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解协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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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简介：何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与风险评价。

通讯作者：徐福留，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污染物的表生行为及其环境效应。

*国家水专项（编号：2008ZX07314-001）；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编号：60725004）。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要 利用节能绩效-减排绩效关系图，以及节能绩效、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关系三角图，研究了2006-2008年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关系及其经济协调性状态和趋势。结果如下：①2006-2008年，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整体上较差，河西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宝坻区、静海县和蓟县的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变差趋势，东丽区和滨海新区（塘沽区、汉沽区和大港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且无明显变好趋势；其他6个区县的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变好趋势。②2008年，北辰区、武清区、静海县3个区县的经济协调性很强，河西区、河北区、汉沽区、蓟县处于强不经济协调性状态，滨海新区处于弱不协调性状态；2006年，大部分区县（包括滨海新区）处于弱不经济协调性状态，且按强协调趋势发展，其协调性增强主要来自经济效益驱动。③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及经济协调性评估权重选择较为合理，能准确地反映节能减排现状。

关键词 节能绩效；减排绩效；经济效益；协调性；三角图；天津市；滨海新区

中图分类号 X19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1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19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到了“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初始的含义仅包括节约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1］。随着对节能减排的深入理解，人们逐渐认识到，能源资源以外的资源节约同样重要。王彦彭［2］将水资源节约列为我国节能减排指标体系中重要综合指标之一；张雷等［3］构建的水泥行业节能减排测评指标中将资源的综合利用也列为综合指标之一。节能减排成为了地区、行业和企业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其评估体系也从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两大指标”逐步细化到行业、企业的节能减排多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研究领域已遍及煤炭、通讯、水泥和运输等行业［3-8］。宋马林等［9］运用了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探讨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节能减排状况，但其所构建的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郭英玲等［10］利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将节能减排范围缩小到微观领域如企业、产品，这个方法选取的指标非常全面，但是却忽视了某些指标监测的困难，造成了可操作性差的缺点。Yu等［11］建立了以粗糙集理论为基础的多因素条件下我国各地区的节能减排评估体系，该法能有效地进行数据挖掘与信息提取，但数据处理过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输出结果。本研究组［12］利用节能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协调性评估方法对我国工业节能减排状况进行了评估，前期研究还没有对评价结果进行验证。在前期研究基础上［12-13］，改进了指数计算方法，对天津市各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关系及其经济协调性状态和趋势进行定量评估，最后对评估体系进行了验证，期望该研究对推动我国县域尺度的节能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效益协调性监控和评估工作有所裨益。

1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前期工作提出的节能减排绩效及经济效益协调性评估方法对天津市各区县及滨海新区（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和大港区）进行评估，该方法基本步骤如图1。

1.1 节能减排绩效研究方法

利用节能绩效指数（Energy and Resource Savings Performance Index, ERSPI）和减排绩效指数（Pollutant Reductions Performance Index, PRPI）构成的二维空间图可用来描述节能减排绩效，对该二维空间图的相关解释可参考前期研究［12］。ERSPI-PRPI关系图（图3a）对角线所在的“A”、“B”、“C”、“D”、“E”5个区域可分别代表“很差”、“差”、“一般”、“好”、“很好”5种典型的节能减排绩效，减排绩效和节能绩效相差不大；在对角线上方的10个区域的节能减排绩效主要来自减排绩效，在对角线下方的10个区域的节能减排绩效主要来自节能绩效。本文对该方法的指数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节能绩效指数（ERSPI）和减排绩效指数（PRPI）的计算公式如下：

ERSPIy∑mi1×P1,i

（i1, 2,……, m; y1, 2,……, r） （1）

PRPIy∑nj1×P2, j

（j1, 2,……, n; y1, 2,……, r） （2）

式（1）和（2）中，ERSPIy和PRPIy分别表示第y个研究对象的节能绩效和减排绩效综合指数，P1,i和P2, j分别表示第i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和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权重。RECy,i和EPy, j分别表示第y个研究对象第i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和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min（RECy,i）和 min（EPy, j）分别表示第i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中r个研究对象的最小值和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中r个研究对象的最小值。本文研究对象y为天津市不同区县。

1.2 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性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X轴、Y轴和Z轴分别为环境污染指数（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dex, EPI）、经济效益指数（Economic Benefit, EBI）和资源能源消耗指数（Resour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dex, RECI）三角图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13］。资源能源消耗指数（RECI）表征研究对象对资源和能源消耗程度，以燃料煤、煤炭的消耗量以及万元产值消耗量作为基础指标；环境污染指数（EPI）表征研究对象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以COD、氨氮、废气、SO2、氮氧化物等排放量和万元产值排放量；经济效益指数（EBI）表征研究对象产生的经济贡献值，本文用区县的工业总产值或者企业的总产值以及人均总产值作为基础指标（见表1）。关于三角图的解释参见前期研究成果［12］。可将三角图划分为5个区域（图2）：A、B、C、D和E，分别表示很强、强、弱、弱不，强不5种不同的经济协调性状态以及相应的节能减排绩效水平；根据3个综合指数相对百分比的变化，可辨别出7个（T1 、T2 、T3、 T4 、T5 、T6 、T7）不同的演化方向，分别代表弱、强、弱、弱不、强不、弱不、弱不的7种不同的协调性变化趋势。这样，根据不同数据点在该三角图中的相对位置和演化方向，可以定量评估经济效益协调性状态和趋势。资源能源消耗指数（RECI）、环境污染指数（EPI）和经济效益指数（EBI）的计算公式如下：

XIy∑mi1×W1,i

（i1, 2,……, m; y1, 2,……, r）（3）

式（3）中，X分别为REC、EP和EBI时，RECIy、EPIy、EBIy分别表示第y个研究对象的资源能源消耗情况，环境污染情况和经济效益情况的综合指数，W1,i、W2, j、W3,k分别表示第i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权重和第k个经济效益指标的权重。RECy,i、EPy, j和EBy,k分别表示第y个研究对象第i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值和第k个经济效益指标的实际值，max（RECy,i）、max（EPy, j）和max（EBy,k）分别为第i个资源能源消耗指标中r个研究对象的最大值、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中r个研究对象的最大值和第k个经济效益指标中r个研究对象的最大值。指标权重可利用经验法、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及其相互结合等方法确定。

1.3 指标与权重

指标选自天津市统计年鉴［14-16］以及天津市环境质量报告书［17-19］，其中涉及到的指标见表1。研究采用经验法和改进的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权重［20］（表1）。

1.4 数据处理

利用Microsoft Excel 2003和Matlab R2007b对数据进行处理，用图形软件Origin 7.5软件完成关系图和三角图的制作。

2 结果与分析

2.1 天津市各区县及滨海新区节能减排绩效评估

3年来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中，河东区（C01）、塘沽区（C06）、汉沽区（C07）、东丽区（C09）、津南区（C11）、北辰区（C12）、武清区（C13）、宁河区（C15）、蓟县（C17），滨海新区（C18）位于对角线上方，他们的节能减排绩效主要由减排绩效贡献，而其他8个区县的节能减排绩效主要由节能绩效贡献（图3a）。河东区（C01）、塘沽区（C06）、汉沽区（C07）、大港区（C08）、东丽区（C09）、西青区（C10）、津南区（C11）、北辰区（C12）、武清区（C13）、宁河县（C15）以及滨海新区（C18）在A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河西区（C02）在A和B2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差；南开区（C3）、河北区（C4）、宝坻区（C14）和蓟县（C17）在B、B1、B2区，节能减排绩效差；静海县（C16）在B、D2区，节能减排绩效好-差；红桥区的节能减排绩效点在D4、E5点，节能减排绩效好-很好。综上可知，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整体上较差。

2006-2008年，大部分区县的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变好趋势，而滨海新区节能减排绩效无变好趋势。河东区（C01）节能绩效不变减排绩效有较小的增加，节能减排绩效有变好的趋势，这是由于该区各项资源能源消耗量指标中有一半较前一年有所增加，同时也有一半指标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80%的污染物排放量指标与前一年相比，其增加值为负值，50%的指标增加率为-10%；河西区（C02）先是节能绩效有较小幅度的变好，减排绩效有较小幅度的变差，这是由于该地区氨氮排放增加量较大，2007年与2006年相比，氨氮排放量增加近一倍；南开区（C03）和河北区（C04）节能减排绩效沿着对角线有增加趋势，这是由于两地区均有50%的资源能源年消耗增量与污染物年排放增量指标为负值，且各指标增加率均值均为负值；红桥区（C05）节能减排绩效沿着对角线方向有较大的增加，节能减排绩效明显好转，这是由于该区资源能源年消耗增量均为负值；塘沽区（C06）节能减排绩效较为稳定，由于该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资源能源年消耗增量与污染物年排放增量均较小，因此没有显著变化。汉沽区（C07）节能减排绩效沿着对角线方向逐年增加，但是幅度不大，节能减排绩效有较小的好转，这是由于该区资源能源年消耗及污染物年排放增量均为负值；大港区（C08）和东丽区（C09）减排绩效有小幅度的增加，这是由于两地区分别有60%和70%的资源能源年消耗增量与污染物年排放增量指标为负值，节能减排绩效呈小幅的上升趋势；西青区（C10）、津南区（C11）和北辰区（C12）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出沿着对角线的方向减小，节能减排绩效有明显的变差，这是由于三地区的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见图3c）。武清区（C13）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出轻微幅度的沿着对角线方向递增的趋势，这是由于三地区的资源能源消耗各指标增加率均值为2.1%，而污染物排放各指标增加率均值为-1.4%，增加趋势不明显；宝坻区（C14）节能减排绩效有小幅度的变差，其中2007年燃料煤消耗增加率达到35%，水消耗量增加率为-25%，加之燃料煤的权重较大，因此，整体上节能绩效变差，增加率均值变化即可反映减排绩效变化趋势，2007-2008年的均值为3.8%，说明减排绩效也有小幅度的变差趋势；宁河区（C15）的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出沿着对角线的方向递增的趋势，这是由于该区资源能源年消耗及污染物年排放增率均值均为负值；静海县（C16）节能绩效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总的来看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出小幅度的变差，这是由于该区资源能源年消耗及污染物年排放增率均值均为正值；蓟县（C17）减排绩效有变差的趋势；滨海新区（C18）节能减排绩效在2006-2008年中比较稳定，未有明显的变化趋势，由于该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资源能源年消耗与污染物年排放增率均值均为正，绩效会不断变差，绩效坐标点会接近原点，但由于该坐标点已十分接近原点，因此无显著变化，见图3b-3d。

2.2 天津市各区县及滨海新区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协调性评估

2006-2008年（见图4a-4c），北辰区（C12）、武清区（C13）、静海县（C16）一直处于A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很强协调性；西青区（C10）由B区（2007年和2008年）进入A区（2009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强协调性变为很强协调性；津南区（C11）处于B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强协调性；宝坻区（C14）和宁河县（C15）由C区（2006年）进入B区（2008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弱协调性变为强协调性；东丽区（C09）一直处于C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弱协调性；南开区（C03）、红桥区（C05）和塘沽区（C06）由D区（2006年）进入C区（2008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弱不协调性变为弱协调性；大港区（C08）和滨海新区（C18）一直处于D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弱不协调性；汉沽区（C07）由E区（2006年）进入D区（2008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强不协调性变为弱不协调性；河西区（C02）、河北区（C04）和蓟县（C17）一直处于E区，经济协调性状态为强不协调性；河东区（C01）汉沽区（C07）由D区（2006年）进入E区（2008年），经济协调性状态由弱不协调性变为强不协调性。

大部分区县按强协调趋势发展。河东区（C01）先朝T5方向，再向T4方向，总体向T4方向，河西区（C02）先沿T3方向，后沿T4方向，总体沿T4方向，两区按弱不协调性趋势，这是由于两区虽然降低了污染的排放，但其经济效益变小和资源能源消耗增加，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不协调的；南开区（C03）、河北区（C04）、红桥区（C05）、塘沽区（C06）、汉沽区（C07）、武清区（C13）、宝坻区（C14）、宁河县（C15）、滨海新区（C18）一直保持T2的方向，按强协调趋势发展，这些地区经济效益增加，年增加率为9.2%-46%，而资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均有减少的趋势，两者60%指标年增加率分别小于-20.4%―-2.7%和-16.7%―-1.7%。大港区（C08）的经济协调性发展呈现出先沿T4再沿T2方向发展的趋势，总的来看沿T3方向发展，呈现弱协调趋势，该地区污染物排放有所减少，而经济效益增加量较少；东丽区（C09）、西青区（C10）、津南区（C11）、静海县（C16）和蓟县（C17）一直保持T2方向发展，但跨度较小，呈现出强协调趋势，这些地区经济效益增加，年增加率为4.5%-45.0%，而60%的资源消耗量指标和60%的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年增加率分别小于-5.4%-12.8%和-6.2%-11.4%，节能减排量较C03-C07、C13-C15和C18差，经济效益是其协调性有所增加的驱动力；北辰区（C12）基本稳定在一个位置不动，该区虽然节能减排绩效在变差，但由于经济收益很大，除去静海县，该区涉及经济的相关指标与其他地区相比，均是最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节能减排绩效变差的影响，然后，该区协调性不增加的发展趋势仍属于弱不协调性发展（图4d-4f）。

2.3 模型验证

通过对综合指标和单指标进行回归可以检验综合指数是否能更多地反映单指标信息。节能减排绩效的计算采用了最小值法进行归一化，因此，在验证时，本文将综合指数倒数和原始数据做回归，回归结果越好，则模型准确度越高；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协调性的计算采用最大值进行归一化，验证时直接将综合指数和原始数据做回归。采用天津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数据来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见表2。节能减排绩效评估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除EP1-1/PRPI外，其他回归p值均小于0.05，综合指数在反映废水排放量有一定的欠缺。节能减排绩效与经济协调性评估方法验证表明，除EC3-RECI外，其他p值均小于0.05，模型验证的结果较好。综上可知，综合指数能反映绝大部分的单指标，权重确定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个别单指标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

3 结 论

本文在掌握了2006-2008年天津市各区县的工业产值、资源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基础上，对天津市的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分别作了节能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协调性状态和趋势评估，结论以下：

（1）2006-2008年，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整体上较差，河西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宝坻区、静海县和蓟县的节能减排绩效上呈现变差趋势，东丽区和滨海新区（塘沽区、汉沽区和大港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且无明显变好趋势，这些地区需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资源能源耗费量高、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对这类企业取消优惠政策，对新进污染大耗能高企业不得通过土地预审、不得批准用地和提供信贷，从源头上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低能耗、轻污染的先进制造业和面向生产的服务业，积极发展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此外，还需积极引导和鼓励商业区和聚居区的节能减排工作，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使低耗能低排放产品和生活习惯进入千家万户。针对农村，需要淘汰和更新高耗能落后的农业机械，建设沼气收集系统，有效转化生物质能，加大环境友好型农药和有机肥料的供应力度，并提供政策性补贴，从而减少农业面源排放。其他6个区的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变好趋势，这些地区需在现有节能减排措施基础上，优化生产工艺，使之资源耗费量更少，污染物排放最少。同时，还需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容易忽略的领域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如淘汰耗油高、能源利用效率低和污染排放严重的老旧车辆，优化道路夜间照明，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和能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新的基建设施节能环保。

（2）2008年，北辰区、武清区、静海县3个区县的经济协调性很强，河西区、河北区、汉沽区、蓟县处于强不经济协调性，滨海新区处于弱不协调性状态；2006年，大部分区县（包括滨海新区）处于弱不经济协调性，且按强协调趋势发展，其协调性增强主要来自经济效益驱动，这些地区应考虑引进节能减排绩效高和经济收益高的企业，逐步替换现有节能减排绩效低和经济收益高的企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综合利用也是强化经济协调性的重要措施之一，推进垃圾能源化和资源化，不仅能有效减排，还能变废为宝，提高经济收益。

（3）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及其与经济协调性评估权重选择较为合理，能准确地反映节能减排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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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nergy Saving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ESPRP） and Its

Coordination with Economic Benefit of Tianjin

HE Wei DONG Lin QIN Ning HE Qi-shuang WANG Yan KONG Xiang-zhen

OUYANG Hui-ling XU Fu-liu

（College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OE Laboratory for Earth Surface Proces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

一、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表述不一。刘春田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譹訛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二）知识产权的特征

1.专有性专有性又被称为“独占性”。知识产权和《物权法》中物的所有权一样，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的特点。权利人独占知识财产并且具有垄断性，非经法律规定或者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同时，一件知识产品只允许一个知识产权存在，但是，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垄断是有权利边界的，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限制。2.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指的是，依据一国的法律制度产生，并在该国的领域内受到保护。知识产权与有形的财产所有权一样受到地域性的限制，但是知识产权还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如果权利人在我国享有的权利内容，要在他国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依照他国的相关法律进行登记注册或者获得批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相继签订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国际公约中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特点的补充。3.时间性时间性又称“有期性”，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产品具有时间性的特点。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客体存在，权利即受到法律保护。譻訛知识产权只有在法律授权的时间内受保护，超出法律授权的期限，则知识产品进入公共领域，为社会公众使用。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征，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社会进步，促进技术革新，提高社会生产力。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与救济途径

（一）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

知识产权侵权是指侵权人违反法律的规定，擅自行使或利用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权利。譼訛知识产权侵权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比具有相似的法律后果，但是知识产权侵权有其独特的特征：1.知识产权侵权不直接作用在有形物上常见的物权侵权表现形式是，非法侵占他人物权的行为，毁损他人所有物的行为，妨碍他人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收益等，直接作用在有形物的本身。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标的物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更多表现为假冒、抄袭盗版、伪造等，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侵犯知识产品的物质载体本身，但是侵犯了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知识产品所有人的“专用”权的侵犯，使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排他性受到侵害。2.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知识产权侵权更多地涉及法律、技术等领域，例如专利侵权不能仅依靠法律来判定是否侵权，我们往往通过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裁决进行判断。在网络空间的版权侵权，往往给侵权行为的判定带来困难，并且通常诉讼的时间较长。权利人维权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商业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地解决。与一般的财产侵权相比，知识产品的侵权行为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的特点，难以被人发觉。例如互联网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的产品表现为数字信号，这就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侵权行为难以认定、侵权责任难以明确，有时可能出现虚假诉讼的情况，增加案件的复杂度，诉讼结案并不利于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知识产权纠纷多涉及经济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对于法院停止侵权的司法判决并不看重，当事人注重的是知识产品背后可观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合法地对市场垄断获取经济利益。然而，侵权人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获取利益，不惜违反法律规定侵犯权利人的知识产品。我们可以看出，纠纷当事人双方都有共同的目的，获得市场占有份额，取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出现纠纷时，是否可以尝试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更低的成本较好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救济途径

1.公立救济公立救济又称为司法救济，通过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定纷止争解决当事人之间知识产权纠纷，从而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包括行政保护、刑事保护、民事保护，这是三种基本类型。行政保护，指权利人在发生侵权纠纷时，请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给予的一种救济途径；刑事保护，惩处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民事保护，法院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行使审判权，解决权利义务纠纷。2.私力救济与公立救济不同，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解决。和解是指，纠纷当事人就民事侵权纠纷自行协商并达成协议，消除争议，没有第三方介入，当事人自行和解，又称为自力救济。但是，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当事人反悔可能性大，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的解决。3.社会救济调解和仲裁是解决侵权纠纷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成为“非诉程序”。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对当事人纠纷进行调停、说和、裁决，故称之为社会救济。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裁决还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三、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民事调解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内容，在第三方主持下，自行协商，最终解决纠纷的制度。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效果并不理想，与“先调后判，案结事了”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例如，能调不调，不能调乱调，调解并非当事人自愿，调解过程中贿赂法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了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首先，立法不完善。调解制度，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独特制度，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清楚地规定民事调解的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由于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专业性了解不够，不能很好地进行调解。其次，达成调解协议随意反悔。《民事诉讼法》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在协议签收之前，当事人可以拒绝签收，如果拒绝签收意味着调解的失败，人民法院应及时判决。这样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滥用反悔权，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可以考虑对当事人随意反悔进行限制，只要双方达成一致，调节过程合法，调解协议内容不违背当事人意愿，就可以使调解协议生效，防止当事人恶意虚假调解、拖延纠纷解决。

四、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建议

（一）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1.利于矛盾解决当纠纷出现，纠纷双方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经济效益的特点让调解组织介入，可以更好兼顾双方的利益，调解协议本身就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充分表示出纠纷双方的真实意愿，从而使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得到妥善解决，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实现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制度的创新调解制度具有低成本、方式灵活、能够充分体现纠纷双方的意愿的优势。诉讼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证据不足会导致败诉的风险，很有可能激化矛盾。新时期，我国建设法治型服务政府，纠纷矛盾的解决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和谐因素，调解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新。3.减少司法腐败温床人民调解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可以弱化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强权力”，在执行调解协议时当事人会自愿履行义务。调解结案，可以减少“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减少司法不公、防止司法腐败，有利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及时有效解决，维护当事人经济利益。

（二）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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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调解制度的考察及比较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在我国的民事审判中有如下意义：一是有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二是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及时化解矛盾；三是有利于法制宣传，预防纠纷。

一般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院调解，产生于时期 [1]，是对我国自根据地时期以来司法工作的经验。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人民政权的司法审判中就明确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方针。建国后较长时期内“调解为主”的方针继续在司法实践中贯彻。 [2]因此，“重调解、轻判决”的现象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适应“建立完善的主义民主和法制国家”这一目标的要求，为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的地位，避免造成审判与调解的对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调解为主”的提法改为“着重调解”。同样是出于社会、、文化的，也还是出于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地位的目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3]对法院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上做了准确定位，从法律规定上消除了“重调解，轻判决”的立法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像我国这样调解与审判程序合一的制度几乎没有，但与我国法院调解相类似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他国家广泛存在，最相似的制度便是诉讼和解。诉讼和解在其他国家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存在并占有重要地位。以美国为例，90%以上的案件是以和解方式解决的。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共同点主要表现在：首先，两者都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发生。其次，两者都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比如在英美法系的英、美两国，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通过向法院申请 “合意判决”，以使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和解协议一经记入法院笔录即具有执行力。最后，在两种程序中，法官都要主持协商活动并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同时，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是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显然极为重要，除了立法、司法实践中一直重视调解外，重视调解的思想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指导性意义。而在国外，虽然许多国家也鼓励当事人和解，但制度设计的着眼点却是审判程序。其次是具体制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调解人员（或主持和解人员）与本案审判人员的关系上，在我国的法院调解中，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是重合的；而在国外的诉讼和解中，二者的身份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相互独立的身份能切断和解与判决之间的联系，因此不会出现“强制和解”（像我国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制调解”）。以美国为例，主持和解的法官一般不是对此案进行审判的法官；在德国、日本，通常主审法官可以询问、鼓励当事人和解，但要涉及到实质问题的协商和谈判，则要把案件移交给受命法官和受托法官主持和解。 [4]最后是法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我国，法官在调解程序的开始、终结以及调解协议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甚至有的调解协议是完全在法官的操作下达成；而在其他国家的和解程序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律师，他们诉讼和解率高主要得益于其发达的律师制度。

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基础的变化

作为我国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民事审判的成功经验，法院调解在妥善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法律制度和民事审判机制不健全，法律控制手段极为薄弱的历史背景下，法院调解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并很好地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审判实践中，法院调解成为了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一致赞誉。

法院调解被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品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 [5]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以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要优于判决方式。首先，由于对商品经济的排除，当时民事审判的主要对象基本上被限定在婚姻家庭、相邻、少量的借贷、人身伤害赔偿等少数几个领域，当事者的生活范围比较固定，一般都是熟人关系，纠纷的解决往往意味着原有关系的恢复，因此，与其作出强制性的判决，还不如说服当事人以温和的调解方式结束争议更为合理。其次，法院处理纠纷是以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当事者的个人权利的维护则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要求当事者承担过高的处理纠纷的成本费用，而调解结案一般是可以节约诉讼资源的。最后，当时我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套比较稳定和统一的价值体系，法院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地位，当事人也习惯于依赖裁判机关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法官的说服能较容易地被当事者接受，从而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有着这些条件的支持，调解与判决相比更容易被接受，因而调解地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 [6]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持调解的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领域逐渐扩大，诉讼主体也大多超出了相对稳定的范围，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大量纠纷主要表现为财产关系，当事人对经济利益得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维护彼此之间关系的需要，当事人做出让步达成调解协议就意味着将牺牲经济利益，说服当事者接受调解的难度增大。其次，在社会由传统向转型的大背景下，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爱到冲击，审判人员耐心说服教育已很难再收到原有的效果，能否获得当事者的同意变得更加不确定，出现了许多不得不依赖判决来强制解决的场合。最后，纠纷处理的方式和目的发生了变化，由于商品经济慝名性、非人格性的特点，使得处理这类纠纷的重心已不再是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于保持一般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以便给参加交换的人提供一种可预测性。这要求纠纷处理的过程尽量追求透明度和一般性，而程序本身的相对固定化和解决纠纷方式的定型化则是这种追求的表现。随着这些变化纠纷处理目的从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转移到形成和保护新的经济秩序。 [7]因此，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适合于调解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上述社会条件仍在继续变化。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尤其在纠纷处理方面，由于利益主体的渐趋独立和所涉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向“个人？？个人”的平等关系演变，相伴而来地，必然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权利观念的觉醒。 [8] “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观念也得到了增强，在诉讼领域突出表现为把自己视为真正的诉讼主体而不再仅仅依赖于审判机关主动性和能动性。” [9]同时，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法官曾经享有的权威和地位已开始动摇，以至于在以调解为主的审判中，“当事者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总可能怀疑纠纷的处理因审判人员的能力、素质或人格方面的问题而遭到扭曲，并因此感到不安，而这种怀疑或不安既很难得到证实，也很难消除。” [10]这无疑会使法院威信下降，加大调解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缺乏高度认同感。近年来社会上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激烈批评和要求推行司法改革的呼声，正是这种结果的具体表现。人们对以调解为主的审判方式的不满，反映了这种审判方式赖以依存的正当化策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丧失了原来的功能。

三、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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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说明法律赋予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案件进行调解，争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决纠纷，为创造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的调解文化源远流长，运用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在西周和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便记载了不少调解。发展至明清时期，调解已成为常用的基本手段。

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其他争议解决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古代经济发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诉讼制度的局限，古代诉讼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倾向和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民众对调解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专制国家的民事纠纷的解决也逐渐借鉴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使调解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从高度集权型走向民主化，在经济上，从计划型走向市场经济化，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整清思路，沿着方向进行改革，有些学者提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积极促进和解，这已成为不少国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地位。而在重构调解制度的同时，先了解一下我国调解制度，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优越性

1、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

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体现在诉讼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诉讼程序，可以简化流转环节，降低诉讼成本。加上它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使得案件的审结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点，能够相对低廉和简便地解决纠纷，当事人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它适合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能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斡旋缓和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既着眼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实纠纷，又放眼其未来的合作与和睦相处；它不局限于当事人现有的诉讼请求，可以就请求之外的内容进行调解，当事人能达成一个比诉讼请求更为广泛的调解协议，尤其是在处理农村各类纠纷时更是如此，这是判决所无法比拟的。在某中程度上，调解所达到的社会效果好于审判达到的效果。

诉讼调解还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主、自由的处分。在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法官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权利。诉讼调解还能弥补法律适用中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交易习惯、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和妥协，并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体现了自认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价值取向。

2、有利于化解人民法院对日益增多案件的审判压力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化解压力，充分运用诉讼调解制度的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就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手段。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了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的案件占大多数，特别是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制度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弥补了判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优势，降低了诉讼成本，缓和了社会矛盾，很好的实现了人民法院办案所体现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大大的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

三、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作为指导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调解立法原则与调解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冲突是其弊端的根源。

1、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程序上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实体性合法是指在调解协议的内容上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法官的双重身份，使其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权利；调解的生效以当事人最后签收调解书为要件，因此只要在签收调解书前一方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就归于失效。而调解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契约，既然达成调解协议，契约生效，就没有理由反悔，否则就构成违约。所以，这种做法也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所冲突。

另一方面，实体上的合法，更是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的合意解决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所解决的合理性，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如果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同判决一样坚持同样的实体合法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场合上，恐怕当事人之间是无法达成协议的。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通过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

2、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着追求结案率的现象，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因素，这样，法官为了追求结案率和避免追究错案的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又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而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加压力，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并非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无法真实的反映当事人的自愿原则。

3、调解程序的不完备

调解协议应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是当事人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但调解的无序性和随意性使之不合理、也有损效率和公平。表现在：（1）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时限和次数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做出前进行调解"，一些法院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的各个阶段都对案件进行调解，从而使调解处于随意和滥用的境地。在压制调解和久调解不结的情况下，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发生变化，演变为法官任意利用诉讼程序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工具。（2）限制了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在诉讼当事人并非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法官通过种种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即使当事人感到权益受到损害，但他无法通过上诉途径得到救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诉讼权利也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这样一来，法官在调解工作中，不是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人或法官亲自出面"背对背"的方式，分别与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见面，都摸不清对方的意图，只知道法官的个人意思。这不仅违背了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也使法官的尊严受到损害。上述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这说明了在诉讼调解中，法官可依职权主动介入，对可能调解的案件应当进行调解。然而在实践中没有那个法官能把握每一个案件都有可能调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对所有案件都主动介入进行调解，使法官处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地位，对法官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限制和损害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3）2004年1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事调解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规定"第四条的表述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也就是说，规定实施后，法院进行调解时不再要求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直接、自行和解后由法院进行确认即可，这就为当事人之间恶意和解、损害案外第三人利益提供了可能（因该"案外第三人"利益与案件有关，而又独立于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外，本文称之为"第三人"，含义与合同法第52条中"第三人"相同）。而按现行民事诉讼法，生效民事调解书的再审启动，不同于判决和裁定（对判决和裁定，本级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的发现、检察机关的抗诉、当事人的申诉都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有权启动再审的主体却只有当事人自身（理论上"法院院长的发现"也是启动再审的途径之一，但实践中没有反映错误的途径，当然也就没有院长对调解书错误的发现），这对于利益受损害的第三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四、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如何完善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调解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1、把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纳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整体框架中

首先，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方式，调解与判决均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应是一个有着合理的内在结构、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经过改革与完善，调解制度同经过庭审做出判决的制度不应有任何相互抵触的地方。其次，在我国运行了几十年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受制于诉讼结构，调解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经济主体的关系，国家干预色彩浓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体到调解领域，如果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势必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从调整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摆正当事人与法院在合意解决争议过程中的位置。必须要改变当前法院在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法院只是为当事人间达成协议提供条件和保障，决定权在于当事人，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

2、根据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确定调解原则

我国现行的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确立的三项原则中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唯有自愿原则是适当的，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规定是不恰当的，其根本原因是其未反映合意解决纠纷的本质特征及客观要求，相反却与这种诉讼机制不相协调甚至矛盾。

确立调解原则，关键在于抓住调解的合意本质，体现出公正与效率，使自愿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谓协议内容不合法为由，拒绝认可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改变过去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至于诸如欺骗、胁迫等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得生效，法律也应明确做出规定，以增强法院判断标准的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加强民事调解，是人民法院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的重要措施，是法院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工作重点之一。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没有权威的公正是短暂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的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实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价值地位，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不能因现在有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而"因噎废食"，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在我国解决纠纷机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总结经验教训，考虑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创新调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进程，大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其建设之路，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在这新时期解决矛盾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江伟《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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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镇调委会与法院的联动，构建非诉讼替代机制。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民间调解，从一开始创建，在广义上就是一种非诉讼替代，即民事案件不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以中间人出面排解达到和平的化解的目的，这与法院的司法调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新时期人民调解与法院之间开展联动协作的基础，同时，也由于人民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格式化)，在不违背现行的法律政策的情况下，应该就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格式化协议书的认定上，是作为案件审理的最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甚至在调解后，一方反悔时进行诉讼而给予维持，进一步提升了人民调解在法律上的权威性。因此，在新时期人民调解的非诉讼替代机制的形式，是特指狭义上的与法院立案审理执行过程中的补充性替代，一方面是建立在民调程序的公正性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人民调解员素质的提高上，这两方面缺一不可。除广义层面上的替代外，这种狭义上的替代就是要求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到法律诉讼的全过程，发挥人熟情通的优势，做好法院案件审理的辅工作，包括案件主审法官想做而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一些事，为法院人性化办案创造条件，这不但符合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合乎“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法律救工作，强化法院与人民调解之间的互补，对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也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系庭的联席会议制度。由镇和法院每季度相互通报民事纠纷发案情况、发案的特点。调解工作的难易程度，确立相互配合的案件数量、原因以及配合的方式，明确调解的预期值。二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络员制度。镇指定的联络员一般为镇村(居)调委会的首席调解员，并将名单报送法院，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指定参与的调解人员。县法院指导民一庭庭长为联络员，随时通报未立案和已立案以及已裁决案件的情况，并明确需要配合调解的案件、主持和指导的法官，确定调解的地点、参加人员等。三是建立调解档案审核制度。凡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的调解案件，其档案资料以调委会归档，使用的程序以人民调解程序为主，由受理、通知、调查取证、调解、达成协议、送达回访等书面资料组合成完整的卷宗，并有首席调解员审核签字方可归档，适时请县局、县法院共同评审，改正不足，进一步提高调解协议的制作水平。四是建立民调审判联动制度。县法院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有时也启动特邀人民陪审员(一般为基层调委会主任担任)或民调委人员主持调解，发挥其为人公正、熟悉业务、人熟情通的优势，在法院先行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主持调解的法官制作调解协议书，由法院落实履行或委托调委会监督履行，提高人民调解员调解的公信力。五是建立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制度。由人民法院派主审法官到镇进行镇、村(居)首席调解员培训，每年集中培训二至三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首席调解员到法院进行旁听观摹案件审理，适时邀请主审法官进行典型案例剖析和答疑释惑，印发相关法律资料等，逐步实施首席调解员持证上岗调解制度。

二、明确非诉讼替代适用范围，确保人民调解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从工作实践来看，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人民调解员既是主角也是配角，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园满解决民事纠纷案件。人民调解适用非诉讼替代机制，一般主要为以下四类案件：一是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的纠纷，一般为小定额债务纠纷，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将纠纷委托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二是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纠纷，一般为侵权纠纷、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和少数商事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或邀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或参与调解，调解成功后，原告撤诉。三是已经开庭，但当事人情绪激动，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民事案件，一般为容易激化、积怨多年、历史遗留的邻里纠纷、权属纠纷、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山林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等，一般情况下，法院可暂缓判决，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或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在法官指导下，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类案件在调解成功后，原告可以撤诉，也可以由法院制作调解协议书或在情绪平稳后由法院进行判决并履行。四是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或执行有难度的案件，一般为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的案件，如企业破产、粮油加工厂挤兑、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涉及人数多的群体性矛盾，法院可暂缓执行，商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执行。

三明确非诉讼替代运作原则，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为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的原则。诉讼在民事案件中，应该是在调解不成的情况，最后不得已而选择的最终途径。但其中的诉讼成本必然会转嫁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的头上，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负担，有时出现案件胜诉，但经济上却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不是什么民事案件都可以进行法律援助的，而导致这种结果不但会给当事人认为没钱法院不受理，有钱进行诉讼反而导致打赢官司输了钱，没有说公理的地方，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走非诉讼替代则是最佳的选择。二是化解矛盾和平共处的原则。俗话说“一起官事三代仇”，既然走到了法院诉讼程序，矛盾必然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局面，法律的公正裁决和平息矛盾之间出现了愿望相背的情况，公正得到了，但再和平共处的基础却丧失了，这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初衷相悖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三是降低执行成本的原则。民事案件除经济案件外，一般标的不是太大，法院判决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一方如果久拖不履行，法院在执行时，仅执行费一项也会增加当事人一方的经济负担，增加法院的工作量，这与调解庭履行义务相比，在时间、人力、经济的负担都会明显降低。四是经济的原则。这里所指的经济是指方便、快捷、高效。人民调解在非诉讼替代处理一些群体性民事纠纷方面表现比较灵活，一般情况下，效益较高。在把握上述四个原则的基础上，法院如果有法官参与调解，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会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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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概念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从高度集权型走向民主化，在经济上，从计划型走向市场经济化，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

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整清思路，沿着方向进行改革，有些学者提出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积极促进和解，这已成为不少国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地位。而在重构调解制度的同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不断完善这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

三、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作为指导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调解立法原则与调解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冲突是其弊端的根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必须遵循合法、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这三项基本指导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产生冲突。

1、在实践中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实体性合法是指在调解协议的内容上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法官的双重身份，使其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权利；调解的生效以当事人最后签收调解书为要件，因此只要在签收调解书前一方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就归于失效。而调解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契约，既然达成调解协议，契约生效，就没有理由反悔，否则就构成违约。所以，这种做法也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所冲突。

另一方面，实体上的合法，更是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的合意解决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所解决的合理性，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如果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同判决一样坚持同样的实体合法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场合上，恐怕当事人之间是无法达成协议的。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通过协商达成的，属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

2、在司法实践中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异化

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着追求结案率的现象，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因素，这样，法官为了追求结案率和避免追究错案的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又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而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压，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也并非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来体现自愿原则。

3、在实践中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的冲突

民事诉讼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该调解协议内容有效。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却明显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并且过于绝对，这与法院判决没多大的差别，若强调事实清楚而进行严格调查，则既耗时又耗资、牺牲了程序利益，这样，就忽视了民事诉讼调解本身具有的省时、省力、节省司法资源、灵活、高效的特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对于判决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实现。

4、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

（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

（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

（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

（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

（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判，心理上难以承受而与法官对立和缠讼。

（2）片面强调直接开庭，该做当事人工作的不去做。有的法院把直接开庭率作为考核法官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指标，并规定调解只能在开庭审理中进行；有的法院规定法官开庭前不准与当事人及其人见面；也有的法院规定由立案庭将所有案件一律排期开庭，并规定在开庭前三天才能将案卷移送审判法官。这些新举措的目的是防止审判法官偏听一方、先入为主及不廉洁、办人情案等，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禁令的负面影响是阻止了法官的调查研究，削弱了调解功能的发挥。

（3）片面追求当庭宣判率和当庭结案率，庭审调解流于形式。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是公正与效率，就办案效率而言，只要不超过法定审限就应当认为是高效的。有些地方把当庭宣判率、当庭结案率作为考核审判方式改革的指标，层层下达到对办案法官的奖惩上，引起了攀比和作假；有的法院内部规定了比法律规定更严的审限，这些做法无形中又把诉讼调解锁定在开庭审理中。

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措施

改革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势在必行。在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下，结合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部机构的重新调整和职能的重新划分，特别是大立案制度科学建立和有效运转之后，将法院调解独立出审判庭之外，在立案庭设专门调解机构，由其专行调解。其运转程序是：法院立案以后，可以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调解，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交由调解机构在规定的期间内调解。在规定期间内调解不成的，案件转审判庭审理判决，审判庭不再主持调解。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除原告撤诉的外，当事人可以申请“合意判决”。此方案一方面隔离了审判人员与调解人员身份上与对案件处理意见上的沟通与联系；另一方面，减轻了审判庭的案件压力，避免案件久调不决，也使审判庭名符其实。当事人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容反悔。调解书送达适用判决书送达的有关规定。如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一）把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纳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整体框架中

首先，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方式，调解与判决均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应是一个有着合理的内在结构、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经过改革与完善，调解制度同经过庭审做出判决的制度不应有任何相互抵触的地方。其次，在我国运行了几十年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受制于诉讼结构，调解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经济主体的关系，国家干预色彩浓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体到调解领域，如果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势必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从调整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摆正当事人与法院在合意解决争议过程中的位置。必须要改变当前法院在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法院只是为当事人间达成协议提供条件和保障，决定权在于当事人，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

（二）根据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确定调解原则

我国现行的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确立的三项原则中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唯有自愿原则是适当的，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规定是不恰当的，其根本原因是其未反映合意解决纠纷的本质特征及客观要求，相反却与这种诉讼机制不相协调甚至矛盾。

确立调解原则，关键在于抓住调解的合意本质，体现出公正与效率，使自愿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谓协议内容不合法为由，拒绝认可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改变过去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至于诸如欺骗、胁迫等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得生效，法律也应明确做出规定，以增强法院判断标准的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

（三）建立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备体系

期限。在一个案件中只规定一个调解阶段。在此期间内调解达成合意的，调解结案；调解不成的，转入下一程序，移交审判庭及时判决。

调解的启动。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院及法官只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但是否达成协议，应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一旦当事人不愿以此种方式解决纠纷，即转入审判程序。

调解模式。应采取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完全保障当事人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在调解过程中，调解法官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地位，法官仅可拥有以下职权：提供机会，提出建议，提供必要援助。在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予以笔录承认其效力，该协议一经法院法定程序认可即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效力。

生效的认定。双方签字，形成笔录即生效，与判决有同等效力。改变过去必须要最后一方签收调解书才为生效的做法。

调解的受案范围。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即使当事人双方不要求调解，法院也应主动进行调解；而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人事诉讼、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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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诉讼机制；社区调解；社区调解委员会

一、社区调解概况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社区调解委员会是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调解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调解民间纠纷，主要是涉及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其在纠纷解决、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一般性纠纷通过社区调解机构进行解决还可以节约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和更具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居民的“无讼”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对于纠纷的解决更多的是通过私下调解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这也同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简便、高效的司法资源有关）。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往往是通过“有威望的长者”来进行裁决的，各方对这种裁决的结果也都予以充分的认可，民间的这种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方面一直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这种纠纷解决机制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单就相对较为完备的社区调解来说，其人员配备、经费来源等在新的形势下也显得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纠纷解决要求。对处于从农村向社区转变地区的调解委员会来说，其面临的调解局势也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可以说，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迁同目前落后的社区调解制度之间的落差，已经让社区调解处在了十分尴尬的位置上。如果社区调解制度不在进行变革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其很难有更好的走向。

二、社区调解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的增加，社区构成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为典型的便是出现了当地原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混合居住形态，这对社区调解来说便是一巨大挑战。对于当地原居民来说，仍处在“熟人社会”，居民之间的一般纠纷往往愿意通过调解来解决，他们同居委会或者调解委员会关系相对比较密切，调解也主要是以“道德说教”为主，调解的结果也往往能够得到双方的认可。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基本属于“陌生人社会”，相互之间联系较少。同时，他们的法律意识较强，对调解不是很配合，很难做工作，发生纠纷时更愿意诉诸法律，现代的这种居住结构给社区调解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再者，民间纠纷的内涵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扩展，尤其是经济利益掺杂其中，社区调解就更显得地位尴尬。以拆迁为例，由于经济补偿等因素的掺杂，拆迁双当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政府部门往往又参与其中，成为获益一方的代表，使得官民矛盾相当尖锐。此时，居委会往往参与其中“做工作”，利用熟人社会的种种优势，通过类似于个人人格魅力和权威的方式进行调解，但往往是出力不讨好，引发居民的不满，其被自然的认为是政府的“代言人”，很难有威信可言。在处理一些时，情况同样如此，社区调解机构在发挥其正面调解作用的同时难掩其尴尬地位。因此，对于此类的调解工作做好不要由社区调解委员会来出面调解以致过度耗损其“信用和权威”，以免波及其日常的调解工作。对于此类的群体性和复杂性的纠纷，做好交由政府机构的调解组织或者专业的机构来处理。

三、社区调解委员会

社区调解工作主要是由设在居民委员会下的社区调解委员会来完成的，但近年来社区调解委员会在人员配备、经费来源、自身定位等方面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其同当今的纠纷解决需求产生了较大的背离，这种背离主要存在于以下的三个方面：

（一）人员构成方面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社区调解委员会主要是居委会的人员兼任或者由本社区群众选举的人担任，但是基本上都是兼任，没有专职人员且调解人员年龄偏大。人员的构成过于狭隘，很少引入外部的人员，新鲜的血液很难补充进来；同时，调解人员的学历偏低（初中学历居多），法律知识匮乏，基本没接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调解主要依靠道德说教，没有后续的培训和专业的指导，在案件调解的过程中有时很难让人信服，调解结果也很难尽人意，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二）经费保障方面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解决。居民调解工作的经费看似有特定的来源及保障，即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予以解决。但实际上，居民委员会自身经费就缺乏相应的保障，对于社区调解工作而言往往很难拿出充足的经费来保障社区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社区调解组织及调解人员很少会得到补助或者即使有补助金额也很少，这严重影响调解工作的开展和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费用，其自身几乎没有任何的“造血”功能，只能依靠外界的费用支持。

（三）自身定位方面

社区调解应当专注于一般的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对于其他的纠纷不应过多的干涉，而应交由专门的机构来处理，避免将所有纠纷或问题都抛给社区调解机构。在实际的调解工作中往往会出现调解机构对于某些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纠纷进行干涉，如对于企业、拆迁等纠纷，就应当交由专门的企业、行业调解机构来进行，社区调解委员会则不适于进行调解和干涉。这一方面是基于社区调解的定位，即调解一般的民间纠纷；另一方面则是由社区调解当前的实际水平所决定的。此外，在前述的企业、拆迁等纠纷中，社区调解委员会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往往会“站在政府或者企业”的角度来开展工作，此时的所谓调解已经变味为一种“胁迫”，已经背离了社区调解的本意，还可能引起居民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更大的矛盾。因此，社区调解的定位必须要限定在一般性的民间纠纷调解上，并且这种条件必须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之下，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保持其应有的权威性。

四、调解的效力问题

经过社区调解，纠纷双方就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类似的调解安排，其效力如何呢？从前面所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社区调解由于自身所存在的种种不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在调解的公信力方面存在缺陷，而这种缺陷的存在也使得社区调解面临着困境。社区调解的本意是依靠“熟人社会”的这种特点来对民间纠纷进行和解，这种在第三方依靠个人魅力来解决纠纷的方式，其本身就要求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是完全信服、完全自愿履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当代的这种社区调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便是社区的人员构成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次人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纠纷发生后更多的希望借着诉讼途径而不是依靠民间的这种调解来解决，最后便是现代处理纠纷的方式增多，诉讼制度作为现代化的纠纷解决制度以其独有的权威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得到了更多的选择和信赖。以上种种原因的结合便导致了如今传统调解的尴尬，其公信力不高便在情理之中。

经过社区调解后，社区调解的效力到底如何，其是否具备强制执行力呢？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社区调解中，若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社区调解并认可最终的调解结果，一般应通过签订调解协议书的方式来确认调解的效力。此外，自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首次明确了调解协议的契约性质， 强化了协议的法律效力， 避免了原来调解不成到法院诉讼的法庭调查与法庭调解都重新进行， 但这仅是赋予了协议的确定力， 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由此可见，社区调解的功效在于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双方需要自愿接受调解的结果并自愿的履行。若经调解后双方不愿接受调解的结果，将纠纷诉至法院的话，那么双方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是无效的，但是调解过程中双方所认可的事实是有效的，即在诉讼中法院可以简化相关的程序，省略其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样在选择调解之前，便给当事人一种预期，使调解能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能凸显社区调解的种种优势。社区调解的效力在衔接上存有较大的缺陷，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在后续执行阶段一方不执行时，很难得到处理，既使法院对调解协议书的事实予以认可，这也会极大的浪费时间或者金钱成本，这样就会使社区调解的预期作用大打折扣，难以发挥其高效的特点。因此，合理的处理好社区调解效力问题对调解至关重要，无论如何调解的目的都是解决纠纷，只有纠纷能够得到高效权威的解决，才会有存在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人民调解协议中有关协议效力的认定，对于社区调解效力的衔接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认定，这对于社区调解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决策建议

根据前文所述，社区调解在当前的环境下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来说还是一种十分有益的纠纷解决的辅助手段，针对当前社区调解所存在的种种不足，如何对其进行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社区调解当前在人员、经费、自身定位等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的方面来给予完善：

（一）针对社区调解人员的素质提高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可以加强同基层法院的合作，由法官定期对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对于典型的民间纠纷可以组织调解员旁听审判，了解法官处理案件的尺度和原则。另一方面对于具备条件的社区来说，可以同高校建立合作，定期邀请高校的老师来专题讲授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典型的疑难纠纷。此外，还可以邀请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高校学生来参与具体的纠纷处理，向其咨询相关的法律知识，形成日常化的固定合作机制。对于社区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人员来讲，其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力争在调解纠纷时做到应有权威。

（二）针对社区调解经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拓展经费来源，除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经费支持之外，地方政府应该给与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于社区调解人员也应该给与一定的政府工作补助。此外，为了拓展经费来源，有观点认为可以对调解成功的部分案件收取一定的费用或者对案件调解成功的个人进行奖励。作者认为这种依靠收费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方式值得探讨，收费不仅会增加调解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成本，这有悖于社区调解的原始初衷，使其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还可能会造成调解单位或者人员为了增加收入而变相的进行强迫式调解，这对社区调解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另一方面在经费使用上要建立合理的监督管理制度，对相关的经费使用情况要定期向居民公开，对于用于社区调解工作的专项经费做到专项使用，杜绝乱用、滥用经费的情况。

社区调解委员会是隶属于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是为解决社区内居民一般性纠纷、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既然如此，由居民来承担一定比例的经费、政府、居民调解委员会同时给与一定的专项补贴，通过建立社区调解专项基金的方式来筹集部分的资金也是值得尝试的一种方式。

（三）在自身定位方面，一定要明确社区调解的定位。社区调解针对的只是居民之间涉及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对于其他的不属于社区调解范畴的纠纷则不应给与干涉。例如，对于拆迁等一类的纠纷和矛盾，社区调解委员会不应该主动牵涉其中，即使参与协调工作也不应成为“政府的传话筒”，“胁迫”居民进行调解。

（四）社区调解的前提是必须自愿，即自愿接受调解、自愿履行调解协议，调解委员会不得有强迫进行调解的行为，对经调解做出的调解协议，双方不愿履行的，调解委员会也不得阻碍其寻求司法或者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行为。对于发生在本管辖区域内的纠纷，社区调解工作人员可以积极的进行调解，平时也可以对社区调解工作进行积极的宣传，但无论如何也不得进行强制性的调解。

对于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功的情形，社区调解机构不得阻碍其向法院或者寻求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社区调解只能是自愿的方式，不得有强迫的行为，特别是当调解同 “政绩”和“指标”挂钩的时候，这往往容易导致社区调解的畸形。因此，不管是不是接受调解或者是不是调解成功都应该是自愿的，这才符合社区调解的本质意义。

社区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尤其在我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无讼”思想下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其作用不应被忽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也更多的倾向于更加专业和权威的司法途径，加之社区调解自身从人员、经费等方面的种种限制，其发展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当然，这也是人民调解应对时代变迁、进行自我改革的良机，只有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其调解作用，使人民群众愿意接受和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更加高效的解决一般性的民间纠纷，而这对减轻司法成本和负担，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来说也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秦志斌.对人民调解制度重构的思考[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10期.

[2] 周彦生.对我省人民调解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防调体系的几点思考[J].辽宁法治研究，200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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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实现劳动关系的长期稳定。《劳动合同法》作了哪些规定?

答：当前劳动合同的短期化现象相当严重，许多合同是一年一签，甚至半年一签，影响了劳动关系的稳定。为解决这一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或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出续订、或者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问：与《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将经济补偿金的适用范围和标准作了哪些规定?

答：《劳动合同法》对经济补偿金的适用范围规定有以下情形：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原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提出动议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非过失性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性裁员的；劳动合同因期限届满而终止的；劳动合同因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丧失而终止的等。

在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上，《劳动合同法》规定：一是劳动者工作不满6个月的，按半个月的工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二是除对高收入者之外，劳动者每工作1年按1个月的工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最高年限的限制；三是对高收入者的经济补偿金作了限制，即劳动者月工资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且支付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

问：为什么说《就业促进法》体现了国家积极的就业政策?

答：《就业促进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办法，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等途径，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挟持和重点帮助。同时，国家鼓励资源开采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发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产业，引导劳动者转移就业。对因资源枯竭或者经济结构调整等原因造成就业困难人员集中=的地区，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扶持和帮助。

问：在处理劳动争议的过程中，调解是不是一个必经程序?

答：坚持“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是处理劳动争议的重要原则。《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确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后，当事人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和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申请调解，并且完善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从而拓宽了劳动争议调解渠道。对于因支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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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的概况

第一，就经济贸易争端的类型和领域而言，争端类型分散，争端金额较小。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为例，该市司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主要涉及货物买卖合同、旅游合同、股权争议等十多种类型，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方面和利用外资等方面。除1件股权争议案件争议标的近2亿元外，其余标的均为几万元至几十万元的案件不等。

第二，就经济贸易争端的当事人而言，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所在国家相对集中，东盟国家当事人为原告、中国当事人为被告的案件居多。中国—东盟自贸区刚刚成立，双边贸易量虽然增幅大，但起点低，贸易额度不高，整体总量不大，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区的投入和依赖程度仍然处于低位。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的司法机关受理案件情况为例，纠纷当事人所在国虽然有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等6个国家，但主要案件集中在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比例达90%以上。司法机关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原告均为东盟国家当事人、被告为中国当事人；或者原、被告均为东盟国家当事人但在中国从事经济贸易活动、争议标的也在中国境内。其中，被告为中国当事人的案件比例为66.7%，被告为东盟国家当事人、争议标的在中国境内的案件比例为33.3%。原告为中国当事人、被告为东盟国家当事人，或者争议标的在中国境外的案件，司法机关不予受理。

第三，就经济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而言，以当事人自行协商和解或通过调解解决的居多，通过诉讼和仲裁途径处理的纠纷数量较少。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为例，2003至2010年，仲裁机构等部门解决的涉东盟民商事纠纷12件，司法机关受理的涉东盟一审民商事案件47件。通过诉讼和仲裁处理的争端中，诉讼占79.66%，仲裁占16.95%。诉讼解决的案件又以判决、撤诉为主，其中判决占40.43%，撤诉占21.28%，调解仅占6.38%。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和仲裁来解决经济贸易纠纷，必须考虑到涉外诉讼的可能性、便利性、有效性，考虑到双边和多边协定是否存在。中国及东盟成员国在司法协助方面都加入的国际公约只有《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决公约》，而对于涉外民商事诉讼涉及的重要公约《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交书公约》《、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仅有中国加入；而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国及所有东盟成员国均未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从1994年开始，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就司法协助签订了双边协议，其中与泰国签订《关于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仲裁合作的协定（》1994），与越南签订《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8），与新加坡签订《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7），与老挝签定《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2001）。上述双边协议均包括送达法律文书、调查取证、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与越南、老挝包括了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与泰国包括了交换法律情报；与新加坡包括了相互提供法律和司法实践资料。

2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人、企业发生经济贸易争端之后，更多地选择和解、调解解决，而不是选择诉讼、仲裁等法律途径解决，这种状况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才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域涵盖面广、经济总量大、人口多，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甚或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缺失甚或是不健全，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救济方法不够信任等等。其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国商人、企业经贸交往才刚刚起步，发生争议的标的额一般不是很高，当事人从成本角度考虑更多地选择了和解和调解。但是，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争议的类型和金额都会扩展和增加，仲裁、诉讼等法律救济方法的使用会越来越多。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尚未建立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或协调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争端仍然通过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相关涉外程序解决，涉东盟民商事案件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而涉外程序往往需要经过涉外送达、认证等一系列过程。中国—东盟自贸区民商事司法协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渠道不统一，司法文书不能及时送达；调查取证核准程序复杂，难度大；民事及商事判决难以得到承认和执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不能及时相互提供。这一系列问题无疑大大增加了当事人选择仲裁或诉讼进行纠纷解决的成本。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基本无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多边协定并且双边协定签订较少，相互之间的司法协助主要依赖互惠关系。此外，涉东盟经济贸易争端的相关法律服务人员，包括律师、翻译人员、鉴定人、评估人等相关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的水平都有待提高。

第三，对东盟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不深，影响了当事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贸易争端的信心。由于历史原因，东盟成员国法律制度较为复杂，既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历史烙印，也有伊斯兰法律、佛教法律等宗教性法律的传统影响，越南、老挝等国又有社会主义法系的内容。我国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实践多侧重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各国法律关注才刚刚起步。

3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制定《中国—东盟司法协助协定》，加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司法交流与合作，构建自贸区内的司法冲突与司法协助统一协调机制。具体内容包括：送达司法文书；民商事调查取证；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提供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等。第二，建立中国—东盟经贸争端解决的法律服务网络。该法律服务网络既包括法律服务专业机构和律师，也包括外贸主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的商务处，还包括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依托该网络，整合相关资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企业提供法律法律政策研究、个案咨询、风险防范等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对东盟法律服务专业人员的培训，逐渐开放对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法律服务人员的市场准入；进一步加强中国对东盟国家经贸及其争端解决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和介绍。可以成立中国—东盟律师协会、中国—东盟法学家协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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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沟通和衔接，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对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衔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浅的探讨，详细论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效力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应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束力，实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从而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充分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 键 词】 人民调解  法院调解  衔接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在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和谐精神与协调一致[1]，人们有“厌诉”心理，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调解；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因此，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加强沟通协调，采取优势互补，是发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是拓宽和完善调解制度的积极路径。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人民调解的优势（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人民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人民调解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人民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人民调解的缺陷（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二、二者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调解的成本，迅速、彻底地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节奏，真正达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我们应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司法干警与法院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并深刻认识当前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衔接的理论实质，尤其是学习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实施意见，澄清模糊思想观念，进一步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从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出发，积极推动二者的有效衔接、“本土资源”和“法律资源”的充分整合、相互支持的工作机制的形成，将法律的正确适用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从坚持司法为民宗旨、落实公正与效率主题的高度，进一步消除影响法院调解、人民调解指导工作的主客观制约因素，重视发挥调解程序简约、成本较低、便于执行的优势和人民调解信息灵、反应快、情况明的优势，力求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二者衔接的条文依据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38条规定：“对当事人因对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原承办该纠纷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配合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的审判工作。”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39条第2款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指导工作中，应当加强与人民与人民法院的协调与配合。”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均有类似的规定。这些法律条文实质上反映了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沟通、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二者衔接的制度要求。

四、二者衔接的路径选择

成立依托法庭指导组织机构的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全年目标管理考核责任制，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和计划，定期就大调解工作进行业务研讨和培训，以人民法庭为依托，促进诉讼调解与大调解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同时完善制度，形成规范、系统、经常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一）实行人民调解指导员制度

指定基层法院相关业务庭及人民法庭审判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担任各乡镇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指导员，实行定人、定岗、定点。人民调解指导员与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正常的工作联系，以增长法律知识、强化调解技巧、提升调解艺术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就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案件，不定期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同时聘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民调解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审理简易案件，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

（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定期、不定期召开与司法行政机关、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席会议，基层人民调解员座谈会等形式，通报一个地区或阶段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较为突出的矛盾纠纷，共同分析探讨，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方案对策，超前制定调解措施和工作方案，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及时了解基层调解工作开展情况和典型案例，提出指导意见，提高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约束力

     1、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

“调解书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寻求新途径解决争议。”[2]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应认定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应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除非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

为什么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调解的范围仅为民事性纠纷，属于私法的范围。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谛在于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调解协议书是当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虽然双方可能都做出了让步，牺牲了自己在纠纷发生时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与对手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约束，即契约，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这正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必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前提。自主参与者对于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即自己责任，这是自主参与的必然逻辑。如果当事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意即当事方存在过错，根据意思自治理念，有过错的加害人必须对加害行为负责，即过错责任。既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承认意思自治原则[5]，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呢？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时也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在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法律做出的是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没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选择权，反言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该款随即规定：“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并没有说，当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条文规定中也推导不出这样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认为推出这样的意思，显然与该条文的前半句“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条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该条规定只是赋予当事人在不履行调解协议时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外的另一解决争议的新途径，即诉讼。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反悔方起诉，还是对方起诉，在民事实体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担不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除非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6]

     2、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效力问题，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仲裁制度为我们进行调解衔接提供了参考蓝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第48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书。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有效保证和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我们设想的调解衔接制度中，人民调解委会员主持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此处的“和解协议”，法院可参照该条仲裁规则，作出法院调解书。

    从法理上讲，法院调解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必须存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一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前提是一个“诉”的提起。因此，要想使人民调解进入到法院调解，首先必须构造一个“诉”。诉的要素有三个，即当事人、诉讼标的、诉的理由。[7] 人民调解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具备了诉的三个要素：（1）诉的当事人分为起诉一方与被诉一方。提出申请的一方可视为起诉方，被申请方则为被起诉方，双方都申请时可视为诉与反诉的合并；（2）诉讼标的，该诉为确认之诉，确认的客体为当事人之间具有人民调解协议书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3）诉的理由，即诉的依据，此处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诉的提起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由当事人提出；二是向法院提出。根据前面所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具备了诉提起的两个要件。至此，一个完整的“诉”形成了。

    具备了“诉”的要素与提起要件后，还需要有人民法院的受理，才能产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受理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的申请，可依据民事诉讼的主管与管辖的一般原则。在主管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受理的民间纠纷基本上都属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在管辖方面，级别上一律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地域上应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人民法院审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程序

    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在遵循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主要适用法院调解制度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并可以借鉴仲裁法的一些做法，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本部分就审理程序进行简略论述。

    （1）法院受理的根据。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效的调解协议书；二是当事人的申请书。有效的调解协议书，应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依据当事人自愿、合法原则达成的书面协议。[8] 在形式要件上，协议书应采用司法行政部门印制的统一格式，由纠纷当事人和人民调解员的签名，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的印章。当事人的申请，可以是一方申请，另一方同意；也可以是双方达成申请协议，共同申请。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也可以委托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向法院提交申请。

     （2）法院审理的方式。法院受理后，依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应将案件的案卷材料和有关证据移送法院。法院以书面审理为原则[9]，如果审判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知当事人或证人到庭进行询问，以核清事实。独任庭可以通知调解人到庭或以其他方式询问案件情况，调解人应如实回答。法院审理期限，应比一般简易程序要短，一般的应在15日内审结，复杂的可延长至一个月。

    （3）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结果可能有几种情形：一是，一般情况下，经过审理，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应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法院调解书，要求双方当事人要调解书上签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不清或者违法或者有欺诈、强迫等情形的，应认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当事人愿意再行调解的情况下，可以主持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并以此制作调解书。三是，如果在独任庭制作调解书前，当事人双方撤回申请的，应裁定撤销案件；一方当事人撤回申请或不同意法院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坚持不撤回申请的，应驳回申请，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诉。法院受理起诉后，在审理时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证据规则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否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呢？我们认为，不发生冲突。

    第67条的规定是针对法院主持的调解或当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当事人害怕在调解或和解中因承认案件事实而在其后诉讼中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顾虑，鼓励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中作出让步，从而促进调解或和解协议的达成。从条文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证据规则只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适用该项证据规定，除非当事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10]的规定提起再审。因为当事人一旦签收了法院制作的调解书，调解书即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经结束，不存在“其后的诉讼”，第67条证据规定失去适用条件。当事人要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当事人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对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为调解书的内容，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处中心主持下进行调解与法院主持调解同样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当事人之间一旦达成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具备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则不能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在诉讼中引用第67条证据规则，除非当事人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审核后制作法院调解书，则适用法院调解书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详见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 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 同上，第2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详细阐释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6] 此处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可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并参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来进行。

[7] 参见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下以下条款：（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二）争议事项；（三）协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