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共有的经济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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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经济理论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

【正文】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4）01-0054-06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而按劳分配，又是多年来公认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样，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周为民、陆宁二位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11期全文转载，以下简称“周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最终结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按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

一、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

我们要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生产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的，相关讨论也都是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展开的，我们就从马克思的有关基本观点入手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对分配概念给予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之一的“分配”给出了严密而明快的定义：“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和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分配的客体，是产品中新生产的总价值；参与分配的主体，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马克思所揭示的产品分配与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肌体的深刻解剖中，科学地揭示出了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别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谓“生产决定分配”，其实质就是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要素）的所有权，就是分配产品的索取权。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状况决定的。这就科学地论证了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三）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的普遍适用性。马克思经过多年的研究，对社会经济肌体的内在构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犹豫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6。）这就是说，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从而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产品，适用于“任何一种分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把这一规律局限于某个特定条件之下，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这一规律发现者的原意。

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这样一个概念，但他是这一规律的真正发现者和论述者。我们要“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按生产要素分配，来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说明，这应该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科学含义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讨论，学者们虽然发表了很多的见解，但是，什么叫“按生产要素分配”？对于这样一个讨论中最基本的问题，却未见较为科学而完整的说明，更未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也有的学者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注：余陶生，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按生产要素分配[J]，武汉大学学报，1997（2）。）讲清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是一个讨论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我认为，要确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本来含义，与确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都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研究。

从“质”的方面来讲，分配关系总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是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就要求从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分得与自己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相适应的一部分生产成果。他之所以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具有对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是无主土地、自然森林、空气、阳光或海水等生产要素，也就不存在按这些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了。可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直接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对生产成果索取的权利依据。所以，从性质来说，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准确地说，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专利技术所有权等进行分配。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本质的规定。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义。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误解。

从“量”的方面来看，每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究竟是按照它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还是按照它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进行分配？对此，我认为，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断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绝对地把两者分割开来。

其一，在一般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分配，是统一的。例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的数量越多，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它的质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优越，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所以，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并不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其二，在许多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又会出现不一致。例如，劳动力这种要素，有的人，体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态度不好，贡献并不大。这就形成了二者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分配依据的，应该是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进入生产过程的每一种生产要素，正是因为它对生产过程有用，对生产结果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它才有权取得生产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是科学的；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仍然是科学的。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中，已经包含着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往往是很难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很难准确地判断，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往往是同时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资本所有者出借资本而得到利息，这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是按其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的。只要双方达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贷资本的协议，不管这些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如何，生产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经达成的协议参与分配。而劳者的计件工资、销售人员按销售额提取个人收入等等，则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产要素，是既可以按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也可以按贡献分配。如技术专利，既可以按其数量和质量进行买断性转让或一般性转让；也可以按采用这一专利技术后企业利润增加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数量和质量分配；后者是按贡献分配。这两种参与分配的形式，在实践中都是存在的。

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对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原则的否定。生产要素的数量多，质量高，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自然就大。只是在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无法准确计量的情况下，不得不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参与分配。而这种分配数额的确定，也是基于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依据经验和概率来加以确定的。其表现形式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但其基础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从质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从量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同时也可以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

“周文”得出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基本结论的主要论据是，他们认为“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这也就是说，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是市场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在我国还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别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也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是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汤在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J].经济学家，1997，（2）.）说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资本主义，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显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市场经济之前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具有了凭借土地所有权占有土地产品的权利。谁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将土地用于何种用途，都必须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劳动力，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基本的生产要素。封建社会劳动者已经不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虽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劳动者已经具有了基本独立的人格，对自身的劳动力，劳动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权。土地所有者要雇佣劳动者来投入他的生产过程，就必须让被雇佣的劳动者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生产成果的分配——为劳动者支付工钱，也就是使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在劳动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可以采用劳役地租的形式，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来交换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既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也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

我们再来看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劳动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既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又占有劳动者（当然就占有劳动者身上的劳动力）。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在整个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分配主体的，只有奴隶主这一个阶级。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与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没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因而没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在整个社会当中，哪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多、质量好，哪个奴隶主就会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那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少、质量差，那个奴隶主得到的生产成果就会少一些。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果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依然遵循着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以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如果对此来一个反向思维，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更为明确了：假如这两个社会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那么，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对社会经济过程还有什么经济学的意义呢？

显然，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封建社会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在奴隶社会也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足以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绝不只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

生产要素，也称生产条件，过去讲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方面。现在讲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资本之外，还有技术专利，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没有财富之父母，也就没有财富。生产要素是财富的源泉，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财富的创造非用它不可；生产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地随意得到。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迫切地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因为，把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据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占有了获得生产成果的权利。于是，便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社会对这种所有制关系的确认、调整和保护，便形成了所有权。

生产要素成为人们的所有物之后，再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过程，必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允许并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否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宁可让生产要素闲置起来，也不让你使用。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但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往往不为同一个所有者占有。这样，生产的进行，要求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他们各自占有的生产要素投入一个共同的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结果，便归这些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在他们之间分配。这种按照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及其贡献来相应地分配产品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存在的客观基础或条件。这一客观基础或条件，是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共存的，因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产品的规律，是迄今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

四、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由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的，是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它不随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而变化，也不随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而转移。因而，它是本质层次极高的经济规律。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取得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凭借自己付出劳动的贡献而获得报酬，尽管这都是反映其社会最具本质经济关系的经济规律，是对决定各自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规律，是本质层次很高的经济规律，但是，对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而言，它们都不过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这几个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证明，就简单地断定“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不仅是不正确的，也显得有些武断。“周文”又以这样一个未加任何证明的、不正确的论点为主要依据，简单地得出了该文关键性的结论：按劳分配是本质，按要素分配是现象，“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表现为按要素分配”。这个结论的错误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搞颠倒了：把本质层次更高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说成了现象和形式，而把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具体表现形式的按劳分配说成了本质和内容。

在明确了上述几点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诚如“周文”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为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再以资本的、土地的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每一个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也不能向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出现在个人分配中的，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以，生产的成果，在社会进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贡献来进行分配。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当中，除了劳动力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为个人的所有物，能够为个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劳动力，这时，按生产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现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但是，这种按劳分配的“马克思条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都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我国更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实行这种按劳分配的条件不具备，这种按劳分配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国现有经济条件当中的、不同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另外一种按劳分配。

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马克思条件”的主要差别，在于远远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所有者，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认，得以实现。这样，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周围，还有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专利权的所有者，等等，这些不同的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平等权利，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地全部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其他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劳动力，是诸多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的所有权，是诸多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之一。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中的按劳分配，也同样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之一，它构成了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个方面，一项内容。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是包括在现阶段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这是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周文”在其关键性的错误结论的基础上还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不能因此而误以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按资本等其他要素分配”，这真实不可思议的混乱！如果说，“生产要素”中包括劳动力，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却不包括按劳分配，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讲得通呢？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劳分配呢？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明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怎么能说“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了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并要按劳动的贡献分配、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这就构成了统一、完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整体。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包括着按劳动的贡献分配，这是显而易见的。按劳分配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除了按劳动的贡献分配之外，还一定有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劳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那只要讲按劳分配就完全可以了，还一定要再提出一个“按生产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以往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只讲按劳分配（虽然在实践中按劳分配也没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经合乎逻辑地被提了出来”。既然“周文”已经意识到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这棵“常青之树”提出了要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结论中轻易地把它否定掉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周文”的说法也明显地混淆了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区别。

在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为了解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命题，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生产要素”，只是指资本和技术等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劳动力在内，所以才有了按（非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种解释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马克思对生产要素的定义来看，还是从经济学界的使用习惯来看，生产要素从来就是既包括物质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劳动力，谁都不会否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讲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对“生产要素”范畴的这样一种解释，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经济学界的共识，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在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这样一种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后，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另一个是怎样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问题。

既然按劳分配是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这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虽然使用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说法，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如果承认按劳分配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是对二者客观内在联系的科学揭示，再纠缠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都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提法。但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却缺乏应有的、深入的研究。劳动的贡献、资本的贡献、技术的贡献、管理的贡献等，都是作为生产成果分配的依据，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并列的关系，可以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周文”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或‘主辅结合’的关系”，从而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是不应该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具体含义呢？

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仅决定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的存在，而且还决定各种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比较其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容易决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额。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同一生产过程，在分配所生产的产品时，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相互比较，孰轻孰重？这就要看哪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隶社会，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工具还很简陋，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还很多。这时，对奴隶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户数（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数量）为标志。到封建社会，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所有权成为权力的象征。产业革命之后，资本成为生产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本所有权成为支配一切的东西，成为“普照之光”。这时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虽然都独立存在，但都要受资本所有权的制约。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在社会成员个人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权利依据中，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范围和比重都明显地下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显地提高。在这一基础上，按劳分配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科学技术知识主要载体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按劳分配为主体”得到了更为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的支撑。

无论如何，坚持并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初衷，是要保持劳动收入在个人收入总额中的主体地位，而不能让非劳动收入无限制地扩张。“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范围和程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体现得越充分。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反复告诫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果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状况，一味去追求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那将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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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

[4]杨欢进，刘树.按生产条件分配产品规律及其数量分析[J].求是学刊，1988，（1）.

篇2

我们要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生产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的，相关讨论也都是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展开的，我们就从马克思的有关基本观点入手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对分配概念给予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之一的“分配”给出了严密而明快的定义：“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和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分配的客体，是产品中新生产的总价值；参与分配的主体，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马克思所揭示的产品分配与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肌体的深刻解剖中，科学地揭示出了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别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谓“生产决定分配”，其实质就是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要素）的所有权，就是分配产品的索取权。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状况决定的。这就科学地论证了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三）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的普遍适用性。马克思经过多年的研究，对社会经济肌体的内在构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犹豫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6。）这就是说，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从而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产品，适用于“任何一种分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把这一规律局限于某个特定条件之下，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这一规律发现者的原意。

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这样一个概念，但他是这一规律的真正发现者和论述者。我们要“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按生产要素分配，来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说明，这应该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科学含义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讨论，学者们虽然发表了很多的见解，但是，什么叫“按生产要素分配”？对于这样一个讨论中最基本的问题，却未见较为科学而完整的说明，更未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也有的学者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注：余陶生，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按生产要素分配[J]，武汉大学学报，1997（2）。）讲清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是一个讨论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我认为，要确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本来含义，与确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都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研究。

从“质”的方面来讲，分配关系总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是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就要求从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分得与自己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相适应的一部分生产成果。他之所以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具有对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是无主土地、自然森林、空气、阳光或海水等生产要素，也就不存在按这些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了。可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直接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对生产成果索取的权利依据。所以，从性质来说，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准确地说，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专利技术所有权等进行分配。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本质的规定。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义。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误解。

从“量”的方面来看，每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究竟是按照它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还是按照它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进行分配？对此，我认为，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断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绝对地把两者分割开来。

其一，在一般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分配，是统一的。例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的数量越多，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它的质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优越，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所以，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并不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其二，在许多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又会出现不一致。例如，劳动力这种要素，有的人，体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态度不好，贡献并不大。这就形成了二者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分配依据的，应该是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进入生产过程的每一种生产要素，正是因为它对生产过程有用，对生产结果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它才有权取得生产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是科学的；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仍然是科学的。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中，已经包含着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往往是很难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很难准确地判断，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往往是同时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资本所有者出借资本而得到利息，这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是按其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的。只要双方达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贷资本的协议，不管这些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如何，生产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经达成的协议参与分配。而劳者的计件工资、销售人员按销售额提取个人收入等等，则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产要素，是既可以按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也可以按贡献分配。如技术专利，既可以按其数量和质量进行买断性转让或一般性转让；也可以按采用这一专利技术后企业利润增加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数量和质量分配；后者是按贡献分配。这两种参与分配的形式，在实践中都是存在的。

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对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原则的否定。生产要素的数量多，质量高，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自然就大。只是在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无法准确计量的情况下，不得不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参与分配。而这种分配数额的确定，也是基于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依据经验和概率来加以确定的。其表现形式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但其基础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从质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从量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同时也可以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

“周文”得出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基本结论的主要论据是，他们认为“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这也就是说，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是市场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在我国还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别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也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是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汤在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J].经济学家，1997，（2）.）说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资本主义，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显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市场经济之前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具有了凭借土地所有权占有土地产品的权利。谁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将土地用于何种用途，都必须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劳动力，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基本的生产要素。封建社会劳动者已经不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虽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劳动者已经具有了基本独立的人格，对自身的劳动力，劳动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权。土地所有者要雇佣劳动者来投入他的生产过程，就必须让被雇佣的劳动者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生产成果的分配——为劳动者支付工钱，也就是使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在劳动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可以采用劳役地租的形式，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来交换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既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也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

我们再来看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劳动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既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又占有劳动者（当然就占有劳动者身上的劳动力）。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在整个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分配主体的，只有奴隶主这一个阶级。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与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没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因而没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在整个社会当中，哪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多、质量好，哪个奴隶主就会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那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少、质量差，那个奴隶主得到的生产成果就会少一些。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果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依然遵循着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以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如果对此来一个反向思维，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更为明确了：假如这两个社会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那么，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对社会经济过程还有什么经济学的意义呢？

显然，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封建社会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在奴隶社会也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足以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绝不只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

生产要素，也称生产条件，过去讲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方面。现在讲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资本之外，还有技术专利，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没有财富之父母，也就没有财富。生产要素是财富的源泉，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财富的创造非用它不可；生产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地随意得到。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迫切地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因为，把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据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占有了获得生产成果的权利。于是，便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社会对这种所有制关系的确认、调整和保护，便形成了所有权。

生产要素成为人们的所有物之后，再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过程，必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允许并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否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宁可让生产要素闲置起来，也不让你使用。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但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往往不为同一个所有者占有。这样，生产的进行，要求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他们各自占有的生产要素投入一个共同的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结果，便归这些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在他们之间分配。这种按照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及其贡献来相应地分配产品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存在的客观基础或条件。这一客观基础或条件，是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共存的，因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产品的规律，是迄今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

四、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由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的，是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它不随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而变化，也不随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而转移。因而，它是本质层次极高的经济规律。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取得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凭借自己付出劳动的贡献而获得报酬，尽管这都是反映其社会最具本质经济关系的经济规律，是对决定各自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规律，是本质层次很高的经济规律，但是，对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而言，它们都不过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这几个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证明，就简单地断定“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不仅是不正确的，也显得有些武断。“周文”又以这样一个未加任何证明的、不正确的论点为主要依据，简单地得出了该文关键性的结论：按劳分配是本质，按要素分配是现象，“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表现为按要素分配”。这个结论的错误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搞颠倒了：把本质层次更高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说成了现象和形式，而把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具体表现形式的按劳分配说成了本质和内容。

在明确了上述几点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诚如“周文”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为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再以资本的、土地的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每一个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也不能向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出现在个人分配中的，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以，生产的成果，在社会进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贡献来进行分配。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当中，除了劳动力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为个人的所有物，能够为个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劳动力，这时，按生产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现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但是，这种按劳分配的“马克思条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都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我国更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实行这种按劳分配的条件不具备，这种按劳分配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国现有经济条件当中的、不同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另外一种按劳分配。

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马克思条件”的主要差别，在于远远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所有者，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认，得以实现。这样，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周围，还有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专利权的所有者，等等，这些不同的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平等权利，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地全部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其他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劳动力，是诸多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的所有权，是诸多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之一。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中的按劳分配，也同样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之一，它构成了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个方面，一项内容。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是包括在现阶段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这是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周文”在其关键性的错误结论的基础上还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不能因此而误以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按资本等其他要素分配”，这真实不可思议的混乱！如果说，“生产要素”中包括劳动力，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却不包括按劳分配，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讲得通呢？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劳分配呢？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明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怎么能说“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了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并要按劳动的贡献分配、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这就构成了统

一、完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整体。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包括着按劳动的贡献分配，这是显而易见的。按劳分配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除了按劳动的贡献分配之外，还一定有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劳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那只要讲按劳分配就完全可以了，还一定要再提出一个“按生产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以往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只讲按劳分配（虽然在实践中按劳分配也没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经合乎逻辑地被提了出来”。既然“周文”已经意识到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这棵“常青之树”提出了要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结论中轻易地把它否定掉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周文”的说法也明显地混淆了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区别。

在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为了解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命题，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生产要素”，只是指资本和技术等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劳动力在内，所以才有了按（非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种解释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马克思对生产要素的定义来看，还是从经济学界的使用习惯来看，生产要素从来就是既包括物质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劳动力，谁都不会否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讲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对“生产要素”范畴的这样一种解释，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经济学界的共识，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在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这样一种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后，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另一个是怎样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问题。

既然按劳分配是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这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虽然使用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说法，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如果承认按劳分配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是对二者客观内在联系的科学揭示，再纠缠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都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提法。但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却缺乏应有的、深入的研究。劳动的贡献、资本的贡献、技术的贡献、管理的贡献等，都是作为生产成果分配的依据，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并列的关系，可以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周文”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或‘主辅结合’的关系”，从而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是不应该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具体含义呢？

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仅决定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的存在，而且还决定各种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比较其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容易决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额。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同一生产过程，在分配所生产的产品时，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相互比较，孰轻孰重？这就要看哪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隶社会，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工具还很简陋，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还很多。这时，对奴隶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户数（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数量）为标志。到封建社会，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所有权成为权力的象征。产业革命之后，资本成为生产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本所有权成为支配一切的东西，成为“普照之光”。这时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虽然都独立存在，但都要受资本所有权的制约。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在社会成员个人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权利依据中，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范围和比重都明显地下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显地提高。在这一基础上，按劳分配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科学技术知识主要载体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按劳分配为主体”得到了更为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的支撑。

无论如何，坚持并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初衷，是要保持劳动收入在个人收入总额中的主体地位，而不能让非劳动收入无限制地扩张。“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范围和程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体现得越充分。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反复告诫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果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状况，一味去追求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那将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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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

杨欢进，刘树.按生产条件分配产品规律及其数量分析[J].求是学刊，1988，（1）.

篇3

国有林场在我国南方林区占有重要地位。广西全区共有国有林场150个，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这些国有林场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经营条件，正成为我区林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林业在下世纪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由于经营体制不顺，产业单一，林业分类经营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再加上严格计划的约束，近几年来，在实现造林绿化后，部分国有林场不能很快转到高效林业方向上来，从而造成林场效益下降，经营风险承受能力降低，经济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因此，如何搞好国有林场的林业分类经营，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对生态公益林实施有效的经营和保护成为国有林场当前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森林分类经营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我国林业部门也根据这一战略分别制定了国家及各省区的21世纪林业行动计划。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分类经营有密切的联系。林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无限制扩大经营范围来实现，只有通过对林地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地生产力水平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这对国有林场尤为重要。现在国有林场的经营规模已基本确定，林场经营面积只有缩小而不可能扩大。因此，国有林场走外延发展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现实的。

实现林业分类经营，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森林主体功能的发挥来经营森林。商品林追求的是投资的经济效果，其经营行为完全是一种商品生产行为。商品生产行为主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约束。因此，对于商品林经营不宜采取太多行政手段去管理，也不宜采用严格的计划去控制，而应由企业根据市场作出选择。生态公益林则以森林生态公益功能的发挥为主要经营目的，而生态公益功能则不可能直接体现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以总体功能最佳为指导，协调经营行为，理顺经营与受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才能保证其经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林业分类经营其实质是林业经营的集约化与细分化。通过分类经营，可使经营对象整体功能发挥最佳，实现高效经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即有利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目有林场实行森林分类经蕾的必要性

1.实行分类经营可使商品林真正走向市场

长期以来，林业受生产周期长，见效慢，产出投入比低，不能实现正常的投资回报等因素影响，很难吸引到足够的投资而成为粗放经济的传统产业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部门经营自有限，生产经营活动往往是服从计划而不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实施经营，林业不能彻底走向市场。

实施分类经营，可用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商品林的经营，使林业部门能够选择经济效益好的经营对象来经营，从而使商品林经营者的利益得到保证。同时，在有较高投资回报后，亦可吸引社会生产资源流向林业部门，部分解决林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国有林场实现森林分类经营后，其商品林经营完全属企业生产行为，一切经营活动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有利提高国有林场的经营积极性，亦可避免林场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盲目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实施分类经营可使生态公益林得到有效的经营和保护

生态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森林的生态防护效益，这种效益的受益主体往往不是森林经营者，这就形成了受益者不经营不投入，而经营者主体投入不受益的矛盾。在分类经营不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国有林场的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成为林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经营对象。由于没有产出，林场不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施有效经营。因此，在未实施分类经营的情况下，由于不能理顺投入产出关系，权益与责任关系，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经营，大大降低了防护效益。

实施分类经营后，通过理顺投入产出关系，明确责权关系，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效解决生态公益投入，可使其不再成为经营单位的经营负担，有利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护，使其生态防护效益得到时最大限度发挥。

3.森林分类经营是国有林场林地资源有效利用的保证

林地是国有林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由于受经营管理水平限制，一方面是林场为了维护林地所有权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另一方面，林场对有限的林地资源利用效力低。实施分类经营后，通过对现有林地科学规划，按森林主体功能划分经营类型，同时在商品林经营中大力发展高效林业，可以有效解决国有林场林地利用效力低下问题。

现行经营管理体制与林业分类经营

我国国有林场现行管理体制已沿用多年。其基本特点是把国有林场作为事业单位管理，在商品生产中，林场向国家纳税体现与国家的经济关系，向主管部门缴纳各种专项费用体现隶属管理关系；对木材实行限额采伐。这种管理体制有其合理性，在林场经济自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事业费投入，解决了林场建设初期的造林投入。同时，通过集中专项费用筹集了大量林业基本建设资金，为大规模绿化造林提供了投入保证。在我国林木资源较少的情况下，实行限额采伐也是保护有限林木资源的最有效手段。

但是，也应看到，要实现分类经营，现行管理体制也存在很大局限性。首先，从责、权、利关系看，实施分类经营后，商品林的经营完全是商品生产行为，林场的商品林经营活动应等同于企业的商品生产活动。林场的生产经营应计算投入产出，占用生产资源应支付一定的代价。林场的经营成果主要通过所有权分配，而现行管理体制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从投入关系分析，林场投入的两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第一，林场现有商品林大部分是国家投入形成的，由于林场实行事业化管理，这部分商品林林场在生产受益中，未能把国家投入的利益体现出来。第二，林场的生态公益林是林场的非商品生产对象，但林场必须投放生产资源经营管理，这对国有林场又是不合理的。

第三，现行税费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行为有冲突。林场在木材生产过程中，通过缴交“两金”体现部门管理关系，这种方式缺乏根据。而林场占有的林地资源，国家投资等又未在林场的经营成果分配中体现。这显然不是规范企业的管理方法。上述问题在实施分类经营过程中都应加解决。

国有林场分类经营措施探讨

1.国有林场划类经营

国有林场实施分类经营首先应解决国有林场的划类经营问题。措施上可根据林场资源构成情况把国有林场划为两大类型，即经营商品林为主的国有林场和经营生态公益林为主的国有林场。对于商品生产型国有林场按规范的管理方式管理，占用林地资源应缴纳林地占用费，国家投资形成的资产应折成股份，在林场分配过程中，国家股份所得应上缴代表国家行使资产管理职能的管理部门，林场的经营活动照章纳税，林场的经营活动投入应通过国家计划解决，这部分资金又可通过向受益部门收取森林效益补偿费解决。在不影响森林生态防护效益的条件下，允许林场积极从事商品生产，增强林场的经济活力。我区的大部分水源林保护区及自然保护区可按生态公益型林场经营，防护林占绝对优势的国有林场也应作为生态公益型林场经营管理。

2.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划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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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在我国南方林区占有重要地位。广西全区共有国有林场150个，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这些国有林场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经营条件，正成为我区林业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林业在下世纪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由于经营体制不顺，产业单一，林业分类经营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再加上严格计划的约束，近几年来，在实现造林绿化后，部分国有林场不能很快转到高效林业方向上来，从而造成林场效益下降，经营风险承受能力降低，经济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因此，如何搞好国有林场的林业分类经营，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对生态公益林实施有效的经营和保护成为国有林场当前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森林分类经营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我国林业部门也根据这一战略分别制定了国家及各省区的21世纪林业行动计划。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分类经营有密切的联系。林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无限制扩大经营范围来实现，只有通过对林地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地生产力水平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这对国有林场尤为重要。现在国有林场的经营规模已基本确定，林场经营面积只有缩小而不可能扩大。因此，国有林场走外延发展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现实的。

实现林业分类经营，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森林主体功能的发挥来经营森林。商品林追求的是投资的经济效果，其经营行为完全是一种商品生产行为。商品生产行为主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约束。因此，对于商品林经营不宜采取太多行政手段去管理，也不宜采用严格的计划去控制，而应由企业根据市场作出选择。生态公益林则以森林生态公益功能的发挥为主要经营目的，而生态公益功能则不可能直接体现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以总体功能最佳为指导，协调经营行为，理顺经营与受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才能保证其经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林业分类经营其实质是林业经营的集约化与细分化。通过分类经营，可使经营对象整体功能发挥最佳，实现高效经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即有利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国有林场实行森林分类经营的必要性

1.实行分类经营可使商品林真正走向市场

长期以来，林业受生产周期长，见效慢，产出投入比低，不能实现正常的投资回报等因素影响，很难吸引到足够的投资而成为粗放经济的传统产业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部门经营自有限，生产经营活动往往是服从计划而不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实施经营，林业不能彻底走向市场。

实施分类经营，可用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商品林的经营，使林业部门能够选择经济效益好的经营对象来经营，从而使商品林经营者的利益得到保证。同时，在有较高投资回报后，亦可吸引社会生产资源流向林业部门，部分解决林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国有林场实现森林分类经营后，其商品林经营完全属企业生产行为，一切经营活动都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有利提高国有林场的经营积极性，亦可避免林场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盲目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实施分类经营可使生态公益林得到有效的经营和保护

生态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森林的生态防护效益，这种效益的受益主体往往不是森林经营者，这就形成了受益者不经营不投入，而经营者主体投入不受益的矛盾。在分类经营不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国有林场的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成为林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经营对象。由于没有产出，林场不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施有效经营。因此，在未实施分类经营的情况下，由于不能理顺投入产出关系，权益与责任关系，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经营，大大降低了防护效益。

实施分类经营后，通过理顺投入产出关系，明确责权关系，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效解决生态公益投入，可使其不再成为经营单位的经营负担，有利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护，使其生态防护效益得到时最大限度发挥。

3.森林分类经营是国有林场林地资源有效利用的保证

林地是国有林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由于受经营管理水平限制，一方面是林场为了维护林地所有权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另一方面，林场对有限的林地资源利用效力低。实施分类经营后，通过对现有林地科学规划，按森林主体功能划分经营类型，同时在商品林经营中大力发展高效林业，可以有效解决国有林场林地利用效力低下问题。

现行经营管理体制与林业分类经营

我国国有林场现行管理体制已沿用多年。其基本特点是把国有林场作为事业单位管理，在商品生产中，林场向国家纳税体现与国家的经济关系，向主管部门缴纳各种专项费用体现隶属管理关系；对木材实行限额采伐。这种管理体制有其合理性，在林场经济自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事业费投入，解决了林场建设初期的造林投入。同时，通过集中专项费用筹集了大量林业基本建设资金，为大规模绿化造林提供了投入保证。在我国林木资源较少的情况下，实行限额采伐也是保护有限林木资源的最有效手段。

但是，也应看到，要实现分类经营，现行管理体制也存在很大局限性。首先，从责、权、利关系看，实施分类经营后，商品林的经营完全是商品生产行为，林场的商品林经营活动应等同于企业的商品生产活动。林场的生产经营应计算投入产出，占用生产资源应支付一定的代价。林场的经营成果主要通过所有权分配，而现行管理体制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从投入关系分析，林场投入的两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第一，林场现有商品林大部分是国家投入形成的，由于林场实行事业化管理，这部分商品林林场在生产受益中，未能把国家投入的利益体现出来。第二，林场的生态公益林是林场的非商品生产对象，但林场必须投放生产资源经营管理，这对国有林场又是不合理的。

第三，现行税费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行为有冲突。林场在木材生产过程中，通过缴交“两金”体现部门管理关系，这种方式缺乏根据。而林场占有的林地资源，国家投资等又未在林场的经营成果分配中体现。这显然不是规范企业的管理方法。上述问题在实施分类经营过程中都应加解决。

国有林场分类经营措施探讨

1.国有林场划类经营

国有林场实施分类经营首先应解决国有林场的划类经营问题。措施上可根据林场资源构成情况把国有林场划为两大类型，即经营商品林为主的国有林场和经营生态公益林为主的国有林场。对于商品生产型国有林场按规范的管理方式管理，占用林地资源应缴纳林地占用费，国家投资形成的资产应折成股份，在林场分配过程中，国家股份所得应上缴代表国家行使资产管理职能的管理部门，林场的经营活动照章纳税，林场的经营活动投入应通过国家计划解决，这部分资金又可通过向受益部门收取森林效益补偿费解决。在不影响森林生态防护效益的条件下，允许林场积极从事商品生产，增强林场的经济活力。我区的大部分水源林保护区及自然保护区可按生态公益型林场经营，防护林占绝对优势的国有林场也应作为生态公益型林场经营管理。

2.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划类经营

对国有林场划类经营后，还应对国有林场的资源划类经营。生态公益型国有林场其经营投入主要通过经营管理投入预算由国家投资解决。商品经营型国有林场由于存在两类资源，还必须对森林资源划类经营。对于商品林完全由林场自主经营，国家或主管部门少干预；对于生态公益林应实行森林效益补偿制，解决其经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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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运行机制中国家、市场、企业的三者关系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运行机制，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的深化和发展。它既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又指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运行机制的提出，摆脱了长期以来计划和市场什么为主、什么为辅以及在两者结合方式上的争论，是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对国家和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是双向调节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目标模式的运行不是线性的、单向的、单纯以国家调节主体的简单模式，而是非线性的、双向的，市场具有反调节效应，这时调节的主体是市场，客体是国家。“国家调节市场”这一环节，表现为二元调节主体的双向调节，不能认为国家调节就是经济运行的主导环节。另种观点是国家主导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是宏观调节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环节，市场是联结企业和国家的枢纽，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祸合点”，是实现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相协调的中介环节，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运行的基础环节。在经济运行中，国家和市场虽然都可以构成调节的主体，但是由于市场功能的内在缺陷及其局限性，国家调节始终处于综合平衡的位置，从宏观、总体上把握了市场运行方向。因此，可以说国家调节是经济运行“双主体”中的主导环节。它的地位是肯定的。

上述两种观点都认为，国家与市场关系，应该是国家通过经济参数的适时输入，向市场渗透国家计划的意图，使市场运行保持在预定的轨道。这里，调节的主体是国家，调节的客体是市场。同时，国家调节行为大量的、主要的是通过市场而发生，但有些调节行为也可以直接作用于企业不通过市场。然而国家计划必须建立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它不仅不能破坏市场机制的运行，而且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和校正。市场只运行的内在规律构成计划的外生约束，通过市场信息反馈环，要求计划机制的运行保持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既定的轨道上。在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上，一种意见认为，首先是企业在调节市场，因为企业是生产部门、是基础。市场上的商品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对市场起着非常直接的调节作用。在这里，企业应被视为调节的起源。因此，.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也是二元主体的双向调节。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市场运行中，渗透着国家意图的市场活动，通过利益的诱导，使企业行为合乎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这里，调节主体是市场，调节客体是企业。由于企业目标是微观的、多元的、互相区别的，不可能让场沿着某个企业的目标轨道运行，因而企业难以调节市场。因此“市场引导企业”表现为一元调节主体的单向调节。

二、新的运行机制是否是不同杜会制度

下商品经济运行的共有机制一种观点认为，新的运行机制是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所具有的一般的、共有的运行机制。因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市场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必然受市场引导，否则就无法生存。但是市场又具有盲目性、局限性、时滞性、短期性和不稳定性的内在缺陷，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调节系统的“宏观主体”、“市场中介”和“微观基础”均殊异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式的市场调节体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利益制衡、约束机制与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相形之下具有优化的传递链条和调节效应，与以往商品经济社会制度比较，是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因为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度的确立那天起，国家就从宏观、总体上规划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只不过我们经过30多年的探索，找到了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罢了。

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实现条件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按照新体制框架中的三个层次—企业、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实现，需要一些基本条件。首先，企业要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企业是国民经的细胞。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作为基本单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直接承担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成果。与会同志提出，目前国营大中型企业80%以上搞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看，效果不错。但是相应地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承包墓数如何科合理问题，如何解决企业包盈不包亏问题，如何遏止承包企业产品涨价趋向以及承包期间产业结构调整问题，都须有完善的解决办法。如果企业不能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那么，新休制框架中市场和国家这两个层次就无从谈起。一些同志指出，微观基础的构造，特别是在保持公有制条件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是向新体制过渡的最大难点。

其次，要有一个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企业才能在市场参数的引导下，顺利实现生产调整和资金转移。只有通过市场，国家才能把宏观意图传递给企业。目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新机制的运行必须有生产资料、资金等生产要素市场，否则市场在国家与企业间起不到中介作用。有的同志进一步指出，向目标模式迈进，在总体上必须有一个较宽松的市场环境。第三，国家要搞好宏观管理。与会同志认为，目标模式要求国家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性的东西不撤销，市场机制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当然，行政性的东西撤销了，市场体系不完善，间接调控手段也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目前，国家原有的控制手段的效用大大降低，而间接控制手段因其作为依托的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企业还没有成为完全的商品生产者而不能生效，这是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弱化的阶段。如果想尽早走出困境，那么按照目标模式进行改革，首先就要放开价格，而这又是社会所承受不了的。现在改革处于“两难”的境地。怎么办?一些同志认为，下决心塑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良好的市场环境，“忍痛割爱”，关、停、并、转一些效率低下、亏损的企业，特别是市场上多年没有销路的产品，不能再生产了。搞好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解决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总量的失衡、结构的失衡问题，解决改革目标要实行宏观控制与现实运行由于“两个失衡”又不得不依赖直接的行政干预的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经济运行必须从“两个失衡”中走出来，创造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的经济环境，这是保证推进改革，从根本上稳定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否则，我们的改革只能在“企业进入市场”环节上兜圈子。

有的同志特别指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对推进经济改革的基础保证作用问题。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目前大规模的还是小生产，与市场缺乏联系，市场信号的短期性玉可能使他们的生产发生巨大而频繁的波动。我国农业生产经受不起这种折腾，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四、国家宏观调控的内容、手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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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利用分区；层次聚类分析；贵阳市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越发稀缺并遭到污染和破坏，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土地利用受自然规律、社会经济规律和人类历史规律的制约，形成不同的土地利用区域。土地利用区域特征及形成过程决定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需要进行分区。科学合理的分区可以为土地利用的宏观调控、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提供依据，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研究区概况

贵阳位于云贵高原东部，贵州省中部，是大西南腹地的内陆开放省会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全市辖六区、一市（县级）、三县，共有49个乡、29个镇。2011年全市土地总面积176171平方千米，农业用地率73.97%，建设用地率7.83%，森林覆盖41.78%，人口密度546.84人/hm2，全年生产总值为1383.07万元。

2.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文采取层次聚类中的Q型聚类，聚类方式是凝聚方式，其基本思想是：先将n 个样品各自作为一类，然后规定样品之间的距离及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再进行逐级合并，直至所有的样品都成一类为止[1]。

2.1 评价指标的选取

选取4个一级指标：土地利用结构比重、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每个一级指标下又分3-5个二级指标，共15 个（表1）[2]。

2.2 数据标准化

进行聚类分析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spss19.0中选择Z分数来消除数量级上的差异。

2.3 聚类分析

借助SPSS 19.0软件，选择层次聚类方法（hierachicalclustering methods）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见图1。

3.结果与分析

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图1）可知，研究区域分为四类：清镇市、花溪区、修文县、乌当区为一类，开阳县和息烽县为一类，白云区、小河区各成一类。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有些不足之处，但总体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发展情况，有利于土地利用和开发。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贵阳市属于重点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的开发地域为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是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其他的功能是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结合聚类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土地利用分区建议：

3.1综合发展区

开阳县、息烽县的第二产业占GDP比例分别高达55.32%、58.98%，在研究的行政单元中属于领先地位，工业发达，工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收益。但两地的建设用地比例仅有0.08%、0.05%，这说明两地建设用地利用率低，建设用地潜力巨大。众所周知开阳有着丰富的磷矿资源，息烽也有不错的磷矿资源、煤矿资源及充足的电力资源，且两地相隔较近，因此开阳县和息烽县可以依托丰富的磷矿资源、煤矿资源，加大利用建设用地，重点布局磷煤化工，积极打造开阳—息烽磷煤化工业。

另外，开阳县和息烽县的农业用地比例高达77.04%、85%，复种面积在研究区域中属于与中等偏上水平，人均耕地面积更是高达0.185hm2、0.155hm2在研究区域中位于第一、第三位，这说明开阳和息烽的农业发展良好，可以依托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发展相关农业产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比如开阳可凭借丰富的硒资源打造富硒农产品基地。除了工业利用和农业利用外，开阳和息烽还可凭借喀斯特风光、温泉、红色景区等打造喀斯特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

3.2农业、生态、旅游、文化发展区

花溪区是贵阳市的旅游胜地，生态环境优美，农业资源优质，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坐落于此，现今又有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医学院等高校搬迁于此，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花溪大学城。在这样的条件下，花溪区可依托旅游、农业和文化资源优势，重点发展现代旅游业绿色农业和文化产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产业，积极推进以青岩镇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乡镇建设，着力于旅游业与商业的协调发展。

清镇市可以依托煤、电、铝、镁资源优势，加快贵州循环经济清镇煤化工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旅游业，形成以清镇市区为轴心的旅游休闲用地区，扩大为旅游业服务的基础设施用地。作为全市最主要的生态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清镇市应加大生态环境用地的保护力度[5]。

修文县应以农业为基础产业，以工业为主导产业，重点建设扎佐高新技术生态产业经济带、扎佐医药与食品工业园，积极发展以旅游业为重点的服务业，逐步建文化生态旅游中心，发展制药业建设贵州中药现代化生产基地[5]。

乌当应以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为依托，建设药业的规范基地。凭借辣椒、天麻、杨梅、花卉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并在温泉资源丰富的洛湾、东风一带发展温泉度假旅游业等服务业。

3.3城市建设核心区

小河区的地均GDP高达129.12万元/km2，在所有研究区域中位列第一。地均GDP是指每平方千米土地创造的GDP，反映土地使用效率，是反映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指标。并且小河区人均GDP为3.1969万元，在所有研究地区位列第一。第二、三产业占GDP比例分别为59.77%、39.13%。从以上的数据及分析可得出小河区经济发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原动力，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因此小河区应依托现有装备制造业物质技术基础，向南重点发展小河—孟关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带，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努力建设中国西部装备制造业基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城市建设核心区带动整个贵阳市的经济发展[5]。

3.4城市重点拓展区

白云区的地均GDP为28.35万元/km2，人均GDP为2.8729万元，分别在所有研究区域中位列第二，由此可见白云区经济发达，经济发展潜力不可小视。因此应将其作为城市重点拓展区，大力推进城市化步伐，在产业发展的方向选择上，重点考虑与城市建设核心区的互补性和差异性[5]。白云区应着力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带建设，依托铝资源优势，加快中国铝工业基地建设，力争把白云区建成全省最大的工业基地。在扩大有色冶金工业发展规模的同时，必须统筹考虑环境承载力的制约。应当坚持利用与保护兼顾，建设生态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 [M].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96-304

[2]赵荣钦，黄贤金，钟太洋，徐慧.聚类分析在江苏沿海地区土地利用分区中的应用 [J].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 6） ： 310-314.

[3]赵永江，董建国，张莉.主体功能区规划指标体系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6）：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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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公私二元结构;第三法域;社会本位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259-02

1 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的立足点

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种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

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是以公私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的历史传统,起源于古罗马法。近代法体系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区分虽然是对罗马法的继受,但更应该说是19世纪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为背景的产物,是为了确保与国家支配相对立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自由的私法秩序的自主性。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背后,是法学家们对国家权力的恐惧和反感。最富于代表性的是霍布斯,他将国家比作是“利维坦”,以及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权利属于人民,托克维尔、卢梭、伏尔泰这些伟人毫无例外对国家和极权持一种对抗的态度。一般认为公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和军事法等;私法主要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私权,私法特指民法。以公私法划分为基础的传统法律体系的特点就是:高度抽象的主体制度,整个法律体系中只有两个主体,私人(包括法人)和国家。

通过美国学者梅利曼的论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公法和私法:“在私法关系中,当事人彼此平等,国家作为公断人;在公法关系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或作为君王权力的继承者,他是一方当事人,但具有高于其他人的权威)。公法、私法这两个极不相同的观念的发展进一步把这种区分牢牢地扎根于法律制度中”。

2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

法学研究之深入,端赖于范式转换,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第一部分所论述“公私二元结构”可以认为是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共通性的基本假设。而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

2.1 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的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通称“看得见的手”),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并用,从而构成一个二元结构假设。我国得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在宪法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宏观调控的普遍需求和国家规制的不可或缺。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通过双手并用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私法和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

2.2 两个失灵假设

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一般认为,市场的缺陷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来弥补。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讲,市场失灵为政府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提供了空间。但 “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 “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正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3 经济法的产生

在论述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时,其实已经可以看出经济法产生的原因。这里笔者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

3.1 社会结构的变化

为什么需要经济法?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导致传统法律部门无法正确有效地应对社会现实,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随着社会化分工,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出现了融合的地带。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描述到,新的社会经济思想,即国家义务或者在于有规律地干预各种力量的自由放任,从而保护经济上的弱者,这种思想虽然还没有深入到私法观念。 一种新结合的经济形式,不再使个人主义经济力量任意发生作用,而是通过愈益包容广泛的经济单位组合聚集而加以组织和确定的经济本身,已经踌躇迟疑地、偶尔不时地向新的社会法律思想伸出。市场的扩展,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大规模的资本聚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产生了巨型的企业或组织。“经济结构的迅猛迅猛变化和新的利益的组织和成员,两者的结合给政策议程和政治特性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尽管许多群体都支持改革,它们的具体目标差别显著。所有的群体都认为地方市场体系的衰落和大公司的不断增长的权力,构成了对财产权的重大威胁”。正是这些大型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传统法律体系而言,二元结构形成的公法和私法是其根本立足点和基础,传统法律中不考虑组织的大小,而当社会基础性结构发展到政治国家――团体社会――市民社会的三元结构,主体变为国家――组织――私人时,法律的调整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3.2 国家的能动反应

基于组织的挑战,或者说基于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性,国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这是从社会结构角度经济法产生的依据。具体而言,国家是从下面几个方面来作出反应的:

第一,阻止组织的扩大,限制组织的成长。这是国家的最早反应,也是经济法最早产生的领域,由此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传统私法是形式正义,其要求对相同的情况作出相同的调整,而当事人的目的和法的目的如何是不应当考虑的。与传统法律体系中法官推断当事人真实意思不同,新的法律部门有几项根本不同:(1)用客观的行为来判断目的的不法性,比如卡特尔协议;(2)用行为的后果来判断目的正当性,比如垄断行为、倾销、不正当竞争等;(3)形式正当性不代表行为的合法性。

第二,发展国家所有权。认识到企业组织的高效,以及微观上自由竞争和私人行为的无序性,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国有企业来替代私人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即便在国有化规模最小的日本,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达到15%左右。社会化的新型国家所有权,具有强烈的经济政策色彩,按照传统法律它属于公法领域,但是,国家将其投入经营,参与市场竞争,按照特别法或私法来组织企业,并且为了提高效率,尽量仿照私人主体来塑造它的结构,因此,这是一种典型地将公法与私法相结合起来的制度。

第三,私法仅仅调整微观主体和行为,竞争的宏观无序性往往导致总量失衡。调整总量平衡,保持社会均衡发展,成了国家的核心职责,这促使了大批新型法律规范的产生。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始终在崇尚经典和标榜现代的学者之间争论,无论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在哪里,有一点不可否认,需要国家调整经济生活。但将国家的干预理解为“任意性”,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国家有机融入经济的情况下,政府行为也应当直接服从于经济规律,应当是“有限干预”和“适度干预”。

4 经济法的法律属性

4.1 第三法域之法

随着国社二元结构的崩溃,公法和私法的界限被突破,具有公私法兼容的第三法域――经济法便应运而生。虽然有学者认为还应该坚持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类,但是法律实质是一门手艺,一门追求公正和自由的艺术,坚持某种划分、某种标准的亘古不变,是一种教条主义。在个人与国家各自领域之间,已经形成了以社会为过渡体的一个独立存在于其他法域的独特法域。

在德国法学理论中,承认经济法为独特的法律分支这一主张里,早已出现了经济法是“包括公法和私法在内的独立法律分支”,以及“公法与私法概念的相互渗透就是经济法的精髓”的见解。著名学者邓尼斯特央斯基认为,经济法是与过去的私法和公法并列的三位一体,即:私法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公法以国家安宁秩序的保全为目的,这两者之间存在societas humana,其经济就是经济法的法律规范的着眼点。换言之,私法在人间生活的个别秩序领域起作用,国家法在一般权力秩序领域起作用,经济法在社会的经济秩序起作用。私法是个人的王国,公法是国家的王国,经济法是社会的王国。

支持经济法作为公法、私法以外的社会法而形成独立领域的日本学者有菊池勇夫和常盘敏太、峰村光郎等。而为我们所熟知的日本学者金泽良雄的观点并不是三分法,他认为,不破坏公法和私法的二元结构基础,经济法与公法、私法不是三分说那样平面的三分天下,而是在公法、私法一分为二的基础上,经济法叠加其上二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之上,并也产生者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是立体式的划分方法。

笔者在分析了经济法的产生后,赞同三分法的观点。经济法是在国社二元结构崩溃,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既然传统公法和私法无法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就应该承认第三法域的出现。英美法系没有公私法划分,但仍然有实质上的经济法的存在。经济法的产生标志则是美国的《谢尔曼法》。而大陆法系习惯于给法律设置法域归属,在社会化、公共化和经济化的现实面前,私法的基本概念因为社会和公共因素的增加而受到限制,私法“公法化”这样的术语在法学著述中频繁出现。不仅如此,私法不再需要依靠传统的行政机关作为中介,而是通过国营工商业的代表或者由国家控制的公司直接深入公共活动中。这种趋势被一些行政法学家总结为公法的“私法化”。笔者认为这样容易让人产生混淆。如果一定要给经济法定位,不如坦然承认经济法属于第三法域。这样有利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良性互动。

当然,论及经济法是第三法域,就不能不提社会法。社会法同经济法很诸多相似处,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法归并于社会法,他们的理论前提将社会法视为与公法、私法并列的第三法域,社会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域, 还是一个法律部门,抑或不过是一种新的法律思潮或方法在各领域的适用?学界尚无定论。当下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所谓大、中、小的社会法观。“大社会法观”将社会法视为公法与私法相融合后产生的与公、私法相并列的第三法域,认为凡是不属于传统公法和私法的现代法律都可以归为社会法。 “中社会法观”和“小社会法观”都认为社会法是具体的法律部门,区别只是在调整范围大小。“小社会法观”最窄,认为社会法就特指社会保障法。“中社会法观”认为社会法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人口问题、劳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与之相适应,社会法应当涵盖这些领域,即社会法是从整体利益出发,直接调整在国家管理和协调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显然对社会法不同的定位,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也不同。

笔者认为,我们在探讨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本质时应当将其置放在社会发展这一宏大的叙述背景中去。经济法是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产生的法而产生的,而社会法的产生则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在社会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分化与失衡现象在资本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已形成为带有普遍性并具有社会危机性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社会法方式被普遍采用。因此,经济法和社会法是有本质区别的。笔者赞成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部门,和经济法同属于第三法域。

4.2 社会本位法

与经济法属于第三法域相联系,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经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对私人利益与社会公益的协调保护,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因此,经济法即不同欲注重保护私人利益的传统私法,也不同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的传统公法,它更追求一种从资源配置到财富分配,从调整手段到调整目标的“和谐”或“协调”,这也体现出经济法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的现代性。

时代在发生变化,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转变。从私法观察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关系,不过是平等的私人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却忽视了在任何经济关系中都是最大的厉害关系人的公众;当自由竞争不能自行平衡各方私利,因而需要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的角度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时,从经济观察的角度来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也就得以产生。

应明确地是,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有区别的。前者不局限于国家和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庞德指出:“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权益两个部分。”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公共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笔者认为把国家利益理解为政府利益更加准确。

同样,社会法也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这是第三法域之法的特征。但是为了不趋同二者,最基本可以认识到的是经济法的社会利益强调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社会法的社会利益则是着眼于社会稳定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

经济法作为现代之法,其立足就在于社会本位。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只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法,其实用中庸思想来理解它也许很恰当,“中”不仅仅是中间状态,而是讲处理矛盾的适度性问题,其要求是使对立物达到和谐的统一。经济法正是使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齐举并用,微观经济生机盎然,宏观经济秩序井然,形成和而不同的协调状态。

参考文献

[1]邓峰.社会结构变动下的法理念和法律调整[A].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学评论(2001年第二卷)[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

篇8

【关键词】 生态思想 生态文明

生态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

生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思考。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下半叶，以人类运用技术控制和改造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时代到来，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从此使人类生产由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化生产进军，它打破了数千年来以自然生产力为主导的农业文明体系，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提高。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工业文明一些内在的弊端不断显现出来，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等废品给新兴工业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空前的压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到：“到处都是弥漫着浓浓煤烟”，“肮脏的大杂院”，“难看的城市”，生活富裕的资本家会为自己建造花园式的别墅，然而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混乱、肮脏、令人发呕的环境当中。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思想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对立的社会现实之上，是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的。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重大危害之后，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导致的近代环境污染的发生过程、涉及领域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披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减少成本，占用工人的劳动时间，让工人在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以榨取劳动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用生产技术去剥削并向自然无限制的索取，在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也危害了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快速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现有的生产方式，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根源。

生态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马克思早期受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的思想秉承了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对自我意识比较重视，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产物，力图用自我意识来解释自然。即“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①”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其抽象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黑格尔抛开人及人类社会的抽象谈自然，认为自然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把自然界引向客观唯心主义的深渊领域。而这种理论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只能陷入无休止的循环论证之中。而马克思却成功地解释了黑格尔理论的缺陷之处。马克思曾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

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与批判。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思想强调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精神的客观实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同样表达了不满，但是这种批判却具有不彻底性，因为费尔巴哈仅从感性直观的角度理解自然。费尔巴哈的功绩就在于使自然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中解放出来，重新对其赋予了自然的唯物主义地位，但是，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同样具有局限性，即始终站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旧唯物主义立场上看问题。

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进行的无情批判，费尔巴哈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和决定性，却抹杀了人对自然的能动的反作用。在费尔巴哈眼里人在自然面前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他不理解人不仅仅是“感性的对象”，而且还是“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这种割裂唯物主义和历史联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感性的人”只是一种“具有纯粹自然性质的类本质的人，它作为空洞的原始主观性，不是能动地、实践地而是被动地、直观地同自然的客观性相对立”。马克思以实践论的人化思想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③马克思克服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非实践性的缺陷，创立了科学的生态思想理论。

生态思想的核心：人与自然

以前的生态思想都是对纯粹的、天然的自然界的看法。在列举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给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环境恶化带给人类自身的危害之后，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的发生过程、涉及领域及其带来的危害等一系列问题，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因此对自然界、事物，就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突破了那种纯粹的、自然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物质系统演化到一定阶段出现了人类及其活动，正确地阐明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所应有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的，自然界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因此需要合适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界是优先于人类存在的不依赖于人的自在的物质世界，那么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天然就有的，不是人类创造的。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而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不仅人的物质生活离不开自然界，而且人的精神生活、创造活动也同样离不开自然界。恩格斯指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马克思指出：“人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总之，人的一切，包括人的肉体和意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本质等，都与自然界密切联系。

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命之源、衣食之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需之物，人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自然的生存环境和自然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存活下去，破坏自然环境最终也等于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保护好自然环境就是保护好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具体地、历史地放在自然之中来阐述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人类正确认识自身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内，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界的凋零衰败会造成人类生存的困难，而自然界的生机勃勃则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只有自然界和谐发展，人类的文明才能生生不息得以永存。

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应保护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人创造环境”的思想。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是被动性的存在物，人则是主动性的存在物，人类具有能动性。主张依靠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在他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应该是健康的、合乎人性的。“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人是自然存在物，依赖于自然界，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这是由于人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提供的现成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条件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一方面，人类是从自然界中演变而来，并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另一方面，人又把自然界当作自己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人与自然的这种互为对象、互为作用的关系，是人与自然辨证关系的最基本特征，必然以人的实践作为中介才能建立起来。

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合理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马克思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是我们理解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关键。人与自然相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自然上，依照自己的内在尺度进行生产，使自然成为人的产品；另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双向运动，自然客体主体化，人在“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通过劳动实现的。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使自然向着更适合人生存的方向变化。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这表明了劳动与物质变换的关系，首先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前提条件，其次劳动是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条件，劳动的永恒性意味着物质变换的永恒性，劳动终止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也将终止，人类将不复存在。

如何实现“美丽中国”

生态思想是人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对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政府报告中，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将努力建构生态文明作为着重建设任务提到议程上，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物质生产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

思想观念层面。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首要的就是要实现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十报告中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一个理念”，这就是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

生态文明思想观念的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生态化思想。在价值观念上，要破除把经济价值凌驾于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之上的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也要破除那种认为工业增值大、农业增值小的观念。在思维方式上，要对工业生产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生态失调作出充分评价，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要打破工业化的思维方式，不能只为经济利益而不考虑生态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公众参与也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重要前提，社会公众均享有参与环境资源保护的权利，平等地参与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并有权对政府的决策行为、管理行为和单位、个人的环境资源的利用行为进行监督。

物质生产层面。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途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主导产业是生态产业，即以生态化为目标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与服务业。其核心是维护“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它的生产过程是由自然界再生产过程（自然生产力）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社会生产力）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时也指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作为公共产品的良好生态环境，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安全食品等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各级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们改变旧的发展观，树立新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而协调发展同样是为了人类发展。科学发展观还强调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蕴涵着人类社会代际之间要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环境，以满足人类社会对资源和环境的永续利用。

在自然界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生态产业运作的自然规律，生产设施和生产流程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以市场为导向，遵循社会经济规律，联系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通过调查研究、定量分析、综合考虑之后，选择最佳方案。

社会制度层面。政府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科学执政理念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庞大的公共资源，政府所主导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民众的意识倾向，在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的公共资源分配决定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

生态文明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的社会制度体系。应从经济、政治、法律、伦理、教育等方面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为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建立相应的法规与机构，以协调和解决在环境保护中人与人的关系。

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绿色经济、绿色矿业、绿色消费模式、政府绿色采购不断得到推广。“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如政府出资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机构与组织，将环保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当中；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与法律，建立有效的制衡监督机制，树立正确的环境立法理念等。

【作者分别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科学技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德]黑格尔：《自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篇9

[关键词]本土化　经济学范式　中国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1；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52―07

共同荣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经济学大师――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尽管在学术主张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上却罕见地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观点。缪尔达尔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也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时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同样，哈耶克也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这样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上是“单一”现象，很容易观察到各因素之间的规律性，而社会科学把资料分类和确立其规律性并非根据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们所作的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会中更为复杂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它并不是按照客体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而是根据个人对经济现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观反应去对经济现象分类并找出其规律性的。这也意味着，社会现象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同样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就不能从中归纳总结出公理性的经验规律，而只能对个体现象、个体行为和个人性质作出假设和概括。

一、社会科学离不开心理文化的基础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Ⅲ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如何理解真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内涵问题：显然，具体社会中的人类理性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内容，而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先验理性。事实上，经济学根本上是要通过剖析人们的行为机理来探求提高人们的福利的途径，因而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并不需要像目前这样复杂化；而后一个内容根本上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有意识的行为的科学，研究人如何达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科学，但理性本身也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产物，从而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人文性。事实上，经济学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们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本意是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但显然，目的本身只不过体现了人们愿望，从而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因而目的本身没有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每个人的行为总是有理性的”，这表现为两点：“(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须超过它的成本，否则他便不会采取这一行动。”这意味着，对理性的理解和判断与人的具体目的有关，如果仅仅因为从自己的评价角度看行动的目标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们称为非理性的，这显然是无根据的。进一步地，人的目的与心理和文化有关，因而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会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为机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互动行为产生的，而行为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指出，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要探究人类有效的理性行动，则必须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

其实，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的活动，根据这一观点，不仅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部门的研究，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并且所有这些部门的事实，都是心理学的事实”；显然，这一观点也得到穆勒、波普尔等人的认可，而且，许多经济学现象的经典解释也依赖于心理主义。譬如，主流经济学有关价格变化的解释就是建立在假定一个或多名个人的偏好变化的基础之上，现代经济

学对人类行为中互动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学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说，从微观经济学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三大心理基础都与心理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长期以来学界也往往把经济学的思想视为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行为的烙印。基于此我们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所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主流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自然主义思维(尽管与主流经济学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存在强烈的人文特性，需要与具体的文化心理相结合；事实上，经济学探究的是社会主体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从而建立在人类行为机理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人的思维就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正如杨国枢指出的，“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德国心理学，无非是德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法国心理学，无非是法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置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杰宁斯就强调，文化不仅保证了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内在安排的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过程不是由一个普遍规则所支配而是互动和历史地决定的。

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原先狭隘的物质资源配置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了，现代经济学根本上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然而，尽管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包含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但自新古典主义以降，经济学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探究，而“人”这一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影响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了；相反，它开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求研究的“客观”和“科学”，从而逐渐形成了与工程学的研究内容相适应的抽象化方法论。特别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基础之上，从而抹煞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经济学理论与不同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相脱节。哈耶克就感慨，“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为此，本文通过对经济学说史中的本土化现象来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作一分析。

二、经济学说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现象

关于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以及各个流派的特性中窥见一斑：正是基于经济学的这种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所形成的经济学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特质的经济学流派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种相差很大的理性传统：一是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传统。一是先验的和建构的理性传统：即为盎格鲁的经验主义传统和高卢的唯理主义传统。其中，法国受启蒙主义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以及卢梭等的建构理性主义影响较大，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相反，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根植于普通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正因为两个国家在思维特质上存在差异：从英国传统发展的是演进理性，而法国发展的则更凸显建构理性的特点；因而这两个国家产生的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法国的经济学特别重视均衡和数理的分析，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与英国传统强调演化和连续性的思想。事实上，在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方面，英国就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继承和接受了重商主义重视商业和贸易的传统：而法国的重农主义则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对重商主义的激励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讨财富的增加问题，并开始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而且，在古典时期形成强调供给等于需求的萨伊学派与强调演化的斯密学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边际效用兴起之后，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主张与古典经济学断裂，也正是在继承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传统的基础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和信奉“自然不会跳跃”的格言，充分将边际分析与较早的以李嘉图和穆勒为其冠冕的英国经济学早期传统结合起来，并基于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构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闭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经济学本土化现象更为突显的例子是德国，德国本土孕育出来的经济学说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别强调历史的意义和国家的作用，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文化主义色彩；二是历史进程上的落后状态使它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形态上都深受中世纪的影响。事实上，德国承袭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传统和立约、守约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众大会以及民选王的制度：民众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立法等事项，并具有审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众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装参加，由王来主持，但在开始时王的权力并不大，王由民众

大会选出。随着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势力的增强，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现过“贵族议事会”，有关战争、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对外交涉等重大事务，都先由贵族议事会审议，然后再在民众大会上讨论。这种形态也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得到继承：当时众多邦国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据，为了解决教会的神权与皇帝的王权、国王与邦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间经常进行争斗，而每次较量的结果都会制定一项“诏书”、“条例”或“合约”之类的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国皇室的权力实际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国通过封建领主选举方法产生君王的独特历史传统。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区长期以来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直到18世纪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德国的思想家也尚未经历过市民社会的生活：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康德那里达到了其顶峰：但并没有成熟就开始消逝了，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启蒙思想扭向了另一个方向，成为启蒙运动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义运动观念的最初发展，其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文化差异观、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历史中的地位等。同时，为了快速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国社会又特别赞颂国家的作用，认为个人是附属于国家的分子。个人财富不仅依赖、而且必须服从整个民族国家的福利和权力；因此，德国的经济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烙印，这不但与英国存在着差异，敌视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则，而且与法国也有很大不同，敌视功利主义和强求来自理性的一般规则。

事实上，这种区别自从德国的官房学派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后来的历史学派则更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而且，即使二战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思想依然残留着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征。其中，关于德国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古典时期，当时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强调德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与英国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发认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只可能有适用于某特定国家的经济规律：从而尝试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提出需要确立一些新的适合于经济落后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的原则，而且根据这种思路，李斯特等又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譬如，李斯特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将经济现象加以历史的经验的叙述。从德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开始着手建立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李斯特强调，国家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该遵行的政策”：而且，基于历史发展的事实，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说，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政策，相对于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相对落后的德国就应采取保护政策。特别是，尽管德国的历史学派是根基于本国的历史，但它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学发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国的早期制度学派等。

正因如此，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逐渐把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合流起来，但德国经济学却仍然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着；直到现在，德国仍乐于将经济学称为国民经济学，推崇自由市场的同时仍然偏好国家干预的弗莱堡学派仍然以新自由主义旗帜飘扬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显然，这种经济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传统，如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欧根早期就比较倾向于历史学派，只是由于面对一战后魏玛政府时期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却束手无策，欧根才放弃历史学派的传统，而走向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欧根的思想却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反对概念式的经济理论研究，而主张重视现实世界的经济分析，而这被视为是历史学派的精粹。而且，弗莱堡学派推崇的“奥尔多秩序”这一词汇就是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关于“ordo”的观点中直接脱胎而来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合乎人和事物本质的秩序，体现为一种有用和公平的秩序，从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性色彩。事实上，根据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观点，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本质秩序”、“自然秩序”或“奥尔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特别强调连续的或适当的顺序、有规则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级、阶级级别等，而教会也用来指教会内部的等级。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方法论和政策主张对经济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方面，目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已认识到历史经验研究对于解释现在、检验旧理论、发展新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归纳法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抽象演绎法的补充；另一方面，历史学派认识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业不一定为整个社会生产出可能的最佳产出，因此对自由放任的批驳也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般共识。

三、本土化现象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启示

当然，尽管西方经济学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莱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长期洗炼；正因如此，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这为西方经济学的趋同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逐渐被统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旗帜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其实，李斯特并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基础，仍然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但是，他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是不同的，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不适合德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因而主张德国要建立更适合自己经济发展背景的经济学，并基于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国民经济学。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开始趋近以后，原来具有浓郁本土化倾向的各流派就开始逐渐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趋同化的情况下的(如德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这种统一也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日益集中在资源配置领域有关，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义思维，并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效仿的榜样；正因如此，我们说，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源于西方各国的理论和思想之综合，并逐渐用数学分析和经济计量学来作为经济学的统一语言。正如斯皮格尔所说，“尽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对经济思想作出过贡献，但大体上说，经济思想是整个西方文明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行为却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使像日本这样已经高度西方化的国家。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上也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学的东方化就不像李

斯特所讲的那么简单。这需要对经济学基本的微观行为机理进行修正。事实上，我们知道，尽管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高，且社会制度也与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别，但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和声望；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还为西方社会所掌握，而东方社会迄今也没有提供一个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日本学者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杨国枢说，“时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兰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学者大都仍在东施效颦，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学为能事，所发展的只是一种西方本土心理学(特别是美国本土心理学)的复制品――西化心理学”；显然，经济学更是如此，因而经济学更自诩为客观的一般化的科学，这种一般化实际上也就是将西方经济学一般化。正因为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是西方的，那么，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以自身的行为机理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显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号也仅仅是肤浅的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无法真正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

篇10

关键词：电网35kV网络调整完善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电力已经走入市场经济。原来的电力局将逐步转变为电网经营企业，从事电网经营这个主营业务。电网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因此，

规划、建设和维护好电网是电力企业的根本要求。目前各地都编制了电力的中、长期规划，普遍将控制和逐步取消35kV供电网络作为电网规划的重要内容，如我们嘉兴"十五"计划期间电力规划："以''''安全、经济、多供、少损''''为原则，适度超前建设，完善电网结构。到2005年，形成较为完善的110kV电网，取代原35kV电网成为城镇电网的主供网架。同时新建和改造中低压电网，完成''''两改一同价''''规划任务"。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110kV变电所要逐步由三绕组变压器过渡到双绕组变压器，最终将取消110kV变电所的35kV电压等级，使110kV逐步取代35kV成为配电网的主干网。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电网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可降低网络损耗，减少一级变损(110/35kV),使35kV电压等级只保留在220kV变电所。

针对嘉兴电网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方面因素考虑，认为35kV供电网络近期不宜进行控制和压缩，而应根据用户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网架进行适当完善。

(1)系统条件尚不具备:

①嘉兴市35kV用户的现状。截止2002年底，嘉兴市共有35kV用户42户，按行业分类，较大的有化纤行业8户、建材行业9户、化工行业6户、纺织行业4户，合计总受电容量33万kVA，年总用电量11.3亿kW·h，占2002年全局售电量的14.1%，占当年全市66户月用电量100万kW·h及以上大用户的总用电量的44.3%。因此，35kV用户目前是工业用电的主力。这42户当中，只有14户由220kV变电所供电，其余的28户由110kV变电所供电；36户为专线供电，6户为T接35kV线路供电；只有5户主供线路的产权为电力企业所有，其余37户主供线路的产权为用户所有。

②35kV用户大量涌现使电网接入越来越困难。随着嘉兴市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嘉兴经济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步伐在加快，35kV工业用户也大量涌现。2002年全局共受理35kV新报装用户7户、容量7.4万kVA，受理增容5户、容量4万kVA，为历年之最。而且，这些用户大多集中在化纤、化工、建材等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的行业，要求专线供电，甚至需双回路供电，使电网接入越来越困难。

嘉兴市现有220kV变电所9座，各县(市)局布点不均。市区建有3座，县局除海宁2座外，其余均只有1座。有限的220kV变电所其35kV间隔资源也非常有限，瓦山变、风鸣变、跃新变、秀水变各有1个备用间隔，嘉善变有2个备用间隔，南湖变、双山变、禾城变已无备用的35kV间隔。因此，新上用户不可能全部都从220kV变电所出线，如果距离过远，线路投资很大，会抑制用户用电的积极性，给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如2003年报装的35kV嘉善桐星用户变，原来市局从技术上论证后，要求用户从220kV嘉善变出线，需建设15km长的线路，但由于地方政府干预，最后就近从110kV下甸庙变出线。接入方式的改变，使用户在线路上的投资节约300万元左右。可以预见，这个矛盾在今后将更加突出。而由110kV变电所出线的老35kV用户有28户，如全部从220kV变出线，则需28个间隔，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所以，现有的35kV用户也不可能全部改造为从220kV变出线，投资费用、通道等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更不可能改为110kV供电。

(2)35kV供电网络存在有其合理性：

受电容量在5000～20000kVA之间的客户适宜35kV电压等级来供电，10kV和110kV电压等级目前还难以替代：

①现有电价体制下，110kV与35kV电压供电的电价只相差0.01元，对用户吸引力不大。

例如：一用户申请20000kVA用电容量，比较10kV、35kV、110kV三种接入方式时的电费差异。

假定该用户功率因数为0.9，年利用小时按300天计算为7200h，则年用电量为12960万kW·h。三种电压等级供电的年电费情况。

可见，三种方式的年电费支出差别并不显著。35kV供电与110kV供电，用户1年电费成本只减少130万元。

②再比较10kV、35kV、110kV三种接入方式对系统的要求及投资成本，仍以表1用户为例：

10kV接入：电网需提供4条10kV专线，3条主供，1条备用兼保安，系统资源严重浪费，负荷较难分配，对安全运行不利，且扩建余地小。

35kV接入：1条35kV专线做主供、1条10kV做保安。按中等建设规模，变电所造价约300～400万元，间隔投资30万元，线路(铁塔)平均造价约35万元/km。110kV接入：按中等建设规模，变电所造价约1000万元，若考虑专线，1个110kV间隔需100万元，线路(铁塔)约50万元/km。

假设110kV线路与35kV线路长度相当，建设同样规模的变电所，110kV造价比35kV高出700万元，而两者电费差额只有130万，即第6年才能收回110kV变与35kV变的投资差额，对用户来说一次性投入过大，且110kV变运行维护成本高，没有吸引力。

(3)110kV变逐步改为双绕组变压器的过渡期内，不同用户的接入方式差异给优质服务带来负面影响。

在当前110kV变电所逐步由三绕组变压器向双绕组变压器的转换过程中，一些地区的35kV供电网络已经被弱化。部分110kV变电所已列入改造的规划，在这些变电所附近新增的35kV用户被要求从220kV变电所出线，而另外一些用户由于种种原因允许就近从有35kV电压等级的110kV变出线，由此带来对用户接入电网的不公平待遇，用户对电力部门产生不满意见。

今年报装的桐乡市穗河水泥厂，申请用电容量20000kVA，分两期建设，根据其申报容量，同意35kV电压等级供电。该用户厂址离110kV河山变位置较近，但河山变为110/10kV双绕组变，无法提供35kV电源，较近的110kV石门变也为双绕组变，若从220kV凤鸣变出线，则需建设20km长的线路，用户显然无法承受巨额投资，增容计划只能取消。经过权衡，嘉兴局决定在河山变建设临时三绕组变，既满足该用户35kV电压供电的需求，同时用于缓解该地区的用电紧张状况。但最终要求用户在待建的220kV青石变建成以后，从青石变出35kV专线，且承担线路改建费用。从电网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处理办法合情合理，但用户对此感到不理解，用户认为自己应该从就近的变电所供电，供电企业有完善供电网络建设的责任，作为用户不应承担因电网不完善而担负过长距离线路的投资。另外，当该用户了解到同期新建的嘉善桐星、台升等用户变都被允许从110kV变电所出线后，对我们电力企业表示强烈不满，使我们优质服务的形象受损。

因此，在不能有效解决新用户接入电网和老用户改造办法的情况下，现有110kV变电所的35kV电压等级不宜过早取消，而应当根据用户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一些地区的35kV供电网络进行完善，以满足用户新装和增容的需求。与此同时，还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合理选择供电方案，降低用户用电成本：

电力企业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是保驾护航，市场经济讲"双赢"。用户关心的是供电成本，无论外商、个私经济、民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我们在制订供电方案时，除了考虑电网的利益，也要为客户着想，为客户办实事、办好事，设身处地考虑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把有关的费用能够节省下来。一方面我们服务好，增加了供电量；另一方面也要让客户在嘉兴感受到这里投资环境好、电力服务好，而且又节省了成本。对列入改造计划的110kV变电所，原来从该变电所出线的35kV用户，其重新接入电网的费用，应在电网改造成本中列支。或者，将来对一些前景较好的用户，可由电力企业投资建造110/10kV变电所为其供电，电力企业从110kV与10kV电价的差价中获取利益，用户可以节约变电投资成本。因此，把握好"双赢"原则，是衡量电力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尺度，对电力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2)制订考虑用户利益的电价政策：

建议分别制订从220kV变电所供电的35kV电价和从110kV变电所供电的35kV电价，给予用户选择权。这也合情合理，用户能够接受。另外，是否可考虑适当扩大与35kV电压等级的电价差，引导用户尽量建110kV变电所。

(3)重视配电网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