发展。通过共同构筑技术创新平台，促进产业集群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产业创新与产业融合。通过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加强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目前，在全省超过10亿元产值的312个块状产业中，已有一批通过集中整治实现了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如长兴县的蓄电池产业。经过集中调整，产品升级为附加值较高的高档产品，企业数量减少2／3，去年产值达到103亿元。占据了全国同类产品的半壁江山。又如上虞市的杭州湾精细化工园，通过整体改造提升。去年工业产值比2005年增加了1.5倍，而COD排放强度则比2005年下降了63.6％。

抓住生态建设需要锲而不舍长期努力的特点，率先推进治标与治本结合。针对我省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一些突出矛盾，采取出重手进行突击整治的同时，我省较早地抓住了生态建设的突出环节，采取多项综合配套改革措施，注重生态建设的整体协调推进。2004年起，我省开展了一场历时3年的针对全省水系、11个重点区域的“811”环境污染系统整治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我省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工作力度。在继续推进生态省建设、扎实推进第二轮“811”行动的同时，着手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通过全省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浙江环境质量得以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以上的实践探索，为今后建设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进一步构筑有浙江　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

省委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要把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大战略任务来抓”。进一步建设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明，构筑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是确保浙江在未来继续保持率先发展优势，确立在全国领先发展地位的关键。

明确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要求。在未来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上，既要充分体现以发展生态经济为中心，以建设优美生态环境为基础，以推进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加强生态文化为支撑，努力开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共性要求，又要努力凸显具有浙江的浓厚地域特点、丰富省情特色和鲜明文化特征。充分体现浙江人民基于本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文化传统走出来的富民强省之路的发展优势，努力建设有浙江特点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培育形成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化。要把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与追求人、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浙江精神的丰富内涵，提升浙江精神的文化品位，形成推动浙江进一步发展的强大价值取向，构筑有浙江特色的生态文化。通过加强浸入浙江精神的生态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突出浙江生态经济的结构优化。加快发展壮大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中心任务。结合省情实际，优化生态经济结构，是建设有浙江特色生态文明的重要环节。要针对我省三大产业中服务业比重偏低的实际。加快发展旅游、金融、商贸、物流、创意、文化等“低碳”产业，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要针对我省能源资源消耗主要集中于工业经济领域的实际，加快发展环保、节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针对我省国土绿化好、海域面积大的优势，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型服务业和海洋产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蓝色经济。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我省从目前的以高能耗、高污染和高工业经济比重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蓝色经济相结合的生态型经济结构，努力形成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态经济发展格局。

做强浙江生态文明的区域特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中，我省各地已经逐步拉开了发展步伐，形成了具有本地特点的区域发展特色。在今后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各地也要依据本地的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人文环境，进一步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子。从全省大局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要注重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在生态文明的区域功能定位上，要研究确定不同地区的区域功能重点，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在生态产业的规划布局上，要研究制定区域产业导向政策，培育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在统筹城乡发展上，要注重研究各地的结构特点，努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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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会建设；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04803

1社会建设相关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历史进行梳理；第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现状的描述，包括存在的问题、导致现状的因素；第三，学者也对农村社会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制度、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第四，学者针对不同的农村社会建设热点，尤其是文化、社会保障、教育进行了专题研究；第五，农村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紧密联系。

1.1农村社会建设的历史脉络

有学者将农村社会建设分为四大阶段：工业化优先发展观与“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53-1978年）；非均衡发展观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1979-1992年）；协调发展观与“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1993-2002年）；科学发展观与“反哺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3年以来）。

也有学者仅划分农村社会建设在之后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农村社会建设（1978年-1988年），第二阶段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逐步过渡（1988年-2002年），第三阶段是以改善农村民生为重点的农村社会建设（2002年至今）。

1.2农村社会建设现状

农村社会建设状况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农村社会建设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人与自然不和谐加剧，这体现在人口以及环境破坏两个方面。农村自然环境而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传统农业区户均2-3个孩子是普遍现象，个别地区高出生率仍未得到有效控制，2001年，宁夏、、新疆的人口增幅都是在11‰以上。人口压力增长，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从而会导致资源开发过度、环境污染。水资源耗费严重；乱划宅基地、乱批企业用地，人为造成废弃用地2亿亩，其中60%-70%为耕地，进一步激化人地矛盾；不合理发展造成环境污染严重，且呈现农业污染与生活污染、工业污染混合，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复合的多污染交织之势。总之，农村超负荷的人口与尚不发达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相互碰撞，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加剧。

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还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持续扩大。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36倍，到1983年缩小到1.70倍。然而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逐步扩大趋势，1994年扩大到2.60倍，2004年进一步扩大为3.21倍。如果把城市居民的各项福利性补贴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经济建设滞后势必会给社会建设带来不小阻碍。

除此之外，农村社会建设还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1）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2）农村干群关系紧张；（3）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人口多，起点低，教育支出比重大，另一方面缺人才，缺教室，缺资金；（4）农村部分居民的消费习惯不良，部分农民没有形成“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消费习惯，在非必需品方面花费过多，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到次级贫困的境地；（5）农村有固有的“贫穷文化”，村民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样式、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诸如满足于当前消费，缺乏时间观念以及质疑权威等等。

1.3农村社会建设的建设性意见

对于农村现在社会建设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停的意见，对象包括党和国家、村子、村民自身等多个对象。一些学者从较宏观的视野出发给出了三点建议：（1）创新农村教育体制；（2）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3）加强社会保障。也有学者进行认为可以从文化以及生态两大方面来建设：（1）以实现农村文化系统创新为主导，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2）以实现农村生态系统创新为前提，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要回到统筹城乡这个落脚点来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统筹城乡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意义。

1.4社会建设分支领域的专题研究――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保障

吕广利在《当前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要突出文化建设》中强调现在农村社会建设中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但是文化是尤为重要的，因此要加强党对农村文化建设战略的贯彻落实，通过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在转型期的全而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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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我国对于矿产资源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正是由于在我国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以《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将采矿权视为一种用益物权，而立法之所以如此定位，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土地和矿藏等自然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利用，保障权利人履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义务。

正是基于上述对于采矿权乃国家所有、用益物权的定位，我国才相应地实行了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制度，根据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在我国依法取得采矿权，一般而言须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当然后续还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等。

众所周知，矿产资源的两大特征乃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也就是说国家出让的供特定人开采的矿产资源在经过开采后就不复存在了，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都是一次性的。但根据物权法的精神，用益物权是一种限制物权，即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标的物进行支配，权利人并没有完全的支配权；而且用益物权是一种有期限物权，有一定的存续期限。并且笔者认为，所谓用益物权，标的物必须具有能反复使用的特性，否则立法就没有设定用益物权的必要了，因为在使用后连所有权客体都消失了，还谈何所有权、用益物权！这样看来，采矿权就很难称其为用益物权了，首先，在采矿权行使中，用益物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不得破坏准许开采范围以外的矿藏及维护生态环境上，而对于所准许开采的矿产资源，似乎是没有限制的，采矿权人事实上取得了近乎所有权人的地位，可以任意处置；其次，采矿权的存续期限也无从谈起，采矿权作为一种权利，其客体应是所开采的矿产品，但矿产品一经开采使用便不复存在，所谓的存续期限实际上只是国家许可权利人开采的期限，这与用益物权作为有期限物权的含义截然不同；再次，经过开发后的矿区就没有了再次开发的价值，当初用益物权的客体已经消失，即使可以再次使用，其价值也是大大降低的，那么又如何再次设定客体相同的用益物权呢？

综上所述，国家在采矿权出让的过程中出让的并非物权法层面上的用益物权，而更接近于所有权。而将采矿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并以用益物权的标准去衡量、评估采矿权的价值，显然是大大降低了采矿权及其背后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似乎也正是造成当前社会对于“煤老板”等采矿权拥有者争议的众多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