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

宏观经济学课程是财经类本科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学课程建立理论基础,使之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本文根据教学实践,对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路径。

一、把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是该门学科的重要前提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是较为清晰的,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包括一个总量(GDP)、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要把握课程体系架构的要点,可围绕国民收入是如何决定的这条主线,寻找每一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先后顺序,整个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图1表明,短期国民收入的主要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3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曼昆认为在长期内,真实GDP的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的供给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图1表明,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

实际上,按木桶理论的逻辑,需求和供给是同一木桶上的两块木板,它们对GDP的影响,完全遵守短边规则。总需求这块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组成的。具体地说,是由C、I、G和(X-M)组成的,即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这几块小板也有个长短问题,例如,总需求的两个基本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密切,一板过短,则短线制约不可避免。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供给能力受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一国的资源禀赋,或称为资源环境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该国的资源产出率或要素生产率,即资源或要素投入量与有效产品的产出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将趋向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同时着手,只有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才能实现供需的均衡。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在争论与对立中,最终必将走到合流与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把握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以国民收入这条主线把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串起来,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既见到树木,又看见森林”,不至于迷失方向,使他们在把书读厚后,又会自然会把书读薄。

二、理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联系和区别是该门学科的基础

学习宏观经济学,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吗?它们的联系是什么?回答这

两个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生产可能性曲线是用来说明和描述在资源的稀缺性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组合曲线,它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生产组合的选择。

假定用现有资源来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如果全部用来生产黄油,可生产15万吨,如果全部用来生产大炮,可生产5万门;如果同时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则可能有各种不同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产量组合,将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产量组合描绘在坐标图上,便可得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图2中的AB线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或称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AB线上任意选择C和D点进行比较,表示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两种不同组合,到底应选择C点,还是D点,或者是AB线上的其他点,这就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假定资源已经实现了充分利用,也即生产一定处于生产可能曲线上,来研究经济理性人如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即选择AB线上哪一点进行生产,资源配置依靠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观经济学理论又称为价格理论”。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是社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点,而生产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点(如G点),则是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达不到的。那么,曲线以内的任何一点(如H点)说明什么?它说明生产还有潜力,即还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资源闲置。在此前提下,经济理性人会实现资源更高的利用程度,即经济理性人会使经济慢慢靠近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H点如何移向AB线上的任一点。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在经济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出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和冲突,难以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宏观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帕累托改进,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就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具体比较如表1所示。

实际上,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由于宏观经济产生于许多居民户和厂商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理解总量行为,就必须分析居民户、厂商与政府在劳动、商品与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和相互作用,就必须坚持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实现两部分经济学的内在的合理的统一。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作比较,使学生理解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既复习了微观经济学又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学习。

三、构建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现象的联系是该门学科的实践桥梁

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分析和理解当今国家的经济现象,同时也只有与经济现象紧密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理论。我们认识事物要从具体上升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从而更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从国家当今财政或货币政策入手,分析我国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从而从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升到宏观的经济理论,再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经济政策,使学生更能够把握宏观经济学的本质。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家财政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这完全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找到根据。我国这几年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消费不足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目前形势来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这是“十一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将生产能力问题在各个领域解决的话,国内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一线天”的情形。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将存量消化掉,这可以利用“四个存量需求”来实现,“四个存量需求”两个在投资方面,两个在消费方面。两个投资分别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民间的投资,两个消费分别为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前三个已经解决,唯一没有真正启动的是农村消费。我国有2/3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但是,农民收入低,缺乏购买力,培育不了市场,由此可见,要推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才能有效地启动内需。对农村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新农村建设,拉动农村消费和投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同时还会创造出很多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74,如果农民收入每年增加300元,则农民人均消费每年能增加200多元,农民消费总水平年均能增加1500多亿元。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必然会启动内需,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现实样板。

上述说明,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实相结合,既可以增加宏观经济理论的说服力,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导刊,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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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 [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 [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 [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 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 [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 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 [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参考文献：

[1]和静钧. 经济学家向女王道歉[J]. 读者，2009（20）：27.

[2]王建邦. 浅议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拓展[J]. 国际经贸探索，2006（6）：80-84.

[3]陈岩.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佟家栋，王艳. 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54-61.

[5]杨正位.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Paul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4，186-209.

[7]罗能生，洪联英. 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与拓展[J]. 经济学动态，2006（9）：62-65.

[8]樊瑛. 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 国际经贸探索，2007（12）：4-8.

[9]熊贤良.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J]. 南开经济研究，1993（3）：50-57.

[10]光，张燕生，万中心. 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理论思考[J]. 经济研究，1996（11）：30-38.

[11]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孙杰. 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思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J]. 经济研究，1997（12）：61-68.

[13]张亚斌. 论国际贸易中的制度资源[J]. 甘肃社会科学，2000（2）：18-20.

[14]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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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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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上每一次突发惊喜危机，都会重新的构建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同时还会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经济政策框架，而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大萧条，是在政府通过不断的反思当中，逐渐的意识到劳动力所具备的重要性，而根据大萧条，之所以会发生秉承着不同的争论，大萧条，而自从美国在2006年春季发生次贷危机以来，该危机逐渐的席卷了美国，日本，等主要的经济市场，并且进一步的扩大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该危机主要发展则依次经历了四轮冲击在大多数投资者的关注之下，经济危机逐渐开始蔓延并且席卷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如今，危机仍然没有及时的解决。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世界的经济呈现大衰退的趋势，这是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给世界各地人民的经济以及政治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自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面世以来，就面临着这个严重的信任危机。

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方法

（一）融合宏观金融学进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之间并不相交流，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离状态。而在面对风险时对风险进行处理时，这两种学说秉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金融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内生的风险。而宏观经济学对风险进行研究之将其当做一种外生的冲击，但是在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将金融摩擦作为一个起点进一步的研究内生的风险，通过对于资产泡沫、收入差距、资源物配以及杠杆水平等进行研究，而将自己内部学说流派进行的研究同金融经济学研究内容相互交汇，而逐渐的新生出了一种活跃的研究领域即宏观金融学。

（二）在宏观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更注重摩擦以及异质性

但如今经济摩擦的态势之下，之前对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主题模型已经不能够直接套用，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显性的抑制性的宏观经济模型。而为了更好地对抑制性以及非线性问题进行处理，经济学家们逐渐地将自己的思维超越传统的均衡模型，而将自己的思维同金融经济学基础进行融合，建立起一种内生金融危机主要的建模方法，而考虑到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意志性，则主要的是从企业、金融中介以及家庭等三个维度出发，在每一个维度之上对于现有文献进行查阅，从而确定新型的研究方向。

在宏观经济不进行的过程当中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在市政微观经济学以及金融经济学当中所经常使用的对策略进行识别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好的确定在这一习俗当中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而这种方法往往超越了之前所使用到的时间序列以及宏观数据的实证方法，而对于异质性进行研究则使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探索

为了做好中国宏观经济学领域当中的学术研究，同时使得经济学家们之间相互沟通以及交流，从而取得新的突破，我国发起了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主要的研究以及理解了在宏观经济学中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并且使中國的结构模型发生转变的主要方法。而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保证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这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而针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研究，则需要从我国的制度特征出发，并且还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针对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缓慢的现象提出解决的方式，并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我国的公共投资以及经济增速结构性，而这种抑制性的行为能够做好政府的宏观分析。

（一）分析中国在财政以及货币等方面的政策

如今有关的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着中国近几年来有关于财政以及货币的政策，通过对于企业所得税改革进行研究以及实验可以看出想要进一步的提高企业劳动雇佣量，则需要使其所得税进一步的下降，并且从企业的投资以及创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异质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规模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

篇5

关键词：反垄断；行为反垄断；行为法经济学；有限理性；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F005；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06（2016）01-0052-08

反垄断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BehavioralLawandEconomicAnalysisofAntitrust﹚又称“行为反垄断﹙BehavioralAntitrust﹚”或“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行为进路﹙BehavioralApproachtoAntitrustLawandEco-nomics﹚”，是法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心理学交叉研究在反垄断领域的应用，也是对传统反垄断法经济学研究的反思与拓展。2002年，美国圣母大学法学院教授Tor首次提出使用“以行为为依据的方法﹙BehaviorallyInformedApproach﹚”研究反垄断，这标志着行为反垄断研究的开始。在之后的七年间后续研究并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7年美国田纳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Stucke发表的《行为经济学家来了：21世纪的反垄断》一文，被评为当年杰里•科恩纪念基金写作奖“最佳反垄断文章”。自2010年至今，国外的行为反垄断研究逐渐成熟，学者陆续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行为反垄断理论的核心议题。2011年，Reeves和Stucke的《行为反垄断》一文发表之后，学界逐渐接受了行为反垄断这一术语和研究范式。实践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部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美国反垄断研究所都在研究行为经济学对反垄断政策的影响。而且，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英国公平交易办公室的竞争政策官员，都已经接受了新古典经济理论解释现实时存在局限性的事实﹙Stucke，2012﹚［1］。反垄断是行为法经济学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但国内相关研究较为欠缺。因此，本文将系统阐述行为反垄断的研究方法、基本观点、监管理念及其受到的质疑与所做的回应，并尝试展望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行为反垄断概述

行为反垄断主要以行为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为实证理论基础，结合行为法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框架，尝试更好地解释、解决反垄断问题。

﹙一﹚行为反垄断的研究方法及其反垄断目标Tor﹙2003﹚

［2］认为，行为反垄断使用的是一种以行为为依据的方法，它以有关人类决策的实证研究替代了不切实际的理论模型，以有限理性人假设替代了完全理性人假设，依据更符合现实的人类行为理论和经验性实证研究，能更好地解释复杂的反垄断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法律和监管策略。Hor-ton﹙2011﹚［3］直接断言，反垄断分析将最终使用“智人﹙HomoSapiens﹚”假设替代“经济人﹙HomoEco-nomicus﹚”假设，而随着反垄断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应当运用进化生物学理论从结构和行为的角度进行反垄断分析。从总体上看，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完全理性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意味着个人追求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国家追求预算约束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有限理性人假设或智人假设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往往偏离上述最大化。具体而言，行为人的决策偏差集中表现为三点：一是有限理性，即人们会出现判断错误和偏离预期效用理论；二是有限意志，即人们的行为往往会违背其长期利益，而且可能同时具有多个难以排序的效用目标；三是有限自利，即人们有时会追求公平等自身利益之外的价值［4］。据此，Stucke﹙2012﹚［5］质疑了美国在反垄断实践中依据芝加哥学派理论只追求单一经济目标的做法，认为应将反垄断的多重政策目标整合进法律框架，将现行法律标准由“单一目标/合理原则”模式转变为“多目标/更为明确的原则”模式，即以更简单的标准和原则替代“逐案”合理原则分析；以维持竞争结构和维护竞争自由替代直接监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显然，美国反垄断法律框架中的这一改变既有助于避免因不明确而导致判断犯错，也有助于通过纳入多重效用目标和更为兼顾公平考虑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和自利因素。

﹙二﹚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市场失灵新形式：行为利用

一般而言，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社会稀缺资源，主要是指四种市场机制偏离基本竞争模型的模式，包括：垄断和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外部性；公共物品。但是，在行为反垄断研究中，学者将行为利用﹙BehavioralExploitation﹚视为一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Huffman﹙2012﹚［6］认为，行为利用是指消费者在决策中通常会因使用启发法而产生认知偏差，经验丰富的商家可能会故意利用这种现象，从而产生具有反垄断危害的强迫行为，例如商家藉此获得或维持竞争优势或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多个企业协调一致从事某种行为利用行动。Huffman和Heidtke﹙2012﹚［7］进一步指出，行为利用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损害消费者利益，指消费者被引诱参与某些如果其知晓真实信息就会选择拒绝的交易；二是导致次优资源配置，指资源会依据消费者表面而非真实的偏好进行配置。Stucke﹙2012﹚［8］则从企业行为的角度列举了理性企业吸引并利用有限理性消费者的方式，主要包括使用框架效应和改变参照点让消费者视价格变化为打折而非附加费用、使用锚定效应固定较高的建议零售价、加入诱饵选项引导其消费边际利润率高的商品或服务、使用沉没成本谬误提醒并引诱其继续支付、使用可得性启发法驱使其购买某种保险、降低价格的透明度和提高产品复杂性，等等。可见，行为利用这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不仅会显著影响市场机制在配置稀缺资源时的有效性，导致无法实现效率最大化等经济目标，还会使个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直接损害，导致无法实现公平正义等社会目标。

二、行为反垄断对传统垄断行为理论的反思

行为反垄断学者研究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等反垄断领域的核心问题，得出了迥异于传统理论的结论。

﹙一﹚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研究

1.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过量的负净现值进入。传统的反垄断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在进入某个新市场有可能获得利润时，才会理性地选择进入该市场。但Tor﹙2002﹚［9］发现，进入者的有限理性会转换竞争格局、限制看门人机制的功效、使创新性进入者因过于自信而过量进入。而且，行为反垄断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三种无法通过传统法经济学分析的社会现象：一是较为普遍的负净现值过量进入，原因是进入者存在乐观偏差、称许性偏差、情感启发法、计划谬误或控制幻觉；二是进入者对未来盈利或成功的预测不敏感，原因是进入者存在乐观偏差、称许性偏差、控制幻觉，或者低估其间接影响；三是初创进入者比多元化进入者的表现更差，原因在于进入者的偏好强度和判断模糊性。此外，进入者往往会过度自信，并在尚未进入市场时就已失败，因此不能仅通过观察进入率，就得出在位者市场份额无法转化为市场力量的结论；而且，当进入壁垒较少且进入市场较为容易时，即使独占垄断者没有市场力量，任何提价企图都会使新进入者身不由己地参与进来﹙Tor，2004﹚［10］。因此，监管者可于事前采取措施使意图进入新市场的企业对该市场做出正确判断，从而避免发生过量的净负现值进入。2.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掠夺性定价的现实危害性。传统的反垄断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由于追求成本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不会在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采取会遭受损失的低成本掠夺性定价行为。但Tor﹙2003﹚［2］发现，面对新进入者或小规模在位者的成功侵蚀，垄断者往往会以其在市场中的长期支配地位作为评估预期收益的参照点，判断应该采取何种竞争策略做出回应，并在其认为可能无法阻止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时，采取负预期值的掠夺性定价行为。这表明企业会受制于锚定效应，即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会根据某个参照点或初始值做出决定，而所选取的参照点或初始值却有可能是偏离实际情况的。Tor﹙2004﹚［10］还发现，即使缺乏足够合理的损失弥补可能性，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和独占垄断者也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有意识地从事高风险、负净现值的掠夺，甚至孤注一掷地希望通过负预期值掠夺性定价重新获得支配地位，而此时的掠夺性定价行为发生概率往往会高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显然，企业还会受到乐观偏差的影响，即会高估成功概率、低估失败和承担风险的概率。因此，监管者可以采取措施使企业认清市场竞争现状、了解失败和承担风险的概率，从而降低非理性掠夺性定价行为的发生概率。3.行为反垄断更为强调独占垄断消极影响的严重性。Horton﹙2011﹚［3］认为，基于进化生物学的反垄断研究表明，诸如独占或寡占之类的大规模经济集中对经济效率和经济体系产生的积极影响被过分高估，而消极影响越来越被低估，因此理论研究不应被束缚在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脱离实际的静态模型中。Stucke﹙2012﹚［1］指出，反垄断研究已经超出了界定狭窄的市场概念：首先，当前的一种重要进入壁垒是网络效应﹙NetworkEffects﹚，包括直接网络效应﹙指消费者从一种产品中获得的效用会随该产品使用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和间接网络效应﹙指一种产品或科技的使用者数量增加会带来更多的配套投入﹚；其次，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欺骗性言论或雾件﹙Vaporware﹚，利用羊群效应导致的网络效应来独霸市场；再次，如果企业和消费者会使用启发法决策并由此导致认知偏差，那么将试错学习过程视为进入壁垒，企业要进行有效竞争，就需要最低水平的试错反馈﹙包括通过内部试错反馈提高其生产率、通过外部试错反馈来获取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偏好﹚，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学习的显著竞争优势，也会降低新进入者威胁其市场力量的可能性；最后，独占垄断者会使用默认规则之类的方法，利用消费者存在的现状偏差、框架效应、沉没成本谬误等启发法或认知偏差，通过行为利用达到维持独占垄断的目的［1］。显然，取得独占或寡占垄断地位的企业更容易利用消费者的有限理性来独霸市场。

﹙二﹚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研究

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通过合并取得其他经营者的股份、资产，以及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情形［11］。在国外，这种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后果的行为也被称为企业合并，特别是处于同一相关市场、同一生产经营环节中的企业进行的横向合并向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例如，美国1992年和1997年《横向合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都规定了反垄断五步分析法。Stucke﹙2007﹚［12］认为，监管机构使用这种分析法可能会错误地否定或肯定某些合并申请，而且，他们通常会花费数月时间进行事前合并审查，却很少在合并后对这些行业进行回访，以调查其对竞争状态真正产生了什么影响，因此应致力于合并后审查，并通过向公众提供数据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某些合并在何时、为何可能会显著减少竞争。2010年，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了新版《指南》，直接废弃了五步分析法，并建立了一个基于事实的更富弹性的分析框架。但是，新版《指南》多次提及合并后的比较，却未专门规定合并后的审查程序。Reeves和Stucke﹙2011﹚［13］认为，缺少合并后的定期回访会导致无法确定是否能实现所声称的效率目标，因此不能直接假定大多数企业合并有利于竞争；此外，这种想象中的效率可能是认知偏差影响下的产物，例如“激情战胜理智”或者是企业高管因自我归因偏差和可得性偏差而过于自信的结果。除了认同提供更多关于实际合并效果的证据会更有益的观点，Werden等﹙2011﹚［14］还指出，完全基于观察以往合并效果的合并控制也许不可行，因为这种行为反垄断有可能削弱执法效果，原因在于实践中难以区分是合并产生的影响还是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也难以确定合并评估中的系统性误差及生成的误报信息。Stucke﹙2012﹚［8］提出，合并后审查意味着反垄断机构可以在合并完成之日的2~5年后，在可观察的范围内，通过考察定价水平和价格因素﹙包括创新、生产力、服务、质量﹚来分析该行业的竞争水平。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负担，可以实行两阶段审查法，即在第一阶段对该行业的合并后竞争状况进行初步评定式审查，只有当结果显示竞争显著减弱时，才启动第二阶段的彻底审查。也就是说，行为反垄断更主张在事后评估企业合并的真实效果，而非进行事前预测，因为这种预测往往会产生错误，既无法起到反垄断的作用，也不利于教育民众。

﹙三﹚关于垄断协议的研究

一般而言，垄断协议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以协议方式实施的控制价格、地域、数量等意在限制竞争的共同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的签订者是否处于同一经济环节”可以区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前者“是指在生产或销售中，处于同一经济环节的、具有相互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共同控制价格、产量、技术、产品、设备、交易对象、交易地区等内容的协议，或虽没有协议但共谋采取协同一致的行为”，后者是指“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商品时，要求下游企业必须按照固定的或限定的价格向第三人销售产品”［11］。在国外实践中，前者被称为卡特尔，后者被称为转售价格维持，学者对此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一，行为反垄断对卡特尔最优威慑理论的质疑和完善。美国反垄断法威慑卡特尔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假设定价者是理性最大化者，理想的反垄断处罚=﹙违法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执法成本﹚/发现概率。但Tor﹙2004﹚［10］指出，除非收益大大超过成本，否则对于有激烈竞争历史的企业来讲，建立有益合作和有害共谋的难度都比传统理论预测的要大，而当竞争对手或特定市场有共谋的历史时，产生合作和卡特尔的难度则更小。Stucke﹙2006﹚［15］进一步指出，反卡特尔的首要武器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执行竞争政策，并在卡特尔的同时，通过道德教育激发民众对核心卡特尔的厌恶情绪，让民众充分认识到其非法性和潜在危害。原因在于，传统法经济学最优威慑理论用于反垄断领域会产生以下问题：难以对威慑进行实证衡量；适用上存在困难；需要运用全球化处罚遏止跨国危害；可能产生反竞争后果；难以通过威慑企业高管使其不采取核心卡特尔行动；假设行为人是理性利润最大化者，无助于衡量犯罪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法官在判决时可能会拒绝采纳最优威慑理论。换言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行为反垄断研究通过质疑完善了卡特尔最优威慑理论，显著增强了该理论的解释力。不仅如此，美国反垄断实践还表明，宽恕制度的法律威慑、道德谴责和公众教育作用并不理想。有研究表明，因宽恕制度而被破除的卡特尔的存在时间大约是10.3年，而在无此制度规范下的卡特尔平均存在时间仅为8.1年。虽然实践中不断提高逮捕概率、不断增加刑期和罚款数额，但是美国实际被反垄断机构查处的卡特尔数量不到所有卡特尔真实数量的10%。因此，可以依据行为经济学有关气质性因素﹙包括沉默成本、过于自信偏差、可得性启发法﹚和情境因素﹙例如基本归因错误﹚的理论，在承认行为人会受非正式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驱动的前提下，由司法部进行更多的后实证审查﹙Stucke，2010﹚［16］。此外，卡特尔后审查还意味着，反垄断机构应当访问价格固定者并公开其报告，建立计算机化数据库﹙应当包含关于某些行业特征和阴谋性质的数据﹚，并标识出涉及卡特尔行动的所有民事和刑事的反垄断同意令、申诉或诉讼行为﹙Stucke，2012﹚［8］。由此可见，除了由监管者开展事前和事中审查，还可以依靠司法机关开展事后审查以及发挥非正式规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其二，行为反垄断关于转售价格维持合法性的判断。由于转售价格维持在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还会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增进竞争、节约交易成本和促进新企业进入等，法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甚至曾公开支持这种反垄断行为。但是，Tor﹙2004﹚［10］发现，转售价格维持﹙ResalePriceMaintenance，以下简称“RPM”﹚通常比芝加哥学派预测的更加有害，因为企业更倾向于高估损失发生概率和下游搭便车概率，也更偏好在边际上通过采取与价格有关的方法来控制此类风险。Tor和Rinner﹙2011﹚［17］还指出，在许多情况下，RPM可能既非完全有利于竞争也非完全不利于竞争，而仅仅是有限理性企业倾向于过量使用。具体而言，厂商的有限理性RPM主要表现为：﹙1﹚高估降价的预期危害，原因包括锚定效应、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2﹚降价厌恶，原因包括损失厌恶、公平考虑；﹙3﹚支持进行RPM的偏好，原因包括因基于推理进行选择和相容性效应而导致过于看重消除或降价行为本身，而非解决其潜在后果，以及因确定性效应、模糊性厌恶、管理者的风险态度而导致高估RPM的潜在收益。而且，企业因从其错误行动中吸取教训或受到市场惩罚，而减少过度依赖RPM的过程往往比较缓慢，这一过程也会导致效率损失和竞争损害。与此相反，Werden等﹙2011﹚［14］认为，竞争法的前提是不受约束的竞争过程最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只有竞争过程被破坏，政府才能干预市场，因此即使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竞争政策也不应当谴责这种并不妨碍竞争过程的做法。

三、行为反垄断对政府监管的启示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往往需要政府干预经济。但是，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问题。因此，行为反垄断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反垄断监管理念。

﹙一﹚通过反垄断监管纠正市场失灵

为了解决行为利用这种新形式的市场失灵，Stucke﹙2012﹚［8］认为监管机构可以使用以下补救措施：改变现有的或者创设新的默认规则；要求消费者在给定选项中选择；教育消费者利用前景理论下的框架效应和可得性启发法；将某个选项设为默认并对退出程序做出限制性规定；规定针对购买者的冷却期；对理性企业开征行为利用税；采取预防措施，帮助消费者减少自身的认知偏差并增强意志力；向消费者提供承诺；增加企业识别潜在受害者的搜寻成本。此外，他还提出行为反垄断理论可以从四个方面帮助竞争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政策：一是填补空白，帮助机构更好地解释垄断行为，了解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批判地评估具体反垄断政策背后的假设；三是评估竞争法应集中化还是分散化，尤其是在行为人有限理性假设前提下，能证明保护非理性消费者的反竞争结果的正当性；四是重新审视三个基本的反垄断问题，即什么是竞争，什么是竞争法的目标，什么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法律标准［8］。概而言之，监管者可以综合运用上述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监管措施，包括直接规定默认规则、限定行为人的可选选项、给予行为人一定的冷却期等，以达到纠正市场失灵的目的。

﹙二﹚通过反垄断监管纠正政府失灵Cooper和Kovacic﹙2012﹚

［18］研究发现，有缺陷的启发法、认知偏差和短视可能会导致监管者采取那些更符合其政治监督者偏好的政策，同时，依赖于初始政策立场、信息流的次序和真实性、监管者先验知识的现状偏差和确认偏差，可能会导致监管者采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基于上述研究，他们认为应假设政治监督者偏好那些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并热衷于能解决存在于想象中的问题的政策或行动，而选民可能会因各种认知偏差而导致其需求的是短视政策。对此，他们提出了两种矫正措施：一是通过选择架构，从选择集合中消除或者使行为人难以选择次优替代方案，从而避免存在认知偏差的决策者做出不理智决定；二是通过完全消除认知偏差，或者使有限理性监管者在决策时考虑其认知偏差，从而使有限理性人能够像理性人那样决策。上述行为反垄断理论有助于促使反垄断政策制定者提高对细微差别的重视程度，并在现实中的事实与正统经济理论产生冲突时，超脱主流思想框架的束缚﹙Reeves和Stucke，2011﹚［12］。显然，监管者作为有限理性个体同样会面临各种决策偏差，也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四、行为反垄断研究受到的质疑及相关回应

﹙一﹚行为经济学是否具有预测力，认知偏差理论是否具有系统性

Wright和StoneII﹙2012﹚［19］提出，行为经济学理论不是预测模型，欠缺预测力，因此它无法为反垄断法提供任何明确的、可实施的政策建议，也无法被法官或监管者用于处理反垄断案件。Devlin和Ja-cobs﹙2014﹚［20］也认为“行为经济学在现代反垄断政策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它完全是含糊的，不受限于一种理论，并依赖于通常反向运行的认知偏差。尽管有时能描述过去，但它无法预测未来，这是任何反垄断分析方法的致命缺点”。对此，Leslie﹙2013﹚［21］提出，行为经济学可以解释非理，并在视之为既定事实的前提下，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些行为，因此能弥补法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许多不足。也就是说，行为经济学有助于提高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解释力与预测力。Tor﹙2014﹚［22］也认为“事实上，那些记录下来的群体层面对理性的偏离，是强烈鲜明的、系统的、可预测的，这反映的不是个体层面的一致性，而是个体层面判断和决策行为显著异质性的集合”。行为经济学所基于的有限理性假设本身就是个人决策理论，是基于试验心理学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比理性人假设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且，有限理性理论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已经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这为行为反垄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行为反垄断能否替代基于微观经济学的反垄断法经济学

Werden等﹙2011﹚［14］认为，如果使用行为反垄断理论替代利润最大化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就不得不改变如何进行合并审查以及是否违法的判断标准，而且，即使心理学能在许多重要方面为经济学提供依据，也不能在竞争政策中替代经济学。VandenBergh﹙2013﹚［23］也认为，行为反垄断无法取代主流反垄断经济学，因为行为方法的有效性受限于分析结果的模糊性，而且使用非理性假设能否更好地解释、预测市场行为和设计有效竞争政策，也存在疑问。对此，Huffman﹙2012﹚［6］指出，这实质上是认为行为经济学将复杂因素引入反垄断分析，可能会使其太过复杂而无法操作的泛泛之谈，或者说，他们质疑的是经济学本身，而不是行为反垄断能否更好地解释现实。从法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的关系角度看，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完善，两者不构成替代关系。因此，作为行为法经济学研究组成部分的行为反垄断，也是对反垄断法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

五、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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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云阳县农妇熊德明经多名往届年度人物获奖者和位财经记者，以及多位经济学家的共同推介，成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的中国经济人物候选人之一。经济学家推介熊德明的理由是：当前中国农民打工收入已占家庭收入的43％以上，而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却十分普遍。熊德明的一句“实话”，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劳动仲裁制度，本应是解决包括报酬纠纷在内的劳动纠纷的主要途径。然而，一些劳动纠纷中劳动仲裁制度根本就无能为力。解决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是劳动仲裁制度的“职责”所在，然而在农民工就算上演“跳楼秀”，引起社会关注，领导重视，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也很难想到使用劳动仲裁这一明文规定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这一制度为我们提供怎么样的劳动权益保障？《劳动法》设立劳动仲裁制度的目的，其功能究竟是什么？

二、结构功能主义思想之下的劳动仲裁的功能

（一）法律功能的传统阐释及评价

法学的不同学派对法律功能有着不同的阐释。经济分析法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评价和分析法律制度的功能、效果，从而对法律功能进行经济分析，把法律优劣标准界定为，能否极大增加社会财富，减少社会成本；行为主义法学认为法存在与行为中，探讨了法与文化、法与社会分层、法与行为控制等一系列功能以及与功能相关的问题。1对各个学派的观点，我们更趋向于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出发来研究法律的功能。

（二）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法律功能是法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所谓法律功能，是指法律作为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从而体现自身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

（三）劳动仲裁功能新解

从社会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里面，我们得到了以下启示。

一、法律存在于社会之中，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功能。法律和社会都各自又有整体与部分之别。一方面，法律并不是永远都作为一个整体抽象地发生影响，造成后果。法律有历史及国别之分，又有国际、国内种类之别。

二、帕森斯的“L—I—G—A”理论分析框架是一个可以纵横多向展开的立体式分析框架。从纵向分析看，对社会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都可以进行LIGA式分析。

三、劳动仲裁功能层次论

（一）劳动仲裁在整个社会中的功能

基于劳动仲裁“有效解决劳资关系矛盾”的目的，我们认为在社会层面上劳动仲裁制度应该有如下功能：

1、经济上的功能

劳动仲裁在经济上的功能是指劳动仲裁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直接发挥影响的能力，其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劳资双方和谐的用工关系。主要应表现为通过劳动仲裁制度的设计并执行来对劳资双方的加以调控，对雇佣行为和劳动行为加以规范，从而使经济在一定的法律秩序中运行，维护并服务于和谐的劳资关系。

2、政治功能

指劳动仲裁制度通过对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改革的协调、规范和促进，进而影响政治生活，实现政治目的的能力。

3、公共功能

指劳动仲裁制度基于其所调整的用工关系的社会共同性，对整个社会用工关系和劳动力资源进行的管理能力。包括：维护劳动者生存的基本条件，保证社会劳动力的生息繁衍；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基本生产、生活的稳定秩序；预防社会冲突，解决社会问题，保全社会结构；精神文明建设，从而达到社会的功能。

（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劳动仲裁的功能

进入到法律内部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

1、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上看

劳动仲裁作为程序法它对劳动法的实体内容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劳动仲裁制度来实现劳动实体法的规定，使实体法上的内容得到程序的保障。

2、从劳动法体系上看

劳动仲裁应该成为实现劳动实体权利的主要手段，而现阶段实行的将劳动仲裁程序前置而又不实行劳动仲裁终审制度是相互矛盾的。既然将劳动仲裁前置必然是希望劳动仲裁制度在维护劳动权利种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现在实行的对劳动仲裁不服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讼的做法却将劳动仲裁无力化。

（三）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劳动仲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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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分析

经芥学研究并购重纽的动机及其是否创造价值

经济理论研究并购重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的规模问题。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一个最佳规模，这个规模决定了企业应否通过并购(尤指横向并购)实现规模扩张而制度经济学认为并购重组的发生是并购重组当事方权衡交易费用带来的效率和成本问题的直接结果。

福利经济学认为，企业的边界和规模不仅影响企业的价值，还产生社会后果。根据SCP模型，并购重组形成的垄断企业通过市场垄断力量获得了超额利润，垄断则体现为高价格、低质量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然而，芝加哥学派认为因兼并而获得的超常收益来自于规模经济而非借助市场势力的结果，因此，兼并可能促进社会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消费者福利损失。

信息经济学从问题人手，将接管看做是最后的外部控制机制。以Manne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出，控制权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成本。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控制权市场的作用，认为并购重组反而是行为的表现，会加剧管理层和股东的矛盾。

法学的分析

法学研究从并购重纽的行为研宏出发，制定规范并购重纽活动的行为规则，以维护社会公于

长期以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法规体系的缺乏是制约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发展的主要瓶颈。

为规范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活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2002年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力、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法规体系的初步建立。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公司法》和《证券法》为基本法律依据，以《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为核心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法规体系。

并购重组法规体系的初步建立，规范了我国并购重组市场，减少了不确定性，促进了我国并购重组市场的发展。财务学的分析

财务学主要研究并购重组中的价值评估、支付方式和融资安排、会计、税务处理等方面的理论问题，直接指导并购重纽的交易方案的设计和操作

财务学对并购重组的研究是要解决并购重组的交易方案的设计和操作，其目标是增加企业的价值。

价值评估是企业并购重组财务学分析的核心内容。企业开展并购重组活动以价值增值为根本目的，准确的价值评估是并购重组各项决策的价值判断基础，同时还可以让管理者明白企业价值所在，关注价值的增长。

企业的价值评估是一个技术过程，它是建立在对企业的财务分析的基础上的。通过对历史、现实的财务情况的分析，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作出科学的预测，这是价值评估的基础和前提。

此外，企业价值评估还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决定和影响，例如税务处理、会计处理、融资方式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价值评估的过程和参数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评估的最终结果。并购重组中企业进行的税收筹划可以为企趾k带来税收上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价值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再分配过程，对企业价值有着重大影响，企业会计报表是企业价值评估的基础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大大影响了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而影响了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并购融资决策的目的是寻求最优资本结构，使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并购重组的基本操作模式

并购重组实践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内容，如收购、兼并、重组、商业联盟、剥离、分立、破产、清算、退市、公司重整等，这些并购重组行为又可以分为并购、重组、并购重组混合行为三大种类。其中，并购主要涉及公司股本的增减变化和股权结构的调整，导致的结果大多是公司实际控制权和控制人主体资格的变化；重组主要是对公司资产和负债的调整，导致的结果大多是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结构、负债状况、上市资格和法律地位等的变化并购重组混合行为是对公司股权和资产负债同时予以调整的行为。

并购行为

并购是企业兼并和收购的总称，它包括收购和兼爿：两类活动。

1、收购

并购重组中的收购(Acquisition)是指收购者购买另一家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权，以获得该企业的控制权的行为。

从交易方式来看，收购的基本操作模式包括协议收购、要约收购、集中竞价收购、大宗交易收购等。

在我国证券市场存在非流通股且股权相对集中的背景下，协议收购一度是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最为主要的方式。要约收购是西方成熟市场上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最主要和经常的方式，它不但丰富了证券市场的并购重组手段，弥补协议收购的不足，而且对形成公司的控制权市场、进而敦促上市公司管理层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等，均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自2002年《收购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发生了6起要约收购案，而山东临工的主动要约也已被中国证监会受理。今年，世界两大啤酒集团A-B集团和SAB集团对在H股上市的哈啤股份的争夺更是向国人预演了一场要约收购战。

在我国并购重组的实践中还发展出了众多的创新方式，例如收购主体的创新产生的MBO、ESOP、系族企业收购，收购手段创新产生的司法拍卖收购、定向增发工具的应用等。

管理层收购(MBO)是目标公司管理层作为收购主体收购其所服务公司的收购行为，而员工持股计划(ESOP)则进一步将收购主体从管理层扩展到了公司员工。一般而言，MBO、ESOP都会采用杠杆收购的形式，利用高度的财务杠杆来获取利息避税的好处，同时也承担风险。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MBO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实践中，既有通过管理层公司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如特变电工(600089)管理层收购的案例，更多地是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原母公司的改制，如深天地(000023)管理层收购的案例等。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收购上市公司国有股带来的定价审批问题。

司法拍卖收购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收购模式。由于司法裁决具有强制性，因此，股权转让可以不经过行政审批而直接过户，收购方还可以据以申请取得豁免要约收购；同时，司法拍卖股权的价格一般要低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基于上述优点，司法裁决往往被用来规避有关部门的监管，成为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转让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司法裁决过程比较繁琐。随着我国立法和监管的加强，这种方式并不能作为经常性的并购手段。

定向增发是上市公司吸收合并中必不可缺的重要工具，它还可以通过直接以股份置换资产实现在置入资产的同时实现反向收购，使收购、重组一步到位，可以大大降低重组的风险。目前，定向增发已经在吸收合并(TCL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上工股份等)、业务整合(大众出租与浦东大众等)等方面得到应用，而武钢股份，以及最近饱受市场争议的宝钢股份定向增发整体上市标志着上市公司反向收购在我国已经开始出现。

2．兼并、合并

兼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吸收合并是指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而新设合并是指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近年来，兼并、合并正在发展成为我国并购重组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将有助于我国企业资本运作的深化，促进我国企业强强联合，推动我国产业整合。(关于其中“吸收合并”的具体研究分析见后文《吸收合并预热未兴》)

重组行为

与并购不同，重组本身不涉及公司的股权结构，而仅仅是通过对公司资产结构的重新组合，以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目的，它主要包括资产的购买、出售和置换行为等。

重组行为中值得关注是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一部分上市公司上市后，由于内部经营管理的不力，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公司经营发生了困难，甚至难以保持其上市地位。由于壳资源的宝贵，上市公司往往采取资产置换的方式，改善其资产结构，其综合竞争实力也将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尽管在我国上市公司重组实践中出现了不少的“虚假重组”现象，但是重组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作出了巨大贡献。

并购重组混合行为

并购重组混合行为同时调整公司的股权和资产负债，即同时包括并购行为和重组行为，包括联营企业、剥离、分拆上市、分立、退市、私有化、破产、清算、重整等活动。其中较重要的形式有：

1、剥离、分拆上市

剥离(Divestiture)是企业收缩战略中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公司可以选择将旗下被低估、与公司战略或核心业务无关的资产或业务单元出售，将所获得的现金投资于潜在回报率较高的项目，或将这些现金通过发放清算性股利或股份回购的方式回报给股东。

在剥离中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分拆上市，它实质上是公司将一部分资产出售给公众投资者，因此是剥离的一种创新形式。

分拆上市可改善市场对子公司经营业绩的评价，同时可以对经理层进行直接激励，更好提高管理效率。在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有很大一部分即是由原国有企业分拆部分资产上市而形成的。近年来，上市公司纷纷表达了分拆上市的愿望，而最近TCL移动分拆上市引发了市场对分拆上市的大讨论。

2、退市、私有化

上市公司退市，是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通俗说法。上市公司私有化是指一家公司从公众持股公司变为私人(少数股东)控制的公司，它是上市公司退市的一种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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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公共经济学 就业机会举措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现代化进程。而农民问题的根源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1.22亿～1.6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1]。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理论视角下就业机会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之前，首先应清楚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是什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其理论依据具体阐述如下：

1.1 就业机会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纯公益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而是俱乐部物品：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三是共同资源：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除了第四类私益物品外，其他三类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说混合物品是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完全的。[2]属于此类物品的有科技、教育、医疗等。根据该概念界定，就业机会属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畴。

其一，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即满足了就业机会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现实社会经济中，大量失业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就业机会的需求与就业机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的边际成本不可能为零。一般来讲，当劳动市场上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时，就会出现失业。所以，增加劳动力需求是新增或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而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则要求用人单位花费一定的成本（如工资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而且，就业机会的获得也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条件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此层面上讲，就业机会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业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没有获得就业，社会人就不具备能实现精神和物质方面需求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业就具备了私益物品的特征。从社会角度来看，妥善的就业，能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同时也能更好的让每个人为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可使整个社会获益。所以，就业机会是一种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

其三，从实践角度分析，把就业定义在混合产品的研究范围内，也有利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和协调市场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双重性质，在其提供方面，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因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开始阶段，私人总能发挥其充分的激励来提供这种物品，这也就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可以发挥其特长，创造一些可供就业的机会，也即是，为了实现劳动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劳动力需求方对劳动力有一种内在需求。然而，当劳动力的需求量到达饱和时，也即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劳动力需求方就不会在增加其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市场在提供就业机会中的失灵现象。[4]如果广大的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不仅其个人无法获得其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时社会也会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如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社会失业保险金的增加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人口众多，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劳动力供给过剩。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升级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峻。虽然市场机制在就业问题中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面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市场的调节作用显示出了很多局限性。这也就表明了通过市场的调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据市场规律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其效应。

市场调节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是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就业的正外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调节作用，但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

2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公共经济学解释与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现象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由市场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所说，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过，该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费用应该是零、理性经纪人并且必须是完全竞争。可是这个假设条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基本无法满足，如此市场就会失灵，也就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了。我们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础上，该物品的私人价值会小于其社会价值，如此，就业作为一种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应还比较大，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正外部性，就业一直是过少供给的，也就是它的社会最适量远多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由此我们说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缺就业机会的前提。

细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原因：

2.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角度来看，总体就业能力较欠缺。其一，由于他们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职业技能，导致在就业市场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毫无竞争力；再则，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某用人单位培养出的熟练工过段时间又会流失到其他用人单位，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用人单位就必须重新招聘、重新培养，使得用人单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润也就相应降低。因此企业就必然会减少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

2.2 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因身份限制，古往今来，农村人口大多被束缚在其户籍所在地，这样就极大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组合，使得资源得不到优化的配置，因此必须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迁移，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例如住房、医疗、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补助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不成熟，尽管这些年，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试点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还是我们目前需面对的相当艰难并重要的任务。

2.3 从农民进城的现实情况来看，存在着各种壁垒。其一，如果农民进城，相应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经营资本的高昂支出，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没有大额财力的支撑，又回流到农村。其二，现有的用工政策（国家的或地方的）还不够完善，例如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村人口无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和同功同权，甚至还有一定的行业限制，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大大不利。

3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几点建议

根据前述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若想排除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难度，增加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机会，必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转换问题，切实打破其自由流动的壁垒，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先排除农村劳动力的顾虑，各个方面（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

针对用人单位，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来减少其雇佣成本，例如若是雇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供税收优惠或进行适量补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用以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的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学习能力薄弱，这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若是综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农民工整体素质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更为锐利的问题：大量文化素质低弱的并且流动性大的农村劳动力如何适应我们期望的企业从 “三高”企业（劳动密集型）向低碳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转换。因此，企业若是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7]

3.2 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要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例如，不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落户城镇和进城就业（通过劳动部门和劳务市场）进行限制，并且，要切实考虑进城农民工（包括其所携家属）的经济适用房申购问题、教育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养老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管理问题，将这些工作列入各有关经费预算，以便有效地实现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问题，首先要建立农村“低保”，使得特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覆盖各个农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后改变以往普遍存在的农民将土地经营当作“生活保障”的情况，建立并健全以个人出资为主，国家、集体扶助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3.3 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还是要继续坚持大中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国的大中城市在数量上比较少，因而所需的农村劳力并不多；况且，我国的大中城市分布极为不均，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近转移。因此，我们要以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点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为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说，我国大中城市少导致能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相应有限，所以更为有效地并且是更为经济的方法是利用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吸纳。

3.4 建立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目前第一、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能力已经下降，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且在第三产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为安排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应在第三产业上好好下功夫。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就业信息公开，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为营造公平、公平的就业制度环境，监查部门应对劳动力中介组织进行监管督查。

3.5 拓展劳务输出；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鼓励农民到境外就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以来，农民的收入不仅能够得到大大提高，还能够使农民学习新技术、拓展新理念、增长新视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其资金密度低，就业能力比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高，在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一如既往的发挥其作用。“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来发展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主要途径”[8]

安排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关系国泰民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需要劳动者勤劳肯干提高技术跟上社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各级政府机构领导部门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进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认清国情，开拓思维，积极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培养其技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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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朗・杰克逊著，张馨译.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4] 付伯颖.公共经济学视角下就业问题的思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 (2).

[5]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微观经济学分册[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6] 纪韶.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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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大都以国家、社会以及民间三者之间的权力的划分与平衡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考虑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因素，依然是在这个研究的基本范畴中展开的。在最近的文献中，如娄成武、张建伟［1］认为，当代地方政府角色与职能已发生了很大转变，正逐渐由地方政府概念转向地方治理概念。地方治理模式也正经历由传统官僚体制向新兴的市场模式与政策网络治理机制的转变。李文星、郑海明［2］从目前我国行政沟通存在的问题及现实需求出发，在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公众互动式沟通的概念，并从转变观念、变革体制、拓宽渠道、完善法制等四个纬度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式沟通机制的构建，以及地方治理在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中的关系。这种研究，从学术的角度观察，也没有作出更加明确或者是更加有新意的理论思路。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要用一种新的思维，在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下展开。基于此，本文将用历史与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从历史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演化关系来考察中国公共治理模式。

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

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

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p#分页标题#e#

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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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制播分离；媒介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041-03

谈起SMG，业界人士势必会想到“制播分离”。“制播分离”可谓是SMG历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一笔。

制播分离的概念来自于英文“commission”，最早起源于英国，原意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我们首先可以从一般的经济体的生产决策理论来理解“制播分离”，如下图所示：

如图a线所示，L代表劳动力，K代表资本，L和K共同构成了传媒经济的可变成本VC，Q代表产量。在传媒经济中，随着L和K的增加，必然会出现产量的增长趋势，如图OA段。实行“制播分离”后，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从电视公司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由此，电视公司的经济规模扩大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L和K的投入继续增多，其产量仍然呈上升趋势。但其增长的幅度AB段要明显大于OA段，这里表现出来了更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

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中，随着电视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长快于成本的增加，企业长期平均成本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样将带来规模经济。同时，电视公司在扩大生产规模时，由于内部自身的因素使其收益的增加快于投入的增加，造成内在经济。这样，所在行业――传媒业的规模扩大给别的企业带来的收益的增加或成本的节约，也造成了外在经济。当然，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economic of scope）是指在相同的投入下，由一个单一的企业生产多个产品比多个不同的企业分别生产这些多个产品中每一个单一产品的产出水平要高。范围经济是引起企业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范围经济产生于多产品生产、而不是单一产品生产的情况。边际转换率递增也就是机会成本递增，它表示若减少一种商品（比如y商品）的生产，而增加另一种商品（比如x商品）的生产，每增加一单位x商品的生产所放弃的y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一般经济体的共性，实际上，我们这里提到的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体――传媒。这种经济学概念上的范围经济在媒介的范畴内，即是媒介融合。即媒介融合存在于两个媒介的联合产出超过两个各自制作一种节目的媒介所能达到的产量之和（两个媒介分配到的投入物相等），这里的联合产出不仅是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和品质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一个节目，是由甲传媒公司策划制作，然后再由乙传媒公司发行，为这种发行经销商涉及到电视台、广播和网络等，而这档节目将借助电视的画面、广播的声音、网络的广泛，传播到受众那里，这样的传播效果会远远大于一个自导自演自发的公司。如下图所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想状态下的制播分离，给媒介公司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规模的扩大，带来规模报酬递增，带来了范围经济，也就是媒介融合。也就说媒介融合，能给媒介带来经济上的利润。英国BB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英国，世界上首先实行制播分离制的国家。在媒介融合的实现途径方面，英国毫无疑问一直走在欧洲的前沿。2007年12月2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iplayer播放器正式上线，至此，BBC首次从技术层面实现其广播、电视、网络、网站、移动终端等传输渠道的大融合。同时，BBC还根据Web2.0时代受众的需求的变化，进行了整个公司的机构重组和新闻生产机制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BBC网站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在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网络技术为媒介融合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如今社会，网民数量不断增加，言论表达倾向于相对自由而且可以匿名的网络。传媒公司，作为舆论宣传的一个重要媒介，不可避免要着重建设自己的网站业务。BBC，适应时代需要，为了媒介融合的目标，BBC网站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从以上经济学角度分析，早期的制播分离的成功和比较完美地实现，给英国BBC公司的媒介融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再看我国的传媒现状，由于我国传媒体制的特殊性，我国学界在从西方导入这一概念时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而权威的定义。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制播分离是指在电视节目的生产流通与播出过程中，生产制作与节目播出分别由不同单位来负责的管理制度。由这个概念可以看出，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还没有成型的理论思维，关于制播分离也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制播分离。制播分离究竟是什么？制播分离究竟能给媒体带来多大的经济利润？或许中国的制播分离的政策变迁是不能予以解释的。

我国的制播分离政策变迁轨迹经过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3年到1995年。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正式建立于1983年，中央以文件明确规定“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体制。1995年出台的《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为制播分离提供了观念先导。

第二个阶段从1996年到1999年。国家对广播电视节目推行许可证制度，同时实行“网台分离”，并在全国广电系统内部管理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推进节目制作和播出分离问题，使制播分离政策思路开始被业界和学界关注。

第三个阶段2000年，广电部门一次高层会议上对制播分离明确表态：“制作权、覆盖权和播出权三权合一的宣传权不能分离”，使制播分离实践陷入低谷。

第四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4年，这一阶段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意见、关于发展影视动画产业意见、广电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等各项文件中，提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除新闻性节目以外的节目制作领域。国家对制播分离体制出现松动。

第五个阶段从2005年至今，国家广电工作会议中主管官员明确提出并撰文指出要做好制播分离改革试点，努力降低制作成本，提高节目质量。这是部门主管官员首次明确提出“制播分离”一词，让制播分离改革变得明确，上海文广、湖南广电改革率先进入实质性阶段。

而在我国，业界对制播分离的自主性探索：“制播分离”在我国正式提出要追溯到1999年底中央台的关于广播电视改革的“82号文件”，其核心内容是：1.网台分营；2.电视与广播、有线与无线合并；3.停止四级办台。其中“网台分营”就是指电视台与电视网（节目供应商）分开经营，也就是“制播分离”。经过了10年，“制播分离”在中国广电事业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

综合我国“制播分离”的探索发展之路，走走停停地摸索式前进，难免失去了“制播分离”的最佳时机。“制播分离”和“媒介融合”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难以见证其经济学规律。

10年后，也就是2009年10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宣布除新闻频道外全面实行制播分离，率先迈出了中国广电改革最重要的一步。另一个改革的试点媒体湖南广电2010年伊始进行的高层调整、集团改制一系列举措，也使制播分离改革进入实质阶段。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分拆而成的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之时，上海在全国广电系统中率先实施制播分离。

在国内，SMG具有制播分离基础，同时，其制播分离的过程也是在尝试着进行媒介融合过程。

1.SMG是国内传媒集团中战略布局最为合理的，最具有制播分离的条件。SMG提出了“实现从为播出而制作逐步转变为市场而制作，实现从一个地方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转变为一个面向全国、乃至海外的内容提供商、发行商和服务运营商”的战略目标，并通过积极有效的战略布局抢占各个战略制高点。

SMG的现状：SMG有15套模拟电视频道、1套高清同播电视频道和11套模拟广播频率的传统广电媒体；还有《第一财经日报》（与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合办）、《第一财经周刊》、《哈哈画报》、《哈哈画报故事城堡》、《竞报》（与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合办）、《每周广播电视》报、《上海电视》、《星尚》杂志等传统报纸媒体；数字付费电视（Si TV）、宽频网络电视（SMGBB）、IP电视、手机电视、激动网等新媒体；媒体延伸业务方面，有东方购物、时空之旅、上腾娱乐、东方之星、今夜娱乐等；此外，旗下还有东方篮球等体育俱乐部。

在中国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即媒介融合先于制播分离实现，或者是与制播分离同时实现。这样制播分离能给媒介融合带来的基础，给媒介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实现。

2.SMG自身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适于实行制播分离。自2001年以来，SMG在销售收入、广告收入、延伸业务收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延伸业务方面，广告收入不再是单一的盈利模式，为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在2001～2008年7年时间内，销售收入增加了2倍多，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广告收入增加了1倍多，除了2008年，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延伸业务增加了14倍多；延伸业务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由6.57%到33.33%，而国际上成功广电集团的比例是50%，可以说SMG越来越近了。

3.版权售卖为制播分离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4年，SMG成立上海五岸传播公司，从事影视节目发行和业务，5年后，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近300家电视台的庞大、成熟的国内发行网络，国际销售业务触及2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内外知名的影视节目发行和企业。在成立五岸传播公司之前，SMG全集团一年所有广播电视加起来销售额在500万元人民币左右，2008年的海内外版权销售收入达到了3.7亿元，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长了73倍。

制播分离使SMG原有的媒介融合得到重新的优化组合。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去看，媒介融合其实是一种媒介的投资组合。各个媒介的期望收益（Expected Return，即E（R））在他们所占的权重下与媒介组合（portfolio）的E（R）是相等的。但是，单个媒介的风险（σ²）在权重比例下的加总并不等于媒介组合的风险，这也就证明了媒介组合的必要性。所有媒介在一定的投资组合下，规避一定的市场运作风险，同时获得高收益。在制播分离前，SMG已经具有一定的媒介组合。只是原有的媒介组合在期望收益比现有的媒介组合要低。由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新的媒介组合的风险也要高于原有的媒介组合。

英国，世界上首先实行制播分离制的国家；上海文广集团是中国首先实行制播分离的传媒集团。SMG，位于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在制播分离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却远远比不上BBC。媒介融合，作为现在传媒业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式，对于衡量一个传媒集团（公司）的发展实力和发展前景，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比BBC的媒介融合，SMG不免逊色些。究其原因，可以发现：1.社会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性。2.对于新闻媒体的管理和监督，政府的力度和方式不同。3.媒体自身的基础条件不同。BBC比SMG的历史悠久，在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探索的时间长，自然也会比SMG有更大的突破。4.社会舆论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传媒的发展。5.SMG在发展模式上僵化，存在盲目模仿跟风的现象。6.媒介融合并不是把多种形式的媒介进行简单地叠加。媒介数量上的多数并不代表媒介融合度的大小。7.忽视市场经济规律。

在对比国外的众多传媒集团上，中国的传媒集团（公司）并没有哪个能与之相媲美的。即使采用相类似的方式，也难免受制于一些主客观因素，而不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和影响力。从中国对于制播分离的决策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在传媒集团（公司）的发展上是相当重视的，对于影响媒介，影响舆论的重大的改革，决策是慎之又慎的。然而，这样的规规矩矩地改革，不免浪费很多时间，也使中国媒介改革上失去最好的时机，以至于不能及时应用新技术为媒介发展服务。

基于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SMG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1.在遵守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对SMG下属的众多媒介进行必要的改革，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是结合新技术。2.学习国内外优秀的传媒集团，如FOX，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忌盲目和随意3.利用网站资源，走数字化道路。4.市场化体制中，优胜劣汰的趋势下，学会利用市场发展传媒业，用经济学的规律指导发展。5.利用位于上海的先天优势，基于上海，看中国；基于中国看世界。具有一种独特的国际视野。6.对于受众市场进行明确的细分，区分自己与湖南卫视和CCTV的不同，确定自己特定的受众市场的同时，稳定现有受众数量，同时拓展受众市场。7.对于自己作为一个经济体的目标，SMG总体目标：充分发挥上海城市独有的综合优势，借鉴国际先进的传媒经验，同步启动各方媒体合作，打造崭新的跨区域电视媒体。明确目标的同时，对于目标进行必要的短期和长期规划。8.SMG定位：一个媒体与娱乐集团，一个致力于内容产品开发、生产、播出、发行，以及多种娱乐产业运营的产业机构。根据自己现有的定位，找到自己在中国传媒市场上定位。9.对于自己的产品，传媒产品本身具有与一般的产品不同的特殊性。因此必须从产品的价值链条上，在SMG下属的各媒介体下进行产品的生产线调整，确保连续性和有价值性。10.作为一个传媒集团，也要给自己做好相关的营销工作，包括广告、销售促进、公共关系、人员促销、直接销售等。

打造一个上海的“城市名片”，建设一个现代的、国际的、青春的、海派的传媒集团，在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媒体发展的形势下，走媒介融合之路是媒体发展的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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