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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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特征；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着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人口基数、综合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因素，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

二、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以及速度。就我国来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人口基数，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尤其是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经济而言，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较低，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创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创造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美国有3亿多人口，经济以高科技，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导，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2倍；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是指提升速度还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谈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无从谈起。

三、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调统筹问题。[6]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之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说明劳动力人口在相应减少。虽然从绝对数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仍将在一定期限内，具备人口红利的巨大价值。但是，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人口不足，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类似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口特征，还有人口的性别比。就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来说，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有一定的先天优势，性别比的失衡，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容易造成后续新生劳动力的不足或延缓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

四、人口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或人均素质不高。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较低，那对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而言[1]，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对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而言，则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而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的人口素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而言，总体的素质提升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上所述，人口的综合素质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劳动力相对更为充足，反之则劳动力缺少。但这一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进行分析[2]。如果对应的产业资源不足，过多的劳动力人口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在我国的四川、河南等人口过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产资源不足，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如将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到沿海生产制造产业相对集中、发达的地区，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同时，如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是主观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可分配生产资源的再次分配，通过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是“势利经济”(人的趋势性和趋利性导致的人员向易于产生财富的时间，地点集中的经济行为)造成的一种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常经济活力强，经济发展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出现区域均衡的状态，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条发展脉络，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样也会加快，反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4]。人口城镇化的比重加大，对经济发展很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费增加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三驾马车以出口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的原因，我国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较小，农村人口比例大，而农村人口总体来说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推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时期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卖方市场时期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个国家进入买方时期后，要想达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就业量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6亿7千多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商品消费量向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农民身上存在着自产自消的行为，而这些自产自消的物品，因为不是通过货币购买消费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费，产生不了商品消费的作用，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称农民自产自消的物品为“无效消费品”。

七、总结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存在着密切的必然关系，结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结论同样存在，这是宏观经济学中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从微观层面而言[5]，基于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影响宏观研究的结论，但却可以从细节处加强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导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观层面和特定层面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仅从宏观角度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粗浅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城镇居收入及收入差别的影响――三论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1(04):38-42.

[2]朱传耿.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5):549-560.

[3]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和对策[J].社会学研究,1998(03):83-91.

[4]王凤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及缩小差距的措施研究[J].特区经济,2010(10):90-93.

[5]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05):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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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的设计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时代特征。西方现代城市化社会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功能化、巨大化和情报化。这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趋势。

功能化：高速、高效率的现代城市生活以大量使用汽车位特征。汽车社会的出现，在城市中剥夺了人们的步行空间，减少了人的活动机会，以及排废气污染了空气，其临时性的补救方法是世界各国流行的开设“节能减排”作法，规定汽车某一段时间或某一区域道路禁止通行，给人们提供有限的步行环境和悠闲的活动交流机会。

巨大化：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出现与发展，占据了城市中一个有一个巨大的空间，也扩大了建筑和人的尺度差。高大的楼群使人们感到窒息、压抑。当前的弥补办法是在高层建筑群之间整修开设广场和休息区域段，以及设置人际交流服务设施等，以期待减轻压抑感、窒息感，提供有限的人的活动空间。

情报化：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情报传递即时、快速，城市的信息传递装置发达，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感到既紧张又必要。情报信息装置破坏环境，造成对人的视觉污染是现代城市环境设计的难题之一。在城市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发展的情况下，尽管不少大城市的管理部门对广告宣传和信息传递装置的设置有种种规定和限制，但仍挡不住危害日益严重的视觉污染的泛滥。

以上介绍的是全球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带有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环境的倾向，那些临时性的弥补办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是否步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过量工业化的后尘，发展“爆炸型”的现代化城市呢，问题值得思索。然而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少大中城市确实有模仿西方发展城市的倾向，在那里，现代化的城市特征已日益明显，并一天天明显，需引起警惕并予以探讨。

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及进入工业文明的速度虽然比较缓慢，但是，从辩证的眼光看，在中国的这种相对缓慢的发展的反面，由于前车之鉴，我们就可以得天独厚地享有着非过量工业化的优越性。过量工业化的代价正在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先进工业国将因首先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进入脱工业化的阶段，这却给了中国一重“特殊待遇”，就是让我们在发展现代化城市社会时避免形成西方“爆炸式”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的“化石型”的生活方式，而是去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走出一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创造具有高文化价值的人类生活环境道路来。这是我国现代室内设计的指导思想。

进一步说。现代室内设计也具有现代艺术的以下基本特征：

1. 尝试性―尝试、创造及艺术、科技各门类的相互渗透、异种杂交。

2. 参与性―强调人的参与与体验，以及启发童心的游戏特点。

3. 相关性―强调人与空间、人与物、空间与空间、物与空间、物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4. 科技型―信息情报性及现代科技、材料、工艺的综合体现与应用。新的宏观效果和微观肌理效果的追求。

5. 流动与可变性―节奏的快速与灵活可变性特点。

6. 时空性―时间、空间的艺术展现手段的运用，等等。而且现代放个艺术的演变、手法变换频繁，还将出现新的种类与特征。这些现代艺术的特点大多都反映了人的自主精神的强调以及物为人用的宗旨。此外，艺术种类共生共荣，艺术的抽象化倾向也日渐明显与昌盛。

环境艺术设计是综合艺术的整合协调，具体到现代室内设计，则应从以下几个要点进行探索与思考：

第一、现代室内设计的审美意识的重心应从建筑空间转向时空环境（三度空间+时间=四度空间），以人为主体、强调人的参与与体验。

第二、现代室内设计的审美层次应从形式美感转向文化意识，从过去的为装饰儿装饰或一般地创造气氛提高到对艺术风格、文化特色和美学价值的追求以及意境的创造。七十年代之后工业先进国家逐步达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在富裕之后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在人的生存价值受到重视的同时，人们追求有形的财富（物）转变为追求无形的财富（精神），即各类文化艺术的精神享受，体育竞技活动与观赏，参与、旅游以及对高文化层次社会环境的要求。环境艺术设计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们在有了众多的设计实践机会之后，开始大胆的把观念艺术邪恶尝试运用与环境设计上。在艺术形式上从具象向抽象转变，由直观具体联想的环境创造向着运用抽象化、符号化的启迪连带意识设计手法的尝试，在空间艺术上进行了把视觉空间升华为“听觉空间”的已经创造（“听觉空间”：在环境设计时运用单纯支线和几何形体，有节奏地反复地符号化图案，小波浪型、锯齿形边缘处理，细密格子或肋拱板面，结合素材的肌理效果以及色彩变换效果，使这些板、线在垂直、水平交错的构成关系上产生出具有音乐意境的空间效果。因此又被称为“视觉配乐”。它创造出视觉的有节奏的“听觉空间”）。这些大胆的尝试和开拓队发展现代室内设计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第三、现代室内设计强调关系学与整体把握。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美与关系俱生、俱长、俱灭”。这句至理名言应是每一位从事室内设计的工作者永远记住的格言。是内环境设计是整合艺术。它的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协调与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它应是功能组合关系的把握、空间、形体、色彩预计虚实关系的把握，意境创造的把握以及周围环境的关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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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信用卡；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交叉列联分析；信用卡营销

中图分类号:F830.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1-0079-05

收稿日期:2007-09-13

作者简介:韩德昌(1955-)，男，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大海(1978-)，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

一､文献回顾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信用卡的接受水平因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收入等)而异。Modigliani(1986)通过生命周期储蓄模型(life-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s)研究信用卡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他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消费者需要考察其生命周期的收入和消费；消费者认为他们在年轻时的收入比其年老时的收入低，所以倾向于提前消费，用未来的收入来弥补目前收入的不足。信用卡的使用与非使用者在人口统计变量上有明显的差异。与非使用者相比，使用者更多的是男性，更多的已婚和处于中年阶段，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有中等或以上的收入。其中，男性对信用透支有更多的偏爱(Adcock， Hirschman， Goldstucker， 1976)。Crook等(1992)用判别分析来研究信用卡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发现最重要的判别因素是持卡人的居住地､年龄､收入､银行开户时间､目前住址居住年限和居住状况。他们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变量是区别这两类人群的重要因素。

此外消费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消费者社会化”作为“个体获取与消费者有关的技能､知识和态度的过程”是社会环境对消费者个人作用的结果，个体在各种社会交流活动中发展和形成了自己对事物的信念和态度，这是一种被动的参与学习过程(Moschis， 1987)。其中，个体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民族的生活习俗对信用卡的使用会产生直接影响(Elizabeth C. Hirschman， 1976)。

西方学者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具体使用情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ayhoe等(1999)研究发现持有四张甚至更多数量信用卡的大学生往往是那些大龄学生和女生。在此基础上，Hayhoe等(2005)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描述了这些持卡学生的人口特征，指出那些持有四张或四张以上信用卡的学生多数是年长的､高年级的､申办了学生贷款､没有个人理财计划。认知水平也是影响大学生使用信用卡的重要因素，那些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Hayhoe等，2000)。但Joyce(2005)通过对216名新入学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关于信贷知识与信用卡的使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影响大学生接受信用卡的社会因素方面，Jennifer(1997)认为大学生的信用消费更多地受到父母及家庭的影响。在进入大学前就持有信用卡并且受到父母严格监督的大学生往往模仿父母的支付习惯。他们在父母的正确引导下会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从而避免卷入债务循环的恶习之中。

近年来信用卡在中国发展迅猛，中国国内营销学者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申办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江明华､任晓炜(2003， 2004)的研究表明人口统计特征､金钱和信用态度是影响消费者信用卡透支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促销诱因､服务的便利性和消费者的知觉风险也是影响消费者申办信用卡意愿的关键因素(吴佩勋､郑宗仁，2006)。台湾学者王河星(2003)对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差异化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运用因子分析､判别分析的方法，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生活形态细分市场特性，构建出一个以消费者差异化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

总的来说，学者们关于人口变量特征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人口统计变量对信用卡的使用有重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是否依然成立呢?此外，关于社会环境因素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法，在天津市五所高校中进行取样，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和保证问卷填答的质量，在取得被试学校老师的同意之后，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由调查人员亲自到课堂上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当场回收。在发放问卷之前，首先由调查人员向学生介绍本次研究目的，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学生们作答过程中，由调查人员现场答疑。我们共调查了563名大学生，其中本科生为293人，硕士研究生184人，博士研究生86人。回收问卷525份，回收率为93%，我们把出现缺失项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38份，保留有效问卷466份，有效率为89%。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

根据西方学者既有的关于居民信用卡消费行为和对信用态度的研究结果，我们对Joyce(2005)关于大学生信用卡认知和使用情况调查量表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形成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量表。为保证问卷信度和效度，笔者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对大学生进行预调研，通过修改和筛选原始题项后确定初始测量题项。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对初始问卷再行修改形成最终问卷量表。

我们引入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对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影响，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学历､可支配收入和所学专业；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生源所在地和是否受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

(三)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软件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列联表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列联表的零假设是两变量之间彼此独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中采用卡方统计量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卡方统计量(λ2)(chi―square statistic)检验是常用的检验变量间是否相关的方法。

被调查的大学生分为已经申办信用卡和未申办信用卡两个维度。大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在性别(男､女)，学历(学士､硕士､博士)，可支配收入(月收入300元以内､300元-500元､500-800元､800-1200､1200-1500元､1500元以上)，所学专业等方面进行了区分；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区分了生源所在地(城市､乡村)，是否受到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构成情况

三､研究结果

(一)人口统计变量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性别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如表2所示，男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38.8%，这一比例低于女生49.1%的比例。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下，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3所示)。

表2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列联表可以看出，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数量逐渐增多，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之下，证明收入和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如表5所示)。然而，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总体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如表4所示)。这一点在可支配收入与有无信用卡的线性关联分析上得到了验证，两者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P值为.136>.050)。

表4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3､受教育程度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提高，持卡大学生的数量也在同步增长但不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大学生学历程度的高低与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7所示)。

表6学历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4､专业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通过列联表分析我们没有发现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与其他专业大学生在持卡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金融､财政类专业大学生申办比例为45.6%，其他专业申办比例为43.2%(如表8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9所示)。

表8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二)社会环境因素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社群规范性的影响。

如表10所示，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的比例为48.6%，相应的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为38.9%，两相比较差异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在0.05的水平下，支持这一结论。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社群规范性影响和大学生信用卡申办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1所示)。

表10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

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关联分析。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49.5%，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申办比例仅为39.1%，生源地的不同造成大学生持卡比例的不同(如表12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水平下，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生源地与信用卡持有情况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3所示)。

表12 生源地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四､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与政策性建议

(一)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

本次研究我们综合了国内外关于影响信用卡申办和使用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消费者群体进一步区隔的基础上，以中国大学生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探明了影响中国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主要因素。我们从性别､可支配收入､学历､专业､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生源地等六个方面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社会因素与大学生申办信用卡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性别､可支配收入､生源地､社群规范性是影响大学生持卡的重要因素。学历以及所学专业与信用卡的申办情况关系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同时我们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性别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是明显的。通过访谈我们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中国，发卡银行和银联通常会把时尚､大众化的购物场所作为合作对象，而这些场所是女性大学生频频光顾的地方。此外，发卡银行不时推出的刷卡消费打折､积分活动也成为吸引女性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重要因素。相反，男生主要集中在电子类产品､报刊杂志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活动上，由于这些产品售卖场所金融服务配套设施的限制以及刷卡消费产生的额外费用都抑制了男生对信用卡的需求。

第二，可支配收入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比较复杂。整体上来看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可支配收入低的大学生由于担心不能及时还款以及使用信用卡产生的额外费用，往往会抑制他们对信用卡的需求；高收入的大学生有较强的还贷能力，但不一定有较强的透支需求，信用卡安全性和还款便利性会使他们对信用卡产生顾虑。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中间收入群体经济收入比较稳定，除家庭日常供给外，其他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有较多的收入来源，他们较少有不能及时还贷的顾虑，其申办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以备不时之需。总之，经济因素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影响是复杂的。

第三，学历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系不明显。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研究生层次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本科生毕业后直接进入硕士阶段继续学习，这部分硕士研究生在年龄和阅历上同本科生差别不大。博士研究生数量不大，尽管很多在职博士生都持有信用卡，但对大学生整体来说影响不是很明显。

第四，专业与信用卡的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Hayhoe等(2005)研究发现，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这意味着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将会对信用卡持有谨慎的态度。然而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因为专业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在申办信用卡方面表现出的明显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知识对信用卡申办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透支行为的限制作用上。

第五，受到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要高于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用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在大学生中流行，与大学生的趋同心理和从众心理相关联，趋同心理是青年思维还没有完全独立和成熟的一种表现，不同个性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大学生通过群体互动，相互认同于相同的文化范式之下，形成大致相同的心态和行为倾向，这是刷卡消费得以流行和发展的基础。

最后，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过访谈我们得知，很多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信用卡，特别是那些父母也在使用信用卡的城市家庭，其子女往往会模仿父母的消费行为，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他们对信用卡的接受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心态。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Jennifer(1997)“大学生信用消费更多地受父母家庭影响”的论点。此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刷卡消费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还是全新的消费方式，对信用卡的接受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刚刚入学的新生身上表现比较明显。

(二)政策性建议

目前，各大发卡银行纷纷把触角延伸到大学校园，竞争激烈，经过初期的快速渗透之后发展变得非常缓慢。一方面是因为各大银行和信用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严重的单一化､同质化，处于较低层次的价格竞争阶段。大多数信用卡的服务仍然局限在“基础服务”的层面，贴近大学生实际需求情况的“特色服务”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大学生人数众多，如何针对这一庞大的市场进行细分，以满足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也是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开发高校市场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因此，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进入高校市场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对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偏好进行市场细分，找准市场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避免同质化营销。如性别､经济条件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仅仅根据学生学历层次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透支额度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根据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和同辈群体之间的示范效应，在开展信用卡营业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利用不同的媒体加大对校园里具有示范性作用群体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以增进大学生对信用卡的“认知”和“认同”。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ranco， Life Cycle， 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986， pp.297-313

[2]Adcock， William.， Hirschman， Elizabeth C. and Goldstucker， Jac. L.， Bank Card Users: An Updated Profile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Annual Conference，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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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lizabeth C. Hirschman，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Purchase Behavior by Credit Card Payment System [J].1979， 6(1)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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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计;新形势

应该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数量都可以作为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科学中也不是只有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数量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所研究的数量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1．社会性

社会经济统计的数量总是反映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条件、过程和结果。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产物。所有的统计数字总是与人们的利益有关，反映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就是通过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反映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特点和实质。例如从生产发展中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从收入分配中看职工与农民的关系，从商品流通中看产、供、销的关系等等。

许多统计指标直接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如研究生产力的条件和水平的生产资源、物质消耗、产品产量、品种、质量等指标，又如研究科技进步情况及其推广程度的科研项目租科技成果指标等。但在这些人与物关系背后隐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生产与科技括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进行的。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生产力的发展租科技的进步怎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的发展。

由于统计研究对象的社会性，所以从事统计调查租分析常常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运用不同方法的分歧。在社会利益矛盾，利益对立的阶级社会里，统计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具有阶级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利益主要不是对抗的阶级矛盾，但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例如调查与被调查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矛盾也常常在统计工作中表现出来。正视这些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做好统计工作的根本。

2.总体性

社会经济统计是以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统计要对总体中各单位普遍存在的事实进行大量观察和综合分析，得出反映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例如要研究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目的不在于了解个别户居民的消费状况，而是要反映全市、各区、各部门居民消费水平的数量特征。因为社会经济现象很复杂，各单位所处的条件不同，个别单位的表现具有特殊性、多样性。但总体现象则是相对稳定的，表现某种共同的倾向，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社会现象的规律通常具有总体的性质。统计研究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可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表现，有助于我们对客观现象性质的认识。

统计研究是从调查登记个别事实开始，离开了个别事实的数量表现，也不可能有综合的数量特征。统计研究是从个别的个体数量归纳出社会经济现象的总规模、总水平，并由此决定现象的比例关系和总趋势。统计也不排斥对个别典型事物的深入研究，对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曲型单位作具体分析，了解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生动情况，这样也是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总体现象的规律性。

3.变异性

篇5

关键词：耦合作用；时空结构；ERE复合系统；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145-08

经济-资源-环境（Economy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 简称ERE）发展是当今世界人地关系的焦点问题，其耦合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应耦合协调机理研究受到学术界（地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等）和决策界的广泛关注[1]。

国外学者对于ERE系统耦合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从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2]，到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成果不断涌现，形成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①研究方法上，大量计量模型涌现，如基于生态经济学角度的通用平衡模型、环境经济决策与多目标规划模型、区域计划多方案模拟模型[3-5]，基于资源经济学角度的环境-资源-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EA）[6-7]。②研究内容上，从全球-区域的宏观领域到城市内部的微观领域，集中于不同区域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生态环境效应辨识，以城市-区域尺度研究为主。从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8]。从经济-资源相互作用角度，美国生态学家 Brown 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 Ulgiati S.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9]。从经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角度，Slesser M.系统研究了区域资源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10]。

国内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ERE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区域PRED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协调发展的理论阐述和定量实证两方面。理论研究上，方创琳等揭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运用耗散结构与生态需要理论，建立二者耦合协调的基本定律[11]。马世俊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论，揭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12]。实证研究上，主要包括国家或省区等大尺度[13]，集中于资源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14]和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的东部沿海地区[15]，以及单个城市等小尺度[16]，主要关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续接，对于城镇群体中尺度空间的研究力度相对薄弱[17-18]。

当前，国内外研究空间尺度多集中于“广域”（国家或省区）和“城域”（城市内部）范围，对于都市圈（群）的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研究对象多探讨社会经济与资源、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耦合作用关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耦合作用研究不多见。基于此，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建立ERE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相互作用模型，定量分析都市圈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以期为中国“两型”都市圈空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1 研究方法

1.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1.1 耦合度发展曲线表现为S型，呈动态螺旋上升态势

整个耦合度时序曲线先上升，再下降，后上升，总体划分为缓慢上升（1978-1989年）、缓慢下降（1990-1999年）、快速上升（2000-2012年）三个阶段（图1）。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由拮抗型逐渐发展到磨合型阶段，社会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重视资源节约、生态修复、环保投入等，资源环境系统不断优化，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不断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系统在渐变中不断跃迁至良性发展态。

2.1.2 缓慢上升阶段（1978-1989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上升状态，其变化幅度由0.35持续上升至0.54，耦合特征从拮抗型发展到磨合型。期间，经济体制不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开放搞活，进而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支持，整个圈域ERE系统耦合发展表现出社会经济引导性特征，即系统的耦合优化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1.3 缓慢下降阶段（1990-1999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0.53，逐渐下降到1999年的0.37，整个圈域ERE系统从磨合型下滑到拮抗型。十年里，社会经济整体上呈高速发展，甚至呈现“泡沫状”，不断突破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资源浪费、生态衰退和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促使这一时期的ERE系统耦合度的时序变化呈缓慢下降趋势。

2.2 ERE系统协调度的时序变化

2.2.1 协调度整体呈剧烈波动变化态势

1978-2012年30多年里，ERE系统协调状态不断优化，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资源-环境逐渐呈良性发展趋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快速上升阶段（1978-1983年）、停滞不前阶段（1984-1995年）、剧烈振荡阶段（1996-2003年）、波动上升阶段（2003-2012年）（图1）。

2.2.2 快速上升阶段（1978-1983年）

六年内整个ERE系统协调状态除1982年外，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协调度由最初0.54迅猛增长到期末的0.89，由勉强协调迅速上升到良好协调态，表明了改革开放对ERE系统协调态的优化驱动作用。这一时期整个城市圈ERE系统仍处于和谐上升态势，但存在像1982年剧烈冲突引致的协调态“突变”现象。

2.2.3 停滞不前阶段（1984-1995年）

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协调度的时序变化大体呈缓慢下降态势，协调度由1982年的0.89缓慢下降到1995年的0.78。但这种缓慢渐变下降累积的结果便是整个圈域协调态发生质变，由起初的良好协调态跌至中级协调态。一定程度反映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资源约束和环境掣肘日益突现，整个圈域ERE系统不断呈退化态势。

2.2.4 剧烈震荡阶段（1996-2003年）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武汉城市圈ERE系统协调度时序变化出现剧烈振荡，系统协调态在优质-良好-中级-初级-勉强-濒临协调态间等级跳跃，整个圈域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相互作用强烈，协调关系变化剧烈，系统极不稳定和平衡，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作用在波动中急剧下降，1999年跌入波谷（0.42），尽管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使得若干年份圈域ERE系统协调至优质协调态（1998年的0.91），但仍然无法有效阻止整个圈域ERE系统不断退化。

2.2.5 快速上升阶段（2003-2012年）

2002年末，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城市圈域城际分工和合作日益紧密，社会经济发展日益科学和可持续；2007年末，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自主创新和体制改革日益深入，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文明意识日渐增强，整个圈域ERE系统协调发展度逐渐走向良好、优质协调状态。

3 ERE系统耦合作用的空间分异规律

3.1 ERE系统耦合度的空间分异

3.1.1 空间差异不明显，整体耦合水平不高

2012年，县域（其中地级市鄂州市和县直管市仙桃、天门和潜江视作县域看待）ERE耦合度空间差异较小，圈域ERE系统耦合作用强度保持低水平态势。县域绝大部分耦合度数值集中在0.37-0.50之间，极差不足0.2，空间分异系数仅0.122，耦合度区域分布呈类正态分布（耦合度较大和较小的空间单元比例很小），整体耦合作用水平不高，耦合等级集中在磨合型和拮抗型发展阶段，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强度不大。

3.1.2 等级规模呈“串形”，形成相对连片的空间板块

耦合度等级较集中，全部为磨合型（10个）和拮抗型（32个）两种，其他耦合等级缺失，呈现“串形”结构，表明武汉城市圈总体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以外延型增长为主，产业结构和布局多雷同重复，在资源耗用、环境影响、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很大相似性；两大类型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以拮抗型为主。其中，拮抗型县域广泛分布连片，形成拮抗型基底空间，而磨合型县域分布较零散，呈跳跃式展布于孝感、黄冈、黄石和武汉四市局部地区（图2）。

（3）拮抗型优质协调型：咸安区、江夏区、蔡甸区、武穴市、东西湖区、赤壁市等6个县域。六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三者协调程度处于优质

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源环境赋存丰富，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不够强烈，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这种协调共振状态建立在较低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基础上（表2）；

（4）拮抗型良好协调型：浠水县、大悟县、嘉鱼县、黄梅县、新洲区、通城县、汉南区、红安县、蕲春县、安陆县、罗田县、江岸区、崇阳县等13个县域。以上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源环境赋存丰富，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不够强烈，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这种协调共振状态建立在较低的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基础上（表2）；

（5）拮抗型中级协调型：通山县、口区、江汉区、武昌区。四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耦合度较低，协调度位于中等水平，表现为拮抗型中级协调（表2）；

（6）拮抗型初级协调型：阳新县、汉阳区、黄陂县、洪山区和麻城市。五个县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个系统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圈域其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处于弱关联作用和初级协调态（表2）；

（7）拮抗型勉强协调型：汉川区、鄂州市、潜江市、天门市和仙桃市，这五个区域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发展水平较低，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发展处于较低发展状态，环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整个ERE复合系统整体不够协调（表2）。

4 结 论

篇6

关键词 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精益战略；临界战略；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144-0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粗放式的规模增长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矿产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基础之上。这种增长方式的结果，必然导致矿产资源供应的瓶颈约束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一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由资源消耗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二是以结构性调整为基础的由初级产品生产向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而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对矿产资源的消费结构和数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如何审时度势，确定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战略，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1 对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的理解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得到的经验总结，是人类重新认识和审视自身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结晶。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相继制定和开始实施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基础之上的，而矿产资源又具有现实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因而，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有关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开展了深入广泛的研究［1］。但就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探求矿产资源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和途径。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为了满足后代人实现其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要求，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追求矿产资源代际配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3］，或者探求矿产资源耗减量与可更新资源补偿量的动态平衡等［4］［5］，实质上都是解决有限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时间维度上的合理配置问题。第二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矿产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功能，探究不可再生的、有限的矿产资源如何实现持续供应，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7］。解决的途径或者是扩大供应范围的开源模式(如全球资源战略)，或者是集约高效利用现有资源的节流模式(如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战略)。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局限性，那就是将矿产资源和社会经济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来看待，立足于矿产资源的静态有限性，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态持续性问题。过多地关注于矿产资源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忽视了矿产资源系统内涵和结构上的发展演变性。事实上，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包含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因而，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需求要求相适应，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即矿产资源的发展属性)，正是矿产资源系统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纬度上的发展演变属性，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得矿产资源系统本身存在着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因此，探究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第一，必须紧密结合地区产业构成及其未来的发展态势，不能就资源来谈资源；第二，必须从动态发展的观念来理解和考察矿产资源的构成和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即必须强调发展的思想；第三，必须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思想来认识矿产资源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性。这样，探究一定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就是要在全面分析和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发展演变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和更替升级问题。

2 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尺度及临界演进规律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事物或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它反映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同的事物表现出不同的系统属性。系统特征尺度是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特征时间尺度和特征空间尺度的统称。所谓特征时间尺度，是指能够体现系统本质变化的最短时间跨度；与特征时间尺度相对应的空间范围被称为特征空间尺度。系统特征尺度定义中的关键是“本质特征”，这一“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标志，系统特征尺度反映了系统在保持其特定本质特征状态下的时空范围。同时，系统又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当客观事物的发展演化发生了质变时，标志着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表现为系统特征的根本变化，即系统的临界状态变化。“临界”的概念最早源于物理学，意思是说，对于一个物理系统，其性质随着物理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当物理参数达到或超过某一阀值时，物理性质将发生突变，超导现象就是典型的临界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Prigogine)在研究非线性热力学系统时发展出了一套从混沌到有序的科学理论，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系统在临界分叉点上的选择［8］。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的矿产资源具有明显的系统特征。研究表明，一国家或一定区域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同进程，对矿产资源的消费和需求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即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在某一特定的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的消费呈现出一种倒“U”字型分布，其变化过程由初始、增长、成熟和衰落四个阶段组成。这种对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阶段划分与地区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大体相适应(见图1)。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这一发展变化特征，表现出矿产资源系统在保持其特定资源消费结构状态下，一个完整的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的发展演化过程［9］。

区域矿产资源系统不仅表现为特定系统性质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的消费需求变化规律，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考察，矿产资源系统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平衡特征。当控制参数达到某一阀值λ0时，系统将发生分叉，系统在分叉点上所面临的选择可能很多，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新资源结构(机会型或可持续性分支)、混合资源结构(波动性分支)和原资源结构(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见图2)。矿产资源系统在分叉点上具体选择哪一个分支取决于系统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

上述矿产资源系统通过临界点选择实现的系统更替与演进规律，已被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矿产资源消费结构的现实演变过程所证实。根据世界上不同地区工业化发展对矿产资源投入大规模开发的先后，区域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消费结构大体上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各自的主导矿种。具体类型划分及代表金属与能源矿种为：①传统类型-主导矿种有煤、铁、铜、铅、锡等矿种；②现代类型-主导矿种有石油及天然气、铝、铬、锰、镍、钒等矿种；③新型类型-主导矿种有铀、钴、锗、铂、稀土元素以及钛等矿种。由此形成了传统矿产资源系统、现代矿产资源系统和新型矿产资源系统在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维度上的依次叠瓦状更替与演进规律(见图3)。

由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及其临界演进规律可知，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两种时间尺度上的含义。一种是某一特定矿产资源结构基础上，在其系统特征尺度时间范围内的可持续性；另一种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建立在系统临界点上及时科学的系统选择与更替上的可持续性，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真正内涵是这两种可持续性的综合。因此，建立在上述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基础上，研究区域未来一定时期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由此来规划和确定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和对策，必须首先准确判断地区所处的系统特征状态，是处于某一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缓慢演进状态，还是处于系统发展演化的临界状态，才能对未来本地区矿产资源消费需求态势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确定不同的战略规划和对策，即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精益战略选择和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战略选择。

3 基于系统特征尺度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精益战略选择

当矿产资源系统演化处于远离临界点的稳定状态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需求处于某一特定资源需求结构基础上相对缓慢的量变过程。此时，如果从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内某一时间点截面来观察系统运行特征，区域矿产资源系统是地区空间范围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加工、利用等环节和过程构成的复杂大系统。按照其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差异，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矿产资源勘查、矿产资源采选、矿产资源加工和矿产资源利用四个次一级的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关系(见图4)。一方面，四个子系统相互依从，没有前一个环节的作用，后一个环节将无法进行。随着矿产资源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的不断深入，前一个环节构成了后一个环节的前提和基础。区域矿产资源的现实可供量，是由其中最薄弱环节上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后一环节对前面的环节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如果后一环节的资源利用不合理，会造成资源浪费，加重以前环节的工作强度。正是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各环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了整个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本质特征。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系统时间尺度范围内的任一时间点上，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均表现为相同的系统作用要素构成，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即系统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各个作用要素的作用强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系统运行的初始期和增长期，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区现有资源储量的大量消耗，其它作用因素影响程度较小；当系统逐步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加工深度的加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等环节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矿产资源系统开源要素(包括：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开发替代资源、非资源的资源化、矿产品进口、国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和节流要素(包括：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提高矿产资源的采选回收率、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矿产资源、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等)作用强度的增大，实现了对地区原有资源储量消耗强度的降低，从而构成了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波状运行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必须保证系统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平衡。根本的选择在于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精益战略的选择与实施。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10］［11］，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由于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以及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输入，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步伐在明显加快，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明显变短，使得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曲线分布区间变窄，对矿产资源需求强度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表现为短期内对矿产资源消耗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一定时期内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系统自身的供应能力和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如我国目前出现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资源勘查、加工、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全面实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精益战略，切实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和技术贡献率，才能实现资源供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矿产资源系统演变状态的临界战略选择

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包含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量变意义上的持续性，又包含不同资源消费结构系统演化质变意义上的持续性，是通过系统不断量变和质变的循环往复演化过程来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而这一过程的另一关键点就在于系统远离平衡态时临界战略的正确选择。

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在构建矿产资源系统模型时，环境对系统的影响就表现为参数。矿产资源系统的环境发生变化(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对矿产资源的消费构成发生了变化)就导致控制参数发生变化。环境对矿产资源系统的非平衡约束能够使隐藏在系统非线性特征之中的复杂动力学行为充分展现出来，使矿产资源系统远离平衡态，出现临界状态和分叉行为。此时，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战略选择。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即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这一战略选择随着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适时地实现了矿产资源构成结构的转变，由传统类型的资源结构转移到现代类型的资源结构，再到新型类型的资源结构等，从而保证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实现了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见图5)。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不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在能源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先后经历了柴薪为主阶段、煤炭为主阶段、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阶段，以及未来的核电为主阶段、太阳能及风能为主阶段等。能源系统结构的演变与更替，向人们展示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远景。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即波动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基于地区的资源基础特征，采用了旧资源结构与部分新资源结构的结合，由于区域资源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造成经济发展受到资源供应的制约，表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代价增大。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即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往往过分地强调本地区原有的资源优势，没有及时地实现资源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转换，基于特定类型资源自身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表现出地区矿产资源系统资源供应能力的不足。

5 结 论

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展”，在于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需要不断地演变和更新。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依赖于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供应和消费产业链运行中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精益战略选择和实施。可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还取决于矿产资源系统演化更替过程中临界战略的及时选择与正确实现。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是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是波动性分支战略；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是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当前我国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根本的原因不是资源的供应能力不足，而是产业技术落后及资源低水平利用造成的需求压力和环境负荷。现实的解决途径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进步。因此，实现区域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在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条件下精益战略选择和临界战略选择的循环往复和有机结合。纵向上实现资源供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横向上满足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不突破生态环境的承载水平，并随着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要求，及时地完成资源结构的更替与变迁，从而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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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雷．中国矿产资源持续开发与区域开发战略调整［J］．自然资源学报，2002,17(2):162～167.［Zhang Lei. Mineral Sustainable Supply and Its Spatial Reorganiz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2002,17(2):162～167.］

［8］昝廷全．系统经济学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 ［Zan Tingquan. System Economics Exploration［M］. Beijing: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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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63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135-01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概述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它与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存在密切联系。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会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对其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产生潜在性的作用。在以往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将研究重心放在遗传、人格培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但却忽视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然而，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变得愈来愈显著，这一因素也逐渐受到了关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贫富差距很大，社会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无是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都会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一定的发展风险，应给予重视。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2.1 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大量研究证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认知发展存在密切联系。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让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功能与认知功能）受到影响。部分低社会经济家庭为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孩子的执行力要低于双亲家庭[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会对青少年的学习品质产生影响。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青少年在学习方面主动性更强，并且在学习上更为专注，对知识、技能具有较强的探知欲望。然而，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上述方面显然要弱于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除智力成长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生理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程度影响。相对而言，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营养摄入不够充足，并且出现不良饮食习惯的概率更大。从目前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情况来看，青少年基本生活保障并不存在问题，但微量元素、营养物的摄入水平依然较低。这对于青少年的脑功能发育会有所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其正常智力发展。在情感方面，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沟通、行为方面更容易出现情感风险。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关系，部分孩子可能会出现自卑、抑郁、孤僻等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甚至可能会成为犯罪动机。特别是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缺少情感关怀，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并影响到其心理健康。

2.2 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而言，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具有较多优势。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其不用担忧物质生活，最起码在生理发育上不会出现问题。同时，这些孩子能够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教育[3]。其父母大多数都经历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孩子受到的成长风险相对较低。但即便如此，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依然会受到部分因素影响。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求更高，特别在学业上具有特别高的要求，这会给孩子带来较大的压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当中，父母往往会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以此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但这样反而会让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隔阂感，甚至会让孩子疏远父母。在这些家庭当中，通常男性工作收入较高，工作时间较长，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也相对较少，这也会让孩子成长受到一定影响。另外，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孩子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问题，其不良行为与其抑郁及焦虑程度密切相关，并且容易在青春期产生。若未能对孩子的行为、心理进行有效引导，对其未来健康成长显然是不利的。

3 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无论高低，均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换句话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该给予关注。一方面，青少年在接受学校教育期间，学校要注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因素，并根据青少年家庭状况，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部分影响。在学业方面，学校应该对不同家庭学生的学业成绩、日常表现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并采取一定教育干预手段，如心理疏导等来缓解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并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使其能够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学习，尽最大可能来消除学生的心理问题及行为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要重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部分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要给予重点关注。通过相关政策，如学费减免、政策帮扶等来帮助这些家庭，缓解其经济压力，让这些家庭中的孩子能够接受正常教育。在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等区域，要继续加大教育扶持力度，不断提升区域教育水平，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

4 结语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潜在性作用也变得愈来愈大。在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因素的同时，政府应该继续加强青少年教育事业建设，尽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区域教育水平能够维持平衡，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曦，陈光辉，赵景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外向性的调节作用及其性别差异[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04）：4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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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计数据;统计信息;统计信息系统;现代化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它的无显著特点是信息爆炸、泛滥。在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中谁能看出端倪,谁就能掌握新时代的制胜先机。而准确、可靠的信息分析离不开统计学。统计学的现代化实现更离不开完备的数据和统计信息系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显现,人们逐渐认识到统计在信息时代中的重要作用。

一、统计数据与统计学

统计数据是统计工作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数字资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资料的总称。人们在日常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活动中,经常要接触各种数字化的信息。

统计数据需要统计工作来完成。统计工作的发展和深化需要统计理论的指导。有关统计的理论就是统计学。总起来说,统计学是一门关于大量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描述、推断和分析的学科,是一门方法论的科学。统计学来源于统计工作,是统计工作经验的理论概括,它反过来又指导统计工作,推动统计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统计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数量性和大量性。例如在同一民族、同一性别、同一年龄的人群中,其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因此,少量的数据并不能代表事物的一般特征,不能说明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运用足够大量的数据资料加以综合分析,才能使事物中非本质的偶然因素的影响相互抵消或削弱。大量性运用与统计调查的就是大量观察法,即必须观察事物的全部或足够数量的单位,才能使事物的个别的、偶然的差异相互抵消。运用大量观察法,我们可以对调查对象的所有单位进行非全面调查,如统计报表、普查;亦可只对能够反映全体特征的部分单位进行调查,如抽样调查,重点调查。

统计学研究的数量方面是客观事物的具体数量。统计学的数据都是具体的,反映一定研究范围的数字。因此,统计数据是统计学的基础,而统计学的结果是反映了统计数据所应呈现的状态。

二、统计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统计信息是指由企业和社会统计工作反映出来的资料和数据。统计数据通常是指记录下来的统计事实,它是一些孤立的原始事实,一般不能直接使用;统计信息是经过统计加工处理的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的统计数据,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也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

统计信息反映客观情况,往往表达和体现了人们对一事物的认识。统计信息也往往与决策密切相关,并能指导人们的行动作出决策。统计信息从形式上表现为数量特征的特点,这是由统计学研究社会经济活动数量方面的一般方法论和将其运用于认识社会经济活动数量方面及规律性决定的。统计信息的职能是根据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方法,系统的采集、加工、存储、传递和提供大量以数据描述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信息。它从数量上反映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不仅能够描述事物过去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可以反映事物现在的状况,依据这些统计信息,还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有效地指导市场经济有序的运行。统计信息是国家、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了解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对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进行全面、系统的定量监测和综合分析,准确描述、评价、预测社会经济发展,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开发、配置各种资源,有效的调节和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保证。

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正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健康发展,市场经济越发达,对统计信息的要求越高。

三、统计信息系统有利于促进统计学现代化

统计信息系统是在传统的人工统计工作的基础上,应用统计理论、信息技术、系统工程方法建立人机复合系统。统计信息系统能对大量数据做进一步加工,它反映国民经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经济运行情况和发展模式,并能对经济活动中的重大趋势性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和预警。,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宏观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数据,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日益增长的对经济信息的需要。

统计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信息职能,统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对提高统计信息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统计信息系统是准确、及时、全面、系统的了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窗口,是统计信息汇集、传递、加工与交换的枢纽,是进行科学分析与制定科学决策的工具。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对统计信息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统计工作中推进统计信息技术现代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逐步建立和健全国家统计信息系统,成为我国统计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统计工作计算机化,统计工作网络化,是统计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统计部门不仅提供信息,而且提供咨询建议,同时还对经济运行的状况进行监督。完善统计的整体功能,已成为各级统计部门的中心任务,也是实现统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结语:

在我国的统计实践中,由于受管理体制、调查方法、加工手段、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影响,统计信息的质量还不尽如人意。比如统计信息加工的深度和精度不够,描述性信息多,分析应用性信息少。又比如,目前我国的统计信息主要是统计系统内部进行交流,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利用率偏低。由于传递手段的落后,使统计信息的生产者不能及时输出信息,统计信息的需求者又不能及时的得到满足,信息的生产和流通脱节。所以从手段上讲,要逐步实现统计信息管理的现代化、网络化,提高信息系统的质量,加快统计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加快统计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应用统计学》 朱建平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2.《中国特色统计学理论探究》 刘奇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12月

3.《统计学原理》周概容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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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民商法；价值超越；经济调节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民商法调节能力的不足逐渐显现，为强化法律价值取向功能，经济法开始出现并针对超越民商法界限的方面进行了说明，例如其超越了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传统；改变了民商法维护个人利益的立法基点，将社会经济总体利益作为其价值目标，社会法性质突出；将民商法对待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放任自由、消极限制态度转化为国家宏观促导等，经济法对民商法的价值超越特征已经逐渐显现。

一、民间社会经济关系与国家对经济调节

国家经济调节引起的社会关系，是涉及经济领域，具有经济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经济领域或具有经济性内容的社会关系，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可分为不同类型。首先，可分为民间社会经济关系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关系两大类。其次，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关系又可分为一般行政管理关系与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后者是国家为实现调节经济的目的而对经济实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类别不同，决定用以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法将有所不同。民间社会经济关系用民商法调整，属于民商法的调整对象。所谓“民间社会关系”，亦即“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是指民间社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从事经济活动，相互之间发生的经济性内容的社会关系。它同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不同，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在主体身份上，当事人以平等身份参与经济交换活动，任何一方均不以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二者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调节与被调节关系；（2）在经济关系内容上是互利、有偿和等价关系，而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则不必然等价有偿；（3）在经济关系形式上是自愿、协商关系，而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则不必然由双方主体自愿协商，而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

二、经济法和民商法不同的调整对象

民法的调整对象的主要意义在于， 任何法律对特定社会关系调整的作用是有限的， 而某一法律的这种有限作用， 就构成了该法律的存在的价值。经济法和民商法不同的调整对象， 不仅成为划分两大法律部门的标准， 而且构成了经济法对民商法的价值超越的基础。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国内外众说纷纭。当前， 各家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解虽不尽相同， 但从发展总趋势看， 意见正在日益接近和趋同。例如， 大家对经济法的界定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 协调” 、“干预” 、“ 管理” 、“ 调节”等词语相关， 这些词语背后虽然尚存差异， 但实际上都在突出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和管理经济之法这一基本属性；都认为在这种国家调节和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笔者赞同“ 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即“ 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 其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它可简称为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 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 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 是国家调节与被调节， 国家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这种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具有经济性内容， 但不是一般的， 例如， 发生在各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国家管理关系， 但这不是一般的国家行政管理关系， 包括某些涉及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它是为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而在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发生的一种国家经济调节性管理关系， 具有特定性。国家经济调节引起的社会关系， 是涉及经济领域， 具有经济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 经济领域或具有经济性内容的社会关系，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可分为不同类型。

首先， 可分为民间社会经济关系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关系两大类。其次， 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关系又可分为一般行政管理关系与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后者是国家为实现调节经济的目的而对经济实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类别不同， 决定用以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法也将有所不同。民间社会经济关系运用民商法调整， 属于民商法的调整对象。所谓“ 民间社会关系”， 亦即“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 ， 是指民间社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从事经济活动， 相互之间发生的经济性内容的社会关系。它同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不同， 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在主体身份上， 当事人以平等身份参与经济交换活动， 任何一方均不以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出现， 二者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调节与被调节关系；（2）在经济关系内容上是互利、有偿和等价关系， 而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则不必然等价有偿；（3）在经济关系形式上是自愿、协商关系， 而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则不必然由双方主体自愿协商， 而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

三、经济法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直接影响

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护主要是消极的、间接的。它主要是通过调整社会一般私人利益冲突来实现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 而不是直接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民商法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的功能， 要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协调运行， 必须超越民商法的界限。与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商法相反， 经济法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权力， 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经济法弥补了民商法只能通过调整私人经济关系间接保障社会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的不足， 尤其是克服了民商法对有关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社会关系无力调整的局限。

四、经济法的价值超越

1.经济法的内在价值。所谓法的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以及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经济法也不例外，也体现其应有价值。经济法作为一门宏观把握经济脉搏的法，它所关注的不只是眼前的效益。它的价值体现了市场个体之间的协调；体现了人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又体现了部门、地区经济结构与资源宏观配置的合理化。

2.经济法弥补民商法调整的不足。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护主要是消极的、间接的。它主要是通过调整社会一般私人利益冲突来实现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不是直接协调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民商法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对社会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的功能，要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协调运行，必须超越民商法的界限，与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商法相反，经济法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权利，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在价值上，民商法着重创设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是“无形之手”运作的法律保障；而经济法着重从外部维持这种市场秩序，引导市场避免走向盲区，是“国家之手”（国家的宏观调控）在经济领域运作的法律保障，两相结合，才可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因此，经济法超越了民商法的价值，是现代民商法存在的必要条件，从民商法到经济法，是国家和法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步。

3.经济法在经济领域的巨大作用超越民商法。首先，经济法能有效体现社会公平。民商法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人格平等方面，对于每个主体赋予了权利与义务，并体现了每个个体机会上的均等性。而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公平体系上，并以显示不平等为前提，强调实际中的真正公平，强调市场主体资源具有差异性，个体状况应该特殊对待，经济法认为即使单个人开始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还是存在差异。经济法公平观认为，每个个体的安全权、生存权与财产权等均存在平等性，创造财富群体获得保护同时，弱者也应在经济法的保护当中。与民商法相比，经济法更为强调实质公平。其次，经济法可促进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法能克服主体决策的滞后性、盲目性与被动性，有效解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失衡性，国家运用预算法、税法、采购法等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经济法运用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如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等，规定市场主体的调控方法，有效实现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并运用法律形式给予强化保障。这些都是民商法所无法保障的。

五、经济法在体现社会公平方面更加充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参与市场的主体形式更加多元化，致使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关系相比过去更加复杂，市场主体的性质决定其在参与市场的过程中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作为主要目标，在此环境中，要保证各主体的合法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需要对现代市场中产生的各类经济关系进行平衡，其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合理的协调相关的经济利益。民商法的调整对象和目的等决定其以个人利益作为经济关系调整的重点，要将其社会利益放在其同等高度或更高的高度不具有可操作性。而经济法在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过程中，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点，向个人利益倾向，强调在系统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对社会、个人等多方面的利益进行均衡，利用法律的权威性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可见经济法相比民商法其更加强调社会公平、个体间的公平等，希望通过整体的公平环境，为个体利益均衡创造条件，这也是经济法对民商法价值超越的具体体现。经济法对民商法具有价值超越显而易见，但需要注意的是民商法在处理平等社会主体关系方面也具有其优越性，在实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既要肯定经济法在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价值，也不能一味的否定民商法在微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应在全面认识经济法和民商法的区别、联系的基础上，将两者结合应用。

总之，在价值上， 民商法着重创设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 是“ 无形之手”（市场机制）运作的法律保障；而经济法着重从外部维持这种市场秩序， 引导市场避免走向盲区， 是“国家之手”（政府干预）在经济领域运作的法律保障， 两相结合， 才可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因此，经济法超越了民商法的价值，从民商法到经济法， 是国家和法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步。“经济法以维护整体平衡和自由公正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 民商法则对在经济法维持的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的主体及其行为加以规制， 二者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应当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 加以经济法的保障， 充分实现经济法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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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统计学；数理统计学；关系解析

中图分类号：C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4-0003-02

一直以来，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都是我国统计学领域研究的重点。纵观当前统计学领域当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成两种看法。其一，持“分”的态度，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将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分别按照各自的理论基础、内容结构进行分割式的纵向发展。其二，持“合”的态度，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将二者融为一体，通过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形式，促进二者之间的和谐共处与进步，从而既可以用来对自然现象进行认知，又可以使其成为社会现象认知的工具，切实地便于人们更好地工作与学习，为统计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并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为了深入探究该问题，本文将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解析。

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概述

1.社会经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格尔、梅尔等人。他们的观点融合了更早的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认为统计学在学科性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本身不断地向细分化和定量化发展，社会统计学派为了提供更有效的整理、分析资料的方法，也日益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如今，社会经济统计学分科包括农业统计、工业统计、人口统计、社会统计、金融统计、国民经济核算等，是一门涉及范围相对广泛的学科。目前，社会经济统计学活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研究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科学[1]。社会经济统计学主要针对社会经济各项活动的相关规律内容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反映出国民经济运行当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数量规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了能准确掌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2.数理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派的产生与概率论的发展紧密相关。瑞士数学家伯努利对大数定律的论证，法国数学家棣莫弗发现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以及颠覆经典统计学的贝叶斯理论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发展。数理统计学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界中大量随机现象数量变化基本规律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描述统计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分组，以计算各种特征指标，描述资料分布的集中趋势、离中趋势等。推断统计则是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根据样本资料对总体进行推断和预测[2]。数理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层面上，涉及到的范围极其广泛，也是一门社会基础性的学科。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数理统计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也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数理统计学可以切实有效地利用先进的数理统计知识，为行动和决策提供强大的数据依据。在各类社会问題的处理工作中，都可以通过数理统计学的手段，针对相关数据进行专业的分析和处理，以进行预先判断并提供相关决策。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

1.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联系。统计学本身起源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制度的早起，需要针对奴隶社会的人口数量以及土地进行丈量与统计，虽然只是简单的登记和计数，但最初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可以说已经出现了萌芽。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人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统计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应用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在资本主义环境之下，社会资源更加炙手可热，社会分工更加明确。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使用也更加成熟。早期的概率论所研究的问题基本都来自于当时比较泛滥的赌博活动。17—19世纪，不少数学家都对概率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数理统计学随着概率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从时间上看，形成要晚于社会经济统计学，但发展飞速。数理统计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经济统计，它是在统计学的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一种分析数据的方法，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分析问题时同样需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的支持。近代，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势头迅猛，甚至有一些看法认为统计学几乎就是数理统计学。然而社会经济统计，作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调查研究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绝对有其存在的意义。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与牛顿的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的关系十分相似。相对论力学在接近光速时使用，而大多数情况是远离光速的，此时使用牛顿力学既准确又方便，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描述变量时使用，数理统计学在描述随机变量时使用[3]。随机变量是随机现象下的变量，变量与随机变量的这种联系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之间存在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

2.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相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具有一定的相同点，都能够有效地针对客观的事物进行充分的统计，并且针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都能够利用归纳、推理的研究手段分析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对客观，且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建议。学术界在对于数理统计学进行表述时，都明确地说明了数理统计学是对随机现象的数量变化进行统计，并对研究对象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和问题揭示。但是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学术界对其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是独立的社会学科，在应用的过程中，一般是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经济活动内涵进行阐述，有效地揭示其数量表现以及规律特点。另一部分学术工作人员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应该被归纳到统计学当中，并在重大社会事件中详细地分析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在经济现象的积极引导之下，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4]。从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环境中来看，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的实际研究对象相同，并且两者都能够对统计规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究。两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都能够将某一人、某一事物、某一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还可以针对部分进行划分，分别是研究目标、研究客体，并能有效地分析出研究对象的客观发展规律。

3.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不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区别与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其主要的差异有以下几点：其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研究范围不同。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一般是针对社会经济现状内容进行分析。针对数理统计来说，不仅可以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针对自然现象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相较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数理统计学所涉及到的应用问题相对比较广泛。社会统计学虽然研究范围相对狭隘，但是社会经济当中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广义的层次上来说，社会经济不仅涵盖了人们的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活动，而且社会经济统计学当中的各项内容又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研究对象与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等内容之间的关系[5]。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统计学涉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当中。而数理统计学一般是针对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利用随机现象的手段，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预测和体现出随机现象的可能性。其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客观来说，数理统计学的核心理论基础内涵便是概率论、统计推断理论。尤其是针对抽样推断来说，更是以概率论的大数法作为核心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作为我国社会学科的基础内容，都是在统计学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内容。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层面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同之处，但是在研究范围以及理论基础层面当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在实际运用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过程中，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两者的优势和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能够将两者一概而论，更不能将两者进行分离。另外，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研究范围，在一定的条件下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相信今后可以相辅相成，继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