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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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代大学制度复旦大学贡献创建于1905年的复旦大学，在20世纪初叶，开创了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教育的先河。复旦大学的办学特色，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同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提供启示。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定义

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大学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施民主管理、全面落实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所具有的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管理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指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从微观层面来讲，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

二、复旦大学办学特点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1905年，震旦学院140余名学生因反对法人干预教育从震旦学院退学。震旦学院校董教育家马相伯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宣布出资创办复旦公学。从此，复旦公学成立。从复旦公学的创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它是当时有识之士在反法帝国主义夺权中重建的爱国民主学校。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招生本科，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41年，学校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在当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办学特色。

1.思想民主，学术自由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是复旦大学所追寻的目标。马相伯主张学校应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他在复旦时明确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复旦校歌歌词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为复旦人对教育和学术领域的追求和理想。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于新思想的引进， 也非常关心。所聘请教师中有思想极为先进的人物，对当时复旦发展有很多影响。1924 年，复旦设立行政院，实行教授治校，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

复旦大学因是私立大学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可以保护激进学生，有按学术标准或他们选择的学术标准办校的可能性。相比国立大学来说，所受政府束缚较少。

2.学生自治管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认为，大学应是学者自由问学的机构，认为大学应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想把复旦办成一微型民主社会。复旦大学成立学生自治会管理学校，设有评议部、执行部和司法部，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己管理。学生自治会除了安排食宿和同学们一般社会活动外，办了一所为师生员工服务的合作银行和几个合作机构。复旦大学积极提倡独立自由和学生自治精神。学生自治制是由学生选举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承担学校的所有管理工作，院内各部事务全部都由学生管理。学生代表直接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通过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分配学生担任行政职务是为了将来把民主价值观运用到社会。这一管理制度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这也形成复旦独特的治校风格。

3.中西会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重

复旦作为近代中国知名的私立大学，它的教学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教学要求非常严格。在为学生奠定知识基础方面，复旦大学规定，学生凡国文、英文、算学有一科不及格者，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复旦学生以基础扎实而著称。其次，非常注重外语教学。把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列入必修科目，规定除了本国的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须用汉文外，其他科目都用西文教授。目的是培养中、西会通的人才。除此之外，复旦大学提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的教育理念。复旦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容纳各种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

设有中文、外文、历史、社会学、新闻、教育等系的复旦文学院在课程设置的广泛程度上，可以和美国文科学院相比拟，同时又注重职业训练。学生毕业之后，可能应付社会的挑战和适应社会的需要。成立于1917的复旦大学商学院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商业发展以及上海民族工商业的需求， 创立此学科。它设有银行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和企业管理，为民族工商业培养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和理财贸易专家。

复旦大学的教学理念是中西会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从复旦课程设置来看，有两点是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校对于课程设置有较多的自，因而有可能根据中国培养高等人材的需要，来决定教什么或不教什么。二是注重实用知识的学习。当时的复旦课程设置，不仅向学生介绍了新知识，并且力求结合现实常发生的问题加以说明。

三、贡献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其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目前，中国大学制度存在很多欠缺，不管从对外关系上还是内部管理。中国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其主体地位缺失，大学存在严重行政性泛化现象，缺少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氛围。近代复旦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为目前的中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就大学与外部关系来说，复旦大学最初建立是因为反法帝国主义夺权所产生的，它是一所爱国主义民主学校。国外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而且复旦大学一直到1942保持其私立大学的性质，政府对其干涉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在较独立的环境相对比较自由的发展。

复旦大学对现代大学制度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学校内部治理上。学生自治制度是复旦大学的一显著特色，其管理制度把学校管理权利交给学生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而其课程设置是其另一重要特色。其课程设置学校有较大的自，教授可以决定教什么不教什么，其教学内容很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复旦教授和学生都重视学术自由，他们从中国教育传统中吸取知识来承担社会重任、关心实用研究的内在价值，来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需要。他们既不盲目追求西方学术标准，也不排斥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而是想树立起中国近代学术标准。

参考文献：

\[1\]刘献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哲学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1，(10).

\[2\]程沧波.国立复旦大学\[A\].中华民国大学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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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宏.复旦公学(学院)迁锡纪事\[J\].档案与史学，1999，(01).

\[6\]别敦荣.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探析\[J\].江苏高教，2004，(03).

\[7\]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办学成功地因素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05).

\[8\]许美德.一个大学新传统的开创――复旦的早年\[J\].复旦学报，1982，(02).

篇2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高等教育的一般性，又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高职院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既应当具有一般大学的共性特征，也应当有与其自身办学目标相适应的个性特征，其内涵应该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的鲜明属性。因此，有别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章程应当凸显高职教育特征、适应高职人才培养要求，并且尽可能彰显特色或个性，避免“千校一面”的情况出现。完善治理结构、实现依法治校，是高职院校章程制定的核心内容。包括高职院校在内，高校治理结构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外部治理结构主要指学校与举办者关系，具体体现在：通过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办学自”。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一直以来是高校和社会广泛呼吁的改革焦点。早在1979年12月6日，苏步青等教育界知名人士就呼吁“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依法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落实和扩大办学自，首先是政府的职责，需要政府转变高校管理职能。另外，高校作为办学自的实施主体，须建立更加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监督制约机制，为更好地行使办学自奠定基础。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通常被概括为16个字：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是处理学校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种规范体系。关键在于，在运行层面上如何具体设计和实施。

作为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新型高等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制度体系大多沿袭本科院校的传统。当前，多数公办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相似，同质化倾向严重。因此，高职院校应当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运行效率，构建适合高职人才培养的“服务型”管理体系和“扁平式”管理结构，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高职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增强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的服务型高职教育体系，这是高职院校制定大学生章程需要予以重点考虑的问题。

此外，章程应当凸显“办学以学生为本、发展以教职工为主”的基本理念，注重保障教职工和学生的基本权利。明确师生依法参与学校管理的形式并完善学生权益的保障机制。国外包括我国港台地区一些高水平大学章程在这方面多有所体现。例如，巴黎第一大学的决策机构是行政管理委员会，设成员30名，其中14名在职教师、研究员，5名正式学生代表和5名候补学生代表，3名非教学科研人员、图书馆人员和同类人员的代表。香港大学由校务委员会管理大学的事务，其中有4名全职教师、1名不属教师的全职大学雇员、1名全日制本科生、1名全日制研究生。教师、学生代表占全部成员的近30%。

篇3

摘 要：高等学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是高校财务管理实践的难点，也是会计制度研究的热点。其实践与研究突破应该从高等院校内部财务控制问题出发，探究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机制效应与方法策略，更需要创新研究论域，探索高校财务制度建设与学术制度建设之间的二元关系机制，建立健全学术责权与经济责权的结构关联。其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可聚焦地方高校定位与发展的内在特质，关注制度建设方法经验的推广与特色制度的创新。

关键词 ：高等院校 总会计师 研究路径

一

教育部1979年颁发了《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会计人员职权条例〉实施细则》，其首次出现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的制度设计：“凡设立一级财会机构的高等学校，根据工作需要，一般应当设置总会计师，建立总会计师的经济责任制。”超前设计的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大面积推广实施在2011年12月教育部首次启动东南大学等6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的公开选拔任命。其后还有2013年3月教育部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并任命的第二批武汉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10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

2013年11月教育部正式核准公示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其中包括已公选任命总会计师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南大学在内的3所学校再次在其大学章程中明文规定落实总会计师岗位设置。

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文件与项目方案有力推动了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建立与完善，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设计了 “公办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由政府委派。”教育部2010年12月了《浙江省部分高校建立高等学校总会计师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1月颁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其将长春理工大学列入《建立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完善高校内部财务和审计制度》改革试点项目之中。还有2011年国家颁布《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管理办法》与2012年《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都落实了高校设置总会计师的岗位性质、工作职责以及任职条件等系列具体要求，进一步落实法规细则与工作方案。

总会计师制度建设是高校财务内部管理实践的难点，也是会计制度研究的热点。《新形势下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价值》（2011）《高校总会计师制度作用及有效性分析》（2012）等论文探讨总会计师制度的建设内涵与价值意义，《我国现行高校总会计师的选拔与管理模式分析》（2012）《高校总会计师制度设立后的职权分配与责任分担问题研究》（2013）等论著关注了高校总会计师队伍建设、工作机制等实践问题。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创建为建立总会计师制度提供了一个可执行的平台，同时总会计师制度建立将进一步提升高校内部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如何系统总结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从内部财务控制的视角深化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内在机制与方法策略是有待进一步推进的实践探索与学术研究课题。

二

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实践与研究必须关注总会计师制度建设与高校内部财务控制的契合度与关联性，才能进一步总结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升其推广价值，并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论域中，深入推进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地方高校实施策略创新研究。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问题研究的主要学术意义在于从学理上探究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管理学内涵，从实践上创建地方高校内部财务控制的方法策略。

从历史发展来看，高等学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有着上级工作组委派到内部工作岗位设置的历史转变。在内部岗位设置的工作模式之下，我国高校总会计师的选拔与管理模式经历了从“内选式”过渡到“委派制”，又有从“外部公选委派”转向“内部选拔提升”的新趋势。在总会计师选任制度的历史审视视野中，岗位职务定位的内设与提升显示了高校总会计师岗位职务的核心功能。现代大学内部管理一方面面临财务控制与经济管理权力的顶层贯通的困难，另一方面有着外部委托督查与内部自主管理的对接平衡难题。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问题的研究创新应该从高等院校内部财务控制问题出发，深入探索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的机制效应与方法策略。

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的创建为建立总会计师制度提供了一个可执行的平台，同时总会计师制度的推进将大力提升高校内部管理的体制与机制效力。现代企业制度创建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发展对话与融合是其成熟成型的内在力量。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各高校制度的建设中，不断建立和完善高校总会计师制度，选拔有丰富的财务专业知识及经验的内行专家担任总会计师，行使总会计师的各项责任，发挥总会计师在高校管理中的权威领导作用，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本土特色彰显。

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问题的实践与研究不能就财务问题说财务，只有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整体视野中才能创新论域空间。其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建设问题的实践与研究不仅需要聚焦其与高校学术管理制度建设之间的互动性问题，还需要关注总会计师制度建设与高校自主管理制度建设之间的关联性机制，共同构建学术责权与经济责权的联动结构，建立完善“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与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丁红运.我国现行高校总会计师的选拔与管理模式分析[J].会计之友.2012（12）：107-109.

[2]李娟，邹晓红.新形势下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价值[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8）： 83-84.

篇4

关键词：约束权力；消费文化；元制度创新；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1-0050-07

收稿日期：2013-09-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消费文化影响下中国大学的‘元制度’创新”（10YJA8801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学制度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潘艺林（1963-），男，四川武胜人，教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有关大学制度的学术论文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以“大学制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搜索，2013年5月27日高达3037项“文献”结果，2022篇“期刊”论文。2006年，有人搜索到3460篇[1]。但现有研究却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对高学历人群的制度观念以及他们对中国大学制度的真正态度等内源性的因素，缺乏实证调查。相关的调查报告有100余项，但大多为单项的、局部的具体制度。整体调查仅林杰的1项，限于“满意度”这一层次，对深层次的内在体认、真实的制度观念等因素缺乏具体分析，大学元制度的研究更是罕见[2]。第二，对制度创新的背景与阻抗因素挖掘不够，特别是对消费文化及其给大学制度创新可能带来的内在阻力，缺乏充分的认识。

这样的不足是根本性的，它也折射出我国大学治理实践中难于摆脱的困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制度创新”在年复一年的叠加中，中国大学“制度”已经变得繁多而杂乱，出路在于探索能够生成新制度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元制度”创新。对此，笔者近几年开展了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性调研，发现了消费主义的膨胀、权力约束的缺失和对制度的“集体无意识”等大学制度创新的内源性阻抗因素，值得深究。本文从简单的问卷调查入手，探析这种内源性阻抗因素及其化解策略。

一、问卷调查的对象与目的

2000年就有人指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及发展的必然要求”[3]。我国高等学校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需要制度创新，特别是元制度创新，这在教育学学术界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共识，因此问卷只向非教育学专业的高学历人群发放。

高学历人群是大学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内因。这些人的阅历、学力，使他们对大学制度建设和元制度创新有着更为理性、更为直接、更为深切的感受和更为强烈的体会，他们的态度往往直接成为动力或阻抗因素。因此，被调查者以博士后出站人员和博士学位获得者为主。问卷面向某大学2011、2012两年到校工作的新教师，随机发放150份，收回131份（回收率87.33%），有效问卷128份。

问卷调查的目的，不是大学制度创新的必要性（这早已成为共识），而是努力把握制度创新的难度，分析实际推进过程中会遇到的文化矛盾、阻抗因素，如：在高学历人群的心目中，制度到底重要到何种程度，他们对大学制度建设的现状持何种看法，他们坚守着什么性质的制度观念？消费文化背景下，在元制度创新与大学制度建设、以及与一般性的去行政化呼声等现实诉求之间，高学历人群到底持何种态度？

带着这些疑问，课题组设计了13个问题，用12个单项选择题（4选1）和1个开放式问题制成问卷，旨在一般性地了解高学历人群最强烈的有关意识，据此分析其内在的文化矛盾。单项选择拟把握被调查者对大学制度的总体认识、对运行情况的意识、制度观念、消费文化影响的现状等4方面的明显倾向性。

第一，对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总体认识。从有无制度、有无根本制度、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是否需要创新四个方面，了解高学历人群对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总体认识，分别为“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都有制度在规范”、“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建立了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已经很完善了”、“我国大学制度急需创新，尤其是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4个题目。

第二，对中国大学制度日常运行情况的意识。从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有无制度”、“行政管理有无制度”、“日常事务的主导因素（行政主导）”三个方面，把握高学历人群对中国大学日常运行情况的制度学感知或态度，分别为“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有制度可循”、“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有制度可循”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日常事务由行政主导”3个题目。

第三，大学制度观念的性质。从“制度与道德”、“制度与诚信”两个维度了解高学历人群对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了解他们所持有的大学制度观念（观点、信念）的基本性质，分别设计了“对我国大学的发展而言，道德修养好的校长比循规蹈矩的校长更重要”和“我国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管理需要诚信，更要制度”2个题目。

第四，消费文化影响的现状。从教育质量观、对学生意见、对学费与学生地位关系等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把握高学历人群对消费主义教育倾向的态度（意识或无意识中，在多大程度上受消费主义影响），分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最知道教育质量好坏的人”、“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学生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学生交费上学，因此，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讲授方法必须适应学生”3个题目。

当然，每个被调查者都可能有更多的意见或认识要表达。为此，设计了开放式问题，拟调查各自在整体上更为强烈的倾向性认识或意见。

尽管问卷的设计较简单，但作为一种经验性、倾向性的调查，笔者有理由相信，从其选项中，特别是面临困境时的选择，可以析出被调查者持有的态度。如，当制度与道德（含诚信）两者必选其一时，即假设两者处于矛盾情境时以何者为先，可显示制度在观念中的位置。

二、调查结果：大学元制度创新的内源性阻抗因素明显

调查采用匿名方式，以排除各自利益对认识的直接影响。被调查者地域较为分散、学缘分布较为广泛，基本能够代表不同地域、不同学缘高学历人群对调查内容所持的态度或感受，说明其来源具有抽样意义，调查具有随机性，结果基本达到了调查目的。

在128份有效问卷中，博士（含）以上84人，占总数的66%。其余20%（25人）为硕士，13%（17人）为学士。2人没填写学位。

有6人来自海外4国6所大学，其中，美国、德国各1所，英国、韩国各2所大学。110人来自国内16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类高校，另有中科院系统6人，未填写学缘的6人。

在110位来自国内高校的被调查者中，22人来自12所985高校，其中北京、天津、南京、厦门、武汉、合肥、济南、西安、大连各1所，上海3所。76人来自3所211高校，北京、上海、重庆各1所。12人来自11所其他类型高校，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各1所，山东、天津各2所。

专业技术职称方面，正高级2人，副高级（含）以上，12人，中级（含）以上60人，初级及其以下（含未填写者）以下，68人。

填写出来的行政任职情况，1人任过副处级，1人任过科级，89人填写的“其他”，10人明确填写“无”行政职务，27人没有填写。这基本上说明，被调查对象总体上不属于行政人员，对消费文化、大学制度建设等情况的认识，基本上反映了高学历教学、科研人群的态度与体验。

（一）95%的人认为中国大学基本制度不完善、须创新

对“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都有制度在规范”持肯定回答的仅12人，占9%，只有1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选择“无制度”。选择“有但不一定遵从”和“有但不完善”的共计115人，占89%，这种倾向可视为“建设性否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出于制度建设的良好愿望，意识到目前中国大学的运行还没有良好的制度。直观地看，好象觉得有制度，只是制度还不完善，制度还不一定被遵从，而不被遵从，就等于没有有效的制度，因此，这一选项实际上是否定中国大学有制度、有规则的。

与此相似，对“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建立了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一问持肯定回答的也很少，只有19人，占15%，完全否定的为5人，占4%，绝大多数人也持建设性否定态度，这两项共有102人选择，占79%。这部分人觉得基本制度是有的，但不一定遵从，无法执行，这其实就是没有基本规则、没有基本制度的表现。

在“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已经很完善了”的判断中，只有4人完全肯定，认为只是比较完善和不完善的，有121人，占95%以上，这些人内心，对中国大学“有基本制度或元制度”也是持否定性态度的（详见表1）。这就是说，绝大多数高学历人群认为，中国大学缺乏“元制度”。

与这95%的人对制度的完善性持否定态度完全吻合的是，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我国大学制度急需创新，尤其是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对这一判断，持“无所谓”态度的仅6人（5%），超过95%的人（122人）选择了“急需”（52%）或“需要”（43%）创新。

（二）97%的人肯定中国大学的日常治理由官员决定或行政主导

对“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有制度可循”的判断，9%的人持肯定态度，89%的人持否定性态度（详见表2）。也就是说，这个领域实际上还不能说有“可循的制度”，尽管出台过不少规定或文件，但至少让高学历人群感觉制度没有完善，或者虽然很完善却没有作用，没有作用的制度其实就是没有制度。

行政管理方面的调查结果与之相似，只有11%的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有制度可循”，而82%的人都持建设性否定意见，认为制度不完善或无用。还有6%的人持完全否定意见，根本就不认为有制度可遵循。这就不难理解，行政权力在大学的行使难以得到约束，更不难理解，大学实际处于人治状态，而非由法律规则所主导。

结果，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日常事务由行政主导”这个判断，持肯定态度的高达97%，他们认为日常事务“官员具有决定作用”（75人，59%）或行政主导“较明显”（49人，38%）。仅4人（不足3%）认为行政主导不明显，而对“行政没权力”一项，则无人选择。

（三）97%的人肯定制度不如道德重要

选择道德比制度（循规蹈矩）更重要的、事实如此或应该更重要的，占了97%，只有3%的人认为“不应该这样”，不足1%的人认为“不一定”。这说明，在被调查者的观念里，还是没有把制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道德是根本，如果掌握权力的人道德过了关，也许就不需要什么制度了，正因为如此，选择道德“应该”更重要的高达45%。

对于“我国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管理需要诚信，更要制度”的回答，虽然没有人在观念上“完全否定”制度的价值，但完全肯定制度优于诚信的，只占23%，将制度与诚信等同看待的，高达56%，还有20%的人将诚信置于制度之前，选择了“无诚信，制度没作用”。

“制度不如道德与诚信”，一方面反映出目前高等教育行政与管理活动中道德、诚信的缺失，如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公信力缺损一样，其负面影响在大学也很严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学历人群制度意识的欠缺。这是大学制度建设可能遭遇的来自大学自身最大的阻力，是内因。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是无形而巨大的，如果高学历人群没有摆正制度的位置，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道路必将更曲折、更遥远。

（四）至少60%的人消费主义倾向明显

超过60%的人完全肯定，最知道教育质量好坏的人是“学生和家长”或“用人单位”（各占30%），这与“教育质量由顾客定义”等消费主义教育观念不谋而合。尽管有36%的人选择了“教师”，5%的人选择了领导和管理者。

对学生意见的态度，调查设计了“师生意见不一致时的学生意见”这种极端的情况，设计者认为，往往是对极端情况必须做出选择时，最能检测出人们的倾向性。不过，在选择项的设计上，调查者采用了一点迂回的策略，设计了“事实”性的判断供选择，以免答案过于简单化。结果，对于“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学生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15%的人持明确的否定态度，没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实在太少了。其他85%的人都可视为对这一判断多少持有赞成态度，其中13%的人持明确的肯定态度。

对“学生交费上学，因此，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讲授方法必须适应学生”这一判断，只有11%的人觉得“不应该”。这比对待“学生意见”方面的消费主义倾向更为明显，明确否定的人数仅为11%，其他89%的人都可视为“态度暧昧”，而且，其中有45%的人持完全肯定的意见，选择了“是的”或“应该”。

从另一角度看，观念里没有受消费文化影响，观念里没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士很少，如前所述，在教育质量观、对学生意见、学费与学生地位的认识等方面，分别只有30%、15%和11%的人无消费主义倾向。事实判断的选择，正好可以旁证他们倾向于消费主义的理由――教师权力过大，教师事实上有决定权，分别为66%和49%的人选择。这势必要求强化学生消费者的意见，势必在行动上走向消费主义。

三、讨论与建议：化解内源性阻抗因素的策略

调查表明，高学历人群认识到制度缺失，但在思想观念上，甚至在治理大学的具体行动中，很难把制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在于，他们内心充满了矛盾：第一，实质正义与制度所要求的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制度要求程序、形式、过程的公正，认为形式上的合理性是正当性起码的要求，程序公正是最基本的，比实质公正更重要。第二，人治、德治传统与制度要求的法治精神之间的矛盾。制度建设遵从法治精神，要求权力有约束，行为不失范，这难免困扰高学历人群信守的人治、德治传统。第三，高学历人群身临其境的“叠加式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要求的元制度创新有矛盾。

这些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大多数高学历人群对大学制度的认识很矛盾，内心很纠结，矛盾与纠结的结果，则可能简单行事，要么诉诸长官意志，表现为权力无约束的“”，要么诉诸“民众意见”，表现为“消费主义”。在道德、诚信、科学、民主、民众利益等各种正义的目的或名义之下，很难真正把制度摆在恰当的位置，很难把制度当回事。在大学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一些教授“服从领导决策，尊重群众选择”的无奈感叹，便是这种矛盾的一种具体反映[4]。

这种情况，往往使大学制度建设陷入消费主义的困扰、权力约束的缺失、以及对制度的“集体无意识”等窘境。这种窘境，构成了大学制度创新的内源性阻抗因素，只有切实予以化解，才能有效推进大学制度的创新。

（一）扼制消费主义的困扰

近年来，笔者对教育领域的消费主义倾向有一些思考和回应，深感消费主义对制度创新的制约和消解[5]。对消费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学制度建设的方向。60%-89%的高学历人士消费主义倾向强烈，是制度建设必须正视的一种强大的阻抗因素。面对复杂的认识、利益和教育问题，在民众利益等言路之下，消费主义的诱惑与欺骗性更强，它同“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民粹主义一样，往往比其他主义更为简单、方便，更好操作，更容易受到“利益攸关者”的欢迎而畅通无阻[6]。

现实利益固然是最为重要的，教育消费者的现实利益是大学制度创新的宗旨，然而，大学这种教育文化组织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它除了对现实（民众的现实利益）负责，还必须对历史负责，要承担历史传承的重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还必须对未来负责，对民众的长远利益负责，绝不能只考虑“现实利益”。消费主义的治理方式，往往难于保障大学承担更为普遍和宽泛的社会责任，甚至连最起码的“现实”的责任也难于担当，难于真正对广大教育消费者的现实需求负责。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题从一个侧面说明，只顾“现实利益”的大学是连现实责任也担当不了的。

消费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本来应该是最需要重视规则的。但是，消费主义有关一切由顾客说了算等主张扩展到高等学校，依据商业化领域顾客就是上帝这类金科玉律将教育过程的最终裁判交给学生和家长，交给现代教育形形的消费者，这与大学自身的规则是根本不相容的。受其影响，为了争取声誉、争取生源和市场，大学对学生、对社会的道德是非最好不要发表什么见解，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为了让管理者或学生消费者满意，大学教师甚至可能一味地迎合学生，制造分数膨胀等滑稽的景观[7]（P214）。大学及其教师的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尽管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却不是制度所要求的理性，它最多不过是孔孟所指的“乡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好好先生，做事遮遮掩掩，专想讨好别人[7]（P233）。“好好先生曲阿于俗，不问是非曲直，一切听群众，一切听舆论。大家说好，他就说好，因此大家说他好”[8]。

总之，要探索大学制度、元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就不可忽视当前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消费文化的蔓延与强化，特别是教育领域消费主义倾向的出现与强化。这是因为，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等重大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来说，如果采取消费主义的态度，而不是通过制度创新，从制度建设上去约束权力，问题只会越来越多，矛盾只会越积越深，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道路自然只会越来越漫长。

（二）有效约束权力的运用

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往往交织、扭结在一起，权力主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很难区分出纯粹的行政领导或学科专家[9]。因此，大学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学者或非学者掌权，而在于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在于靠人多势众、道德诚信或制度规范来约束权力。

对权力的约束来说，守制度与守道德，重制度与重诚信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认识上有分歧，制度建设不可低估这种矛盾的力量。问卷调查显示，97%以上的高学历人群把道德放在比制度还优先的选择。然而，用什么来保证掌握权力的人道德能够过关？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但至今没有找到比制度更好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把制度放在约束权力的最重要位置，才是现实有效的。高学历人群都不太认可这一点，可以想象，中国广大民众、广大学生或手握大权的人把制度置于何等位置。诚信是一个道德问题，因此，解决诚信是治本之策，但与其他道德问题一样，这也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从制度入手，有关诚信的宣传、教育或规定，都必然流于空谈，流于形式。

权力没有约束，出现腐败就不足为怪，行政权力也好，学术权力也好，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滋长腐败。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见怪不惊的各种腐败便是权力缺乏约束的必然结果[10]。

一般认为，行政权之行使是否“拘束于法规”，是人治国与法治国的分水岭[11]。诚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和管理还谈不上有制度可遵循，也就不能说是法治的，谈不上是依法办学的。其必然结果，就是已广受诟病的“大学行政化”现象。

然而，需要约束的，绝不只是行政权力。调查中国大学日常运行的制度学认知，其实隐喻了对制度缺失给中国大学治理所带来的危害的部分调查，如通常所说的行政化，学政失序、效率低下、不讲理、不公正、学术腐败、大学官员腐败等等。这方面的报道和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调查绝不只是验证了有关研究和结论，更重要的是，本调查的有关选项表明，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杂多，而其中最为深层次的因素，还是缺乏约束权力的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定等成文规则的缺少。种种文件有的太少，有的太多，需要实施“简单的加减法策略”），尤其是缺乏富有创新性的元制度对权力的约束[12]。

（三）根除对制度的“集体无意识”

有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对宋江坑蒙拐骗不予谴责，没有道德质疑，对集“侦查官、官、大法官、执行官”四任于一身、如此专制、恣意的包公崇拜千年有余，“认为只要目的合理，即可不择手段”[13]。这种传统对规矩（制度）呈现出明显的“集体无意识”。更有人指出，中国人并没有因经过了“”的伤痛而变得尊重法制，尊重规矩，“尤其当众多的管理者都是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中成长并仍迷恋于不受约束权力的时候”[14]。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也是这样，对制度（特别是显性的制度，如法律法规）的忽视还相当普遍，前述调查表明，即使在高学历人群中，也具有这样的普遍性。开放式问题收到了许多建议，如英国留学归来的某博士“行政以服务教学、科研为主”、来自上海的一位博士后“完善制度，严格执行”的建议等，但没有关于强化制度观念的任何建议，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的确是“集体无意识”。笔者这几年对教育专家的个别访谈，一再印证了这种无意识。一位知名的大学校长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让什么改革都在法律法规内进行，肯定不现实”[15]。制度不合理或存在不足是肯定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事先及时修订制度，还是先行动再改制度？这其实是人治与法治在行动上的分水岭：变革先指向成文规则或先指向具体的行为。

可喜的是，一些教育学学者已深刻认识到，“改革应当在法律与法规的规约之下，尤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强调不能因为实质的正当性，就忽略过程的正当性，“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良法善治”，需要遵从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治[16]。这就急需探索，如何真正摆正制度的位置，让制度的力量首先化为高学历人群内心的信念与行动的支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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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四益.规矩[J].读书，2012（9）：封二.

篇5

目前，高校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力量各自分散，如高校团委领着大学生“三下乡”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与学工处带着学生“四进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二者基本上是各自唱“独角戏”。校内各部门之间、政府和高校之间之所以尚未形成互助协作的关系，主要原因是：缺乏统筹规划，没有规范和理顺关系。校内外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体与高校和政府、高校内部各职能部门隶属关系混乱不清，二者缺乏统一组织领导而导致各占阵线、各自为政。而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建设则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一局面。以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建设来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形成规范、有序的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体关系。划分政府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部门的责任与权力范围，促进二者下放管理权限、转变管理职能，建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务系统，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制度建设，强力推进高校与社会团体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形成有效地协调合作机制等等，以此来克服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各唱“独角戏”的难题。为此，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组织领导。即各高校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宣传部门和文明办、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等组织要明确分工，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组织机构；要建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会议制度，定期召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定期检查和督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情况等，形成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其次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高校分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要指标。以此来督促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识，积极主动地开展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形成社会关注、各界支持、自我革新的发展合力，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高效展开。

二、完善结构、整合资源

目前，校外主管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分散以外，校内主管思想政治教育部门主体庞杂――既有学校宣传部、组织部、武装部、学工处，又有校团委、各系部党团委、社科部、后勤处的领导参与。这些没有隶属关系的平行行政部门，因无统一的领导、合理的分工，而存在前文所说的各唱“独角戏”的局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如可以较快地理顺校内各部门的关系，厘清各部门权责，正确处理好学术、行政和党委的关系，处理好决策、行政与监督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校、院、系三级管理的责、权、利等关系，形成高效合理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参与、民主管理”的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人们知道，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它既不是仅仅是高校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也不单单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社科部组织和个人的事，而是需要校内各部门、各单位和高每个人的齐心协力、共同参与。那么，就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努力：第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学校要成立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机构，统一部署和协调各部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学工部、团委、教务处、宣传部、思政部、各院（系）党团委等部门。由各部门主要领导领头，对学校党委负责，形成层层负责、层层领导机制。第二，使各部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责、权、利。学校党委统一部署，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出发，科学规定高校各相关职能部门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该享有的权利等。以此来克服因各部门互相推矮，相互扯皮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盲区的顽疾。第三，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机制，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不定期地、随机地督查各部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公布、表扬和奖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好的部门和教师，批评、警告乃至撤掉敷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部门工作人员和教师个人。以赏罚明确的激励机制渗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各部门、每个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三、践行理念、提高实效

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统筹兼顾，强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所持有的治校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内涵发展与外延拓展的关系、质量与数量的关系，促进办学规模与教学结构相协调，教学速度与教学质量、教学效益相挂钩的良性发展循环，走内涵与外延相结合，质量、数量―同兼顾、但质量优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所现代大学，教师的素质和学生的成就，共同缔造了高校的声誉与质量。能够站在学生成长与教师发展的角度来设计和规范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评判各高校是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标准和原则。践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关键所在。

篇6

关键词：现代性；职业学校制度；内涵；特征；体系

作者简介：张淼（1979-），辽宁本溪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辽宁省产业结构变迁中职业教育变革机制研究”（编号：W2014156），主持人：张淼。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3-0013-04

当前，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而建立健全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落脚点。我国著名学者顾明远认为，教育改革有多种层次，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是中观层面的教育改革，并且因为任何宏观的教育改革都要落实到学校上，而微观的改革也必须在学校层面上进行，所以学校制度建设在整个教育体系改革中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1]。可见，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之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及至对国家教育改革的整体深化意义重大。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家提出要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但只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方向性的政策指导。随后引发了关于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框架及建设路径的学理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小学现代学校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虽然对职业学校制度的建设有着借鉴意义，但缺乏对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特殊性视角下的专门研究。2014年，国务院颁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意味着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已经走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最前沿。关于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特有内涵、特征及体系框架成为亟需在理论上回答的问题，这是探讨如何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内涵

（一）现代

什么是现代？首先，现代是相对于古代、近代而言的时间上的概念，比如中国现代史指1949年以后的发展史。其次，现代是一种发展水平的描述，比如工业现代化。第三，现代是一种特征的呈现，是以大机器工业生产为推动力，转变社会生产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进而呈现出的现代社会独有的价值诉求及行为特征的代名词，即现代性。这应是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内涵的应有之义。

（二）制度

诺斯认为，所谓制度是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们设定用来约束人们行为互动的规则。也有学者认为，制度是由当时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规章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社会行为因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则，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2]。这里应把握制度的两点特征，一是依据并反映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二是对主体间的互动行为的约束。

（三）现代职业学校制度

基于以上对制度的理解，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就是职业学校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协调各种职业学校办学及教育教学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一系列的规范体系。它应是对职业学校办学及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特殊主体间行为进行的规范，不同于中小学现代学校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并与二者共同构成我国现代学校制度体系。

构建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以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为思想指导，通过制定规范体系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并促进职业学校的办学充满活力的过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已经成为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制度，呈现出若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分析职业学校办学及教育教学中的利益主体构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与学校相对应的政府、社会（企业行业）；二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人员、教师及学生。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应该是围绕这些主体而设置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二、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

现代职业学校制度设置应折射出现代社会发展转型中总的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即理性、民主、平等及人文主义[3]。实际上，教育制度通常更直接受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同时也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纵观世界范围内的职业学校制度建设的经验，都是在国家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开始构建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以达成构建完备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及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这些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构建呈现出一些基本的现代性特征。

（一）尊重理性、民主化特征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使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人有追求平等、获得充分发展的权利。社会也更尊重人的理性及个人需求，提供每个人充分发展的机会和渠道。因此，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也应以这一基本社会价值诉求为其基本价值导向，为建设民主社会培养未来的社会公民。制度设计中更注重“人”的存在，保护不同主体的民利。

（二）国家统筹、法制化特征

民主社会的重要社会制度就是法制，依法治国也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治国方略。如何协调学校与政府、行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国家统筹、法制化推进是共同的国际经验。尤其是对学校法人地位的确认与保护、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办学自、规范政府的责权范围、推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各国职业学校制度建设中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竞争机制、市场化特征

现代经济体制的转型，主要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说到底是引入竞争，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发挥主体能动性。职业教育是一种需要与产业经济密切对接的教育类型，要求尽可能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职业教育，同时必须发挥职业学校办学的主体能动性。因而“市场机制”的引入是职业学校办学体制建设的必由之路，包括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充满活力的职业教育。

（四）鼓励创新、人本化特征

对于理性的尊重、个体独特性的关注，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使是在以往社会价值取向占主导的职业教育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日趋明显的人本化特征。这一方面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个人价值的回归，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对应用技能型人才素质要求正在发生根本转变的体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家竞争力越来越集中于人才的创新能力上，而且不仅体现在基础研究领域，更体现在应用技术领域，因此，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无论从人才成长规律还是人才成长环境都更注重从学生发展需求为出发点，着力培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备的职业教育学制体系、终身教育理念都是这一价值诉求的表现。

三、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体系

基于以上的特征分析，建设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就是要构建一系列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的有效协调各主体行为及关系的制度体系。

（一）简政放权的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存在政出多门、行政越权等多重问题。要想激发职业学校的办学活力，必须理顺政府行政权力关系及范围，实施简政放权。英国学者尼夫（Neave，G.）在分析重构教育与政府关系、教育与社会关系时指出，要“努力将一种特殊形式的由外部界定的‘竞争伦理’作为学校的、因而也是教育制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4]这似乎一语道破构建现代学校制度的价值基础。

首先，要以法制确定职业学校的法人地位，明确划分政府及学校的权利责任关系。做到政府不该管的不管，学校该管的能管。一方面政府统一职业教育的管理部门，将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来进行规划和管理，规范管理组织、方法、程序；另一方面，学校也应摆脱等靠要的固有思维，积极建立现代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建立灵活的教育教学改革机制，以适应主体性办学要求。

其次，积极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职业学校办学的管理与改革，在政府和学校之间起到制衡、协调、规约的作用，尤其是建立行业企业积极并有效参与职业教育管理、办学、课程、教学等一系列制度规范。

（二）国家统筹、法治推进的校企合作制度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根本需求，校企合作制度是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负责协调政府、学校、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不同于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也不同于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它是协调职业学校与外部主体关系的特殊制度，同时与前两种制度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制度与机制，是职业学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成功的最有力保障。国际经验表明，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必须靠国家统筹、三方机构协调、法治保障。

（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尝试多元的办学和投资体制

我国长期形成了政府办职业教育的单一体制，束缚了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和产业发展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这是不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特征的。国际经验一再揭示，职业教育作为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载体，必须由国家进行统筹协调和规范管理，但同时职业教育的质量是要依靠激发职业学校自身的办学活力的。这就意味着，除了国家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布局、规模以及专业、课程标准的编制与审核之外，职业教育的办学更多是要靠社会靠学校。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有效的办法，实行多元主体办学体制，同时尊重投资主体的权益，谁投资谁办学，建立股份制办学模式。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促进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大大增强。目前我国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的办学模式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四）民主决策的现代职业学校内部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职业学校的内部管理制度，大部分沿袭普通教育的科层管理设置，中等职业学校仿效中小学的校长负责制，高等职业学校则仿效大学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职业教育的特性上看，这些内部管理制度均不符合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应用和实效的教育，要求对市场、职业的发展具有快速灵活的应答能力。对市场和职业发展最有发言权的人是专业教师、行业专家、企业管理人员，因此要求职业学校必须建立扁平化民主管理制度，建立民主决策的组织架构及机制，保障在学校发展、专业建设、课程设计、教学改革中，专业意见的充分表达及采纳。这也是应对市场化竞争的最有效的管理制度。建立专家委员会评议制度，建立评聘灵活、自由流动的人事制度，是职业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核心。

（五）完备灵活的职业学校课程制度

所谓课程制度，是学校共同遵守的、落实课程计划和课程方案、有效促进学校课程实施与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课程评价的一系列规程和行为准则，是学校实现课程自主更新的机制[5]。职业学校的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课程方案、课程开发、课程实施与评价是职业学校办学的核心工作。现代职业学校的课程制度必须在课程方案设计与开发阶段就秉承培养创新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宗旨，以及人本的价值理念。提供灵活多样的课程模式，设计多种人才成长方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同时，不仅关注学生的专业能力的成长，更关注其对未来职业的参与设计能力的培养，以及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关照。德国的学习领域的课程制度改革理念及实施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蓝本。

（六）以人为本的现代教学制度

教学制度是在日益复杂的教学活动发展中形成的一整套引导教师和学生行为的规范。现代职业学校的教学制度，就是要引导师生价值观转变的基础上，展开人本的教学活动，包括教学自由、教学平等、教学宽容。

教学自由，意味着要充分尊重教师教的权利和自由，同时要充分重视学生学习的权利和自由。教学制度的设计要注意标准和自由度的把握，既要保证课程计划的实施，同时给教师充分的专业教学自，毕竟培养创新型的学生需要创造性的教学。同时，学生的主动性发挥是职业教育教学的根本要求，教学制度也要基于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和发展权。

教学平等，现代学生观认为学生是发展中的人、独特的人，是教学活动认识的主体、权责主体，教师与学生间不再是传统刻板、僵化的知识授受关系，而是一种合作、民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关系[6]。现代职业学校教学制度应促进这种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师生关系的生成。

教学宽容，宽容品质应是现代教学制度必须具备的人文精神，现代教学制度所追求的人的个性发展的核心价值将打破目前学校教育只关注人类集体发展的一元论教学模式，充分重视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个性现展已经成为现代学校教育教学的根本目标[7]。职业学校教学制度必须关照到学生的独特性，提供多元灵活的教育服务，促进学生个性成长基础上的专业发展。

我国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是在我国尚未完全建成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适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转型中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而实施的制度创新。因而，必须在建设中注意适应性及发展性结合的原则。要适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要放眼未来，发挥制度先进性对职业教育领域改革的引领作用。当然，现代职业学校制度还会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包括财务制度、职称晋升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科研制度、后勤制度等，但是其基本价值导向是不变的，遵循则是正确的，否则就会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出现阻碍、停滞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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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大学章程；大学理念；制度建设；理想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5—0013—04

“大学是在一个制度架构之内完成它的任务的……大学只能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才能存在。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面，大学的理念变得具体而实在。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将理念转化成了具体实在的制度，这决定了它的品质。倘若将它的理念剥离出来，大学就一文不值了。然而，‘制度’本身又决定了不能不对理念有所割舍。理念永远不能十全十美地实现，因为这一点，在大学的理念和大学作为一个制度化、法团化的实体的缺憾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旷日持久的紧张状态。”

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对于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的关系的说法。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组织形式，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种组织形式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曾经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仍将持续。这样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的独特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理念中，也体现在它的制度架构之中。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如果大学缺少了理念，就会成为无本之木；离开了制度性保障，理念也无从落实。能够反映大学理念的精神生活是以制度性安排为纽带的，是有章可循的。理念与制度共同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品质。但另一方面，理念的应然性与制度性安排的可操作性及权宜性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理念与制度之间无法做到完全的协调一致，必然处于紧张的状态，甚至可能发展成为对立的状态。事实上，雅斯贝尔斯所忧心的这一问题，自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存在。

能够集中体现大学制度性架构的正是大学章程。我国的《教育法》规定“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组织机构和章程等基本条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各类高校应当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则将大学章程的制定作为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显然，大学章程既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也是大学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总纲，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完善在大学的治理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作为大学灵魂所在的“大学理念”才不仅仅要体现于其中，而且要贯彻于其中。

一、大学理念及其演变

有关大学理念的问题，可谓言人人殊，见仁见智。但是，凡谈及大学教育，又不可不论及其理念。有关大学理念的各种界定，大都是围绕着大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大学“该如何”来展开的。比如：“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教育性团体”，“大学是保存、传授和创造知识的场所”，“大学是维护作为人类价值和尊严的精神和文化的中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是实施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历和学位教育的综合性、多学科的全日制教育机构”，“大学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大学体现的是自由、科学、民主和创新精神”，“大学的使命是传承和发扬人类普遍价值，服务社会”，“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各个领域的各类人才”，等等。

这些关于大学理念的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又都指向了大学之所以作为大学的根本，指向了大学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其他产物一样，大学作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性产物，离开了历史性其本质也就无从谈起。英国学者哈罗德·珀金曾说，如果不理解在过去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所存在的不同的大学，就不能真正理解大学。大学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甚至将大学定义为“时代的一种表征”。大学如此，大学理念亦如此。它们本身是时代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历史情境的变化，随着时代精神风尚的变化而演变发展的。当然，在这种演变发展中也存在着某种共性的或不变的因素，即人类为追求生存价值、实现生存意义的不懈努力。

现代大学发轫于西方，其大学理念是伴随着现代性的曲折展开而演变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比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我们知道，法律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是中世纪欧洲留给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大学的诞生也与此密切相关。最初的大学是一种由教师和学生自发组成的行会组织，探索和传播各类学问是其志业所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巴黎大学的历史考察和研究，认为universitas这个词“取自法律用语，意思不过是一个具有某种一体性的团体，其实就是一种法团。”概要地说，这一时期基本的大学理念是“学术”和“自治”。在强调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也强调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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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治学 绩效评估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1-0117-03

构建科学、可行的教授治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树立治学绩效评估的标杆，这是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教授治学绩效评估研究的主体任务。

一、教授治学绩效评估概述

绩效是指人们完成工作任务的质量与效果，绩效评估是测量和评定个人或团队绩效的系统。教授治学绩效评估则是指在现代大学制度视野下，教授参与教学、科研、事务管理与决策的过程中，在治学内涵上体现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的质量与效果；在职能上体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核心层面上体现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大学章程层面上体现教授委员会的本质。概括地说，教授治学绩效评估是通过评估主体应用现代评估科学理论与原理，运用、对比治学指标与标准，采用一定方法和手段来测量与评定教授治学过程的质量与效果的过程。从教授治学绩效评估层面和治学必要性中引导出评估的实际性意义，直观表达有五点：一是有利于建立教授委员会基本数据资源库，发挥教授在现代大学建设中的作用；二是有利于修正教授委员会成员的遴选标准，增强其成员甄选标准的有效性；三是体现“以评促治、以评促改、治改结合、重增绩效”的思想；四是能对教授治学的质量与效果进行综合判断，有利于指标体系的完善；五是有利于促进教授治学文化的形成。

二、教授治学的内涵

关于教授治学的内涵，国内学者多有争鸣。张意忠认为：“教授治学，主要是指教授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参与决策的职责”。张君辉指出：教授治学，一是治学科，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龙头和基础，在高等学校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学科和专业设置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办学的特色和水平。二是治学术，学术是有体系的专门学问。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三是治学风，治学风是治学术的重要方面。四是治教学，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高质量人才，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都是围绕育人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王寿春认为，教授治学是指在大学里实行专家、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就是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使专家学者在学术领域行使其决定权力。孙晓华认为：“教授治学的内涵是指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具有独立人格与学术追求的教师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学术、科研及部分事务性工作的管理与决策。”杨淑子在论述教授治学时，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学术为基，育人为本；以法治校，以德治校；党委领导，行政管理。”韩延明在论及“教授治学”时，认为治学包含了对教学、学科、学术活动以及学风的决策与规制@。

综上所述，教授治学的共性内涵是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其中，治学术、治学风是首要任务，治教学是基本任务，治学科是核心任务。

三、教授治学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原则

1 整体性与客观性原则。教授治学绩效评估体系中的每个指标都应能全面反映治学的客观本质，指标内涵与观测点间应相互联系而不能相互重叠；应注重指标与标准的公整性，把定性与定量指标统一起来进行整体客观分析，量化是最客观的表述方式。

2 规范性与方向性原则。有规范、有方向是目标与标准清晰的标志。教授治学绩效评估体系要突出重点指标，在确定评价指标策略上应鼓励教授以治学术、治学风为首，以治教学为本，以治学科为重。

3 统一性与可比性原则。治学绩效评估指标设计无论对于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一般教学型大学，还是对于从事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或专业课教学的教授，可实行统一性标准，以便于比较。

4 可操作性原则。要求每个等级指标内涵设计用词简洁精辟，表达明晰，便于操作和使用。

5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在设计制定治学绩效评估指标时，宜以定量为主，辅之以定性。治教学、治科研指标观测点应尽可能以量化指标为主；治学术、治学风则应多以定性指标为主。

6 指标权重合理分配性原则。教授治学有因其自身发展轨迹所形成的优势和特点，评估也需要选用科学的计算方法确定评估指标权重的分配值，保证评价指标的合理性、结果的有效性。一般认为，研究型大学教授治学绩效指标应以治学术、治学科为重点，其他类型大学应以治教学为主。

四、教授治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教授治学绩效的三维包括：大学基本职能的体现，以治学内涵设计绩效指标，将教授从事的教学、科研与参与事务管理和决策凝结于治学内涵之中。这个系统要既适合于教授个体，也适合于教授群体。以下是笔者拟构的6个一级指标。

1 指导思想。首先要突出教授治学的理念与思路，明确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学术本位，明确治学科、治教学、治学术、治学风的主体思路；其次是要明晰教授委员会的职责与本质任务是治学；三是要确保教授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与决策。

2 治学科。教授要参与学科的规划与目标、队伍与基地、项目与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以便于凝练学科建设方向，塑造学科发展特色，汇聚学科建设队伍，构建学科发展基地，并在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拥有决策权和管理权。

3 治学术。治学术就是要增强学术实力，遵守学术制度，执行学术规范，维护学术标准。

4 治教学。首先要完善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规范要求教授深入教学第一线；其次要让教授广泛参与教学管理，决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教学组织的形式；三是要参与教学目标的设计。

5 治学风。教授要表现出对知识的不懈追求，体现刻苦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积极开展学术争鸣，参与学术批评，保持良好的治学态度，以学术魅力、人格魅力去影响他人、示范学生。

6 教授治学保障体系。治学制度保障体系，应包括国家制定的教育法律制度，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等；大学内部治学制度保障体系，应以《现代大学章程》为纲，以纲举目，再建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定《教授委员会章程》、《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评审制度》、《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优秀教授评选与奖励制度》等等，使教授们在治学中有明确的治学目标与标准，有规范性的治学准则。

最后是关于在一级指标下设定二级指标及其等级问题的说明。在一级指标下设定若干二级指标，每个指标都有不同的二级指标内涵，其内涵分别设立A、B、C、D四个指标等级，A级为优秀，B级为良好，C级为合格，D级为不合格。评估指标等级对应的分数级区间是：A级≥90分，B级≥80分，C级≥60分，D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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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文化；办学特色；品牌

 

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的出现和大学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树立大学文化品牌被提到议事日程。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一批高水平的品牌大学，是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发展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趋势。塑造大学品牌，提升大学办学水平，实现科学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之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大学文化是大学内在的一种本质特征，大学文化及大学文化品牌的建设，对于大学的发展及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大学文化与办学特色

大学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实质上是以大学为载体，在大学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在大学基本职能的实现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形成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的总和。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对理想目标的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更或说它是大学多年形成的一种学术传统；大学物质文化更是广泛深远，它是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标志；大学制度文化则是大学调整内部关系的一种制度体系；而大学环境文化是大学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环境条件。大学文化在本质上是大学生存发展各要素的一种系统组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指出：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在国家层面上强调了办学特色的重要地位。何谓办学特色？特色在哲学层面上其实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特色就是“舍我其谁”的个性，通俗地讲就是“招牌”。大学的办学特色则是指一所大学在长期办学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办学特征和风格以及大学在紧跟时代步伐、锐意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是一所高校独特的本质内涵，是它相对于其他高校而言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大学办学特色主要包括办学理念、规章制度、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改革与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大学精神等方面的独特风格和优势。不难看出，大学办学特色是大学文化的一种体现，是在宽泛的大学文化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学人的不懈努力而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凝练而成的，是更高层次上的大学文化，是一个大学文化的缩影。

大学文化是基础，特色是灵魂。没有大学文化，难以形成特色，也谈不上大学特色；而没有特色的大学文化，更难实现其文化的主要功能。大学文化是大学特色的基础和支撑，而大学特色是大学文化的升华、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同时大学文化和办学特色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在大学功能的实现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需要着眼于大学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外部办学环境的改变，大学的文化和办学特色也会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应该体现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

二、通过文化品牌彰显办学特色的基本思路

品牌战略来自于管理学，是人们在竞争中获胜的一种战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际化，使大学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大学品牌战略应用而生了。大学文化品牌具有凝聚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和导向功能，在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如何以大学文化品牌彰显大学办学特色，是本篇论文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1.全面发展，整体推进，加大大学文化品牌建设力度。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既是高校内涵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高校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大学精神文化之于大学文化，是灵魂，从它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既是一个继承的过程，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大学精神文化越鲜明，个性和特色就越突出。而大学精神的塑造是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学精神的弘扬，也需要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学校要把大学精神的提炼和塑造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使之成为全校师生的自觉行动。物质文化作为大学实现教育目的而设置的各种物质设施的总和，也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大学文化的建设的物质基础，在大学文化建设中要不断丰富物质文化，完善办学条件，从硬件上为大学文化品牌的构筑和大学办学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是大学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也是大学后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大学

制度建设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样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在实际工作中，高校领导要以大学制度建设来引领大学文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关键是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最终是要建立一种大学自我发展又自我约束的制度。环境文化是大学文化品牌的直观形象，要营造与学校类型、学校精神气质相符的大学环境文化，大学校园的风格与特点要着力体现以人为本、探索创新、 学术自由等氛围，综合运用艺术语言将学校的文化进行视觉展现。具有象征意义的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校门等校园建筑、设施，要尽可能体现学校的文化特色。如清华园的拱形校门、北大的“一塔湖图”都能很好地向外界传播学校的办学传统和特色。

2.深化办学理念，突出办学特色。办学理念是办学者追求的一种办学价值观，它包括学校的办学宗旨、办学目标、办学策略等方面，是每一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必须首先认真思考的问题。办学理念是特色建设的灵魂。高等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是由多方面要素决定的，但最根本的要素还在于有没有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独特的“办学理念”的指导，因此“办学理念”的选择是能不能办出特色的首要问题。办学理念是学校领导层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基于“办怎么样的学校”和“怎样办好学校”的深层次思考的结晶，指对办什么样的有别于他校的大学和怎样办出有本校特色的大学的理性认识。办学理念指导办学实践，它容纳了办学者对各自学校独特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思路的创新性思考，规范着学校的办学活动和办学行为。同时，办学理念也是一种大学精神文化，一旦形成独特的办学理念，就能在其指引和激励下克服办学中的重重困难，用创造性劳动把学校办出特色。因此，办学理念的选择必须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校校情，必须有创新性思维。树立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就会铸就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办学的理念与特色，则是大学文化个性的名片。大学办学是否有特色，首先取决于大学的办学理念。要构建优良的大学文化、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办学特色，必须深化和提高办学理念。先进的办学理念对内是凝聚力、向心力，对外就是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为了办出特色，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高校应当研究客观环境（经济、文化、生源）、社会需求（类型、层次、专业）、自身特点和优势（文化积淀、社会声誉、师资力量与特长以及校风），在各自层次和类型中办出特色。《规划纲要》对当前高等教育的要求是提高质量，不论办学理念、定位、特色，都要围绕提高质量这个中心任务展开。

3.高质量推进，使大学文化成为推动大学特色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通过提升自身的文化品质和个性而形成了大学的办学特色。品质和特色既是大学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一所大学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充分运用文化的力量，立足大学办学实践，实现特色发展，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大学要强化特色办学。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要求大学在办学定位、发展目标与模式、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层面上突显特色，以大学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推动大学的特色发展。其次，大学要通过挖掘和培育其文化个性而提升大学的文化品质，形成自身的文化品牌，进而突出自身的办学优势和特色。最后，大学要通过发挥品牌文化对办学定位、办学理念的影响力而在不同办学领域和教育层次上创造自身的个性和特色。同时，大学要通过实践使自身文化品牌贯穿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并通过文化创新来促进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也使大学的办学特色在大学功能的实现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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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冀生.大学文化的科学内涵[j].高等教育研究，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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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一则消息传来，南方科技大学通过了广东省教育厅“转正”评估，正努力争取教育部早日为其“去筹转正”。这则消息大概让南科大的老师们心定了些，尽管他们声称并没有很在乎南科大是否能发合法化的毕业证书，但毕竟“一个正常的学校还是需要有教育部的认证的”，所以他们还是期望学校能完成批准正式办学的目标。这则消息可能也让关注南方科技大学“驶向何方”的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自从校长朱清时高调申明要去行政化办学，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就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去年一年，该校自主招收自授文凭学生、招聘副局级副校长、学生拒绝参加高考、香港科大团队退出、首届理事会组成等事件，更是众议鼎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显然，南科大改革触及了改革本身的正当性问题。

改革要获得其正当性，除了诉求要符合对象内在的本质要求，要满足外在环境的适应性要求之外，至少它自身还要具备法治意义上的正当性。即改革应当在法律与法规的规约之下，尤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不能因为实质的正当性，就忽略过程的正当性，更不能因为强调实质的正当性而容忍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韦伯曾经把“形式上的合理性”看作是正当性起码的要求，认为“衡量决定的结果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该决定过程是否切实遵循了一定的程序或按程序办事。”更有人声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法治基本精神的一个要点就是，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来实现结果的正当。

不可否认，我国的教育法制还很不健全，法制环境还有待改善，这的确给高等教育改革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本刊当期发表的一组文章就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情形。然而，这不能成为不顾法制基本要求一味突进的理由，那样做的结果最终会损害改革的正当性，甚至于危及改革本身。毋庸讳言，“萝卜快了不洗泥”已经成为一些人的习惯思维，以为只要改革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惜代价去实现。而大量的事实证明，“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在当今环境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要求法制健全了再去进行制度改革，恰恰需要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去发现推进法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设性的变革去破除种种束缚，从而达到完善教育法制、改善教育法制环境的成效，实质地推进改革。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不光要有一往无前的改革勇气，更要有理性、科学的态度，要用法制的精神去建构。所谓法治精神，就是良法善治。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孟德斯鸠说，“在不违背政体的原则的限度内，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职责。因为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或许这就是良法所应当具备的秉性。而遵从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治，摒弃人治，方可谓“善治”。用法治精神去健全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去促进改革，构建并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就能够真正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腾飞奠定可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