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增多的原因及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增多的原因及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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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矛盾纠纷

从调查中看，我县社会普遍和谐稳定，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持速发展，但仍然还存在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有些矛盾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山场纠纷增多。从调查的五个乡镇看，土地山场纠纷普遍呈上升趋势。洋港司法所去年调处土地山场纠纷15起。今年元至11月份已调处18起，增长20%。有三个乡镇土地山场纠纷占全年调处纠纷的30%以上，其中，三溪司法所今年调处较大纠纷32起，涉及土地、山场、湖泊等权属纠纷达15起，占49.4%，而且，这些矛盾纠纷大多带有群体性，处理不及时，极易引起。洋港镇小港村小失罗组与小泉组因一叫关口，面积约80余亩的山地发生权属纠纷，双方经常闹得剑拔弩张，今年五月又因此引发矛盾，双方各召集百余人，一场械斗眼看就要发生。司法所得知消息后，迅速赶赴现场，要求双方都冷静对待，随后又通过查找证据找双方当事人座谈，反复做干部群众思想工作，最终使一场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得以平息。

2、劳务纠纷增长。五个乡镇中，劳务纠纷在全年调处的纠纷中都占有很大比重。白沙司法所元至11月份调处纠纷51起，其中劳务纠纷就达21起，占41.2%。这些纠纷大都发生在农民与个体老板之间，他们用工前往往都没有制订明确的劳务合同，发生纠纷后，调处难度较大。今年三月份，白沙镇某采石场。57岁的工人汪某在工作中自己踩翻石头摔死，汪某家属要求采石场赔偿16万元，计算标准是死者有子女5人未成家，每人按3万元计算共15万元，另安葬费1万元。采石场老板王某认为赔偿太高，后经司法所介入调解。首先通过做死者家属工作认定汪某死亡不属单方主要责任事故，其次死者5个小孩中只有1个是18周岁以下。据此计算由采石场一次性赔偿死者抚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6.6万元，双方当场签订协议，一起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3、家庭纠纷突出。五个乡镇中家庭纠纷特别是婚姻纠纷明显增加，洋港司法所去年共调处家庭婚姻纠纷10起，今年元至11月份已调处13起，增长30%。洋港镇某村甲某因长期外出打工，妻子与同村乙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甲某回家后感到受了及大侮辱，一面与妻子吵闹，要求离婚，一面将乙某打成轻微伤。乙某妻子因此也与乙某要求离婚，矛盾在两个家庭中迅速升级，后经司法所调解，才使两个家庭重归如好。

4、民间经济交往中的纠纷明显增加。今年元至11月份全县司法所共调处经济纠纷189起，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今年5月5日，枫林镇杨柳村周家组村民周某经人介绍将一头母猪以1100元的价格卖给江西省瑞昌市大德山林场村民陈某，陈某买回家一个多月后，以该母猪一直配不上种为由，于6月21日将母猪送还周某要求退钱，周某不同意，陈某纠集同村十几人将周某的摩托车抬走。周某向有关部门反映得不到处理后，也准备组织亲戚朋友到对方家中把摩托车抢回来，一场即将发生。司法所得知讯息后，立即与村调委会联系，主动上门做周某工作，阐明利害，并表示如果调解不成，通过诉讼程序也能帮助他把问题解决，一连几天调查取证，掌握充足的第一手材料后，到江西陈某家中进行调解，并邀请陈某所在村的领导参与，终于使双方达成协议，一场跨省纠纷被成功化解。

5、基层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矛盾纠纷时有发生，并且影响较大。五个被调查乡镇都出现过村民与当地政府或政府部门发生过矛盾纠纷。黄双口镇海口村因金星湖80余亩湖叉围湖养殖权属问题与镇政府发生矛盾，该村村民扬言不解决将集体到市县上访，司法所接受镇政府指派参与调解后，一方面积极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认真查找相关证据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以后，拿出了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使所有海口村的干部群众心悦诚服。

二、产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原因。

产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原因。

1、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村民的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遇到问题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三溪镇柏树村余某三人合伙承包了该村蔡家安组一处荒山，双方签订了十年的承包经营合同，余某准备投资建苎麻基地时，以蔡家安组组长蔡某为首的一帮村民却要求收回承包地，余某不服，也纠集了十多人，双方相互对峙，一场械斗一触即发。这一事件很明显，合同一经订立，应受法律保护，蔡家安组村民因不懂法而要求收回已经承包给余某的土地，而余某也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以暴治暴，后经及时赶到的三溪镇政府、司法所干部介入调解才得以平息。

2、党惠农政策的落实，使部分村民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如党的各项惠农政策落实以后，很多农民过去不愿种田，将土地任意处置，而现在种田不但不收税费，而且有适当补贴，种田收益大了，又要求收回土地。因此，导致了土地山场纠纷明显增多。三溪镇八斗村三组，党的惠农政策落实以前，外来承包户刘某，以比较低廉的承包费，承包了该组100亩湖田，承包后刘某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改造，到去年党的惠农政策落实以后，刘某获得了较大利益。这时有个别群众眼红了，提出要收回湖田，否则将毁坏他的庄稼，让他也无法耕种，由此产生纠纷。这类纠纷的调处，只能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入手，使广大村民从根本上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从而自觉地遵守。

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经济交往更加频繁，用工形式更加多样，这不可避免地使经济纠纷，劳务纠纷增多。洋港镇某学校，将学校围墙发包给个体包工头高某，在施工中，高某又请泥匠工吴某帮忙，吴某在施工中，不幸从围墙上摔下来，摔死了。吴某家属找包工头高某要求赔偿，可高某认为自己是在为学校建围墙，是为学校打工，拒绝赔偿，而校方认为，吴某不是学校请来的，也不负责任，后来经司法所再三调解这一矛盾才得以平息。

4、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广大农村社会经济正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显剧变化，这个变化他体现在机遇与矛盾的并存中。如：“打工经济”已成为我县经济主导产业之一。农民打工既给家庭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部分家庭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前面提到的洋港镇某村，甲某与妻子的纠纷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5、行政部门及执法工作人员不依法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也是造成矛盾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面提到的枫林镇杨柳村周某，摩托车被抢走后，他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相关部门只是以此案不属自己的管辖范围予以推托，而不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帮助其想办法或找相关部门帮助解决。致使周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组织亲戚朋友准备到对方家中把摩托车抢回来，如果不是司法所得到消息，及时与村委会干部一起赶到现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化解这些矛盾纠纷的措施与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期，各种体制、观念和利益的相互激荡碰撞，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而且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许多看似简单的民间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很可能诱发，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要预防和减少各种矛盾的发生，及时化解群众纠纷，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1、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质。要借“五·五”普法启动之机迅速在全县掀起新一轮法制宣传教育。要将普法的重点向农村延伸，着力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使广大村民在日常经济或劳务活动中，知法、守法、用法。养成事先签订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良好习惯，为减少和预防矛盾纠纷做准备。在发生矛盾纠纷后要教育广大村民。不冲动、不盲从，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富池镇对此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富池镇经济活跃，过去各种纠纷，特别是经济纠纷，劳务纠纷频繁，直接影响了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近年来，镇委、镇政府对此有了较高认识，他们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了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定期不定期组织村组干部、个体老板学习各类法律、法规，使村组干部个体老板及广大村民在日常经济交往和劳务活动中能够主动依照法律程序办事，各类矛盾纠纷明显减少。在富池镇经济交往、劳务活动中请司法所参与对合同进行审查已成为一种时尚。

2、健全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作用。不断完善镇村组三级民调组织网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要加强调委会的阵地建设做到有班子、有牌子、有章子、有房子、有制度、有经费，增强村民对调委会的信任感，确保调委会工作高效正常开展。同时要加强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矛盾纠纷能够在调委会得到公平、公正，依法解决。枫林镇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们首先从镇调委会抓起，镇委书记、镇长侯建军亲自任调委会主任，随后对全镇16个村级调委会，108个民调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制订了调委会职责，落实了调委会主任待遇。定期邀请县司法局、镇司法所干部对全镇三级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目前，该镇基本做到了一般纠纷不出村组，大的纠纷不出镇就能得到有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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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调解 实务状况 分析

调解是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机制之一。调解，是指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第三方的主导下，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范，通过第三方的排解说服和劝导下，使得纠纷双方相互妥协，退让，以法自愿达成合意，停止诉讼，以达到和谐解决纠纷目的一种活动。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弥补法律和正式制度、资源的不足，即有解“法结”又有解“心结”的功能，调解成功降低了诉讼纠纷的成本，维系了纠纷当事人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定分止争、案结事了。我国的调解机制大致分为三种：人民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商事调解制度。本文的重点在于法院调解制度，即探讨法院审理商事案件中，运用调解策略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实务状况分析，即我国调解机制中的法院调解在商事案件中的调解活动情况分析。

一、调解的渊源和历史发展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法律文化，是一种“无讼”的世界，追求的也是“无讼”的和谐观。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孔子眼中，无讼师一种在崇尚自然、情理、自治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调解正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以和为贵”，对于古代诉讼纠纷中的处理方式中，调纷止争，注定在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中，以调解来解决纠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调解的方式多种多样，依主持者身份的不同，可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府调解等几种形式。[1]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调解制度的记载。据《周礼地官》记载，西周设有“调人”这一官职，其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专门复杂调解事务。[2]秦汉王朝承袭西周、春秋战国各时期的传统规定，继续“以两造禁民讼”。[3]统治者在职权设置方面让调解落到实处，秦朝统治时期设“乡啬夫”一职以听讼，负有调解息讼的责任，在县以下的乡里基层组织如乡、亭、里，虽然没有审判权，但可以调解民事争颂。[4]隋唐时期，一些退休离职的官员，充当了调解员之角。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威望和良好的信誉，百姓对他们很是信赖，往往不会去官府来诉讼，而是直接找他们来进行调解，说明了息讼和善调的风气。宋朝时，调解有了明确的规定，调解正好具有这样的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共处的功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调解在宋朝被称为“和对”。[5]元朝更有人提出处理民事争议“宜徐不宜亟，宜宽不宜猛，徐则或悟其非，猛则益滋其恶，下其里中开喻之，斯得休矣”的策略，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应先以理喻之，次而以法治之，并将调解息讼作为为官的一种政绩。[6]调解在明朝被称为“调处”，包括民间调处和官府调处，明朝还设有“申明庭”，要进行民事纠纷，必须先要进行民间调解。至清朝时，儒家文化与法制的相融和一直延续，“息讼”、“无讼”成为了上至统治者的领导，下至老百姓的选择，调解制度也日趋制度化和完善化。由此可见，我国的调解制度根深蒂固，调解意识也是自古就渗透到百姓的诉讼当中，并一直延续下来，不断地发展。

在现代社会，无论对于国外还是我国，调解均是一项重要诉讼解决纠纷方式。且近年来，在建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情况下，我国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诉讼调解，亦称法院调解或司法调解，即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就民事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诉讼调解达成的调解书具有着与判决书一样的效力，均可以进入执行程序执行。商事纠纷案件是指平等主体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之间在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行为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主体是指依商事法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商行为，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的营业性的行为。因此商人固有的追求利益目的和商行为固有的个性决定了商事纠纷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特点。

二、商事案件中运用调解的独特性分析

（一）商事案件中主体的独特

商事案件纠纷涉及的主体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商人从事商事交易要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经济效益，即营利。商人追求利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承认并保障商人追求利益是商品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的要求。当商人因为他人损害自己的利益行为而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此时作为一个经济人，商人大部分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他人危害。商人提讼，这一诉讼就是商事案件。调解在商事诉讼中不仅发挥着寻求和谐和公平的效果，其更追求自由和效率。调解成功意味着商主体的原被告均达到其目的，如果调解不成，打不成合议，原被告更愿意通过理性的，强制性的法院判决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商事主体打官司一般是“求财不求气”，如果法院调解协议他们能达成合议，商事主体是很愿意调解的。

（二）商事案件的独特专业性

正是因为商事案件在诉讼中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方面，并且现代化商事行为分工也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化。现代商法根据各种上市行为在市场上的功能进一步细分为：制造商、销售商、证券商、期货商、租赁商、信托商、担保商、保险商、广告商、商、咨询商以及其它各种服务商。[7]这些商事行为的细分，就要求法院在进行调解时针对不同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商行为运用不同及灵活的调解方法和策略来进行。商行为涉及到各个行业，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如果法院在调解的时候，抓住商事案件这一特点，在调解之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解商事案件的专业知识，这样便于在调解中发挥效用，灵活运用调解策略。

（三）商事案件的数量较大，并呈复杂多样性

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一方面由于当事人诉讼觉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运用法律来解决纠纷；一方面由于整个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市场越来越发达，商事主体在市场中活动频繁，其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越多，就意味着风险就会越大，由此产生的纠纷自然就会很多，所以近年来，法院所立的商事案件也成不断上升的状态，并且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众多。保险、证券、票据、期货、企业改制、破产和公司诉讼等案件，在民商事案件中占的比重不断增大，这些案件大多属于疑难、复杂的案件，政策性强，法律适用难，我国法律有些规定还不健全，仍存在漏洞或者缺陷，审理这些案件，对于法院来说较难判决，如果运用了调解，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合议，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来说，是一件极有利之事。

三、商事案件的调解情况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司法实务中商事案件的调解情况现状分析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调解若干规定》的规定，调解贯穿于诉讼始终，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随着人民法院收案数量的增加，机械性的判决使得压力相应增大。国外ADR运动的兴起也让我们得到有益启示，各地法院在积极地尝试各种调解模式。诉前调解就是其中一种模式，上海许多法院就实施了由立案庭的法官先进行调解，开始在立案庭推行诉前调解制度，并将其作为一项常规工作予以固定。在当事人递交诉状后、法院正式受理前，立案庭立案合议庭法官根据纠纷性质、胜诉的可能性以及执行难度等情况，告知当事人进行诉讼的风险及成本并询问当事人意见，在取得当事人同意后再与对方当事人进行沟通调解，不因追求调解率而强制调解、违法调解；同时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严格审查，防止当事人利用调解恶意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民事案件调解与商事案件调解的成功率是有所区别的，民事案件的调解成功率远远高于商事案件。然后案件进入一审程序，法官在庭审中进行调解，其调解成功率仍是较低。

（二）司法实务中商事案件中的调解情况的原因分析

根据商事案件纠纷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与普通民事纠纷相比，商事案件的调解成功率较低，调解难度较大，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1.公告案件较多，被告找不到，下落不明。商事案件的商主体很多是公司、企事业单位，如果被告是公司、企事业单位，其公司已倒闭或者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原告公司在庭审前均未察觉，或者虽然察觉但是莫可奈何，再至法院，就会导致被告送达不了，案件称为公告案件，案件无法进行调解。

2.当事人自身经营状况影响调解情况。在审判实践中，由于企业经营不善，无力承担债权人的债务，被债权人告上法庭，这种情况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所以就算被告有心调解，也是有心无力，而原告也因为多次追要，已产生厌倦心理，被告又立马拿不出钱款来还与原告。因此，原告往往为了防止被告利用调解来拖延还款实践，又怕被告在审判后一走了知，到时候什么都拿不到，原告一般都不愿调解，要求法院进行判决，不愿在调解上花时间与精力进行协商。而且一些企业的经营者出于向自己的上级给与一个尽快地答复，也会不愿调解，尽快得到判决书进行执行。

3.案件争议较大，双方态度强硬，无法达成和解。还有些商事案件，涉及数额往往较大，案件争议过大，双方态度均很强硬，对对方情绪的抵触很大，这样法官们在进行调解的时候，双方比较难达成合意。

4.财产保全与否影响调解成功与否。财产保全是原告为了防止将来做出的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时候，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财产保全。如果财产保全的结果是肯定的，被告的帐户内资金被冻结，或者其它财产被查封，一方面原告就拥有了一定的期待权，心里就有底，诉讼后能实际拿到钱款；一方面被告的财产被保全起来，既影响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又影响其在市场上的商业信誉，所以在案件审理中原被告较难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反之，如果财产保全没有成功，原被告对调解都不会有太大的希望，会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解决纠纷。

5.律师在背后起一定反作用。由于商事案件的专业性和涉及法律关系复杂性，商主体往往会聘请律师作为自己的人，一方面可节约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也避免自己在诉讼中由于对法律的了解不全错失了让自己胜诉的机会。所以商事案件中律师很重要，其对案件的调解成功与否起着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有些律师作为人，只享有一般权的权限，而调解是属于特殊权的范围，所以其要同意调解，还需要回去征求案件当事人的意见，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多变数，调解的成功率就很难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商事案件涉及的数额较大，这个数额和律师的收入是有关系的，判决的数额越多律师最后拿到的酬劳就会越多。而调解往往是原被告双方均做出让步，因此原告需要做出一定的利益牺牲才能得到调解成功，而这个放弃就导致了律师费用的减少，所以律师在案件调解中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所得，不愿与被告进行调解，也会想方设法说服自己的当事人不要调解。所以律师在当事人背后所起的作用也是影响商事案件调解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司法建议和改革措施

商事案件作为法院受理案件的一大来源，对商事案件的处理对于诉讼很重要，而法院调解的方法和策略对商事案件的圆满处理，得到原被告双方的满意极其重要。结合国外发达国家的优秀的调解制度，通过借鉴和移植，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民实际情况，为了能够自如的应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纠纷案件，法院调解制度应该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下面笔者总结出几条司法建议和改革措施，希望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在商事案件中使调解发挥重大作用，有效率和公平和谐的解决商事纠纷。

（一）把握商事案件的特点，灵活运用调解方法和策略

根据本文中上述分析，法官在调解的时候应当充分的了解商事案件诉讼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灵活运用调解方法。例如：使用设身处地法，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明确知道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情况以及案件事实，一方面要保持司法中立，一方面又要设身处地的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想一想，商事案件的主体是商主体，其在市场中参与商业活动，最大的目的也是最终极的目的即是利益最大化，其不是为了诉讼而诉讼，是为了利而进行诉讼，所以办案法官要站在这个角度上，不仅对案件进行全面通透了解，还要了解双方当事人打官司“求得是什么”，要知道打官司的当事人是“商人”。如果遇到调解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分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为商事案件涉及利益较大，在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可能当事人双方谈得时候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调解陷入僵局。此时法官在法庭中可以让其中一方先出去，对另一方单独进行探后，这样既可以缓和现场气氛，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可以与当事人深谈，让当事人说出为何不同意对方的调解意见，因为没有其中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另一方就有可能与法官说出其不同意对方调解意见的原因，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法官在了解之后，便于及时调解自己的调解策略。

（二）既要尊重调解自愿与合法，不能强迫当事人，又要防止久调不决，使得调解拖延

调解虽然有着迅速、便利的解决纠纷的优势，但是我国民诉法规定必须要在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不能强迫当事人，法官不能为了追求调解率给当事人施加压力，让当事人迫于无奈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做就失去了调解的真正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当事人利用调解制度这一手段，无故拖延时间，法官如果在调解中任由此中情况发生的话，势必会使另一方当事人认为法院偏向于其拖延方，对法院失去信任，不愿调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及时判决，不要造成久调不决。

（三）创新调解衔接机制，着力减少涉诉案件数量

法院要积极地创新调解衔接机制，构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例如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等非俗的调解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得诉讼调解与外部调解结合，包括设立专门的调解室、设立调解衔接工作站点，选聘专门的调解员来进行接待和工作，整合社会上各种力量来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对于一些重大疑难的商事案件或者涉及金额较大或法律关系较复杂的案件，可由庭长、分管院长或院长介入案件中来，进行调解，一方面显示了法院对案件的重视，一方面当事人可能从心理上看领导出面，关心自己的事情，可能对调解态度较好，可以提高调解的成功率。

（四）要善于总结调解方法，不断提高法官自己的调解方法和技巧

法院里一些年轻法官，办案经验较浅，可能对于一些商事案件的特点把握的不够精准，在组织调解的时候经验不足，可能在对原被告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时候就没有运用自如，使得调解不能成功。所以法院可以组织相关人员，划拨一定的专项资金，对一些办案年数较高，经验较丰富的法官，尤其是在案件调解上成功率较高的法官，可以让他们做专门的讲座，或者作为培训老师对年轻法官进行培训，或者对他们进行访问做调查，将他们的调解技巧和经验编写出来，发与其它法官来去学习和运用。另外法官还不要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例如心理学，要懂得揣摩当事人心中所想，能随机应变的变幻调解方法和技巧来达到调解成功。

参考文献

[1]沈志先.诉讼调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3―24．

[2]许东伟.浅析我国古代调解制度[J].商业文化，2011（5）．

[3]李祖军.调解制度论：冲突解决的和谐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6．

[4]李祖军.调解制度论：冲突解决的和谐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6．

[5]李祖军.调解制度论：冲突解决的和谐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7．

[6]宋朝武.调解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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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杭州市；医闹；原因；处置机制

据卫生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7243起，比五年前增加近7000起。而杭州市，71%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7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住院费用的问题，仅去年一年发生在杭州医院内的恶性伤人事件就超过了10起。“医闹”对当今的就医环境和社会秩序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成为舆论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一、杭州市“医闹”现象若干案例

2011年11月7日，徐大娘被儿子徐某、亲戚汪氏兄弟俩送到杭州富阳市人民医院就诊。17日，其病情恶化。21日，医院派代表在医院会议室与徐大娘家属协商。其间，徐某、小汪等人以主治医生未到场为由开始吵闹，徐某用矿泉水瓶、椅子砸医务人员，小汪和另外几人则冲过去殴打医务人员。同时，大汪指使60余人封堵会议室大门，并采用辱骂、推搡等方式阻碍民警执法。2011年11月3日余杭区中医院因ICU有一心肌梗塞患者去世，家属来医院闹事，把医生打成重伤，还要求医生给死者下跪，领导打电话向110求救，警察赶到后只是阻止闹事的人砸东西，对于还跪着的医生漠然。2009年6月8日临海市白水洋国土分局局长金某之女金怡彤，在杭州市第一医院门诊公共场所自行坠楼。医院立刻在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进行全力抢救，但终因患者伤势过重，未能挽回其生命。医院在检查其随身携带物品时发现有在他院心理科就诊记录，经调查，金怡彤一年前在临海当地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今年3月份在杭州某医院再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最近一直住在医院治疗“抑郁症”。而8日晚，死者父亲带人到医院打闹，他身为国家公务人员，知法犯法，严重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二、杭州市“医闹”问题的原因分析

1、从患者方面分析

（1）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对医生产生了信任感不强、期望过高。 由于医患双方对于医疗专业知识的差距，患者很难知道院方的诊断、治疗是否客观科学，加上现阶段我国医疗环境差、医生从业水平低、医德不高等问题，患者很容易产生不信任医生的心理。而且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健康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于是对于自己就医的期望就随之升高，超过了现阶段的医疗和技术水平[1]。

（2）患者法制意识不强，没有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理念。在发生医疗纠纷时，患者认为错误在医院，自己要求赔偿是合理的，但是没有考虑到自己采取的方法是否合理，组织亲友和其他人员对医院进行打砸行为，用横幅、尸体等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或者找专业的医闹寻衅滋事。由于情绪的激动和缺乏法制观念，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造成严重后果后容易造成对双方都不利的影响。

2、从医院方面分析

（1）缺乏与患者的沟通，风险揭示程度不够。由于专业知识水平和技术手段上的隔阂等其他原因，院方往往疏忽了在某些方面和患者的沟通以及风险揭示。部分医务人员在使用贵重药品和进行大型项目检查时，尤其是手术前与病人或家属谈话交待不详细，甚至于未履行有关签字手续。

（2）技术手段的落后导致诊疗失误。现今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十分不均衡，体现在东部沿海和西部的不平衡、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的不平衡、城市与乡村的不平衡等，这些不平衡导致了部分医疗机构的技术手段和医生的水平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不能很准确、科学地对患者进行诊断。

（3）医疗体制导致的不合理诊疗。由于目前以药养医、医疗资源市场化等不合理的医疗机制，部分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管理上存在许多问题，医师为了个人生存问题，而不是从患者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导致了许多小病大医，甚至是本应转院的不转院，延误治疗。

3、从社会层面分析

（1）“医闹”过程中公权力弱化，导致患者采取“医闹”手段。根据相关规定，医疗纠纷的调解主要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来主持，医患双方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但是调解的必须是已经定性为医疗事故的，而且卫生行政部门仅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组织调解一次。然而由于对卫生行政部门的中立性地位的怀疑，患方常会认为行政部门可能在调解中偏袒医疗机构，所以目前为止，卫生行政部门很少接到这样的调解申请。

（2）对于“医闹”者，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采取处罚措施。在患者家属滞留医院，或是雇佣“职业医闹”在医院门口聚众静坐，或是拉起条幅给医院施压，甚至在医院摆设灵堂，扰乱正常的就医秩序时，作为司法行政机构本来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理》或是《刑法》的有关规定，对医闹者进行处罚。而司法部门往往过多的照顾到死者家属的情绪，而很少对“医闹”者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3）医保覆盖程度不够。很多“医闹”都是以患方要求金钱赔偿而告终，可见其根本原因还是难以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想获得相应的补偿。这体现了我国现有的医保覆盖面还不够广泛，尤其体现在农村方面，虽然建设了相应的新农合制度，但是其制度的不合理性为农民大病最终拿到补偿设置了很多障碍。

三、处置机制的研究

1、从患者角度。医疗风险无法避免，发生医疗事故后，医学知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诸如对治疗方案以及医疗协议书的理解问题，往往是医患双方就解决矛盾达成一致的死结。所以，患方需要提高自身的保护能力，增强防范意识，或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在治疗前就医疗方案和协议书内容进行正确分析和理解。

2、从医院角度

（1）完善投诉渠道，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设立专门的病人联络主任，处理口头或书面的投诉，并派专人进行调查和跟进。患者若对医疗服务或者质量等方面有不满，可以向院方投诉，而院方需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及时答复。先从制度着手，着重建设和完善投诉机制，并由此形成一种投诉监督的习惯和氛围。

（2）完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医院对医疗过程进行全程监控，方法诸如视频监控，录音记录，电子信息记录和书面记录，使医疗事故的责任归属有据可查。这样既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透明度，增强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感，又能在发生严重“医闹”事件时，明确权责，为司法和行政机关处理相关事件提供事实依据。

（3）利用医疗保险制度化解矛盾。医院可以为医生购买保险，医疗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是经济纠纷，患者主要想通过“医闹”这种极端的方式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因此许多小的纠纷或事故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得到解决，不至于酿成严重的“医闹”事件。

3、从政府角度

（1）建立第三方医疗监察机制，赋予第三方最大的管理权。由群众代表、新闻媒介、医疗专家、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公安司法机关联合组成具有代表性的医疗监察小组，保证其在行使第三方监督管理过程中持中立客观态度，确保其出现在医疗纠纷第一线中拥有高效的运作机制，从源头缓和“医闹”事件的形成。

（2）出台医疗风险补偿机制。由于我国目前尚缺乏非义务人员过错的医疗损害补偿制度，导致医疗单位由于某种特殊治疗或由于非医务人员因技术水平所限导致的医疗过错赔付明显增多。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地方性行政法规不同意。再加上鉴定和诉讼周期太长，患方根本无此耐心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事故认定上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难使医患双方满意，使“医闹”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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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商务交际中发生冲突的原因分析

1.思维模式的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由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特征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有些思维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动辄就想统一大家的思维模式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东西方人都是在运用不同的文化和智慧在做生意。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在某一种利益下、某一种前提下形成的。我们需要做的是营造这样一种平台，让大家能够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在发展方向上达到一定的平衡，实现共同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做生意根本上还是利益问题，利益一旦失衡，文化也会失衡。

2.行为规范的差异。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必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这是因为人们的认知、思维、需要、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的。正是这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个体差异导致了跨文化背景中的冲突。经常出现的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如我们有时拍拍孩子的头部表示友好，而西方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所以要保障跨文化交际中谈判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可能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3.价值取向的差异。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与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有时无法说谁优谁劣，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无能、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

4.法制观念的差异。在处理经济纠纷方面，有些人习惯于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而是着重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大多数西方人却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很多应该利用法律手段正常解决的问题，有些人习惯于通过“组织”、通过关系、通过舆论来发挥道德规范化的作用，而西方人对于纠纷的处置，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去解决纠纷。

5.文化优越感的影响。有些涉外人员在经贸活动中，始终怀着文化优越感与对方谈判。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优于来自其他文化或群体的成员，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文化习俗、行为习惯、管理方式都置之不理，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排斥对方文化，缺乏向对方学习的姿态，其行为自然为对方成员所忌恨，遭到抵制，引发冲突，造成谈判失败。

6.语用迁移的影响。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解释或语言的运用通常是建立在本国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习惯参照母语中的语用方式，忽略了语用的迁移，造成语用失误。社交语用失误是指不了解或忽视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出现的语言表达失误，因此往往导致跨文化商务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

二、如何减少跨文化商务交际冲突的对策

1.尊重对方文化。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要认真认识对方文化与己方文化的差异，从而表现出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要认识到尊重对方文化就是尊重对方个人，因为尊重对方文化是双方心理沟通的桥梁、文化沟通的桥梁，有了这座桥梁，才能对它方的民族性、国民性、行为方式、人格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有进一步的了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尊重对方，才能体会和捕捉到对方的观点及在不同文化理念引导下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地提升自身对异地文化的包容性，通过谈判而达到真诚的合作。

2.文化互补。跨文化优势在于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单一性。因此，与外方人员的接触过程，也是文化相互渗透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如果能够对它方文化进行接纳和认可，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能够表示理解、体谅和支持，能容易看出各自文化的优点或不足，便于形成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局面，从而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3.文化融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只要认可多元文化的存在、共存共荣，又有意识地去协调、构建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就可能形成跨文化全面融合的局面。通过融合的方式吸收异质文化中的精华，为我所用，是适应跨国文化环境，降低文化障碍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最佳选择。这样便能发挥跨文化优势，形成良性的循环，取得预期的商业谈判目标。

4.和睦相处。有了文化融合的基础，还要营造相互信赖、真诚合作、开放沟通、以及多种文化共存的环境。这对于促进中外员工的沟通非常重要。我方贸易公司或集团可以有意识地组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集体与团队活动，引导中外籍员工积极、主动地融入对方的生活文化环境，增进双方的人际关系、加强沟通和消除偏见，逐步建立友谊，自然地和睦相处，确保经贸洽谈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5.转变观念。在经贸活动中，有些领导甚至涉外人员有一种误解，认为对外谈判人员只要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就行了。忽视了语言的实际运用，忽视了不同文化也是需要不断改进的。对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涉外谈判人员的英语使用能力，是能否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前提。因此，我们的涉外工作者除学好英语语言外，还要转变观念，加强文化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通过各种商务英语综合实践活动，把握好英语文化知识，锻炼和提高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谈判能力，以达到预期的谈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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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活动更是空前活跃。随之而来的是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据有关方面统计,法院受理此类案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执行积案却越来越多。“执行难”成为民事审判和执行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官司打赢了,现实利益和合法债权的实现却因为执行问题而得不到兑现,原本庄严的法院判决成了一纸空文,难怪有人把那些长期得不到执行的法律文书称为“法律白条”。“执行难”成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个遗憾,也是新世纪必须首先解决的一道跨世纪的难题。在最高人民法院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执行难”被形象地概括为:“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在这里,我们将认真剖析“执行难”形成的原因,并积极筹划、设计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方案,有效地为执行工作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空间。

    关键词: 执行难  原因  影响  解决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活动更是空前活跃。随之而来的是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据有关方面统计,法院受理此类案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执行积案却越来越多。“执行难”成为民事审判和执行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官司打赢了,现实利益和合法债权的实现却因为执行问题而得不到兑现,原本庄严的法院判决成了一纸空文,难怪有人把那些长期得不到执行的法律文书称为“法律白条”。“执行难”成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个遗憾,也是新世纪必须首先解决的一道跨世纪的难题。在最高人民法院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执行难”被形象地概括为:“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在这里,我们将认真剖析“执行难”形成的原因,并积极筹划、设计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方案,有效地为执行工作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空间。

    一、探究造成“执行难”的原因

    (一)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这是阻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去年中央的11号文件虽然专门对执行工作作出指导,党委、人大也加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领导、监督和协调、解决法院执行工作的实际问题,为法院的执行工作撑腰,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还是相当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一般作用于被执行人在本地区、申请执行人在外地的执行案件,由于诉讼当事人分属不同地方的诉讼案件,民事判决的执行结果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相联系,因此,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来源于各地方政府;各地的地方性立法囿于地方利益而忽视法制性原则;在地方性法规及地方规章之外,滥发规范性文件,滥用行政手段;对国家法律执行不力,下位法违背或架空上位求;引进外资立法方面具有盲目性,缺乏计划性、透明性、连续性在司法方面,表现为片面保护本地当事人,违背或滥用诉讼程序,各地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增多,案件执行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而部门保护主义是指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都在本地,不存在地方利益不同的问题,但是双方分属不同部门,判决的执行牵涉部门的利益而执行双方所属的部门都为其自身尽力保护各自的利益不受影响。因此,相形之下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执行工作的进程。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出台后,执行工作的可操作性加强,但仍有不足之处,因此,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这种维护手段我们应采取有力的措施给予进行制止:

    (二)体制不完善。

    一方面是行政体制不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在全国法院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协调的执行机构,各级法院独立作战、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普遍。法院领导机制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会滋生地方(部门)保护主义,这是导致“执行难”的又一重要原因。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审判独立原则,但是,由于在司法体制上整个法院系统实行的是块状领导体制,上级法院无法在根本上对下级法院实行领导管理。往往法院的人、财、物大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在具体办案时,法院就不得不考虑本地区范围内的各种复杂关系,这本身就影响了法院工作的公正性。加之目前被执行人多是各种企业,而这些企业或多或少的都与当地政府有联系,有的甚至就是政府办的。所以在执行的时候,为了维护地方利益,政府就会出面干预,甚至不惜以违法的手段阻挠法院的执行,以权代法,以权压法,越权抗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不完善。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政策和法律都不稳定,对被执行人非法抽逃资金、转移财产监控不严,制止不力,也导致执行工作的无法进行。

    (三)当事人风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执行意识不强

    首先,当事人防范风险的意识不强。一些当事人缺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从事生产经营的风险意识,选择交易对象不够慎重,对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信用状况等没有主动和足够的了解,没有防范准备。从一开始,就已为日后难以履行埋下隐患。因为有的被执行人除了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日用品和低微的收入外,没有什么积蓄和财产,完全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在判决、裁定生效以前,所有的财产被挥霍殆尽,即使申请人胜诉也无可奈何。

    其次,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从申请执行人方面看,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和举证意识不强。在诉讼过程中怠于举证,或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或者认为官司只要是到了人民法院,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而一旦官司败诉或者执行不能,便认为是法院判决不公或执行不力。从被执行人来看,有的被执行人认为只有刑事判决书才有法律效力,才必须执行,而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没有强制执行性,要靠当事人自觉履行,因而故意不履行。有的被执行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对强制执行抵触情绪大,故意不执行,对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设置障碍,拒绝履行协助义务,有意躲避执行人员或隐瞒、藏匿财产,甚至出现暴力抗拒执行事件,围攻、殴打执行人员的现象屡有发生。

    (四)法院的执行机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1.法官的独立性不够

    在中国司法独立原则受到很大限制,这是造成“执行难”的原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表现在:(1)在法院中,执行庭法官始终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以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执行程序中,他们对外代表法院履行职权,但却要受院方的控制,院方又常常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2)法院内部运作机制存在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执行法官的不独立。由于案件层层审批,大量案件的执行由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执行的好坏不能与执行法官个人的责任联系,即使不能执行,也往往找不到负责任者。目前,随着人们对“执行难”的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法院执行工作的效率和成果越来越成为影响法院形象的障碍,而法院系统内现行的管理方式又加剧了法官责任心不强和执行工作的低效率,产生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2.执行管理效率低下和执行程序缺乏监督造成的“执行难”情况

    现行执行模式同审判模式一样,实行由承办个人负责到底的制度,个人执行不仅力量分散、效率低,影响到案件的执行质量,而且在大案、要案及群体性案件越来越多的形势下,个人对案件的处理显得势单力薄。同时,相对于审判程序而言,执行程序立法中有关当事人救济手段的内容较少。执行案件处理均由个人决定,任意性很大,案件执行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执行人员的水平和素质,执行程序缺乏有效监督。这两个方面处理不好也会造成案件的“执行难”。

    3、有些法院的执行力量不足

    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法院在思想认识上对执行工作仍然重视不够,在人财物方面对执行工作仍然倾斜不足。

    4、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和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的“执行难”

    在长期被一些地方法院的领导忽视和曲解中,相当一部分与水准相差甚远的人员以“帮助债权人要钱”的心态走进了执行队伍,这部分人搞执行工作搞过审判工作,对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学习不够、理解不透;有些执行人员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和线索置若罔闻,工作拖拉,耽误了执行的最佳时机;有些执行人员不深入调查研究,不积极探索新的执行方式和方法,使得一些动动脑筋稍加变通即可执行的案件,被人为地当作“骨头案件”搁置起来,导致当事人的不满;还有些执行人员对当事人态度粗暴、蛮横、生硬,使当事人怀疑其有不轨执行或越法行为

    5、执行人员办“人情案”和“关系案”造成的“执行难”

    法院的极个别执行人员违反执行法律,办“人情案”和“关系案”,甚至接受吃请和贿赂。结果是,与申请执行人关系好的,就违法执行,肆意损害被执行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与被执行人关系好,就寻找借口,拖着不予执行,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实现。极个别执行人员的这些不廉洁行为,损害了人民法院公证司法的形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五)立法上的缺陷,这是造成“执行难”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执行难”虽然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更关键的是缺乏一部专门、系统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制定有民事强制执行法律,而我国至今仍没有一部完整独立的《民事强制执行法》,造成了立法滞后于现实的状况。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执行编(全编仅有30个条文),且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但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由于长期推崇“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使得这些法律条文过于笼统,过于简单且过于原则性;而在法律本身的逻辑上,由于结构不严密,加上一些法律和法规内容相互抵触,使民事执法和法律本身就缺乏“可执行性”。所以依然无法解决当前执行工作中日益纷繁复杂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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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引起的系列案件

2011年至2013年,厦门两级法院受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3063件,其中厦门中院受理333件。在厦门中院民二庭受理的242件案件中,涉及三家企业互保或个人与企业联保的案件242件,占全部案件100%,涉案标的36.4亿元,关联企业联保案件165件,涉案金额18.0亿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情况统计表明,企业贷款联保现象严重,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企业联保放大了贷款担保能力和信用倍数,在市场上升期有助于集中规模优势,更易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一旦市场下滑,一家或多家企业出现偿付困难,资金链风险就会顺着担保链条危及全部联保企业,风险系数放大,形成系统性风险。厦门中小企业贷款的互保、连环保现象较为普遍,长期以来形成了错综复杂、牵涉面广的担保链。在经济下行期,企业之间的担保非但不能化解和缓释风险,反而进一步传递和放大了风险,往往导致一损俱损,只要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将迫使关联互保企业资金链产生危机,导致联保企业连锁倒闭,进而引发大量债务纠纷等连锁问题。?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案件大都存在4个以上被告,涉及中小企业的案件则多达数十个被告。众多被告之间存在相互担保关系,在大量涉诉时,往往没有清偿能力,同时给后的银行造成大量损失,进一步恶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较典型的有东方龙系列案件,截至目前,东方龙系列案件涉案金额4亿多,信达公司系列案件涉案金额4亿多,中瑛融资担保公司与佰旺建材等系列案件,涉及案件超过20起。企业联保或企业与个人互保极易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个人参与企业联保,容易为个人利益而大肆向银行借款举债。部分企业发生危机容易导致企业联保债务的产生以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大股东携款逃跑、恶意躲债等问题。这不仅为企业债务后续清偿制造了障碍,而且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

(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企业借贷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相互交叉

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日趋严峻,国内宏观政策调整的累积效应显现,经济增速放缓,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多不利影响。同时,由于福建经济结构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方面使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挑战,银行不良贷款出现较大反弹,各大银行银根紧缩,中小企业资金出现断裂。自2008年起,厦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民间借贷案件与企业借贷案件的标的额均大幅度增长,出现大量企业及企业主向民间资本进行融资的纠纷(详见表2、表3)。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银行的抽贷、压贷行为加剧了企业资金链的紧张程度,进而造成其他债权银行风险上升。另一方面,部分企业涉足高息民间借贷,财务成本巨大,使得经营亏损湘资金链断裂。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得到足额的融资,转向民间寻求短期融资渠道,又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高额的民间借贷利息,引发一连串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且涉及案件均超过20起。

(三)钢贸行业旳融资纠纷频发

自2012年起,厦门钢贸企业因金融资金链断裂产生的连锁经济纠纷十分严重。其中,密集地出现当事人以钢材贸易作为融资手段,向银行、企业和个人等进行融资,后因钢材的跌价及资金链断裂产生纠纷,有些还夹杂着经济犯罪现象,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全。如=2012年以来,厦门中院受理钢材贸易纠纷56件,涉案标的11.7亿元,涉及联保企业的约23件,由此导致上下游整个产业链发生危机。在钢贸交易过程中,出现了同一批货在同一钢贸市场、同一时间、同一交易主体之间进行多次交易,交易商与仓储方勾结进行一物二卖,或将已出卖货物又向银行质押的情况。同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仓储方或监管方对同一批货物开出两份仓单或仓储清单、两份不同的发票和货物质量证明等情形。钢材贸易的案件主要见于买卖合同纠纷、仓储合同纠纷和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在于,涉诉中小企业多,涉案金额巨大,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比例较高。

二、我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法律成因

(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

目前,我国适用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仅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法律在中小企业权利、义务、责任以及融资方式、信用担保、信息公开、金融监管、政府服务等方面保障乏力,因而出现企业经营不规范以致信用度低,融资担保不合规以致骗贷赖账横行,监管服务不到位以致歪门邪道充斥市场,违法处罚效力不高以致企业规避责任逃避处罚的现象。

(二)现有的法律和制度还不尽完善

《中小企业促进法》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颁行多年,有些规定已不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在现有的法律中,有些规定因过于原则而缺乏操作性。中小企业在经营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操作,处于法律规定不明的“灰色地带”。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出现认定标准不一致,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情形,影响了裁判的公平和公正。例如,尽管法律对担保制度作了规定,但企业互保、联保机制不够健全,司法实务中对让与担保的效力争议较大。而法规的操作性不足使得政府有时过多地介入中小企业之间的纠纷,进而发生管理不善的情况。

(三)中小企业经营者依法经营和依法管理意识淡薄

调研结果反映,大多数中小企业经营者不知道国家出台的有关法律、政策和规定,一些金融机构也出现有法不依、有规不循的现象,在一些环节中,政府介人也可能违法。更糟糕的是,政府、法院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无法共享、透明度不足,主管金融的政府部门、法院、金融机构、银监局、中小企业协会之间的信息不畅通,使法律应有的保障能力大大降低。例如,银行一旦得知贷款企业涉诉,就纷纷要求企业提前还贷,企业因无法还贷陷入资金困境,而企业生产资料又遭法院保全,官司缠身,使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依法管理意识淡薄,还反映在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服务方面的不足,这是致使中小企业发展不断陷人困境的基本原因。大量案件表明,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单纯地注重增加货币供给而忽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制度完善,必将导致中小企业受到法律的各种限制和束缚,从而影响中小企业融资途径的拓展和融资效率的提高,并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法律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制度

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立法来确定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例如,美国政府1953年制定了《小企业法KSmaWBusinessAcf)并经国会通过,这是一项框架性的立法。该法规定,小企业是维持自由竞争的重要因素,扶持小企业可消除不完全竞争^2010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新的《2010年小企业法KSmaWBusinessJobsActof2010),旨在为小企业减税和提供更多的贷款。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修改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以推动独立的中小企业富有多样性和充满活力的成长与发展为宗旨,明确规定了中小企业的划分原则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此后,日本陆续颁布了《商工组合中央金库法》、《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等法律,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为以后的中小企业立法指明了方向。

1.适时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

《中小企业促进法》是我国中小企业立法发展的一个巨大突破,标志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事业开始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中小企业融资其他问题的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公司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普遍适用于市场各类主体的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地出台的政策性文件。在法律制度层面,中小企业融资的“先天劣势”来源于现行法律、法规对其关注不足,即使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也依然无法使中小企业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获得实质性的保护。且《中小企业促进法》在立法上也不够完善,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例如,不够关注中小企业自身谋求发展的权利;没有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扶持中小企业的措施不能满足需求;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差等。《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于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作为中小企业法律关系主体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划分标准,对中小企业法律关系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及中小企业的责任等法律问题的规定还不尽明确。在法律中明确中小企业的资格、权利和责任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法律对中小企业保护的依据。

2.制定《中小企业融资法》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有关中小企业融资的专门性法律,在与中小企业融资有关的融资方式、信用担保模式、政府及有关机构的介人方式、融资监管、中小企业融资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均缺乏法律统一规定。有关中小企业融资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之中。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由于立法主体、立法角度、所属领域和政策目的不同,难免会相互矛盾,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法律的适用。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法》,以突破现有法律在融资方式、信用担保制度、金融监管以及中小企业权利等方面保障乏力的困境,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保证中小企业融资有法可依、合法运作。比如,美国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就专门制定了《社区再投资法》?来解决融资难题。

3.制定与《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法律法规

针对《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建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要求,2008年,国家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由于该办法颁布距今已有五年之久,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急需重新修订。由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管理机构、专项资金的申请、使用和监管等问题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应及时制定《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管理法》,详细规定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中的主管机构及其权限、资金来源、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中小企业申请专项资金的资格条件、专项资金的审批机关及监管机关等事项,保证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申请和审批、使用和监管有法可依。美国有一系列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我国可以借鉴该配套立法模式,根据中小企业融资普遍面临的信用担保、融资机构、融资服务等问题,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对现有法律资源加以整合,加快制定相关单行法律法规,以配合《中小企业促进法》,构建一个包括担保制度、融资服务、技术创新、财税支持、竞争地位、公司破产等一系列问题在内的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法律体系。

(二)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不透明被认为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小企业多处于企业成长初期,其内部财务制度较不完善。加之大型银行和投资者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待遇,致使中小企业难以公开也不愿公开其财务信息。但是,要了解中小企业是否具有融资资格,就必须获得这些公开的公司财务信息和有关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其他信息,这其中包括来自于其他相关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评价等。但就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能为有关金融机构提供中小企业信息的机构较少,即使能提供,信息数量也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对于帮助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甚至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都有重要的意义。

1.针对中小企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

主办银行制度是一种体现并调整银企关系的现代金融制度,建立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主办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资本互动,解决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公开而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问题,从而实现银企融资博弈中的双赢。?主办银行制度除了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间接融资之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与中小企业直接和长期的合作,银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和积累企业的真实信息,并对企业实施必要的监控;二是通过向信贷经理积极表达融资愿望,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主办银行提供的合理信贷计划,节约融资信息转换的成本。1996年7月颁布的《主办银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主办银行是指为企业提供“转、贷、存”业务,以银企双方签订的《银企合作协议》为纽带,与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中资银行。但由于制度设计重理论探讨和原则规定,缺乏对实际情况的考量,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该《暂行办法》最终因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没有长期实施。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重新建立中小企业“主办银行制度”,并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明确“主办银行”的法律地位、职责以及主办银行基本制度,显得尤为必要。法律对“主办银行制度”的规范和保护,能够打消中小企对企业信息公开的顾虑,消除中小企业融资中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依法促使中小企业信息公开。

2.依法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共享机制

各家融资机构都有建立中小企业信息共享机制的动机和意愿,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能够帮助这些融资机构快速了解中小企业的信息并作出决策,从而有效控制融资进度,提高融资效率。但目前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有不尽完善之处,从法律角度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规定中小企业信息的合法来源。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的基础是信息来源的问题。一般来说,主办银行信息应当作为信息共享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以其他相关银行、证券发行机构提供的信息作为补充。法律应当对非法定渠道获取的信息作为信息共享的部分作出具体的规定,既要对“合法”与“非法”信息加以界定,也要对相关部门的职权作出规定。同时,法律还需要对金融机构因信息甄别有误而给中小企业带来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加以明确规定。二是依法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内容就是信息中介机构对大型商业银行提供的信息数据加以分析,并结合中小企业所属行业、地区等因素对中小企业信用情况进行分级。此外,还有必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库,以保证大量的中小企业信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实现共享。因此,法律有必要对中小企业信用机构的机构设置、机构职能和权限、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方法以及对中小企业信息共享系统的维护加以规定。三是加强对中小企业信息公开的监管。中小企业信息与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一旦发生信息泄露,势必给相关企业造成不良影响,既不利于维护信息共享机制的稳定,也易造成中小企业对信息共享制度的不信赖。因此,需要对现有相关法律加以修改,明确必须公开的数据及公开的方式。如《银行信贷等级咨询系统管理办法》应当对此问题加以明确规定,并要加强对违法公开中小企业信息主体的惩处力度,保护中小企业的权益。

(三)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

1.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

担保机构的风险与收益往往难成正比,因此大多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不愿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而根据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的规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属非金融机构,是政府为间接支持中小企业法发展的政策性扶持机构。因而在法律中应明确规定政府帮助中小企业实现融资担保的责任,依法赋予政府合法介人的权力,规范政府介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过程中的行为,为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介人提供法律依据。此外,可借鉴国外的经验,由政府筹集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并在法律中加以规定。

2.建立信用担保风险分散体系

当今世界即使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样充满荆棘和考验,建立融资担保的风险分散体系是担保机构平稳运转的重要环节。因此,应当分散信用担保风险,依法加强对信用担保机构的监管,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健康运行。应将信用担保机构的信用审查与融资中介机构的信贷审核结合起来,由融资中介机构负责融资风险的控制,担保机构主要承担事后的审查和追偿责任。在建立信用担保基金的基础上,由政府筹集信用风险担保基金和再担保基金,在政府主导下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风险降至最低。

3.建立中小企业互助融资机构

《中小企业促进法》对国家鼓励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措施作出了规定。第20条规定:“国家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开展多种形式的互融资担保。”但目前对此尚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成立中小企业间的互融资担保机构,规定该机构的法律地位、产权结构、互保机制、风险承担机制和内部监管机制,从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帮助中小企业顺利获得资金支持。(四)构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大程度源于中小企业在市场资源竞争过程中的先天劣势地位。?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管理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及政府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宏观管理,二是以市场化中介服务机构为主的微观服务。这种管理层次和服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由此导致的中小企业与资金提供方、与政府和其他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出现,影响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效果。因此,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1.规范市场化中小企业服务市场

《中小企业促进法》第38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市场化的中小企业服务组织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的结合点,是解除中小企业融资服务资源瓶颈的重要手段,既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跨越产业壁垒,推进自身更好地发展,也可以集中搜集资金信息,节约信息搜集成本,有效克服中小企业与外部资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目前中小企业使用社会服务的比例还很低,据调查统计,我市约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不知道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尚未有相关的法律对中小企业市场化服务机构进行监管,再加上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客观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成立时间短、服务资金小、服务资源不足、地区发展不均衡、服务机构间的不正当竞争和多头监管等。对此,一是可以将市场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的活动方式纳人法律监管之中,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市场中介的组织性质、权利和义务;以法律方式界定市场化融资服务机构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从而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的组织行为。二是依据《行政许可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律师法》等法律及相关政策性文件中的规定,建设市场化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服务平台,明确中小企业融资法律服务平台内各主体的法律地位、行为准则以及服务范围、服务平台运行机制、监管机构的设置等问题。通过服务平台将中小企业和具有专业融资经验的法律机构联系起来,引导中小企业与有关融资法律服务机构间的合作,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法律障碍,帮助中小企业从融资成本和法律风险等角度进行统筹安排,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决策的最优方案。

2.健全中小企业政府管理体系

按照《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相关规定的要求,几乎各级政府(县级以上)都设有相应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经贸、工商、财务以及科技等各部门都颁布有各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依职权对中小企业进行监管。但因部门分治、缺少政策组合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各部门有关职责的发挥。因此,要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基础上形成完整的中小企业政府管理体系。完整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体系是建设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政府各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建立中小企业管理协调机制,并在法律统一规定的基础上依法行政、协调配合,更好地从不同领域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五)制定法律规制“影子银行"

法律对合法的非正规金融保护缺失,对不同类别的非正规金融融资的性质认定边界不清和监管不足,是目前对非正规金融管理法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为适应非正规金融融资发展的现状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保护中小企业融资双方的利益,需要从以下方面引导非正规金融融资。一是要加快民间资本设立银行。要加快制定民间借贷融资法律规范,通过立法承认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细化的配套法律,引导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要适时修改相关法律,加快金融制度创新,重视和肯定“合法”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及其地位,在金融制度改革中提供非正规金融转变“体制外”身份的途径。二是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的监管。非正规金融融资因其游离于金融体制之外而缺乏有效的监管,且合法的非正规金融与非法的非正规金融都具有资金融通、资金提供者获得利益的特征,因而司法实践中对这些不同性质的非正规融资的认定难度较大。因此,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资金来源和使用的监督,要理清多种非正规金融融资形式的法律界限。

(六)建立司法性中小企业失信惩戒机制

篇7

【关键词】建筑工程；工程造价；成本控制

近几年，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内，建筑企业必须在保证建筑质量、施工进度的基础上，合理的做好工程造价管理，从而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使企业的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本文主要研究了有效控制建筑工程造价的方法及措施。

一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

1工程合同和造价条款过于松散

合同是属于法律文件，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严密性，不应有错误出现在合同中，但因编制人员的水平不足等其它原因，会出现类似于如下问题：某项工程已定为内包的项目，但在合同后面又有按实结算的字句，这样会造成审核人员没办法进行操作。另外，有描述不准确、不完整的预算清单出现，容易出现工作纠纷，或是在变更或签证的工作内容中，添加了预算内应考虑的项目，造成工程造价重复计算。

2新材料、新工艺层出不穷，套用定额的随意性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日新月异地迅速发展起来，而现行建筑工程定额缺项或更新不及时，需要进行换算和补充的项目与内容也日益增多，这就致使某些建筑企业在定额套用时，不是参按定额或新工艺方法的本意套用，而是不遵守职业道德，高套标准；且定额换算也随心所欲，因缺乏调查和可靠的第一手数据资料，致使预算定额、计价表或补充定额含有较多的不合理性，以至实际发生费用与定额相距甚远。

3建筑工程量清单编制不合理

在实行工程招标承包制后，编制工程量清单必须有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才能确定，但在招标时，往往还未出施工组织设计。这就容易使已编制的工程量清单部分量可能会与实际量有所出入，难以显示工程造价总体的准确性。

4多计工程量、高套定额、高估冒算等现象较多

由于对整体项目没有统一标准，实行预算造价定价，竣工时按实结算，致使个别建筑企业，为了获得较多或高额收入，不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程质量、创造社会信誉等方面入手，而是采用高套定额、重复套用定额、调整定额子目、补充定额子目、高估冒算等不正当手段，加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设计变更和修改，把一些已取消的施工内容仍列入造价，人为地提高工程预算造价，又为突破建筑工程造价的开了一个“合法”的口子。

5异地设计、施工，不熟悉当地相关情况

建筑市场全面开放，异地承担设计、异地进行施工的单位和企业，不甚熟悉工程所在地区的现行费用定额及相关取费规定；或是不了解某些适用不同费用政策的工程量，可采用分别计算费用等，这些都极易造成工程造价方面的错误。

二 建筑工程造价的管理及有效途径

1加强工程设计管理

工程设计对工程造价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设计越细致、越规范，就越能好的控制造价。①对于建筑工程的设计单位，要具备相应的设计资质；②要求有设计图纸，并经过相关单位审定同意后才能允许招标施工；③建筑设计人员要深入勘察、熟悉现场，对设计方案必需进行方案比选、经济分析，熟悉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2做好工程招标管理

进行工程招标是选择一个优秀施工企业的有效方法，以节约投资，做好工程造价的基础是做好工程招标的管理。工程量清单计价主要是通过描述工程项目特征，让投标企业进行自主报价，招标评标的标准除了要考虑施工组织设计、投标单位业绩、投标情况、投标企业情况、质量、工期、标价等方面外，还需重点看投标企业设计的施工图。为了确保招标的公正性，必须做好工程招标的管理，确保中标单位的优质。

3做好工程施工预算管理

工程单价的计量已从定额套价转变为投标单位自由报价的方式。因此，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取费应按建筑企业自主报价取费，在签订建筑工程承包施工合同时，涉及工程项目比较明确，主要材料比较单一的，可采用单价合同的方式编制预算，及结算时以实际工程量计量的方法；而对于建筑工程中不确定的因素，在编制预算时，可采用主要材料先暂定价格的方式，即先按建设单位规定的质量标准和功能要求，把质量、价格差异比较大的重要的材料、设备确定一个接近市场价格的暂定价；在实际施工购买时另行确定材料的质量和价格，待结算再按实际购买价格对暂定价调整。

4做好合同管理、降低工程索赔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对工程造价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工程变更实行有效控制。而目前我国建筑工程大部分采用以低价中标的方式，因此这就在工程造价的管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施工单位的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在日常的建筑施工中，应该做好工程造价前的监控与事后的总结分析工作。严格审核建筑施工中的相关工程变更，全方位的对人员计算、工程变更对建筑工程施工总体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降低以变更带来的费用支出，避免工程造价费用的失控。并且，还要针对工程索赔问题，对施工过程中的材料供应商、人员等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提出反索赔要求，从而保证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

5 加强工程造价信息化管理

建设行业的发展，加强工程造价信息化的管理势在必行。①加强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建立各地建筑企业信用数据库，然后上传至全国建筑企业信用网络监控系统，以此查询、记录和评价各企业的信息和形象，增强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合理保证信息的标准化，信息的合理分类，提高信息质量，实现工程造价信息处理和管理的现代化；②应合理开发各类工程造价信息资源，培育信息需求市场，建立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体系为重点；③要加强对工程造价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培养一些既懂得信息技术，又懂得建筑工程造价业务的人才，满足建筑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6 加强对工程造价人员的管理

工程造价管理的主体包括各级员工，因此，只有提高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的综合水平，才能保证工程造价管理的合理性。材料员必须经常到施工现场，并与施工人员和预算人员多沟通，以便了解施工生产任务需要，对材料采购计划进行及时调整，做好料具采购、运输、供应工作，以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同时，材料员还需做好材料的回收、使用、验收、以及保管工作。要想把好质量数量验收关，需掌握每个材料的验收标准，及规格，并试验原材料试件，确保进入现场的材料符合质量和施工要求，另外，为避免施工环节中出现材料浪费的现象，施工现场的材料应采取定额储备、计划用料的方法，以加强管理和使用。在整个工程造价过程中，造价工程师需参与整个造价管理过程，并加强监理工作，即让其负责各阶段的投资控制工作，如：工程项目的结算、施工、招投标、设计，还有施工图预算、概算设计、编制或审核投资估算等。

7 建立价格管理手段，确定好工程量清单的调整范围和办法

在工程量清单招标方式下，投标人报价的综合单价不再是定额的固定模式，而是各投标人结合自身实力、技术水平和期望盈利水平综合考虑的，这就要求建立起价格管理手段，且招标人在招标时对合同价款的调整范围和调整办法进行明确规定，避免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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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间的财产关系是婚姻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完善，明确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方式。《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在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形成的，其将夫妻约定财产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私法领域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许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处分其财产权利。笔者认为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体现了平等，自愿的契约自由原则，同时夫妻之间对财产的约定在本质上又是合同，在契约的形式、效力、解除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合同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私有财产增多的同时出现的经济纠纷的增多，实行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渐成趋势，立法上确立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可取的。本文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历史沿革、内容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夫妻约定财产的不足并对现行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缺陷及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夫妻约定财产契约合同婚姻法约定第三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夫妻间财产制度出现了约定财产制，并且在我国新修改的《婚姻法》中被确立，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婚前、婚内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的清偿、婚姻关系解除时的财产清算等事项做出约定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婚姻法于1980年9月第二次修改日趋完善。但有些人认为《婚姻法》的修改是成功的，把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明确到法律上，有法可依：另有些人则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女方婚前大部分没有什么财产，一般是嫁出去并以此为生，约定财产制是否符合国情，还需要研究。本人认为新《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体现了平等、自愿的契约自由原则，同时夫妻之间对财产的约定在本质上是合同，在约定的形式、效力、解除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合同法》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私有财产增多的同时出现的经济纠纷也日益增多，实行夫妻之间财产约定渐成趋势，立法上确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是可取的，这实际上是在司法领域给与了当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许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处分其财产权利。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概述

我国《婚姻法》着眼中国具体实际，本着约定先于法定、夫妻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平等、保护弱者利益、保障夫妻合法的财产权益和维护第三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夫妻财产制度。

所谓夫妻约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允许夫妻用契约、协议的方式对他们在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以及对第三人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做出约定，从而排除或部分排除夫妻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法定财产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而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协议、契约的方式依法选择适用的财产制，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财产制，只有在当事人未就夫妻财产做出约定，或所做的约定不明确，或所做的约定无效时，才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在我国出现并在立法中予以确立，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适应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各方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利，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适应现阶段社会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实际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夫妻约定财产制在我国的立法沿革

我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四个阶段。我国历史上正式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始自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依其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制；该项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后，1950年的《婚姻法》为对夫妻财产约定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关系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做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约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用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约定方式来解决。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也是允许夫妻约定财产的，但没有明确制度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更新，实行了近三十年的婚姻法的内容显得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于是，1980重新制定的《婚姻法》，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而确立了以法定财产制为基础，约定财产制为补充的制度，但未明确规定夫妻对其财产的约定、如何约定以及其约定效力。2001年的《婚姻修正案》的规定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完善了夫妻约定制，其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债务清偿”。这就从立法上明确了约定了方式、形式，约定的对内效力与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等问题，初步确立了一套具体的较为系统的约定夫妻财产制。

三、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内容

（一）、约定的种类

允许夫妻采用约定财产的国家，关于约定财产制内容的规定不尽相同。一种是立法限制较少的，即没有规定几种财产形式供当事人选择，如英国、日本；另一种是立法明确做出限制的，即明确规定约定是可供选择的财产制，如法国、德国、瑞士。根据《婚姻法修正案》（2001）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制供当事人选择：（1）分别财产制：夫妻的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均归各自所有，各自独立管理，委托对方管理的，适用有关委托的规定。（2）一般共同制：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3）限定共同制：“夫妻明确约定哪些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而其余财产归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夫妻财产制度，也就是部分共同所有、部分个人所有。例如，婚姻当事人可以约定婚后的劳动所得归夫妻共有，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如继承、受赠的财产、人身损害赔偿金等归各自所有。

（二）、约定的生效要件

夫妻财产契约是特殊的民事契约，它不仅要符合民事法律契约的一般成立要件，还要与婚姻法的特殊性相符，由此夫妻财产契约的成立要件是：（1）缔约双方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者未来将缔结婚姻关系。未婚同居、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是一般的民事契约，但未婚者订立未来适用于婚姻关系的财产契约后结婚的，原先订立的财产契约即为夫妻财产契约。（2）缔约双方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适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应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但若是依法达成夫妻财产契约后，一方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影响原财产契约的法律效力。夫妻财产约定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契约，它具有特定的人身性质，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不得使用。（3）缔约必须是双方自愿。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契约不具有法律效力，缔约对方享有契约变更权或撤销权。（4）契约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例如，不得利用约定逃避对第三人的债务，不得将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的范围。（5）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夫妻财产约定是属于重大的民事行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更好的维护婚姻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

（三）、约定的时间

关于夫妻财产约定时间，目前世界上有两种立法例：一是仅限于婚前订立，理由是婚后易受到感情等因素的影响，如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民法规定，夫妻间的契约，应在结婚前订立，并自结婚之日起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婚后易受到劝诱等感情因素的影响，订立夫妻财产契约对某一方可能不公平。二是无限制，夫妻财产契约可以在结婚前或结婚后缔结，如德国、瑞士、英国、美国等。《婚姻法修正案》（2001）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样对夫妻财产约定时间未作规定，根据民事立法的“法无即可以”的原则，这也就等于没有时间限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夫妻财产约定已有生效条件要求上的限制，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满足实际生活多样化需要，在缔约时间上没必要再作更多的限制。只要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婚前或婚后任何阶段进行约定。

（四）、约定的效力

（1）约定的生效时间。为充分发挥约定财产制的调整功能，《婚姻法修正案》（2001）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约定的时间不加限制。当事人与婚姻登记时或婚后约定的，一经订立只要符合生效要件就立即生效。但婚前订立的夫妻财产契约，只有在婚姻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婚姻未能依法成立的，对当事人无拘束力，婚后某个时间才订立契约，则该契约达成前的夫妻财产关系适用法定财产制，契约只能约束协议成立后的夫妻财产关系。另外，附条件或期限的约定自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或失效。（2）约定的效力范围。约定的效力分为对内效力（指夫妻之间）和对外效力（指对第三人）。目前我国没有建立夫妻财产登记制度，而是采取“第三人明知”为对外生效依据。第三人明知的举证责任由婚姻当事人承担，若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的，则财产约定对第三人不生效力，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的债务，按照法定财产制下的清偿原则偿还。案例：毕某（男）与刘某婚后第三年下岗。毕某向朋友杨某借款三万元开始做服装生意。由于不了解市场行情，毕某的生意难有进展。2001年10月之后，毕某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刘某开始担心风险太大，遂于2002年1月与丈夫约定，毕某的生意与家庭无关。家庭的共同存款6万元全由刘某掌握。之后，毕某的服装全部积压，资金难以回收。杨某多次上门催毕某还款，但毕某都说无力偿还。后杨某听说刘某有6万元存款，因此再度提出还款一事。但毕某告知杨某自己与妻子有约定，自己的经营与妻子无关。杨某在协议无望的情况下，诉至法院要求毕某夫妻以共同财产承担还款责任。笔者认为：只要夫妻双方的约定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婚姻法》第19条同时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夫妻就财产关系进行约定后，即对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发生法律约束力。首先，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这是对内效力。其次，根据公平原则，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夫妻财产约定须为第三人所明知或经公证的，才能发生对外效力。也即第三人知道夫妻财产各自所有的约定，该约定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第三人对夫妻财产约定的不知情，该约定的效力不能及于第三人。也即债务不能由夫妻一方承担，而是由双方承担。本案中毕某与刘某的财产约定从表面上符合法律规定，但为规避经营中的风险，进行了财产约定，显然对第三人即债权人杨某是极不公平的。因此这一财产约定对杨某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及《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毕某所欠债务，应以其家庭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五）、约定的变更和撤销

变更和撤销夫妻财产的约定是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组成部分。而且夫妻财产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夫妻做出财产约定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约定内容不再适应婚姻当事人，或者继续使用原约定显失公平时，应允许当事人依法定程序变更或解除原约定，但是，变更或解除财产契约，必须履行与缔结财产契约相同的程序。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如果夫妻双方无法经协商达成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的协议的，要求变更或撤销的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由司法裁决。另外，婚姻当事人变更或解除财产约定而成立的新契约同样必须遵循夫妻财产契约生效的各项要件。

四、现行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不足

（一）、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缺乏明确的限定

《合同法》第2条规定已明确排除婚姻等涉及身份的契约的使用，婚姻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具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婚姻契约的特殊性需要在婚姻法律上有所体现。目前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要求除了根据一般的民事合同原理推导之外，法律依据只有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的具有意见》第1条规定的“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婚姻法修正案》（2001）上无具体的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目前在我国仍是较新鲜的事物，正如学者调查所发现的那样，许多人并不知道夫妻可以就财产进行约定。面对这样的现状，立法上在设置这一制度时，应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以引导当事人避免纠纷的产生。立法上为限定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意在于遵循契约自由原则，但对于婚姻契约，由于它的人身性和伦理性，决定了立法上必须对其内容加以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例如，夫妻一方利用自己的知识或其他优势，诱骗对方签订损害对方利益的契约。由此有些国家的民事法律就明确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做出明确的限定，例如《法国民法典》1380条规定，“夫妻间的财产契约不得违背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不得违反因婚姻而致的权利义务，亦不得违反有关侵权及监护的规定。”笔者建议，我国可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合法性要求，具体包括（1）约定的内容不得超越当事人的财产权力范围。（2）不得利用约定损害他方当事人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如逃避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务逃避养老育幼的法律职责等。（3）不得利用约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如逃避债务，逃避国家机关的强制措施的。财产约定的内容目前仍要根据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

（二）、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的脆弱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一规定是由于婚姻关系涉及个人的隐私，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是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设立的。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在与第三人进行民事交易时，往往不会主动告知对方其婚姻状况，而相对方也没有询问的习惯和义务；即使夫妻一方告知第三人也鲜有采取有形形式订立者。由此在发生纠纷时，举证证明“第三人明知”的责任就成了块烫手的“山芋”，落在婚姻当事人的身上就会出现举证障碍，由此，在婚姻法领域往往会照成夫妻财产约定对外的失效。

（三）、夫妻财产契约是否可以变更或撤销,立法没有作明确规定

一些国家规定在夫妻约定财产以后，不得变更或撤销。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夫妻财产约定既为契约性质，自应允许变更或撤销，但应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我国立法没有这种规定，原则上应准许变更或撤销，但又没有规定变更或撤销的条件和程序。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契约在订立生效后可以变更或撤销，但变更或撤销必须经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为之，没有变更或撤销的一致表示，夫妻财产契约不能变更或撤销，继续发生效力。

（四）、目前的夫妻财产约定立法并没有解决公示问题，这对约定当事人财产权益保障不力

现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做出约定，而没有规定以某种公示形式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对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约定为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告知的义务，并承担举证责任，以此对抗第三人，否则按以共同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这无异损害约定另一方的正当财产权益。笔者认为，如何平衡解决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问题，走财产约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国外已有较多先例。当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进步，科学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就选择何种程序来满足公示要求，笔者认为，所有夫妻财产约定必须公证，由公证机构具体把握约定的合法性及真实、有效性问题，然后由婚姻登记部门在结婚登记时一并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可供人们随时查询，而查询范围应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公众，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查询到某人是否有财产约定及登记地；对利害关系人，在提供利害关系证明后，方可查阅具体约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登记对抗第三人，不登记，只发生对内效力，不发生对外效力。

（五）、是否允许婚姻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进行约定，立法也应有所涉及

夫妻对财产做出约定并不是只为可能发生离婚作准备的，夫妻财产约定不应理解为是一种“保险”，而应该是为婚姻的美满稳定服务的。因此，法律不应该仅仅解决离婚时，约定财产归属问题，而应该同时涉及到夫妻在存续期间对其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处分权是否可以约定以及如何约定等法律内容。例如，夫妻双方约定，男方工资收用于购置家电、家具等大件用品，女方工资用于购买粮油副食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权仍为共同共有。这种约定即为各自工资使用的约定。

五、如何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一）、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时间

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在婚前做出，亦可以在婚后做出。有人提出，夫妻的约定协议生效于双方缔结婚姻前，即尚未结为合法夫妻之前，此时缔约的主体不能叫夫妻，因此，婚前的约定不是本法十九条所称的夫妻约定，即主体不合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于结了婚，真正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身份时签订的约定才有效的话，显然是与法律设立约定制的旨意相违背的。笔者认为本法十九条规定的约定主体中的“夫妻”应理解为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不是在约定时必须是夫妻。产生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未明确财产约定的时间。准许在何种时候订立夫妻财产约定，分三种情况:（1）准许婚前约定，以约定选定财产制，如法国、比利时、巴西等国；（2）准许婚前约定，于特殊情形也允许婚后约定，如意大利；（3）既准许在婚前缔结，也允许在婚后缔结，如瑞士。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为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歧义，充分保护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原则。立法应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时间，可以在结婚前、结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二）、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申报登记制度

夫妻财产约定须经申报登记程序确认才具有对外效力，未经登记者，不发生对外效力。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解释关于“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的但书规定，即无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具有对外效力，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无对外效力。婚姻关系当事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采取夫妻财产约定的方法规避法律，当然为无效。但仅仅依据这一标准，尚不足以确定约定的对外效力。笔者以为，建立夫妻财产约定申报登记制度，依据公示方式进行登记，确认约定的对外效力，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规避法律的行为，更有利于保护与约定财产的夫妻进行民事活动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经登记方产生对外效力，未经合法登记则不产生对外效力。各国规定这一要件，有两种方式：（1）公证方式，以德国为代表，规定夫妻财产契约须在法院前或公证人前订立，并由当事人签字。（2）登记方式，以日本为代表，规定夫妻财产契约应于婚姻申报时登记。我国立法没有规定。鉴于夫妻感情的易变性和夫妻财产约定的严肃性，为防止纠纷、预防纠纷发生，建议立法增加夫妻约定财产的登记程序，具体方法可以参照日、韩的模式，夫妻约定财产者，婚前约定，应于婚姻登记的同时，将夫妻财产契约的内容予以登记，并将其局面形式附于登记档案中备案；婚后约定财产者，也应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三）、在《婚姻法》的条款中完善约定财产无效的情形

首先对无效情形条款的完善，应从财产约定的特殊性着手分析，夫妻在财产中的约定虽可称为“合同”，其是否有效也可参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确认，但由于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属《婚姻法》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范畴，不能完全受制于《合同法》的约束，所以《婚姻法》理应就专门法的特点对约定财产中的无效情形加以列举和完善，如夫妻恶意串通借离婚约定财产的方式合谋实施逃避共同债务的行为。其中恶意串通的要件体现在：第一，须夫妻对财产的约定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夫妻约定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第二，须夫妻双方通谋、配合实施虚假的财产约定表示。这就是夫妻互相串通的共同意思联络有共同的逃避债务的目的，都希望通过假离婚借约定财产之名转移家庭财产。第三，须有主观上的恶意。即夫妻明知或应知他们的行为会造成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以离婚之由达到逃债的目的。又如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行为，如夫妻在约定财产的同时又约定虚假债务的分担办法，以达到抵销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债务。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是一种内容违法的虚假行为，即人们通常认为的伪装行为。在实施这种行为时，夫妻对财产、债务所约定表现出来的形式并非真正要达到的目的，而是借助合法的财产、债务约定，达到逃避夫妻共同债务之目的。

（四）、建立债权人撤销权制度

对债权人能否行使撤销权，要从《婚姻法》就约定财产的本身条文来分析，约定作为一种双方协议的民事行为，在法律范围内，既然可以成立，也应当允许其变更或撤销，但约定的变更与撤销应符合民法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方为有效。《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也就是说，夫妻关于财产的约定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时，由于夫妻财产约定没有公示，就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利益；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应先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用夫妻共有财产和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可见，对夫妻假离婚，借约定财产之名逃避债务的现象，《婚姻法》不仅应明确该种行为自始至终的无效，而且需要增加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包括对该逃避债务夫妻的离婚效力及财产的约定均可行使撤销权。

六、结论

夫妻财产约定是时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做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而对公证人员而言，应增强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法学修养，准确地把握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民事交易安全，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99页。

2、王胜明、孙礼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2001年。

3、夏吟/蒋月/薛宁兰著，《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

4、张民安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56页。

篇9

关键词： 家庭暴力 特点 原因 对策

一、家庭暴力问题的定义及现状

（一）概念的界定。

“家庭暴力”概念产生于近代，它是与家庭平等、家庭民主相对立的。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家庭暴力问题逐渐成为国际人权领域后来居上的关注事项。家庭暴力英文为Domestic Violence。由于各国国情、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各国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有所差异。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为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实施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①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给出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人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折磨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家庭暴力尤其指丈夫对妻子施暴，妇女受丈夫的暴力侵害是最普遍的，她们受到的身心侵害也是最大的。家庭暴力会造成轻伤、重伤、身体疼痛及精神痛苦，甚至死亡。

（二）家庭暴力的现状。

根据全国妇联调查，在2.7亿个中国家庭中，有30%存在家庭暴力。目前我国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在我们身边，每三个已婚女子中就有一个曾经或正在忍受婚姻中的身体暴力：也许一记耳光，也许一场鞭打，从偶尔一次到每周数次。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已近乎麻木。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是社会公害，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范围。家庭暴力被认为是现代化生活中的一颗“毒瘤”。②而且家庭暴力手段越来越残忍，令人发指，由家庭暴力引发的恶性案件逐年增多，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南昌市妇联2009年3月5日的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的总量324件，其中反映家庭暴力的有90件，占总件的27.8%；配偶外遇、同居的56件，占总件的17.28%。由此看出，家庭暴力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仍然是婚姻家庭的主要问题。从第一次发生家庭暴力的时间看，超过一半的个案是在婚后三年内发生的，婚前就有暴力发生的也有相当比例。从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类型上看主要发生在核心家庭。不可否认，婚姻中，首先施暴的一方绝大多数是丈夫。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有相当数量的家庭恶性刑事案件的起因是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或是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而实施极端报复行为。因此，不管是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减少和消除。惩治家庭暴力，是实现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的重要保障，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

二、家庭暴力问题的主要特征

（一）手段的多样性。

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肉体上的伤害，又有精神上的损害，还包括待和婚内。家庭暴力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和一般暴力；按其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冷暴力。

第一，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包括殴打、打耳光等。

第二，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语言，从而引起他人痛苦。

第三，性暴力。是指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接触。

第四，冷暴力。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也是未来家庭暴力家庭成员对待双方的一种必然趋势。通常指夫妻双方产生矛盾时，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务工作等非正式暴力行为。它是冷战阶段的隐性暴力，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比肉体伤害更可怕。很多人离婚的前奏便是家庭冷暴力。

（二）受暴者的特殊性。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是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其中妇女是最主要的受害主体，家庭暴力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正在肆虐着全球每一个地方。而在中国，妇女这一弱势群体也遭受了家庭暴力的侵害。

（三）方式的隐蔽性。

由于家庭暴力主要是发生在家里这个特定的场所，一些受害人误认为这是家务事，当事人碍于情面，而“家丑不可外扬”，使得这种恶性现象越来越猖獗，形成“恶性循环”。

（四）行为的连续性和延伸性。

家庭暴力伴随着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施暴者往往出于“习惯”，因为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不定期地施暴，以致“习惯成自然”。另外，家庭暴力也呈延伸性，一些行为人往往把对方亲属作为泄愤对象，将家庭纠纷矛头指向他人，家庭暴力的范围逐渐延伸、扩大。

（五）解决办法的非理性。

从目前家庭暴力发展的趋势和情况看，发生家庭暴力后，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选择非理性的手段解决，施暴者越施越暴。受暴者要么忍气吞声，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下次就好了，要么试图以暴力报复。而且一些受害者不知道求助有关部门，使得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助长了不良风气，甚至造成恶性的刑事案件。

三、家庭暴力存在的原因

面对形式如此多样、危害如此严重的家庭暴力，只有了解它形成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关于家庭暴力的成因，很多调查显示，大部分都与婚外恋、婆媳关系不和和经济纠纷有直接关系，究其深层原因，主要如下：

（一） 家庭暴力形成的主观原因。

主要指施暴者和受暴者的主观思想，以及自身的原因。

1.施暴者的主观原因

（1）受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封建社会意识根深蒂固，父权、夫权等“男尊女卑”的统治观念一直贯穿于某些人的脑海中，某些男性认为娶来的女人就是自己的附属品，女人也不反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与此同时，封建家长制被部分人所推崇，一些父母往往信奉“不打不成才”，抱着“棍棒出孝子”的信念体罚和“教育”未成年人，施暴者往往通过暴力体现自己在家中的地位。

（2）经济收入的差异和由于社会压力较大造成的心理疾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施暴者一般都是家里的支柱，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而受害人则作为弱势成员在经济上依赖着他们。一旦发生了家庭暴力，则施暴者常常把他们作为发泄的对象，愈发不可收拾。那些双双都失去经济来源的家庭，慢慢地由“穷吵”变为“穷打”。施暴方由于社会压力较大，心理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常见的主要有缺少自尊和自信、疑心病重妄想、自控能力差，弱势的一方成了另一方的发泄工具。③那些在社会中不得志的施暴者往往有性格缺陷和精神疾患，偏离正常思维，经常大打出手。

（3）家庭婚姻的“腐败”现象是施暴者进行家庭暴力的催化剂。

如今社会开放了，但在开放的同时有些人过于追求所谓的“思想开放”，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而丧失伦理道德，贪图享乐，对家庭、对婚姻没有责任感。这些不良的生活恶习易使施暴者产生心理畸变，进而成了加剧家庭暴力的催化剂。

2.受暴者的主观原因

（1）现实的依赖让受暴者选择退缩不前。

由于离婚妇女在社会上仍遭受一定的歧视，特别是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既当爹又当妈的角色冲突使得她们心力交瘁。当男人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时，离婚就让女人望而却步。除此之外，那些忍受父母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不得不由于现实的依赖而选择逆来顺受和委曲求全。

（2）对施暴者的庇护和纵容。

在处理家庭暴力一类的事件时，往往都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许多受害者由于受到施暴者的求情或怕事情闹大给自己也带来一些损失而拒绝与司法合作，甚至不希望施暴者受到惩罚，家庭暴力的撤案率一直比较高。在受害者的庇护和纵容下，施暴者会再次对受害者施暴，而且愈演愈烈。施暴者并不会因为受害者的宽恕而有所悔意。

（二） 家庭暴力形成的客观原因。

1.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

尽管 2001年 4月新修改的《婚姻法》和 2005年 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条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的“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的影响，不仅一部分执法人员不能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行为，甚至有些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也通常不接受家庭中的暴力事件。④毋庸置疑，如此执法肯定对施暴者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

2.道德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决定道德建设，目前整个社会道德在某些方面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暴力的增多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滞后与滑坡不无关系。市场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是导致家庭暴力增多和婚姻家庭破裂的一个主要原因。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方面使家庭人员的行为倾向于金钱和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感情、亲情的培养和巩固。⑤另一方面开放的社会促进了人的个性张扬和人格独立，交往空间的相对扩大使人对家庭的依恋感和责任感相对减弱，一些家庭由此变成了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3.人的成长环境深化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一些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中的人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和熏陶，“近墨者黑”，道德观发生了扭曲，进一步增长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比率。

总之，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由于家庭暴力、家庭恶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因此，不管是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才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

家庭暴力侵害了受害人，尤其是妇女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道德规范、舆论宣传、完善立法和提高司法救助等方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一）加强道德教育和舆论导向，全面提高妇女素质。

通过道德教育，提高社会道德水准，对制止、减少甚至消除家庭暴力是非常必要的。在提高妇女文化素质的同时加强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活动，完善和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用舆论监督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形成反对家庭暴力的社会意识，强化妇女的维权意识，不要使自身弱点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线。当自身的权利受到伤害时，受害者要勇敢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能逆来顺受，息事安人，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修养，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并懂得珍惜做人的权利。

（二）加强宣传活动，促使人们树立法制观念及思想意识。

提高全社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责任感。当今社会，还有一些人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认识和宽容态度，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家庭暴力，而且会成为制裁家庭暴力的障碍。因此，必须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社区等组织可以通过张贴海报和定期法律常识培训等方式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公众充分认识家庭暴力的本质。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和与家庭暴力作斗争自觉性的提高，会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完善立法，加大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

反对和消除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重视防治家庭暴力，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家庭暴力仍然在较大范围存在。我们还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把反对家庭暴力的工作纳入到相关职能部门的目标责任中，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该始终贯彻这样的立法概念：（1）对家庭暴力“零忍耐”，即反对和禁止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这是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发点。（2）国家责任，家庭暴力不是个人私事，而是侵犯家庭成员人权的社会公害。保障公民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是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3）人权观念，反家庭暴力法是人权保障法，人权观念要求我们必须在尊重和保障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断创制新的法律规范，扩充和确认家庭成员应有的权益。⑥必须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上日程，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能够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四）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建立完备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同时，对司法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比立法更重要。为了加大司法干预的力度，司法机关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实践证明，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的机构，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公、检、法和有关行政机关要各司其职，⑦对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应该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进行严肃处理，不得再以“家务事”为由而互相推诿，对于家庭暴力，不仅要管，而且要加大治理力度。具体可实行以下措施：第一，建立社会求助系统；第二，设立妇女避难所；第三，建立妇女技能培训基地；第四，重视家庭暴力案件的伤情鉴定；第五，对于“冷暴力”等问题，更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⑧

关注家庭暴力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英国内政部已于2009年3月开始了一项公共咨询活动，英国的女性可以通过警方的数据库查询男友或丈夫是否有家庭暴力前科，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在我国，2008年8月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法院就已经根据受害者的要求签发了我国第一道“人身保护令”，湖南也出台了全国首个反家暴案审理指导意见，在全国得到了广泛推广。

家庭暴力会破坏夫妻间的感情，致使家庭生活不和谐，影响当事人正常的生活、工作，会给子女造成终生难愈的心灵创伤。家庭暴力还会破坏家长与子女的感情，让孩子易形成叛逆孤僻的性格，不利于孩子成长。家庭暴力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给社会道德带来了负面影响。所以说根除家庭暴力不但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需要，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

综上，本文就家庭暴力的现状、特点和原因作了初步客观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相关对策。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要解决家庭暴力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措施，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责任。因此，全社会都应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法律、道德、行政、教育等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共同为消除家庭暴力而不懈努力。

注释：

①高莉，郑晓斌.论家庭暴力[J].法制与社会，2008（11）：32-34.

②刘淑媛.关于家庭暴力的若干思考[M].宁夏社会科学，2000：17.

③李娜，刘星.论心理因素对家庭暴力的影响[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75（3）：109-111.

④刘国奎.家庭暴力存在原因及对策探析[J].政法论丛，2004（1）：25-27.

⑤逄爱卿.对我国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J].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2008（2）：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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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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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逄爱卿.对我国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J].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2008（2）.

[6]陈明侠，夏吟兰等.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篇10

关键词：新形势 电力工程项目 管理 措施

中图分类号：TM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4-050-02

1 引言

2009年，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建设坚强智能电网的战略计划，并提出按照“四化”（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益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对人力资源、财务和物资进行集约化管理，以构建“三集五大”（大规划、大建设、大运行、大检修、大营销）的体系。

坚强智能电网提出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大电网，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电力工程建设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大型电力工程纷纷上马，电力工程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提升，这也对新形势下的电力工程项目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力工程项目具有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面对风险复杂等特征，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在新形势下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国家大规模建设智能电网的背景下，如何有效解决工程管理中面对的问题，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无疑是摆在电力工程项目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分析当前电力工程管理的现状和面对的问题，对新形势下的电力工程项目管理谈谈自己的见解，展开积极的探讨研究。

2 我国电力工程项目管理现状分析

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把项目管理定义为：“项目管理就是把项目管理的知识、技能、工具和技术应用于项目活动，以实现项目目标。”在我国，电力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迁。

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期间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早期，基于电力的天然垄断性，电力工程都是由国家投资，各个网（省）局对所在区的电力工程项目实施全面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可能带来政企不分、效率低、粗放式管理等问题。

第二阶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集约型管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也在逐步深入，电力体制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国家实行了政企分开和多元化投资的管理模式。1998年4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规范工程管理，提倡交钥匙工程” 的要求，在电力基本建设中实行“五制”（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积极合同制），电力工程项目管理开始向工程公司项目管理模式过渡。在此背景下，各种工程咨询公司、监理公司应运而生，我国电力工程管理正逐渐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

电力工程项目管理以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成本管理、进度管理为重点内容，在我国当前的电力工程项目建设中，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电力天然垄断性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将其总结归纳如下。

2.1 项目成本管理手段单一

成本管理是为企业施工提供客观的数据分析，充分展示工程中的资金流向，为工程的财务部门和工程的投资者提供工程资金运行的参考。在成本管理中，如果对工程成本估算过高，则会导致可分配利润下降，如果对工程成本估算过低，则会导致利润分配有空虚现象，但工程实际上为亏损的现象。

然而，在实际的电力工程项目中，往往存在项目成本管理不佳的情况。一方面，很多电力工程项目经常忽略成本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导致成本管理的理念滞后，另一方面，虽然有些企业已经认识到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成本管理中使用的管理手段单一，还有一些成本管理放在工程后的控制环节，制约了工程的整体施工。

2.2 项目管理者的素质有待提高

现代工程管理是一门复杂科学，要求项目管理者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一定的财务知识。然而，很多电力企业项目管理中，还有不少管理者的效益观念相对却饭，对工程造价、施工合同签订等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阶段，满足不了新形势下工程项目管理的需求。

例如， 在工程订货过程中，很多管理者片面注重把价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在订货合同中未详细规定工程必需的附属设备采购情况，导致这些附属设备在订购合同外，还有另行购买，提高了工程成本。

2.3 工程项目管理的流程不畅

对电力企业来说，企业内部与电力工程项目有关的接口部门有三个：财务部、工程业务部、工程管理部。其中，财务部负责与施工单位的工程结算、与供应商的材料款和设备款结算。工程业务部负责工程项目中的具体业务，而工程管理部则从总体上负责电力工程项目的管理，由于部门职责细分不够，出现部门之间需要多次交接的情况时，经常出现流程不畅的情况，严重的甚至出现违规操作与暗箱操作的情况，给施工进展造成影响。

2.4 工程风险管理环节相对薄弱

电力工程项目的风险来源是多方面的，在工程项目进行的整个过程中，随时存在设计变更风险、施工技术风险、自然及环境风险、合同风险、组织协调风险等，这些风险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目前只能依靠项目管理人员分析的经验与能力来预测，但是，很多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由于风险意识和施工经验不足等原因，难以做到统筹兼顾，对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相对薄弱， 给电力工程项目施工留下安全隐患，严重时甚至造成安全事故或经济纠纷。

3 提高电力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措施

针对上文的现状分析，电力工程项目管理在成本管理、人员素质管理、工程进度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以下措施。

3.1 提高项目成本管理手段

促进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成本管理观念转变，在项目管理过程中，规范成本管理环节，提高项目成本呢管理手段，规避成本预估不准确带来的经济损失。

（1）实行成本管理手段多元化，在工程管理中遵循动态控制原则，项目的成本控制根据环境和工程的变化而变化。（2）注重成本管理手段的多元化，遵循全面性原则，将成本控制意识普及到电力企业的各个部门和管理者中去，达到利益最大相关。

3.2 提升项目管理人员专业素质

对电力工程项目管理来说，项目管理人员起到统筹兼顾、总揽全局的作用。所以，提升项目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对于电力工程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作用。

（1）可使用定期培训的方法，通过拓展训练、讲座、工程实务等形式，致力于提高项目管理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专业素养。（2）还可以通过招聘，引进更多的复合型管理人才，精英人才的引进必将助力于电力企业的项目管理。

3.3 建立扁平化的工程进度流程

目前，很多电力工程项目的管理采用直线制的组织结构，项目的推进需要经过若干环节和层层审批，才能获得实施，直线制的组织结构虽然有利于工程总体把控，但是往往会带来时间上的延误，导致流程不畅。

所以，可以考虑从完善项目组织结构，使之趋于扁平化的方法，来完善总体的项目管理流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可以降低信息传递的层级，避免信息失真，规避了直线制组织结构的弊端。另外，组织结构扁平化也加快了层级之间的信息流动，决策层能动态跟踪项目的进度，基层员工也能及时获悉和执行项目决策层的决定。

3.4 提高项目风险管理水平

最常见而有效的措施就是实行工程担保，它是电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从属合同，有利于整体风险的把控。还可以对工程投保。这样，当工程项目遭受意外重大损失时，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赔偿，保证工程不至于因此而停工。

工程担保和投保只是规避风险的常规手段，电力工程项目施工中面对恶劣天气、设计变更、工程施工、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加之电力工程项目规模大、工期紧、对安全运行要求高等特点，增加了电力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不可控因素，这还需要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总体把控。

4 结语

智能电网的发展为电力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了电力工程项目的建设高峰，同时也对电力工程的项目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分析和探讨了电力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希望有助于电力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为同行们提供有益经验。

参考文献：

[1]宋东升.电力工程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J].科技与企业，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