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资源的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资源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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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同地域条件的影响，不同乡镇地域的经济运行情况各不相同，其间存在明显差异。而同一地域内的乡镇经济则会供应类型相同的公共产品，并处于相同的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以及土地开发政策下。乡镇是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地域性很显著，这为乡镇经济的运行区域化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分析乡镇经济区域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⑴农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也出现了工业部门，促进了乡镇经济结构的变革，也增强了乡镇的综合经济实力。乡镇经济凭借地方的资源优势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⑵对农村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促进了当地特色经济的形成，还缩小了乡镇之间的区域差异，促进了乡镇经济的区域化，凸显了乡镇经济的相对独立性。现在大部分的乡镇都采取了“资源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比如，平原地区的乡镇发展粮食作物，山区的乡镇发展经济林木和果实，水乡城镇发展渔业，矿产丰富的乡镇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乡镇之间的自然资源差异和地域差异，不仅促使乡镇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摸索最佳的经济发展体制；还有利于乡镇企业清楚认识自身，并在立足自身特色的前提下，结合所处整体经济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筹划，为乡镇经济的区域化发展提供动力。⑶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乡镇经济的整体性发展虽然是在农村，但是各地政阿府仍然要遵循分级管理的体制，实行一种相对独立的财政。乡镇政府需要承担起基本建设投资支出、支农支出和各项事业费用的支出。乡镇府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决策结构和管理机构。乡镇政府可以独立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并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以便对当地的经济活动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以便更好地对管辖地域与其他乡镇间的经济关系加以协调。从政治层面看，乡镇经济具有了区别其他地域的政策差异。

二、乡镇经济区域运行的基本特征

乡镇经济的区域化运行呈现出以下特征：1.农业的主体性乡镇是我国最古老的行政单位，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农业，比如工业和服务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乡镇经济仍是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势。因为，一方面，因为农业从业人员在乡镇企业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农村工业重点主要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所以农村工业化依然要依靠农业。2.由于受到地域范围限制，乡镇经济在发展所需物资方面存在明显缺陷，技术比较落后，工业行业相对更为单一，在乡镇经济中无法培育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再加上乡镇政府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都缺乏，导致乡镇工业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是简单加工，产品的技术含量非常低。3.资源供应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资源供求是相对于乡镇经济发展的目标来说的，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这个“缺口”指的是实现乡镇经济发展目标的各种资源力量和乡镇经济本身的资源力量之间的差额，如果差额比较大，那么资源供应就会严重不足。在乡镇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资源的供应不足主要体现在资金不足、财政补贴不足和技术含量不高。其中，资金缺口主要表现为乡镇经济运行中缺乏资金，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乡镇的地域狭小。经济实力和综合能力有限，提供给社会的总体资本也很小。二、乡镇经济中，农业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农业的收益很低，劳动生产率也很低，所以农业带来的收益也就很少。对于大部分的乡镇来说，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设备少，资金短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很快就会被淘汰。三、乡镇企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投资融资体系。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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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

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和能发挥的作用，它是会计的客观内涵。会计职能是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会计的要求密切相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会计职能也将不断增多。我国会计职能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受马克思关于“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论述的影响，对会计职能基本倾向于“核算”和“监督”两大职能。到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从“一职能说”、“二职能说”直到“八职能说”以至“全职能说”并存的局面。但这些研究始终以马克思对簿记的论述为基础进行，没有考虑会计实践的发展，因此不利于会计理论结构内容的完善。

从现代会计发展趋势来看，会计的职能应总结为“反映”和“管理”两大职能比较合适。反映职能是指将会计信息向使用者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披露；管理职能是指会计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预测、决策、控制、分析等。会计反映职能和管理职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反映职能是管理职能的基础，为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服务，管理职能是会计的固有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实践证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越高，对会计与管理结合的要求也越高，会计管理职能也就发挥得越充分。不同会计人员由于其岗位责职不同，一般地应分别发挥不同的职能，这就为监事会和会计委派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2财务会计的工作要求--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工作总的目的性要求，它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往往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会计目标和会计职能的内在联系，西方会计学界强调会计目标，我国会计学界则强调会计职能，这是由于对财务会计体系运行的目的不同造成的，是期望达到主观要求还是发挥客观功能。目前会计界普遍接受会计目标的概念，但不同学派对会计目标的理解也有不同。如“决策有用性学派”认为，会计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经济责任学派”则认为，会计目标是反映和报告受托经济责任及其履行情况。我国会计准则中会计目标的定义是：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外部投资者以及内部管理部门提供会计信息。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用决策有用性观点，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原因在于，财务会计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应具有前瞻性，应该从长远观点出发，以确保其框架的稳定和适用。

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同的国家和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是不同的。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表述为：相关性与重要性、形式与实质、可靠性、避免偏向性、可比性、一贯性、可理解性。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强调相关性和可靠性。笔者认为，既然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相关性、可靠性和一贯性。相关性是决策有用性的最重要质量特征，能保证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的是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可靠性能保证信息使用者获得可靠的信息，避免虚假和误导，以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一贯性能使信息具有可比性，保证多个会计数据具有相同的基础。

3财务会计的技术规范--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财务会计进行业务处理提出的规范要求和判断标准，是财务会计的一种技术规范。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工作经验的抽象和总结，它又反过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践，为会计人员处理具体业务提供操作规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会计准则不仅是技术标准，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带有经济性和政治性。美国的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由会计学界开始明确提出会计准则的概念，为行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国际会计协调确立依据。我国的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基本准则对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准则就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业务和特殊行业的会计核算作出了规定。

4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按照经济特性对经济业务内容进行分类的项目，它是财务会计具体内容的基本分类。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经济管理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不同国家的会计要素项目是不同的。会计要素的划分应充分考虑项目内容的基本特征，即项目的同质性、独立性和系统性。这是因为只有根据同型内容和同质特征进行分类才能够对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进行有效的分类核算；而各会计要素在其本质特征上又应该区别于其他会计要素，这样才有其独立设置的意义；同时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应存在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能充分体现会计等式的内在联系。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特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分为六项，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其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为静态要素（又称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为动态要素（又称利润表要素）。只有明确规定了会计要素的内容，才能规范会计实务，会计人员才可能在极其复杂的会计实务中得心应手地进行业务处理。

5财务会计的会计毕业论文社会背景--会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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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学 国家 干预经济

自古以来国家的权力结构，都是被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尊重和服从，并在一定程度上伴有合法的暴力，这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特点之一。国家权力存在一定的扩张性和弹性，所以国家权力的界限都并不是明确的。通常国家权力的扩张方向都是向私权延伸，总要吞没与其相抗衡的柔弱的市民社会。

一、经济法规制国家干预经济职能的必然性

不同的人对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有些人往往认为法律的意义在于限制自由，然而恰恰相反保护和扩大自由才是法律的意义所在。对于具体经济关系中的自由，是指市场主体间自主意志是互相尊重的，市场主体意志和行为是协调统一的，这也表示政府管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缩小。但是，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却常常会产生一些反市场、反竞争的因素，并且靠市场自身的力量难以扭转和解决，那么自然而然的市民社会也就无法保障和实现自身的公平理想了。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从公平的角度着眼，而对偏离了良性健康发展方向的市场轨迹进行矫正，从而保障了市场的持续发展。所以，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也可以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从彼此相克制的状态转向彼此相依存的状态，最终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调和的理念。经济法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其体现了国家通过运用法律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二、经济立法规制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前景

市场与国家二者是各有利弊，但在社会中二者表现出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相互依存却也是客观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所发挥的作用不单单是把它们分割开来，而使从它们基本矛盾出发进行协调。

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不但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可以瓦解一个社会的秩序；那么同样的，政府干预也是存在两面性，好的一方面是它能够促进市场运作的正规化、合理化、平衡分配，但它也能够阻碍市场的运作、抑制经济发展、压迫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公共政策干预存在的必然性在于市场存在无序的特点。想象一下由众很多个体构成的自由市场，如果不受政府或者社会的干预，那么这些个体就是在同一起点下进行纯粹的自由竞争。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经历都有所不同，所以在市场竞争中每个人取得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那么正是这种差异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而形成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对社会带来各种压力。所以说纯粹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发展是一种有毁灭自身倾向的，外界力量的存在和干预可以说是它的生存的条件和基础。

那么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过程中，社会关系会发生一些改变，怎样才能够合理的调整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呢？因为传统法律部门受到国家权利的重重限制，所以还不能做到兼顾国家与市场二者的共同发展。所谓经济法简单来说，就是适应经济性和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那么经济法如果要实现对市场的私权国家公权的双重约束，就必然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在民商关系中对私人权利的限制。传统民商秩序中人们的权利义务机制是以平等自愿为大前提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的情况，即不存在侵权的情况，通常采用假定自我权利或者是对对方义务评定而起到的对对方约束的作用，但最终还是要以对方自愿接受为准。这种约定俗成的秩序如果是在经济力平衡的民商之间，不言而喻是可以起到作用的，但如果是在经济力失衡的民商之间，就常会出现其中一方强迫对方接受条件而违背了平等自愿的原则，从而打破了权利义务的平衡机制。私权滥用违反了侵权行为法规范、合同法规范，要对其进行相应的侵权处置，在借助国家裁判机制进行对侵权行为做出处置时，缺点就是程序非常繁琐复杂且费用很高，并且通常被侵害人的能力有限无法和侵害者抗衡。这种死权滥用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要想改善这一现状必须设定一个公共机构专门行使对私权的的监控和制约，从而降低了私权保护的成本。

二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的限制，限制国家权力主要是为了保证资源分配的规范有性和合理性，防止国家权力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4]。国家干预市场的核心是运用权力在配置经济资源过程中使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想最终实现权力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就务必要确保其在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同时这也就是国家干预合理的客观反映。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反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国家权力科学规范地分配，使社会经济需求的分配比例合理化，对国家权力的分配要以社会需求为前提；另一方面因为国家经济权力在资源配置中有主导性和扩张性的特点，所以为了防止对私权利的无度侵害，应对经济权力进行严格的定格定位。

三、结束语

经济法以约束市场私权和国家公权的过渡膨胀为自身立论的基础，但国家职能标准的界定却不是单一的简单的，应对国家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审视，对国家行动的道德基础进行审视，也就是说看行动是否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要。具体而言，其是否契合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否有力保障了本国社会自身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石东坡.加入WTO与地方经济行政法制化问题研究[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2，（02）.

[2]李昌麒，李永成.科学发展观与政府角色定位的经济法思考[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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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　披露模式　重新构建

一、会计信息披露模式重新构建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已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以知识驱动为基本特征的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从产业结构看，知识产业将是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而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知识和信息将取代资本而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会计信息是经济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和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会计信息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知识更新节奏逐渐加快、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会计信息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会计信息呈现多样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领域。如电子商务会计理论、公共关系会计理论、政府监管会计理论、行为会计理论、环境会计理论等新领域，这些众多新的会计领域使会计信息呈现多样化特征。在知识经济时代，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也在日益增多，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会计信息需求，客观上促使不同会计信息的产生。二是会计信息时效性增强。知识经济的特点是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加快，信息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处于知识经济下的会计信息受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计信息的有效期在逐渐缩短。一项会计信息很容易就被另一项会计信息所取代，会计信息的无形损耗显著加快。三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更高。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效益，会计信息使用者将更重视会计信息的质量，因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带来超水平收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收益性也将更加关注，要求会计信息提供者在加工信息时就应考虑会计信息使用者如何利用这一信息增加收益。以提高通用会计信息为主的财务会计报告也由于私益性信息(私益性信息是指信息应根据某些特定群体的需要来配置信息资源，而不是将信息作为纯粹的社会公共产品来配置信息资源)的制约，其质量也将显著提高。四是会计信息更注重相关性。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是建立在相关性与可靠性基础之上的，构成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特性是相关性和可靠性。会计信息一直存在着相关性和可靠性的矛盾，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信息有用性特性更偏向于可靠性；在经济知识下，由于存在更多不确定因素，会计信息有用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关系更密切。随着会计信息更新的加快，可靠性与相关性的矛盾更加突出，在不能同时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时，人们更需要的是能够提供与未来经济利益更相关的信息。因为只有相关性高的会计信息，才能对信息使用者更具有有用性，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需求。

二、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问题分析

由于知识经济环境对会计信息的冲击，传统的财务会计报告已不能充分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无法满足会计信息不同使用者的不同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复杂，与企业组织相关的利益主体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除了直接投资者、债权人外，还出现了大量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包括政府部门、顾客、合作伙伴、社会部门等。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提出了与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完全不同的新需求，传统工业经济下会计信息使用者注重的是企业财务信息，而在知识经济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仅要求披露财务信息、定量信息及确定性信息，还要求更多地披露非财务信息、确定性信息及不确定性信息。会计信息使用者要求拓展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在会计信息的质量上强调信息的相关性、一致性与及时性。其次，无法满足会计信息的时效性需求。信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时效性，企业必须快速、及时地获得会计信息，以便迅速作出决策。这就要求会计信息更加灵敏、准确、及时。传统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周期、时限过长，无法达到会计信息使用者所要求的及时性标准。如企业的年度会计信息要在年度末四个月内才能披露，而中期财务报告信息要在中期结束后两个月内才能披露。在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社会，如此长的时间企业的财务状况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较长的报告周期为企业进行各种幕后交易创造了时间条件，如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现象一般发生在年底编制报表前。依据过时的、经过调整的会计信息作决策。成功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再次，无法满足对非货币性会计信息的需求。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力资源、无形资产、数字资产、金融衍生工具等信息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这些因素无法用货币形式进行描述，所以无法在财务报告中列示。由于现有会计报表主要是反映以货币计量的历史成本数据，在会计报表中绝大多数是有形资产的信息，而对大量无形资产的信息无法体现，从而大大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知识经济下，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企业对环境影响和知识资源等这些非货币性会计信息，必须在会计报告中进行披露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最后，无法满足对前瞻性会计信息的需求。传统收益表是建立在传统会计收益概念和收入费用观基础之上的财务业绩报告形式，它在物价基本稳定、市场经济活动单一、外部风险较低的经济环境下是适当的，能基本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收益。但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历史成本为计量模式的传统收益表缺乏相关性，如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但其财务报告会计信息在危机之前仍显示“良好”的经营业绩。许多会计信息使用者认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缺乏前瞻性、预测性的会计信息，不仅未能为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甚至还误导了会计信息使用者，使其判断失误而做出错误决策。

三、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构建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我国传统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不能满足会计信息的需求，不能反映企业整体经济状况，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现行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应当变革，必须重新构建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下，从空间范围看应建立起经济主体“虚”、“实”两个空间结构的会计信息披露，即以实体财务报告为载体披露企业会计信息和以网络为载体披露企业会计信息。从时间构成看应建立起三重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即对历史会计信息的披露、对现时会计信息的披露和对未来会计信息披露相结合的会计信息披露。知识经济下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应该是空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相结合的披露模式，这种模式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展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相关性、前瞻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一)以财务报告为载体对会计信息披露 财务报告形式披露会计信息是针对企业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如企业股东、债权人、顾客、政府部门和主要合作伙伴等。这些人与企业经济关系联系紧密，需要对企业经济状况进行全面了解，每年企业财务报告需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呈递给企业股东，使其能够及时关注企业发展状况；企业需要向债权人提供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的财务报告；企业与其

主要的顾客、合作伙伴发生经济关系也需要提供财务报告；政府部门作为经济宏观调控部门也需要企业提供财务报告，以随时了解经济发展状况。企业提供的财务报告的质量决定了这些主要相关利益人的经济利益。知识经济下这些主要利益关系人与企业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更高。作为会计信息载体的财务报告也要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对会计信息的披露应该更全面、及时、相关。这就要求企业应以时间维度进行会计信息披露：一是会计信息披露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即披露企业过去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货币性信息和非货币信息、定量信息和定性信息、完成财务责任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主要包括企业经济资源构成、消耗以及对企业经济资源要求权和企业人力资源构成及使用情况；企业经营是否符合国家政策以及企业产品对环境影响情况；企业在支持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方面所做的贡献情况；企业过去经营所处的宏观环境、物价水平和企业的生命周期情况等；二是会计信息披露是对企业实时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货币和非货币信息、定量和定性信息、对企业完成财务责任和履行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实时披露。主要包括依据市场价值披露企业目前经济资源情况，对市值发生较大变动的经济资源应该单独进行披露；当前国家政策、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发生变化的情况以及对企业产生影响情况进行披露；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物价水平和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情况进行披露等。三是信息披露是对影响企业发展状况的潜在信息进行披露。企业未来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货币与非货币信息、定量与定性会计信息以及未来将要完成的财务责任和履行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主要包括未来企业经济资源增值、构成情况和企业财务各项指标有望达到的标准进行预测性披露；未来企业发展方向、支持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贡献情况进行预测性披露；未来企业将要面临的宏观环境、物价水平和所处生命周期进行预测性披露。这三重披露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作出的披露，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能够反映企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资源整体状况。其信息披露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各个信息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会计信息据以作出决策，只有构建成这样三位一体的会计信息披露才能与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二)以网络为载体对会计信息披露 网络技术是知识经济时展的产物，同时网络也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以网络为载体披露会计信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知识经济下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人越来越多，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人的构成也越来越复杂化，企业的财务报告不可能及时递交到每个利益相关人，同时由于空间上的差距，财务报告的传递性也受到限制。网络传递信息的快速性和广泛性可以解决以财务报告为载体传递会计信息的局限性。在传统工业经济下，由于会计信息传递的局限性，广大的非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及广大的中小投资者不能及时获得企业相关的会计信息。这些利益相关人依据不充分甚至过时的会计信息作决策，难免会作出错误的决策，对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使企业利益相关人能够获取充分、及时和相关的会计信息，需要极大地利用网络技术的手段，借助网络来传递企业会计信息。为此，就需要建立完善的以网络为载体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以网络为载体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同样要能够反映企业过去、现时和未来的会计信息状况。首先，建立企业基础数据库。在知识经济下每个企业都应建立本企业的基础数据库，凡是能够反映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数据都应存储在企业数据库系统中，基础数据库系统的数据主要由企业会计、统计等信息部门统计提供，同时应由企业管理部门负责监督。企业的数据库系统要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整体经济资源状况，为保证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的数据库系统的数据质量，可以让注册会计师作为外部监督人，对企业数据库系统进行定期的审核与监督。其次，及时更新企业基础数据库。知识经济下会计信息的更新在不断加快，企业会计、统计等信息部门应该及时更新企业的基础数据库系统。对企业发生的有关会计信息、企业重大会计信息及时输入企业数据库系统，并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事项的信息进行特别说明。企业管理部门应该作为内部监督人监督会计信息的及时更新，注册会计师也应该从企业外部来监督企业会计信息更新的及时性。最后，依据企业数据库生成会计信息使用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将企业基础数据库系统数据生成用户数据库，并定期生成简化会计报告披露给信息使用者，这样信息使用者就拥有了两种选择：对那些不习惯根据企业会计信息作决策和那些不具备太多会计专业知识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或者只希望了解企业的一些基本财务数据和情况的信息使用者，可以选择简化报告和企业临时披露的重大事件公告作为其决策的参考；而对那些不满足于简化报告并希望了解企业更多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尤其是社会咨询机构、专业投资者和债权人，可以选择接受由企业所传递的实时数据信息或直接进入到企业的用户数据库中，选择和自行加工对自己决策有用的各类会计信息，包括企业过去业绩的会计信息、企业现时的会计信息和企业预测性会计信息。这些会计信息视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来生成和加工。

四、会计信息披露模式重新构建的特点与难点

以财务报告为载体的会计信息披露和网络为载体的会计信息披露两者是相互补充的，财务报告的特定用户可以利用网络获得自己所需的会计信息，而以网络为主要平台获取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也可以从企业财务报告中获取自己所需的会计信息，这两种载体会计信息披露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知识经济下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这种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会计信息。这种空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相结合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使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更全面。由于多维度、多层次的披露，企业的会计信息能够避免传统会计信息披露只披露企业一些主要会计信息的局限性。二是能够及时反映企业会计信息。这种会计信息披露模式适应了知识经济下会计信息快速变化的趋势，能够使企业决策者、投资者、债权人、政府部门等企业相关利益人及时了解企业发展状况，掌握企业发展变化的经济环境，更好地为企业相关利益人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服务。三是能够满足各层次的信息需求者。知识经济下企业相关利益人层次构成不同，对企业会计信息需求也不可能相同。传统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不可能兼顾各个层次的会计信息需求者，这种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优越性在于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获取适合于自己需要的会计信息。四是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前瞻性的需求。这种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由于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并对企业预测性会计信息进行披露，使企业会计信息与企业相关利益人作出经济决策的相关性增强了。同时也使企业相关利益人能够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和前景，避免会计信息使用者作出盲目的经济决策。

新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在实体操作中还存在不少难点，如信息披露收益和成本的问题，企业信息安全原则、网络信息技术人员的要求等。在报表层面：高质量的报表，即公允而充分披露的报表是21世纪对公司财务报表的普遍要求。随着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的实行，我国在财务报表这个“实”载体上的会计信息披露已经向这种模式迈进了一大步，如公允价值的引入提供了企业相关资产的现在和未来价值信息，使信息更相关；股东权益变动表上升为主表使信息更充分。在网络层面，一般公司没有系统的信息，即使有数据库也一般只面向公司内部，外部的使用者需要在信息海洋中自己搜集整理，去伪存真。真正构建起知识经济下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还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中不断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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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社会体系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东西方的国家在，文化观念、行为习惯、政治体系、民俗风情等许多领域都存在着差异。东西方人们思维模式是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而思维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了东西方经济思维的不同。我国一直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以哲学代替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变革，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逐渐进入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中，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但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对我国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1西方经济思维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的经济学范式，与东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一定的不同，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西方经济思维是以线性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方式为基础，具有线性、抽象性以及片面性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包含的领域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最为重要。微观经济学主要以研究家庭、厂商以及市场调配为主要经济资源，以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模式和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主;宏观经济学则是以研究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资源运用状况为主，以整体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总量分析为思维方式。

2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2．1科技进步推动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认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这就使人们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更新。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经济学这一学术理论，标志着经济学的产生，被当时的人们用作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到17世纪末，随着牛顿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的提出，人们开始着重对经济学的实际经验考察，转变了以往形而上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19实际随着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得到人类的证实，以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为代表，人们的思维模式开始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模式。20世纪以来，人们通过相对论以及量子物理理论的知识，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从一般均衡到非均衡、稳定均衡到动态均衡、线性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等。

2．2多种学科交叉促进创新改革

经济学是集多种学科为一身的交叉性学科，经济学的思维模式需要多角度研究问题，结合多种学科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1)数学与经济学。1838年法国学者古诺层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将数学逻辑思维运用到经济学发展之中。在随后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更是离不开数学逻辑思维模式，统计学的思维方式结合经济学理论知识产生了计量经济学，使经济学的实证思维得到了完善。

(2)伦理学与经济学。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是经济学发展中的基本目标。社会伦理学中的“公平”概念，能够帮助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经济需求，达到经济学的最大价值。

(3)法学与经济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领域和谐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要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复杂的经济活动，保护产权知识和契约效益，保证企业以及国家的财产安全，维护市场的发展秩序。

(4)心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在许多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有人活动的地方就能运用到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在经济学中，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产生了“心理—行为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对行为的心理形成动态进行分析。

3西方经济思维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迪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始于西方，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起到引导的作用。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深入发展，人们开始依据的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思维始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与我国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价值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理性分析。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客观的根据我国国情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同时也蕴含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与分析，适当的加以借鉴，避免对西方经济思维产生依赖，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

(2)结合我国国情对西方经济思维进行借鉴。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起步期，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观点、理论以及政策，从而适应全球经济化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

(3)西方经济思维模式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需加强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国情基础上，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体系，必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西方已经成型的经济管理体制仍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借鉴的范本，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宏观把握可以参考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减少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4总结

西方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实质理论学说，其研究对象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可以借鉴它的优缺点，建立有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因此，西方经济学思维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借鉴作用，将马克思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结合，能够使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管德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研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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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租赁

现代租赁是以融资租赁为主，金融与贸易相结合，由出租方、承租方、供货方、委托人及金融机构等共同参与进行的一种服务性商业信用活动。现代租赁的服务性表现在，通过租赁满足承租方对租赁物的不同需要。其商业性又表现为出租方出于获取利益目的，购买不为己用的物件，出租给他人来获取利润。它的信用性指租赁交易过程是“融物”与“融资”的结合体，出租方提供租赁设备相当于向承租方提供借款，属于信用范畴，只不过表现为物的融通而非货币资金的融通。

现代租赁首先于50年代在美国兴起，由于其具有融物与融资相结合，筹资方式灵活多便，能够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既避免无形损耗带来的投资风险，又不影响承租人负债能力等优点，迅速广泛的被社会采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租赁规模和投资比重迅速增长。1982年，美国公司在建筑和耐用设备上总投资额为3476亿美元。其中租赁设备投资占总投资额16.6%，银行贷款投资占11%.到1987年，美国设备租赁金额高达986亿美元，占设备投资总额28.6%.在日本，租赁业成为仅次于电力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租赁交易额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二）租赁组织健全，行业规范化。1968年，欧洲著名的跨国租赁协会——租赁欧洲成立。1971年，欧洲设备租赁协会成立，1972年又成立了欧洲设备租赁联合会。此外，各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租赁行业制度：美国从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不同角度阐释了现代租赁含义和行业规范；英国租赁设备协会对租赁作了统一定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82年颁布了专门的《租赁会计准则》

（三）功能更完善，经济关系更复杂、广泛。现代租赁的信用、贸易尤其是金融功能被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普遍通过租赁设备来解决资金短缺、技术改造问题。随着用户对多方面服务要求的增加，租赁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租赁业的功能也已扩展到很多领域，如财政金融、经营管理、销售网络、咨询策划等。现代租赁在积极发挥综合的经济功能的同时，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每一项租赁往往都涉及到投资方、供货方、出租方、承租方及其委托人等多方面关系，规模庞大，利益关系明显。这也是现代租赁信用不同于分期付款和举债信用（只涉及到一般性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现代租赁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研究现代租赁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首先要纠正关于租赁产生原因的一个传统观点：“现代租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考察现代租赁的产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它确实是在美、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出现和取得迅速发展的，而且他们至今仍是现代租赁最发达的国家。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最小的资本榨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这一内在利益机制仅仅是现代租赁得以广泛应用和发展的动因，而非决定性条件。

市场经济是现代租赁产生的基本条件。

（一）现代租赁意识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经济观念。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从提高经济效益出发进行生产经营决策，这就要求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由此，产生了现代租赁意识。以租赁设备的方式，淘汰传统的一次性巨资购买设备的投资模式，先由设备的使用中获利而后支付租金的新型经营观念逐渐形成，并被广泛采纳。这种经济观念的革新为现代租赁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广泛的市场交易和频繁的资金流动，造就了发达的现代金融业和现代信用制度。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财团、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介入，为现代租赁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基础和多元化的资本来源。完善的现代金融制度则为融资租赁的产生提供了金融机构和会计制度上的支持。

（三）现代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租赁业加强管理和主动扶持、利用成为现代租赁发展的保证。美、英、日等国政府非常重视租赁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贷款、税收优惠，租赁立法，行业规范，产业支持来促进现代租赁的发展。

现代租赁的产生和长足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土壤，而现代租赁的发展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现代租赁适应了市场经济对资本的需求，加速了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尤其融资租赁方式的产生成为市场经济中信用关系的重要延伸。它把租赁变为融资的一个重要手段，使金融机构和租赁业发展广泛联系起来，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租赁观念，实现融物与融资一步到位，减少了筹资环节，开拓了筹资渠道，为物质要素与劳动要素的组合提供了简洁的途径和广阔的选择空间，有利的推动了与科技高速发展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现代租赁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是市场经济有力的补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是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而租赁市场具有更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本、设备等经济资源的功能。现代租赁业通过租赁设备把闲置的或新开发的生产设备尽快投入到生产过程，以必要的生产要素带动停滞的生产，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实现了技术设备要素在各行业间的合理流动，加强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了物力、财力的占用，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资金利用率。

（三）现代租赁业发展完善了现代市场体系。租赁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租赁业的长足发展，租赁市场上的租赁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租赁服务功能向多元化发展，服务内容也由单纯的租赁设备发展到提供综合性的一条龙服务，租赁对象无所不包，服务领域囊括各行各业。租赁市场日益完善，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发展。此外，金融机构资金信用的介入和租赁灵活的融资方式丰富了投资市场，尤其是民间投资市场。现代租赁促进了生产要素市场的流通，它作为一项国际化的产业，也促进了国际经济资源的流动，成为发展国际市场的一条重要途径。

现代租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认清它们的关系，用它来指导我们处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三、我国大力发展现代租赁业的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多方面的，现代租赁业以其雄厚的资本基础，多元化的资本来源，全新的筹资方式，独特的资源配置功能大大有利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金融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流通机制等从投资、金融到外贸、流通体制的全面改革目标，有利于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有利于新产品的及时采用和推广

一项新技术、新设备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需要经历一系列过程。从应用、推广到大量投产形成生产力要经受层层考验，往往因为不为人们接受，试用成本较高，销路不畅等原因在试用过程中夭折，又往往无法实现资金回收，不能大量生产形成规模经济陷入转化的恶性循环。

通过租赁，承租人可以租进适用性、经济寿命等性能把握不大的新产品，以免遭受可能的损失；出租人则可使其产品价值逐步实现，投资回收速度加快，进而扩大生产，降低成本，降低售价，产品得以推广。同样，在新技术研制过程中，可以通过租赁实验设备、场所，尽量降低科研成本与风险，有利于技术的创新。

（三）有利于深化国企改革

当前，困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两大难题是资金短缺和技术改造问题。资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活力的“血液”缺乏资金，严重影响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难以将企业改革深入进行下去。然而，传统的向银行借款方式会造成企业过度负债，而且国家严格限制信贷规模，银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惜贷现象严重。国有企业迫切需要寻求一条可以增资减债的新出路。

运用租赁，企业以较少的资本，取得关键设备使用权，可以边生产，边获利，边支付租金，使资金运动有效循环。这不仅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同时获得了设备，完成了技术改造，不失为国企改革的新思路。

（四）有利于进一步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直接原因在于我国技术设备相对落后，资金严重缺乏，需要引进物资和先进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租赁业的国际产业性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按照国际惯例，租赁不属于借款，通过国际融资租赁不仅可以拓宽融资渠道，增加国际融资额，而且不会影响我国外债规模；通过租赁设备及相关服务，可以打破发达国家对先进设备出口的严格限制，还可以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国内租赁企业向国外提供租赁项目服务，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四、我国现代租赁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发展多样化租赁方式

租赁方式多样化是现代租赁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的租赁还主要是一般性的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形式过于单一，租金支付方式不科学，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市场不同情况。发展多样化的租赁方式，有利于开拓租赁市场，扩大租赁业务服务对象和范围，满足不同的需求。

（二）提高租赁主体综合能力

我国租赁企业普遍规模偏小，业务少，资金筹措渠道狭小；由于信用丧失，租金拖欠问题导致租赁企业资金周转性差，背负较高经营风险；租赁行业从业人员大多不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管理者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因此，要提高租赁企业资金筹措能力，可以通过制定金融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为租赁企业注入资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租赁项目提供低息贷款或税收减免；鼓励业绩良好的租赁公司上市发行股票，扩大筹资渠道。要加强租赁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就要加强租赁行业理论建设，培养专业租赁人才，吸收既懂经济、法律、管理、金融又懂租赁实务操作的复合型人才参与租赁企业管理运作。在企业自身增强竞争力，抵抗风险同时，政府也应建立租赁信用保障制度，比如租赁保险，担保等，从外部加强租赁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保护租赁业稳定、健康发展。

（三）加强立法，实现行业规范管理

目前，我国租赁行业是多头上级管理，下级租赁企业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法规建设上，还没有专门的租赁法规，租赁机构同时受不同部门颁布的规章制度约束，没有权威性，统一的行业规范。国家应尽快组建租赁行业管理部门，颁布租赁法规加强统一管理，规范租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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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篇8

一、县域经济的涵义和特征

（一）县域经济的涵义。县域经济是在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域和空间范围内统筹安排社会经济资源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是我国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善的基本单元。其涵义主要包括：（1）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这种范围是由县级行政区划所决定的，是县级政府管理范围内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2）县域经济是综合经济。县域经济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旅游业、信息业、金融业、餐饮服务业等各个产业部门。（3）县域经济是中观经济。县域经济既不属于宏观经济系统，也不属于微观经济系统，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

（二）县域经济的特征。县域经济是一种区域经济，又不完全等同于区域经济。县域经济首先具有区域经济的一般特征，此外它还具有自身的基本特征。（1）农业性。县域经济虽然包括多种产业部门，但农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农业经济活动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县域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人口构成了县域人口的主体。（2）综合性。县域经济包括各个产业部门、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财政、银行、税务、物价、工商等经济职能部门和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具有很强的综合性。（3）层次性。县域经济中的县城经济、乡镇经济和村级经济构成了县域经济的三个层次。村级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环节，属于基础层，乡镇经济是处于县城经济和村级经济之间的层次，属于中间层，县城是县域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县域经济的中心环节，县城经济属于中心层。（4）差异性。不同的县域之间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异。（5）不平衡性。县域经济的差异性和国家的政策性因素等，造成了我国县域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既有发达的县域经济，又有不发达的县域经济，还有落后的县域经济，并且，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不平衡性呈不断加剧的趋势。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从县情出发，理清发展的基本思路，由于县域经济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路径也不会完全相同，总体而言，基本的发展思路可归纳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着力于解决农业问题，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做到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具体可表述为：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着力解决传统农业部门改造问题；选择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建设村镇经济园区，培育县域经济发展增长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造县域经济发展主体。

（一）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着力解决传统农业部门改造问题。我国农业经济带着极大的自然经济色彩，这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农业和市场相联系，即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实现农业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因此，应当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县域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落实好有关政策，找准主攻方向，加大扶持力度，做好农业开发工作，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的精度和深度，使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得以彻底改造。

（二）选择县域经济发展主导产业，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一定时期，不同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同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也是不同的，个别产业的经济发展比其他产业快得多，这少数产业往往会决定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应集中有限的人才、物力、财力优先发展这些产业，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必须选择好主导产业，由于我国县域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主导产业的选择也是不同的，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是能够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取得实质上突破的产业；另一方面是符合县域实际情况、能够付诸实施的产业。

（三）建设村镇经济园区，培育县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是人类进入21世纪所选择的最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使区域经济的能量大大超出常规的界限，而远播于四面八方。不过，就已有的国内外园区经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以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科技智力高度密集的大中城市或地区为依托的，并不能照搬到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去。所以，我们提出了“村镇经济园区”概念，这是在借鉴上述区域经济模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县域经济实际，赋予经济园区以全新内涵的一种全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经济园区建立在行政区划的最基层单位村、镇；建立经济园区的村镇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或地理位置优越或具有某种特定资源的村镇；园区经济以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园区所需原材料、劳动力几乎全部由当地农民提供。在具体形式上村镇经济园区包括工业型经济园区、商业型经济园区、旅游型经济园区和综合型经济园区等。村镇经济园区将成为当地经济增长核心区，对其周围的农村地区和农业经济活动产生辐射作用，发挥扩展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篇9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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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财务会计换股并购

随着清华同方采用换股方式吸收合并鲁颖电子的成功，我国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该种方式进行并购，在证券市场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证券监管部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等也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拟对已出现的若干起换股并购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着重阐述换股并购涉及的有关财务会计问题，该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将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换股并购的会计处理，究竟适用购买法还是权益集合法?

一、关于购买法会计

购买法会计反映了一个公司购买另一个公司的交易业务的实质。这种并购是独立主体之间的交换业务，它假定，企业并购是一个企业取得其他参与并购的企业的净资产的一项交易，这一交易与企业直接从外界购入机器设各、存货等资产并无区别。购买法有以下特点:

第一，并购企业要按公允价值记录所收到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

第二，并购成本(Acquisitioncost)超过所取得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记为商誉，在规定的年限内分期进行摊销，记入各期损益，也可将其作为实施并购企业留存收益的减项，于并购当期冲销所有者权益；

第三，并购时的费用分情况处理:若以发行股票为代价，登记和发行成本直接冲销股票的公允价值，即减少资本公积；发生与购买相关的直接费用(注册和发行权益证券的费用、支付给为实现购买而聘请的会计师、法律顾问、评估师和其他咨询人员的费用)增加净资产或投资的成本，而发生的一般管理费用等间接费用在当期记为费用。

第四，主并购企业的合并收益包括当年本身实现的收益和被并购企业在购买日后所实现的收益。

第五，并购企业的留存收益有可能因为合并而减少，但不能增加；并购时被并企业的留存收益也不能转入并购企业。

二、关于权益集合法会计

权益集合法就是在对并购活动进行会计处理时，将并购视为并购方与被并购方权益的联合。权益集合法的前提是，企业的并购涉及实施并购的企业(股票发行企业)与其他参与并购企业的股东间普通股的交换，它将并购视为主并购公司权益与被并购公司权益的联合，其实质在于不发生企业购买行为，各参加并购公司的股东联合控制他们全部或实际上全部净资产和经营，共同承担合并实体存续公司风险和共享合并实体的利益。由于企业并购不是一种购买行为，不存在购买价格，也没有新的计价基础，合并后实体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认定是购买方。权益集合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参与并购各方的资产、负债继续按原来的账面价值记录，不需要调整为公允价值；

第二，由于不是购买行为，没有购买价格，也就不存在并购成本超过所取得或控制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等问题，因而不会产生商誉的确定与摊销问题；

第三，不论并购发生在会计年度的哪一时点，参与并购企业的整个年度的收益要全部包括在并购后的企业中。因此合并生效日的确定对合并财务报表不会产生影响；

第四，同样，参与并购企业的整个年度留存收益均应转入并购后的企业；

第五，企业并购所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均确认为当期费用；

第六，若参与并购企业的会计方法不一致，应予以追溯调整保持并购后企业会计方法的一致性。

与购买法相比，权益集合法所涉及的会计问题相对简单。首先，权益集合法下不需要对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确认和计量，只需要将参与并购的各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按账面价值相加，构成合并后的新实体的资产和负债，并调整股东权益，以及调整和消除由于双方会计政策不一致所引起的差异；其次，在权益集合法下，对并购方来说，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参与并购的各公司视为早已是集团公司的成员，被并购公司并购前后的经营成果都应反映为当期的经营成果。

三、对购买法与权益集合法的对比分析

作为企业并购会计处理方法的购买法和权益集合法，二者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从而使两种方法在实务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下面对此加以评述。

第一，对并购性质认识的差异。

在购买法看来，企业并购可以是一项资产交易，这一交易等同于并购企业以一定价款购买被并购企业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资产项目。按照购买法的这种理论基础，如果并购企业以现金、现金等价物、其他资产或承担债务等方式进行企业的收购，运用购买法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在企业并购中参与并购企业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导致经济资源的流出，也就是采取换股的方式进行并购，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处理是一个长久以来都争议很激烈的问题。

第二，会计计价基础的差异。

购买法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将其购买成本分配到被并购企业可辨认的资产和负债中，而不考虑其账面价值，从而会产生商誉或负商誉。而权益集合法则以参与并购企业的原账面价值为基础，各参与并购企业的资产、负债的历史成本及各项收入和费用均包括在合并后的会计报表中，各并购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均以账面价值记录，从而不会产生商誉或负商誉。

第三，所依据的会计假设的差异。

按照购买法，被并购企业的资产及其经营活动己为并购企业所控制，而且由于并购后的经营协同效应、经营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被并购企业的资产收益能力和价值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为被并购企业建立一个新的会计起点，从而必须以公允价值对被并购企业的资产和负债重新进行估价。而按照权益集合法，各参与并购企业的股东共同控制合并后的全部或实际上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权，参与并购企业的管理者共同管理合并后的主体，因此不影响各参与并购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从而不应改变计价基础，仍以原账面价值记录。

四、关于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并购会计方法选择的研究

在我国目前企业并购会计处理中，以1996年的《具体会计准则——企业合并》(征求意见稿)为依据进行处理。在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提出权益集合法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只能按购买法进行处理，这里的购买法又与前面提到的购买法有所区别，因为其并不确认商誉，在目前的会计实务中，对母公司以高于子公司账面价值的价格获得的股权的差额全部作为“合并价差”，而不要求对子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估价。合并价差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并商誉。合并商誉是指母公司对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或购买成本)高于该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差额，即为净资产的数额)，而不包括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合并价差则对上述两部分差额不作区分，它既包括投资成本与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包括净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对于合并价差这一项目，属于长期投资的调整项目，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

可以看出，征求意见稿中的购买法与国际会计准则中规定的购买法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1）在购买日，不需要对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重新估价。（2）没有考虑由合并报表产生的并购商誉，没有区分购买商誉和非购买商誉。（3）没有按国际会计准则把被投资企业的盈余划分为投资时的盈余和投资后的盈余，而把子公司的全部盈余作为母公司长期投资的抵减项目，这显然不是很合理，因为与长期股权投资交换的只是投资时的盈余，而不包括投资后的盈余。

在权益集合法的隐退成为一种趋势的情况下，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购买法和权益法是企业并购中采用的两种会计处理方法，IAS22认为:“在企业合并中，购买法与权益集合法具有本质的不同，因而交易的实质应在财务报表中反映。相应的，每一种情形应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那么，在我国的合并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是否应允许采用权益集合法呢?

（1）我国目前使用购买法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往围绕上市公司所进行的并购活动主要采取现金购买方式，但市场是不断发展的，我国的并购方式也在进行不断的创新，已经出现了像清华同方与鲁颖电子合并等多起这种权益性质的换股合并方式，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购买法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企业并购这种特殊的产权交易的实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从而成为国际上占绝对优势的流行惯例。而且，从企业并购会计方法的国际发展趋势以及美国FASB和其他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最新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看，所有的企业合并者是购买这一种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权益集合法成为一种即将被取消的方法，而将被历史所淘汰。但是，会计作为一门方法的科学，是紧密地依存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各项具体会计技术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及其理论支持，是其社会环境中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将要制定的会计准则中，如果不允许采用权益集合法，那么，公司在换股并购方式下也只允许采用购买法进行会计处理。但是购买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能够准确、合理地确定购买成本。

另外，当市场价值难以取得或不能反映公司内在价值时，我们可以通过价值评估来确定，但我国的资产评估机构建立时间不长，业务素质也比较差，评估结果的公允性难以保证。现有的资产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收益现值法、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和清算价格法。除收益现值法外，其他三种评估方法只适用于单项资产的评估；收益现值法虽然可用于整体价值的评估，并且在理论上也很科学，但由于资产的预期收益及其所承担的风险难以预测，收益现值法的操作性较差。因此，公司整体价值的评估具有较高的难度，要求评估者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特别是对未来的预测、判断能力。

所以，笔者认为，在股本结构特殊、证券市场和资产评估市场不够成熟的现行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并购中被并购企业的公允价值难以获得，因而不具各采用严格意义上的购买法的条件。因此，在我国目前证券市场条件下，换股并购应用购买法不符合我们的客观实际，从这个角度讲，换股并购可以采用权益集合法。

（2）规避权益集合法的滥用。

既然权益集合法可以存在于我国的换股合并中，但是由于权益集合法本身的缺陷，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使权益集合法成为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一种工具。因此，我们应对权益集合法的应用规定较为严格的标准。我们认为，权益集合性质的合并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参与合并各方没有经济资源的流入与流出；二是参与合并各方的原股东并未丧失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虽然经济资源的规模及原股东的控制比例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控制权并非一定是主导控制权。只有符合这两个基本特征的企业合并才能采用权益集合法，而要使参与合并各方不产生经济资源的流入和流出，唯有通过换股合并。因此，我国公司并购要采用权益集合法首先应限定在换股合并这种方式上。

但是，换股合并不一定会导致权益集合法的应用，权益集合的性质合并的第二个基本特征要求参与合并的企业的股东，联合控制他们全部或实际上是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活动，以便继续对合并后实体分享利益和分担风险，也就是要保证参与合并方的股东在合并后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要符合这一特征需要从许多方面来加以衡量和判断，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过去APB的一些作法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的现行规定。从目前世界范围的会计规范看，权益集合法的使用已越来越受到限制，因此，在选择权益集合法时必须了解权益集合法的条件。而就此，各国具体会计准则的差异很大。在2001年7月已废除的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第16号意见书(APBOpinion)中虽然对权益集合法的使用界定了12个条件，但放弃了合并企业相对规模的要求，该准则暗含的假设是，只要参与合并企业的股东在合并后主体存续，就实现了股东权益的结合，而不管合并后主体被谁控制。当然在废除该意见的同时颁布了企业合并第141号公告书(statement141)，从此权益集合法结束了其在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而《在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企业合并(1998年修订)》中规定，当且仅当合并交易中无法辨认哪一方为购买方时，才能采用权益集合法，IASC认为，在几乎所有的企业合并中，总有一个参与合并的企业能够控制其他参与合并的企业，从而能辨别出哪个是购买企业；但在例外情况下，或许会出现无法辨别哪个是购买企业，这时，参与合并的企业的股东签订了一项本质上平等的协议，共同分担和分享合并后主体的风险和收益。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1994年9月颁布的第6号财务报告公告(FRS6)《兼并与收购》中，要求合并各方的相对规模不能相差悬殊以致某一方控制合并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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