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主体范文
时间:2024-03-21 17: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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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基本前提假设,然后分析了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的主要挑战:1.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2.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3.信息对传统营销构成了挑战。4.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关键词 信息 微观经济主体 生产经营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效的配置企业的有限资源,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微观经济主体概述
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化。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的内容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有三个: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具体来说,物品价格的调节使商品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的状态下,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问题。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二、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世纪,各种信息,如市场供需信息、产品质量价格、品种信息、生产单位效益信息等的畅流与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信息时代使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识时务,敢于迎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
首先,信息时代,传统的迂回生产方式将被直接生产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减少了以前多级中间环节和远距离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特征是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弱了生产对某生产资料的依赖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畅通,企业将会快速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供给信息,取得某一生产资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价格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获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使生产更贴近消费需求,产品价值更容易实现,在实现生产的最终目标――消费的基础上使生产单位获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资、能源、人力、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质要素代替。即以廉价、充足的资源代替价格昂贵、稀缺的资源,这是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结果。
最后,信息时代资讯业特别发达,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加之先进的技术设备(硬、软设备)使新产品的开发和各种设计(如用电脑进行建筑设计)、生产方式的改变都会在更大程度上节约时间,并能使实验、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中的资源消耗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信息对生产要素具有优化作用。它迫使生产力各要素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系统有序运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产力系统中,各因素的优化组合信息调节和控制,组合情况如何,均可通过产量、成本、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统计信息反映。而这些信息的反馈有助于重新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实现最优组合。从另一角度分析,当生产者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下盲目生产而使生产能力受碍时,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和运用可以消除不确定因素,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明确的生产经营目标能够使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发挥最大功能,特别是能够激发生产力系统中的主要因素――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提高生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信息,通过互联网和网络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产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断增加,使生产力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续。
(二)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
现代管理的艺术在于驾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对人、财、物、时间、技术等进行科学组织与协调,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些活动必然有信息的参与,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剂。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功能、管理方法发生重大变革。过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组织机构层次多,且各层次因
人员素质不同,考虑问题角度不同,立足点不同而造成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这无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层次间的畅流。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有利于转变原来的金字塔型管理为各层次管理者间、各部门、各地区管理者直接联系的平行矩阵型,中间层逐渐减少,各层次管理机构分别针对某一机构的散发式管理体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准确传输,有利于管理者根据快速反馈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目标,提高管理的效率,实现管理的目标。
科学的决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时、准确反馈是生产经营单位修改决策和做出新决策的依据。可见,信息作用于决策群可使决策有依据,增加决策的透明度,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才能真正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织。此外,信息有利于沟通各层次决策群,使之协调一致,减少各决策群间的摩擦。
(三)信息对传统营销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企业产品质量好坏、品种是否适销对路,均会在市场中得以体现。因此,获取和有效利用准确的市场信息极为重要。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引起市场营销方式的巨变。当今社会,消费者购买行为日趋个性化,市场变化难以捕捉,生产者对市场的反映更加敏锐,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行为增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在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生产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特定购买欲望,才能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杯羹,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虚拟市场――网上营销,从90年代以来,开始风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将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通过电子化方式处理的传递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实现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证券交易、电子货运单证传送、商业拍卖、合作设计、产品交易等。总之,电子商务直接作用于流通领域,将促进销售方式的革命,推动流通技术的改革,使传统商务的业务模式和流转程序发生变化,以迂回经济到直接经济,从而提高流通领域生产力。此外,商业信息的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的兴起,意味着消费者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产品类型、数量和质量、价格等商务信息,并进行有比较地选择。在拓展了的商务活动领域中,真正实现消费者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者才能根据真正的消费者意愿进行生产,从而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
在营销生活中,消费者从有购买欲望到进行购买有一个临界点,当某一品牌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都对消费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实施购买的边缘时,总是需要一定的契机及相关的刺激,以实现其真正的购买,传统的营销是通过降价、打折、送赠品等方式实现购买欲望到实现购买的转变,但这一方式已越来越不灵了。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收入上了台阶,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者除关心商品的性能、价格和购买及维修的方便外,更重视通过各种媒体获取其他消费者对该商品的看法和消费该商品消费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现在很大一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追求新、异和消费的个性化,他们乐于消费新产品,突出自己的消费率先进入了高层次,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快捷的方式获得消费领域的最新信息。可见,信息既引导消费出现新潮流,又使生产者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开发新产品,使自己随时立足于市场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任何国家的微观经济活动必须在客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运行,因此公司准确、及时地掌握政府的客观经济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指导作用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运用货币、财政、税收政策指导生产方向,淘汰长线的传统产业,鼓励朝阳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娱乐)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网可促进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它能为互联网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在政府上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企业较容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先进的手段多渠道准确、快速地获取国家的财政、税收等政策,尽可能地以宏观导向从事生产,最大限度地享受财政和税收等优惠。同时,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如GNP增发速度、物价指数、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等,政府实施的紧缩或适度放松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又能在畅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运行。因此,企业既要克服过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产,只有通过各种信息不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较佳的生产经营效果。
综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犹如人体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对信息的筛选和比较分析,辩别信息的真伪,有取舍地加以运用,决不能被信息所淹没。我国在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不真实地夸大产品功能、传递虚假需求的虚假信息时有发生,从而误导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见,有选择地、及时地获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导生产和消费活动将是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1]瓦尔特•J•威塞尔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2]邹薇.高级微观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
篇2
关键词:班级管理;主体地位;实现
在学校,很多老师其实不愿意兼任班主任,因为班主任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要备课上课,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要随时发现并纠正学生各种不良行为习惯,要联系家长共同教育问题学生……这种以班主任为主导的保姆式、警察式的班级管理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淡化了学生对班集体的责任感和义务感,阻碍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经意间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只有班主任才有权力管理班级、教育学生的观念,所以班主任到岗则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一旦班主任因事或因病不能到岗,则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且无法较好解决,从而导致班级管理出现暂时的失控。
从学生角度上讲,传统模式下的班级管理,很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记得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中具体谈到学生自治的四个好处:第一,学生自治可以为修身伦理的实验。第二,学生自治能适应学生之需要。第三,学生自治能辅助风纪之进步。第四,学生自治能促进学生经验发展。这种“自治”就其实质而言是学生自主意识的运应和表达,是以班级为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单位,通过班主任的有效组织,放大班级管理的功能,实现班级的“自主”管理,以充分发挥班级学生的主体参与性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班级管理工作模式。
在班级管理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实现班级自主管理,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认知感,提高班级的工作效率,充分发挥个体潜能和能动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增强班级凝聚力,使学生获得班级管理主人的积极体验,有利于优良班集体建设,让学生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发挥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好处很多,那么在当前新课程背景下,各校如火如荼地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构建高效课堂的现状下,通过哪些措施来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班级管理呢?
一、加强舆论引导,在班级管理中实现以“法”治班
首先,班主任要通过班会和前期的具体行动让全班学生明白,服从班干部的工作安排,不是服从班干部的命令,而是服从于集体的需要,服从于规章制度的需要。其次,当有学生违反学校或班级的制度后,班主任尽可能由相关班干部出面,以班委会名义对违纪学生进行处理,并由班干部监督执行,同时班主任要逐渐淡化在整个过程中的影响,只是以督查的身份在事后对处理过程进行简单的询问,并适当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和建议,以此来锻炼班干部的工作能力,增加班干部的工作信心,确保班干部管理的有效实行,同时在全体学生头脑中不断强化自己服从的不是班干部本身,而是班级的规章制度的意识,并最终在班级中创建以“法”治班的良好局面。
二、建立班干部的威信,实现学生自我管理
在全体学生心目中树立班干部威信,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班干部工作能力和管理意识进行培养,让他们能根据各项规章制度依“法”管理班级,尽可能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减少因个人情感和面子问题对相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从而影响学生对班干部的认可,甚至当面或背后抵制班干部管理,最终降低班干部的工作威信,对今后管理工作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在班干部工作初期必须对全体强调,班干部管理或处理班级事务,因各种原因难免出错,即使感觉班干部的行为可能是错误的,也不能当面抵制,以致影响到班级正常事务或活动的开展。作为班集体一员,你可以在不影响班级事务或活动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及时向班长或班主任提出异议,但绝对不能因与班干部意见相左,或不满意班干部的工作安排而影响到班级事务或活动的开展。再次,班干部在班级管理中,要及时公布各项事务的进程,特别是对违纪学生的处理依据,以确保信息公开透明,杜绝因个别学生想法相异或误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三、通过人人参与,让学生融入班级管理
要体现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班级管理当中,真正实现服从组织和领导,实现自我管理。首先要让全体学生参与班级管理制度制订,通过用自己制订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和管理自己,来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其次,通过轮流上岗,让全体学生体验班级事务管理,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人人有人管、人人能管人”,提高每一个学生对班级管理的参与度,使他们能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总之,在学校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同样要重视班级管理模式的探索和改革,不但可以把班主任从原来繁重、琐碎的工作事务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能够增强班级凝聚力,使学生获得班级管理主人的积极体验,有利于优良班集体建设,更能锻炼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让学生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篇3
摘 要 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已影响到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本文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视角,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通过跨期效用限制模型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跨期效用限制模型
一、微观基础分析
要研究货币政策效率,首先要弄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利率一直受政府管制,没有完全市场化,使得中国的货币市场需求不能完全反应到利率上来,利率传导受阻,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主要的传导渠道是信贷和金融资产价格,本文将通过分析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股票市场来揭示资本市场以及金融机构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
由于微观经济主体资产调整将改变对不同资产的供求,引起消费需求和货币需求的变化,改变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因此会影响货币政策效率。
本文采用跨期预算分析方法的2期模型来研究其作用机制。在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中加入股票资产。根据货币效用理论,货币可以给持有者提供流动性,是决定微观经济主体效用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效用最大化的框架下,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问题。假设家庭各期之实际所得分别为给定值 , ,存在借贷市场,并且初始借贷值为 ,市场名义利率为 , 为名目所得, 为各期消费, 为各期股票成交量, 为各期股票价格, 为实业投资量。通过化简,得到最终的跨期预算限制式:
(1)
通货膨胀率为:(2)
则实际利率为:(3)
由(1)(3)式得:
(4)
此式的左边是终身财富,右边是合计支出。
另外,假设微观经济主体将自己所有的财富在两个时期里花费,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是:
(5)
称为时间偏好率,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在此假设效用函数是二次函数的形式,即:
由无差异曲线和限制线可知,效用最大时应满足的条件是效用函数与限制线相切,即两者斜率相同,因此对效用函数(5)求全微分,得到:
(6)
代入二次函数的导数得:
(7)
整理可得最优未来消费水平:
(8)
我们再假设第二期的预期收入由预期变卖股票资产所得,预期实业投资所得和其他预期收入组成,即: 。由(8)以及限制函数(4)可得当前最优消费水平:
(9)
由(1)得,通货膨胀率为:
(10)
由(8)可知,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根据跨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当前消费、未来消费和储存货币,在效用函数中各参数不变时,当前消费的提高将引起未来消费的上升。由(9)和(8)可知,未来预期的股票价格和成交量 越是比当前的股票价格和成交量大,则当前的消费和未来消费也越大。长期中,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当预期股票价格上升的时候,投资者将加大投资量,因此,预期股票价格将影响未来的投资量。由式(10)可知,在各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当期的股票投资额与预期的股票投资额的比率越大,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就越大,说明消费者的预期对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本期投资额也将影响物价稳定。
正因为股票价格变化情况影响股票投资,而股票投资量又影响消费,货币需求和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才能通过消费和货币需求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率。
由于微观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并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未来收入 ,只能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安排消费和货币需求。从(8),(9)和(10)可知,当股票市场不完善时,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未来收入不确定,那么股票价格上涨并不会提高预期未来收入。因为不完善的股票市场上股票价格变幻莫测,只要微观经济主体没有将自己的股票变现,那么股票价格的暂时上升就不能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未来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股票的市场价格上升,微观经济主体就会增加股票投资.但是,由于预期未来收入没有提高,那么股票价格的上升将迫使微观经济主体减少当前消费和货币需求,以购买更多的股票。在公式(9)中, 上升,而 不变, 下降。
由此可见,股票市场的发展在对货币政策的效率上有如下影响:(1)股票市场的发展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决策。(2)如果股票市场发展不完善,则股票价格的上涨反而会降低当前消费,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无法显现;如果股票市场发展完善,那么股票价格的上涨就会提高当前消费,产生财富效应。(3)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将避免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股票市场的过分悲观,从而稳定物价,使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反之,将阻碍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途径。
二、结论与建议
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传递渠道,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这一渠道向微观经济主体传递货币政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道义劝告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高。理论分析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结构,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改变了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若货币当局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最终目标,这将加大货币当局通过调节货币流通量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因此,货币当局必须根据股票市场发展状况不断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方法,提高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篇4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微观主体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是简单地运用现行的市场机制,而是在矫正制度缺陷以及弥补制度的缺失,从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规则,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从制度本身上分析,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产生出不同的经济绩效。随着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规模、科学技术等的变化,原有的制度均衡就会打破,就会出现新的获得机会,从而产生新的制度。可以说,制度的创新同技术的创新一样,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源泉。一个社会将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偏好结构以及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
根据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理论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制度的创新是推动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而且随着政府进一步的接近具体的环境,政府进行直接创新的动力就会越大。
一、我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存在的现状
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的初始阶段,在既定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的选择行为可以用博弈论来说明。博弈主要是指参加竞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微观主体,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作为当代中国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着不同的创新任务。
1.中央政府方面
在社会总产出和垄断租金最大化这两个目标的驱动下,通过发展社会经济,保持社会稳定来降低交易成本和竞争约束,尽可能持久的维持政权的稳定。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制度创新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但是,从理论上,由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性,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障碍。并且,在制度变迁的开始阶段,中央政府对于制度变迁的相关知识的认识不够,因此,中央政府主动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进程将十分缓慢,而且有可能存在改革的极限。因此,作为理性的最大化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低成本的知识积累以及传递知识的媒介,并且可以组织实施相应的制度供给。
2.微观主体方面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制度的创新与社会上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分不开的。微观主体,力求追求机会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市场经济充分自由时,市场上的获得利益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但是,社会上的微观主体毕竟每一个主体的力量甚微,其自主制度创新受到各个方面的约束,比如,受到政治风险障碍,成本的约束等。而且,社会上的微观主体往往缺少能和中央政府谈判,难以及时反映其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的有效地渠道,同时广泛的搭便车的心理导致社会上的微观主体很难将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的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所以微观主体渴望能有一个廉价的可以代表他们的制度创新需求的集体行动机制或者是组织。
3.地方政府方面
地方政府自身具有推进本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意愿,而这种意愿表现在实际中往往是超前的,当辖区内存在的制度安排与社会发展目标不相适应时,这时就需要地方政府发起创新行动。而相对于中央政府,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比如经济发展措施、行政体制改革等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这样,这些地区既给予了一些发展的鼓励政策,还可以作为改革的“试验田”。从辖区内居民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必须回应本地居民提出的各种需求,当社会和市场遇到环境变化而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民众就会期望政府能够进行制度创新,并同时施加不同程度的压力给政府。地方政府的优势在于地方政府在地方上能够替代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能够克服中央政府对社会需求的不敏感性,大大节约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成本,但是,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资源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之间也会像在市场上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方面,最终逼迫当地政府不得不考虑进行制度的变迁行为。
作为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成本也相对于中央政府和社会微观主体要小得多。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规则、程序或者行为规范,在制定的过程中要需要一定的人员成本,时间成本,技术成本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进行的制度变迁的安排是最佳的,因为地方政府连接着中央政府和社会微观主体之间,能很好的起到一种媒介或者是桥梁的作用。
二、我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出现的问题
地方政府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并且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变得毫无效率。首先是将诱发地方政府的寻利行为,这是由于优先的进入权力可以带来垄断的租金,只要一个地方突破并且进入壁垒,其他的地方就会看到他获得的利益而一起开始模仿,这样就能很容易的造成壁垒被全部突破,最终导致垄断租金的消失。
从地方政府方面考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出现中央政府的一些调控政策和地方上实际的经营之间发生矛盾时,往往地方政府就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比如:(1)和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2)故意误解一些政策规则。“用足用活中央政策”,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是在这样的名义下来解释中央政策的,时不时的和中央政府打一些有利于本地区利益的“球”,而且又不会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明显的冲突问题。(3)表里不一。就是会有一些政府为了不与中央政府产生冲突矛盾,表面上会表现得服从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政策,但实际上背地里却是另有一套和中央政策冲突或不同的实际的经营政策。(4)公开抗衡。当一些地方上的利益在中央强制性的宏观控制政策下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就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会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有时还会私底下的不满慢慢发展成为公开与中央政府的抗衡。
从地方政府的官员方面考虑,地方政府官员在任职的期间内,往往急功近利,不去进行长远考虑或者根本就缺乏长远考虑的能力,只是一味的求能够尽快尽早的做出一些能看得见的所谓政绩。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上,地方政府官员总是要求要快,而且和其他地方进行相互的攀比;在投资的规模上,地方政府官员要求投资要大,因此争着去找投资,争着去中央要项目,最终导致经济过热一次有一次的发生;在投资项目上,地方政府官员总是想着投资那些发展花钱少的,经营周期比较短的,而且见效比较快的项目,却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基础农业项目像农业、交通运输业、能源等置之度外,最后导致了地方上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的“瓶颈”突出。真正具有潜在的长远利益的制度创新只是靠这些短期行为,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而且还会使经济发展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困境中。
从地方上的微观主体方面考虑,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在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隐形的合谋性契约: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和自主的制度创新为微观主体提供有利于扩大微观主体自和保护产权的制度环境,微观主体则以实际的制度创新行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间接地为地方政府官员实现可显现的政绩最大化创造条件。1当微观经济主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独立的承担制度创新产生的成本时,有独立的产权的微观经济主体就会不再需要依附于地方政府,他们就会脱离地方政府自己进行制度的创新以此来获得更多的获得利益的机会。这样的话,地方政府就会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关于决策权的分享以及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冲突。这时,地方政府官员就会利用其手中的政治权利进行干预,参与到利益分割中区: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利来干预通过增加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认为的创造出租金,诱使微观经济主体为了获得这种权利而分割出一部分的利益给他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威胁微观经济主体,逼迫微观经济主体拿出一部分的利益与其分享,会故意的制定出一系列会使微观经济主体受到损害的政策规定。这种政府官员故意分割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的扭曲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引起微观主体的强烈不满,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并且严重阻碍了制度的创新。
从地区公共问题管理方面,其一,行政区行政的的管理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其封闭性和机械性总是能完完全全的体现,更是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其二,按照行政区划分的地区来治理,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很少关注其他区域甚至是相邻区域的问题。其三,地区内的行政区行政,可以说是垄断性的,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的主题只有政府,政府处理一切的公共问题,制定政策并执行,以及区域行政区内的一切大小公共事务。其四,行政区行政的关于公共问题治理的基本法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因而一些不属于本等级上的区域公共问题,就会被排除在此等级治理层次以外。
三、为完善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诱致型和强制型的制度变迁交替进行。
一方面,诱发促使微观经济主体进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创新。政府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到自身的限制,包括知识、实践等方面的限制,为了可以降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可能会对自身所处的位置进行重新的调整,其中直接退出制度创新就是一种简单的途径。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关于制度变革的经验总结来看,往往当改革处于后期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减弱。而且随着政府的地位慢慢变弱,也就会逐步的退出制度创新以及渐渐地社会上排他权利的确立,关于新的制度是否会出现,这就会主要的取决于社会上微观主体在新旧制度非均衡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外部利润的预期收益以及成本的大小。显然,要想使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能够有效率的运行,还必须能够克服在新旧制度转换的过程中一些外部性的“搭便车”行为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压力问题,会导致在招商引资、市容建设等方面会有很强烈的愿望进行发展,且创新的主动性就会大大加强。同时,经济发展的指标和地方上的市容生态环境方面也是中央政府以及上级政府考核的主要内容,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采取一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式。这样就可以节约一些成本,而且由于是政府强制的,中间可以避免协商过程中时间的浪费,行动实施起来的速度也会很迅速,并且最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的。不过,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式,如果没有很好地处理,很容易导致政府的失灵,所以要谨慎进行。
其次,地方政府要转变公共治理的理念。
地方政府制度的创新,要突破简单的行政区行政,确立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或者是新的治理思维方式,就是把行政区行政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的思维方式,这样就可以避免行政区行政区划的一种刚性的约束以及行政区行政的缺失问题。首先,区域公共管理的社会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符合全球化、国际化的要求,是现如今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其次,区域公共治理,弥补了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弊端,可以最大化一些区域的“外部性”“外溢性”问题,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再次,区域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要求彼此之间是一种合作的,交叉的关系,而非传统的上下级的关系,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协调、谈判等方式实施对区域一些事物的治理,。
最后,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绩效三方面的综合的考核。
地方政府制度的而创新,其目标要简单有效,而且要监督与执行相协调,要真正的进行改革,转变政府的职能,完善政府的管理方式。还有,在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方面,要真正能够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满足区域地方上的产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水平。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位置的地方政府,其管辖区内的人民群众也都会认同本地的政府官员的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成绩的政治绩效,还必须要以经济社会绩效为基础的。地方官员就不能一味地追求短期的经济绩效,或者一些对长远发展会产生不利因素的项目建设。
注释:
①资料来源:黄永炎.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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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荣.公共政策创新及其限度[J].理论文萃,2005.
[7]张志辰.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2011.
篇5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 双向互动式教学
基金项目:云南省《微观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微观经济学》是国家教育部指定的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核心主干课与专业基础课之一,这门课程是以单个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各个经济主体如何将其稀缺的经济资源分配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以取得最大利益,并以此说明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和效率。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丰富且相对抽象,同时又以较多的数学计算和推导为基础,结合模型、图形和高等数学方法,学生普遍觉得难度较大。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课程体系、重点难点等的理解和把握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同时,笔者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将热点问题作为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丰富了授课方式和内容,活跃了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锻炼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在此,笔者结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以及自己讲授微观经济学的实践谈点体会,希望能与有关教师交流探讨,共同提高教学效果。
1 《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微观经济学》课程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它既不同于农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也不同于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学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课程之一,微观经济学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行业和市场是怎样运作和演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以及它们怎样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等等。《微观经济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这门课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理论抽象、要求学生具备较深的数学功底以及较强的用图形说话的能力。
1.1 理论抽象
《微观经济学》所介绍的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的总结,这些总结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而且每一个结论的成立都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前提假设之上,这与我们国家的国情、市场经济发展的概况、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均不同,这些差异必然增加我们理解的难度。同时,理论知识原本就是抽象的,学生很难将所学的理论、模型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再加上微观经济学概念、定理、规律很多,相互之间又极易混淆,对于初学者来讲,总会存在理论与现实理解之间的差距。
1.2 要求学生具备较深的数学功底
《微观经济学》中最常用的经济模型法、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法等等都要求学生具备较深的数学功底和逻辑推理能力。因为《微观经济学》是财经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安排在大一第二学期,有很多学生微积分知识还没学,这时要求他们将数学知识熟练地运用到经济学分析中,无疑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心理负担。
1.3 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用图形说话的能力
图形在经济学中非常有用,用于说明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情况。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过:“你必须具备足够的图形知识才能掌握经济学,图对于经济学家如同锤子对于木匠一样必不可少。”微观经济学每一个理论的得出与论证都与图形紧密相联,这对于刚刚步入象牙塔的学生而言,要学会正确地运用图形解释经济问题的确有些难度。
总之,如上所述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以及学生的现实条件等各种因素决定了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学习难度和学习强度相当大。笔者结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和课后练习等方法组织教学。
2 《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2.1 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是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手段。笔者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首先介绍基本的框架,在讲述每一章内容之前,都有一个本章提要,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一个整体的视野,然后再介绍具体的内容,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理解基本的经济概念,了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律,授课过程中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层展开,脉络清晰,通过主线的引入,使学生系统地把握整门课程的精髓,同时,在每一章结束后都加一个本章小结,总结一章的主要内容,加深学生的理解。
笔者讲授微观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选择为主线,主要体现在这五个方面:第一,单个消费者行为的最优化。即研究消费者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怎样选择使得他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消费者均衡;第二,单个厂商行为的最优化。即研究单个厂商在成本预算既定的前提下,怎样选择使得他的利润最大,从而实现生产者均衡。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在成本既定时,如何选择使得所获产量最高,(2)在产量既定时,如何选择使得所付出的成本最低。为此,将问题深入一步区分不同的市场结构,进一步考察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与完全垄断市场厂商确定产量与价格的最优化行为;第三,单个生产要素市场的最优化。即研究消费者根据什么原则供给多少生产要素,厂商根据什么原则需要多少生产要素,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第四,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同时最优化。即研究将消费者、厂商、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联系起来的整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第五,政府目标决策的最优化。即研究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弥补市场的缺陷,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2.2 案例分析
微观经济学是以个体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厂商的生产经营决策与居民的消费决策都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案例分析是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优秀的案例是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并将理论知识寓于案例之中,将这些微观经济学的案例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能带动学生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提高学生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需求价格弹性理论时,可以结合安全帽专卖店的广告“旧帽换新帽一律八折”来解释厂商针对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不同而进行区别定价,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能将枯燥的理论运用到鲜活的经济现实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2.3 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对于微观经济学教学,不论是理论讲授还是案例分析,都离不开课堂讨论这一重要形式。通过讨论可以使教师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转向双向互动式教学,学生从传统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转向主动参与的学习方式,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通过课堂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发现、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做到学以致用。
2.4 课后练习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决定,其中涉及大量的数学关系,理论性强,要实现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有不小的难度,所以要给学生布置练习题,通过做练习巩固课堂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特别是通过做计算题来加深对微观经济理论模型的理解。同时,这门课程是财经类各专业考研必考的基础课,因此,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对课后习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给予特别强调和详细解答并进行适当延伸。
3 进一步提高《微观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想法
3.1 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
俗话说:“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作为一名优秀的高校教师,首先自己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同时,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演变性的学科,由于这门学科的特点,必然要求微观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必须和现实的发展紧密结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该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更新较快,那么任课教师的这桶“水”,决不应是“陈年老水”,而应是不断地从知识发展的奔腾江河中汲取的“新鲜水”,任课教师应及时掌握知识点的更新,如新旧理论的增减,同时及时调整相应的案例分析并运用于课堂教学中。
3.2 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集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为一体,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更积极地听取教师对知识点的讲解和分析,多媒体课件教学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也使学生更容易地接受原本枯燥的教学内容。但是,课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板书教学。目前,很多高校教师上课时过多依赖课件,整门课程知识点完全通过点鼠标放映课件讲授,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本身包含很多的数学推导和图表,完全依靠多媒体课件向学生讲授,即使利用动画使得推导过程一步步显现,学生也不容易跟上。因此,在讲授公式推导以及有关图表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最好结合板书进行讲授,通过“黑板+粉笔”的方式推导和画图,能够充分地带动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走,让学生看清推导的整个过程以及各种逻辑关系,形成知识间的连接,也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公式的推导。比如,在讲到古诺模型中厂商的产量选择的时候,最好板书推导每个寡头厂商的均衡产量,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3.3 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互联网信息时代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撑,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上教育资源,经常登录经济学论坛、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家等网站,聆听专家讲座,参与学术讨论,这些经济学网站既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和各种各样的案例,又能够帮助学生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和鲜活生动的经济实践联系在一起,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点,最终实现提高教学质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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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市场调控机制,其功能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差异性;调控信号是包括工资、利率、产权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和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调控方式是各微观经济主体在获利目标的驱动下,根据变动着的价格信号所提供的市场供求信息,对自身经济活动作出调整,进而引起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简言之,市场调控机制功能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功能、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合目的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由于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时信息、短期信息,便决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结果具有即时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质。
政府调控机制,其功能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调控信号是政府、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非凡是计划部门发出的各项行政指令和法律部门的各种法律条文;调控方式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认可和维护,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对自身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进而引起各种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政府是作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微观经济活动之上的国民经济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实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协调和控制,因而政府调控机制不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而是一种外在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非自我调控机制。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使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则必然离不开事先设定的调控目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调控是一种事先的自觉调控。由于政府调控目标是事先设定的,这一目标不过是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其长期变动趋向的猜测和自觉意识的外化,故政府调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长期调控,而非即时调控、短期调控。
市场调控机制本质上是各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依存、相互功能、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经济资源宏观配置均衡是这种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因此,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和生俱来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调控机制,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市场调控机制的完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功能曾一度减弱,并退居为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调控机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调控机制的结论。历史的辩证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阶段的发展,市场调控机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政府调控机制得以发挥功能所必需的条件和手段却日趋成熟。人类的经济生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补充,从而实现二者有机的辩证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补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从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二者功能的最终结果看,二者都是实现经济资源宏观优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不可替代性,才决定现代经济的调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也正是因为两种调控机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个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和配置新问题。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组合的选择。
二、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和配置的标准
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依据的标准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必然存在差异。我国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推崇政府调控机制,贬低市场调控机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调控机制的评价和选择,依据的不是经济标准,而是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认为市场调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有悖于广大劳动阶层的利益,故必须摒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人们逐渐熟悉到,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必须符合经济的本性及其发展要求,依据政治标准或伦理标准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选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们开始从对经济发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寻找选择经济调控机制的依据。这种做法显然是正确的。但由于这种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层次,故仍难为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提供科学明晰的依据。
笔者认为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和合理配置的依据,只能从经济调控活动相关的成本和收益量的对比分析中去寻找。人们要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宏观经济效率。由经济调控活动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视为是经济调控活动的产出或收益。进行任何经济调控活动,都要有一定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为获得经济调控收益而支付的经济调控成本。经济调控收益扣除经济调控成本后的余额,即为经济调控净收益。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科学选择和合理配置的实质,就在于找到一种经济调控机制组合,通过其运行,使所获得的经济调控净收益最大。
为了进行经济调控成本和收益分析,有必要引进市场调控成本和政府调控成本、市场调控收益和政府调控收益、等调控成本线和等调控收益线三对范畴。
市场调控成本,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市场调控机制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功能,经济资源宏观配置的均衡不过是这种相互功能的结果,因而市场调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比如纯粹流通费用、信息费用和契约费用等)和市场调控损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备性、短期性和调控时滞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波动性损失,由市场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等)。
政府调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付出的代价。政府调控活动是一种通过行政指令而实施的调控活动。就某一调控活动的全过程而言,政府调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拟定和费用;指令的传递和接收费用;对指令执行的监督、协调控制和激励费用;指令执行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费用四大部分。政府调控成本还应包括政府调控损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员的主观原因或决策信息的不完备而错误指令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确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指令的强制性而对指令执行者创造性、主动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经济效率的损失等等。市场调控收益,即采用市场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政府调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调控机制对实现经济调控总体目标所作的贡献。
市场调控成本和政府调控成本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成本。在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成本和政府调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市场调
控成本、政府调控成本分别和市场调控力度、政府调控力度正相关,故市场调控成本和政府调控成本的此消彼长,便意味着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的此消彼长。假设总调控成本为E,市场调控力度为X,为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a,政府调控力度为Y,为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的成本支出为b,则Z=aXbY。等调控成本线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投影,亦即经济调控总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不同组合的轨迹。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可以有无数条互相平行的等调控成本线,等调控成本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高;反之,等调控成本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成本额越低。
市场调控收益和政府调控收益之和为经济调控总收益,即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综合运行对经济调控总目标实现所作的贡献。等调控收益线,就是在总调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不同组合点的轨迹。经验事实表明,市场调控收益(或政府调控收益)和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呈非线性相关变动。具体说来,随着市场调控力度增强(在经济总调控力度既定的情况下意味着政府调控力度减弱),其边际市场调控收益递减(边际政府调控收益递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调控收益线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斜率-family:"TimesNewRoman"">ΔY-family:"TimesNewRoman"">ΔXΔY表示政府调控力度增量,-family:"TimesNewRoman"">ΔX表示市场调控力度增量)是处处不相等的。它表明对应于不同的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组合,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随着市场调控力度(或政府调控力度)的增强,单位市场调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力度(或单位政府调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同样可以有无数条互不相交的等调控收益线。等调控收益线越远离原点,总调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调控收益线越接近原点,总调控收益越低。
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所谓最佳组合,或者是可使获得等量调控收益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调控成本所获得的总调控收益最大。根据等调控成本线和等调控收益线的关系,可找到这一最佳组合点。经济调控目标一经确定,所要获得的调控收益值及等调控收益线也就随之确定。这条等调控收益线必然和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的无数条等调控成本线中的一条相切,其切点就是使既定经济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见图3)。
在图3中,R为等调控收益线,它和等调控成本线C1、C2分别相切和相交。E2和E1点由于位于同一条等调控收益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均能实现所设定的调控目标,但E2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无疑高于E1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E3和E1点由于位于同一等调控成本线上,故其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两种组合所需支出的总调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却低于E1组合所获得的调控收益。唯有等调控收益线R和等调控成本线C1的切点E1所代表的市场调控力度和政府调控力度组合,才是以最低的调控总成本实现预定的调控目标的最佳点。设市场的边际调控成本和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m和MRm,政府的边际调控成本和边际调控收益分别为MCG和MRG,维持单位市场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m,维持单位政府调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为ACG,总调控成本为C,则最佳组合点E1满足下列条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线性也就是说,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最佳组合点是在总调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单位货币所获得市场调控收益和政府调控收益相等的点。
在对经济调控机制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注重由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因其自身的性质和所依存的环境条件的不同,对同一力度的市场调控或政府调控,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换言之,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类型经济活动的等调控成本线和等调控收益线是各不相同的,进而两种调控机制调控力度的最佳组合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鉴于此,在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功能的利弊得失进行评价和对其组合作出选择时,切忌一概而论,而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或同类型经济活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具体分析。
三、几点结论
1相对现代经济活动而言,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是两种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经济调控机制,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选择,而只能是对二者调控力度最佳组合点的确定。
2无论是市场调控机制,还是政府调控机制,都有其利弊得失。它们既不是只获益无需支付成本代价的,也不是只有成本代价而无益处的。因而,对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应树立经济观念,严格遵循经济合理性原则,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选择的依据只能是使达到既定的调控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最小,或支出既定的成本代价所获得的调控收益最大”。背弃经济合理性原则是不科学,不足取的。
篇7
关键词:经济人 对立统一 效用 盈不可久 经济模型
我国哲学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部分是关于人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学科。两者之间殊途同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是极有价值的。
《易经》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老子也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抽象的,是无形的,是指客观存在都有着规律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任何事物都脱离不了“道”,《管子》中提到过“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用的话说就是真理具有稳定性。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也有着“道”,无论是人的偏好、效用、选择、需求都有着一定的规律性。
一、微观经济学的哲学视角
(一)经济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我国哲学的二元论认为“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即阴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面,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西方经济学中假设经济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指经济人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环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做出判断,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经济人假设”体现出了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从而反映了西方哲学观念中的人对物质的追求。这种假设是有作用的:在研究问题时,使矛盾的次要方面先排除,主要方面得以体现,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研究消费者选择商品达到效用最大化时,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就只考虑了消费者理性自利的一面,从而得出“边际替代率MRS=两种商品边际效用的比MU1/MU2=两种商品价格的比P1/P2”,最终会得出消费者会使每单位货币带来的效用相同。这种结论是有意义的,它使我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达到最大的满足。不过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是种假设下的结论。
佛理中认为人性有着贪、嗔、痴,从而执著与世俗欲望,形成了对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现实生活中,人不可或缺的有着非理性的成分。经济人应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生活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比如消费者把其有限的收入用来购买商品时,不排除至少有1种商品受到广告、包装或者是推销员等非理性成分的影响,等使用了商品之后,才会对商品做出评价,理性成分使自己知道这种商品给自己带来的效用,随着消费者认识能力的提高,欲望驱使下消费者会考虑同等价格自己更满意的商品,等下次购买时就会关注更多的商品,所以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共同作用的过程概念。
(二)“盈不可久”思想的经济学应用
《易经》中乾卦第六爻“上九:亢龙有悔”,意思就是太高亢激昂了就必定会后悔,指的是事物达到某种程度后必然出现某种新特征以阻碍这种程度的延续。我国学者通过对《易经》各个卦单独变化以及卦与卦之间变化的研究,得出了“物极必反”,从而生出了中庸之道。乾之极为坤,泰之极为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为了维持某种特征,就不能达到最大饱和的状态,即“盈不可久也”。
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有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边际效用=0时,也就是效用最大化的状态了,如果继续消费,就会出现效用递减。这其实就是说明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不是无止境的,多多益善是在达到极点之前的限度内成立。用说就是凡事都有个“度”,这个度在经济学也很常用,比如学校食堂管理员必须考虑其他食堂的价格,以及周边餐馆的影响,把价格放在合理的位置。如果价格太便宜,可能会面临亏本,如果价格太贵,可能到最后连1个人都没有去光顾的。
比如某些垄断性产业,如提供网络服务的全国性公司。对于有些人来说,上网是生活必需品,在这个用户的“保留价格”内网络价格上涨,这些人上网的时间至少都会维持在生活必需的时长,从而不会出现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现象,同时网络公司为了经营不会把价格提高超过用户的“保留价格”,也不会使其设计的价格最终盈利低于成本。再比如对学校食堂的米饭价格来说,假设学生主食为大米,且没有替代品,而且学生购买米饭只用在自己一次用餐的用途上。食堂米饭价格再怎么涨,学生对米饭的消费量都是一定的,这就是学生对米饭的需求底线;然而食堂米饭价格再怎么跌,学生的消费量都不会超过其吃饱的状态,这就是学生对米饭的需求饱和。
(三)经济模型本质是主次抽象思维
微观经济学中都有各种假设和各种模型,比如经济人假设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内生性,在各种假设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运用数学工具建立了各种模型来抽象地描述经济现象,然而这些模型都是把经济行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来研究。不少学者批评过这种研究方法,还举出不少社会中的反例来证明其局限性。其实假设和模型都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社会现象中的局部或者阶段性的描述,以及对人的行为限定性,来研究影响人行为的主要因素。一个可以描述社会所有现象或者人类所有行为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假设与模型的运用就是在于先抽象的表述经济现象中主要因素,如果理论符合了经济现象,就是说主要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果理论不符合了经济现象,就是说在次要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
如博弈论理论囚徒困境模型中,单次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双方选择(坦白,坦白),无限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抵赖,抵赖),有限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如果现实中出现单次博弈双方选择不是(坦白,坦白),重复博弈又出现了其他情况,这就说明是模型外因素影响了博弈的结果,比如双方没有被隔离或者两个囚徒是一家人,都相互关心对方。那么此时如果再考虑双方的博弈,模型外因素就会变成主要因素,成为模型内因素,从而对结果产生影响。此时可以看出其思维方式是主次分明的考虑问题,如果次要矛盾产生大的影响,则次要矛盾就会加入主要矛盾来考虑,这恰恰证明假设和模型的价值。
二、对待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态度
《易经》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坤卦“用六,利永贞”。龙象征着有能耐,有很大作用的东西,比如知识、财富、权利等等。用九,就是把这些东西当成工具,“用其道而不为其所用”,这样“见群龙无首”,而是以你为首,才是“吉”。用六,就是在运用这些知识财富的时候,也要让自己成为配角,去学习发现当中的客观规律性,以找到有价值的地方,这样才能“利永贞”。
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把观察到的行为限定在某个模式内,它所追求的是阶段性与局部性的适用,而不是对微观经济主体所有行为的解释。所以我们就应当辩证地看待它,既要学习它有价值的地方,也要把它当成工具,且不能机械式的按照它的模式来比较微观经济体的所有行为。告诉我们,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消费者的研究,归根到底,是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出版社,2006
[3]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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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形态
目标函数
经济决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大量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利润。无论从厂商数量、资源流通、还是从产品特点和竞争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
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
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
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 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 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
三、实证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民生公司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市场进入决策
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
没有理由认为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不仅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如果一个新的厂商要选择进入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的预期是这样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取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条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生公司的目标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Πi1),但是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标的假设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标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因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这样的目标,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必须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降低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观预期值(据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这样的决策。
(二)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崛起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发展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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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实际70年代初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人力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相联系的会计学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人力资源会计也正越来越受到会计界专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人力资源会计主要是研究组织人力资源的成本与价值的计量和报告的问题,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两大基本内容。把人力资源纳入会计系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会计体系,对于我国在下个世纪的世界站稳脚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构建人力资源会计体系是客观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要求。
传统会计模式下,企业根本不需要在会计系统和财务报表中单独反映人力资源的成本和价值,即使对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也不需要资本化,而是直接作为期间费用处理。但会计决定于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必须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环境,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扑面而来,也为会计领域带来了新的课题。其中对人力资源的会计处理问题就是核心课题之一。
知识经济时代对智力的要求比任何一个经济时代都要高,可以说以智力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高新技术成果的大量问世,专利发明的激增,计算机软件的不断开发和更新换代,咨询服务业的方兴未艾,以及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都是智能经济的重要体现。智能经济要求把智力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要素,智力作为资本的观念深入人心。智力的开发和利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智能经济社会,知识成为身份的象征,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知识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人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欢迎。今后的世界竞争将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从自然资源的竞争推向了人才智力资源的竞争,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知识总量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经济社会里,人才智力资源成为了第一资源、第一资本和第一财富。正如在资本主义早期出现复式簿记一样,构建人力资源会计体系是适应客观经济条件变化,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必然要求。
二、构建人力资源会计的特殊理论前提。
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具体来讲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因此它必须具备〈企业会计准则〉所规定的建立财务会计所必须的一般理论前提,即财务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但是作为一种以货币形式反映并控制经济组织中的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管理活动,它还要具备一些特殊的理论前提,否则建立人力资源会计体系仍是一句空话。
1、更新资产观念,把人力资源纳入资产范畴,根据会计上的定义,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连人力资源会计提出之前,有许多学者认为,人力资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将人的价值货币化有损人的尊严,实际上必须澄清,对人力资源的计价并不是对人明码标价,而是对人的劳动能力及对这种能力所创造价值的计量。人力资源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可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人力资源,它包含着直接或间接增加企业现金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潜力。因而人力资源完全符合资产的定义。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对于在微观经济主体收益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力资产,在会计运行系统的特点就应加以确认,将其资本话,使之既能全面地反映微观经济主体人力资源价值,同时又能使人力资本得以保值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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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城市空气污染 利益博弈
空气污染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逐渐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环勸海城市群等为代表性的区域城市群。但是,现在这些城市群的空气污染却日益严重。城市环境保护在国家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城市环境保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两大公共组织系统,都应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以及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和巩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弃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往往导致“公地悲剧”——过度使用,由于消费中的非排他性(指使用者不可能或者很难被排斥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往往导致“搭便车”心理——供给不足。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空气污染控制体系。实践证明,政府管制和政府买单往往是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有效机制之一。但是,在对待空气污染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明显的行为差异。这使得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地方政府环保意识薄弱,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认识不足;环境监督管理力度不够。中央与地方之间管理职责不清;环境政策执行力度不强。
所有这些情况都给大气防治政策的执行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导致政策执行力度不强。
中央政府颁布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相关政策时,地方政府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如果地方政府认为该政策对本地区有利,且执行该政策能够获得晋升时,就会积极实施执行;而当执行某些政策时,地方政府尽管能够获得晋升,但自身利益却受到损失时,地方政府会采取消极的态度予以执行,使得这些政策走形甚至失效。这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就会产生。
中央政府放权让利措施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对资源支配权与经济决策权的掌握力度,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意识和地位日渐凸现。地方政府不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个人和其他团体)信息互通的中介和桥梁,同时也是他们的双重利益代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微观经济主体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者,实行对本地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中央政府通过定期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来评定其是否尽职;地方政府是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者,是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代表,追求本区域利益最大化。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发展本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但随着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扩大地方政府已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指令的执行者,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地方微观主体的利益代表,是地方行政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它必须对地方选民负责,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福利和公共设施等事业,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地方政府的这种双重角色将地方政府推入了两难境地: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中间层次,它要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指标任务,帮助中央政府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作为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代表,它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所追求的是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弃关系。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简单地将本区域GDP的增长视为其政绩和利益的体现,这就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本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对本区域的空气污染治理。
利益是处在生产力和人类需要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生存与社会活动的客观条件;需要是利益的自然基础,而社会资源则是利益的载体和具体内容【3】。利益博弈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及他们对利益差别的追求。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正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差别的客观存在,才导致了他们的利益博弃行为,形成政策博弃。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博弈形成的根源。
在本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中,有如下几点假设:
a.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人格化的理性的个体。
b.中央政府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c.假定中央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都是正确的,只要地方政府按规定认真贯彻执行,就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d.地方政府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e.企业是理性的,总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可能,不会对环境进行保护。
下面我们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的静态博弃模型进行分析.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的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战略选择。
中央政府监督与否,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时支付的成本与不治理时支付成本之差(C2-C3),还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F1+F2)。在(C2-C3)—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监督概率与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负相关。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越大,其监督的积极性就越低。因为高奖励会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高罚金对地方政府是一种威慑。在奖惩力度一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监督概率与(C2-C3)正相关。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时支付的成本与不治理时支付成本之差越大,地方政府越不愿意治理,这时中央政府就更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的高低,是由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和奖惩力度决定的。当中央政府奖惩力度一定时,中央政府监督成本越高,中央政府越倾向于“不监督”,这时,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就越低。当中央政府监督成本一定时,增大奖惩力度都会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这与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现实是一致的。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自然希望出现地方政府主动对空气污染进行治理,而中央政府无需监督的理想局面,即均衡点为(治理,不监督)。为此,可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双方的支付函数,如中央政府可给予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补贴,加大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奖惩力度等,则地方政府从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获益,从而自觉主动地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那些不进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放任排污企业的地方政府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另一方面,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加大环保宣传教育的力度,引导全社会形成一种重视环境保护、地方政府积极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的良好氛围。
通过对模型的改进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加大对不治理城市空气污染、放任排污企业的某些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并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自主地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那对整个社会效益而言,都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中央政府应当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并且加大对违规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促使社会总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胡涛,张凌云.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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