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纠纷判决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纠纷判决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民事调解书，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时依法进行调解，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协议而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第85条规定：“调解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和经济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法院处理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的实体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民事调解书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文书之一种，其法律效力与民事判决书是相同的。”

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诉讼纠纷，是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体现了我国特有的调解和审判相结合的民事诉讼原则，这种方式有利于合理解决当事人的诉讼纠纷。根据我国民事审判实践证明：多数民事纠纷案件都是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的，这是因为民事纠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论当事人双方争议的问题多大，都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纠纷，只要弄清是非，辨明曲直，晓之以理，大多数纠纷是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因此，搞好调解工作和制作好调解书是民事审判业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对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友爱关系，促进安定团结，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预防和减少纠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民事调解书可分为一审、二审、再审民事调解书，写法除个别项目略有不同外，其余大致相同。其结构可由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组成。

(一)首部

1.标题

标题分两行写明法院名称和文种。

2.编号

写在标题右下方的位置。写明：“［年度］×民×字第××号。”

3.当事人情况

如系一审的调解书，应按顺序分别写明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自然情况。如系二审的调解书按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的顺序写。如系再审的调解书按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的顺序写。具体写法与一审、二审、再事判决书相同，可分别参照。

4.案由

即写明案件的性质。如“婚姻纠纷或购销合同纠纷或损害赔偿”等。

(二)正文

一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如系二审或再审调解书，在其之前还应写上诉人提起上诉的情况和再审的提起情况。案件的事实可写法院确认的事实。如果案件是在法院受理后，尚未开庭情况下，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和事实清楚，并经双方同意而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的事实可写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无论是哪种情况，事实都应当写得简明扼要，不必像判决书那样写得过细。

二是写明调解达成协议的内容。协议内容是指在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下达成的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它是调解书的核心内容。在事实写完之后，应另起一段，写明如下一段文字：“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而后，用分条分项式写明协议的具体内容。最后，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如有一部分已执行，在本协议内容中，应将已执行的那一部分也写入调解书协议内容中，并加括号注明(已执行)。

(三)尾部

首先写明法院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的态度及调解书的效力：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之后由审判庭人员署名，注明制作日期，加盖院印，书记员署名，左方打出“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校对戳。

三、写作注意事项

?调解只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在查明事实和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强迫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反悔的，应当及时作出判决。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有关法律和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否则不应确认。

?叙述调解书的事实，一般可不必分清是非，确定责任，这是因为双方已就争议的内容达成了一致处理意见，但如果一方坚持要分清是非，明确责任的，也要可在事实中将之反映出来，总之，以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前提。

?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如果涉及民事行为无效或者合同无效的问题，不应在调解书在确认，而应当另行制作决定书确认民事行为无效或者合同无效。这是因为，民事行为或者合同的有效无效确认，只能由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或其他有权确认的机关(如仲裁机关)予以认可，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原则的体现，无权就民事行为或合同的效力进行确认。

?当事人在一审中达成调解协议的，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制作调解书，对于调解不离婚、维持收养关系、即时履行和当事人不要求制作调解书的，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对不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二审和再审中，当事人达成协议后，应当制作调解书，因为它涉及到原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调解书的内容应明确具体，便于当事人的履行。调解书中不应使用强制性的词语，不宜写进教育性无法律上实体意义的词句，无必要写当事人无其他争议和调解成立的日期。调解书也无需写撤销原判决，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和再审调解书送达后，即视为原判决撤销。

【范文】

××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199×)民终字第××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57年生，汉族，农民，住**县刘新镇孔湾村三组。

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88年出生，汉族，学生，住址同上。

法定人**(**之父)。

上列当事人的委托人李强，南京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当事人的委托人袁尚，男，教师，住**县新城中学宿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县刘新镇集体商业总店(下称商业总店)，住所地**县刘新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朱平，商业总店经理。

委托人陈康，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祝庆，男，**县供销合作社科长，住**县供销合作社宿舍。

案由：人身损害赔偿

上诉人**、**不服**县人民法院(**)江民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商业总店赔偿经济损失。

1995年10月12日**从商业总店购买煤油1公斤，次日晚17时许将其用于照明发生爆炸，致**、**父子被烧伤。经医院诊断：**为左上肢、右下肢10%面积Ⅱ°烧伤；**头、颈、胸、双上肢13%面积Ⅱ°～Ш°烧伤伴感染。本院法医景德鉴定**面部损伤属五级伤残。**父子住院治疗期间，商业总店支付了医疗费1万元。尔后，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于**年5月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商业总店赔偿14万元。原审法院判决**、**的诉讼请求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以下协议：

一、商业总店赔偿**、**经济损失4?2万元。扣除已付1万元，余款3?2万元，本调解书送达之日给付5**元，今年12月31日前给付5**元，1998年6月30日前给付5**元，12月31日前给付5**元，1999年6月30日前给付5**元，12月31日前给付7**元。

二、一审诉讼费250元，二审诉讼费50元，合计300元，商业总店负担250元，**负担50元。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七月八日

篇2

关键词：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 程序 裁判文书

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案件数量增长给法院造成巨大的压力，如何提高诉讼效率，成为当下诉讼程序改革的一大热点。由于缺乏程序和制度的支持，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

一、民事简易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独立的程序规则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设立专门的章节对简易程序的运作做了一些规定，但是其规定过于概括和笼统，缺乏操作性和明确性，面对诉讼案件不断增长的形势，远远不能解决目前的审判需要。为了弥补应对诉讼纠纷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法律文件，但这两个文件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诉讼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且某些方面出现操作上的混乱，因此建立独立的简易程序规则已经迫在眉睫。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无明确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但这种标准显得有些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相当部分基层人民法院为单纯求得案结事了的效果，任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好多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太明确的案件，通过强制调解来达到表面的结案，这种做法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明确简易程序的操作标准，才能体现公正性和效率性的统一。

（三）缺乏专门机构

我们简易程序现在是实行独任审判，并沒有专门的法官，实际审理中的的随意性很强。通常，当事人可以同时向基层法院和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法院和法庭审理受理案件后，应该会规定一定的审判日期，但事实上的情况往往不太理想，案件材料在受理几天后，才会转到法官手中，因此当事人往往会产生很多厌烦和焦急情绪，引发好多不该产生的矛盾。

二、完善我国简易程序的初步设想

（一）明确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

1、数额标准

这主要是针对经济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来考虑的，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设专章对简易程序的立案数额标准做了规定，但规定过于广泛，远不能满足审判大量简单民事案件的要求。在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财产数额的标准时应考虑综合考虑。简易民事程序确定数额的标准应适度统一，标准过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标准太低，容易限制简易程序的范围。由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较大，可以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发达省份的具体数额标准，制定本地域内的数额标准。

2、以案件性质为标准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并沒有立法明确说明什么类型的案件可以适用，但在实践中，各地法院经常总结审理中的实践经验，结合本院实际，规定哪些类型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简易程序，通常婚姻和家庭纠纷、经济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比例很高。

3、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标准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当事人申请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由法院决定是否同意。因此，简单的程序选择最终决定权仍在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充分尊重自，切实保障其合法权利，并不能限制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

（二）进一步简化运作程序

1、缩短审理期限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并不区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但在实践中，由于立案庭工作繁忙，工作人员并沒有区分的案件提交的期限，当案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才会集中审查案件并移交给每个审判过程，通常花费太多的时间。因此简单的登记程序时间应该缩短，可授权法官对当事人的即时审查，即时决定是否立案验收等。《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简易程序中的被告的答辩期限和责任的规定的期间未作出特别规定，这也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行使。我们可以单独规定简易程序请求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从而更好的维护好当事人的权利。

2、简化审判程序

简易程序审判程序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简化：（1）审判之前，不要像普通程序需要在规定的日期内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法院可以即时的公告日期；（2）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不需要严格依照普通程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法官不应该局限于一个固定的程序，可以自行调整相应的顺序。（3）对于简单案件的审判程序，应该允许法官自由裁量，不一定要遵守程序法规定严格的证明过程。此外，一些轻微的案件的识别和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实体法，法官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心证。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将来取决于法官的素质的提高。

3、简化裁决文书的制作

篇3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依法清收

Abstract:Atpresent,our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repuzzledb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andloweringnon-performingassetsproportion.Legall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isthemainwaytoachievethegoalofloweringnon-performingassetsproportion.InthepresentcreditandlegalsystemenvironmentofChina,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shouldmaketheiradvantageofverticaladministration,improvecentralizedmanagementofeconomicdisputecasesbyintegratingmanpowerresources,exploretheinnovativeapproachesofspecializedclearingandrecovering,intensivemanagementandmarket-orientationmanagementandfindasolutiontothelowbenefitoflegallyclearingandrecoveringnon-performingassets.

Keywords:stat-ownedcommercialbank;non-performingassets;legallyclearing&recovering

不良资产清收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重点、难点。近年来,随着各行新增不良资产涉法清收问题增多和存量不良资产清收空间逐渐缩小、难度增大,依法清收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依法清收工作中,由于各行特别是基层行普遍面临着缺乏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在当地法院诉讼案件中地方干预多,在上级法院诉讼案件中各自协调、处理分散、效率迟缓,各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胜诉未执结金额高、诉讼费垫支金额高、案件损失金额高而收回率低的“三高一低”状况,全辖依法清收的专业层次和整体效益亟待提高。对此,在管辖行层面上积极探索资产风险管理、不良资产经营、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相结合的清收路径,着力构建大经营专业化绩效拓展机制,充分发挥现有法律事务人员的专长作用,深层推进不良资产的专业化追偿,实施集中强化依法清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内涵

集中强化依法清收,是指在落实各行现行相关专业管理制度、要求不变的基础上,按照系统原理,以管辖行为主、当事行为辅,整合辖内法律人才资源,在特定层面、环节集中处理相应审级法院以银行为原告经济纠纷案件的不良资产依法清收模式和专业工作。

二、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组织机构

整合或依托管辖行法规、风险、资产经营部门组成经营性、服务性、专业性相结合的依法清收机构,集中本级辖内具有法律事务、风险管理、资产经营管理专长的人员,专业从事依法清收保全工作,提升资产风险防范和经济纠纷案件处理层次。案件量大且内部法律人才缺乏时可从本行律师库或所需专长人员中临时弥补。

三、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层次范围

根据银行相关管理制度,按照各行经济纠纷案件转授权限和人民法院系统民事案件管辖权限对称、结合的原则,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可集中以下四类属本级行管辖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1.超过当事行转授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2.超过当事行所在地法院管辖,在上级法院审执的经济纠纷案件。

3.当事行因原审判决不公需上诉、申诉至上级法院的经济纠纷案件。

4.当事行在本地法院执行不力,需提级执行或异地执行的经济纠纷案件。

符合上述范围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做好案件及诉讼费垫支清理的基础上,按拟诉、已诉两类分别集中、处理。

首先,当事行拟诉的案件。按规定经调查、审查、审批、移交后集中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全程处理。

其次,当事行已诉的案件。移交上级法院的遗留案件或须提级执行、异地执行的案件,应提供相关担保手续、保证期间执行期限的证明材料、审执阶段的法律文书、借款人及担保人现期财产状况、未审结未执结的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其中:①属内部员工案件,实行自愿移交,经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审查同意后接收。②属外聘律师案件,当事行移交需上报双方解除原《委托协议》的书面文件,或上报双方同意变更委托条款的补充协议或修改协议,并报审实施。

四、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程序

为全面、科学、规范、高效推进依法清收工作,对管辖行集中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实行以效益为目标的专业化、全程化、规范化、精细化和责任制管理,按以下程序运作:

1.拟诉调查阶段。由当事行根据管户信贷档案等负责调查、收集完成,向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报送《拟诉调查报告》并附全部证据材料。主要内容包括:诉讼时效、保证期间时效的证明材料(最后一次必须提供),担保手续的有效性、合法性,借款人、保证人的经营、财务、可供执行财产情况,预计可清收资产处置变现金额等。上报期以预警信号和诉讼时效、保证时效为限:债务人、保证人有逃废债现象的随时上报或先保全后上报;一般案件至少于诉讼时效、保证期到期一个月前上报;重大疑难案件至少于诉讼期、保证时效到期两个月前上报。

2.诉前审查阶段。由相应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完成,同级行依法清收机构前置介入,根据报送拟诉案件材料,从事实证据、法律法规、管理权限、预测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审查,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担保时效,诉讼主体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案件处理权限,诉讼成本及预测效益等,并按三种情况分类限期处理。

首先,对证据充分且具有可诉性的本级行权限内案件,自签收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重大疑难案件20个工作目内完成审查审批。其次,对证据不全的上报案件,及时退回当事行限期补充材料,补报确认后同上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再次,对预测匡算收不抵支的无效益案件,暂采取非诉方式下达《法律事务提示函》、《法律事务督办函》提出指导意见,由当事行负责监测保全。

3．诉讼追偿阶段。由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专业化追偿，全程精细化管理、市场化处置，当事行和相关部门搞好配合。

立案环节。依法清收机构自签收经审查审批后案件的7个工作日内完成。立案前应逐案研究制定诉讼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实认定证据分析、法律适用、诉辩要点、法官选择、注意事项、结果预测等。立案时要积极联系法院缓缴诉讼费，以减少垫付资金的额度和期限。

审理环节。立案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适时掌握案情动态，并按时提交证据，如有必要，当事行应派管户经理、风险经理或其他了解案情人员协助出庭。庭后要及时保持与经办法官的联系沟通，跟踪了解审理动向，在全力维护本行合法权益前提下促进法院快审早判。如有结论性意见（如一、二审判决书，调解书等）应及时联系，反馈当事行和本级行法规部门。

执行环节。是实现债权追偿、提高诉讼效益的关键。法院裁判的法律文书签收后，依法清收机构应适时申请执行，着力探索内外结合、上下联动、左右互补的专业化、全方位、立体型执行模式，加大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即对外联系法院实行专题部署、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异地执行、定员集中执行，联系相关中介机构公开招标、风险委托执行等；对内启动责任追究、奖惩激励机制，促进当事行及相关部门、人员通力配合，进一步查找、收集借款人、保证人的财产线索。并视案情采取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主张优先受偿、提出参与分配、行使代位权等多种追偿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保全本行不良资产。

处置环节。对集中依法清收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协调执行法院尽快评估、拍卖、清场；对执行法院暂未拍卖出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建议执行法院扩大范围、渠道与有权行招商引资或联合评估拍卖；经上述程序仍未拍卖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督促执行法院及时裁定为本行抵债资产，由有权行认可的中介机构评估后集中批量公开拍卖。

结案环节。案件终结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将所办案件全宗材料进行移交，由法规或风险控制部门、当事行按相关规定进行系统录入、档案管理等。

五、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配套措施

为降低诉讼成本费用，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解决以往各基层行在上级法院处理、协调案件及到管辖行进行案件报批、外聘报批、垫支报批等往返奔波、延时耗力的分散状况，统一采取对外以管辖行为诉讼主体办理案件，对内实行归并所属行“集中收支垫付，分别建立台账，逐案轧计损益，核拨清收资金”核算案件的综合提升经营管理模式。

1．集中收支垫付。依法清收机构集中办理各当事行案件发生的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规费，暂由本级行财会部门在“垫付诉讼费”科目统一垫支，以法收回的货币资金先划入本级行“其他应付款”科目。

2．分别建立台账。管辖行财会部门统一在上述科目中对各发案行分别建立经济纠纷案件诉讼台账，明确专人管理，做好收支记账。

篇4

现代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纠纷大量而普遍地发生。其中一些消费纠纷,由于标的价值较大或者损害较为严重,消费者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通过传统的法律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但是,大多数消费纠纷涉及的争议金额不大,通过传统的解决机制处理,往往会发生与其可能得到的利益不相应的人力、物力、时间等高额成本。面对解决纠纷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消费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为小额消费纠纷设计更为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廉的解决机制,成为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深入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所面对的特殊问题

小额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接受商品或服务过程中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因合同或者侵权而发生的标的较小的争议或纠纷。小额0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确定标准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力和消费水平有关。如在日本小额诉讼程序中,小额诉讼的标的为30万日元以下。美国小额诉讼法庭受理的小额诉讼案件标的一般在2000美元以下。在英国,作为简易法院的郡法院主要受理数额不超过3000英镑的民事案件。在设计、完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时,我们应注意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及其对解决机制的特殊要求。11小额消费纠纷发生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现代社会中,消费群体十分庞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各种形式的消费来得到满足。食品、衣服、化妆品、电器等消费品人们会经常使用,反复购买,这使得以小额消费品为标的的交易大量频繁发生,继而导致小额消费纠纷的普遍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71个城市的部分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全国城市居民中,因消费而蒙受经济损失的4900万消费者中,有4810万人受到的损失在3000元以下。[1]全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也表明,在消费者投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小额消费纠纷,小额消费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对消费者权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在立法上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关注,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忽视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要求,不能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21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由于小额消费发生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已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且是关系民生福祉、关系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化品质使得我们必须超越私法自治的范围寻求更加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忽视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及其解决的公益性,就难以找到解决纠纷的正确途径。消费关系中的市场失灵,更说明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国家公权力对消费纠纷进行介入和矫正是十分必要的。3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成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主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否进行某项活动以及以多大热情进行,取决于该活动给其带来的利益大小。消费者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小额经济纠纷,在多数情况下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问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大的改观,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小额侵害也得不到根本扼制。41小额消费纠纷解决的效率问题。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0,现代诉讼制度把迅速裁判视为当事人的重要权利。对消费者而言,解决小额经济纠纷的效率如何更是影响权利行使与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纠纷解决周期过长,不仅使当事人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增加,并会造成精神负担,而且由于法律秩序的长期不稳定,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因此,建立科学、快捷、高效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方法除了设计特殊的纠纷解决程序,如小额仲裁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外,更重要的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尽量简化程序、限制期间,摈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51合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义。公平可分为实体上的公平与程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公平与形式上的公平。实体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大致相当,不能重此轻彼。程序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地位平等,无高低之分。但无论是实体上的公平还是程序上的公平,都只能在形式上给消费者的权利以公平保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但不是最终目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从实质上保证公平。实质公平是保护结果的公平,而不是起点的公平。现代消费社会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地位与实力相差悬殊。一方面,个体消费者势单力薄,缺乏专业知识,在纠纷解决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则实力强大,信息充分,对于合同的制定和自身权利的维护细密周到。如经营者在现代消费交易中制定、使用的大量格式合同,一般消费者往往无暇细看,这不仅给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留下很大空间,也给公平解决消费纠纷带来了困难。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由于没有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面对维权的巨大障碍和可能得到微薄利益的巨大反差,消费者只能放弃抗争,无奈地听任经营者一点点地侵蚀其权益,社会公平不复存在。

二、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途径选择

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包括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两种途径,两种途径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1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诉讼机制现代国家依靠完善的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在解决纠纷方面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诉讼程序设计周密,运作规范,又有较高素质的法官居中裁断,可以为纠纷当事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权利保障。诉讼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的权益纠纷作出裁判,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因此,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基本方式。但是,消费者小额纠纷的多发性和普遍性对原有诉讼机制形成挑战。过多的消费争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会造成诉讼爆炸0,使司法机关疲于应对。尤其是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各类消费纠纷案件逐年递增,给司法机关带来极大压力。这种社会压力促成了司法程序的诸多变革,许多国家都在尝试通过更加灵活的诉讼机制来处理大量的小额纠纷,改革复杂、费时的传统程序,设置更加简易、快捷的程序。如美国、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尽可能使用纠纷合并解决技术,通过对大量案件的集体处理0,对大量同质同类的纠纷合并审理解决。在这种集体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也使单个的消费者联合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诉讼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2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非诉讼机制非诉讼机制,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称之为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是目前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ADR是各种诉讼以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方法或技术的总称,包括传统的仲裁、法院附属仲裁、建议性仲裁、调解仲裁、棒球仲裁、调解、微型审判、简易陪审审判、中立专家认定事实等。[2]根据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可以分为司法ADR、行政性ADR和民间性ADR。[3]司法ADR即法院附设的ADR(court-annexedADR),是一种以法院为主持机构、与诉讼有一定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程序,其对于诉讼的替代功能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法院附设ADR强调与审判程序的本质区别,通常吸收社会人士或律师进行,即使是法官主持也强调其不同于审判者的身份,程序上也更为灵活。一般认为,诉讼中调解、审前调解、诉讼和解等活动不属于ADR范畴。由于各国司法ADR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类程序是否设置,如何设置,完全取决于其实际需要。行政性ADR即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地方政府)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程序,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仲裁以及申诉和等。随着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设置行政性ADR的机构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和政府部门被赋予了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性ADR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协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关系。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未能合理协调时,行政处理结果可能被法院,由此将导致资源与时间的浪费,必然会削弱行政性ADR的作用,也会影响到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积极性。同时,行政性ADR中也存在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益(效率)的问题,各国通常采取独立的行政法院与附属于主管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机构并行的做法,前者有利于保证公平,而后者效率则明显更高。民间性ADR指由民间团体或组织主持的ADR,其中包括民间自发成立的纠纷解决组织以及由政府或司法机关组织或援助的民间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等。此外,行业性ADR(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和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质的ADR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一般来说,非诉讼机制程序灵活,成本低廉,方便快捷,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方面比诉讼机制有更多的优势。53消法4十年广东城镇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6显示,消费者在被问及权益受到损害时,第一步通常采取何种途径解决0时,被访者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的比例是82.5%,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的是12.9%,愿意通过诉讼解决比例仅0.1%。[4]可见,中国消费者十分倾向于通过非诉讼途径来解决消费纠纷。这主要是因为消费纠纷大部分属于小额纠纷,多数消费者希望通过快捷、有效的途径解决,而不愿花费太多的社会成本。如果说诉讼机制在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公平实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非诉讼机制所具有的高效、便捷机制,则是任何诉讼程序都望尘莫及的。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而言,消费者对效率的期待有时更甚于对公平的期待。因此,非诉讼机制应该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目前中国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专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机制。对发生的各类消费纠纷,不分金额大小,主要是通过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6第34条规定的五种途径解决,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上述立法规定的纠纷解决途径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与其他民事纠纷的解决没有任何实质区别,体现不出消费纠纷主要是小额纠纷的特点,也体现不出消费者对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的特殊要求。第一,未规定经营者在纠纷解决中的法定义务,致使和解制度以及由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协调解决社会问题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和解是人们解决各类纠纷的首选途径,是解决消费纠纷最常见的形式之一。[5]西方法谚云,差一点的和解也胜过完美的诉讼0。通过和解解决纠纷可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友好,更多考虑争议双方的真实意愿,把纠纷解决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同时,也不会给社会带来过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中国现有的和解制度是在经营者和消费者自愿基础上设置的纠纷自决机制,只具有宣示性与倡导性,并没有具体的法律制度支持,所以其在解决消费争议、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实际效用不大。第二,行政力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够充分。行政保护是政府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中国对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机构主要是设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由于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是行政执法,强调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处罚,执法者往往忽视通过行政渠道解决消费争议的制度功能,其对消费争议的解决是被动、消极的。从各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趋势来看,行政机关介入消费者保护领域,并适用准司法程序解决消费争议是十分普遍的。如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行政机关都设立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官方机构。在联邦有联邦贸易委员会、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州际商业委员会等,有州消费者保护官和统一消费者信贷法典行政长官等,地方上也有相应的为数众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政府部门。[6](pp.171~179)利用行政机关的力量解决消费争议效率高,专业性强,具有司法机关和社会力量不可代替的诸多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诉讼压力,起到分流案件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仲裁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仲裁制度是发生争议的当事人按照事先达成或者事后制定的仲裁协议,把纠纷交由专门的仲裁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对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决的制度。仲裁制度具有便捷、高效、公正、规范、执行力强等优势,很多学者对通过仲裁制度来解决消费争议有浓厚的兴趣,中国许多地方也进行了消费仲裁的尝试,如广东省准备通过制定5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办法6对5000元以下的小额0纠纷采取强制仲裁。一旦最终裁定作出,法院将不再受理案件,如果当事人一方拒绝执行,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7]。但是,通过仲裁制度解决消费争议仍然面临许多问题。第一是仲裁协议的达成。仲裁是以双方合意为成立的前提,如果强制进行仲裁,将与仲裁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有可能造成对当事人诉权的剥夺。在小额消费争议中,小额消费品的交易方式使仲裁协议几乎不可能在事先达成,而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对立和侵害的单向性使事后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也极为少见,这使得仲裁在解决消费争议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53消法4十年广东城镇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6也显示,被调查的消费者中只有0.3%愿意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4]第二,仲裁机构本质上是自负盈亏的社会组织,而不是由国家承担经费的社会公益机构,其在进行消费争议仲裁时要收取相应的费用,消费者仲裁解决小额争议时仍将面临高额的成本问题。第三,由于仲裁机构是独立的市场组织,必须考虑自身的成本和费用。对争议数额过小、无利可图的消费争议案件,如果没有强制性规定约束,仲裁机构出于成本考虑很可能不予受理,或收取与仲裁标的数额不相应的高费用。第四,由于消费争议带有明显的社会性,许多消费争议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还有可能涉及到社会群体争端或者社会秩序问题,而仲裁缺乏解决团体性社会矛盾的制度设计。第四,诉讼制度缺乏灵活性,没有专门解决小额纠纷的低成本快速通道。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是消费争议解决的最终方式。中国现行立法将消费争议纳入到一般民事争议的范畴,按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解决,没有设置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特别程序。而消费争议尤其是小额消费争议的标的很小,传统的诉讼制度对其而言,程序繁复、费用高昂、耗时费力,但最终实益不大,往往使消费者望而却步,再加上中国民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厌讼心理,在这种笨重的司法体制下,解决小额消费争议的诉讼途径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摆设。笔者认为,完善对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机制,主要应考虑强化经营者及行政机关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责任、引入集团诉讼等特别诉讼程序,而仲裁的方式则由于自愿协议等机制制约,可能较难以利用。

四、强化经营者及行政机关在小额消费纠纷解决中的责任

非诉讼途径应成为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主要渠道。但是在非诉讼途径中,单靠消费者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与经营者相抗衡的。因此,发挥经营者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经营者和政府的社会责任,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经营者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责任现实生活中,许多消费者在发生纠纷时首先都是和经营者进行接触,希望通过企业自身的纠错机制为自己挽回损失。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者在解决消费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受理消费者申诉、自主解决消费纠纷作为企业的一项法定义务,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通过企业自身的机制化解大多数小额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从消费纠纷的发生原因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而很少是消费者侵害经营者利益。所以,纠纷能否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态度与处理措施。要求经营者与消费者和解的实质,就是要求经营者自觉纠正错误,主动做出让步,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合理要求,化解纠纷。鉴于经营者在纠纷解决中的这种特殊地位,许多国家立法将处理消费纠纷作为企业的法定义务。如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四条规定,企业者应经常致力其所供给商品及服务之品质及其内容之改善,并切实处理消费者之申诉0,这使企业建立接受消费者投诉的机构和制度成为消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项法定内容。5联合国消费者保护指南6第二十九条也规定:各国政府应当鼓励所有企业,以公平、迅速及非正式之方式解决消费者纠纷,并建立包括咨询服务及非正式申诉程序在内之服务机构,以帮助消费者0。中国新5公司法6第五条首次规定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中自然也包括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但目前中国消费者保护立法只要求企业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负责,并未将受理消费者投诉作为其义务,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受理消费者投诉、主动实现和解的机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企业为寻求发展,吸引消费者,具有尽快解决纠纷、防止家丑外扬0,与消费者进行和解的内在冲动。因此,由企业主动解决消费纠纷,不仅符合垃圾自理0的问题解决规则,有利于减少社会负担,而且可以增进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理解,互谅互让,对建立良好的消费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营者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责任是多种多样的。为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本身就是杜绝消费纠纷发生的主要根源。但由于经营者的规模大小不一,思想觉悟水平参差不齐,在发生纠纷后,仅依赖个别经营者的主动精神不一定能使整体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所以,逐步发展起来的行业协会组织就成为解决消费纠纷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如汽车工业协会、家用电器协会、地毯协会、家具协会等。为避免发生消费纠纷诉讼,这些行业协会经常聘请专家组成消费者建议专家小组(ConsumerAdvisoryPanel)负责处理消费者投诉。当消费纠纷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时,消费者可向消费者建议专家小组投诉。专家小组对消费者的投诉进行分析并以书面方式向商家提出解决方案,并要求商家给予答复。表面上看,专家由生产商聘请,难免使人对其处理问题的公正性表示怀疑,但实际上专家小组是完全独立于企业的。在实践中,专家小组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被企业所采纳。由于消费者建议专家小组的成员一般都具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消费者权益有充分的了解,可以对生产商和销售商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因而解决纠纷的成功率较高。日本许多经营者团体也都专设有接待消费者投诉、处理纠纷的机构,如糕点糖果业的BB协会、广告业的日本广告审查机构,以及汽车协会、化纤协会、人寿保险协会、银行协会等。这种通过发挥经营者和行业协会的主动精神,使消费纠纷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实现和解的途径,显然最有利于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化解消费社会矛盾。因此,应成为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首要选择。中国应借鉴各国之经验,在相关的企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建立、完善此方面的法律制度。21发挥行政机关在消费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具有重要的发展前景,这不仅因为行政裁决程序简便、快捷,裁决的权威性强,更重要的是,行政裁决之纠纷起因多与经营者有违法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相联系,消费者以申诉人的身份提起案由不必支付费用,这对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尤其有利。同时,利用行政机关来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如食品、药品、医疗等专业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具有对消费品或服务质量鉴定的专业技能,具有人员、设备和技术等优势与执法经验。尤其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仅有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而且其职责也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密切相关,由他们解决市场管理中发生的小额消费纠纷是完全可行的。在国外,利用行政机关解决消费争议具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如美国早在卡特总统签署的5消费者行政命令6中,就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应该:(1)在一级单位中设立消费者部门,由资深官员任主管;(2)在所有的施政计划、政策和立法中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3)有效率地处理消费者案件;(4)出版对消费者有用的资讯。除了联邦机构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农业部、白宫消费者事务办公室等联邦级的涉及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外,每个州都设有某种形式的消费者保护办公室,或在某个办公室内设消费者保护处,最常见的是设置隶属于州检察长的消费者办公室。虽然美国人一向以好讼著称,但行政手段始终是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数消费者保护法规都规定了有关行政机关保护消费者的执法权,有的甚至只规定对消费争议的行政解决途径而未规定诉讼解决途径。[8]日本也很重视通过行政力量来解决消费纠纷。根据日本5消费者保护基本法6的有关规定,在经济企划厅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下,都、道、府、县及市、町、村各级设有200多个消费者生活中心。这些中心是特殊的法人,其成员由国家行政人员和消费者代表组成。中心的任务是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与情报,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和商品检验,结合当地社会经济情况制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与消费者组织和经营者团体进行沟通,处理消费纠纷,保障消费者权益。行政机关强势介入消费纠纷的解决,化解了小额消费者不愿意面对的利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也从另一个方面阐释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公益性和国家在保护小额消费者利益方面的责任。中国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可以通过行政裁决解决消费纠纷的范围十分有限,一是仅限于特定领域,并要有专门法规定;二是仅限于侵权纠纷,对合同纠纷不可适用行政裁决。因此,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扩大行政裁决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适用范围,不仅可以通过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当经营者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有违反基本商业道德的行为时,消费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专业部门投诉的,行政机关就可以在对经营者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解决对消费者的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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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无效的常见情况及产生原因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具体到房屋买卖合同方面，在实践中可以大致归纳为几种情况。

1.借名购买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

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是国家提供给特殊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社会保障措施，不符合购房资格的借用他人身份购买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变相侵害了其他有资格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平，属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应属无效。

2.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民法通则》第十二、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法定人其民事活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同意。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明显属于超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如无法定人的认可应属无效合同。

3.开发企业无预售许可销售期房的

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我国实行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对于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必须取得销售的行政许可方属合法。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4.非本农村集体成员购买集体宅基地上的房屋的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禁止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可以看出，因为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集体所有，权利人只有使用权，如果任其无限制地转让，有可能侵害集体的利益。即使在2016年最新实施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中，也未对此做出突破，而且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均认定为无效合同。

5. 房屋买卖权属有纠纷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权属纠纷的房屋的不得转让。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限缩为排除恶意买卖的规定。因为我国对物权的规定不完全和德国登记制度一致，有个善意取得的规定，鉴于目前对于什么情况下属于权属有纠纷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无证或者非所有权人房屋的买卖；有查封；异议登记的房屋买卖。对于卖方合法建造但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虽然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一条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是其合同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还是有效合同。

而对于无权处分、无权或者非所有权人买卖的，则应当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受让人依照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规定来判断，如果属于恶意买卖的，可以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属于善意的，则不宜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是违法建筑的买卖，在发生纠纷诉讼时还没有取得合法建设手续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在明知房屋被查封，合同目的不能达成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此种情况下，多为法院执行制造障碍或者是虚假转移房屋，应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

对于有异议登记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十六条之规定可以判断，如果购房人明知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着有效的异议登记仍然购买的，应当认定为非善意，如果此种买卖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则该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

二、买卖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房屋买卖中可能导致的后果如下。

一是房屋已经交付的应当返还房屋，原产权人应该返还购房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部分情况下可能有例外情形，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385号等判决的观点，如果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买房人已经实际占有了该房屋或者再次出售给另外一个非农户籍者，合同虽被确认无效，但是房屋实际占有人不负返还的责任。当然，如果再次购买该房屋的是该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于其是有购房资格的，因此其可以合法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合同无效也不必然要返还房屋的。另则，如果房屋经过了装修或者加层改建等，也对法院是否判决返还房屋或者对于返还价款的计算会有不同的影响。

二是未取得预售许可销售商品房导致合同无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三是买卖房屋上还设立有抵押担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依据此规定，在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解除的情况下，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可以解除。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据此规定，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因房屋买卖合同失效而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将购房贷款返还给银行，将房款本息返还给购房者。

四是买卖房屋在案件审理中可以确定为第三人财产的，当合同被判决无效后，应该返还给第三人。

五是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的，则应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这也是维护健康有序经济秩序的重要措施，避免产生过度的经济纠纷。

三、无效合同的登记处理方式

在现有的有关房屋登记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登记如何办理的明确规定。而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合同无效及其后果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如果在生效法律文书中并没直接明确如何办理相应登记而直接办理的话，极易造成新的登记错误。

从《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对于合同效力和登记效力是区分开的，故而不能直接得出合同无效必然导致登记无效的结果。对于合同无效导致要办理相应登记的，有以下几种模式。

1.双方申请模式

因为合同无效的判决不属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之可以单方申请的生效法律文书，因此如果买卖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持合同无效的生效法律判决文书，按照普通程序双方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给原产权人。

2.登记机构主动撤销模式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如果无效合同的判决书可以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作废。虽然目前根据国家安排，不动产登记由国土部门负责，并且出台了相应的登记规章，但是笔者认为原《房屋登记办法》并未作废，如果属于房屋登记的也可以作为一个特别法予以引用。

3.协助执行和履行法定义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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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做出的民事判决，因为政法委的介入，就忽然中止了执行裁定。政法委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是在进行执法监督，还是干扰了司法独立，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不应引用规章制度、会议纪要或社会评论等作为法律依据，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但是，法院为什么违反常识，将市政法委的会议纪要精神写入民事裁定书呢?芽人们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法院。一个违反了常识性错误的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们的耻笑，但是，在这个常识性错误的背后，我却希望看到这可能是法院在不可能真正完全独立地行使职权时，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说出的一句无奈的赘言。

所以，我不知道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书时，是不是有一些难言的苦衷。

据报道，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了松原市政法委的强力“阻击”。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几次召开有市委政法委参加的听证会，就该案判决的执行问题进行听证。听证的结果竟然是，法院发出了一份民事裁定书，对判决中止执行。而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出人意料，因为政法委是政法各部门的领导机关，所以，政法委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对法院的工作施加影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于吉林省松原市政法委对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具有管理权，所以，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来市政法委听证，这种方式不过是对独立审判权利的让渡，但是，政法委对法院如果只是执法监督，那么在当前的国情下，这也许在某些时候还能够保证法院的工作更加完善，但若把监督变成干扰，则会让我们的司法工作偏离公正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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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肖文 查字典原创投稿

关于民商事案件司法统计分析

肖文

民商事案件就是适用民商事法律的案件。民商事法律包括民法和商法。民法是调整作为民事主题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是指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简单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对商法具有领导指导的意义，而商法对民法具有补充、变更、限制的作用。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商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性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介入，并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当今随着市场繁荣和交往的频繁，从而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我院近三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数据便可看出。继承经济审判传统的民商事审判,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审判的特色。根据各级法院民二庭主要审理商事纠纷和较多适用商法规范的特点,应当旗帜鲜明地将民二庭的工作特色定位于商事审判。商法的特征和原则要求审判中要引进商法理念,确立商法意识,如重视对经营主体的资格审查、重视维持企业的稳定、重视保障商事合同自由、重视商主体和商行为的营利性特点、重视保障交易简便、迅捷、安全的技术性规范等；商法的特征和原则也为民商事审判如何进一步拓展审判领域和强化司法导向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北安法院民二庭20xx年的民商事案件数据统计

20xx年1月至20xx年12月份北安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43件，同比上升了2.9%，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xx年的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民间借贷案件、抚养关系案件、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均呈现大幅度上升态势。据统计，今年共受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12件，同比上升了50％；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5件、婚约财产纠纷案件3件，大幅度突破了去年的民间借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0记录；共受理抚养关系案件13件，同比是去年的4倍；共受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6件，同比上升了20％。

（二）、离婚案件、劳动争议案件、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受理数量有所下降。据统计，今年共受理离婚案件21件，同比下降了16％；共受理权属案件1件，同比下降了75％；共受理财产损害赔偿案件2件，同比下降了50％。

（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所下降。据统计，今年共受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12件，占66.7%；共受理财产损害赔偿案件2件，无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案件；而去年共受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8件，共受理财产损害赔偿案件4件，占到了50％。

二、审理民商事案件中发现的问题

1、情况复杂、法律关系错综，审理周期延长

这些年来，虽然有一些类别的案件收案数有所下降，但由于实际情况和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案件的复杂程度、法官的工作量反而增长。比如过去很简单的借贷案件，现在可能穿插多重法律关系，法律关系越多，主体越多，就容易导致证据真伪难辩，责任轻重难分。借款合同的主体可能包括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反担保人，标的所涉及的资金也有多种来源。如何查清这些问题就需要当事人举证，而当事人举证时，有些证据相互矛盾，大部分证人不出庭作证，有的证人证言前后改变，证据的真伪不容易确认，由此需要法院化费大量时间精力依职权调查。又如近些年婚姻家庭、继承类和权属侵权类的收案数量在逐年上升，特别是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外出打工人员多，查找当事人住址困难，公告送达现象上升，夫妻共有财产、家庭暴力认定困难。医患纠纷案件中，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拖延举证时间、提供不实证据，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证据材料，通常需要通过鉴定进行证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车辆及人员流动性增大，责任主体涉及多方，有的医疗期限较长，当事人在医疗终结前诉讼而无法进行伤情鉴定，以及证据认定、责任划分都比较困难，影响了案件审理进度。［1］

2、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

在近些年的审判实践中，新类型案件虽然数量不稳定，但他们频繁出现。首先是法律没有规定，但在社会生活发展中逐渐带有普遍性的案件接连出现。如有关物权中的空间权、阳光权等纠纷，关系到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学者和立法者的重视。其次是法律有规定，但原先比较冷僻的案件。比如原本数量很少的存单纠纷、信用卡纠纷，虽然而今渐渐具有了一定规模，但这些前些年就属于比较少的新案件。

3、案件涉及的专业知识加深

专业性强的案件在当今法院审判过程中频频露脸。如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股东权益纠纷，证券、信托合同纠纷，专利、技术合同纠纷。［2］这些纠纷无法避免对专业知识的使用，有时候专业知识是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给知识背景相对单一的法官带来了很大挑战。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 新的形势下，法院首先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统领法院的各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履行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司法职责。民商事审判工作与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建设联系最紧密、关系最直接，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认清形势、统一认识，不断增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和司法独立等现代司法理念，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地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法院工作主题，积极贯彻“五个严禁”规定，稳步推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深入发展，为我县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提供完善的司法服务和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1、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院的各项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确立“司法为民”的工作宗旨。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我们法官的头脑，牢固确立、全面落实“司法为民”思想。每个法官都要为人民掌好、用好审判权，依法公正、高效、文明地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从本质上充分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目前，我们还存在一些工作作风问题，要解决好转变执法观念问题。不能因循守旧，要改革创新，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在各项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2、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注意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全面改进审判工作。强化程序意识，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正确认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相互关系，重视程序的独立价值。不能简单地把程序公正理解为工具和手段，程序公正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努力转变民事诉讼法仅仅是法官办案的操作规程的错误观念，切实保护当事人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没有程序公正，当事人的诉权本身就得不到保障，也就谈不上实体公正的问题。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仍然要抓住公开审判这个重心，强化庭审功能。继续探索和总结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实行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和限期举证制度，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规范庭审质证和认证程序，要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使公开审判真正成为提高办案质量、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防止腐败的重要环节。［3］要不断加大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涉及的发挥审判组织作用和监督环节的关系、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关系、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关系。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加重合议庭成员特别是审判长的权力和责任，明确承办人、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负全部责任，核稿人员、合议庭成员对案件适用法律负责，从制度上促使审判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逐步形成符合民事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的优胜劣汰的审判管理机制，使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1］《民商审判资料选读》20xx年第2辑［J］,人民法院出版社20xx年7月第1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第43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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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婚姻家庭；难点；对策

一、当前婚姻家庭案件的主要特点及难点问题

总体来看，自2007年以来，婚姻家庭案审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1.离婚案件在婚姻家庭案件中均占最大比例，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在所受理的离婚案件中，能判（调）和好的机率较小，离婚的占过半比例以上；3.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下降，当事人低年龄化趋势明显，“闪婚”、“闪离”不在少数；4.受当地风俗影响，婚姻登记制度在农村受到广泛轻视，由此产生的彩礼返还问题矛盾突出。

（一）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1.从案件数量分析，婚姻家庭案件中主要几类案件情况比例未显著变化，离婚案件仍高居婚姻家庭案件之首，分家析产、抚养赡养、遗产继承等案件增幅甚微，与城市居民离婚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相比，农村居民返还彩礼纠纷则占有较大比例，凸显出婚姻登记制度在当地农村均遭受一定程度的忽视。按照当地传统风俗，订婚、结婚的细节环环相扣，但对于最主要的法定登记要件却往往不予优先考虑，产生矛盾时导致法律关系的定性有质的不同。通过与基层法院民事法官的交流了解到：一、虽然社会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使得许多婚姻家庭案件，尤其是离婚案件，通过妇联、乡镇、街道等社会调解机构得到了解决，但起诉到法院的离婚案件数量未明显下降，离婚案件总数仍不断攀升，离婚当事人的主体年龄不断降低，目前70后已占离婚案件的半壁江山；二是目前一对夫妻基本上只有一个子女，离婚时夫妻双方以及双方家庭对子女抚养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使得涉及子女抚养权、抚育费等纠纷呈上扬趋势；三是随着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元化发展，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量越来越大，种类也愈来愈多，许多夫妻虽然通过自行协商、基层调解组织解决了离婚问题，但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日渐增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的难度；四是部分当事人试图通过离婚的方式，将财产全部转移给夫或妻，并通过司法程序取得法律文书，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即所谓的“假离婚”，通过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已经发现此类情况有上升的势头，应当引起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2.从离婚原因上看，性格不合居多，隐性家庭暴力次之。“性格不合”成为多种离婚原因的托辞，既包含有双方所受的文化教育、成长经历、家庭环境、道德修养、脾气个性等诸方面的不和谐，也包括因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性生活不合、家庭经济纠纷乃至赌博、吸毒、偷盗恶习等因素致家庭矛盾，以及第三者插足破坏夫妻感情等。当事人因顾及其隐私均以“性格不合”为理由而加以掩饰。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日渐丰富，人们对夫妻生活有全新的理解，夫妻间共同生活的动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而是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交流，伴随着夫妻间因精神方面的分散而导致夫妻间的“冷战”现象已屡见不鲜，社会上称之为“家庭冷暴力”。这种另类暴力日渐成为扼杀夫妻间感情生活的杀手，已成为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导致离婚的重要因素之一。

3.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从以人身关系为主转向以财产和子女抚养为主。离婚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属于复合之诉，既包含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否，又涉及到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这是离婚案件中必须同时解决的三个重要法律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离婚中产生的作用也是相互的：既有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已产生较大裂痕，只因顾虑离婚会使子女失去家庭温暖而勉强维持婚姻关系的，也有因不愿承担扶养无劳动能力的夫妻一方、抚养教育子女（尤其是残疾子女）责任而企图以离婚甩掉“包袱”的；既有夫妻双方因担心离婚失去财产而保持貌合神离的婚姻关系的，又有企图通过短期的婚姻关系获取对方财产而致使婚姻迅速解体的。所以，有关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已经成为离婚案件中审查的重点和难点。

4.以调解为结案主要方式。根据民诉法及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案件必须以调解作为必经程序。而对于婚姻家庭案件来说，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一般均由家庭琐事引发矛盾导致，当事人之间都存在姻亲或血亲关系，这种亲缘上的联系与传统民众“厌诉”心理相结合，能够作为人民法院调解此类案件的切入点。经调查了解，2010年，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婚姻家庭案件中，调解（含撤诉）结案的占58.3%，判决结案的只占40.1%。基层法官按照既保障离婚自由，又反对轻率离婚的原则，为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从反馈的社会效果上也再次证明了调解结案是审理婚姻家庭案件的最行之有效、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方式。

（二）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行为能力如何认定

无论是离婚案件还是子女抚养、赡养等案件，都涉及到当事人身份关系，民事诉讼法对于该类诉讼当事人参与程度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过程别关注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基层法院一线法官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如何认定均存在疑问：如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不申请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或者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明显感觉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但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均不申请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人民法院如何确认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诉讼须委托法定人进行，而对于当事人行为能力的确定，一方面必须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证明，另一方面对于监护人和法定人的确定又不适用普通程序，因此如何协调一类案件涉及的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已成为困扰基层法官的难题。

2.送达难，缺席审理离婚案件问题凸显

实践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形：一方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或者只与父母等亲人联系；一方是外地人，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后一走了之，另一方无法查找其下落。这种情况下，一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起诉方无法提供另一方当前确切住所地，人民法院也无法查找其下落，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诉讼材料，而公告送达常常只是法院完善法律手续而已，公告的案件经常出现的结果是缺席审理。虽然缺席判决对解除那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缺席审理离婚案件也会引发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感情是否确已破裂难以认定，子女抚养问题处理难，财产状况查明难。因此最终的判决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这对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有一定影响，因而此类案件上诉率很高。二审因为一审缺席一方提供新证据导致改判、发回的数量较大，在目前以发改率作为法官业绩考核主要标准的框架下，也令一线法官颇为头痛。

3.当事人举证难

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举证较难。由于离婚案件涉及的是家庭内部事务，事关当事人的感情生活，感情破裂与否，外人很难了解清楚，加上老百姓往往本着 “宁拆一座桥，不破一桩婚”的思想不愿出庭作证，因此双方当事人虽各执一词却往往证据匮乏；二是一方过错举证难，无过错方获得损害赔偿率极低。在婚姻纠纷案件中，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而导致离婚的多，但无过错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却很少，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盖因通奸、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要利用合法手段取得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极为不易，且因涉及他人，一着不慎，会陷入侵犯他人隐私反成被告的境地。即使千方百计取得证据，法院往往会因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否认证据的效力；三是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债务的举证较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往往分工明确，存款、支出等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情况下由一方掌管，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情况以及对方对外的债权债务状况可能并不十分掌握。离婚时常常会出现一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制造虚假债务，另一方却难以举证的问题。四是在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中，被继承人生前在多个子女家轮流居住，生前立多份遗嘱或相应意思表示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对公证、自书、代书遗嘱以及实际处分遗产上存在较大出入，而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往往知情人较少，难以保存证据，造成该类案件当事人举证上的难题。

4.彩礼处理难

具体难在彩礼的认定、返还主体的确定、返还尺度的把握等。受历史、经济条件的影响，彩礼这一习俗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故实务中因彩礼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我国婚姻法长期以来一直回避彩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仅有一个关于解除婚约时对数额较大或者价值较高的财产应予返还的规定。《婚姻法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十条首次对彩礼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仅规定了彩礼返还的条件，而对彩礼如何定性则语焉不详。彩礼与赠与的区别如何把握常常困扰着法官。而且即使构成彩礼，因送彩礼或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非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人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还有部分地区存在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已多年，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解释二》属于应返还彩礼的范围，但由于同居多年，双方财产已经混同，更有甚者，女方在此期间多次流产，身体受到一定损害，此时再依据该解释判令女方返还彩礼是否合适，法律适用与风俗习惯存在较大背离，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再有，《解释二》所规定“虽已结婚，但因彩礼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应予返还”，此处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还是相对困难？对于该类事实的认定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部分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免存在较大差异。

5.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认定难

我国实行的法定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等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解释二》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如：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军人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都明确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种类也发生的重大变化，审判实践中就遇到诸如人身保险收益、买断工龄款、违章建筑产生的收益等，司法解释尚没有明确，容易引起争议。此外对个人财产增值部分的性质如何认定，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特别是银行存款、股权增值、不动产增值的价值认定，性质上颇有不同，如何处理，争议较大，亟待统一。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在目前司法实务中的突出表现是虚假债务满天飞。在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往往提供出自一方当事人亲友的“白条”，要求确认为共同债务。从常理上讲，夫妻对外举债一般都是以亲友为主，且形式简单，证据很难留存，而在离婚案件中，亲友往往旗帜鲜明地站在关系近的一边，既是证人又是利害关系人，因此对于该类债务性质的认定非常困难。对于债务去向的证明，当事人往往也只有口头说明，除购买不动产等大项支出外，鲜有完整证据提交，因此，法官往往以证据不足将很多债务将被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实践中还有恶意诉讼的情况，即夫或妻一方先凭借据由债权人诉至法院，在该债务案件的审理中，债权人主张债务成立，债务人并不否认，双方并无争议，由此法院出具判决书或调解书对该债权予以认定。一旦债务案件的判决或调解书生效，当事人便再以生效的裁判文书到离婚案件中主张配偶承担一定数额的返还之责。意图通过生效法律文书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铁证”。对在先判决效力的认定，对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是一个考验。

二、对策与建议

（一）高度重视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

作为民事审判法官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的婚姻家庭纠纷早已非昔日情景，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成果以及主流社会思想的影响。婚姻家庭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各类法律规范以及司法政策对审理该类案件规定的越来越细，婚姻家庭案件已不再是难断的“家务事”，但这对于民事审判法官的职业化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仅仅熟悉一门婚姻法是远远不够的。物权法、合同法在婚姻家庭案件中的适用也越来越广泛，当事人恶意制造虚假债务，如何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分析把握，婚姻案件如何处理得圆满妥当，不仅要求民事法官有高深的法律素养，更要懂得诉讼心理，掌握诉讼技巧。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矛盾不仅影响一个小家庭的离合聚散，影响小社区、大社会的和谐，更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产生一生的影响，所以，法官应本着对社会、对当事人高度的责任心来进行案件的审理。

（二）举证难处理对策及建议

1.加大司法宣传力度，教育公民发生家庭纠纷时及时收集证据，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教育公民在产生家庭纠纷时可以及时咨询专业律师，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当事人不应拘泥于封建保守的思想，或是怕发生了更大的矛盾。因为等到矛盾激烈的时候，也可能就没有机会收集证据了。能协商解决的便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协商过程中双方对事实方面的陈述有时也可以作为比较重要的证据。每一种纠纷、每一次都可以采取一种固定证据的方法。这样到最后如果能继续共同生活，可以将证据隐藏或者销毁。如果对簿公堂便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当然，使用此种方法收集证据一定注意保密，如果被对方发现很可能使矛盾更加激化。

2.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

民事案件审理中举证责任一般为“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婚姻家庭案件中，有时穷尽了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也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很多的事实法庭无法采信，使得很多名存实亡的婚姻得以延续，也加深了当事人的痛苦，这显然是违反公平正义违反公序良俗的。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严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很难查清事实，这就需要我们民事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案情对举证责任予以合理分配，如一方所列举的间接证据足以达到可以推定事实存在时，对方否认的应责令其举证行为或者事实不存在。如不能证明行为不存在，应推定受害人所述事实成立。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更容易查明案件事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处理彩礼返还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法制宣传、强化公民法律意识。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对广大群众进行婚姻法等基本法律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宣传，逐步消除农村婚约缔结活动中的陈规陋习，增强群众结婚登记的自觉性。

2.对返还彩礼的数额不能机械简单地确定，彩礼的范围、数额、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等方面，都可以参考当地的风俗习惯，综合认定。对于未办理登记但同居时间较长的，一方解除婚约的负有主要过错，均应作为认定返还彩礼数额的重要因素予以考虑。

3.借助各种力量，加大调解力度。对此类案件，应当在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加大调解的力度。必要时可通知双方的家人参与调解，还可以借助人民调解组织或者邀请陪审员参与调解。

4.谨慎行使裁判权。考虑农村婚约财产纠纷的特点，在久调无果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当地的婚约习俗以及个案的实际作出判决，力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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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额诉讼程序概述

( 一) 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界定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但目前理论学界对于小额诉讼却没有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同的定义。域外学者结合理论基础与司法实践的方式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着手研究，大至概括为下列两点: 其一: 小额诉讼程序，就是通过便捷化的程序使普通民众可以获得具有保障性的法律服务。其二: 小额诉讼程序是能够让案件双方主体在法律规定的标的额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请求而启动的一种程序。

在我国，学者们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定义界定也是众说纷纭。我国学者基本上认同小额诉讼程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基本等同于简易程序，但是狭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与其他程序相区别的、更加简单方便地处理数额较小的纠纷所开展的诉讼活动及其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目前对于小额诉讼程序概念的具体界定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张茂从小额诉讼程序启动条件上分析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为简单的普通的群众向法院提出的在法定数额的标准下可以请求适用的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王亚新从程序作用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程序，是指经由程序的灵活运用，使得一般的国民可以获得具有保障的一种法律服务。杨涵潇通过差异对比的方式，认为: 该项程序，是在和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对比的条件下，仅仅在法律规定的标的额在一定数量或者范围以下的标准或有其他的特殊情况所启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从概念上分析各有各的差异，但是总体含有下列几个相似点: 其一，符合该程序案件的标的金额都较小; 其二，该诉讼程序更为便捷、简单; 其三，它们的价值追求都是共同的，即程序与实体的公正。综上所述，本文所分析的即为狭义的区别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即: 在县级法院或特殊的小额法院适用比普通或者简易程序更加简单的程序，审理数额较小的案件所开展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与这些相关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和。

( 二)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

作为特殊的具有针对性的诉讼程序，该项程序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相比主要有以下区别: ( 1)简单与灵活并存: 小额诉讼案件性质较为简单，为迅速地处理问题，其审判方式更加灵活、简便。法官可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自由选择审判程序，如对案件事实清楚的小额纠纷可以直接进入法庭辩论环节，或者将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交替进行。( 2) 调解和审判相结合: 小额诉讼程序通常以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方式贯穿全程。法官直接主动引导双方进行协商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条件下达成调解，解决纠纷，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还可以减少案件双方的诉讼压力、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关系。( 3)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该程序能够机动灵活地运用。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法官可以采取自主的方式推动案件审理的进程，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4) 一审终审: 小额诉讼采取一审终审制，被告无反诉权。一审终审制有利有弊，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原告或者被告的上诉权，但同时也保障了小额诉讼判决结果的确定性，确定的判决结果可防止滥诉缠讼的发生。我国相关法律也通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我国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

( 三) 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

小额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功能。

1. 提高司法效率。司法效率是指法律资源的投入与办结案件数量及质量三者的比例关系。它的目的就是以消耗最少的法律资源，可以最大化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民众的合法利益。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都存在成本高、耗费时间长等问题，小额诉讼程序却是在寻求正义和效率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小额诉讼程序简单、快捷、灵活，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变动，这些都极大地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 另一方面，该项程序也注重调解的强大功能，案件双方以调解的方法友好地处理问题，不仅能够降低所需承担的相关费用，而且最后的结果也易于实现，最终能够妥善解决纠纷。

2. 服务社会大众。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目的从案件双方的角度来说，是以其简单、快速、高效的方法提供一种区别于其他诉讼程序的法律救济方式，民众能够近距离地接近法律救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合法权益的保护。它能够减少案件处理的冲突性、减少法律的适用的专业性，使案件双方愿意亲自参加诉讼，促进纠纷的快捷解决。小额诉讼程序主要适用于各项法律关系清晰、争议较小的、金额较少的经济纠纷，能够尽可能地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种最便捷的法律服务，同时保障双方的利益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实现法律服务的大众化。

3. 完善诉讼程序。从一定程度上看，简易程序只是减少了普通程序的部分内容，与其并没有明显区别。在司法过程中，很多案件都是通过简易程序处理的，但是我国相关法律中关于它的条款过于抽象和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案件双方的预期利益无法得到实现。但小额诉讼程序非但能够解决费用高昂、耗费时间长等问题，还能够大幅度地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能够为案件双方提供快捷、方便的法律服务，同时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小额诉讼程序是对其他诉讼程序的一种特殊完善，能够弥补漏洞，是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补充和完善。

二、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现状及问题分析

( 一) 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现状

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专门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规定了其适用于案件事实简单、相关法律关系清楚，且标的金额较小的金钱给付纠纷; 标的额的适用标准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且适用一审终审等。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 年2 月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对该程序作了进一步细化，用十几个条文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进行了法律适用上的细化，就审级制度、数额的确定、举证时间限制、法院管辖、程序之间的转换、裁判文书的简化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明确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小额诉讼可以适用的范围，排除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范围。另外，规定了在适用该程序中举证时间的限定以及答辩方面的内容。该司法解释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其举证时间限制由法院来予以决定，也可由原被告双方互相讨论并且需要法院的许可来最终确定，一般情况下时间最长为七日。原被告双方明确表示放弃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间的权利的，法院可以按照诉讼程序立即进行审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的转化适用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280 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出现了其他问题不再适用该程序继续进行审理的，应该由人民法院确定重新适用何种程序进行审理。 在此，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小额诉讼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普通诉讼程序，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当出现特殊情况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然后根据需要，再由普通讼程序进行审理。另外，还规定了案件双方主体的程序适用异议权，如果双方对适用该程序审理纠纷持有异议，必须在开庭前予以表示，由人民法院来决定是否更改程序进行审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书可以进行简单化，即允许只记载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法律请求、裁判结果等内容。

( 二) 对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小额诉讼程序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开始，到全国90 个县级法院迅速进行了试点工作，直到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新增加了对该项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标志着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的正式建立。随着小额诉讼程序不断发展，在解决小额纠纷案件、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我国该项程序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问题。

1. 程序结构关系不明确

小额诉讼程序规定在简易程序之下，看似是该程序下的一个子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特殊运行规则。

从适用条件看，事实清晰、相关法律关系明确、争议较小，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判断标准有重叠的可能。在实务中，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审判效率的降低。原因之一就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法律体例上，以章节的方式规定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并未明确确定小额诉讼程序，仅仅在简易程序一章中有条文指出专门适用该程序审理小额纠纷案件。这一条文模糊了两个程序之间的差异。简易程序适用于案情清楚的民事案件，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应当是争议标的金额不大、案件简单的。争议标的金额不大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不容忽视。若没有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地位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能够取得的社会效益。

2. 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的缺乏

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是指案件双方主体能够自己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是否适用该程序开展审理的权利。依据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凡是符合数额要求的必须适用该程序进行审理，这应属自动( 强制) 适用，其中对于案件双方主体的程序选择权并未作出详细规定，当事人在启动审判程序时只能接受法院的安排，明显缺乏程序选择权。

该规定更多是从法院的角度出发，是为了缓解司法资源的紧张，但小额诉讼程序的目的本应该是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讼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案件双方在开庭前可以对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看似当事人享有异议权，但异议的审查主体依然是法院，法院仍然握有程序适用的主导权，与当事人享有程序选择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时这项规定也完全排除了标的额的数量超出现有法律条文中的标准但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该诉讼程序的情形，不利于诉讼价值的充分实现。

3. 救济程序不明确

按照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不得上诉。而仅有的救济途径为再审程序。而再审程序在诉讼中属于一种不经常适用的程序，大部分纠纷案件是不会、也不应当启动再审程序的，再者说再审程序具有严格的启动要求，如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书的审查期限就长达三个月。小额诉讼程序能够简单、快速地处理小额纠纷，但是救济途径的不完善导致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漏洞。

4. 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

在启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案件金额大小的适用。若案件的标的额过大, 有的当事人为了能够适用该程序，会将相关请求标的进行恶意拆分，将原本可以适用其他诉讼程序的案件，变为多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再者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定小额诉讼程序的主体，该程序因其诉讼成本低、效率高等特点有可能成为企业、物业公司或者银行的讨债程序。这都不利于该程序的正确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具有诉讼成本低、快捷、高效等特点，能够促进司法更好地服务大众，因此，也容易引发当事人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欲望，从而导致一些原来可能私下调解的问题也进入民事诉讼的轨道，导致滥诉现象的发生。这不仅导致诉讼数量的大量增加，加剧司法资源的紧张，而且扭曲了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价值。

三、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对策

为了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 一) 确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小额诉讼程序置于简易程序之中，作为简易程序之下的一个程序，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容易忽略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导致不能达到诉讼效益最大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小额纠纷也随之不断增长，为满足大量的诉讼需求，也为使小额纠纷的当事人愿意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快捷高效地获得民事纷争的解决，应当按照纠纷类型与诉讼程序相适应的原理，设立与小额纠纷相配套的完善的小额诉讼程序体系。英美等国的该程序是治安法庭适用的非混合、非正式的; 德国也有区别于普通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 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是区别于其他两种诉讼程序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 韩国则建立了一种独立于其他程序的诉讼程序。从域外国家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来看，将程序独立于普通诉讼程序之外，对其确定明确、单独的法律程序是大部分国家的立法模式。该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一些规定看似具有相似性，但它并不是它的附属程序，也不是它的分支程序，具有单独性、完整性。因此，我国有必要在今后设立独立完整的小额诉讼程序，优化程序设计，明确内部流程，最大程度地实现其法律价值，切实减轻案件双方的诉讼压力，真正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 二) 设置调解为前置程序

在小额诉讼程序设计中应当将调解设置为一个重要步骤，明确规定调解的法律地位，规定法官在审判前应当依职权主动引导、规劝当事人达成和解。并且调解前置只是要求在适用诉讼程序处理纠纷前应当先对当事人展开调解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工作的结束，它还应贯穿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调解作为小额诉讼的前置程序不仅能够减轻审判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还能有效促进社会关系的愈合。

( 三) 赋予当事人程序自由选择权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对于它的硬性规定有益于保障实施，但是规定的内容过于死板，偏重于从法院的角度出发考虑相关问题，过于强调程序的简便与效率，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实质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当事人作为权利的主张者，对于如何减轻自己的诉讼负担，适用何种程序更能实现诉讼效益，有切实的考量。例如，美国的州法律都通过法条规定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适用何种程序来解决民事纠纷。

对于适用何种诉讼程序，应该着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给予其选择权。该项选择权主要表现在下列两点: 一是标的额符合固有标准的，案件双方能够选择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二是案件的标的额超出固有法律标准的，案件双方能够协商一致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应当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诉讼理念与价值追求，更能够提高效率促进正义的完美实现。

( 四) 严格限制小额诉权的行使

小额诉讼具有门槛低、成本小、效率高等特点，但这也易导致滥诉现象的频频发生。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提高司法效率，有必要对小额诉讼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严格限制小额诉权适用的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 ( 1) 审查+ 处罚。法院在立案阶段应该严格审查当事人的诉讼标的额，超出标准的，若其承诺对该诉讼涉案金额之外的金额不再另行起诉的可予以准许。同时应对恶意滥诉行为予以相应的处罚。( 2) 对在一定时期内提起小额诉讼的次数限定一个范围。由于案件双方的主体情况不同，所以次数标准也应区别对待。我国可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具体的次数应该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同时参考国外相关经验予以确定，而后再根据实践和需要进行调整。( 3) 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约束和规制恶意提起小额诉讼的行为。强化当事人对小额诉权行使的内心约束。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强调诚实信用，也是贯彻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

( 五) 规范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方式

小额诉讼程序以高效、便捷、低廉为目标，同时公平与正义也是立法指导思想，所以案件双方的程序救济权也必须成为立法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但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该程序只进行一次审理，审结完毕后不再审，在某种意义上说限制了案件双方的上诉权，缺乏救济途径。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如英国的动议制度、美国和英国的特殊上诉制度、日本的裁判异议制度等。因此在该项程序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关注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费用以及裁判公正等各方面情况，同时设置有限的二审程序，比如对上诉具体要求进行限定，事实认定错误就不应该属于其范围，但应该规定因为违法事项或者法律适用错误时允许上诉等。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案件双方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裁判，如果认为确实存在问题的，能够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可见，对于申请此类案件的再审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但如果对此类案件的再审审查和一般民事案件的再审审查程序要求一致，则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违背了小额诉讼的立法目的。因此，对于申请再审的流程，应该确定统一的操作规范，比如明确规定一律向一审法院申请或者设定移送环节，即一方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的，另一方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的，原审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上一级法院合并审查。在考虑依据民事纠纷性质与特点的基础上，适当简化案件的再审审查程序，如在法定事由方面进行适当限制，仅保留有新证据或伪造了主要证据、适用法律错误、非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等重大情况，排除其他一些程序性事由; 适当简化审查程序，如允许一名法官独任审查等，从而更好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

篇10

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规范，刑事案件应以民商法律判断和认定为准，否则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有的学者认为，对于表面上是一个正常商业往来的民事行为，但实质是犯罪嫌疑人的诈骗犯罪行为，是其犯罪构成中的一部分，故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法律是最强烈性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必然同时损害国家利益，其合同在民事审理当然应认定无效。

笔者认为，该类合同效力不能简单地根据民事法律规范来进行判断和认定，应分为两大类分别处理。

第一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例如，当事人仅仅是在签约过程中存在行贿受贿行为，只要贿赂行为不足以构成恶意串通的，不合同效力。但行为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委托人或国家利益的合同，仍应认定为无效，委托人和第三人的的损失应按《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06条处理。例如单位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挪着他用，应由单位承担合同责任。

第二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重合。行为人无权，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而合同的并非委托人之意思。针对这种情况，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表见，善意第三人提起合同之诉，确认合同有效外，应一律认定合同无效。如果“本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对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给予追认的，人民法院也必须依职权认定犯罪行为人同第三人所签合同无效，本人愿意替犯罪行为人赔偿损失的，应当允许。

一、关于表见与犯罪的

第一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学界和实务界没有争议。第二类合同可能会涉及到表见，表见与犯罪能否同时成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上对这类合同作进一步分柝。

（1）、表见的构成要件。表见的三个构成要件： 一是无权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无权人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有权的客观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所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人相信人所进行的行为属于权限内的行为。第二，相对人并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权。一般而言，之相对人应对人有无权加以慎重地审查。如相对人因轻信人有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资格或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权，不能成立表见，即本人对此不负授权人的责任。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呢？应当综合考虑法律行为发生的原因、条件、环境因素、行为人的职业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对假象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予以认定。

举一实例，让我们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权的客观表象”“相对人善意无过错” 是如何判断认识的？

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荣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实际收回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权的客观表象。

庐州信用社首次对东方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对东方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时抵押物存在是由于明显地权利瑕疵。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公司在其处的借款利息，这不仅违返了《贷款通则》第25条关于“不得发贷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庐州信用社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因此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见权问题上，相对人庐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表见制度关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无权行为不能构成表见（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

（2）、非法占有之目的。表见中人与本人之间事实上并无委托与受委托的关系，其本质上属无权，但人是为了被人的利益而积极的活动，并不为自已谋利，收到的款物都交于本人；而诈骗犯罪是假借为被人谋利实际上为已。二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欺诈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诈骗犯罪和民法上的欺诈行为都要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使相对人在认识上发生错误，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人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是区分民法上的欺诈和诈骗罪之根本。三是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行为人不是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其法律效果亦不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效力意思，而是由公法（刑法）直接规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表见与犯罪一般不可能同时成立。但具体个案中可能会出现行为人的行为一方面构成表见，另一方面又构成犯罪，这样的判例也不鲜见。如何认识？司法实践中又如何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关于第二类情形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

刑事审理对第一类民事合同并无影响，应当平行审理。第二类属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确立了“先刑后民” 的审判原则。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是“先刑后民” 还是 “先民后刑”，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

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一味坚持“先刑后民”原则，作法是十分极端的，可能严重使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岂不永远不能解决？在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止民事诉讼审理，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向侦查机关移送，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不做答复、或者几年后告知法院决定立案或不予立案，一味地强调中止民商事纠纷等待刑事案审判结果，实际上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无限期地搁置。这使民事诉讼长期受制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在一些民事纠纷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相，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应当先对民事部分作出判决。

因此，笔者认为实行“先刑后民”有一个条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先刑后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应平行审理。

三、犯罪行为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