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天文学成就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天文学成就，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南阳汉代画像石 日食 太阳黑子 二十八宿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就古代天文学来说，发展尤早，自成体系，成就赫然。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古天文图像资料罕有留存。值得庆幸的，出土的汉代帛画、壁画、石刻等文物上，有不少以天文图像为表现对象的内容，天文画像石是南阳汉画像石最独特的内容。它们是我国古代特别是汉代天文学史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我国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陶片上有太阳、云气纹，这说明早在距今6000年前先民已对天文学有了一定认识。

对日食的科学解释。日食是天空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天象，殷商甲骨文就有锲刻，古籍也不乏记载，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上古时期，先民观测日食是直接用肉眼观察。到了汉代，为了避免强烈的太阳光对人眼的伤害，天文学者京房改进了观测方法，以油盆照映来观测日食。汉代对日食的观测所取得的成就要比前代为高。如记录汉征和四年的一次日食：“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亢二度，哺时食，从西北，日下哺时复。”对日食发生的日期、起始时间、形状、在天际的相对位置、食分、亏起方位等都作了很详细的记载。长期惟精惟勤的观测、探索，使汉代先民在对日食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有了质的理性认识，掌握了日食发生日期的规律性，并对日食成因予以科学的解释：“彼见日蚀，常于晦朔，晦朔月于日合，故得蚀之。”汉画中有日食具体图像。一幅是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石刻，其图像为一乌一兔在同一如壁圆内，《淮南子’精神训》言“日中有俊马”，《楚辞・天问》云“顾兔在腹”。汉画中有不少一圆内栖有一乌或有一兔来表示太阳或月亮，可见乌兔共一圆内表示的是日月之合即日食。在河南南阳汉画馆内，有两幅石刻画像，均为一展翅飞翔的阳乌腹内有一蟾蜍。蟾蜍是月亮的另一代物，《灵宪》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姬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蟾蜍于金乌腹内，显然表现是月掩日的日食天象。这类图像，有力地证明了汉代对日食成因的科学论断。

对太阳黑子的积极探索。太阳，洒向大地以阳光，滋润万物以生长，是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天体。因此，人类对太阳以最多、最慎重的观注，在漫长而艰辛的历史中，发现了太阳表面会出现异常现象――太阳黑子。目前，世界上普遍公认的太阳黑子记述是中国历史上西汉时期，即《汉书・五行之志》的载的“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实际上，在此之前与之后，古籍上不乏有对这奇异神秘天象的记述。如《淮南子・精神训》：“口中有一乌”；《汉书・五行志》：“汉元帝永光年四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五经通义》：“日中有三足乌”。《灵宪》：“日者，阳精之宗，积丽成乌．像乌而三趾”。这些明亮耀眼的太阳内的“三足乌”，显然是在对太阳表面观测的基础上的相象，而这一基本事实，只能是太阳出现太阳黑子，不过，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解释这一自然天象，只好借助了想象力的方法来描述这一自然现象或把这一自然现象神秘化。其实，太阳有不洁净时候的看法在上古时期已有了。《山海经．大荒南经》日：“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日羲和，方浴日于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神话中羲和母亲要给太阳儿子洗澡，说明太阳表面有不干净时候的观点由来已久。太阳不洁，还其根本，可能是太阳会出现黑子的缘故。汉画中有一些太阳内栖有三足乌的图像，其中最清楚的是：一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上，浑圆的太阳内立一三足乌；二是河南南阳针织厂汉墓出土的墓顶石上，也是太阳之内栖有三足乌。如果上面我们的观点误的话，这些无异是太阳黑子的形象刻绘。

二十八宿体系的大普及。恒星在天穹中的视觉位置大致上是稳定的，它们的出没隐现与日、月、五行的位置相关，是古人判断季节、制定历法最直接的依据。为了观测上的便利与比较，中国先民在日月周天运行轨迹附近划定了二十八个星宿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它们的名称在《淮南子》、《月令》、《史记》上均有完备的记载。我们的祖先又把二十八宿分成四组，每组七宿，并配以具体方位和想象中的四灵相联系，它们的对应关系是：

东方 苍龙 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 朱雀 井、鬼、柳、星、张、翼、轸

西方 白虎 奎、娄、胃、昴、毕、觜、参 一

篇2

这张星象图何以到了敦煌石窟中现在仍是一个谜。1959年，剑桥大学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推断此图可能是五代后晋(公元936～947年)年间绘制的，他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书中提道：“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切文明古国中流传下来的星图中最古老的一种。”之后的50多年里，许多人都沿用了这种说法。

关于星象图年代的推断，以前完全根据古文的书写方式和图中提到的历史人物，从没有人研究星象图的科学内容，也许该图的粗糙外貌给专家们留下了不可能包含任何精确科学信息的印象。最近的研究表明，学者们都被表象欺骗了，其实这张星象图的内容非常重要。法国天文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丝-普热得瑞(Franoise Pradede)和国际敦煌项目部通力合作，发现1339个星星的位置误差不超过1.5°～4°

在此之前的2月10日，伦敦的国际敦煌项目成功召开了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讨会，重点介绍了中国人的观星方式，以敦煌星相图为例，让－马克・博奈－比多深入分析了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学传统的差异。在比多看来，这张图清楚明晰地描述了星空的样子，对我们当前理解星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中国的天文学曾经领先世界，中国的星座名称与西方不同，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星象是人间生活的投影，解读星象需要神秘的知识，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拥有这种能力。

该星象图的年代也被历史学家们重新鉴定，认为该星图比李约瑟的估计还要早300年，一个重要的根据是图上文字对“民”字的避讳。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部主任魏泓博士说，看过这张图的中国学者已经提出，这似是为了避讳皇帝名字。因此，这幅图的年代应定在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之后，睿宗李旦登基之前，即公元649―684年之间，因为文中避讳了“民”，却尚没有避讳“旦”。

魏泓博士说，图中文字出现“臣淳风言”的字样，显示原图应是648～664年间担当御用星象师的李淳风制作。因为只用其名，不用其姓像是自称，若出自他人之笔的话，出于尊重应用整个姓名才对。她说卷末画出的手持弓箭的电神所穿的服饰，尤其是帽子的戴法也像是唐代早期绘制的。不过，她认为这幅图是复制本，理由是有一两个星星的位置画错了地方，另外，图上看不到任何初绘这样一张图所需的坐标方格，而且使用的纸又很薄，可以用于描摹。

篇3

 数学科学是以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及客观现象为研究对象。它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定的社 会历史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受到整个文化结构的影响。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对数学 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

    文化结构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由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要受到一定的精 神文化制约，因而可将文化结构分成三个层面：“这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数学在建立发 展过程中，受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响及制约。

    东方中国的古代文化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种情况决定古代中国的物质文化是农业文化。中国 古代数学也与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书有九章，包含246个问题 。都和农业生产有关，九章分别是方田（土地测量）、粟米（百分法和比例）、衰分（比例分配）、少广（减 少宽度）、商功（工程审议）、均输（征税）、盈不足（过剩与不足）、方程（列表计算的方法）、勾股（直 角三角形）。这些问题都是用来解决农田的测量、粟米的称量，农业水利工程的测算等。《五曹算经》是一部 为地方行政人员所写的应用算术，全书五卷，有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个部分。田曹卷的主题是田 地面积的量法；兵曹算术大都是军队的给养问题；集曹问题和《九章算术》粟米章问题相仿；仓曹解决粮食的 征收、运输和储藏问题；金曹问题以丝绢、钱币等物资为对象，是简单的比例问题。我国古代大数学家刘徽到 祖冲之、祖冲之研究圆周率和圆面积的辉煌成就中，都深深地打着农业经济的印记。农业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 ，车轮是否圆，不仅和车辆行驶中的平稳状况有关，而且还和省力有关，因而农业经济的需要使得我国圆周率 的研究在世界数学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过去，农业的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天文、节气的测算是农业生产的需 要，在中国，古代天文测算的成果是相当辉煌的，“东汉末年天文学家刘洪造乾象历法（公元206年），创立 了推算定朔、定望时刻的公式”。“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在他的杰作《皇极历》（公元600年）中创立了一个推 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比以前更加精密的公式”②。天文学的发展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解一次同余式就是由天 文测算开始的。天文数学的发展除了物质文化的需要，还受到制度文化的要求，中国数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与历 法有关，“在《畴人传》中很难找到一个数学家不受诏参与或帮助他那个时代的历法革新工作。”③除了中国 ，古代埃及数学的建立基础也是农业的需要。埃及几何学的起源被史学家们归因于泥罗河泛滥后土地的重新测 量；巴比伦的数学起源也是如此，尤其是巴比伦数学的60进位制来自于天文学；印度数学和占星术有关，而占 星术又和农业及宗教有关。

    东方数学的建立比西方要早，但东方的数学在理论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原因何在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生产力关系是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社会制度是宗法等级 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散的家族和农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 。在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中国古代稳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主要特点是静态的、 和解的、自然的、消极的心理特点。造成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思想僵化、调和持中， 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数学只停留在实用上。没有就数学而数学，使数学自身的规律没有得到完善。“在古代东方 的全部数学中甚至找不到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证明’的例子，代替论证的只有程序的描述，所讲授的内容只 是‘如此这般地做’，而且也不是以一般规则的形式提出来，只不过是在一系列特殊情况下的应用方法。”④ 这段话虽有失偏颇，但也道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在中国数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了刘徽、墨子、惠施等天才 的数学家，但他们的数学研究和成就不能和西方的阿基米得、欧几里德相比较。这主要是我国古代数学的理论 研究不受重视所致。汉王朝建立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使数学研究受不到贸易的诱惑。农业经济的财富有限 和填饱肚子的生活状况，不允许人们的思想向实用以外的地方延伸；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也扼杀了大批在数学 研究上具有不凡才华的人。在科举制度中数学不是要考的课程，为“学而优则仕”而奋斗的人们，自然不会将 数学当作主修课程来学习。另外，农业经济的贫困使得没有多少人来学文化，学数学的人自然更少。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成就只处在应用和描述过程阶段，没有提高到抽象的、系统的理论阶段，从而使数 学的发展和升华受到限制，象“勾股定理”、“圆周率”这些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数学成就，没有造成相应的数 学的轰动效应。“勾股定理”在我国商高的时代就应用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发现早600年，但由于我们没有给 出严格的数学证明，这个定理在现在还认为是毕氏的成果，称为“毕氏定理”。墨子的极限理论也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后来西方数学传入我国时才知西方极限思想和黑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的价 值观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环境不需进行商品交换（至少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介入）。生产 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关心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以不言利为荣，“重义轻利”的思想渗透到 人们的思想深处。数学的应用只局限于分配环节中。而在复杂的流通和交换领域中数学没有机会“施展才华” 。多农少商没有足够的财富供人们享受，财产的有限性限制了人们的探险精神和“想入非非”，从而限制了数 学向理性的发展。

    在西方，小亚西亚海岸新兴的商业城市、希腊本土、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海滨，由于海上贸易和战争的刺激 使得人们的思想活跃，商品贸易发达，对计算要求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非实用”的 理论研究。古代东方静态的观点和西方动态的观点不一样，表现在数学上唯理论的气氛浓厚起来。人们不但要 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问“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要解决“所以然”和“为什 么”。古代东方的以实践和经验为根据的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和“后劲不足”。为了知道“所以然”和“ 为什么”，就得在数学的证明方法上作一定的努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现代意义上的数学产生了。东方的几 何学只为测量提供方法，而证明的几何学是由公元6世纪前半期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创的。泰勒斯不是农业经济 中的“耕夫”，而是一个商人，他在经商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后，在后半生从事研究和旅行。他在几何学 中的主要成果有“圆被任一直径二等分”，“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两条直线相交对顶角相等”，“ 两个三角形，有两个角和一条边对应相等，则全等”、“内接与半圆的角必为直角”等⑤。这些成果的意义不 在于断言的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些逻辑推理（象他的第五个问题巴比伦比他早知道近1400年，但没有形成严格 的证明）。使得数学被推向抽象、系统化轨道的还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形成的毕氏学派和 柏氏学派。由于商业的发达、财富的增长，使得人们旅行的欲望越来越高，而旅行和游动的生活方式给数学的 发展提供了机遇。前面提到的泰勒斯的后半生就是在旅行和数学研究中渡过的，“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埃及”⑥ 。毕达哥拉斯也有旅行和流动生活的经历。“他曾在埃及居住了22年，从埃及神庙的祭司那里了解了古埃及有 关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又前往希腊的移民地阿佩宁半岛的克罗托纳城定居”⑦。从这两位数学 大师的经历看，不能不说旅游这种文化活动给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业贸易的发展，可诱导战争的爆发， 战争不仅给侵略者掠夺来物质财富，而且也带来了许多精神财富，其中就有数学成就。公元前334年，马其顿 国王亚历山大领兵进入埃及，不久挥师东进，横扫了波斯帝国的军队，到了印度河西岸，建立起庞大的亚历山 大帝国和亚历山大城，这个城市的建设主要着眼于文化科学设施的建设，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久就成为当时 世界科学文化的名城，欧几里德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和成熟起来的伟大的数学家。他对数学宝库的贡献是《 几何原本》。他的几何和东方几何的不同之处是，不仅从应用的角度来谈，而是就几何而几何的角度加以研究 ，运用逻辑推理来证明命题的真伪。而且用几何的方法来解决代数方程。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公理、定理和定义 除了适应当时的经验外，还具有普遍的意义。阿基米得也是当时伟大的数学家，他采用穷竭法来求圆的周长和 直径的比值，其指导思想和我国刘徽的计算圆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不同之点是“刘徽是从圆内接正多边形 着手，而阿基米得不仅从圆内接正多边形着手、还从外切正多边形这个角度进行计算”⑧。这就体现出西方数 学家多方位的思维方式。另外，阿基米得在研究圆的同时，还研究了球和圆柱的问题，他在《论锥形体和球形 体》中使用了近似于现代数学的方法。他的工作不仅涉及到具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数学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明 确的数学概念，在这一点上要比东方数学先进。商业贸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远航贸易。这种背景下产 生了保除业。而保险的兴起又促使了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刺激概率论的是赌博，但起源是商业文化。即 使是赌博也是产生于发达的商业文化城。可见，东西方传统文化不仅影响到不同的数学分支和范围，而且在同 一数学问题上所体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表述的形式、研究的动机也存在差异。再来看一个事实，《周 易》及先天图二分法与菜布尼兹的二进制，两者一个讲对分，一个讲进位。但都“用两个符号表示无限的事物 或数学其客观存在的排列法则，决定了先天图与二进制算术的一致”⑧。二进制和先天图没有关系，这是不同 时代的东西方数学家，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其一致性是令人吃惊的，但思想方法却完全不同。二 进制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欧洲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有意识地运用十进制知识而创造的一种计数方法。 二分图是《周易》众多象数体系中的一个，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动机不免有些封建意识的糟粕，因为它不 是依靠科学的依据推出来的。

篇4

——列宁

自古以来，人们就希望预见未来。人们在对自然和社会没有科学的认识以前，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只得归之于天命。他们相信“神”，相信自然界和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因此求神问卜，就成为当时人们想预见未来的主要方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知识经验的积累，人们开始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并对这些现象的产生有了一定正确的解释。这时，才出现了某些科学的预见；人类的社会实践也开始摆脱完全盲目、被动的状况。这些科学的预见，对于人类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料学预见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来说，是愈来愈重要了。现代科学成就证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必然的原因，并且受一定的规律的支配。人们认识了各个现象的本质，知道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找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它们发生的顺序，并预见在什么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现象。沿着这条道路，人类就打开了预见未来的秘密大门。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今天社会实践中很多伟大的成就，例如新元素的发现，原子能的利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等等，都是在科学预见的指导下获得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预见未来的一些著名事例，那就能更深刻地懂得科学预见的巨大威力。

预言太阳系的新行星

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是今天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事实。可是在1846年以前，科学界只知道前面的七个行星。

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行星是沿着一定轨道绕太阳旋转的。但在18世纪末叶，俄国科学家列克塞尔发现，天王星的轨道与理论计算的不符（理论计算认为天王星仅受太阳和其他六大行星吸引）。这是什么原因呢？列克塞尔预言，在天王星背后一定还有一颗未知的行星，是它的引力影响了天王星的正常运行。

法国科学家勒未累，决定根据列克塞尔的预言，运用牛顿万有引力的规律去寻找这一颗未知行星。然而，你不要以为他是用天文望远镜去寻找的，不，他不是一个天文学家而是数学家，他开始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他先算出这颗未知行星对天王星的引力到底有多大，然后再根据这个数字算出新行星的轨道，把它的运动和地球的运动作比较，确定出什么时候在天空中的哪一部分将可能看到这个隐而未露的天体。这样的计算进行了好几个月。

1846年秋天，勒未累从计算结果中预言了这一颗未知行星可能在什么时候出现于天空的哪一角。这个预言轰动了科学界，一枝笔就能代替了一架望远镜的工作？当时，许多天文学家就把望远镜指向勒未累所指出的那部分天空，虽然有的人是希望用观察来否定勒未累的工作，但更多的科学家却期待用自己的工作证实勒未累的预言。

若干天以后，天文学家加勒根据勒未累的计算，在离开预测点不到一度的地方，果然观察到这颗星。它被命名为海王星。

海王星，就是这样依靠科学的力量——即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用分析和计算的方法——而被人们发现了。恩格斯把这个发现称为科学的伟迹。

在18世纪的时候，科学家只发现了15种化学元素，到了19世纪初，已经知道将近30种元素，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发现的元素已有50种。但是，新元素的发现，完全是偶然的，谁也不知道哪里能发现新元素，新元素的性质应当是怎样。

俄国科学家门德列也夫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把各种已发现的化学原素按着原子量的递增排成一个顺序，从而发现了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递增而起周期性变化的规律，这就是元素周期律。那个元素排列的顺序，就是元素周期表。由于周期律是各元素作为统一的物质的不同的量转化为不同的质的表现，因而它不仅揭示了一切现有元素的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且也给未知的元素的存在和性质以光辉的预言。1875年，法国化学家巴波德朗在对比利牛斯锌矿石进行光谱分析时，发现了一个新元素——镓。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惊奇，因为这仅是第65个元素的被发现，是一个平常事件。

但使人们惊奇的是这位法国化学家却收到了一封圣彼得堡的来信，信上指出他所求出的镓的性质不完全对，尤其是比重不应该是4.7，而应该在5.9到6之间。“发现和分析新元素的方法以及所测出的它的一切特性使我认定这一新元素不是别的，正是亚铝。”信的署名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门德列也夫”。

这是一个使巴波德朗不敢想象的勇敢的断言。一个从未看到过镓的人，竟然敢指责发现了镓和研究过镓的化学家的错误，而坚信自己的结论的正确，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科学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至于什么“亚铝”的名字，更是他所从未听到过的。

这位法国科学家为科学的责任心和好奇心所驱使，决定重做一次实验。他十分小心地把实验做完了，发现镓的比重确是5．94。

镓，这是最后一个偶然被发现的元素了，此后一切新元素的探寻和发现都是人们根据门德列也夫的周期律和周期表的指导有意识地进行的。1880年瑞典化学家尼尔逊发现了类似硼的新元素“钪”，也是门德列也夫所预言过的第二个元素。

1886年，德国科学家芬克勒发现了一种类似于矽的元素“锗”，这种元素的性质也完全符合15年前门德列也夫对它的预言。

当初门德列也夫在他的周期表中留给新元素——他预言过一定会被发现的元素——的空位置，现在已逐一被填满了。

预言尚未发现的新海岛

1912年，喀拉海上一荣不大的俄国帆船“圣安娜”号被冰冲击，同冰山一块儿漂流到北冰洋的西北方去了。几个月以后，船上食物吃光了，11个船员中只有两人“死里逃生”，回到了弗·约塞夫群岛，被著名的北极旅行家谢道夫带领的旅行团搭救了。

“圣安娜”号的航行日志落到了旅行团的一位科学家维席的手中。经过十多年，维席对“圣安娜”号的漂行路线进行了研究后，发现这路线并不符合这一地区的风和水流的方向。

篇5

一、数学史融入高中数学教学的重要性及意义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将数学史融入到数学教学中去，让数学活起来，在教学中，不失时机地、适当地向学生讲一些有关的典故、背景或名人趣事，数学思想的起源与演进，以及数学家们勤奋刻苦的精神与坚忍不拔的意志，为真理而奋斗的献身精神.一方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知道了数学知识的取得是如此曲折动人，就会对知识点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学生如果知道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也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感到学习数学不是一种苦役、一种负担，而是一种需要，一种享受.

2.陶冶情操，落实审美教育

如必修5第29页出现的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21，34，55，89，144……，通过计算和观察任意一项与它前一项的比值发现，当项数逐渐增大时所得的值就趋近于黄金分割率0.618，斐波那契数列充满了奇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斐波那契数列才放射着它无尽的光辉，斐波那契数列体现了数学美与自然美的和谐统一.

3.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中国古代数学是璀璨夺目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数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篇章.14世纪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数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出现过许多杰出数学家，取得了很多辉煌成就，其源远流长的以计算为中心、具有程序性和机械性的算法化数学模式与古希腊的以几何定理的演绎推理为特征的公理化数学模式相辉映，交替影响世界数学的发展.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16世纪以后中国变为数学入超国，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历程才渐渐汇入现代数学的潮流.由于教育上的失误，致使接受现代数学文明熏陶的我们，往往数典忘祖，对祖国的传统科学一无所知.而数学史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了解中国近代数学落后的原因，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现状以及与发达国家数学的差距，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振兴民族科学.

4.增强学生不畏艰巨，勇于探索的精神

科学给人以知识，历史给人以智慧.课本中的公式和字母数据，未能表现创作过程中的斗争、挫折以及数学家所经历的艰苦漫长的道路.通过对数学前辈们的严谨态度，献身精神和经验教训的学习与借鉴，学生能够获得顽强学习的勇气，对于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挫折不会感到颓丧.

比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他在十八岁那年不幸罹患伤寒，卧床达半年之久，后来病虽痊愈，但左腿却残疾了.左腿残疾后，走路时左腿要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华罗庚幽默地戏称这是“圆与切线的运动”.他的誓言是：“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他们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和献身精神都是教育学生最好的范例.

二、数学史融入高中数学教学的途径

1.转变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在以往的教材中很少涉及数学史的内容，教师即使知道一些关于数学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在教学过程中也不会主动提及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加之高考的制约等因素，阻碍了教师使用数学史进行教学，影响了新课程理念的落实.所以为了适应新课标数学课程的教学要求，要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加强教师的数学史知识的培训，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鼓励教师自学，努力增加与数学史有关的课外阅读量，充分利用数学史料，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使学生加深对数学本质的理解，拓宽知识面，扩大视野.

2.以课堂为主，适当渗透数学史

数学史要与数学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在潜移默化中“润物细无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地创设情境，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适时地、适当地穿插一些数学史知识，介绍数学的历史渊源，展示不同时空的数学思想文化.

例如在讲对数概念时，可以简单介绍对数的发明者苏格兰数学家纳皮尔编制对数表的历程：公元 1594 年，纳皮尔开始精心编制可供实用的对数表，公元1614年，纳皮尔发表了《关于奇妙的对数法则的说明》一书，书中论述了对数的性质，给出了有关对数表的使用规则和实例，历时整整20年.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曾说：对数可以缩短计算时间，“在实效上等于把天文学家的寿命延长了许多倍”.

3.以课外为辅，多种形式渗透数学史

①在数学教材中以各种方式渗透，但要注意渗透要恰到好处，不必系统，以防止出现喧宾夺主的结果；②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让学生体会到数学与生活是完美、和谐的统一；③有组织的举办一些关于数学史的讲座或者讨论会，选择一些情节生动、发展曲折具有教育意义的专题；④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比如让学生主编数学板报，介绍数学家的事迹、历史名题等；⑤举办一些数学史的展览会、艺术表演或者观看数学史影片；⑥阅读数学史书籍.

篇6

思考之二，对课改和课标下的课堂教学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

一提起课改的课堂教学，首先进入授课、听课、评课者思想观念的就是形式上的变更，正如“流行病”。做为课堂教学有其自身的规律。“教学，即教师教、学生学，是在教师组织、引导下，学生以课程为中介获得一定的知识和前人经验的活动，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教学规律客观存在于教学活动中，“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必然性的联系。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反映教学内部的各种关系间的本质联系。”既然教学是有规律的，对课堂教学的评价也应该有客观的科学性的评价，不能仅仅以课堂教学形式上的变化做为课改评价的尺度。

思考之三，对课改和课标下的课堂教学操作缺少对个体差异的尊重。

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而课堂上的学生也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课堂教学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更要尊重个性。突出教师自身的教学个性化。也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以个性充分的发挥，智力上、情感上、能力上的施展为极大的空间。

以上的思考分析了课堂教学中的“流行病”存在的原因，我们怎样在课堂教学中预防“流行病”呢，依据实际对教学的调研，个人认为首先要理清课改的理念，准确识读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正确地把握三维目标。突出历史教学的学科性，即辩证的、唯物的历史思维能力。

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尽可能地避免形式上的雷同。真正地钻研教材、教法尤其是把历史教活，让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充分挖掘其与现实之间的内在意义。如讲到文艺复兴的天文学成就时，教师自然地引入“神六”的成功，激发学生的现实感和思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融汇自己的特点，形成个性化的教学，善于研究所教班级的学生状况，有针对性实施教学方法和手段。

篇7

【关键词】实用性；超实用性；累积；突现

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理性学科，是在古希腊数学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但早期的古代文明社会已经累积出现数学的开端和萌芽，其中不乏天才性的数学思想和知识。

一、数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累积性

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和古代埃及出现了简单的数学思想。此时的数学思想主要产生于生产实践活动：对生活必须品的物物交换逐渐催生了简单的计数与计算，如有些原始文明知道且能运算较大的整数，产生了一些数的特殊记号，甚至还发明了简单的运算法则及用文字表述的分数的运算规律。对物质实体的长期观察慢慢形成了最初始的几何概念，如直线，圆和角。在这些原始文明中，数学的运用仅仅限于田地面积的粗略测算，织在布上的花格和记时等。

以古巴比伦为代表的算术和以古埃及为代表的几何共同构铸了数学的雏形。古埃及数学以“林德数学书卷”最为著名，其内容大致如下：

表1 林德数学手卷算题内容综述

算题编号 算题内容 附注

7—23 单分数相加，结果成1的问题

单分数加倍表 将单分数1/n加倍即2/n表为单分数之和 n=5，7，9

24—38；47；80—81 一元一次方程 系数为整数加单分数

1—6；39—40；61；63—65；67—68 面包之平均与多项不均分配 分数与负比例问题

62；66；69—78；82—84 价值、交换、供食 简易比例问题

41—43；48；50 圆柱体积，相当于用圆面积A=（8d/9）2 相当于π=256/81≈3.16

44—46；49；51—60 长方、三角及梯形面积；斜率

79 求特殊几何级数之和：r=U（0）；U（n）=rU（n-1）；S（n）=r[1+S（n-1）]

手卷内容可分为简单分数运算、比例问题、一元一次方程和几何形球体求面积、体积等。后续的如莫斯科手卷等大都记载日常生产中的几何问题。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谈到，古埃及是因为尼罗河每年洪水过后需要重新划定农民土地的边界，而这一边界的划定会直接影响农民的上税，因此才产生了受重视的几何学，可以说，几何学是“尼罗河的恩赐”。生产劳作使得人们需要知道洪水的汛期与季节变化的规律，这就需要知道洪水到来前的天文现象，数学就被拓展到天文和土地测量方面。

苏美尔时期，巴比伦就摸索出了六十进制的记数法和简单算术，这套系统至今仍被用于角度与时间的计量上；在算术上，古巴比伦人对整数和分数提出了较系统的记法，使得算术被推进到相当高的程度，并利用实践获知的知识来解决众多实际问题，特别是天文学上的问题。虽然两个文明拥有如此辉煌的数学成就，但却无传世的数学家与哲学家，这是因为此间的数学与其他知识一样，都来自于丰富的实际生产活动，作为经验知识一部分的数学知识，在解决日常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累积形成的，与其他知识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不需要专门的抽象的、理论化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出现，这一时期的数学观也就不是很明显，数学也就自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

亚历山大时期，被尊奉为数学圭臬的《几何原本》涉及平面几何知识、比例的理论知识、立体几何计算、算术和数论知识、无理数知识、几何代数学等知识，其中以研究抛物线之面积、球体与圆柱体、圆的测量等内容的阿基米德，被称为“度量几何学专家”，这些研究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继承性。此间还形成的强大机械传统，包括气体力学、流体力学、弹道学、发石机等一系列制造等工艺，都出自数学家和机械师之手。

中世纪后期，数学开始复苏，数学的实用性和累积式的发展特征依旧明显，欧几里得几何学最重要的应用仍然是土地测量，除此之外还有天文学和光学领域，学习几何学的目的也往往被局限在它的应用方面。

从大航海一直到工业革命，技术科学的急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新的应用性数学。在航海方面，为了确定船只位置，要求更加精密的天文观测；军事方面，弹道学成为研究的中心课题；准确时计的制造；运河的开凿；堤坝的修筑；行星的椭圆轨道理论等，都以复杂的实用性数学知识为基础。英国实用科学传统对数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和西班牙一样，英国开头依靠的是热那亚人的领港员，突出的有卡波特父子和外国的数学家，如法国人詹·罗兹（Jean Rotz）就在公元1524年被任命为亨利八世的御用水文学家。但是当航海和贸易发展起来时，本国的领港员和数学家不久就出现了。”

站在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讲，从古代天文学再到近代以定量研究为标志的物理学的辉煌，也是以数学研究为基础。数学在这些学科当中的应用推动数学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应用数学的出现加快了数学社会化进程，不仅有自然科学数学化，连整个社会科学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数学。生物学研究将统计学知识应用于遗传和生物进化，尝试着使用微分方程模拟生物遗传和进化的过程；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则完全建立在数学编码程序基础之上；社会管理、文化样态分析等都离不开数学知识，这些新的社会需求和实践为数学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基于实用要求而产生的数学更具实用性的特征。

小结：数学肇端于实物记录和简单测量等日常经验活动，天文观测、航海定位、地图测绘、弹道研究、水利勘测这些领域的研究都已数学为基础，这些常规性的实践活动推动着数学渐进式的发展。数学是“充满凝聚力的团体的力量和众多个人贡献共同决定事业的成就。现代科学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创立，并不是伽利略单枪匹马完成的。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创造的，也同样是欧多克斯、阿基米德和许多17世纪数学家的创造……数学中的各个分支的发展是由汇集不同方面的成果，点滴累积而成的，常常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迈出有意义的几步”。因此可以说，数学的产生和发展因为实用性的需求而体现出强烈历史“累积”性特点。

二、数学形成过程中的“突现”

强调数学产生的经验积累性并不等于忽视其超实用性。随着数学自身抽象化和复杂化，它的发展和突破要依赖于“超实用”的兴趣与动机，或者说依赖纯粹的好奇或者某种炫耀，这些动机和活动是数学长久发展必不可少的构件。超实用的数学科学始于希腊，希腊人对数学的贡献在于他们提出了数学的演绎特征，用非经验化的、纯理性的方法来研究数学，把对数学的研究变成一种纯粹依靠逻辑推理的活动。

从纯粹好奇、炫耀性的或者宗教性的研究来看数学，首当其冲的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数本原思想，把数学研究看作是一种纯化灵魂、纯化身体的宗教的行为，追求人生的完美与和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数学是“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它使大家都必需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它是“把灵魂拖着离开变化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学问”。在柏拉图看来，数学是从可变世界通向实在世界的门径，这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毕氏学派 “万物皆数”的观点，并将其与他的理念论相结合，使其具有了形而上的成分。

柏拉图的数学哲学思考的研究为数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数学研究成为接近和解释上帝的最终途径。研究上帝的宗教情感推动数学演绎自身的发展，这种超实用性的数学研究使得累积式发展的数学发展呈现跳跃性和突现性，数学在数学家这种出于宗教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出现“跃迁”。

近代是科学与数学兴起和发展的时代，韦达、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帕斯卡、牛顿、莱布尼茨等数学先驱都怀有强烈的宗教情感。近代数学的奠基者之一的伽利略曾说：“哲学（自然）是写在那本永远在我们眼前的伟大的书本里的——我指的是宇宙——但是，我们如果不先学会书里所用的语言，掌握书里的符号，就不能了解它，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和别的几何图形。没有它们的帮助，是连一个字也不会认识的；没有它们，就像在一个黑暗的迷宫里劳而无功地游荡着。开普勒在《宇宙的神秘》中因袭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用数来解释宇宙构造的神秘主义理论，“我企图去证明上帝在创造宇宙并且调节宇宙的次序时，看到了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时代起就为人们所熟知的五种正多面体，上帝按照这形体安排了天体的数目、它们的比例和它们运动间的关系。”假设尽管荒唐，但却促使他用数学构造去探寻宇宙构造，他甚至觉得这是上帝对自己的青睐，上帝的荣耀使他感受到了纯粹数学的伟大。

数学发展出一种崭新的研究样态，数学研究以超实用性学术团体为平台，数学似乎成了一门纯粹的理论事业。古希腊时代以Plato学园为代表，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又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英国皇家学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在他的自传中记载了皇家学会的早期活动情况，“大约在1645年，当我住在伦敦时，与一群有名的神学学者为邻……探求自然哲学及其它一些高雅的学问……我们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思索哲学问题及有关的方面，诸为物理、解剖学、几何、天文、航海、统计学、磁学、化学、力学和自然实验，并结合了当时国内外对它们的研究水平来讨论。”除了英国的皇家学会以外，像法国的以尼古拉·布尔巴基（Nicolas Bourbaki）为笔名的年轻的数学家群体，国际的数学家大会等，也都是推动数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学术团体非实用的理论探讨和哲学反思是数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数学的发展得益于数学难题的迎刃而解，但更具突破性的进展在于数学猜想的提出，因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纯粹数学的发展少不了猜测和个人好奇，数学猜想贯穿于数学发展的始终。非欧几何的出现源自于人们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五条公设的怀疑和猜测，由此产生的罗氏几何成为宇宙空间或者原子世界遵循的空间原则，黎曼几何成为地球表面研究、航海航空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业余数学家的费马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提出了著名的“费马猜想（Xn+Yn=Zn，当n>2时，此方程式无整数解）”，后人用300多年时间解答这个猜想，对代数数论和算术代数几何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以及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的发明都是个人大胆的、跳跃性的猜测和研究实现的。“数学和科学中的巨大进展……需要有一个人来走那最高的和最后的一步，这个人要能足够地从纷乱的猜测和说明中清理出前人的有价值的说法，有足够的想象力把这些碎片重新组织起来，并且能够大胆的制定一个宏伟的计划。在微积分中，这个人就是艾萨克·牛顿。” 17世纪可以称得上是数学发展的时代，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相比，天才性的数学家以法国居多，何也？这其实是实用主义经验数学观和猜测演绎数学观之间的差异，超实用性猜测性数学发展是纯粹的实用立场上的数学发展的“质变”和“跃迁”。现在数学理论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完善的时代，数学家们仍然有很多野心，比如他们希望把流形按照各种不同的结构完全分类，他们希望建立在代数，几何，分析之间的更多深刻的联系等等。

数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出现自身理论性的问题，对自身存在问题的理论探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数学自产生以来出现过三次严重的数学危机。数学危机的探讨涉及诸多创造性的数学假设，对这些数学假设的回答是数学跳跃式发展的集中体现。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研究样态，必然使得数学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走向“超实用性”，也必然导致数学“突现式”发展。

小结：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学是追求净化心灵的虔诚的宗教行为，是世界秩序、万物之源；柏拉图学派坚持数学是通向绝对真理的必由之路，因此数学尤其是作为理念的数更具有神性。这些认识表现出了一致性，即数学发展并非是为了实用目的，而仅仅是一种神圣的宗教行为。这种观点既是对古希腊辉煌的哲学抽象思想的借鉴和响应，将哲学思辨和思维抽象深入数学发展的骨髓之中去；同时这种观点的出现也符合数学自身的发展特性，作为一门逐渐成熟的理论性学科，只有自身理论的超前性，才有可能更好地指导现实生活，这种自身要求导致数学的发展必须要具有“超实用性”，近代数学是在柏拉图式的数学演绎观念下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离不开数学家发散性和创造性的突破，大数学家出于个人兴趣的满足、自我的炫耀或者浓厚的宗教情感，提出一系列大胆的数学假设和合理性的猜想，使得数学发展呈现出“突现”性。

三、累积与突现的交替出现

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依赖于感观和简单思维。人们感觉到事物的数量关系以及变化可能具有某种“规律性”，经过实践验证后，便认定该事物具有此种“数学”性质。这种直观验证方法是早期人类实践活动的性质和在实践中产生的对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及数量关系的认识的初级方法，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数学往往具有实用性质，其自身发展呈现出渐进的、经验的积累式发展。数学曾被应用于计算天文历法和航海，数学创造靠大量的实际问题的激发和推动。这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数学观念曾经使古埃及、巴比伦、中国数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这样的数学观念会导致数学的“短命”，数学的累积渐进式发展往往会萎缩为独立的几个历史阶段，一旦数学知识满足社会问题的需要，对数学的探求也就停止了。克莱因批评道：“那些坚信数学仅仅具有实用价值的学者，经常自以为是地认为，历史上的数学活动靠实际需要的推动，不可能存在什么来自逻辑的推动（理论的推动）。”这样的认识完全不符合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其结果往往是葬送了数学的前程。

数学的发展和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使得数学家们不满足于靠直观验证得来的数学结论，开始运用抽象的演绎推理，从已经掌握的知识中推演出新的极富创造性的结论或者某种猜想。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者个人宗教心理的满足等超实用目的越得到体现，数学发展呈现出跳跃式的“突现性”。欧洲文明的渊源之一——基督教，在近代数学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寻找大自然的数学规律是为了研究上帝的本性和行为，以及上帝安排宇宙的方案”是近代数学家们从事数学研究的强烈动机。牛顿规划的世界图景使世人折服：自然界是依数学设计的，自然界的真正定律是数学。牛顿之所以提倡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且确信数学是他所描述的现象的真正解释，其基础也是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数学家和科学家同样的信念：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牛顿多次表明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他认为科学也是崇拜上帝的一种形式，科学将揭开上帝辉煌设计的秘密。他为自己的工作揭示了无所不在的上帝的秘密而备感欣慰。

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者的分野，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数学产生和发展的两种模式和运行逻辑，历史也表明，进入19世纪以后，从事纯粹数学的越来越具规模，20世纪初出现纯粹数学家贬低应用数学家现象。这也就表明，数学的超实用性在那个时代展现出了绝对的优势。

借用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来看数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实用为目的数学发展实则是常规数学向科学革命的“经验累积”过程，以“超实用性”为目的的数学发展则是数学革命或者新范式的“突现”过程，数学发展是这两种过程的交替转换，这两种逻辑和发展路径所彰显的“累积”和“突现”特点也全面表征了数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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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侯德润.关于数学起源的历史思考[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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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技馆；可行性

1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民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等传统文化形式，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除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外，还包括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近年来，各级文化馆、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和保护知识的普及，形成了良好社会氛围，各种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许多区域性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传播传承、学术交流，还主要局限于历史传承价值、文化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价值的挖掘，还处于较浅层次。

3科技馆为什么要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首先，科技馆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展示的社会责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由此可见，科技馆作为是以科普展览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机构，应当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主动承担起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展示工作。这样不但可以增进观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让许多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技艺重获新生，而且可以提升科技馆的文化软实力，激发观众尊重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性。

其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并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展品，有助于破解千馆一面的难题。目前，国内科技馆事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科技馆的展品却出现了雷同的现象，科技馆的展品大都是围绕着历次科技革命展开，缺少特色，缺少那种能让观众产生文化归属感、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展品。笔者认为，科技馆的展品应该是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反映。因此，展品的特色来自于对本地区历史、文化这些不可复制的资源的深入研究和发掘上，而不是仅仅是展示近现代的科技成就。事实上，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都具有其他地方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对地方特色非遗展品的研发，在破解千馆一面的难题上显得尤为重要。

4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的开发及制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本身具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探索或悉心研究才发明、发现出来的。我们科技馆的工作人员需要做的就是挖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将科学、技术与文化结合起来考虑，选择出可以转化为科技馆展品的素材，并借助文化馆、艺术馆、展品制作公司等社会力量研发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展品。

笔者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开发及制作的起步阶段，首先考虑的是对现有古代科技展品的科学价值进行再挖掘。例如，科技馆里都会有万户飞天和针灸铜人这两个展品。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制作出风筝的制作技术和中医的针灸技术这两件非遗展品。

其次是考虑制作简单的多媒体展品。例如农历中二十四节气的划分综合考虑了天文、气候、季节、物候、农作物生长等情况，反映了我国先民对自然界发展运行规律的科学掌握和认识。我们可以将其制作成电子书式的展品，让观众挥手翻看每一个节气的详细介绍。再如川剧中的变脸，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让观众只需轻轻地挥手，瞬间就能实现脸谱的变化。

最后是考虑进行实物或模型展示。例如我省传统手工技艺，也蕴含着相当高科学价值。长岛木帆船制造技艺，在巧借自然力等方面呈现的科学价值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方面，对当代科技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景芝酒传统酿造技艺中的传统固态发酵技术，也蕴含着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学的道理。这些都可以转化为实物或模型展示让历史场景再现。

5非物质文化展示中心的设计

笔者设想，非物质文化展示中心可以建设于古代科技展厅，可规划为圆形，按照四季分为四大学科，代表中国古代四种具有非遗特色的科学技术：农学、数学、医药学、天文学并按照农历二十四节气依次布展，在春季展示农学技术，在夏季展示数学成就等等。比如，观众走到“立春”的节气，我们摆放剪纸“鞭春牛”来展示农业生产“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好希望，走到“惊蛰”渔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节气 我们可以展示长岛木帆船制造技艺，“清明”是放飞风筝的时间，可以展示潍坊风筝的制作技术。“谷雨西厢好养蚕”，我们可以在“谷雨”展示鲁锦的制作工艺等等，让参观者参观完展示中心就走过了春夏秋冬四季。

6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科技馆开设非物质文化展示中心有利于弘扬地方文化特色，促进科技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牟延林，谭宏，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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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世纪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背景

1.资本主义生产的加速发展要求大学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激发下，德国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加快发展，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荡。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创造了条件，出现和采用了许多新的生产工具。在采矿和冶炼方面应用了新的工作方法，制造了新的镟床和钻床。纺织机的发明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1718年发明了大车平推器，1712年和1722年在卡塞尔和维也那开始应用英国的蒸汽机。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相应发展起来，涌现了大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呼唤新型的具有实际生产知识与技能的世俗人才，而传统的教育尤其是注重神学与古典人文学科而忽视自然科学的大学教育显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

2.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成就要求大学重新审视教学内容

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天文学上，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动摇了神学世界观的基础；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第一次把宇宙太空的奥秘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在物理学上，伽利略发现了惯性定律、落体定律、抛体定律；牛顿提出了经典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形成了物理学的科学体系。在数学方面，耐普尔提出了对数，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莱布尼茨创立了微积分学和数学逻辑，建立了科学院。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逐渐成为现代新哲学的基础。在宗教思想与新的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矛盾冲突中，反对宗教、崇尚理性的意识开始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神学和宗教的兴趣逐渐转向更加注重现世生活的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这就对传统大学以神学和传统古典哲学为中心的教学内容提出了革新的要求。

3.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要求冲破神学对大学思想的控制

启蒙运动的产生是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理性主义倾向而出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引起人们对禁锢人的思想的神学世界观的怀疑，德国在17世纪末出现了以理性主义、批判精神和维护人的尊严为核心内容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要求摆脱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建立的神学和形而上学世界观，要求一切事物从过去传统的道德观念中，从传统的衡量事物的标准中获得解放，并通过人类取得的新知识修正过去的谬误，以求得进步。启蒙思想贯穿着18世纪整个德国社会，引起了哲学、教育、文学等的新的革命。这表现在大学，冲破了神学对大学思想和学术的控制，大学逐渐成为启蒙运动的阵地，并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

4.传统大学的日趋衰落使大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18世纪以前，德国大学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固守着中世纪的学风，讲课采用拉丁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统治着整个哲学领域，神学的氛围笼罩着大学的校园。时代在变化，但大学的围墙却使它与现实隔绝，死守着古老历史的陈迹，显然，这种固守陈旧传统的大学已经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社会生产的需要，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呆板，教学语言没有活力，颓废、腐败的学风使大学暮气沉沉，宗教观念束缚与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认识，大学的培养目标也脱离了现实生活的需求。到17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和欧洲其他国家大学一样已是一落千丈。到17世纪末，德国知识界发起了对大学的全面抨击，许多人要求彻底废除大学，德国大学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大学如果不立即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将面临消亡的危机。在这样深刻的社会背景下，德国的大学改革运动爆发了。

二、18世纪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脉络梳理

德国18世纪的大学改革运动起源于1694年创立的哈勒大学，结束于18世纪中叶。其标志是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埃朗根大学三所大学的创办，其中尤以前两所大学更为突出。

1.哈勒大学的创立与学术自由的发源

德国教育家鲍尔生称哈勒大学不仅是德国而且是欧洲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在哈勒大学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托马西乌斯、弗兰克、沃尔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在哈勒大学任教，共同发起了哈勒大学的现代化改革运动。

托马西乌斯被称为“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他反对经院哲学和迂腐学术，指出“大学的许多知识是无用的、卖弄学问的，并隐伏在过时的教学方法和一种废弃的语言之下。”他力图使科学和大学教育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以开明的思想和实际有用的知识影响和教育青年。正是由于他的努力，1694年，哈勒大学才由骑士学院升格为大学，并取得了正式特许状。他在哈勒大学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亲自讲授哲学、德语演说、法理学和自然法则学等课程，并最先采用德语讲学，打破了拉丁语在大学教学中的垄断地位。他在讲课中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动，使大学教育更接近现实生活。在他的领导下，哈勒大学成为德国18世纪新文化思想的指导中心。

弗兰克是当时虔敬派神学的代表人物。针对当时新教路德派重视理性主义及追求宗教形式的做法，他更强调实际信仰和感情信奉而不是繁文缛节的宗教学说。弗兰克重视教育，长期在哈勒大学任教，他最初讲授东方语言，后来讲授神学，是德国大学最先讲授虔敬主义神学的人，注重培养具有虔敬信仰的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与托马西乌斯相比，托马西乌斯以现代启蒙运动者的精神教育新兴的普鲁士的法官和官吏，在腓特烈大帝的极盛时期，这种教育的优越作用就显示出来；而弗兰克则以重实践的基督教精神教育北德意志的僧侣和教师，促使人们重视青年的培养，并帮助他们改进教学方法。

沃尔弗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被誉为启蒙哲学大师。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在哈勒大学讲授哲学、物理学和数学。他的哲学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崇尚理性。他与托马西乌斯一样用德语写作和讲课。在康德哲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前，沃尔弗和他的学生支配着德国的大学和德国的一般教育达半个多世纪。

经过改革，哈勒大学成为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发祥地。它打破了以往旧大学必须以教会肯定的教条为教育原则的状况，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科学，成为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古代语言和文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强调，许多教师都用本国语而不是拉丁语讲课，课程开始呈现出功利主义的色彩。在教学方法上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过去根据标准教材照本宣科的方法逐渐被学术报告所取代，即系统地讲述有创见的科学知识。传统的论辩的方法也被淘汰，逐渐由各种有关学

术的课堂讨论所代替，注重启发人们对学术研究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探索。在托马西乌斯等三人的努力下，哈勒大学成为18世纪德国境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哥廷根大学与埃朗根大学都是以其为榜样开办的。

2.哥廷根大学的创办与学术自由的拓展

哥廷根大学的创办者是汉诺威王朝枢密院的主要官员闵希豪生，他对哥廷根大学的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主张一种适度与温和的政策，在他的领导下，哥廷根大学一方面在形式上墨守许多保守的实践，另一方面参加了由哈勒大学发起的大规模的课程现代化运动。这种谨慎地避免过激措施以及将传统和进步的要素结合起来的政策，成为哥廷根大学成功的秘诀。

为了鼓励学术自由的风气，闵希豪生改革了大学的课程设置，限制和削弱了神学在大学的地位，提高了哲学与法学课程的地位。神学第一次丧失了它在大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殊地位。哲学院的地位有所提高，除开设传统的入门课―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之外，还开设了经验心理学、自然、政治、物理学、自然史、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历史和语言。在哈勒大学不受重视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哥廷根大学得到很大发展。哲学教授格斯纳还举办了哲学习明纳(seminar)，引导学生以新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哲学与古典文学，这是德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习明纳。在哈勒大学，法学院属于神学院，而哥廷根大学的法学院是独立的，而且是哥廷根大学课程的支柱。闵希豪生十分重视法学院的发展，法学院倾向于贵族的利益，在18世纪后半期成为全德贵族所赏识的学校。

哥廷根大学重视科学研究，为此，闵希豪生亲自管理全体教授的选聘，首先注重的是学者的声名。他深信只有拥有一流的教授，才能提升大学的水准。他尤其偏爱那些专著丰厚的学者。他还注意选聘在教义上保持中立的神学教授，摒弃那些好争斗或名声过分不好的学者，以力图避免当时盛行的新教教派之间的激烈的论争，如虔敬派与正统的路德派之间的争执，还专门制定章程，禁止教师斥责“持异端的”观点。这样使学生和教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更丰富的事务方面而不是进行永无休止的争吵。闵希豪生还注意提高教授的社会地位，将教授由一般的雇员提高为国家的官员，给予很高的工资及优厚的待遇。通过这种办法，哥廷根大学顺利地招聘到一批第一流的学者，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1742年，以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为中心，成立了科学学会，使哥廷根成为极少几个既有大学又有科学学会的城市。为了给教师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闵希豪生还亲自创办了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到1763年已拥有藏书20万卷。由于收藏广博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图书馆，吸引了许多求知的学者。为了创造优越的科研条件与浓厚的学术氛围，除了图书馆外，哥廷根大学还提供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实验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大学医院等。这些条件使哥廷根的教授和学生所进行的有独创性的研究比其他大学的教授多，形成了注重研究和出版的风气，教授们大量发表研究成果，对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18世纪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影响

18世纪德国的大学改革运动使德国大学开始洋溢着时代的新气息，并逐渐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法国大学在大革命中已被完全废止；英国大学则暮气沉沉，早已落后于时展。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指出：“正在兴起的德意志国家，急于在工业发展上赶上英国和法国，便将大学作为进行技术革新的一种力量。于是，科学研究就成为大学职责的一个关键部分。大学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与正在出现的学科和科学领域相一致的研究所和专业讲座，也创建起来了。所有这一切都富于革新精神，并使德国大学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分道扬镳。”

1.大学现代化的积极探索与近代大学理念的奠基

这次大学改革运动是对大学现代化的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它所确立的大学精神成为此后德国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大学理想和大学改革的方向，为19世纪柏林大学的创办和此后一系列大学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德国大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在这次大学改革运动中已开始初现端倪，这次大学改革运动所形成的对传统的怀疑和对权威的否定成为人们改革大学的精神源头。18世纪大学改革运动在启蒙思想的激发下，以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为武器，对传统大学进行了勇敢的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现代大学的理想。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人的理性独立为原则和基于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与物理学之上的现代哲学，取代亚里士多德的繁琐哲学；以自由研究和教学取代过去僵化、生硬的教学；以系统的讲授取代讲解范本的旧方式；以习明纳(研讨班)取代辩论；对古代语言的模仿为新人文主义者的有活力的研究所取代；德国逐渐取代拉丁语，成为通用的教学语言。这些改革一改传统大学腐朽落伍的形象，使大学开始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发展势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人们对大学开始重建信心并寄予厚望。这次大学改革的理想在18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并在19世纪初德意志生死存亡的关头直接激发了又一轮更彻底、更深刻的大学改革。可以说这次以柏林大学的创办为核心的大学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改革精神的延续。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可以视为德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近代大学的开端。

2.大学面貌的焕然一新与大学职能与制度的转型

这次大学改革运动使德国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大学职能和教学制度等方面都形成了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学教育职能的扩大。由于王权的逐渐强大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原有的培养教师和神职人员的职能，显然已经难以适应民族国家对官吏的需求。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把培养世俗政权所需要的官吏当作自己的基本任务，从而扩大了大学教育的职能，同时，也促进大学教育在世俗化的方向上大大迈进了一步。第二，大学教学内容的更新。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一方面继承了原有大学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为适应教育职能的变化，调整、扩大、更新了原有大学的教学内容。这主要表现在：加大法律课程的比重、扩充法律课程的内容，新设封建法、德国习惯法、法律史和审判法等；提高哲学教育的地位、扩大哲学教育的范围，增设“经验心理学”、政治学、自然法、历史学等科目；使哲学院从过去神学院的附庸成为相对独立的学院，并在课程结构上取得了与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基本平等的地位。第三，大学教育性质的变化。如果说从中世纪大学举办以来，大学教育主要侧重在传授既成的知识，那么，正是从哈勒大学开始，自由研究、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观念，逐步成为大学教育的原则，并在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得到初步实践。

3.大学人才资源的培养输送与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这次大学改革运动为德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人才资源，并促进了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改革后的德国大学成为德国乃至欧洲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革新精神渗透到大学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各个领域，并推动了人们以现代哲学的精神进行独立自主地认识、判断和思维，自然科学开始走进大学校园，并在习明纳式的研究中获得了迅速发展，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疑加快了德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说，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对大学改革提出了要求，又从大学的改革中获得了养料。随着大学的世俗化趋势的加快，人们更为关注德国这个四分五裂的世俗社会；大学中普遍采用德国语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启蒙思想家以大学为研究与宣传阵地，人们的言传身教对德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总之，18世纪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爆发是顺应欧洲资本主义生产进程加快背景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以说，这次大学改革运动是德国高等教育史上富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首次以极大的革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对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大胆的扬弃，在实现德国大学本土化、现代化、世俗化的方向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以此为起点，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进入其近代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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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国庆，王保星，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37.

篇10

（一）

公元五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罗马时代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有的成为设防据点，有的成为封建诸侯或主教的驻地，古代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也几乎荡然无存。统治西欧各地区的各个蛮族王国由于刚刚才脱离原始部落状态，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这时，罗马基督教会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其中，以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开创的本笃会修道院所组织的教育活动影响最大。僧院学校的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准备充当僧侣的儿童，称为Oblati，意味自愿献身者；另一种是学成后不准备充当僧侣者，称为Externi，意味外来者。前者又称为内学，后者又称为外学。除僧院学校外，还有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大主教学校设在主教的所在地，学校的性质与水平同僧院学校相当，学校设备较好，学科内容也比较完备。教区学校设在神职人员所在的村落，学校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教授一般的读、写、算和基督教的初步知识，它虽然是由教会举办的，但也向一般世俗群众开放。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这样，就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文艺学科教育）的学习课程。在当时的学校都设有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前者指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后者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两者和在一块即所谓的“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但是，在整个中世纪的初期，文化教育基本上局限于为教会和宫廷服务，教育水平也停留在基本知识的传授上。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开始重新出现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欧与其他地区的来往开始多了起来，人们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也开阔了，此时，教会学校已无法满足世俗社会的需要，于是，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大学。城市大学的诞生标志着西欧文化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它的出现又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分不开的。

和东西文化交通为大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发表煽动基督徒的长篇演说，为“征讨异教徒”进行总动员，以此为标志，开始了长达200年的。通过，欧洲人接触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了许多学术典籍。在阿拉伯人占领的比利牛斯半岛和诺曼人占领的意大利南部，许多学者将古典文献和阿拉伯文献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由此，中世纪的欧洲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等。另外，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杰出成就，如阿维森纳的医学和哲学著作，阿维罗伊的哲学著作，以及各种代数学、化学、天文学、医学方面的知识也都传人欧洲。这对于当时西欧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是一场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文艺学科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发展外，新的三个高等学科即神学、法学和医学也开始确立，从而为大学各学科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中世纪大学是市民社会的直接产物，它的组织形式来自城市和行会的组织形式，当时西欧城市各种行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为大学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在城市的发展中，兴起了各种手工业的同业行会、商会，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成为控制城市的力量。在行会的发展和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与规章制度，这成为了大学组织的榜样，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学生行会与教师行会。大学（university）一词由拉丁语universitas而来，而universitas本意为“共同体”，它是由介词Versus（往，向，朝向）与名词Unum（唯一，单独）构成，意思是“成为一体”。因此，大学在它诞生之初无非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公会，学校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所有的教师联合成特殊的组织即专业行会，称为系或教授会（faculty），它是由拉丁语facultas而来，本意为才能，即教授某种科目的能力，后来开始把系这个名词理解为教授某部门知识的大学分部；学生则组成同乡行会，双方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简单来说，大学作为一种行会体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师傅（magister）与学徒（discipulus）的关系。

最早兴起的大学是12世纪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随后巴黎、牛津大学相继产生，到15世纪，整个西欧建立了近80所大学。据统计，意大利有20所，法国有18所，英国有2所，苏格兰有3所，西班牙有13所，葡萄牙有1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16所，匈牙利有3所，波兰、丹麦和瑞典各1所。由于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每个地方的大学都向各地学生开放，而不限于周边地区，这就使得那时的大学都有着很强的国际性，各地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自由到自己所喜爱的大学求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完成了以传统的“七艺”为内容的基本人文学科课程后，才可能进入法学、医学和神学等其他专科的学习。

（二）

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对所在地的条件及环境感到不满意，便会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继续办学。大学的自治性还表现在它享有其他一些特权，如免纳捐税，平时免受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在争取自治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大学在其成立之初都同当时的市政当局和教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中世纪大学按领导体制可分为两种类型。以最早兴起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称为“学生大学”，由学生主持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等，均由学生决定，欧洲南部的大学，如法国（巴黎大学除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的称为“先生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欧洲北部的大学，如英格兰、苏格兰、瑞典、丹麦、德国等地的大学，则多属此种类型。

中世纪大学统一用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就使得欧洲各地的学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学习。不同的学科虽然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教学方法上却大致相同。如在当时的神学院，除了圣经外，最重要的教科书是彼特朗巴特（Peter Lombard，1100~1164）的《箴言四书》（Libri Quatuor Sententiarum），但其主要的教学方法仍是通行的讲授和论辩。讲授（lectio）来自拉丁语动词阅读（lego），即阅读指定的教材，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解，学生逐字逐句地笔记，授课的内容则被记录、整理为“注释集”（Commentarius）。论辩（quaestio）最初只是一种口头训练，后来演变为一种正式的教学方法。在神学院，论辩又分为两种，即问题论辩（quaestio disputata）和自由论辩（quaestio quodlibetalis）。问题论辩在课堂上进行，由教师提出一个论点，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由教师主持，裁定胜负。有时，由一名学生就某一问题的两面自己提出论据，自己辩驳，称为独辩。自由论辩则是在公开场所进行，一般是在降临节（Advent）后的第二周和四旬斋（Lent）后的第四、五周举行。自由论辩的规模很大，不局限于学术问题，任何问题都可提交讨论，参加的人包括学生、老师以及其他著名的访问学者。论辩的题目最后整理、汇集为“论辩集”（Quaestiones），各种题目的论辩集则进一步总汇为“大全”（Summa）。它的写作方式是围绕一个题目提出一系列问题，每一问题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作者先列举维护这些意见的理由，然后陈述自己的观点，最后逐一反驳其中一种意见的各种理由，并论证另一种意见的各种理由。

按当时大学的规定，文学院的课程需要4年半到6年，有的学校甚至要求7年。文学院毕业后，学生首先获得的是学士学位（baccalaureus），然后才可能继续申请硕士（magister）和博士（doctor）两种学位。当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无程度上的差别，它们的区别是，硕士考试不公开，合格者发给证书，取得教学资格；博士考试则公开举行，有隆重仪式。通过考试者，到主教所辖的地区，由副主教赐给学位。凡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统称为教授（professor）。事实上，学位制最初只是教师行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它起着决定职业标准和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的作用。学士最初根本就不是一种学位，它乃是教师行会所新招学徒的一种身份，这些年青人希望有一天也成为行会的正式成员。那些获得许可证，被接纳到教师行会的人，最初一律叫硕士，magister其本意就是师傅，表明已出师了，可以开始授课带徒，而博士或教授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

巴黎大学是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典范，是欧洲各国学生云集的中心，13世纪的巴黎有欧洲雅典之称。巴黎大学的前身是诺丹（Notre Dame）主教学校。12世纪初，学者香浦的威廉（Guillaume de Champeaux，1072~1121）在此主持校务，著名经院哲学家彼特阿贝拉尔（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1108年至1139年间也曾多次在这里讲学。起初，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按乡土组成德意志、诺曼底、罗马和英格兰四个同乡会，教师则按学科的不同组成艺学、神学、医学和教会法学（罗马民法在巴黎被禁止讲授）四个教授会。每个教授会有权颁发本学科的教学许可证书，决定本学科的教学规则和学生纪律，大学的重大事务都由这几个教授会共同会商。巴黎大学鼎盛时期师生达5万多人，号称与教皇和皇帝一起并为欧洲三足鼎立的势力，因此，在当时就有“罗马有教皇，德国有皇帝，法国有知识”这种说法。到了13世纪，随着经院哲学的繁荣，它更是成了欧洲学者云集的中心，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在这里求学与讲学，不同学派与思想的论战也大都在此发生，因此，它更是享有“哲学家的天城”（Civitas Philosophorum）的美誉。

（三）

中世纪的大学产生以后，迅速成为欧洲文化复兴和传播的中心，也是随后进行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此外，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种种较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如希腊雅典的学院、阿拉伯的“智慧馆”和中国的书院等，但是，西欧中世纪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业考核制度、法律地位等，却是近现代世界高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

中世纪的大学是欧洲重新获得和了解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重要媒介。当欧洲还处于文化的黑暗时期时，却正是阿拉伯世界以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彪炳于世的时候。公元7、8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古代东西方诸多民族、宗教融合、碰撞的结果，它在产生之初即表现出勤于学习、尊重知识的特点，据说，穆罕默德曾对穆斯林发出“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号召。经过阿拉伯人200年左右的努力，欧洲古代的主要经典几乎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当这些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而为中世纪的学者所了解后，重新点燃了欧洲人的智慧，而这主要是在当时的大学展开的。

中世纪的大学直接促进了经院哲学的发展与繁荣。随着大学的发展，教会的势力也慢慢渗透进大学，经院哲学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内容。当时兴起的两个托钵修会，即多米尼克修会与法兰西斯修会更是积极向各个大学渗透，他们在大学的活动，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属于法兰西斯修会的著名学者有“不可辩驳的博士”（Doctor irrefragibilis）哈列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Halensis，1185~1245）、“六翼天使博士”（Doctor seraphicus）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悲惨博士”（Doctor mirabilis）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约翰邓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1265~1308）以及威廉奥康姆（Guillelmus de Ockham，约1285~1349）等；属于多米尼克修会的著名学者有“全能博士”（Doctor universalis）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以及约翰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1260~1327）等。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成为了中世纪神哲学的中坚力量，他们让他们的时代成为了欧洲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时代之一，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也成为了近现代哲学的重要源泉。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中世纪的大学体制为学者们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成为当时各方面学者活动的舞台。例如13世纪的牛津大学就是当时欧洲的科学中心，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在那里开始萌芽。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太斯特（Robort Grosseteste，1168~1253）和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将柏拉图对数学的强调和亚里士多德对实验观察的强调结合起来，奠定了现代科学兴起的基础，他们自己也成为现代科学的先驱。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顿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学的土壤上产生的。

中世纪的大学让“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理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讲，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作为实现某种崇高目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动，它是自由的人进行的自由思考，它有着其内在的价值，因此，科学活动更类似于游戏，而不是获取某种实用价值的工作。然而，这种理想唯有通过某种见证获得现实力量后才能表达出来，中世纪大学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就是一种见证，它让那种理想成为了现实的可能。在大学兴起以前，古代学院中的学者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既是真理的追求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更是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的帝王师。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知识分子成为四处游荡的乞儿，另一方面更是让他们活动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中世纪的大学通过知识活动的行业化，使得知识分子以“分子”的方式显现出来，让他们不再停留于“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想境界。如果说知识是由于对自己的否定，最终才被某种力量见证出它的价值的话，那知识分子也必须通过对自己的限定才可能为某种力量所见证。

以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传统式的书院教育就终结了，现代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大学的翻版。然而，无论是从大学教育的理念，还是从大学的法律地位来看，我们的大学与西方大学又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社会的构架、学科的分类等都使得回到传统书院几乎不可能，因此，重新审视和理解西方大学教育的精神，或许会让我们思考到更多的东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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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