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全球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经济全球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结构；全球投资组合；风险分担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4－0040－08

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他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研究金融结构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揭示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通过怎样的渠道和形式从供给者流向需求者以及各种融资渠道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将金融结构定义为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在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根据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在承担金融体系核心功能方面所占的地位不同区分金融体系类型，即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本文中金融结构的划分不是按照融资绝对量的大小，而是根据各国金融市场规模与银行信贷规模之间的比率加以确定，比率高的归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比率低的归为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这里的金融市场是指组织化的证券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如股票、债券、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市场；银行中介是指吸收储蓄存款资金并以自身名义贷给企业等资金需求者的银行等中介机构。

近二三十年以来，各国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发展迹象十分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明显优势，将成为全球金融结构发展的共同趋势。那么，各国金融结构是否存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发展趋势，一存在此种趋势的原因何在，这种趋势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将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一、金融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

经济全球化正不断改变着各国金融结构，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扩大，而银行中介所占的份额相对缩小。下面，我们用一个25个国家组成的样本对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结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参照《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跨国比较》一文中的方法，建立一个金融结构指数，以此来表示各国金融结构的变化趋势，但所选指标与其不同，本文选用4个指标，即股票市值(M)、银行存款(D)、股票交易额(T)、国内私营部门信贷额(P)，作为建立指数的指标。这里用股票市值来代表金融市场规模，因为股票是典型金融市场的风险资产，用银行存款数额代表银行中介规模，这两个指标都是静态指标。用股票交易规模和私营部门信贷规模表示金融市场与银行中介的流量规模。

金融体系越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指数越大；金融体系越趋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指数越小。

我们根据经济总量大小、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选取25个国家作为样本，样本国家分成3组，A组包括7个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德国；B组包括11个20世纪末没有经历严重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新西兰、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秘鲁、南非、阿根廷、巴西，C组包括7个20世纪末经历了严重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选用1988～2004年的国别年度数据，计算各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金融结构指数，并考察其变化趋势。

首先分析A组国家金融结构指数变化情况，A组的7个发达国家，1988～2004年期间金融结构指数都有大幅增长，其中增幅较大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过去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德国金融结构指数从最低值0.4增长到最高值1.2，法国从0.2左右增长到2.7，意大利则从0.1，左右增长到2.3的水平。美国的金融结构指数最高，这一方面因为美国以前就是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健全并且是大多数金融创新的发源地，因此其金融结构指数的期初值就较高且增长很快。将A组中原来是银行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韵金融结构指数均值表示在图1中，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过程中，银行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快速上升，增长了大约5～6倍，而金融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增长了1～2倍。这说明在全球化过程中，A组中的银行主导型国家有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主导型国家金融结构指数增长相对较少的原因可能是其原来的金融结构指数就已经很高，因此其增长的幅度不大，但其增长的绝对值较大。将A组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均值列出，如图2所示，统计期间金融结构指数均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02年经济周期低谷时，指数仍比90年代初高出1倍以上，反映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体系越来越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

其次，分析B组的情况。B组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在起始时期的金融结构指数都很低，除了个别国家(智利和南非)之外，都在0.5以下，这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在开放之前基本上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B组中每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在期末都比期初有了大幅提高，除南非和新西兰之外的国家都提高了数倍。从图3的B组国家金融结构指数均值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国家1998年受到金融动荡影响，金融结构指数下降；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时金融结构指数下降，其他时期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之中，均值从1988年的0.5上升到2004年的2.3，增长4倍多。这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其金融结构越来越趋于以金融市场为主导。

最后，分析C组国家的情况。这一组是20纪90年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多数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在1993～1996年达到高峰，随后在发生危机后的1997～1998年达到低点，然后大多数国家呈现出总体稳定、略有上升的态势(与危机时水平相比)。从C组均值看(如图4所示)，期末的金融结构指数比期初有一定增长，但增长幅度比A组和B组小许多。由于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C组国家金融结构指数的变动趋势较为复杂，危机后除1999年出现明显恢复性增长外，2000年以后又出现下跌走势。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从1992～1996年短短的时间中，金融结构指数增长4～6倍，随之而来的就是金融危机，这可能提示我们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膨胀过快有可能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通过对C组中银行主导型国家与市场主导型国家金融结构指数的比较(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经历了大起大落，期初与期末基本持平，而银行主导型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则增长了一倍左右，而且逐渐接近

市场主导型国家金融结构指数的水平，这也反映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有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的趋势。

二、金融结构变迁的原因和机理

1．原因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它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可以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由于全球不同国家金融资产价格相关性较低，根据马科维茨投资组合原理，全球证券投资组合可以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提高金融市场投资的单位风险收益率。这样就打破了金融体系中原有资金配置的均衡，一部分资金从收益低的银行存款流向收益高的金融市场，最终导致金融结构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

Anusha Chari和Peter Blair Henry(2002)研究了风险分担与资产价格。他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自由化，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时，股价会被重新估值10.4％。因为可投资的股票与本地市场的协方差是与世界市场的协方差的30倍，自由化使可投资股票的系统性风险平均下降3.4个百分点。萧琛(1995)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证券投资组合的战略正在发生变革，对国外证券投资迅速增长，投资组合全球化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收益率。以上情况均说明全球投资组合凸现风险分担优势。加拿大学者艾润则通过对1960～199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资产组合中引入新兴证券市场股票可以提高收益率并降低风险；新兴证券市场收益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收益相关性很低；新兴证券市场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关关系。Joost Driessen和Luc Laeven(2003)在假设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采用了62个国家1996―2000年的数据研究全球投资组合收益率与一国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差别，得出结果认为几乎全部国家的投资者都可以从全球化投资组合中获得更高收益率。全球投资组合的夏普指数比各个地区投资组合的夏普指数有明显提高，按年度收益率计算，所有国家投资组合的夏普指数平均值提高0.37。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夏普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无论使用本币还是美元表示，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进行全球投资组合的收益(夏普指数增加值)都高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投资者通过持有全球投资组合提高了收益率，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中原有的资金配置均衡就可能被打破，投资者会将一部分资金从银行转移到金融市场，造成银行存款资金流向金融市场的现象，即通常所说的“脱媒”，从而金融结构会越来越趋向于金融市场主导型。

2．机理　如果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动就是投资者不断调整其资产组合、重新配置资产的过程。我们假设银行存款是无风险资产，投向金融市场的资金是投资于一个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并假设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已经给定，这样投资者就面临着将资金在无风险的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之间配置的问题。由于全球投资组合提高了夏普指数，投资者为达到获取最佳风险收益的目标，就要调整其在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之间的资金分配比例。下面借助于资金配置模型来说明投资组合全球化导致银行资金流向金融市场的过程。某一投资组合对投资者的效用可表示为该投资或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的函数，即效用函数：

U=F(r，σ)　(3)

其中，U为投资效用；r为投资的回报水平；σ为投资的风险程度。

对一般投资者而言，回报给投资者带来的是正效用，而风险给投资者带来的是负效用。对效用函数的确立在理论界有许多版本，被金融学者用得最多的则是下面这个效用函数：

U=E(r)-0.005Aσ2 (4)

E(r)和σ2分别代表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A为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指数。一般的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A为正值，A值越大表明投资者越厌恶风险，因而在函数式中表现为减项。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可投资的资产。资产的种类包括短期国库券、银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可转让存单、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等。以F和P分别表示给定的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由rf和E(rp)表示银行存款回报率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预期回报率，σf)表示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预期回报率的标准差，即风险；用C表示由银行存款和最优风险资产组成的完全组合，E(rc)和σc广相应表示完全组合的预期回报率和标准差，用y表示投资到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资金比重。这样我们得到下列完全资产组合的预期回报率及其标准差：

对于给定的投资者风险偏好系数A，利用求导的方法解出下列投资者效用函数取得最大值时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比重y*，即

解出上式，得出资产优化配置的表达式：

上式表明，投资者投资于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比重y*与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收益率rp正相关，而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系数A和风险资产组合的方差，σp负相关。

上面的资产优化配置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全球投资组合提高投资收益导致资金流向金融市场的过程。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后，由于本国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国投资分散风险，全球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下降，所以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会提高，而无风险资产银行存款的收益率不会有太大变化。另外，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上，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发展大大地降低了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而且一般情况下，机构投资者能够以较低成本进行国际化投资组合，获取更高资产组合收益。这样可以得出在投资者风险偏好系数A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投资于金融市场的资金比例y*会增大。这说明金融市场开放后，全球投资组合的风险下降，并且伴随着投资者参与成本下降，资金更多地流向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和地位上升。

三、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反思

目前，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金融市场主导型转变逐渐成为发展趋势，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大多数人都对此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认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可以提供更多的金融创新工具，更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在肯定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正面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客观冷静地看到全球金融体系趋于金融市场主导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银行资金逐渐流向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跨国证券投资迅速增加，全球金融市场趋于一体化。此时，任何一国金融市场上出现意外波动，投资者就会迅速调整其持有的投资组合，从而给全球证券市场带来动荡，进而波及各国的经济安全。

第二，金融市场的繁荣孕育了大量的衍生金融产品，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可能放大经济冲击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递。衍生金融工具通常具有较高的杠杆性，而投机成功与否在于人们对市场价格预测的准确程度，任何对市场价格能够产生冲击的因素都可能通过

衍生工具而放大冲击并迅速传递造成全球系统性风险。

第三，金融市场一体化构成实体经济震荡影响的重要传递渠道。由于金融渠道的传递速度显著超过实体经济渠道的传递速度，实体经济震荡在国际上的传播由于金融市场联系而速度更快、规模更大。金融联系加强导致波及效应，而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重要，跨国投资者对于相关国家的震荡反应相当强烈，加剧了风险的跨国传递。

金融市场开放本身导致资产价格波动性增大。J.Benson Durham(2000)研究了证券市场开放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检验1986年1月～1994年10月对外开放的12个国家证券市场得出结果认为，市场波动性在开放后的8个月内增加了1.9个百分点。Kim和Wei(1999)专门研究外国机构投资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同基金)在韩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实证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上确实进行正反馈交易，加剧了市场波动，因此跨国投资者成为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载体，不断放大个别国家的经济波动，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和扩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这些基金进行大量的跨国投资时，这种不稳定性就会在不同国家之间传染，造成不同国家证券市场的共振。例如，由于投资基金大量的跨国投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回报率与世界证券市场总体回报率的相关性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这一相关性从1991～1994年的0.08增长到1995～1999年的0.19。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在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上所占有的交易份额从1991～1994年的7.7％增长到1995～1999年的20.8％。可以看出，随着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份额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收益率与世界证券市场总体收益率的相关性越来越强，

篇2

关键词：金融工程；经济全球化；现状建议

现代世界各大国家，提倡经济全球化，这使得金融产业的发展被社会各界关注，基于此现状，我国的各大企业，同样也掀起了金融工程建立的热潮，导致国内金融工程的规模逐渐增多。从经济的角度上来分析，金融工程的发展，确实提高了我国的经济，但基于理想化的角度上，其发展的效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其中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存在了许多不足与有待提高的地方。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活动，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并不是最新出现的行为，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又存在一定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相比，具有更复杂、更先进的形式，能够整合之前国际较为零散的经济分布，使经济集中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基于世界各国的跨国型企业，向世界范围进行生产、金融服务的拓展推动力，以及当前全球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力而逐渐壮大。

二、金融工程概述

金融工程属于金融产业的新型发展，通过金融工程的建设，能够开发更多新型的金融产品，有助于金融工具与行为的管控，从而有效的提高了金融用户，对金融市场的接受度。对于金融产业而言，金融工程的出现，将其从提升到了实业的地位，能够支持金融产业，实际的运作生产、营销、工艺等运作行为，使金融产业被社会认可。从金融工程本质上来说，其即包含了概念工具，又包含了实体工具。在概念工具方面，其主要包含了估值关系、收益度量、风险测定、利率汇率、投机、套利等等，而实体工具方面，主要包括产品开发程序、期货、互惠调换、单期期权、固定收入证券、权益、混合证券等等。金融工程的实施，主要是以产品为中心，针对性的对其做出相关的策略，并拓展一系列的经营渠道。详细来说，金融工程能够对其他企业的资产、风险、负债进行管理，也能够针对企业的套利、重组、税收驱动进行把控，通过金融工程的的产品运转，使得社会各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整体上就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效益。

三、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现状分析

（1）我国金融工程建设现状。当前我国金融工程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但相比之前的规模而言，已经取得了质的突破。基于现状的角度上，许多的新型金融工程产品被退出，例如电子货币等等，同时一些传统的金融产品也同样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例如股票、债券等等。发展成果上来说，我国现代的金融工程有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电子支付系统、银行业务网络化等等，都在金融市场当中，引起了剧烈的反响。（2）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方向。我国的金融的发展概念，主要以社会主题发展为导向，以便捷用户使用、提高社会经济为宗旨，通过围绕此两点的发展，现代我国金融工程，主要发展方向在于信息化、网络化、端口多元化。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金融工程的规模呈现出层次性，并且规模整体也得到了拓展。但基于经济的发展状态来看，我国的金融工程发展，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应当继续深入的发展金融工程与网络的结合，使金融工程的发展，能够更加的融合与社会生活。但同样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化的金融工程发展，可能会出现新型的风险，如此，需要对风险进行预测、防护等措施，保障产品用户的经济效益。（3）我国金融工程人才现状。金融工程的发展，是近代才开始扩张的，因此在人才方面，暂且可以满足自身需求，但从长远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规模扩张速度十分迅速，人才的储备出现不足，只是时间问题，因此需要加快对未来人才的培育工作。而当前，我国对于金融工程人才的培训，虽然无法确保完善，但基本的培育体系已经成型，能够为当前的金融工程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基础型人才以及高素质人才。此外，部分金融工程企业，意识到了人才储备的重要性，进而开始着手建立企业内部培训体系，实现了人才综合素养深化培训，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的不足

（1）金融工程管理制度的不足。虽然从单方面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形式增多、规模扩大，是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从深入的角度上来说，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金融工程的行为方面，存在部分超出规范的操作空间，存在违反规定的可能性，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况，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以此实现对金融工程的管控。但基于现况，部分的金融工程，依旧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甚至有触犯法律的迹象，由此可见金融管控的制度中，存在一定的不足。（2）市场管制较为混乱。金融工程的大规模拓展，使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而基于对市场现况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不足现象，例如欺骗消费者、金融工程运行不专业等等、而这样的现象从理论的角度上，是不应当存在的恶劣现象。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影响，国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与法规，并成立了相关机构对金融工程市场进行管制，但基于管制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呈现出管制工作开展困难阻碍，例如某违法金融工程，在关闭以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追查，以至于法律的判决无法落于实处。（3）政策的不足。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推动力，在当前基本是来自于金融市场的热度，但在此前提下，金融工程的市场，能发展至现在的规模，足以证明该市场的潜力。因此政府应当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予此市场更大的发展动力，但实际上，当前对于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政策并不多，而且多数为作用于金融市场，从而带动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应当设置更多，直接作用于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4）金融工程与非金融产品结合不足。现代不少的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以此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强的经济动力。非金融产业向金融产业靠拢的转变形式，属于一种企业结合的转变形式，双方可以做到互惠互利，互相提供业务、融资、发展等方面的支撑。但基于现状角度分析，这样的合作模式尚且存在不完善的部分，例如產业结合之后，管理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晰、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全面的现象，如此导致许多工作当中的失误。

五、金融工程发展建议

（一）新型金融产品的推广。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型的金融产品，为了是金融工程市场，始终与社会需求贴近。金融工程的新产品设计，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结合市场的需求进行制定，而在产品设计完毕后，需要大力度的推广新型产品，使得市场用户，能够了解新产品的功能、概念。对新产品进行推广，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新需求。（2）加强金融工程师培训。基于现代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趋势，其规模愈发增加，由此可以预见，当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需要的金融工程师会越多。如此基于预防的角度，需要提前做好人才的储备，此点可以通过在高等院校中，设立更多的金融工程相关专业，以培养将来的金融工程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充足并且综合素养较高的前提下，能够使金融工程市场得到进一步的支撑，从而发展至新的层次。（3）金融工程产品的法制保护完善。当前金融工程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原创类型与模仿类型，从产权保护的法律上来说，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是他人经过思考与劳动后得出的成果，过度的模仿与抄袭，是对其权益的侵犯，而当前的市场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如此需要更加完善的法规制度，来对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进行保护，避免过度的抄袭现象。（4）认知误区的修正。随着金融市场的规模增加，出现了许多金融工程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当中，存在部分对金融有认知误差人员，使得企业运行受到了限制。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认知错误，是觉得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难以实现产业的结合，这样的认知，会导致金融产业发展的形态固化，无法脱离传统金融产业的发展框架。但实际上，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的距离并不大，在当前已经有很多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做到了发展形态的转变。如此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效应，需要修正当前对金融的误差认知，使其明白金融产业，能够对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功能，能够实现怎样的预期。

六、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金融工程市场的规模不断的扩张，金融工程产品的形态也开始增多。基于其发展的形态統计，多数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朝向网络化、信息化等方面发展，增加了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便捷性。目前金融工程产品的发展现状、相关政策方面均存在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此需要尽快的采取改善措施，而目前来说，金融工程的发展重心，应当着手产品与制度的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翁春跃

参考文献 

[1]张晓喜.浅谈金融工程对金融效率的影响[J]江苏商论， 2017 （8） ：86-87. 

[2]孙雅婷.金融工程与金融市场效率关系[J]时代经贸， 2014 （6） ：121-122. 

篇3

【关键词】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专项立法体系

一、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现状

（1）银行业的合作。随着两岸先后加入WTO以来，大量台资企业投资大陆，两岸均出台互设金融机构及开办相关业务的政策。近年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大陆银行表示将附台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大陆银行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两岸经济活动，包括两岸的贸易和项目的投资，主要从事发放信贷和贸易融资。而此时，岛内银行业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的态度也比较积极，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了办事处。（2）证券业的合作。自海协会和海基会恢复商谈以及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为两岸证券业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台湾当局逐步开放大陆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台股，并可以从事证券投资和期货交易，还可以对台湾上市公司股票、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基金等进行投资。而大陆方面也积极做出了回应，实现了“台股直通车”和“陆股直通车”。为了解决台资企业在大陆经营活动中的融资问题，大陆允许台资企业在大陆发行A股并上市。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家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沪、深两市成功上市，并有许多符合上市规则的台湾企业已在排队等待上市。（3）保险业的合作。随着大陆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及2002年台湾公布的“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两岸保险业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些台湾保险公司凭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相同的优势，突破各种障碍进入了大陆市场，而大陆对外资保险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也较高，因此符合在大陆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子公司的仅仅有台湾国泰人寿、新光人寿和台湾人寿这几家台资保险公司。

二、影响两岸金融合作深化的主要障碍

（1）两岸金融合作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的政策。尽管中国已经允许台湾地区金融机构来中国大陆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开放的限制和条件逐步降低，但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的政策规制依然不能做到对等互惠，两岸金融交流只能是“单向”、“间接”的形式。所谓的“单向”是指台湾当局依然不同意中国内地的金融机构到台湾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台湾当局对两岸金融往来一直采取禁止的态度。所谓的“间接”是指台湾金融机构和资金流动，不可能直接以台湾金融机构的名义进入内地，只能通过第三方。这种“单向”地，“间接”地金融合作模式使两岸的合作与发展受到相当的阻碍。（2）内地金融法规的不完善。目前内地在两岸金融合作方面没有专项立法，在金融市场上也没有对新台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从内地方面看，依然缺乏两岸金融合作的法律保障。（3）两岸之间货币无法进行自由兑换。一直以来，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往来主要是以美元作为支付和结算的手段，因此企业需要承担两次兑换的费用和汇率变化的风险，或通过第三地银行进行周转，不但费用高而且更浪费时间，还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也不利于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稳定发展。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大部分的人民币与新台币通过黑市兑换，这些地下金融活动缺乏有效的金融管理，有很高的交易风险，对两岸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4）由于两岸金融监管体制的不统一，导致两岸金融业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管。海峡两岸金融监管体制本身存在较大的区别。大陆从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建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即“一行三会”，“一行”即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功能监管；“三会”被业界称为“三驾马车”，对金融机构实行机构监管。台湾现行的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管理，其中“财政部”主要负责金融行政的监督管理，“中央银行”则完全致力于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因此，两岸金融业在金融监管水平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监管，给两岸金融业的合作带来一定的不便。

三、进一步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大力鼓励两岸金融机构到对方设立分支机构。通过金融机构的设立才能使两岸的金融合作更进一步的进行。因此要大力鼓励两岸金融机构到对方设立分支机构。2009年，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正式生效。在备忘录中规定了两岸双方金融市场的建立及优惠措施，为两岸酝酿已久的相互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其他业务打开了大门。而在2013年1月29日举行的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首次会议中，台湾金管会也表示将对大陆证券期货机构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标准降低。（2）建立对台湾金融机构的专项立法体系。由于大陆和台湾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把台资看做内资而不是外资，对台湾金融机构要进行专项的立法，在立法中要积极鼓励台湾投资者对大陆进行投资，通过专项立法，两岸金融监管部门在处理金融事件要协调一致，同时对台湾金融机构到大陆申办金融机构的条件要适当。（3）完善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和流通机制。在海峡两岸资金流动的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完善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和流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增加新台币的兑换业务，公开办理新台币兑换，加大对新台币兑换业务的宣传力度，使新台币的汇价更具有市场弹性。（4）建立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系，推动两岸金融业实质性合作。首先应该促进两岸从业人员的交流和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为进一步的扩大合作做好铺垫。其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的方式，创立两岸金融监管信息网，及时更新两岸金融信息。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监管，维护两岸金融稳定发展。

2013年1月29日，两岸证券期货监理合作平台首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两岸金融合作有了新的突破。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给台湾投资者送去了一份“大礼包”。大陆市场对台湾的开放幅度更大，出乎台湾金融业的预期。台湾投资者无须再借道香港“暗度陈仓”，可以名正言顺地直接进行人民币投资业务。大陆与台湾监管层将研究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范围拓展至台湾，并增加1000亿的投资额度。大陆方面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台资持股比例将可以达到50%以上。作为礼尚往来，台湾金管会也针对大陆投资者关心的四个方面进行了监管“松绑”。包括大陆证券期货机构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标准降低；提高大陆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机制的额度，从5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积极研究放宽大陆证券期货机构参股台湾证券期货机构的限制；研究允许大陆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投资台湾资本市场关于大陆地区企业到台湾上市，中国证监会方面表示，目前这一问题并无法律障碍。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两岸就开始了经贸往来，但唯独敏感的金融业，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从2009年的《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和《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到2011年的《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两岸金融交流新气象频现，但离投资者期待中的开放尚有一段距离。

总之，海峡两岸的金融业合作是两岸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两岸的金融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经济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海峡两岸应该在《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摒除一切人为的障碍，为两岸金融业的全面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金融；证券化；趋势

金融证券化能够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其具有的优势与好处十分明显。金融证券化究竟能够创造怎么样的优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能够产生怎样的意义，本文中给予详细阐述。社会经济发展能够为一个国家创造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因此，现代国家也均大力倡导经济发展，并实现经济金融化发展。金融证券化开始发展并取代了经济金融化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必然趋势。网络信息技术的传播速度飞速，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都实现了更好的流动，金融证券化正式基于这种需求的一种满足。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实现飞跃，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一、金融证券化概念

金融证券化主要是指以金融形态完成的证券化发行，主要是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间接金融贷放转变为证券发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完成对资产流动化能力的提升，并可以将债权以及债务关系实现证券化，从而可以让贷放以及证券发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金融证券化所形成的趋势主要形成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也就是市场发展的成熟期。世界金融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将近六百年的时间，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则只能够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计算，尤其是进入到七十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工具、市场以及金融体制才开始变革，金融实现证券化的发展已势不可挡。

金融证券化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融资证券化内容，其二就是银行贷款证券化。金融证券化实际范畴更加广泛，但是资产证券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相对更加单一，金融证券化具有十分明显的流动性特征以及可实现债权的市场化特征。

二、金融证券化的实施背景

1.金融管制层面存在问题

金融证券化发展的速度十分快，为此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对我国实现资产金融化面向金融证券化造成了负面影响。现阶段国家与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金融管理方面采取了放宽管制的策略，市场准入资格不断降低，促使商业银行与其他形式的金融单位之间产生的竞争性越来越强，为此，金融市场当中就开始形成大量的资金流动，促使客户并不需要通过银行就能够获取大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大客户以及商业银行两者之间具有较为稳定的关系受到影响。基于此，西方国家之间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后就不断进行金融自由化方面的改革。结合改革现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在经营形势与范围方面都存在重叠现象，彼此之间的经营界限不断模糊，使得金融投资机构等开始将金融服务内容范围进行扩大，并开始在金融市场当中存在大量的资金。

2.金融创新发展问题表现

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网络信息化建设程度加强，这些都促进了多种类型的降低利率风险以及相关功能的金融工具。结合现代化发展需要，计算机技术针对传统类型的金融机构的数据化以及功能拼接等都发生方式上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大量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其中包括了零利息债券、金融期货以及欧洲商业票据等多种类型的产品。

除此之外，我国金融证券化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国有银行当中所产生的商业道德风险问题同样十分严重，因为并不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市场，商业银行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会从中收取费用，这样一来客户信用开始丧失，也会造成用户发生信用方面的问题，金融证券化市场的稳定性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三、金融证券化的问题分析

金融证券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能够促进证券化的优势发展，需要正视当前阶段存在的问题。

在实现金融证券化的过程只能够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资产内容，但是现阶段能够提供给予我们的资产部分十分缺乏，我国企业主要采用的是负债资产方式存在，并不需要通过资产抵押或者是稳定供给等。尽管能够对银行逾期房地产进行抵押，但是这种方式仍然无法真正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证券化需要。这种畸形资产发展形势也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我国金融证券化的过程中，缺少投资机构运作，为此只能够通过借助房屋抵押债券等形势进行，住房抵押债权也需要具有长期的稳定资产提供支持，这样一来又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制造苦难。我国现阶段证券化发展水平不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较多，国有银行当中商业道德风险相对较高。因为形成的市场存在缺陷使得商业银行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会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不断下降，当客户信用发生问题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就会对证券失去信心，这样一来就将会严重影响金融证券化的发展。

四、金融证券化的发展

1.放宽金融管制实现证券化

从我国投资方式当中分析，金融证券行业当中完成证券化阶段，商业银行采取的主要投资类型包括：财政债券、国家债券、保值公债、以及股票等，现阶段我国主要应用的投资形式主要是国家债券。针对当前阶段可实施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管制策略需要能够有主意实现商业银行发现优质稳定投资，并且也有助于提升对闲散资金方面的使用效率，实现对投资的收益回报。与此同时，也能够转变对证券市场方面的调控与管理方式，结合金融证券行业方面的创新并能够不断加强对投资力度以及相关间接调控手段，能够更进一步促进证券市场方面的良性稳定发展。

2.促进金融资产领域的证券化发展

完成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就是对金融资产方面的一种证券化建设。我国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证券化建设就需要不断适应国内外证券化发展经验，以此实现对我国国内证券化领域与国际市场接轨。为此，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实现多样化发展，也就是对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与形式进行多样化建设，实现单一类型资产的多层次、多结构的方向发展。通过消费信贷的方式面向商业抵押的方式发展。第二，环节不良资产类型，借助于资产证券化建设形式解决存在的资产不良等情况，降低资产浪费等问题的发生，降低证券市场实际发展情况。

3.实现证券化发展的主要策略

第一，需要综合分析现阶段我国资产主要形式，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可以发现，采用住房抵押的方式毕竟不能够真正意义上促进证券化发展，因此，需要加大投资机构的建设。商业银行所采用的贷款形式与其他类型的住房抵押贷款具有较为良好的收益效果，风险相对较低。为此，住房抵押主要对象经济行为相对更加的简单。但是因阿红高低压住房贷款所产生的期限相对更加漫长，形式也更加单一，这些原因都是造成金融证券化的主要成因。

第二，作为具有专门性特征的服务系统，针对证券化的中介单位需要建立严格且具有标准化的标准，以此实现对市场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水平提升。中介服务员也应当对掌握的相关信息内容等进行规范。

五、实现金融资产证券化相关建议

金融证券化发展属于经济背景环境下的产物，属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进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融证券化发展开始成为了能够代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容。金融证券化债券实际发行比重不断提升，金融证券化同时表现出流动性、稳定性以及安全性等多方面的优势。金融证券化除了具有一定优势，还具有产生一系列效应的能力，能够对我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金融证券化能够促使集资规模不断扩大，并可以促使资产社会化规模加快，实现更好的融资，刺激双向投资机制形成。

通过结合实际情况完成对我国金融证券化的发展，需要从分借鉴当前阶段国内外成功经验。第一，国家政府应当给予政策性支持。我国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大，为此，可以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对金融证券化发展提供帮助，此外，政府也可以形成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金融市场的发展符合法律要求，促进金融市场的合法化运作。

第二，提升对金融创新方面的建设要求。通过放宽管制形式，可以为建立金融管理机制环境，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建设提供帮助，并能够更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证券化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金融证券化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获得的收益不断提升。在实现金融证券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加强对其造成的问题的思考与分析，通过加强对相关策略的完善与调整，以便可以有效提升金融化的推进。由此也能够不断适应现代我国社会国情与市场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的繁荣与富强。并在文件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关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也应当加强对其他金融领域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立泰，刘万明.自由化背景下全球金融监管发展趋势及对我国金融监管变革的启示[J].科学经济社会，2010，01：32-37.

[2]胡军.法国公司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在资本全球化下的变迁——对中国金融法典化道路的借鉴与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10，02：37-40.

[3]杨继贤，何迎庆，张秀云，张冰.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趋势及煤炭企业对策[J].中国矿业，2010，08：54-57.

[4]徐亚平，张瑞.证券化、流动性与货币政策——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J].财经科学，2009，07：18-25.

[5]梁洪杰.论全球经济低碳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抉择[A].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清华大学法学院.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C].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清华大学法学院：，2010：9.

[6]李雪，张宁，刘洪甫.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智能交通发展研究[A].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第六届中国智能交通年会暨第七届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论坛优秀论文集（上册）——智能交通[C].中国智能交通协会：，2011：9.

篇5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高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Arestis P， Luintel A D， Lutinel K B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CEPP working paper， 2005

[2]Crotty J The neoliberal paradox： The impact of destructi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5

[3]Milberg W. Shifting sources and uses of profits： sustaining USFinancialization with global value chai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37（3）

[4]Orhangazi O Financial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 1973—2004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5]Stockhammer E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6][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的金融化与危机吴娓译与现实，2008（4）

[8]刘志彪，吴福象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基于经济全球化两个重要假说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2）

[9]鲁晓东金融资源错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金融研究2008（4）

[10]宋仁霞“经济金融化”的评价方法研究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4（115）

[11]孙天琦储蓄资本化、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资本金增加与宏观经济增长：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的一个解析金融研究，2008（9）

[12]吴晓辉，叶瑛，姜彦福资本自由化、企业绩效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企业层面的中国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08（5）

[13]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2008（8）

[14]张慕濒非金融部门金融化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光明日报（理论版），20100622

[15]赵玉敏世界经济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国际贸易，2008（11）

篇6

关键词：金融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经济发展；外资银行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完成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等任务，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趋利避害”，充分合理利用外资特别是外资银行为我服务。因此，研究金融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本文深入剖析了促进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了金融资本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最后针对金融资本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提出了建议。

1促进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1.1资本的逐利性

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最根本原因。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只要机会合适，金融资本会迅速在东道国生根发芽，进而不断攫取利润。

1.2相关政府和机构的推动

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有目的的积极推动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帮助本国经济主体获得较高利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为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保驾护航，使得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活动领域和统治空间迅速扩张。为满足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发达的资金流动网络，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效率。IMF、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组织与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区域金融集团也都积极推进资本的全球化流动。

1.3信息技术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突破了金融资本流动的地域限制，电子计算机强大的计算功能提高了金融资本的交易效率，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效率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

1.4贸易增长的推动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国际贸易数量增长较快时，金融资本全球化活动频率也增加；反之，当国际贸易数量萎缩时，金融资本全球化活动频率也下降。

1.5国际利率水平

国际利率水平的变动会影响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在各国利率出现差异时，金融资本会迅速做出反应，从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向利率较高的国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金融资源在全球的最优配置。

2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辩证的角度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因此，应首先弄清具体的影响，以便于国家提出应对策略，发挥积极影响，弱化消极影响。

2.1积极影响

2.1.1金融资本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金融资本进入我国后，会迅速被配置到建设资金不足、投资回报较高的相关行业，通过投资乘数效应，使GDP成倍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外资的进入不仅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会形成明显的溢出效应。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通过不断学习吸收，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金融资本的投资还可以培养大批的研发、生产与管理人才，并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总体来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1.2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正面影响

跨国公司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利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自然资源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在外资企业溢出效应的作用下蓬勃发展。金融资本的进入加快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提升了我国产业发展的水平，尤其是在工业化发展初期，这种积极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

2.2消极影响

2.2.1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其一，汇率的波动性加剧。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资本在在各国金融市场间的进出频率与规模都不断加大，这会导致外汇市场汇率的波动更为剧烈，并影响一国正常的金融与贸易秩序。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外汇市场面临的波动风险亦逐渐加大。其二，股价的波动性加剧。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市场联系更为密切，尤其是在股票市场。当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发生波动特别是下降时，我国股票市场也会出现相应变化。其三，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增强。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全球债权债务关系变得错综复杂，金融资产如果出现问题，对他国影响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加。当某些金融资产出现问题引起价格大幅下降时，与之相关的金融资产会迅速下跌，局部的金融困难会进一步传染给整个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带来灾难。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便是明证，这两次大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2.2.2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后，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并日趋严重。其一，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并购的过程中，目标瞄准了收益率较高行业的龙头企业，且以控股为并购目的，这种行为会导致中国的重要产业被跨国资本所控制，严重威胁中国的产业安全。其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形成的产业链中，中国一直处于低端位置，上游的研发环节与下游的销售环节被牢牢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这造成我国产业两头在外，处处受制于人，威胁着国家的产业安全。另外，中国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是附加值最低的部分，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均为跨国公司掌握，中国的产业利润率极低。其三，金融资本全球化是我国现有产业结构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种产业结构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很强，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经常陷入被动。其四，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链，低端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被转移至中国，导致我国环境严重污染、资源大量被消耗，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利益获得劣势

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利用其在金融与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全球化规则，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中攫取了大量的利益。第一，发达国家利用其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如发行的货币可作为世界货币、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力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方便其在国际资本流动中获益；第二，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如在WTO的影响力、巨额的贸易量等，制定国际贸易规则，逐渐敲开发展中国家大门，并运用其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竞争，在国家贸易中获得大量收益。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劣势地位。

3金融资本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通过积极参与虽然获得了较为可观的收益，但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动荡和危机来达到降低自身损失的目的，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因此，要在正确、全面地认清金融资本本质的基础上，审慎确定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下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更好地规避风险、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3.1加强金融资本的流动监管

3.1.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通过对金融结构实施有效监管，使金融监管的步伐可以与金融资本自由化、全球化的进程相匹配。在具体实施时，其一，要强化对外资金融机构立法监管的条件准备，健全金融执法体系，完善金融运行规则，同时要与国际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密切合作，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其二，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时，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市场准入（包括进入的数量、速度和布局）、经营业务（包括经营范围、地域等）、异常动向（包括对异动的监测评估和临机处置）。3.1.2控制长期外债规模要将长期外债的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国际债务进行监督和指导，构建一套指标体系用于监督、分析和评测长期外债，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债务危机的发生可能性，从而使我国的外债处于良性循环的过程中。3.1.3监控短期游资由于短期游资的流动可能会带来破坏性，因此对短期游资实施合理、有效的监控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降低游资的不稳定性对经济的冲击。监控短期游资的手段有多种，包括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其中直接调控手段包括货币交易税的征收、游资数量规模的控制，间接调控手段包括财政政策和浮动汇率的调整。具体采用哪种手段，要综合考虑短期游资的规模、结构以及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

3.2正确处理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

适度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可以为实体资本服务，从而推动实体资本更好地发展；相反，金融资本如果过度发展，会导致大量资本撤离实体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引发泡沫经济。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我国更要慎重处理好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既要促进金融资本的发展，又要控制其过度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3.3引导外资投向，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引进外资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引导外资投向急需的重点领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实在的效益；另一方面，要注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增强自身技术水平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3.4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经济结构

只有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促使其从原先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加速改变，增强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有效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才能更好的规避金融资本全球化所引致的风险。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发挥资源配置中市场对于分配资源和利益的基础性作用来实现。

3.5健全与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接轨的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与金融资本全球化趋势接轨的法律体系，以迎接金融资本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风险尽量最小化。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制定契合国际惯例的、与金融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实现。

作者:王蕙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薇薇.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资本全球化的战略思考［J］.全国商情，2010，（19）.

［2］银锋.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理论探讨，2013，（2）.

［3］吴念鲁，鄂志寰.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否历史发展的必然——全球资本流动动因分析［J］.金融研究，2000，（10）.

［4］李建军.金融资本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J］.商场现代化，2007，（9）.

［5］胡松明.金融资本全球化与新金融霸权主义［J］.世界经济，2001，（7）.

篇7

笔者在《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中论证了“研究特定经济运行环境中的人”[1]已经成为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的“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必然选择。”因为，“任何经济发展模式本质都是由一定的人与社会关系所支撑的”，[1]而在现时代的中国，“人”则以更加不可替代的身份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因而，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体系中人的问题的消解路径选择框架，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自我伦理危机 

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空前的破坏力涤荡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经济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所危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些看起来纷繁芜杂的物质生活世界，它还以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力危及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场空前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正在不期而至。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并没有自然带动现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应提升呢？在马克思或福柯看来，殖民主义性质的财富增长或科技进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带来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则有可能使人与自身之间的鸿沟愈陷愈深，进而将人类卷入一场空前人与自身极度分裂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所谓自我伦理危机指的是由于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被剥夺或重构，所造成的人与自身（灵与肉、身与心、主体性与客体性）内部伦理秩序的混乱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人类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体纷扰。由此可见，自我伦理危机一方面表现为理性屈从于欲望、经验所造成的人对自身主体价值缺席的焦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被欲望、经验重新塑铸的人对自身客体价值有限性的焦虑。事实上，所有焦虑的实质并不在于获得、占有或经验多少“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才能获得人类自我的满足感，而在于人类应如何在道德层面摆脱由于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体困扰，进而达致“灵魂的宁静与肉体的无纷扰”，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些问题构成了现代人进行自我伦理规划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可以说，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人类自我的伦理危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下，自私、虚荣、嫉妒、贪婪、背信弃义、股市非理性繁荣等现象的流行难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证吗？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其消解路径应该如何构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伦理危机的道德化解路径 

就自我伦理危机的产生原因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是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应对方可奏效，但就作为人类终极自我关怀的伦理规划视角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则需要诉诸于人的内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样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功效呢？纵观人类伦理思想史，在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问题上，各种伦理学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笔者在综合美德论、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关于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消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德性应该是自我公正。虽然美德论与功利主义论伦理学体系中都没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这一概念，但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尼个马可伦理学》关于公正的“总体德性”与“具体意义上的”[2]区分;穆勒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功利主义》对作为“作为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公正研究中间，关于这一概念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 

实际上，美德伦理学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相对于“总体德性”的“具体意义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体意义上的”公正，它与“总体德性”的关系怎样，“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伦理学派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实上，这种守法的公正是总体的德性，但它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而是对于他人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由于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总体。不公正不是恶的一部分，而是恶的总体。”[2]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总体的德性”实质是一种相对于人与自身关系相对的“对于他人关系上的”德性，但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总体的德性”只是为研究“具体意义上的”德性提供一种理论铺垫，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标。那么“作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体意义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德性”或“道德品质”就是“一个人在积极和他人之间分配时如果对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获得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较少的一份，而对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损害过少，使别人受损害过大，而是使彼此达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两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时也这样做，他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应该是保持作为体现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理性对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对优势或优先地位的一种道德张力。 

在功利主义学派理论体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即每个人保持其所得与“应得”之间平衡的一种道德行为品质。问题在于，公正为什么是“正义”的“一项义务”，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 

在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穆勒看来，公正是正义美德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在涉及权利时，保持公正毫无疑问是义不容辞的，但其中体现的只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赋予每个人权利的义务。”穆勒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坚持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的原则，即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为一种正义义务成为履行其他正义义务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内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义美德一项义务，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则的体现，即每个人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倘若根据‘应得’信条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那么必然意味着我们对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视同仁（当没有更高层次的义务来禁止这种行为时），同样社会也对所有应得到它的平等对待的人（即应当得到绝对平等对待的人）一视同仁。这是个体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一切社会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应尽最大努力向这一标准靠拢。然而，事实上这种伟大的道德义务基于的是一种更深的基础，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从属或衍生教义的逻辑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确切含义。功利原理之所以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拥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在程度上被视为是同等的，种类上允许有所差别）。”[4]综上所述，在穆勒看来，公正能够成为正义的一项义务，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每个人的道德价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约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为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穆勒认为，“个体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在于整体意义上的即“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逻辑起点在于每个人对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自我公正被赋予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含义。 

从笔者对美德论与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层面的梳理当中不难看出，在这一概念应该成为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的认识层面，两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在对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带有明显的动机论色彩，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效果论倾向。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所著《尼个马可伦理学》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作为一种德性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只是“灵魂”的“合乎理性的”“实现活动”，即精神领域的。因而，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义学派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义》一书整个理论体系中间，作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个体行为效果层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据。因而，与美德伦理学派相比较而言，功利主义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脉脉的道德情怀。正因为如此，在看来，道德的合理性依据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所谓自我公正，就是人类自我在驾驭权利时保持的自身主、客体价值之间内在平衡方面的一种张力，这种平衡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种主客双方的和谐状态。就是说，自我公正德性对自我的伦理危机的化解需要社会公平正义呵护，更需要人类自我内心信念坚守，因为这种坚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社会秩序的和谐，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使深陷于现代社会泥淖中的自我为自身更好地构建起美好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就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人类精神生活世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消解，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对驾驭自我权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养，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参考文献： 

[1]齐小军.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J].改革与战略，2009，（7）.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王旭凤，陈晓旭译.尼个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英]查尔斯·库利，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篇8

    一、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出现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而言，是一种制度创新，该制度的形成是缘于它能提供的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更多的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国家经济主体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国一隅，而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优势，并进行配置。在经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高素质的无形服务，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效、利润和发展机会。但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即经济全球化不仅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同时也能带来坏处，甚至能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陷阱”。因为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发展路径以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并非“救世良药”，如果用“剂”不当，甚至能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陷阱”，乃至引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 

    （一）发达国家在赶超发展阶段的路径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是依赖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呢？其实不然。以美德两国为例，实际上，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推行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只是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乃至能与发达国家抗衡时，其贸易政策才发生相应变化。在18世纪，英法是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美德两国当时只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为赶超英法两国，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并指出为使美国经济赶超英国，应保护美国的幼稚工业，此后为阻止英国商品的过度竞争，美政府把平均关税率从19世纪初期的20％提高到1865年的47?9％。而德国的做法是，为支持德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提高关税的总体水平，并相继执行了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其他措施，如：设置进口配额、征收各种国内税等。直到后来，美、德的工业发展水平在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扶持下，才有了较大的飞跃，并在短期内赶上了英、法等发展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历史路径表明：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不是赶超型发展国家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该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倡导并推进经济全球化，其目的济环境、相对提高了经济素质。其实，从本质上讲，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用意只是在于：利用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权，以实现国家利益极大化的目标。 

    （二）经济全球化所附带的高风险性及发展中国家的不成功实践 

    1?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经济具有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和管理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国家疆域对世界经济的约束力减弱。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成本日益降低，流动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了资金的全球流动，其结果是：虚拟资本急剧膨胀，金融资产总量及其增长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高达1.5万亿美元，而现实需求至多只有300亿美元，占外汇交易总量至多达2％，其余的大量国际资金流动，目的纯粹是为了套取利差和汇差等投机利润。据统计，目前国际游资已达7.5万亿美元，相对于全球犌犇犘的1／4强，这些投机性很强的短期游资始终像幽灵一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徘徊，危机一旦爆发，危害巨大，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 

    我们知道，过度投机往往伴随着市场的无序化和高风险，这必然会破坏市场的效率，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国际融资的成本，最终必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这正是经济全球化“陷阱”的根源所在。 

    2?发展中国家的不成功实践。对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很高的热情，在二战后不久，各国就积极致力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前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已创建了近百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等。然而，发展中国家是否藉此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了呢？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发展区域集团乃至实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藉此取得成功，甚至还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即：经济落后—发展区域集团—贯彻经济全球化政策—出现经济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我们把它称为经济全球化的“陷阱”。韩国、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便可以证明。 

    韩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初衷是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的丰厚利益，然而其实践如何呢？韩国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利用其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取得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并维持了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暂时的经济繁荣掩盖了韩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导致该国政府错误的经济决策。一方面，韩国为加入世界经合组织，轻率地放松了资本项目管理，不加区别地盲目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片面强调外向型经济取得短期利益，不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果导致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乃至爆发了目前仍在持续的严重经济危机。 

    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也是令人深思的。该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过高估计了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制定并实施了忽视自身积累、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政策，同时为尽快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即今犠犜犗），不顾本国宏观调控能力所限，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致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增长，当一遇不利情况时，这些游资又迅速出逃，最终该国终于发生了1994年、199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 

    （三）对经济全球化的思考经济全球化会带来风险与动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也似乎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宜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因为存在经济全球化的“陷阱”，但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摒弃经济全球化，重新回归“闭关锁国”呢？否也。笔者认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要客观全面，毕竟经济全球化这种制度在世界上已被运用了近两个世纪，纵然在经济全球化初期仍存在“闭关锁国”的路径依赖，但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已冲破“闭关锁国”的制度惯性制约，是经济运行的高级形态。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风险与动荡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的“陷阱”更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原因所致，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现实，错误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产业结构素质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经济规模相对弱小，具有易受操纵性；等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特点决定，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宜完全放开国内市场，而应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注重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放开国内市场时要注重策略性，要根据自身的实力，循序渐进地确定适合于自身的制度安排，比如：可先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待时机成熟时再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时，可参照发达国家早期成功的经验，设置相对高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稚嫩产业的发展；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说明经济全球化“陷阱”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经济全球化，其重要用意在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风险与动荡的认识，强调制定政策特别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方面政策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因为只有切合实际的政策安排才能恰到好处地推动经济飞跃成长，而不至于冒高额风险成本，最终功亏一篑。 

    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政府的对应策略 

    自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便一步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浪潮，20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开放战略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坚持了渐进式的、务实的外向型战略。直到1994年我国才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资本项目至今仍处于管制之下不能自由兑换。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务实的策略，才使我国在去年乃至延续至今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免受国际游资的冲击，免于遭受被袭击破落的命运。但鉴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风险与动荡，为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目标，我国政府应采取如下几项策略： 

    （一）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一国经济免于因生态危机、经济不稳定、失业、金融市场紊乱、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等的冲击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状态。我们注意到，在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已经发生和潜在的金融危机面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日益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借鉴美、日、俄等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笔者认为，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该部门应具备如下几项职能：（1）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2）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定期提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报告》；（3）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4）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2?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应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国家经贸委、外交部、安全部、国防部、外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务院主要部门参与。 

    3?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兆，以给决策部门以指导，及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建立必要的储备和保障体系。建立该体系的目的在于将国家安全遭到损害时的经济损失减至最小，防患于未然。5?在适当时机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法规，以法律刚性，给妨碍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以“硬性”制约。 

    （二）发挥经济政治大国的优势，积极倡导建立全球化新规则为此，我国政府应在如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1?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结构合理、基础稳健的国民经济，并保持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其中，调整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即设计稳健的产业结构，清除经济泡沫，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外，即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债务规模，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和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 

    2?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以使国际游资难以对不同市场进行各个击破。 

    3?倡导世界各国适当提高国际资金尤其是短期资金流动成本。英国经济学家托宾曾建议对外汇交易征收不超过5％的税金，这样做对长期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频繁流动的国际游资，却可以有效地提高其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的频繁程度，削弱市场的过度投机。当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征税的方式，但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国际资金流动成本的经济手段，控制过度的投机。 

    4?倡导世界各国提高国际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建议各国货币当局彼此之间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管信息系统。 

    （三）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虚拟经济对实质经济的支持度 

    1?要改变传统的监管手段，放松对金融的直接管制，加强以促进金融业谨慎经营为目的的风险监管，保证金融业的效率和稳定。需要指出的是，放松管制并不是不要监管或者放手不管，而是在放宽一些管制的同时加强某些监管，或者在微观上放松一些管制，在宏观上又加强某些监管。从限制竞争改为促进公平竞争和提高安全性并举，在保证金融业稳定的前提下放松束缚金融业合理竞争的过度管制，寻求保证金融业效率和稳定的最佳均衡点，达到对金融运行新的控制，而风险监管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产生的新的监管方式。 

    2?要努力实现金融监管国际化，改变单项协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监管政策、手段，以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a.监管对象应包括国内金融业、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和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b.监管内容应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出现的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c.监管手段应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篇9

［关键词］经济 负面效应 策略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深远而复杂，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存在差异，各国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是不同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来说，带来了许多的负面的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价值观念等都提出了挑战，稍不留神，也许就会付出沉重代价。

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

除了东亚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1997年泰国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消极影响：

1.竞争不利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生了负面效应――使其处于全球竞争的不利地位。首要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较强的经济依附性，其二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相对而言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从现存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中就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的贸易规则是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例如：某些劳工标准和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达国家因掌控着国际经济体系，再加上拥有资金和技术等几方面的优势，自然会形成当前的局前――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发展中国家出现一系列问题不可小视，如：资本匮乏，技术较落后，高级人才严重流失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本就不稳固，市场发育也不尽完备，因此，经受不住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极易产生国内经济动荡，严重的会产生经济危机。

2.金融风险与经济冲击

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电子化交易使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为市场交易提供便利，也为金融界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还有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因其依托国际互联网而存在，大额资金可以在几秒中的时间里转向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而且，稳定金融秩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忽略。不少的发展中国家为一时资本流入本国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或者为外压力所推动，纷纷不顾国情开放金融市场，由于他们的金融体制不完善以及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国内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又相对较弱,国际上又无相应的协调、管理与监督机制，就会使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逐一显现，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例如：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在盲目开放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典型案例。

3.局面尴尬

发展中国家旨在大力发展经济和提高本国民生活水平，努力实现工业现代化，可是一再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事实上，发达国家更应对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越来越多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长远来看，还会将这种影响扩大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大发展。

4.发展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不平衡，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目前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落后于发达国家,直接的后果就是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更加贫穷经济落后。据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已从1983年的43倍扩大至2000年的60倍。目前，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差距悬殊,已经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最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获利极微，甚至是没有任何好处。

5.冲击

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的最大问题。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家都要一定程度的让渡和共享经济。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别，发展中国家会提供了更多的条件。这就形成了让渡与共享的不对称局面。其次，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范围内市场力量不断加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产业，进而威胁国内市场安全，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权力进一步减弱。最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成立了一系列的专门性国际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疑形成一定的约束。

二、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1.开展“南南合作”

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主导，居多的国际经济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持制定。所以，发展中国家没有分享那些好处……在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利用本国经济实力，强行拟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协议。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尽快熟悉全球化国际规则，对 “扶强抑弱”的倾向要有深刻的认识，以应对发达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冲击，有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将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集中，团结合作，与现存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进行斗争，依靠集体的力量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篇10

一、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出现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而言，是一种制度创新，该制度的形成是缘于它能提供的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更多的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国家经济主体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国一隅，而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优势，并进行配置。在经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高素质的无形服务，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效、利润和发展机会。但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即经济全球化不仅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同时也能带来坏处，甚至能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陷阱”。因为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发展路径以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并非“救世良药”，如果用“剂”不当，甚至能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陷阱”，乃至引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

（一）发达国家在赶超发展阶段的路径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是依赖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呢？其实不然。以美德两国为例，实际上，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推行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只是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乃至能与发达国家抗衡时，其贸易政策才发生相应变化。在18世纪，英法是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美德两国当时只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为赶超英法两国，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并指出为使美国经济赶超英国，应保护美国的幼稚工业，此后为阻止英国商品的过度竞争，美政府把平均关税率从19世纪初期的20％提高到1865年的479％。而德国的做法是，为支持德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提高关税的总体水平，并相继执行了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其他措施，如：设置进口配额、征收各种国内税等。直到后来，美、德的工业发展水平在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扶持下，才有了较大的飞跃，并在短期内赶上了英、法等发展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历史路径表明：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不是赶超型发展国家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该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倡导并推进经济全球化，其目的济环境、相对提高了经济素质。其实，从本质上讲，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用意只是在于：利用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权，以实现国家利益极大化的目标。

（二）经济全球化所附带的高风险性及发展中国家的不成功实践

1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经济具有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和管理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国家疆域对世界经济的约束力减弱。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成本日益降低，流动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了资金的全球流动，其结果是：虚拟资本急剧膨胀，金融资产总量及其增长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高达1.5万亿美元，而现实需求至多只有300亿美元，占外汇交易总量至多达2％，其余的大量国际资金流动，目的纯粹是为了套取利差和汇差等投机利润。据统计，目前国际游资已达7.5万亿美元，相对于全球犌犇犘的1／4强，这些投机性很强的短期游资始终像幽灵一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徘徊，危机一旦爆发，危害巨大，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

我们知道，过度投机往往伴随着市场的无序化和高风险，这必然会破坏市场的效率，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国际融资的成本，最终必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这正是经济全球化“陷阱”的根源所在。

2发展中国家的不成功实践。对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很高的热情，在二战后不久，各国就积极致力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前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已创建了近百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等。然而，发展中国家是否藉此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了呢？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发展区域集团乃至实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藉此取得成功，甚至还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即：经济落后—发展区域集团—贯彻经济全球化政策—出现经济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我们把它称为经济全球化的“陷阱”。韩国、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便可以证明。

韩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初衷是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的丰厚利益，然而其实践如何呢？韩国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利用其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取得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并维持了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暂时的经济繁荣掩盖了韩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导致该国政府错误的经济决策。一方面，韩国为加入世界经合组织，轻率地放松了资本项目管理，不加区别地盲目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片面强调外向型经济取得短期利益，不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果导致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乃至爆发了目前仍在持续的严重经济危机。

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也是令人深思的。该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过高估计了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制定并实施了忽视自身积累、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政策，同时为尽快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即今犠犜犗），不顾本国宏观调控能力所限，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致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增长，当一遇不利情况时，这些游资又迅速出逃，最终该国终于发生了1994年、199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

（三）对经济全球化的思考经济全球化会带来风险与动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也似乎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宜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因为存在经济全球化的“陷阱”，但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摒弃经济全球化，重新回归“闭关锁国”呢？否也。笔者认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要客观全面，毕竟经济全球化这种制度在世界上已被运用了近两个世纪，纵然在经济全球化初期仍存在“闭关锁国”的路径依赖，但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已冲破“闭关锁国”的制度惯性制约，是经济运行的高级形态。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风险与动荡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的“陷阱”更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原因所致，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现实，错误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产业结构素质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经济规模相对弱小，具有易受操纵性；等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特点决定，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宜完全放开国内市场，而应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注重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放开国内市场时要注重策略性，要根据自身的实力，循序渐进地确定适合于自身的制度安排，比如：可先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待时机成熟时再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时，可参照发达国家早期成功的经验，设置相对高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稚嫩产业的发展；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说明经济全球化“陷阱”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经济全球化，其重要用意在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风险与动荡的认识，强调制定政策特别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方面政策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因为只有切合实际的政策安排才能恰到好处地推动经济飞跃成长，而不至于冒高额风险成本，最终功亏一篑。

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政府的对应策略

自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便一步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浪潮，20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开放战略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坚持了渐进式的、务实的外向型战略。直到1994年我国才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资本项目至今仍处于管制之下不能自由兑换。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务实的策略，才使我国在去年乃至延续至今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免受国际游资的冲击，免于遭受被袭击破落的命运。但鉴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风险与动荡，为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目标，我国政府应采取如下几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