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保护法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青少年保护法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一段，国内虐待儿童事件时有发生，遭到舆论的一致抨击。虐童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不少国家早已对此引起重视，并通过建立各项法律制度加以防范，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编者

新西兰：

14岁以下儿童不得独处

新西兰的立法对于儿童的保护非常严格。当地电视台报道，一位刚移民到此的父亲，由于在街上打了自家孩子一耳光，结果被法庭判罚6个月的监禁。新西兰法律规定：14岁以下的儿童不能独处，必须有其父母和监护人的看护，否则父母就违法。

新西兰中小学开设了专门的课程教导孩子们“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犯（包括犯、来自同龄孩子的欺负等）”。例如，在小学阶段，学校会专门请来警察，给孩子们进行为期两周的安全教育，其中包括交通安全、人身安全，当然也包括性安全。

新西兰救助儿童的福利机构大多是由政府组织的，他们一旦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会立即在警方的配合下带孩子离开使他受虐的环境，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诉诸法律还是进行家庭教育。（刘眉）

澳大利亚：专设儿童治安官

澳大利亚在儿童保护的法律执行上有令各国瞩目的独特模式。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1975年家庭法法案》和《儿童和青少年法案》使澳大利亚的儿童权利保护趋于成熟。为保障儿童各项权益进一步得到落实，新南威尔士州还专门制定了《儿童和青少年委员会法》，组建了儿童和青少年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推进和监督社区儿童的整体安全、福利和幸福状况，监控由儿童提出或代表儿童提出的投诉趋向，对影响儿童的事项组织专门调查等。

此外，澳大利亚少年司法机构对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以新南威尔士州1987年的《儿童法院法》为例，儿童法院由首席治安法官和儿童治安官组成，有资格被任命为儿童治安官的人必须是首席治安法官认可的有处理儿童和青少年事务能力的治安法官，而且依据法律规定，儿童治安官应当接受不间断的培训。

在悉尼、墨尔本等澳大利亚大城市中，儿童享受到全方位的关照。在幼儿园中，所有的老师都需要获得幼儿教育的专业文凭之后持证上岗。根据规定，每个幼儿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本科幼儿教育毕业生，必须持有急救证书等各种资质证明和幼儿看护相关的执照。（虎玉良）

英国：建立完整的监督机制

英国是最早针对儿童权益进行立法的现代国家，最早可上溯至16世纪。当时以英女王名义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中有针对孤儿流浪儿以及贫困儿童进行保护的内容。1868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规定，父母故意忽略向其未满14岁并在其监护下的子女提供充足的食物、衣服、医疗或住宿的行为属于犯罪。1889年颁布的《预防虐待和忽视儿童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儿童权益保护的法案，该法案以防止儿童受虐待为目的，不仅规定了虐待、忽视儿童为犯罪，还增加了剥夺父母或监护人的监护权资格的规定。此后，1894年《预防虐待儿童法》及1933年《儿童及少年法》均对此进行了更细化的规定。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等重要国际文件确立“儿童应与成人一样享有权利”的权利理念，英国防止虐待儿童立法也随之不断完善。这期间，与此相关的法律有：1948年《子女法》、1956年《性犯罪法》、1959年《婚生子女地位法》、1960年《猥亵少年儿童法》、1980年《儿童监护法》和《收养照管法》、1989年《儿童法》。

《儿童法》几乎将所有的关于儿童的法律结合到了一起，被当时的大法官称颂为“议会立法有史以来最全面深入的改革”，英国媒体则称之为“称民心的立法”。2000年和2004年英国又对《儿童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辅之以2000年《照管标准法》、2002年《儿童收养法》和《教育法》、2003年《健康和社会照管法》等法律。这些法律的陆续颁布，使英国防止虐待儿童的法律体系已蔚为壮观，相当完善，成为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相关立法借鉴的典范。

《儿童法》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原则，对于儿童权益的保护非常全面。首先，虐待儿童的内涵非常宽泛，凡是影响儿童生理的、智力的、情绪的、社会的或行为发展的行为，均视为虐待儿童行为。

英国高度重视政府机构在儿童权利保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教养、保护儿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为此，从政府及国家层面而言，防止儿童受虐待的性质也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由补救型到制度型的深刻变革。（李缘）

日本：早期介入是工作重点

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大阪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等政府部门和机构都在关注虐童问题。自1991年开始，东京成立了虐待防止中心，开始对儿童虐待信息情报进行统计。日本厚生劳动省从1990年开始对儿童虐待数据进行统计，并逐年公布。

2000年，日本颁布并实施了《虐待儿童防止法》，2004年又进行了修改，有越来越严的趋势。比如，修改前的条款中规定：“如果发现有虐待的必须举报。”修改后变成：“认为有虐待的必须举报。”同时，语言暴力也被列入虐待行为。

日本的社会力量在应对虐童问题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8年成立的“儿童虐待思考协会”以虐童为题材创作漫画，向志愿者介绍虐童防范工作现状。各地的非营利组织还设立儿童访谈热线，与儿科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联网，及时倾听虐童举报。此外，有关防止儿童虐待工作的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经验交流会、会、学会等集会也在日本全国各地经常举办。

在日本，早期发现、早期应对是防止虐童案件的重点。日本政府强调，警方拥有以确认儿童安全为目的的“入室调查权”以及与监护人面谈、勒令改正等权力，同时还要求负责学生保健的老师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受虐征兆。在日本每一个都、道、府、县都有儿童保护中心，专门收容被父母虐待的儿童。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显示，日本全国共有206个“儿童咨询所”，其中128家同时设有“临时保护所”，基本覆盖日本全境。

（赵津）

美国：举报是强制性义务

美国反虐童体系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第一例虐童案件曝光于1874年，遭继母虐待近8年的幼童玛丽终于受到了保护。当年纽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防止虐童协会。随后20年中，民间组织不断发展，截至1900年，全美各州成立了161个同类组织。

在民间组织发展的同时，政府和法律也在行动。1899年，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建立了第一个保护受虐儿童的少年法庭。1912年，美国国会创建了美国儿童局。194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各州政府在保护儿童的目的下，有权干预家庭事务。1960年，纽约州首先立法，由州政府建立儿童收养机构，很快扩展至全美。不久，美国政府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随后，各州先后制定了受虐儿童举报法。在随后的几年，全美44个州纷纷通过法律，强制医生必须向警方报告在医疗中发现的儿童受虐情况，随后，报告制度扩展到其他专业机构。

国际上被认为保护受虐儿童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62年，以肯普医生为首的几位医生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里程碑文章，专业描述了虐童死亡案例，建立了导致受虐儿童综合征的医学和心理模型。1971年，加州上诉法院确认“受虐儿童综合征”将作为公诉的医疗诊断依据。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并于1984年通过了《儿童保护法案》，比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还早5年。

现在，美国各州、区政府都有“儿童保护服务处”，做虐童事务调查、安排受虐待的孩子到养父母的家庭等事项。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0万儿童生活在“儿童保护服务处”安排的家庭里。

在美国，强制性规定义务举报人与预防儿童虐待同等重要。早期规定的义务举报人主要是医生，因为只有医生才具备相关被虐待的医学症状的知识，他们会在发现孩子身体受到伤害时进行举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的法律都拓宽了举报人的范围，主要扩大到一些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专业人员，如幼教、中小学校老师、警察、机构保姆、法律顾问、健康服务人员，甚至一些州将冲洗相片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在内。

篇2

关键词：文化资源，保护，意义，原则，措施

一、文化资源保护的意义

（一）文化资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消失将是人类重大的损失。

如果不保护自然生态，我们就会失去物质的家园；如果不保护文化生态，我们就会失去精神的家园。而文化资源正是文化生态的有效载体，有效保护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避免在开发的名义下人为地破坏和摧毁文化资源，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1]

正如空气和水一样，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也是人类前进的不竭动力。文化资源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除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外，它更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记忆的情感纽带。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其特殊的精神涵义被很多人忽视。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若不引起高度重视，一些民族文化资源将走向毁灭。

文化资源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积累，是人类文化传输带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辛勤的见证。如果缺乏保护意识，忽视这些资源的重要作用，它们随时都面临消失的危险，而这些资源一旦消失将很难恢复，给人类文化造成的一次次断层，将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损失。

（二）文化资源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

文化资源如果破坏了或消失了，文化产业就无从谈起。因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就是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化的基础和源头。文化产业的门类虽然众多，但是纵观所有的文化产业门类，无不需要文化资源的介入。如广播影视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资源，电视剧、电影的拍摄除了借助于高科技数字化手段，更离不开古代和现代丰富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些文化元素让广播影视业更加活跃，为人们所接受，创造了收视率和票房的奇迹，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文化产业“内容为王”的箴言。再如文化旅游业可谓是依托文化资源而生存，如果没有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等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完善，就不可能有旅游业的兴盛，而旅游业的兴盛更是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保护文化资源不仅可以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为后续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加大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包括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又始终蕴含着与时俱进的思想活力，它具有独立的民族品格，又始终以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赖以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精神纽带，是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文化基础。加大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和敬仰，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的使命，更是顺应我国在新时期对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

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首先就是宣传教育工作，初级目标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保护。如对百年“老字号”商标的保护，可以让人们了解传统手工艺的精湛；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让人们加深对历史人文风俗的了解；对传统戏曲、舞蹈的保护，可以加深人们对这些艺术的热爱。从长远来看，这些都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文化资源保护的原则

（一）“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原则

文化资源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笔财富，在进行开发时必须倍加珍借，努力保护，严禁破坏性、掠夺性的开发。换句话说，文化资源一定要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能谈开发。特别是某些珍稀的、濒危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保护是摆在首要位置的。再丰富、再有特色的文化资源，如果不加以保护，也会很快地枯竭和消亡。保护文化资源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为人类的经济、文化服务。

日本、美国等国家进入现代化以后，十分重视将民俗风情发扬光大，将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意义，非常重视民俗风情在旅游业中的运用。我国福建的妈祖文化节，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云南傣族泼水节等民俗节庆都为我国旅游事业增添了光彩，都是有效保护和开发民俗文化旅游的典型代表。[2]

（二）个人保护与集体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个人保护指的是个人对文化资源自发地保护，如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属于个人的技艺，靠的是艺人自身的保护和传承。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看来似乎失去了商业价值，但它们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长河中仍然举足轻重。如果仅仅因为它们不适合商品经济就淘汰它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们需要一代又一代艺人的薪火相传，艺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去宣传这类文化资源，从而让它们完整地保存下来。

集体保护指的是政府或民间团体对文化资源进行科学搜集整理，按照相关规定对其投入一定经费进行统一保护，最常见的就是对文化资源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如我国海南省黎族人民制作的树皮衣，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由树皮制成的服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被誉为“服装活化石”。树皮衣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在人类学及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这类型的服饰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早已被淘汰，无法与现代服饰在市场竞争中抗衡，然而其承载的一段历史和文化却被很多专家认可，成为研究海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对于这一类文化资源，就需要政府和相关团体引起重视，成立保护协会，投入一定经费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

（三）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

真实性和完整性（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是关于世界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原则，在《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3]（1977 ，1980 ，1997）（简称《行动指南》）中对其有明确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既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遗产所需依据的关键。“真实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威尼斯》（Venice Charter ，1964）中，之后在欧洲社会逐渐得到广泛认可。当时主要适用于欧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护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包含着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成了某项遗产”[4]。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如原始森林或野生生物区等。完整性原则既保证了世界遗产的价值，同时也为遗产的保护划定了原则性范围。

真实性主要针对文化遗产，完整性主要针对自然遗产。然而文化资源既包括文化遗产也包括自然遗产，还包括两类遗产之外的其他遗产，因此这两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资源。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观是20世纪人类对自身发展历程反思后的新发展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横向强调经济持续性、社会持续性、技术持续性、纵向强调世代间持续性。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的永续利用。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不论是文化，还是风土人情，都是有生命力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劳动者时代积累和创造的，如果脱离了它生长发育的土地和人民，脱离了滋润它生根发芽的山水，以一种商业的手段来进行复制和栽培，那么它发展的方向和条件就变得功利化、形式化，完全失去朴素自然的纯美。所以，要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重点保护好这种文化生存、发展和创新的土壤，这是一个系统、综合、艰巨的任务。

三、文化资源保护的措施

（一）理顺文化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

我国文化管理体制层级分明，针对文化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也应按照国家的标准执行，因此，理顺文化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应摆在首位，加强对文化资源的层级管理是必须的。

一要加强国家对文化资源的统一管理。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重点应放在对各种文化资源的门类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针对一些重要的文化资源的保护，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进行统一管理，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制定一项总的规划，使文化资源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能维系文化资源的生命力。

二要发挥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能。针对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应转变职能，一是把立法、修法和执法放在首位；二是转变行政管理模式；三是增强服务意识，包括行政工作公开化。

三要提升文化资源地的管理层次。文化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有着很明显的地域性和排他性，因此，加强对文化资源地的管理刻不容缓。

（二）完善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

法律方式是政府管理文化资源最根本的方式，法律手段的特点首先是具有平等性、普遍性和适用性，它以同一个尺度对所有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其次是它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和遵守，是否认识到它的客观必然性，法律一旦依法成立，社会的各个主体就必须服从它的规定，否则就要受到司法和强制机关的惩处。

我国的《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关于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十分不健全。如针对文物保护，我国在1982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91年、2002年、2007年分别对其进行了修改并通过实施。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然而对于文化资源其他门类的保护，如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行业，仅有一些法规和条例，正式通过并实施的法律文件很少，如保护知识产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此外，针对文化场馆和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竟然没有。

我国文化资源保护的关键，首先应当尽快出台文化资源核心门类的权威保护法，依法推行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既是国际已有的范例也是我国的当务之急。在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凡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即国家公园一律纳入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所有的世界遗产均是国家公园，受国家公园法律保护。

美国公认是第一个进行文化立法的国家。美国通过美国宪法、合同法、公平劳工标准法、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会法、联邦税收法等保护本国的文化资源，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

在加拿大仅国家级公园法案就有9种，在国家级公园法案下的法规多达29种。如对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管理计划中提到的就有十余部法律法规，涉及交通（铁路、公路、飞行器）、水资源、野生区域、建筑、商业、野营、墓地、村舍、家畜、垂钓、垃圾等方方面面。由此可见，美国、加拿大在保护文化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完备和成熟。[5]

在日本，同样非常注重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早在1950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确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富的制定制度，并陆续增加了《重要无形文化财指定基准》和《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认定基准》等法规，对文化资源的命名式保护从立法到实践，形成了完善的制度。[6]1962年，韩国紧随日本后颁布了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文化财保护法》。

（三）开展对文化资源保护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认证工作

目前，我国从事文化资源保护的工作人员多属于文化事业单位管理。文化事业单位由于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机关臃肿，人浮于事，缺乏完善的人才管理体系和良性循环的流动机制，这样的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才管理现代化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对文化资源保护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认证工作。因此，各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该重视人才流动规律，深化人事体制改革，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资源库，加强对文化资源保护方面的人才的培训工作，使一大批懂文化、会保护、善管理的人才充实到文化资源保护的队伍中去。

（四）加强对文化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

一是向社会公众普及文化资源保护的理念和知识。如通过遗产教育，可以使公众了解遗产的内涵与意义，学会享用遗产，从遗产中发现过去生活与现在生活的异同，产生对遗产的兴趣，进而对自己或他人以及整个人类所生存的空间、历史、生态、族群等深邃的文化特征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环境与文化，更能尊重他人文化。[7]

二是加大开展对青少年文化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针对大中小学生，设立相应的文化资源教育课程，让他们走进文化资源，了解文化资源与社会、环境、历史的关系。让学生在课堂中了解什么是文化资源，是谁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怎样形成的，文化资源的形成与当地的文化生活、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经济、政治以及环境保护有什么联系，使他们从文化资源中获得一种经历。而且文化资源的形成环境与背景也为学生创设了一种很好的学习氛围，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比较的案例，使学生能在身临其境中去比较、去思考、从中也会感受到保护能带给他们什么益处。

三是继续做好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截止2012年7月1日，中国已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自然遗产9处，世界文化遗产27处，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4处，文化景观3处。截至2011年11月，中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万项，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7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项目有7万项。做好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在申报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搜集整理力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对文化资源的一种保护。（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牛淑萍.文化资源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108-109

[2]周作明著.永远的朝阳-民族民俗旅游研究[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2.11：300，301

[3]KANEFUSAMASUDA.The notion of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A] .Report of the Global Strategy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pert Meeting[C] .Amsterdam.The Netherlands.1998 ：39

[4]邹统钎.遗产旅游管理经典案例[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21

篇3

【关键词】中国 美国 法律教育 异同 启示

【中图分类号】G5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9－0043－03

【Abstract】Legal education is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asic teaching content, is the realization of rule of law is important assure. After years of legal education reform, China’s legal education system is gradually perfect and is perfect, but still existed some problems. This article from the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of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our current legal education i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China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educat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nlightenment

中国的法学专业是朝阳学科，从法学毕业生就业现状来看，主要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行业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就业前景广泛，主要从事检察官、法官、律师、行政机关公务员、大公司主管法律事务人员、高校法学教师、法学研究者等职业，从社会需要来看大有发展前景。因此，法律职业教育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而美国作为西方法律职业教育的先进国家，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一、中美法律教育的共同点

1．法律教育的承担者相同

目前，中美两国的法律教育的承担者主要是各大学的法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先后于1800年和1817年设立法学院，自19世纪后期开始，法律教育主要任务由各大学法学院承担。中国的法律教育也是以大学教育为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综合大学中的法律院系，一类是单科性高等政法学校。自1979以来，中国法律教育发展迅速。另外中国还有大专、中专层次的各种法律职业学校，还有各种业余教育中的法律专业。但在各种法律职业学校和成人教育的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如师资力量不强、教学管理松弛、教学效果较差、毕业生质量不高，因此中国的法律教育主要以各大学法学院的普通教育和单科性高等政法学校为主。

2．法律教育与科研任务并重

中美两国高等法学院系除以教学任务为主外，还承担法学的科学研究任务。与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不同，中国的专门研究机构较少，因而法学研究方面的力量主要集中于高等学校的法学院系中，教师既是法学教育的承担者，也是法学研究的主力军，这与美国法学院承担的任务类似。

二、中美法律教育的不同点

当代中国法律教育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方面，都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法律教育。就法律教育的形式、技术方面而论，中国较接近民法法系国家法律教育。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尤其是美国，有很大差别。近几十年来，两国间的法律教育方面的交流日益加强，美国的法律教育方法与模式被积极引进中国，有关美国的法律、法学及法律教育方面的知识，对中国的法律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入学资格不同

中国法学院的入学资格主要是高考毕业生，通过每年一度的高考选取法学专业，达到高考成绩的，批准入学。以高中学习成绩和高考成绩为基础。另外也有少数学生通过成人教育方式学习法学，主要包括自学考试和成人函授考试等方式实现学习法律，入学资格也是高考毕业生，但可以招收往年毕业学生，因此成人法学教育的学生较普通大学的法学学生年龄偏大，社会经验较为丰富，但这种入学的学生数量少，教学质量问题较大，因此，中国法律教育招录的学生是以基本没有社会经验的高考毕业生为主体。这种入学资格和美国法学院的入学资格有较大不同。美国法律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入学资格之一是已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即已取得文科或理科学士学位（B.A.，B.S.）。要求申请入学者要参加全国性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以大学本科成绩和LSAT成绩为入学的基础，合格者被批准入学。因此，法学院的学生年龄要比一般大学生大，所具备的基本知识也较为扎实与广泛，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文理知识。

2．教学目标不同

中国各大学法学院的教学目标旨在为学生提供较为广泛的法律理论和知识方面的基础，而不单纯是职业训练。中国法学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高中毕业生，在法学院系学习四年，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被授予法学学位。在校四年学习期间，主要学习法学专业课程，但也要学习很多一般人文学科课程，如外语、哲学、政治、历史学。这种教学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毕业后不仅可以从事律师、法官等职业，还能从事公务员、一般工作人员等职业，律师在主要的职业取向中不占主导地位。中国的法学本科学位不同于美国法学院所授予的法学博士（J.D.）学位。美国这种教学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毕业后立即参加律师考试，能从事以开业律师为主的实际工作。这种方针的一个前提就是：法学院的学生在入学前已具备必要的人文学科知识。［1］据统计，目前全美共有200多所法学院，其中184所是经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简称ABA）认可的。所有被ABA认可的学校，每年大约招收3万6千多名的全时法律学生及接近七千名的选读法律学生，可以参加美国各州的律师考试。他们中80%以上的人都以律师为主要就业方向，约10%以上的毕业生则进入司法体系或担任其他公职。因此，在ABA这个“法律职场代表”的外部引导下，各法学院为美国每年造就数以万计的律师（美国律师人数比全球其他所有地区律师的总和还多，迄今已突破100万人），从而形成一条“产、供、销一条龙”的法律职业教育之路。因此，中国法学院的教学目标更侧重于知识性的训练，而美国法学院的教学目标更侧重于职业训练，以培养“未来的律师人才”为教育目标，这也可以从两国的教学课堂设置得出结论。

3．课堂设置不同

中国的法律教育，是统一由国家管理，其课程设置原则上按国家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但各院系分别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各自的教学计划。以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年的教学计划而论，首先，就本科生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来说：1979年，根据当时的需要在全国率先增设了国际法学专业，1980年又率先增设了经济法学专业，1993年再增设国际经济法学专业。这就形成一个包括法律学专业、经济法学专业、国际法学专业、国际经济法学专业在内的在国内属于尤为完整的法学专业体系。在发展专业体系的同时，法律学系的课程设置体系不断发展。经多次调整，从1993年开始，本科生进校后任选专业，学满两个专业学分的可取得双专业毕业文凭。与此同时，近年来再次修订教学计划，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精神，加强了基础课比重。全系所开本科生专业课程已逾70门。其中全系各专业必修课17门：法理学、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概论、合同法、刑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律文书、律师实务与律师道德；法律学专业必修课6门：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企业法/公司法、司法鉴定学、犯罪学、劳改法；经济法学专业必修课9门：经济法总论、企业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划法与投资法、财政法与税法、金融法/银行法、会计法与审计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国际法学专业必修课8门：中国外交史、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组织、海洋法、航空航天法、国际司法判例、专业外语；国际经济法专业必修课8门：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海商法、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经济组织、专业外语；全系各专业限制性选修课23门：现代西方法律哲学、立法学、当代西方法律思潮、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法律文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外国宪法、公务员法、罗马法、外国民商法、实用刑法学、青少年法学、外国刑法、刑事侦察学、刑事技术概论、法医学、保险法、中国经济立法史、司法精神病学、外国婚姻法、票据法、国际税法、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专题。除专业课程外，还有若干门全校性公共课程。［2］除学习课程外，还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有固定时间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或其他单位实习；并要求在教员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

美国的法律教育较为注重职业训练，其课程设置明显地反映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各法学院课程设置有所区别，但基本上是相同的。以法律专业本科教育为例，其基础课程包括：宪法、合同、侵权、财产、、民事责任、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法律推理和司法文书、商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WTO等。客观地说，普通本科三年的法律课程之中第一年是最难的。上课时间往往不是很多（哥大法学院每周五天约上二十个小时），但每上一次课，学生必须花三四个小时甚至一整夜的时间做课前准备工作（包括阅读讲义、检索案例、寻找案例争点issue、尝试回答布置的问题等）。而临近期末考试时，那就更要加倍努力了。选修课程基本设置在第三年，开设课程五花八门，包括法律与社会科学、法经济学、法律与全球化、收购与兼并、谈判理论等。由于不同类别的学生选修课可以交叉，因此像哈佛等名校常年提供100多门课程供学生选择。鼓励学生自选的课程包括比较法、法制史、法律哲学、法律与经济等课程。［3］

4．教学模式不同

中国的教学模式较为传统，一般以教员系统讲授为主，一般课程也有专门课堂讨论。就国内各部门法课程而论，讲授内容主要围绕该部门法的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论和实践。即通常的老师讲授知识，学生作笔记，间或有师生互动提问、释疑环节的授课方式。无论中外，它都是讲授基本理论课或学科基础课的唯一之选。但由于相对忽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有着被动接受的弊端，因此这种教学模式在中国通常也被称作“填鸭式”教学，成为学者批评和教学改革的对象。中国没有判例法制度，在讲授或讨论部门时，也研究少数有关判例，但这仅仅是为了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理解有关法律规定，而不是像美国法学院所推行的“判例教学法”。目前中国的一些法学院已经注意到此类问题，不但加大了给各类学生安排法律实务类课程的数量，而且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组织模拟法庭和组建法律社团、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等方式不断加强学生们的实践能力。

美国教学力求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一种是讨论课的方式。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从施教者和受教者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进而演变为合作者的关系。它强调学生主动性的最大发挥，每一个学生在课前预习（通篇阅读教师预留的参考文章以及选定案例）的基础上，在课堂上畅所欲言，发表个人见解。教师往往扮演一个引导者、提问者以及思路转换者的角色。更多时候，教师的身份被完全淡化而彻底融入到课堂讨论之中。这种教学方式中教师的主导性实际上增强了，因为他需要在课前针对本门课程，安排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和参考文章供大家阅读，并预先就每次将要讨论哪些题目、从哪几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等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大家提前准备。因此，教师组织讨论课的方式付出的精力反而比一般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大的多。另一种是判例教学法，这种方式在中国法学教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美国随着社会的需求，其Clinic（诊所式）教学模式逐渐成为美国各大法学院青睐的一种方式，此种模式在美国法学院推行已有30多年的历史。它是以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各种技巧为主要内容，把课堂假设为一个法律“诊所”，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和训练学生对一个个法律疑难杂症做出“诊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出“处方”，从而锻炼出“医术高超”的法律实务人才。目前Clinic教学的主体内容是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aw Initiative，简称PILI），其范围包括对穷人、妇女、儿童、残疾人被侵权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环境问题诉讼、移民案件诉讼、公平住房诉讼等。具体做法就是对法学院一二年级的学生志愿者进行Clinic培训，有针对性地讲授各式各样的实践案例、可能遇到的情况、可用的法律对策等，最终以培养出一批能在某个地区开展短期或中期公益诉讼的法律工作者为目标。

三、启 示

1．重新确立法学教育目标，注重职业培养的教学模式。

法律人要走向实践，以经世致用为本。法学教育是面向市场经济和法律职业实务的主战场，应树立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目标，为此要增加实践教学的方法，强化“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教学权重。目前课程改革已有成效（如“方法”课和“案例”课），但还需进一步改进。在老师配备上，应强调有适当比例的实务人士聘为客座或兼职教授；聘请法律实务中的资深律师定期来校开课（如专门的律师实务，或者特定法域的选修课）；强化毕业前实习课程的教学和考评，开展相对固定的用人单位的学校招聘会。有一定数量的实习基地和调研地（如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监狱等）；加强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社团以及自办刊物、网站的建设。强化“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在法学教育教学中的权重，鼓励教师结合法律实务进行教学。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对以上教学目标已有较好定位，以我国较小的法学院――江苏淮阴师范学院法学院为例，学院在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师师资的聘请、实践基础的建设及司法考试的重视上，都做到了以上的要求，教学效果显著，以司法考试过关率来说，近三年来，每年大三学生过关率在30%以上，这可以说明，我国法学教育教学目标的重新定位有着极大的希望。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大学法学院的职业教育定位还不够，法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还不能准确定位，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学毕业生整体就业质量。

2．建设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群，鼓励跨专业、跨院系选修课程的设置。

在法学院开设的课程中，每组的课程结构分为公共必修课、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含推荐选修课和自选课）三类。公共必修课应包括传统法学的基础课，如宪法学专题、法史学专题、法理学专题、民法学专题、刑法学专题等；方向选修课应包括：司法法务方向，可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官学等；政务法务方向，可选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立法学等；商事法务方向，可选公司法、金融法、担保法、劳动法等。另外，我国应面向未来，尽快开设国家和社会以后愈益重要的新专业科目和相关课程，如可以单独设置人权法、公益诉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环境保护法律等课程。

同时为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鼓励跨专业、跨院系选修课程的设置，主要措施有：增加财税法、知识产权法和新型交叉学科选修课的设置；鼓励校内不同学院联合开设跨学科课程，如财税金融与财税金融法、法律和经济学、公司并购和公司法学等。

目前，中国各高校法学院基本都能根据自身情况，制订较为完善的课程，但关键问题是部分选修课实践性较差，课程的设置可有可无，再者学生对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选修课的认识不足，造成实践性的选修课没有实践作用。这还有待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渐积累教学经验。

3．切实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水平

学生的科研水平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提升的，法律教育虽然以职业性与实用性为主要教学目标，但缺少理论研究，法律教育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为此，我们要在注重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对学生科研水平的提升。为此我们可以注重以下途径：①常设教授沙龙、主题研讨会、学生社团学术研讨会、实现学生期刊的正规化。②加强对硕士、博士的日常管理。规定学生定期向指导教师做研究报告或案例调研报告，认真准备，提高学术水平，为此要做出常设性的硬性规定。③坚持在硕士、博士课程中开设各类“法学前沿课”，增强学生的理论和学术水平。

四、结 论

总的看来，美国法学教育特别强调职业性和实用性，很少进行单纯的书本教育，反对刻板教条、反对不结合实际案例空谈法律理论的教育思想。法学院就是职业教育学院，其法律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入学资格、教学模式、课程设计、考试方式以及毕业要求都紧紧围绕学生就业和法律实用的根本宗旨进行设计与运作。教师教育学生从案例中总结归纳法律原则，帮助学生阅读和了解具体问题的全部相关材料，分析和评判某项法案和司法裁决的优劣得失，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和训练学生对一个个法律疑难杂症做出“诊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锻炼出法律实务人才。这种教育定位与教学模式使美国的法学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始终居于强大地位和有力影响。这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沈宗灵.比较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