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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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环境风险分配；垃圾处理；环境公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SH019）；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_0014）

作者简介：聂伟，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45-08

一、背景与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不但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近年来，因有害选址造成的大规模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增加[1]，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城市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一方面给城市社会带来了福祉，另一方面却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正是由于其潜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众对待有害废弃物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2][3]，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将垃圾处理场、环境风险、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起来，渴望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4]。本研究关注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否公正地承担着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着环境风险分配？

二、文献回顾

自1982年美国北卡罗纳州华伦县居民大规模地抗议建设有毒垃圾填埋场事件以来，相关学者首次将种族、贫困、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垃圾填埋结合在一起，环境风险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种族和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环境社会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种族不平等观点认为，有毒废弃物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更容易选址为垃圾处理场。相关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环保署在1983年通过对美国东南部四个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个垃圾场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国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种族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种族歧视制度限制有色人种抗议污染设施选址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动员，将有色人种“污名化”，利于将垃圾场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种附近[7]。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自变量，收入水映一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低收入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政府中缺乏发言权，难以参与垃圾选址决策并转移环境污染，强势群体很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对工作的渴求，导致弱势群体对不利于他们的垃圾选址也不强烈反对[4]。实证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与生活在垃圾处理设备周围密切相关[8]，低收入群体承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在实际工作中，遭遇更严重的化学有毒气体和物理风险[9]。然而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和废物排放并非线性关系——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地区[10][11]。

教育反映一个人获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的能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新的设备地点时，不希望周边社区进行反抗进而阻止计划实行，因此在选址时尽量选择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12][13]。布拉德（Bullar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够组织大规模反抗的社区一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少有色人种的社区[14]。其他学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贫困水平高以及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社区，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5]。

国内学者洪大用从国际、地区、群体三个层次上对环境公平进行探讨，指出我国存在环境不公的现象[16]。卢淑华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区位分配调查发现，组织或个人的权力资源与环境风险分配有关[17]。王书明通过三类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18]。陆文聪和李元龙在环境公正的视角下，揭示环境不公情况下农民工健康损害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污染暴露等的互动关系[19]。

综上所述，环境风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国，他们将环境风险分配与种族、贫困、教育等联系在一起；而我国的社会结构、发展战略等与美国迥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影响如何？是与美国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特别地，其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在理论上与现有解释进行一定的对话。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笔者结合上述对环境风险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基本假设：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在基本的假设基础上，具体操作假设如下：

首先，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社会期待女性成为家庭的照顾者，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地理流动的机率更小，更容易滞留在风险产生点，承受更多因垃圾处理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基于此设立假设1：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经历更多的环境风险。

其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种族歧视模型的假设。该模型认为制度化的种族偏见致使少数民族群体难以获得政治、社会资源，难以对垃圾处理场建设和运营进行反抗，少数民族群体聚居地容易成为垃圾处理选址地，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3]。然而中国并没有种族歧视，实行的是民族友好政策。基于此设立假设2：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再次，基于环境风险分配理性选择模型、社会政治模型的假设。这两个模型强调个体的风险应对能力，理性选择居住地的能力越强，越可能选择在环境质量较高的地方；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越强，越能抵制垃圾处理选址或迫使污染主体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13]。收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可能拥有较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可能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越少。基于此设立假设3：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可能越少。假设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最后，基于环境风险分配合作主义视角的假设。合作主义视角主要从国家的政治体系决策结合和政策安排来解释环境风险分配[4]。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距离政府的权力中心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将垃圾处理场建设在农村或城市郊区，致使农村积聚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现代社会垃圾处理模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点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把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集中在距离垃圾场较近的居民身上，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取多数人的环境收益[20]。基于此设立假设5：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相对于居住在农村社区居民而言，遭受或经历的环境风险更多。假设6：住户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

本研究还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年龄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以往文献表明，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均呈现正相关[21]，基于此设立假设7：年龄越大，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多。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份在厦门市开展的“居民生活环境”问卷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居民，一类为垃圾场附近的居民，另一类为非垃圾场附近的普通居民。针对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样，以厦门3个大型垃圾处理场（湖里区后坑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翔安区新圩垃圾场、海沧区东孚垃圾填埋场）所在地为圆心，分别以3公里为半径立意选取垃圾场周边的社区，在社区内部采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400个样本综合考虑垃圾场运营状况和周边人口，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的样本分配比例为3∶3∶2，在后坑垃圾场、新圩垃圾场、东孚垃圾场周边社区约分别发放150份、150份、100份调查问卷，在调查实施过程中，适当增加了入户调查的户数，以保证最终问卷收回的份数与计划相符。针对非垃圾场附近的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厦门市辖区中抽取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范围根据厦门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水平，思明区和湖里区的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海沧区、翔安区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非垃圾场周边居民的问卷调查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展开。截止2009年，思明区的总人口为81.7万人，湖里区除去垃圾场所在金山街道外总人数为54.69万，两个区的人数比例约为3∶2，为此我们分别在思明区和湖里区分别发放大约180份、120份问卷。，在两个区14个非垃圾处理场所在街道中随机抽取10个街道，再从10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2个社区，每个社区按照随机原则抽取20个调查户，每户抽取1人作为最终调查对象，抽取300个样本。本次调查对象为18～70岁的居民，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60份，有效回收率达94.29%。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环境风险分配。学术界对于环境风险的理解存在两种争论：实在论和建构论。实在论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们倾向于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技术问题，环境风险是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等事件引起给人类生活带来的不确定状态及其相关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概率函数加以计算的[22]。环境风险的建构论者一方面承认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引发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强调环境风险也有其主观的面向，认为环境风险是社会建构的[23]。因而自然科学与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风险分配不同，自然科学强调使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精确测量风险的暴露程度；而环境社会学则强调使用主观风险评价法来测量不同群体的风险分配，强调风险的实际分配，即已经发生的风险分配情况，从认知过去的风险经历或当前的风险遭遇来测量。本研究在借鉴学者[24][25]对于风险分配的测量基础上赵延东、卜玉梅等对食品风险分配的测量方式如下：“过去两年中是否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并对遇到过的受访者追问其“若遇到，其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如何”。其中，对健康影响程度的测量选项从很小到很大，分别赋值1至5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程度越大，以此来代表受访者的风险分配。，自行设计了一个环境风险分配量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并设计了11个指标（如表1所示）考察居民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每个指标答案分为“严重影响”、“有些影响”、“不清楚”、“没什么影响”、“完全没什么影响”五种。描述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些指标中，影响居民生活前五位的为垃圾处理滋生病菌、带来臭味、危害身体健康、污染水源，居民经历的健康与物理风险明显高于社会风险。

统计检验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Alpha系数为0.93，表明这些项目具有较强的内在相关性，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后，抽取了两个公共因子（如表1所示）。用这两个公共因子来代表这几个变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贡献率达到69.20%，KMO值为0.933。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和社会风险因子，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处理带来臭味”、“污染水源”、“发出噪声”、“污染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压力”以及“危害身体健康”。社会风险因子包括“垃圾场附近产业贬值”、“减少工作机会”、“降低收入”以及“人口减少”。

为了把个人所经历或者遭受的环境风险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笔者把两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健康与物理风险因子值×0.594+社会风险因子值×0.098，我们可以将上述综合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反映个人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的指标。为了便于分析，通过公式[26]将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因子值= （因子值+ B）&A。 A= 99/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 （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

（四）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基于个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础上，个人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所处的社会和经济位置，是一个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综合指标[27]，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还包含个体的人口学特征[28][29]。基于此，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测量，人口学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民族进行测量，经济社会地位主要从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三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及其特征如表2所示。

四、模型及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所经历或遭遇的环境风险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两个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线性范围之内（0

第一，性别在环境风险经历或遭遇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假设1未得到验证。此发现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别之间承担的环境风险呈现较大差异[30]。西方学者表明，女性承担的环境风险明显多于男性[31]。调查发现，厦门市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劳务输入地，垃圾场周边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选择外出务工，而是选择在垃圾场周边附近的工业区或商业区务工，形成白天在工厂务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现“大批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滞留在农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性别承担的环境风险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年龄与风险经历呈现出负相关，这说明年龄越大者，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越少。假设7未被证实。贝克认为风险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32]，年龄越大者，其风险感知能力较弱，并未意识到自己所经历或遭受的环境风险，因而呈现年龄与环境风险分配的负相关效应。

第三，民族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此发现与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性，西方研究表明，种族是风险分配不公的决定性因素；1983年，休斯敦的25个固体废弃物处置场中有21个位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周边[37]；2007年，废物设施的3公里范围之内56%的居民是有色人种[13]。

第四，收入与环境风险分配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统计检验显著，收入每增加一个对数单位，其经历的环境风险得分降低2.599分，假设3被证实。与以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承受更多的环境风险[15][33]。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可能动用社会资源去阻止垃圾场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风险应对能力越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环境风险；当环境风险积累到难以承受之地步时，其可通过迁移来规避环境风险，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经济支付能力，难以作出理性行动和选择最佳的居住场所，不具备转移风险的能力，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

第五，受教育年限对环境风险经历的影响不显著。在垃圾场周边居民模型中，受教育年限与环境风险具有负相关性，但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假设4被否定。这一点与国内外研究存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会风险的分配依赖于风险知识、风险治理等风险应对能力，教育程度越高，风险防范知识和风险应对能力越强，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少[34]。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垃圾场选址一般都选择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担的环境风险越多[14]。我们的调查发现，后坑垃圾场位于厦门市区，垃圾场自1999年运营以来，管理一直较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扰民事件；2008年开始，随着岛内建设重心的东移，厦门市政府计划把周边社区作为城市重点开发区域，改造成厦门新的中心城区，并在后坑垃圾场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们同样经历着较高的环境风险，因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环境风险经历上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六，农村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显著高于城市社区居民，假设5得到证实。回归系数显示，与农村社区居民相比，城市社区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低16.672分。同时，城市社区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399，其绝对值为所有通过检验变量中最大的；表明城乡社区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最终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往乡村垃圾场转移，产生环境风险，致使农村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对环境风险的分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6得到支持。模型2显示，与居住在离垃圾场1公里范围之内的住户相比，居住在离垃圾场1～3公里和3公里以上范围的住户的风险经历得分分别低6.968分和9.733分。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越远，经历的环境风险越低，表明垃圾场周边居民和非垃圾场周边居民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分配以垃圾处理场为圆心向不断递减。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学者对于环境风险关注日益增多，然而更多的关注只是停留在个案研究上，仍缺乏系统定量的研究探讨环境风险分配。本研究基于数据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配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承担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龄、收入、居住地（城乡社区类型、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的显著因素。第三，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对居民的环境风险经历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关于环境风险分配的研究与西方存在明显区别：首先，西方学者将环境风险分配与“民族”、“教育”、“性别”等社会因素[4][13]联系在一起，而本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本研究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较多且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政府在垃圾场建设时采取“最小抵抗原则”，有色人种地区易成为垃圾场选址地。而在我国，汉族人口比例达到92%以上，少数民族比例较少；与美国种族歧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采取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因而没有出现少数民族承担更多环境风险的局面，民族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并不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保障房政策的实行，人才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和公务人员保障性住房在各城市全面建设开来，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价比较便宜的边缘或郊区，甚至可能选址在垃圾场周边，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较高的环境风险。由于选择调查地点的原因，性别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有待以后的研究进一步论证。其次，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环境风险分配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是，我国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差异上，城市居民经历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农村居民，对此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关联。第一，我国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市中心—农村边缘的模式，处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动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支配权，面对风险，城市中心者有权做出分配的选择，可以把原先产生于中心地带和应当由中心地带承担的风险分配出去[35]。第二，我国绝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资基本都在城市，而农村很难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资金，缺乏相应的环保设施，致使农村居民经历更多的垃圾处理风险。第三，城市在将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转嫁给农村居民的同时，却没有给环境利益遭受到损害且相对贫困的农村给予风险补偿，消减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使得风险积聚在农村居民身上。第四，城乡居民较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决定了他们抗风险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城市社区者相对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金融资产总量和较高人均值，能够有效地抵制社会风险[36]，而农村居民其抗风险机制明显弱于城市，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致使风险积聚。

总结起来，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垃圾场的建设与运营给周边社区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消减环境风险，但难以消除，形成了环境风险的初次分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差异影响着风险重新分配。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话语权力等风险应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或网络规模势力越强[37][28]，其关系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各类抗争的可能性越高[37]。若环境抗争失败，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对较高，具有理性选择居住环境的经济能力，有能力搬离环境风险区域，规避环境风险，承担较少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风险应对能力较弱，若选择沉默和抗争失败，则集聚一定的环境风险。深入访谈发现，当垃圾处理风险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他们会选择“堵马路、静坐”等原始抗争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处理抗议，然而只要垃圾处理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就选择停止抗议，这种接受“以钱补污”的短期维权策略行动并没有彻底消除环境风险，而是积累了环境风险。风险的不平等分配“实际上是一种强权逻辑，即谁有权势，谁就转嫁风险，谁没权势，谁就承担风险”[38]，风险分配呈现出一种阶级或阶层定律，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以后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关注不公正的环境风险分配，同时也需要关注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应加强对垃圾场周边居民的补偿机制，降低环境和健康风险，保障垃圾场周边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环境权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应该是长期性和历时性，纵向跟踪数据显然比横截面数据更适合于厘清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复杂关系，而本研究受条件限制只获取了某一时点的截面数据。第二，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之间可能还存在环境意识等中介变量，这些未能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观点和结论还有待通过进一步大规模、纵向调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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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63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135-01

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概述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它与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存在密切联系。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会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对其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产生潜在性的作用。在以往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将研究重心放在遗传、人格培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但却忽视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然而，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变得愈来愈显著，这一因素也逐渐受到了关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贫富差距很大，社会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无是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都会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一定的发展风险，应给予重视。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2.1 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大量研究证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认知发展存在密切联系。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让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功能与认知功能）受到影响。部分低社会经济家庭为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孩子的执行力要低于双亲家庭[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会对青少年的学习品质产生影响。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青少年在学习方面主动性更强，并且在学习上更为专注，对知识、技能具有较强的探知欲望。然而，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上述方面显然要弱于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除智力成长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生理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程度影响。相对而言，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营养摄入不够充足，并且出现不良饮食习惯的概率更大。从目前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情况来看，青少年基本生活保障并不存在问题，但微量元素、营养物的摄入水平依然较低。这对于青少年的脑功能发育会有所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其正常智力发展。在情感方面，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沟通、行为方面更容易出现情感风险。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关系，部分孩子可能会出现自卑、抑郁、孤僻等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甚至可能会成为犯罪动机。特别是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缺少情感关怀，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并影响到其心理健康。

2.2 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相对于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而言，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具有较多优势。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其不用担忧物质生活，最起码在生理发育上不会出现问题。同时，这些孩子能够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教育[3]。其父母大多数都经历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孩子受到的成长风险相对较低。但即便如此，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依然会受到部分因素影响。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求更高，特别在学业上具有特别高的要求，这会给孩子带来较大的压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当中，父母往往会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以此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但这样反而会让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隔阂感，甚至会让孩子疏远父母。在这些家庭当中，通常男性工作收入较高，工作时间较长，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也相对较少，这也会让孩子成长受到一定影响。另外，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孩子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问题，其不良行为与其抑郁及焦虑程度密切相关，并且容易在青春期产生。若未能对孩子的行为、心理进行有效引导，对其未来健康成长显然是不利的。

3 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无论高低，均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换句话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该给予关注。一方面，青少年在接受学校教育期间，学校要注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因素，并根据青少年家庭状况，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部分影响。在学业方面，学校应该对不同家庭学生的学业成绩、日常表现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并采取一定教育干预手段，如心理疏导等来缓解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并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使其能够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学习，尽最大可能来消除学生的心理问题及行为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要重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部分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要给予重点关注。通过相关政策，如学费减免、政策帮扶等来帮助这些家庭，缓解其经济压力，让这些家庭中的孩子能够接受正常教育。在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等区域，要继续加大教育扶持力度，不断提升区域教育水平，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

4 结语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潜在性作用也变得愈来愈大。在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因素的同时，政府应该继续加强青少年教育事业建设，尽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区域教育水平能够维持平衡，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曦，陈光辉，赵景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外向性的调节作用及其性别差异[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04）：420-427.

篇3

符码理论（code theory）是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对语言、社会阶级、教育成就等进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1〕为分析教育公平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伯恩斯坦根据不同社会阶级的惯用语言差异，用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与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两种不同的语言符码来分析语言与社会阶层、归属文化和家庭管理形态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中产阶级倾向于使用“精致型符码”，劳工阶级则倾向于使用“限制型符码”。〔2〕

然而，基于伯恩斯坦符码理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尝试以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为指导，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语言符码使用倾向，以深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语言符码使用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江苏南京市省级公办示范性幼儿园和民办非示范性幼儿园中各随机抽取一所幼儿园（分别为A园和B园），并在两所幼儿?@各随机抽取1个大班，每班随机选择5次集体教学活动，共计10次集体教学活动，以此为研究素材。本研究从这共计10次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师幼言语互动中获得A园幼儿使用的语句458句，B园幼儿使用的语句504句。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1.幼儿语言符码

本研究具体记录的是在集体教学活动情境下，每一次师幼言语互动中幼儿对教师说的话以及互动发生的背景。记录方式为事件取样法，具体为：研究者对每一次师幼言语互动行为进行观察，观察结束后对互动行为发生的整个过程进行白描，包括参与言语互动的幼儿姓名、言语互动的内容和背景等，缩写后填写在预先设计的观察记录表格内。研究者在观察时同时使用录音设备作记录。观察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详尽的文字稿，用于后续分析。

研究者根据王玉兰（2003）对限制型符码与精致型符码关键区别性特征作出的判定标准（见表1），对所收集整理的幼儿话语进行逐句判断，并将数据录入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在正式编码开始前，研究者对所收集整理的幼儿语料各随机选取30%，由两名研究人员分别进行独立编码，计算得出的评分者一致性系数k=0.85（p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主要涉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等指标。

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幼儿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并转化为相应的等级得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具体见表2。

二、研究结果

（一）幼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语言符码类型的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在SES所有项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A园显著优于B园（见表3）。

由表4则可看出，A园幼儿运用精致型符码的频次和所占比率略高于B园。为消除互动频次的干扰，本研究计算了每个幼儿运用精致型符码频次与运用限制型符码频次的比值E/R，并进行统计分析。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E/R存在显著差异（F〈1，43〉=7.956，p=0.007），A园幼儿E/R比值高于B园（1.447>0.596）。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A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无显著相关（r=0.019，p=0.930），B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显著相关（r=0.545，p=0.011）。

（二）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各种特征及其出现比率比较

1.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特征

伯恩斯坦认为，精致型符码变式包括语法层次与词汇层次的复杂剪辑，同时又指向普遍性意义。〔6〕语法、词汇、意义表达是精致型符码变式的三个主要特征。以下结合观察到的实例，说明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这三个主要特征。

（1）语法特征

语法特征重点考察逻辑连词和修辞（例如反问、排比、比拟）的使用情况。

出现频次最多的逻辑连词是“因为”，此外还有少量的“但是”“如果”，组合关联词（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未出现（见表5）。

修辞出现的都是比喻中的明喻（见表6）。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重点考察书面用语和专业名词这两类复杂层次词汇的使用情况。

书面用语出现频次不多，多数情况由教师提问所引发（见表7）。值得注意的是，B园幼儿未出现书面用语。

专业名词在科学活动中的出现频次比较高，在其他领域活动中出现频次相对较少（见表8）。但B园幼儿也未出现专业名词。

（3）意义表达特征

在意义表达特征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现最多的特征是“不确定”（见表9）。但在B园幼儿中未观察到。

2.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比率

由表10可知，A园与B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中，出现频次最多的都是“逻辑连词”，且所占比率很高。由此说明，这是幼儿精致型符码最主要的变式特征。

为进一步了解A、B两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情况，研究者比较了A、B两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频次的比率（见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A园幼儿出现了五种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而B园幼儿只出现两种。由此可见，相较于B园幼儿，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的频率更高，更丰富。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比率存在显著差异（F〈1，46〉=7.456，p=0.009），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比率显著高于B园幼儿。

三、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A园与B园幼儿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精致型符码与限制型符码的使用比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A园幼儿显著高于B园幼儿。此外，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的种类及其出现比率均显著高于B园幼儿。本研究尝试运用伯恩斯坦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对此进行分析。

（一）教师：调节幼儿语言符码的使用

本研究显示，在SES得分和语言符码E/R比值上，A园与B园幼儿均存在显著差异，不过A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无显著相关，而B园幼儿两者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A园教师注意通过课程设置、师幼互动等方式对此进行调节，激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较低的幼儿更多使用精致型符码，从而“削弱”了不同阶层幼儿的语言符码使用倾向差异。由此推测，高水平教师对幼儿不同类型语言符码的使用可以起到显著调节作用。〔7〕

（二）班级：“地位中心”与“个人中心”的协调

伯恩斯坦将家庭分为两类：强调成员家庭地位的“地位中心家庭”与强调成员个体独立属性的“个人中心家庭”。借鉴这一理论，本研究尝试将两所幼儿园的师幼互动分成两类，即强调客观规则的“地位中心班级”与强调主观表达的“个人中心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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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环境监测 经济社会 地位 作用

[中图分类号] X83 [文献码] B[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161-1

在经济日趋发展的今天，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世界各国已清醒的认识到保护环境必须成为全人类的一致行动，保护环境主要是改变发展的模式，人类必须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取、运用环境质量数据资料的科学活动，是用科学的方法监视和检测反映环境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各种数据的过程[1]。环境监测工作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为环境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技术服务。因此，认识环境监测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人们认为环境监测的成果就只是各类数据，这种认识不全面、不完整，也没有真正认识到环境监测的效应。环境监测的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获取各种监测数据，这不是环境监测的终点， 只能视为一个起点。环境监测主要是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服务，这种服务不单单是提供大量纷繁庞杂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提供对环境现状的分析和预测，为各项环境管理措施提供决策建议。环境监测是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和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环境和环境执法监督的基础，是环境保护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在实践中常被形象地称为"环境保护的眼睛"。在国家的"十五"计划纲要中，也开始写入了环境监测的内容，明确地提出"要健全环境监测体系"的要求。环境监测的重要成果之一的环境质量报告书，即以环境监测实测数据为主，适当辅以环境统计数据，报告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并分析环境变化原因及提出改善环境质量建议，对环境决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很高的参考价值[2]。

1 环境监测与城市建设

在现行的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规划作为其中的重要一个组成部分，而要有一个科学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价，而科学的环境评价来源于切实可靠的环境监测工作，即进行环境背景值调查。在城市规划中，往往是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环境条件，不同季节的环境监测数据，确定某一区域的功能性能。如果监测的方法不对，或监测的数据不准确，据此而制定的环境规划将会导致城市布局上的失误，建设的项目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对城市整体建设也造成影响。又如，现在的重大项目建设中要求有环境影响评价，而对环境进行评价的基础也是各种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如果环境监测的数据不准确，就有可能造成项目在审批上的延误。尤其是在针对突发性污染事件的处理上，环境监测的作用更为突出，它不仅仅可以确定污染物的来源，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更可以通过监测结果了解污染物组成，为解决污染事故提供科学依据。

2 环境监测与企业发展

近几年来，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要求企业提高效率，开发清洁的技术，更新、替代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和原材料，实现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有效管理。环境监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及时了解企业的污染现状。这样企业就可以通过监督性监测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了解污染现状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同时企业可以根据原材料投入、产出及排放状况进行物料衡算，了解原材料利用效率及能源利用率，而这些都是企业想要进行清洁生产所首先要了解的数据，有了这些数据的分析，企业才能针对现状，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案，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企业创造新的效益。还有城市综合定量考核，企业单位上等级，治理工程建成验收以及创建卫生城市的一些监测，如：烟水控制区的监测，环境和区域噪声监测，废水废气的监测，污染源排放状况监测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另外，企业或城市选择水源时。如果由于环境监测忽视质量控制，报出了错误的数据，一是可能出现本来可以利用的水源不能利用。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增加了给水的投资；还可能出现把本来不可使用的水源错报成符合用水标准，结果花了一大笔资金，却因水质不符合标准而不能投入使用。这也说明了监测工作及监测数据事关重大。

3 环境监测与产品

商品是在整个社会中流通和使用的。产品质量的好坏，不仅从适用、美观、耐用方面去衡量，还从它对人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来衡量。如灶具排放烟气的指标；生物中所含的各种有害物质的指标：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冷气机、机动车等的噪声指标，机动车排放有害废气指标；酒类中有害杂醇指标；卷烟中尼古丁、焦油指标；化妆品中刺激有害物的最高允许含量指标；室内装饰、装潢所使用的材料以及工作产品中各种有害物质含量指标等，大都需要进行测定。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合成化学品越来越多，若不对这些化学品的致病性，致癌性、致畸性、致突变性进行鉴定和监测以确定其使用限量，则对人类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4 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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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在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①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医疗卫生设施缺乏，导致“因病致贫”的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矛盾恶化，失地严重，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②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经济增长乏力。农村劳动力已经由过去的数量过剩转向了现在的结构性的人才短缺。一大批有知识有技能的农村青壮年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③地方财政困难，到期债务无力偿还，影响政府形象。现有的政府转移支付机制还不能立即有效地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地方政府还债压力大，影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制约了其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

二、财政工作服务方向

针对农村发展中面临的上述问题，我认为财政税收部门需要转变服务方向，发挥财税职能，采取有效措施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制定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向农村投资。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外，适当引导社会资本向农村转移，参与农村建设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通过税收减免，税前抵扣，提供优质纳税服务等措施，支持民营资本投入农村建设。适当放松进入限制甚至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和基础教育建设，针对不同层次群体提供不同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民营资本向农村转移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有利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

（二）为回乡创业农民工创造优质的税收环境。由于政府鼓励和其他因素，已经有大批的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回报农村。他们有一定的技术和资本，又熟悉市场，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受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如：前期资金少，税收知识缺乏，财务管理风险大等。因此当地政府部门可以为农民工创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提供资金支持。包括：①适当减免企业创办之初的税收，提供资金扶持，减少企业的资金压力。②普及税收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企业的纳税意识。

（三）在农民培训方面，需要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人才是农村建设中短缺的资源。通过财政支持，利用原有的政府各级培训机构，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教育，提高其思想文化素质和致富本领。此外还要改变以前的培训模式，由单一的技能培训向多元培训教育转变。既要培育他们的技术技能，又要培育他们的市场市场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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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播电视；市场经济；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广电系统在体制上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特别是在入世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有线、无线台的合并，地市台的职能转变完成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而集团化正是广电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的广播电视又是特殊的产业，必须正确处理好其特殊性和一般产业属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它的特殊性而不强调它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因为它的产业发展而忽视它的特殊性。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广播电视是党的重要喉舌和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正确处理好广播电视事业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广播电视事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广播电视事业由党委宣传部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实行行业管理。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体现在管集团的舆论导向、管干部、管政策。政府主管部门主要是对集团实行社会化的行业性的依法管理。

政府要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以促进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另外，法律服务还包括将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我国广电体制改革、战略改组以及广播电视立法结合起来。

只要有阶级，无论是什么国家，广播电视都带有政治属性，讲求社会效益，强调宣传管理。就连自我标榜最自由化的美国也不例外。例如：2003年3月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加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大量提供对己有利的宣传材料，限制对己不利的新闻报道。3月31日，两名美国记者被控违反报道规定而遭到封杀。我国广电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不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宣传工作为中心，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以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己任，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其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就没有听众观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广播影视事业在发展速度，扩张规模上，要做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同步，与世界传媒业相匹敌，必须突破原有的思想认识、思维方法、工作模式、运行机制，确立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特别是要把宣传功能和产业功能进一步开发起来。

加强宣传管理与产业经营并无矛盾，只有加强宣传管理，产业经营才更规范；只有加快产业经营才能发展壮大宣传规模，加强宣传力度。

当社会信息化环境趋于成熟和企业内部组织规模膨胀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在信息产业化进程中，媒介的资本运营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行政力量始终是一头独大的，因此，取得外在行政力量对广电改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取得外部行政力量的理解之后改革本身的阻力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大力量整合资源，推进改革的进程。”行政整合还包括完善激励机制，整合人才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整合智力资源；推动技术挖潜，整合设备资源；增强传播实效，整合宣传资源；实施项目制，整合节目资源；强化资本运营，整合社会资源。必须指出，行政整合虽然是中国电视业改革进程中一个阶段内的必然结果，但不是最终方向。

产业经营的目的是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够以交换来满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潜在顾客组成。”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短期利润与长期战略发生冲突的现象。每当遇到这种冲突时，有眼光的企业家通常以选择后者为上策。比如一批虚假医疗广告的投放可能会在短期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但当这些虚假广告被广大患者识穿时，就会严重影响到媒体的社会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别重视追求长远利益，它把企业的长远利益与日常报道结合起来，无处不体现出着眼大处的远瞻风范由于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准国外的资本、民间的资本甚至行业。广电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可以称为垄断行业广播电视是独家经营的，广告是垄断的，播出是垄断的。视频业务是有线电视网的强项，还有政府政策上的垄断保护，盈利能力有充分的保证，掌握着垄断性的行业资源。电视网络成了广电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播节目、播广告，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开展数字电视、视频点播、互动电视、立体电视等，这些都属于“垄断性”项目。随着国外传媒的“入侵”，随着做强做大的要求，还必须积极应对竞争。垄断是相对的，竞争是绝对的。比如，行业内台与台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抢收视率就是竞争；行业外增值业务中的宽带上网、IP电话、数据传输等的开展就是竞争。

注重品牌是广播电视走向成功的做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80年代买下20世纪Fox，并将其他资源纳入Fox的品牌之下，如今Fox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台标识。品牌必须与相关资源有效配置，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又比如CNN，为了吸引一流人才，发挥他们的名人效应，CNN可谓不惜血本。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事业属于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耗部门，节目制作的成本可高可低，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大。可见成本核算非常重要。因此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在广播电视内进行以实施成本核算、强化成本管理为突破口的改革尤为迫切。这一举措，会极大地提高电视生产力，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这就需要对广电的上十万个原始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形成广播电视成本管理数据库。现在不少电台、电视台开始以成本核算来采制节目，讲求经济效益。

伴随着广告业的飞速发展，广告经营也逐渐占据了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而广告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兴旺，因而经济发达的省市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市，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有所波动，广电产业的主业务必定殃及池鱼。随着境外传媒的“落地”，电视广告成本的加重，加上新兴的第四媒体的强劲冲击，导致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发展缓慢。经济上过分依赖广告收入，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要把广播电视事业做强做大，眼光只放在广告一个目标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加紧在增值业务上做文章，开发新兴产业，重视高新产业。所谓增值业务，是指有线电视公司利用富裕的网络带宽资源，开展电视信号转播以外的业务，目前以宽带上网的技术条件最为成熟，成为有线电视公司增值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成立的广电集团宜采用专业化的经营模式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是做强做大的一个核心因素，核心竞争力强调的一是组织，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资源整合；二是能帮助组织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三是它具有价值性、延展性和别人很难复制的特点。

媒体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在几十年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他们在节目的采制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随着产业化的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更需要一批懂业务、会经营、擅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既精通广电业务又深谙传媒经营管理的高级人才。由于传媒经济发展迅速，竞争加剧，业界既需要专业人才，更急需复合型的高级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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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中，在企业的收益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无形资产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的生产经营除了必须依托有形资产外，也离不开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积累被看作是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以美国为例，很多企业中的无形资产的比例已经高达50％－60％。微软公司对应用软件作出的重大贡献使其获得巨额收入。由此可见，无形资产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要素。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是知识经济对现代企业管理提出的迫切要求。

一、无形资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无形资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是现代企业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

一个企业拥有无形资产的多少，代表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的强的是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拥有无形资产的多少，代表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无形资产一般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商誉权等；或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经营秘密、特许经营权、商誉等。无形资产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定不同的类型,但最重要的是按评估对象是知识型的还是权利型的来划分。这种分类与无形资产的管理和评估关系更为密切。知识型无形资产的构成，主要是依靠高度密集的知识、智力、技术和技巧及其可能带来的高附加值,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驰名商标、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工业版权。知识型无形资产的主要作用是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扩张效益,其知识能使产品在一个时期内产生垄断性利润。权利型无形资产的构成主要是依靠特许权和可获赢利条件的关系。特许权主要是对物产权和行为权利,如矿产开采权,优惠融资条件,烟草专卖与专营权,生产许可证等。可获赢利条件的关系主要指雇员关系、顾客关系、销售关系等。特许权类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通常采用收益现值法,关系类无形资产的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企业的无形资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形资产存在潜在的巨大财富。无形资产是有价值的。在会计上无形资产有其账面价值，是以会计凭证为依据的可以计量的价值。然而，重要的是无形资产潜在的价值。他是企业可以利用的潜在的巨大的财富。

第二，无形资产可以强化知名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一种商品，甚至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个好的声誉，以利于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一个企业信誉好或商誉好，一种商品质量好或是品牌好表明该企业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将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为企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企业无形资产的好坏是强化企业知名度的重要手段。所以企业必须培育和发展无形资产拥有一种或多种无形资产为其企业服务，并使无形资产在质量上不断提高。企业不仅拥有了无形资产而且要经营无形资产，发挥无形资产的更大作用，通过不同渠道，在不同方面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在更大的范围内，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企业和这种商品，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

企业有好的知名度，会使企业在社会公众面前有一个好的形象，在社会上有一个好的商业信誉，是企业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晶。然而好的形象，根本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真正做到“诚实经营”。

第三，无形资产可以提高竞争力。企业拥有无形资产，有好的商誉，好的品牌，有一定的专利权，就意味着企业的商品在广大国内外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能在市场的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这样的企业更要锐意改革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提高员工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第四，无形资产可以增强经济实力。企业拥有某种或多种无形资产同时，将这些无形资产都创有一流的品牌，在增加竞争力的同时，为其企业的经济实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保护好自己的品牌，在不断地创新和开发新的产品，扩大名牌效应以求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不断地增强其经济实力。

第五，无形资产可以转化为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所占企业一定的资产的比例，从而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资产运营效益。

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无形资产通过出售或转让，将收取的货币资金用来购买其他有形资产；二是发挥名牌效应，以名牌盘活有形资产。此外，无形资产还可以扩张资本，扩大规模适应资本经营的需要，以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无形资产管理的现实意义

当前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无形资产虽不具有实物形态,但具有商品的属性,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且能在较长时间内为其拥有者带来收益或其他效用。把无形资产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资金,降低消耗,改变产品结构,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所以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一）加强无形资产管理,可以刺激无形资产的产品生产,从而促使全民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加强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型无形资产的管理,可以促进全社会对知识性、文化性劳动的承认和尊重,为知识性和文化性劳动提供切实的保障和补偿,从而引导公民和企业开展科技、文化领域创造性劳动。

（二）加强无形资产管理,可以加快知识形态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移并充分挖掘资源潜力。

（三）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有利于适应国际经济技术开发趋势、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

（四）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企业固定资产的完整与安全。

三、企业无形资产未来发展前景

（一）无形资产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展开，国际贸易不断完善，跨国经营日益频繁，无形资产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了。在今天的国际经济运行中无形资产呈现出了以下几种趋势：1.无形资产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多。2.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3 .无形资产对企业的收益贡献，特别是对高额利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随着无形资产交易的频繁程度的增加，交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5.无形资产的国际经营在范围和数量上大幅度地增加，国际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首先从微观上讲，无形资产国际化是企业经营上的要求。作为资产重要内容的无形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为企业提供收益是内在的本质追求，也是无形资产的属性所决定的。在追求收益的同时，企业应当站在世界的高度和全球的范围对无形资产进行科学的经营和管理，也只有将无形资产放在国际环境中，才能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其作用。无形资产国际化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要求。信息社会将全球联络成一个信息整体，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地理和文化的界限变的比以前更模糊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在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中，无形资产的流动空间得到了速度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他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空前所无与伦比的。因此，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客观上也要求无形资产的参与和国际化。随着国际时常的日益完善资本的流动速度和规模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作为经济资源的无形资产已经成为了国际经济技术贸易和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式。

从宏观上来讲，无形资产国际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挥经济资源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声誉；有利于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有利于全体人类甚或质量和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无形资产的多少和国际化的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标准之一。

在当今知识经济爆炸的社会，随着人类文明向着更高层次的发展，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要求也更为进步。还有待于我们更好地开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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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从东部的通辽市传来喜讯，通辽地税系统2009年各项税费收入突破了45亿元，同比增收10.11亿元，增长28%。其中，税收总收入累计入库33.02亿元，同比增收7.16亿元，增长了28%，完成自治区局下达年初计划30.15亿元的109%，完成通辽市政府下达年初计划30.84亿元的107％。各项税收均实现了较大突破。其中社会保险费累计征收入库10.6314亿元，同比增收1.7193亿元，增长了19％，其他各项基金类收入累计入库2.0116亿元，为构建和谐通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2010年春节前夕，我们从吉林长白山下出发，沿着我国著名的黄金玉米带来到了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在到处尽是金色玉米塔垛的通辽,我们见到了尚勇并采访了他。

出生于内蒙古中部乌兰察布草原的尚勇，曾经担任过旗县税务局局长和乌兰察布盟地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99年4月调任内蒙古地税局直属征管局任副局长，主持工作。2000年至2005年任直属征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从2005年起至今担任有内蒙粮仓之称的通辽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在他担任通辽地税局局长的五年时间里，这个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项税费征缴连续五年来，实现了税收的连年突破与飞跃。尚勇说：“我们全市地税系统总体工作思路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税收观，紧紧抓住战略机遇，不断开创新局面，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工作方式上实现根本性突破。”他们在工作中始终按照“精诚团结、发扬民主、务实高效、勤政廉政”的十六字方针和“突出一条主线，确保两个转移实现三个提高，创建四个一流，打造五型地税机关”的总体工作思路，牢固树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工作宗旨，坚持依法治税，完善税收制度，规范税收管理，优化纳税服务，加强信息建设，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党风廉政和地税组织文化建设，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组织收入任务，全力推动通辽地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去年，通辽地税全系统在奋力拼搏下迎来了一个丰收的黄金年，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尚勇在地税工作中始终坚持“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切合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征管措施，从而使全市地税系统税费收入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严峻形势下依然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在这一年他们加强对重点税源的管理力度，把760户年纳税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全都纳入市局监控范围，对全市142个新建再建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税源项目进行重点监控，确保主体税收的及时足额入库。与此同时还加大对重点行业的税收管理，不断健全完善煤炭开采、建安房地产、公路建设、冶金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税收征管力度。去年这些行业入库税收20.08亿元，同比增收5.76亿元，增收额占通辽全市税收总收入增收额6.9499亿元的83％。去年通辽地税局加强稽查检查和各类专项检查，对电力、房地产、煤炭生产企业及运销企业等重点行业进行专项检查，查补入库税款、罚款等共计6300万元。通辽地税任务完成的这样好，尚勇认为主要得益于通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税全系统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据了解，通辽地税为税费收入实现均衡快速增长，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是注重税源分析，对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新建、续建投资项目进行重点监督管理，同时合理调控收入进度，保证收入质量；二是强化主体税种管理；三是加强稽查检查和各类专项检查；四是对全市房地产税收实行－体化、专业化和精细征管；五是加强社保费征缴，确保了税费同步实现过半目标；六是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支持与配合，加强与交通、房产、财政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创造良好的治税环境。近年来通辽地税大力推进征管信息化建设，不断优化纳税服务，四年来地税系统连续组织召开了多次税收管理暨信息化建设现场会议，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统－开发了数据大集中征管辅助软件系统，从而使全市地税系统征管信息化工作五年内迈了五大步。与此同时，他们强化税收管理，围绕拓宽税基重点开展工作，使税收职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2009年为落实西部大开发，为扶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下岗再就业职工的生产经营，他们积极贯彻落实各项减免税收政策，全市地税系统共减免各项税收1.169亿元，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通辽地税局非常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对此尚勇说：“我们一是以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大干部培训力度，从去年以来先后举办了包括‘新企业所得税法’、‘公务员文明礼仪规范’在内的多期业务和学习培训；二是积极推进人事机构改革，本着‘公平、平等、择优’的用人原则，组织部分旗县地税局分别开展了股级干部竞争上岗、继任考核和－般干部双向选择工作；三是不断完善市局机关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下基层税务所工作制度，局机关的35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部下到基层所进行了工作。这一举措不仅有效转变了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同时也帮助基层所解决了不少工作中的实际困难。2009年是通辽地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年，以多种方式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市局机关和三个基础局被确定为行风免评单位。非常值得－提的是他们的文化建设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绩显著。他们以各种活动为载体，不断推进地税组织文化建设，成立了摄影、诗词、收藏等多个协会，组织参加‘霍林郭勒杯’科尔沁草原行全国摄影大赛，其中有三幅作品获奖；近年来全市地税系统干部职工积极向社会捐款，济贫扶困献爱心，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他们还在全系统内开展了‘巾帼展英姿、建功新通辽’的活动。近年来通辽地税局还创建国家级青年文明号一个，创建区级青年文明号五个。2009年市局机关在被通辽市委、政府评为市级文明单位标兵的同时还被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军区命名为自治区级文明单位。”

面对通辽地税的崭新面貌，尚勇说：“我们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拼搏，锐意进取，为通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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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社会经济主体经营过程中需要面对更加严酷的竞争环境，为了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社会经济主体必须从管理等多个角度提升能力，而财务管理是社会经济主体管理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学的财务管理功能能够促使社会经济主体生产经营等各项活动更加顺畅的进行，也可以促使社会经济主体在可靠而充足的财务数据下制定科学的经营目标，提升社会经济主体的竞争力。由此可见，财务管理在社会经济主体经营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财务管理在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财务管理 社会经济主体管理 作用

财务管理是社会经济主体经营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同社会经济主体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积极加强社会经济主体财务管理，对社会经济主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社会经济主体经营过程中，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落后性，流程相对简单，目的也不够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本文首先对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财务管理的作用进行了介绍，并总结了财务管理的地位，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加强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财务管理的措施，希望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一、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财务管理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升社会经济主体效益

社会经济主体经营过程中包含多个环节，如生产、销售、原料购买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对资金进行充分的利用，合理的进行资金的配置是提升社会经济主体经营效率的关键，而这一过程中需要将财务管理的功能进行充分的发挥。财务管理同社会经济主体运行每一个环节都具有不容分割的联系，它能够对每一个经济项目展开监督，促使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对资金进行充分的利用，并将最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促使社会经济主体经济效益提升。良好的财务管理，不仅能够对社会经济主体经营每一个活动进行监督，还能够对职工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通过奖金的方式可以带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也能够促使职工体会到自身的主人翁地位。

（二）科学合理的管理资金

社会经济主体运行及发展离不开资金的充分利用，也可以说，资金是社会经济主体形成的基础。在社会经济主体实施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就是管理资金，而提升这一过程的科学性，财务管理中应积极进行资金的筹集并展开科学的调配，促使社会经济主体运转中资金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功能。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能够合理运行社会经济主体当红的无形和固定等资产，保证社会经济主体经营中拥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的规避市场经济风险，同时也可以减少资金浪费的现象，保证资金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运行机制是将财务管理的功能进行充分发挥的关键，也是现阶段企业经营中必须注重的关键问题。

二、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财务管理的地位

（一）处于社会经济主体管理的核心地位

在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现阶段在衡量社会经济主体运行效率以及管理水平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财务管理。可以说，财务管理是促使社会经济主体每一个环节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管理社会经济主体资金的过程中，要想对其功能进行最大程度的发挥，应促使社会经济主体资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利用，这项内容就需要财务管理来完成。在科学的财务管理下，社会经济主体近期或长期发展的目标得以确定，并在大量可靠的财务数据基础上，促使领导者根据市场经营状况及时对社会经济主体经营方式进行调整。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主体面对的风险降低，对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现阶段应积极提升社会经济主体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将其最大功能进行充分的发挥。

（二）社会经济主体发展的历史要求

现代社会经济主体经营中要想更好的面对市场经济多变的环境，应当提升财务管理能力。在社会经济主体当中，独立性是财务管理的主要特点，该项内容基本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同时其管理的质量和结果可以对社会经济主体的运行状况进行充分的反应。社会经济主体运行中应包含两个重点内容，及财务和企业管理，有机结合两项机制，可以促使社会经济主体各个环节进行更加紧密的联系。

（三）对企业经营具有保障作用

在企业经营经营管理过程中，资金被应用于每一个环节当中，实施财务管理，不仅要将其作为一种制度，还应当促使其同企业经营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融合，而科学合理的利用资金，能够保证企业经营过程中，拥有充足的资金来购买原材料，也拥有充足的资金展开销售和宣传等工作。由此可见，积极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可以对企业经营起到保障作用。

三、加强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财务管理的措施

企业经营中，实施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财务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提升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财务管理质量的措施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探讨。

（一）管理体系应以财务管理为核心

完善当地管理体系是企业运行中形成良好的秩序和文化的关键，企业经营是构建企业管理的关键。新时期，在积极提升财务管理质量的过程中，相关管理体系的构建应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促使职工在日常工作中意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同时将财务管理的监督职能进行充分的发挥，引导职工工作中提升效率和质量。财务管理的实施，在充分利用企业可调动资金的基础上，能够在相同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

（二）加强对企业成本的管理

传统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在实施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忽视了对成本的管理，仅仅是对企业经营利润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对企业成本和资金进行充分的利用，更无法对企业利润结构进行充分的了解。在你这种情况下，新时期企业实施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加强对企业成本的管理，促使企业经营者更加清晰的把握企业收入情况，并根据这一情况及企业经营的外界环境，及时调整原有的生产经营策略，从而科学把握企业经营方向，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加强对风险管理的重视

新时期，企业在积极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注重实施风险管理，对年企业经营中面对的内外风险进行充分的把握，并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对这一风险程度以及企业的承受能力进行充分的掌握，从而在接下来的经营过程中，将企业的实力进行充分的发挥，构建最为科学的方案将利益最大化，并将风险最小化。同时，在实施财务管理中，应将防范与补偿措施应用于风险管理内部，从而在遇见风险的过程中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为企业周转经营争取宝贵时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经济主体经营发展需要面对更加严酷的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主体必须及时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从而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而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中，财务管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主体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是社会经济主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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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江莉.试论财务管理在社会经济主体管理之中的作用及其地位[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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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葛小英.试论如何加强财务管理在社会经济主体合并重组中的作用[J].中国乡镇社会经济主体会计，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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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网络时代下，互联网经济成为其新的产物。在多重影响之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以科学、技术、信息作为基础。民商法作为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法，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也需要加以完善，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以便于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的民商法确实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但是，由于限制性因素过多，完善度还不够，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做出进一步改变。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商法的联系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民商法的体系建设

社会经济在不断地发展，自然也就需要更多的制度来维护其发展成果或者说维护其发展进程。民商法作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部门法，针对社会经济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多是以其作为主要的法律规范。因此，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就使得民商法体系建设尤为必要。

（二）民商法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都是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规范，而民商法作为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的法律总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民事经济发展中的各项关系纠纷能够得到解决，恰好，这也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要求，因此，民商法体系的建设，会反作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中，进而保证其稳定发展。

二、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具体变化

民商法与人门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所以极易受到群众的关注与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商法也有着明显的变化，笔者将其归类如下：

（一）内涵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模式也有所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多是存在坐销与行销。也就是说整个“商”字，都是表现在人们切实可以体会到的交流之中。然而，信息时代下，网络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前的社会经济更多地是借助信息技术、打破传统时空限制所进行的便捷化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转变，自然也就让民商法的内涵有所不同，其包涵的手段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前的民商法内涵明显较传统的更为宽泛。

（二）民商法原则的变化

民商法主要包含了三个原则，即：安全原则、平等原则、效益原则。首先，传统民商法的安全原则相对狭窄，虽然是民商事活动安全有序的重要保障，但是不具有其他的含义，而如今的民商活动，不仅需要保证过程的安全，还需要维护市场的安全。唯有市场安全，才能够确保整个市场的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作为民商法中重要原则之一的平等原则，是对交易主体的维护，也是市场秩序保证的重要条件。在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中，民商事活动也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使得市场秩序受到影响。当前的平等原则，已经不仅仅是包括交易双方主体的地位，还包括技术平等、媒介平等等多种因素。最后，效益是人们从事商事活动所必须追其的，然而，在长期的法律事实中，都存在公平与效益的失衡。而传统的民商法，也就公平作为一定原则，在两者失衡的情况下，以公平作为第一指导原则。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人们已经逐渐端正心态，兼顾公平与效益，尽可能的保证多重社会利益。

三、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发展

（一）民商法应用范围的扩大

随着民商法内涵的扩大，其应用范围也有所改变。传统的民商法是针对实际存在的交易活动，而当前的民商法已经将部分网络交易作为其保护对象，网络发展中的域名，已经成为了民商法的一个保护主体，在时展的背景之下，往后的域名将会成为商家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方面。民商法将其纳入保护范围，实际上是在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扩大

在传统的民商法界定里，是以实物交易作为主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人们可以通过该种模式进行交易，且获得一定的信息。但是，交易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隐私或者利益，进而对隐私所有者造成一定的损害。民商法的存在，也将该种行为作为其规范范围之一，使得民商事主体再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更加规范，更加文明。保证了其内部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