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的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的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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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学生；虐待；法律保护与救济；专项立法

中图分类号：G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05-019-1

2012年经网络曝光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温岭教师虐童案”，将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不受虐待这一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受到教师虐待的问题，笔者将从法律保护与救济的角度展开论述，同时提出避免、预防的建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范畴

在我国，对于未成年的保护主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学校保护部分第21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六章法律责任部分第63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修改后，将幼儿园纳入了学校的范围，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给予了更大的保护。需要指出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些方面没有涉及，或语意不详。例如第二章第21条中用了“体罚、变相体罚”这一概念，这里所指的概念与其他部门法中的“虐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未做出解释，给出概念之间的明确界定，在法律适用时会出现问题。又如第六章63条中所提及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所包含的范围，该法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增加了法律适用时的不确定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范畴

在我国，对于教师行为的约束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相关规定予以实现。在《教师法》第37条中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第37条中只对教师行为做出了处罚，而没有明确对于受体罚学生应该采取何种的保护，未成年学生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也没有提及，这些都是立法上存在的空白。

三、《行政处罚法》范畴

《行政处罚法》主要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行为。教师的一般违法行为，大都会采依据《行政处罚法》来进行处理。因为缺少了《刑法》中明确的罪名和强制约束，而为了保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从而对教师予以惩戒，对未成年学生予以保护，采用《行政处罚法》来进行处理，更具有说服力。在“温岭虐童案件”的处罚中，当地公安机关就是依据《治安管理条例》予以涉案教师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针对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行政处罚法》范畴内可行的处罚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

1.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专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从现今曝光的几起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的案例来看，最终都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笔者认为行政拘留的措施虽然对教师有一定的惩戒作用，但是是否起到了严厉的惩戒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根据现行的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行政拘留期限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而受到虐待的未成年学生心理上的创伤，是很难弥补的。这种处罚的力度与造成的伤害不对等，也是饱受学界诟病的一部分。所以，《行政处罚法》中应该按照违反治安管理的严重程度，适当加大行政拘留的期限。

2.吊销教师资格证。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在未成年学生中还有儿童，像虐待儿童的行为，属于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但是我国刑法中暂时没有关于虐待儿童罪的法律规定。虽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虐待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是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的。所以，吊销施虐教师的从业资格证，使得教师队伍更加纯洁，更加有利于对于未成年学生的培养。

3.罚款。罚款也是一种常见的行政处罚方式。近期曝光的几起幼儿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的案件，施虐教师被处以行政罚款基本上是数千元的水平，这种惩罚对于施虐教师来说未免有些过于宽松，没有体现法律的权威和严厉，对于施虐教师的惩戒教育作用也显得不足。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的恶劣行径，对未成年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仅仅是千元的罚款，并不足以惩罚施虐人。

四、《刑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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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此项原则的意义：就是国家、社会和家庭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防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发性，救济、回复已经被侵害的未成年人权益。

第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人格在法律上指能够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资格。内容包括人的姓名、人身、荣誉和肖像等。人格尊严受到新生是公民做人的起码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新生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尤其重要。不尊重人格尊严，就谈不上保护。

第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各项保护措施都要适应未成年人特殊的年龄、生理、心理牲，才能有效。

第四、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简称教育原则。教育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们；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又能促使他们加强自我保护，勇敢地同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做斗争，达到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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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非凡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经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非凡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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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制定的法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根据宪法和教育法而制定的法律。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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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司法在满足被害人需求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境遇，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着“恨其罪、爱其人”的思想，以向前看的态度对待未成年人过去的行为，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了犯罪产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再次融入社会生活的压力，并在解决问题和恢复性方案的执行过程中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深刻的教育，为预防其再犯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恢复性司法理念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二、“无逮捕必要”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适用――以郑州市检察机关侦监部门若干案例为例

侦查监督部门作为一般刑事案件进入检察部门的第一个环节，其对刑事案件的把关和处理将直接影响下一步的和审判工作。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这一环节的消化吸收，可以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了消除犯罪诱因、潜在隐患和保护被害人、证人人身和财产安全，有目的地为被害人提供经济补偿并平复他们的心理创伤，同时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至于被贴上“罪犯”的标签，能够以自己的悔改态度和积极表现重返社会，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

2007年，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工作会议上，郑州市检察院侦监处提出了《郑州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适用“无逮捕必要”若干意见》，对适用“无逮捕必要”措施的对象、条件、程序以及保障措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改革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

（一）适用条件和对象

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且犯罪情节轻微，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的，可以适用“无逮捕必要”措施。

但这并不是简单意味着符合这些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统统不予批准逮捕，我们在探讨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一个“排除性”条款，即“累犯、一人犯数罪以及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嫌疑人，不适用‘无逮捕必要’。”

（二）适用程序

1．成立专门机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和案件特点，我们成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组，指定办案经验丰富，又有教育子女经验的女检察官来专门办理。在翟某涉嫌盗窃一案中，我们将案件交由未成年人办案组进行审查。

2．对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我们依法快速办理。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在三日内作出

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在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点审查其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审查其基本事实是否清楚，基本证据是否充分；审查其认罪态度、平时表现；在本辖区内有无固定住所，以及其他不宜适用“无逮捕必要”的情形。并且制作《快速移送审查建议书》，建议侦查机关及时移送审查。

3．我们实行刑事和解告知制度，对于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鼓励双方当事人和解，并向双方告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讲明法律政策，做好说服教育等息诉工作。在翟某涉嫌盗窃一案中，我们在提审嫌疑人时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并且征求被害人意见，促成双方见面。

4．推行“三见面”制度。在审查逮捕过程中，一要坚持每案必提，重点考察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有无悔罪表现、是否愿意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等情节；二是要坚持与被害人见面，主要了解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态度和要求，以及是否愿意在条件许可下，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三是坚持不捕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见面，注重矛盾当面化解。同时也要了解犯罪嫌疑人平时的表现。对拟“无逮捕必要”不捕案件的社会风险进行评估；通过考察犯罪嫌疑人品行、充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听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建议，确保案结事了，防止因处理不当出现逃跑、涉检上访等情况的发生，同时防止不捕权的滥用，防止出现打击不力。在海某涉嫌抢劫案中，我们是在考虑到其具备有效监护条件，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情况下，才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

5．定期回访制度。案件办理完毕以后，我们并不是一走了之，扔下不管，在翟某涉嫌盗窃不予批准逮捕以后，我们对嫌疑人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帮教和针对性教育，并且向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上述规定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在办理一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案件中，一方面满足被害人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要求，一方面通过帮助和教育工作使犯罪嫌疑人在之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融入社会，融入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之中，重新作人，另一方面恢复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给予各方当事人更多的关注和尊重，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强调对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的补偿和对人际关系的修复，注重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被害人和加害人权利的平衡，从根本上化解不稳定因素，消除双方矛盾和积怨，为各方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

三、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以及建议

（一）怎样保证双方自愿选择

很多论者都提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前提之一就是被害人和嫌疑人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我们的《若干意见》也有鼓励双方当事人和解、征询被害人意见、听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建议等规定，但这些是否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呢？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程序中，一旦嫌疑人被羁押，被害人想和嫌疑人见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审查逮捕阶段，犯罪嫌疑人大多已被刑拘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被害人或者其他人能不能顺利见到犯罪嫌疑人在操作中是一个难题。

有学者参考英国恢复性司法程序中遇到的问题，从犯罪嫌疑人是“别无选择地必须参加恢复性司法会议并达成协议”、被害人受“社会责任感驱使去帮助犯罪人和政府”、主持者又“往往竭力促成双方的‘自愿’”，[2]从而认为恢复性司法程序启动的前提“自愿”因素难以保障。这与我们在审查逮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类似之处。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建议应由办案干警出面接触当事人双方及其家属，向其讲解法律政策，尽量征求其意见，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在启动该程序。

（二）刑事和解制度中遇到的问题[3]

1．被害人漫天要价怎么办

实践中有的案件中被害人一方利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属急于消除孩子身上的污点，不惜任何代价，而往往狮子大开口。而我们的办案人员为了保持中立性，遵循自愿原则，又不便出面干涉。如果达成协议就造成明显对犯罪嫌疑人不公的现象。

对此，应避免“赔钱等于一切”的错误观点，被害人所关注的有时候不单单是金钱的赔偿，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恢复。可能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着力创造条件让双方进行交流，参照民事诉讼建立赔偿标准。

2．“无逮捕必要”之后是什么

在我们适用“无逮捕必要”措施以后，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在着之后怎样履行呢？这是一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程序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无逮捕必要”案件监督制度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系统的工作机制。

恢复性司法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通过面对面交谈,能够让犯罪嫌疑人人产生悔罪心理，但是在恢复性程序中,一旦达成协议，犯罪人可能就会被释放,在这个过程中能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产生内在的道德变化吗？或者说当事人反悔怎么办？[4]

对此应赋予和解或者调解达成的协议的强制执行力。

3．调解主持人由谁来担当

由于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兴起较晚，在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对其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对在办案过程中的和解或者调解主持人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有人认为在司法系统内，赋予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及监狱、少管所等组织行使调解权；在司法系统外，授权人民调解委员会享有调解权。[5]该观点对调解主持人做了一个宽泛的解释，将可能的主体都提到了。

对此，应由检察院主持调解或者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三）判决前未决羁押问题

当前我国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在刑事拘留和逮捕两个程序中，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与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于同一个场所，难免造成交叉感染，有时还出现超期羁押的现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离开羁押场所后，很容易使人们对其贴上“罪犯”的标签，不利于对其矫治、感化。

有鉴于此，有罪判决生效前，如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长时间的羁押，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授权加以实施。在羁押的理由、羁押的必要性、期限、场所、授权、审查、救济、防御等一系列环节上，都要制定出合理的措施，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

（四）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

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具有矫治、威慑、教育等功能，比较符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和智力发育特点。对未成年犯罪犯罪嫌疑人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包括物质补偿），可以促使被害人和社会公众的心理平衡，使被害人从犯罪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可以使嫌疑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从而达到恢复性目的。

故建议参照刑法第37条之规定，对于适用“无逮捕必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参考文献]

[1] 刘立霞、尹璐.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3).

[2] 邹积超.论恢复性司法应该缓行[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6).

[3] 林世珏.刑事和解，面临三个怎么办[N].检察日报,200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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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抚养子女既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也是子女应享有的权利。抚养是指父母抚育子女的成长，并为他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父母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可见，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教育义务。教育子女是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家庭教育对子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父母子女间的亲密关系，为教育子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教育好子女是父母双方在法律上应尽的义务，也是社会道德的必然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父母有义务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父母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条规定，父母应当尊重未成年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的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子女辍学。那种对子女只抚养不教育，或者只顾眼前利益让子女“弃学务农”、“弃学从商”的做法，是不符合婚姻法的精神的，同时也是违反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是父母双方的共同义务和共同责任，而非一方的单方的义务和责任。即使夫妻离异，也不能免除该义务。我国的婚姻法从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出发，也规定了父母双方共同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如果父或母一方丧失抚养能力，如身患重病，完全丧失劳动或自理能力，可由另一方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因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而引起的纠纷，可由有关部门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出追索抚养费的诉讼。人民法院应根据子女的需要和父母的抚养能力，通过调解或判决，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给付的期限和方法。对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恶意遗弃未成年子女已构成犯罪的，应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同时子女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义务。赡养是指子女在物质上和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扶助则是指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关心、帮助和照料。父母抚养教育了子女，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民族培养了后代，他们理应得到社会和家庭的尊敬和照顾。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根据该规定，老年职工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领取退休金，没有亲属供养的老人可以享受国家和集体提供的福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赡养老人还是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的物质帮助，还不能完全取代家庭在这方面的作用。子女对父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是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第十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

子女作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儿子和女儿都有义务赡养父母，已婚妇女也有赡养其父母的义务和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第十一条的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一切有经济能力的子女，对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维持生活的父母，都应予以赡养。对不在一起生活的父母，应根据父母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子女的负担能力，给付一定的赡养费用。赡养费用一般不低于子女本人或当地的普通生活水平，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可依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共同负担赡养费用。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应当自觉、主动地承担较大的责任。赡养人之间也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单位监督协议的履行。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尊敬父母，关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各方面给予扶助。当年老、体弱、病残时，更应妥善加以照顾，使他们在感情上得到慰藉，愉快地安度晚年。如果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需要赡养的父母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在处理赡养纠纷时，应当坚持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通过调解或者判决使子女依法履行赡养义务。对负有赡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情节恶劣构成遗弃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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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在宁夏平罗县经营一家红高粱酒坊，他的父亲朱晓在酒坊当店员。

2013年9月28日8时左右，田军和李梅的未成年双胞胎儿子田南、田明，趁父母外出工作，邀请同学王强到家中喝酒。3人来到朱家的酒坊，准备购买1斤白酒。朱晓称购买数量太少不卖，3名未成年人便提出购买3斤白酒。随后，朱晓将价值10.5元的3斤散装红高粱白酒卖给了田南等3人。

3个孩子回到田家，将3斤白酒喝完后昏睡。当天下午，田南因酒精中毒死亡，田明和王强经医院抢救后脱离危险。

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排除他杀可能。此后，田军夫妇与朱氏父子一直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于是将朱氏父子诉至平罗县人民法院。他们认为，田南死亡、田明中毒，给家庭造成经济损失，朱氏父子应当承担这些损失70%的责任，即赔偿110660.55元。

在此案一审过程中，朱氏父子辩称，3名未成年人买白酒时并没有说明是自己喝；田南死亡是因为原告没有尽到监护、管教责任；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商家不应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进行调解时，朱氏父子表示，出于道义考虑，最多向受害人家庭支付1万元。

调解无果，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认为，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此案中，酒坊营业员朱晓明知受害人系未成年人，仍将3斤散装白酒出售给受害人，最终造成受害人田明酒精中毒、田南酒精中毒死亡的后果。为此，法院判定朱晓有过错，且属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酒坊的业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受害人田南、田明系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判决朱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91276.80元；酒坊业主朱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朱氏父子不服提起上诉。

此案二审审理期间，石嘴山市中院办案法官深入原被告双方家庭和酒坊进行调查走访。法官了解到，田军夫妇系进城务工人员，为了生计早出晚归，每天只留点钱给两个孩子买午饭，很少过问两个孩子中午是否吃饭、学业怎样；朱氏父子是从南方到宁夏做生意的流动人口，生意一直不景气。朱氏父子多次向法官表示，如果必须赔偿，只能请法院变卖酒坊，将变卖所得的钱款赔给原告。

经办案法官多次调解，田军夫妇承认对孩子疏于监护管教；朱氏父子也承认违反法律规定给未成年人售酒，没有对未成年人尽到社会监管责任。

在二审法院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基于自愿、合法、适当原则，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朱氏父子赔偿田军夫妇经济损失共计5.5万元，当庭履行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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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8岁）和王某（11岁）系邻里，2000年8月的一天，两人在玩耍中，王某用铁丝将李某的眼睛碰伤，造成外伤性视网膜脱落。为治疗，李某的父母花费近两万元。因两家是邻居，在第三人调解下，双方父母自愿达成了由王某的父母一次性赔偿李某4500元（含已付2000元）的赔偿协议。其后，李某仍继续治疗，2002年7月进行二次手术，同年8月，经法医鉴定，李某的眼伤构成1级伤残。后因2500元赔偿款没有支付，两家发生纠纷，李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评析：

此案给我们提出的法律问题是：李某的父母处分李某财产权益的行为是否有效？

对此，司法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有效。因为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对其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行使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李某的父母为了取得赔偿款而放弃一定的权益是正当的，既然是调解，必然要互谅互让、相互让步，这是符合善良风俗习惯和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的。且从协议的形成过程看，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并无违法之处。

一种观点认为无效。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条第1款后段规定：“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李某的父母作为李某的法定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对自已未成年的子女尽监护义务时，同样应受此条规定的约束，即非为子女的利益，不得处分其财产，否则无效。本案李某的眼伤构成一级伤残，其应得到的残疾补助费和残疾赔偿金是巨额的，残疾补助费是用于对李某今后生活的补助，残疾赔偿金则是对李某精神损害的抚慰，然而，作为关系李某切身利益的两大部分人身损害赔偿之债权却被其父母无偿地放弃，无论如何是不能认定是为了李某的利益而为之。所以，本案李某父母的处分行为无效，王某的父母应代王某向李某赔偿责任范围内的全部损失。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但对非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是否当然无效存在不同的看法。

因未成年人尚未生长成熟，其思维能力、行为能力、判断能力等在自身上都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世界各国法律都设计了相应的保护制度。为充分、高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我国于1991年9月4日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使得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法第12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条亦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从这些法条之规定看，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给其造成损失时，作为监护人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非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一律无效，是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的，并且根据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对这种处分财产的行为确认无效后，适用的是相互返还的原则，所以，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一般是不会受到损失的，作为监护人一般也无责任可担。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通则》既然都规定了监护人实施此种行为的法律后果，这说明，并非所有的非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行为都当然无效。

从大陆法系制定的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上看，在对未成年人的教养和保护上，亲权和监护存在很大的差异，立法上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而我国的亲属立法，在形式上尚未设立亲权制度，把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归于监护之下，没有区分一般监护和特别监护，而将父母等同于一般监护人，这种做法本身便存在严重不足。

从客观上讲，关于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之效力的认定，牵涉到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两个方面的问题，如一概认定无效，虽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但却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所以，当这两种利益在特定问题上产生矛盾时，应如何取舍，便是急需解决的法律课题。实际上，交易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顾此未必失彼，通过一定的立法上的技术处理，两者通过妥协，完全可以共存。

篇9

一天中午，毛大爷突然接到孙子小毛的同学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年仅13岁的孙子在附近一家小饭店喝了酒，突然不省人事。

小毛从小没有妈妈，只有一个身患残疾的爸爸，所以一直跟随7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小毛因为在学校受了点委屈，又不好向年迈的爷爷奶奶倾诉，于是找了三四个同学一起去附近的小饭店吃饭，并点了白酒。正当大家准备结账离开时，喝酒后的小毛脸色苍白，最后竟不省人事。小毛送到医院时已休克，医生抢救了一天一夜后，才脱离生命危险。如果送去晚一点，可能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

“孩子现在还在医院里，家里也没钱了，我就想问一下，饭店可以卖酒给未成年人吗？出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样去维权？”日前，小毛的家长向律师咨询。

学生买烟可打折？

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在广州海珠区有些小百货店打折卖烟给中学生。记者走访发现，在某学校附近有着多家小百货店，有穿着校服的学生聚集在巷子里的小店旁边吞云吐雾。走上前一问，香烟就是从小店里买来的。据一位家长透露，有一次他来买烟，发现店主多找钱给两位买薄荷烟的女学生，细问之下，店主才说“公司规定学生买烟有优惠”。在记者暗访中，店主表示：“学生没有消费能力，卖烟当然要便宜。”

然而，当记者再次来到这家小店，警惕的小店老板已经在柜台上竖起了“禁止向中小学生、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告示牌。老板说：“我们不向学生卖香烟。”

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7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5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提示与建议：

家长在认清烟酒对青少年身心巨大危害、让他们远离烟酒的同时，还应掌握一些维权常识，懂得一些引导教育方法：

1、法律规定：烟酒的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如果家长发现经营者违反这一规定，可以立即向当地工商部门举报。

2、如果家长发现经营者违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应当注意取证。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可以用补开发票的方法，作为要求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据。如果孩子因吸烟喝酒造成身体不良反应，应当保存好诊断证明、病历、治疗票据等证明，作为索赔的依据。

3、家长平时应注意加强对孩子进行烟酒危害的教育，让孩子自觉远离烟酒伤害。

统计表明，吸烟的青少年，半数是生长在父母吸烟的家庭中，少数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还互相递烟。

篇10

从虐待罪的条文规定来看，其本身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情节恶劣”与“告诉的才处理”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情节恶劣”说明实施者的行为已对他人的人身权或社会的淳风良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并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具有受刑罚惩罚性。出于对犯罪客体或法益的保护，执法者应积极依职权行使公权力去纠正错误，维持正义，然而，刑法将“情节恶劣”的虐待案件归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这是实体法上的一对矛盾。同时刑诉法第170条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列适用自诉案件的相关规定，从而使应享有不同保护层次的各种法益在程序上划一，从程序法的角度上无从体现刑法保护法益的积极性。

其二，“告诉才处理”的规定缺乏操作的可行性。“告诉才处理”，要求被害人承担告诉的义务，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害人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被害人的近亲属和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告诉。由于家庭虐待一般具有隐蔽性，难为外人所知悉，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也相对很有限，因而“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家庭虐待罪行的发生和接续。根据刑诉法第171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自诉案件，自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未成年人受虐，未成年人本身就属于弱势者，现在再要求其承担举证的责任，本身存在着太多不现实的客观因素；由其他家属、邻居举证，可能又以间接证据为主，并不能充分反映被害人所受到过的伤害。

未成年人受虐案当中，未成年人不仅受到肉体上的折磨，而且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将会长期性的，或许会伴随被害人一生，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受虐个案的处理多侧重于对施虐者的感化教育，刑事处罚只是次选择，从“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蝗自由裁量幅度也可以看出来，在同等条件下“故意伤害罪”的处罚深度远大于“虐待罪”。从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有意无意的漠视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损伤，单着重于肉体的损伤，再加上“家庭”、“亲情”的温柔面纱，减轻、淡化了虐待的本质其实就是故意伤害，并且受虐者的精神伤害较一般的故意伤害来得深刻的客观存在。

针对刑法对虐待罪的规定，笔者提出以下商榷意见：

一、 改变“告诉才处理”的适用条件，将“虐待情节轻微”作为告诉才处理的构成要件，并将提出告诉请求的身份资格作扩充性解释，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二、 对“虐待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的追诉应按照完整意义上的检控程序进行，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刑事追诉阶段，由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公权力，最大限度的保障弱势者（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采用自诉的方式，要求自诉方承担举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