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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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0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05-01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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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画产业链的上游分析

产业链的一期需要工作人员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要搞出好的创意,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找出那些符合市场需求、有发掘潜力的作品。这一阶段的花费是巨大的,在整个产业链结构中其获益相对来说非常少甚至可能亏本,但是这种初期的高投入也很有可能在后期得到巨大的回报。并且,由于电影电视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都很强,基本上没有办法给动画提供实验的机会,因为只有质量比较高的动画才能获得在媒体上播出的机会。故而市场调查工作难度也非常大。

当前我国动画片生产制作主要在走捷径,就是说跳过动画连载、动画书等步奏直接开发动画片和其衍生品。当然我们承认这种操作可以节省前期投入,一旦操作成功将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收益,但这种操作风险系数非常高,它没有经过市场调查、初期检验,也没有任何观众基础,操作方式极其冒险,成功的实例很少,因此不可能成为前期发展的核心模式。

我国目前专业的动画杂志与动画出版社大多是亏损的,而其对动画产业的促进作用又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漫画杂志的发行量较低,特别是坚持原创作品的就更低了。中国顶尖漫画高手的个人作品单行本也不过两万余册左右的销量,从此看出漫画的市场消费力极低。而日本、韩国的动画杂志达50―80万份的发行量,远比我国高出许多。由此可知,动画杂志社的亏损直接制约了动画产业链初始端的发展,即使是某些连载杂志在中国也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有较大作用。

(二)动画产业链的中游分析

我国现有动画企业大多存在有“大制作小市场”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很多制作方既是创作者又是经营者,做法过于理想化,实践可操作性其实并不高。动画制作企业往往是有制作部,没有市场部;有动画片制作方案,没有商业计划书;有制作资金计划,没有市场运作资金安排。由于缺乏完整的动画产业链,动画片光靠播出根本无法得到相应的资金回报,结果常常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

近十几年来,我国动画片播出市场基本被美国、日本等国的动画片垄断,这些引进的动画片大部分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产品,早已收回成本并赚取了巨大经济效益,它们在电视台播出基本是免费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打进中国电视台和衍生产品市场。然而,正是这些“免费的午餐”,造成了国产动画片播出长期处于不合理现状的重要原因。当然我国电视台的运营机制也起到了一定消极影响。电视台如果不是迫于政策的压力,对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国产动画片根本没有兴趣,所以更不肯出高价购买国产动画片了。故而影响了动画片的资金投入从而影响了最终质量,制约了动画产业的发展。

(三)动画产业链的下游分析

动画衍生品毫无疑问是各个动画企业眼中的大蛋糕,然而一些动画作品一拍就是几百甚至上千集,在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心理的驱动下,忽视了市场的需求和反馈,缺乏对动画形象的精心处理,从而造成动画形象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其衍生品在市场上也就没有多少好评。动画产业应该属于影响力类型的经济,所以在其尚未形成品牌之前,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有限,那么动画形象所衍生出来的各种产品也一定会大打折扣,必然无法产生相应的价值。

另外,动画企业开发的某些衍生品市场,销售周期一般都比较短,企业开展业务合作的同时由于商标证的缺失等方面也产生很多不便。加之盗版的猖獗,盗版玩具凭借其低成本高回报占据市场,极大地打击了动画产业后期衍生品的制作。

二、我国动画产业链的微观和宏观构建

动画产业链中每一个环节的运作质量要求都非常高,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下一环节运作的成败。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叉,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系统。产业链构建的目标是保持产业链的独特竞争优势,提高产业链的持续竞争优势,实现产业链价值最大化。

(一)我国动画产业链的微观构建:

1、横向推进模式

横向推进模式指的是企业在动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或者不同环节层面上的扩张。其主要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发挥范围经济来增大生产从而降低成本。范围经济是指由于一个地区集中了某项产业所需的人力、相关服务业、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销售等环节供应者,从而使这一地区在继续发展这一产业中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企业主要可以通过扩大经营范围,增加公司产品的种类,生产多种产品从而达到降低公司成本的目的。与规模经济不同,一般它是企业或生产单位从生产或提供某种系列产品(与大量生产同一产品不同)的单位成本中获得节省。通过这种模式充分发挥成本低、差异化、抵御风险等优势,可极大提升市场竞争力。

2、纵向延伸模式

纵向延伸模式指的是动画企业按照动画产业链各自的子公司生产不同的产品,经营不同业务,但是同时必须保证产品和业务彼此间是紧密连接并且相互联系的,构造出一条完整的生产链。它涵盖了同一种类型产品的每个阶段,包括制造、发行、播放和销售阶段。这样集团可以用内部交易代替市场交易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还可以保证稳定的供求关系,防止经营活动受外界不确定因素影响。

这样就把企业公司的各个阶段纳入了集团的经营范围,对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行分工,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公司运行效率。

(二)我国动画产业的宏观构建――跨产业的广度普及

“广度普及”指的是一个企业的产业链延伸式的构建超出本产业范围,进行跨产业广度普及。而引申到动画产业则指动画产业集团的产业链延伸范畴已经超出了动画产业,其通过战略性的资产重组以及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重新组合进入投资回报高的产业,从而降低风险系数,维持高效率的经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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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对于经济法实践而言,仍然缺乏应有的指导意义,经济法主体理论还是处在不很成熟的阶段。对于经济法主体的概念、特征和分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里,由于研究者知识背景的视角的不同及不同时期对经济法的研究的程度各异,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结论。

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依法承担责任、拥有权利、享受权益的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内部分支机构,以及公民和个人。[1]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亦称经济法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与者。[2]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或当事人。[3]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拥有经济权限的当事人。[4]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即国家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主体,它是经济法调整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参加者即当事人,是国家经济调节和管理活动中权利义务的承受者。[5]还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即在经济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组织管理性流转和协作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力)利、承担一定的义务的当事人。[6]

总体上说,以上经济法主体的概念,尽管在文字表述上有异,但基本上没有离开法理学上对于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特定法律关系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的一般见解,基本上套用“经济法(法律关系)主体”是“参加”某种“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或当事人”的表述方式。如此看来,已有的经济法主体概念不能说明经济法中的经济法主体固有的本质。在人们对行政法、民商法上的主体有着较为类型化的认识、对经济法的独立性心存怀疑进而不能区分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主体的情况下,只给出一个无法体现经济法主体特质的经济法主体概念,就不可能克服理论上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进而对经济法主体进行分类和类型化。

二　经济法主体的特征

对于经济法主体的特征,经济法学界众说纷纭,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的特征有:(1)多层次、多种类。(2)主体的意志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互之间的不平等性。(3)主体的活动特征是依法只能进行经济活动。[7]有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有以下主要特征:法律法规所规定且具有经济权利能力和经济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8]有的人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征是:(1)具有经济上的权利、行为能力。(2)拥有一定的财产。(3)拥有名称(姓名)、经济户口和住所或场所。[9]90年代以来,对经济法主体有了新的认识,有人认为,(1)主体资格具有复杂性。(2)主体形式具有广泛性。(3)主体之间具有隶属性。[10]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的特征是:(1)主体种类的广泛性和多样性。(2)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和相对固定性。(3)主体资格的对应性和双重性。[11]这些对经济法主体的特征的归纳,无疑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认识都没有揭示经济法主体的真正本质属性。首先,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平等不是经济法主体间特有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地位就是不平等的,强调经济法主体间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论根源在于受到传统上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研究模式的影响,其危害在于不但不能说清经济法主体的特征,反而更加加深了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之间的混乱;其次,强调经济法主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其实是说地位高低不同、规模大小不同、经济成分各异的主体均可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12]不同的主体可以成为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所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在这种意义上都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第三,强调经济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强调财产、名称和住所,实际则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甚至是所有法律关系主体理论的机械套用,任何主体要成其为法律关系主体,其基本前提就是他在本质上有成为一个主体的可能,有相应的财产、名称、固定的住所,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成为主体的先决条件,因而也不是经济法主体的特征。

笔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3]经济法主体,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出现的。个人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促使人们对国家和私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思,在意识、信仰和观念上都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工引起的交换,特别是近代社会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又将社会有机地联接为一种新的整体。人们普遍意识到,只有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社会的和解,平衡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强调国家和私人都服从的公共利益,在这种利益下实现各自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实现在社会发展下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社会成员有了对各自权利(权力)制约的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公共利益的看法,个人和国家都已不再是自身利益的无限追求者、至少也是在整体利益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利益。由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都要在整体公共利益的实现中才能实现,利益就成为一种相互关联,无法具体化的抽象的利益,人们可以感受到在这种情形下,自己利益的存在以及自己利益伴随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实现,却无法界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享有何种具体的利益。往往要到某种利益遭到侵害时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利益与自己切身相关。经济法也体现了这一利益关系走向,将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纳入自身的法主体体系。[14]因此,经济法主体的特征就在于:

(一)经济法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说经济法主体的不确定性,是指对于某一经济法上的权利,由于经济法利益的整体性,使得享有利益的经济法主体因而具有不特定性,所以难以确定究竟有哪些主体可以对其享有。

(二)经济法主体权利的抽象性。经济法主体在经济法上所享有的权利,通常不象民法、行政法的权利那么明确。

(三)经济法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广泛关联性。经济法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法上的权利是一种基于公共利益需求和共同发展需要而形成的权利,因此,这种权利是一种一个侵权行为就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任何人权利的实现与其他众多人的权利实现相关联。

(四)经济法主体权利义务的公共利益优先性和个体利益的下位性及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复合性。经济法所确认的权利,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社会成员追求个体在整体发展下而发展的权利的法律化。经济法不是反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而是和其他法律的目的相一致。只是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实现方式而已。我们认为,相对于民法的以倡导私权的方式来促进个体权利而言,经济法是在民法所不能及的领域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形式来最后促进个体权利的发展。因而,经济法首先强调经济法主体之权利的公共利益优先性,个体权利作为最一般性的目的,不是作为手段的经济法的典型权利类型。

(五)经济法主体分化性:国家主体、受制市场主体的显性和其他参与主体的隐性。由于经济法的属性在于国家对经济运行采取的主动积极的行动,因此,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不可避免的被彰显;而在市场规制中往往又强调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因而市场主体也为经济法所极力宣示,经济法规范市场主体的具体人格。[15]与此相反的是,经济法的公共利益享有者也就是以其他方式参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却很少得到法律的明示。之所以强调经济法主体的隐性与显性,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过分的强调国家主体的地位和渲染受制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条件虽然符合现代经济需要社会权威加以引导和促进的特征,却与极少注意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享有主体一样,有忽视经济法上的权利而片面强调国家权力的危险。

三　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不够,使现有的对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对经济法主体的固有本质的基础之上。因此已有的对经济法主体所进行的类型化,无法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区别。

在早期,学者们对经济法主体的分类通常满足于对各种经济法主体的客观描述和自然写实。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核算组织和预算组织)、个体经济户和农村社员、企业内部职工。[16]有人认为经济法主体有经济行政机关、经济组织、公民和其他主体。[17]采用类似分类方法的还有孙皓辉[18]、王保树[19]和种明钊[20]等人。这种分类满足于用自然状态的词语来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类型化和一般归类,且不说这些归类是否符合经济法主体的内涵与外延,单从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各种自然状态的个人或组织体来看就不是科学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

“从理论上讲,凡是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是法律关系主体”。“在中国,根据各种法律的规定,能够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以下几类:1、公民(自然人)。……2、机构和组织(法人)。……3、国家。……”[21]可见,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首先应该是自存自在的自然状态的主体,也就是说,诸如自然人、组织、机构等并不必然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其参加了特定的法律关系,才能成为特定的法律关系主体,因此,自然人、公民、组织等等都不是天然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上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分类颠倒了法律关系主体和自然状态的主体的特别与一般的关系,不仅使经济法主体失去了经济法学理论的支撑,不具有经济法学的色彩,而且没有在本质上区分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律关系的主体。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概括和抽象。经济法主体的归类体现了经济法和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开始有了经济法的色彩和内涵。有人指出,经济法的主体可分为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和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前者分为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体和承受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承控(受控)主体。后者分为代表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管理或规制的主体和在市场经济中接受国家的市场规制的主体即规制(管理)主体和受制主体(市场主体)。[22]谢次昌教授把经济法主体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且认为这两种主体的划分是相对的。[23]李昌麒教授则认为经济法主体应分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24]漆多俊教授的几种分类方法里,有一种就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25]史际春等认为经济法主体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26]较之此前的研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对主体进行分类时,不再简单的对经济法主体做外部性的描述,而是逐步的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特征上的抽象,基本上是在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相一致的前提下,按照“决策———实施”、“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管理———(参与)经济活动”的模式展开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但是,这些观点的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就“决策———实施”模式来看,由于在行政法的实施过程里,也有就某一特殊事项作出决策并实行,因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也有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而且,就实施一词的意义来看,实施通常是主体积极的、主动的行为,而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对于大多数的非国家主体而言,他们履行的多为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因而这一模式不能涵盖经济法上的全部主体。而“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长期的法律实践中,“管理”一词被视为行政法主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的代名词,而被习惯性的用于行政法中而成为行政法的常用用语。经济法和行政法的难以界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难以准确界定“管理”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把国家对经济的协调和干预等都视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进而也就认为,既然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行为是管理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行政行为,因此,经济法在事实上就是行政法,充其量也就是经济行政法。所以把经济法主体放在“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模式下加以归类,本身就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无法为经济法的独立性找到主体独特性的依据。而“管理———(参与)经济活动”模式的缺陷在于其内涵和外延的过于狭窄。

我们认为,由于经济法的特征在于协商性和他所体现的利益的整体性,对经济法主体的归类就要体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商和相互关联性、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单向的、管理和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联动的和互动的关系,经济法律行为是一种利益关系范围极为广泛的、民主性和群体参与性极强的活动,我们要从经济法主体所参与的经济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本身来考察经济法主体本身。

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在体现利益的整体性的基础上,还存在国家对经济干预所在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基于整体利益的不完全相同的法律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分别是国家在对市场的管理中与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和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和参与在宏观调控的其他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前者我们称之为微观经济法律关系,后者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法律关系。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以微观和宏观来界定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指经济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利益的对象的多少,而是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领域的法律关系,我们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经济法主体也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两类。

微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市场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就微观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在市场管理中往往涉及市场中的各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对市场的管理,这就需要区别平等的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微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首先,在市场的运行中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法主体或者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不加区分的一律归类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主体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区分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主体的唯一标准就是,参与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体性、公共性。主体是否具有平等性不是经济法主体有别于民法主体的根本标志,经济法主体中的市场参与者,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经济法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唯一区别就是利益范围的大小。民法的产生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产生的,人们之间的民事交往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必然,人们之间在生产、交换生活过程中,不断的约定俗成,形成习惯,并具有约束力,以致有了国家之后,上升为法律,这就是民法。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对个人权利的极大限度的保障,在民法制度体系下,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个人利益冲突的裁判者,国家并不是对经济活动置之不理,只不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在于事后的裁断而已,国家以事后对冲突进行法律上的判断、制裁来促使个人利益在民法体系下自由成长,并最终增加社会总财富的积累;而经济法是在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从而使纯粹的市场调节机制面对极端的个人利益追求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日益显得无能的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法的产生却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国家的意志在该部门法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国家凭借其权威力、强制力,调节、干涉自发的经济活动,避免其产生的弊端”。[27]经济法对市场所进行的规制,国家不再是消极被动的等待市场经济主体把矛盾和冲突交由自己裁断,而是积极的运用国家力量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国家已经不只是市场秩序的恢复者,而是市场秩序的建设者,而且他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后者。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防范市场的混乱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混乱的修正,在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主体,而且国家主体加入经济法律关系的时间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关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体,国家并不以有别于其他主体的资格加入到民事法律关系中来,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关系被扭曲后作为裁判人加入到对恢复关系的关系中来,但这时的国家已经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的国家,而且,这时的法律关系也是诉讼等法律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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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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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企业的发展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落实到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经济行为上，以大企业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不仅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赖于企业活力的增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彼此之间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型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拥有一批大型的、先进的、在国内具有支柱地位、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稳定份额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而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微观主体——企业的参与，而且需要政府作用和功能的有效发挥。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服务者，致力于解决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市场机制所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各产业的合理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协调发展就是一项重要的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主体的行为上，通过企业行为传导其政策措施，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应将以上两项经济任务结合起来，推动大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良性互动，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大企业自身优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在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发展阶段，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大企业具有融资、技术开发和资本经营等综合，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其他企业和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不仅是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者，而且可能并且应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首先，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够承担起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资金数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的建设。这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

其次，大企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在于技术进步。大企业又是产业内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科研开发能力强，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活动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群，把产业结构日益推向更高层次。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内形成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可以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从而带动大批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因此，大企业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企业能有效地执行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前的大型企业一般以企业集团为其组织形式，集团内以大企业为骨干，集合众多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依托于大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大企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众多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起着政策传导作用，能够协助产业政策的调整，提高结构调整的有效性，保证政策效果。

最后，大企业在其经济行为中不断进行的兼并收购活动是结构调整的巨大推动力。频繁的并购活动可以及时有效地调整和校正产业结构的扭曲现象，保证其按正常的轨道发展，而且其兼并收购活动造成的资产转移本身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发挥大企业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产业间形成合理的具有动态发展能力的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滞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从满足需要向选择性消费转变，但产品的供给结构却不能与之适应。同时，产业结构也滞后于生产需求的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我国达到买方市场状态的工业品已占93％以上，绝大部分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状态。整个经济呈现出过剩经济的特征。但这种生产能力过剩与装备、工艺水平低，达不到规模经济并存，与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供给能力的相对过剩是在人民的消费和生产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来说显得过于滞后和低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障碍。

（二）产业的内在素质差。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结构水平低，装备落后。从总量上看我国一次性能源、水泥、钢铁、粮食、棉花、油料、肉类产品等生产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近一万亿美元，我们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出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甚至是1/6。产业技术落后，使对产业质量、性能以及生产过程影响较大的技术设备进口不断增加。据调查，在我国15个行业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及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个别行业则落后20—30年。产业技术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档次水平低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断透支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取很小的份额，而对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又表现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也将逐渐被侵蚀。

（三）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仅包括三大产业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构成状况。从农业的情况来看，我们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远未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要求。贸工农一体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农民依然进行着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从工业来看，如前所述，结构严重失衡，低水平过剩与高技术层次产品的短缺并存。进出口结构的不合理源于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状况。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居于主要地位，新兴产业和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教育、金融创新和交通运输制约更为突出。

（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状况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7.3％，分别比1981年增加了13.8％和6.9％。对全国30个省（市、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汇总统计后发现，各地所选的支柱产业大多集中在汽车、电子、石化、机械等工业上，而且产业内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产品也极为相似。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地区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在产业发展布局上，追求本地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由于市场约束机制、风险机制不健全，投资主体权责利不对称，以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一再出现，加剧了地区结构的趋同。同时，各地方政府由于原有财政体制和国有经济的原因，也成为经济利益主体，同时也作为“政治人”追求政绩，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其行为的非理性，一味追求产值和速度，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破坏了地区间、企业间合理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无法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使社会资源配置处于低效或无效状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和经济持续发展。

（五）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缺乏配套。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拉平补齐的适应性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仅具有滞后性、低水平的特征，而且在其实施过程中与其他措施不能很好地配套，从而消解了一部分政策效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与劳动就业、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对滞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原有企业不断积累相对富余的职工，这使就业压力不断增加。而就业问题的压力又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与其发生冲突，从而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刚性固化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增加了社会负担，又减少了用于改进产业结构的资源。因此，政策不配套，使产业结构的政策效果偏离了目标。

另外，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现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是大企业唱主角，不少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处在以大企业为轴心的经济时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关键产业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例如美国在1979年汽车、平板玻璃、汽轮机与汽轮发动机、家用冰箱与冷柜、电视显像管几个行业最大五家企业的集中率分别为99％、92％、90％、85％和83％。但是，我国企业普遍竞争力不强，特别是缺少足以在国际上立足的大公司、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数与我国国民经济的规模不相适应。而且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有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大多是以政府为主体来进行的，政府不仅制定产业政策，而且亲自参与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大量干预不仅使信息在部门和层级之间的传递发生扭曲，而且存在地方政府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实际效果明显低于对政策效果的预期。

其次，大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差距明显，难以较好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R&D投入一项来看，世界500强的R&D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大都在5％—10％，有的甚至更高。而我国2000年2655家企业集团中，R&D投入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9％，超过5％的很少。大企业技术竞争力的落后阻碍了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

再次，很多大企业所进行的兼并收购等资本经营活动单纯为“做大”而进行，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很多资本经营活动脱离其基本的生产经营活动，短期内把企业做成了“胖子”，却不能增强其内在素质，对产业内行业的发展和产业间关系的调整作用甚微。

三、积极发展大企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个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所实行的宏观政策，而前者是后者产生效果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以上两项经济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以大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一）明确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应承担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任。大企业、企业集团的产权多元化有助于企业家的职业化，使多元投资主体有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择优秀的经营者。而市场优胜劣汰的压力会使企业家真正做到行为长期化，狠抓技术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带动技术体系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仅能够带动产业升级，而且能对产业结构的布局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要改变以往产业结构调整以政府为主体的不规范现象，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真正依赖于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进行。

（二）通过大企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是产业关联的本源要因，技术体系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体系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R&D是技术创新的源泉，而R&D投入低、技术人员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市场占有率低—低利润—R&D投入水平低、高素质人员缺乏，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依靠。因此，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大企业、企业集团的关键。而大企业由于其本身的实力雄厚，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相对于小企业来说都占有优势。因此，在技术创新上也占有相对的优势，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在一个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形成竞争协作的关系，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形成技术扩散，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

（三）以大企业的发展，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有很多途径，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外部扩张的方式，其中又以以资产为纽带的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要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为目的，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组建企业集团的过程也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企业的资产重组是产权转移的过程，而产权转移又涉及生产诸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通过优势企业对被并购企业生产诸要素的重组，逐步实现生产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组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来调整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结构，将生产资源进行再优化配置。同时，按市场经济原则组建企业集团，加强企业多种形式的联合、兼并、控股等活动，通过企业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甚至跨国的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能够打破地区、部门分割，修正地方政府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各地区和部门原来分散的矛盾和利益变为集中和统一的利益，促使地区和部门对企业的管理真正向间接管理转化。为解决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提供途径。

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效率；指标体系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8-0015-04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由于我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较短，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仅仅是作为“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而存在，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正常地发挥作用，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1．对于金融效率的涵义看法不一；2．对金融效率进行定性描述的较多，实证检验的很少；3．从为数不多的有关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文献来看，通过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金融效率问题的研究更为少见。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建立一个更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来客观地反映我国的金融效率水平，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国内学者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各种表述

通过考察以格利(J.G.Gurley)和肖(E.S.Shaw)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理论、以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论、以麦金农(R.I.McKinnon)和肖(E.S.Shaw)为代表的金融深化论、及以赫尔曼(T.Hellmann)、默多克(K.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为代表的金融约束论等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我们发现，尽管它们都蕴含有金融效率的思想，但都没有明确地提出过“金融效率”的概念。因此，这里我们主要对国内学者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不同表述作一个简要的考察，然后构建本文的金融效率概念框架。

(一)金融效率的涵义

关于金融效率的涵义，目前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王振山(2000)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在健康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和有效的金融调节机制下，由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中介完成的或者由融资双方或多方在市场服务体系下实现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其内涵是指金融机构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产出，即金融机构最高的投入产出比率意味着最高的金融效率；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的层次

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概念，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还根据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对金融效率作了不同的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王广谦(1997)将金融效率分解为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和金融宏观效率三个方面。其中，金融机构效率包括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两个方面。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宏观效率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效率，它综合体现在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上。

叶望春(1998)将金融效率分解为金融市场效率、商业银行效率、非银行金融机构效率、企业融资效率、金融宏观作用效率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等方面。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由金融市场上金融商品的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应灵敏程度等五个方面体现出来，反映金融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和融资的方便程度。商业银行效率包括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效率和商业银行负债管理效率两个方面，其中尤以商业银行经营成果为标志衡量的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效率更为重要。非银行金融机构效率体现在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对资本及证券市场效率的提高上。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筹资成本、筹资风险以及筹资的方便程度。企业融资效率越高，社会闲散资金进入生产领域越容易，金融效率也就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是调控措施的影响力，二是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应分解为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其中，宏观金融效率包括货币政策效率、货币量与经济成果的比例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上的效率等几个方面。微观金融效率主要指市场微观主体即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包括货币市场效率和证券市场效率。

王振山(2000)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来考察金融效率。他认为，从微观经济个体来考察，也就是从个人及家庭、企业、政府以及银行部门来考察，金融效率就是指各经济活动主体所支配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状态。从宏观经济总体来看，即从社会全局来看，金融效率就是指这个社会全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分配。但作者同时也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微观金融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可以认为是一致的。比如，就微观交易主体而言，金融交易成本的降低，对宏观经济活动来说，同样意味着金融交易成本的节约；反之，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只有依赖于各微观经济活动金融效率的提高才能实现。

周升业(2002)认为，可以将金融效率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金融功能效率，指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般作用；第二个层次是金融配置效率，指金融体系中资源的配置状况；第三个层次是金融管理效率，指具体金融机构内部投入产出的效益。

汪永奇、程希骏(2002)认为，金融效率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金融的宏观效率，指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能力；二是金融的微观效率，指金融机构作为产业主体的运作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的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等。金融的微观效率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对金融业的产出从几个层面来考察，也同意将金融效率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

总之，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其中一部分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经典的金融效率的概念，但由于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金融效率概念也不尽相同。而更多的学者

在研究金融效率时甚至没有提到金融效率的具体概念，而只是在文中隐含着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金融效率的确切含义再作一些讨论。

二、金融效率概念的重构

我们赞同“金融是一种资源”的提法(白钦先，2000)。而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在一定的时期内就有数量的约束问题。当金融资源的数量已经膨胀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只有依靠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是使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因此，我们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资源数量的增长，还应该包括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金融效率的提高体现了金融发展的一个方面；有关金融效率的研究，也应该在金融发展的框架下展开。

此外，金融体系作为一个产业，除了有自己的投入产出之外，它还肩负着一国资金融通的职能，它可以通过资金的配置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起到直接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在考虑金融效率的时候，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最终推动一国金融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总之，我们认为，金融效率就是一国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具体来说就是金融资源投入对金融产业的产出效果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果的影响。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金融产业本身的投入产出率，即微观金融效率；2．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源能否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投放到能极大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部门中去，即宏观金融效率。金融效率的第一个层面是金融作为一个产业来讲的；而金融体系与其他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还可以通过资金的配置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相对于它作为一个产业提供的增加值，宏观层面上的金融效率应该更重要。但是，在实际金融运行中，微观金融效率和宏观金融效率之间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而不是截然分开的。微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宏观金融效率，而宏观金融效率的改善也会带动金融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微观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效率研究的深入，一方面有赖于对金融效率概念的准确把握，这是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金融效率研究从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依据上文界定的金融效率的内在含义和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指标的选取要有科学性。科学性是指指标体系的设置要有客观依据，指标含义明确，内容简单明了，测定方法标准，而且能准确反映金融效率的客观现实。

2．指标的选取要有全面性。效率的评价带有一定的人为性，不同的人可能从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全面性是指所选取的指标体系要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和测度金融效率。

3．指标的选取要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是指为了便于金融效率的评价，在设置指标时还应考虑到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和统计基础，尽量保证所选取的指标有可靠的、连续的且权威的数据来源。

4．指标的选取要有可比性。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一国的金融效率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以评价金融效率的高低和观测金融效率的变化，因此，保证指标的可比性是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不同时间和空间同一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计算口径等保持可比，同时尽量采用国内和国际通用的指标。

(二)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出的观点，金融效率的评价应分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进行。因此，下面我们将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分别构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1．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效率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其储蓄动员能力就越强，该国或地区的储蓄率也必然较高。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效率越高，也意味着金融系统在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漏出”的比例越小，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越高。再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效率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越有助于降低信息和交易费用，把资金配置给那些成长性好、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使它们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变革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提升该国或地区的投资效率，也就是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总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效率越高，越有助于通过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促进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选择从储蓄动员能力、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投向效率这样三个方面评价宏观金融效率。

(1)储蓄动员能力

储蓄动员能力总体上可以使用储蓄率来综合反映。但考虑到居民是最主要的储蓄主体，居民储蓄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聚集起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增加“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样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对居民储蓄的动员能力。于是，我们可以设置如下3个指标反映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能力：

①储蓄率：等于储蓄总额/GDP，它可以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能力。

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金融中介机构对储蓄的动员能力。

⑧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资本市场对储蓄的动员能力。

(2)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储蓄是否能够顺畅地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则要看储蓄是否配置到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部门和产业。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又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现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所以，还需要按两种不同渠道分别考察其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为此，我们设置了如下4个指标反映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①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②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③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等于“非国有企业贷款额/总贷款额”，这一指标反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配置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所占比重。

④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等于“非国有企业融资额/股票市场融资总额”，这一指标反映非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所筹措的资余占股票市场融资总额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用“非国有企业贷款额/总贷款额”这一指标来反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同时用“非国有企业融资额/股票市场融资总额”这一指标来反映股票市场上的资金配置效率，主要是考虑到非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如从表1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包括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内的全部工业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始终高于国有工业企业；除2005年外，其他年份

包括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内的全部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也都高于国有工业企业。所以，就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来看，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配置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所占比重越高，或者非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所筹措的资金占股票市场融资总额的比重越高，说明按这两种渠道实现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越高。

(3)投资投向效率

投资投向效率一方面可以用投资总额实现的经济增量来反映，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获得投资的企业利用资金的效率来衡量。后者如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等；对上市公司来说，还可以采用净资产利润率反映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此，我们设置了如下几个指标反映投资投向效率：

①边际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总量的增量/投资总额”(亦即GDP的增量/资本形成总额)，反映宏观的投资效率。

②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反映企业利用所获资金经营的效率的核心指标。它等于(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

③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是指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投入企业的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它等于产品销售收入(或全部营业收入)/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④净资产利润率：反映直接融资渠道下获得融资的上市公司利用资金的效率。它等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之和/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之和。

和上文同样的道理，鉴于非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要好于国有企业(见上文表1)，为了体现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特征和不同类型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和净资产利润率这三个指标也最好进一步按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计算。如，分别计算“国有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可以反映直接融资渠道下获得融资的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各自利用资金的效率，进而对直接融资渠道下的资金投向效率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

总之，在这里，我们按照资金流动的顺序既设计了3个综合指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同时又设置了8个针对性很强的分项指标作为某个单方面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结合在一起，可以完整地反映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

2．微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微观金融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一个个具体的金融企业，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微观金融企业的效率可以通过各种常规的效益指标来体现，如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和人均利润等。但鉴于银行的特殊性，还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来说明其效益状况。为此，下面我们以银行为代表给出微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1)资本充足率：它是银行自有资本(一级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在8％以上，否则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2)不良贷款率：它等于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除以风险加权资产，而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它是一个逆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3)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利润总额/所有者权益，它是反映微观金融企业盈利状况的最直接、最综合的指标。

(4)成本收入比：该指标为经营成本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它是反映微观金融企业经营成本和经营效率的代表性指标。它也是一个逆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5)人均利润：等于利润总额/平均职工人数，它衡量微观金融企业每个职工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篇7

关键词： 市场 政府职能

政府是一个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词，然而不同的人对政府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政府国家机器，是国家的暴力机关，担负着维持阶级统治的职能，同时也应该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进行管理；有人认为政府是国有资产的实际执掌者，支配和控制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职能；有人认为政府就是国家，是社会公共权利的主体，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主体，政府应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要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必须对政府的含义作一个界定。

政府的概念和国家的概念密切相关，政府是国家职能的物质载体，“为了使国家的意志得到表达和执行，必须建立、维持，并发展一个非常复杂的政府组织”①国家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实体。一般说来国家代表着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国家代表着一定的地域。国家和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氏族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划分居民，而国家却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居民。从国家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职能当然也是在一定的区域内，超过了这个区域政府职能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其次国家代表着一定的公共权力。按照契约论者的观点，这种公共权力来自于人们的让渡，人们服从这种公共权力就是服从自己。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公共权力是以种种暴力工具为后盾的，“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公共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所没有的。”②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而且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公共权力。而政府实际上就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主体，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体系。

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代表，政府实际上具备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政府通过执掌公共权力可以对社会资源做出权威性分配，同时可以对社会共事务做出权威性决定。也就是说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就掌握了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控制权，而且，那些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公共权力说了算；其二，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他自身的生存维持是通过社会的税收来实现的。“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③可见离开了税收，政府就无法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政府作一个广泛的定义，即只要能够对社会公共资源做出权威性分配、能够对社会公共事务做出权威性决定的特定的组织或者机构，都可以算作政府。我们在分析政府职能的时候讲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政府，而不仅仅指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中的行政部门。

规定了政府的含义，我们再来分析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担负什么样的职责。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市场的自发运行会给社会带来高效率，政府的过多干预只会起到反作用，政府需要作的只是提供安全和秩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府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规定：“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这就是说要建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经常补偿费用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者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④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庇古认为国家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来消除客观上存在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之间的背离。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积极的采取措施刺激有效需求来克服经济危机。萨缪尔森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矫正垄断，收入政策等方法来实现社会的效率、平等和稳定。70年代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者又重新鼓吹市场的效率，举起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大旗。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政府在管理经济过程中有时容易超出宏观调控的范围，直接干涉参与经济活动，这样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从政府的内在特征来看，政府和市场在某些方面是相互排斥的，所以政府不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否则就容易起到反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公共性的特征。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公共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的一般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社会公共权力是出于缓和利益矛盾需要才产生的，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政府会必须以成员的根本利益作为其活动的宗旨，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相对脱离，凌驾于社会之上才能真正的履行其公共管理的职能。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作为市场的管理者、监督者出现，而不能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因为市场参与者本身必须是代表不同利益并且占有不同资源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如果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就违反了自身公共性的特征，也就很难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我国长期来存在着各种挂靠政府机关的各种企业，国家机关成了市场的直接参与者。这样这些机关在制定或者执行政策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的向自己下属的企业倾斜，这样就违反了政府公共性的要求，扰乱了市场的公平和效率。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不断要求各种挂靠机关的企业必须和政府机关脱轨，就是为了保证政府的公共性。

第二，政府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政府的功能涉及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和所有个体，从而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一定地域内的各个个体只能在同一个政府下生息，享有一定的权利履行一定的义务，接受公共权力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尽管事实上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但是这些部门和层级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一定国土范围内的政府只能有一个。因此政府一般应该有大局观念，整体观念，这和市场经济的理念是不符和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一般都是单一的、具体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尽最大可能的增加自己的利益，核心的理念是利己。因此市场是一种“个体理性”，会造成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而政府行为则是一种“整体理性”，关注社会的公平。我国政府推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如下岗补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以及开发大西北，对西部地区的种种政策优惠等等，都是我国政府从整体、全局出发做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政府的普遍性。

第三，政府具有强制性。政府执行社会公共权力，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作为后盾的，没有了国家暴力的后盾，政府就无法决定社会公共事务，也无法对公共资源做出权威性分配。只有具备了强制力的政府，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强制力和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就是商品，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买卖过程完全以交易双方的自愿为前提，实行等价交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实行高度分工，生产以交换为目的。交换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分工的出现使得大家必须通过相互交互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交换双方的必须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双方才会进交换，如果一方是弱者，另一方是拥有暴力的人，那么结果自然是拥有暴力者利用强权从弱者那里获得自己所需的物品，交换永远也不会发生。在我国发生过一些钱权交易、以权谋私之类的现象。这些拥有权力的政府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使交易的天平严重的向自己倾斜，那么同样如果政府机关可以直接经营经济实体，参与市场活动，那么市场的交易规则也会遭到破坏。我们国家严格要求各类企业和挂靠的党政机关脱钩，就是这个道理。以前在行政命令下，银行向不景气的企业继续发放巨额贷款，导致银行的很多坏帐、死帐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第四，政府具有非赢利性的特点。政府代表公共权力，从事社会的公共管理，政府行为必须以非赢利性政策目标为依据。也就是说，政府在履行具体的行为职责时，并不计较也不能计较直接的成本和收益，尽管事实上政府在其整个运作过程中也有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问题。市场的基本动力就是赢利，消费者追求的是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的是最大利润，无法想象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能够存在下去。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世上攘攘皆为利往。政府却不一样。首先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必须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样政府的基本行为取向就不能以赢利为基本特征。其次，政府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的特点，一旦政府把赢利作为自己的行为取向，那么政府凭借其独特的地位取得经济利益是很容易的。在我国一些地方，部分政府部门把“单位创收”作为自己的目标，于是就出现了各种乱收费，乱罚款。这样一方面扰乱了市场秩序，另一方面，也扭曲了政府的角色定位，影响到了政府的合法性，降低了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篇8

【关键词】政府规制，综合运输，竞争

综合运输体系是指各种运输方式在社会化的运输范围内和统一的运输过程中，按其技术经济特点组成分工协作、有机结合、连续贯通，布局合理的交通运输综合体。综合运输体系大致由三个系统构成：有一定技术装备的综合运输网及其结合部系统；其二是各种运输方式联合运输系统；其三是综合运输管理、组织和协调系统。目前，国内的综合运输体系的构建主要从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方式入手。从货运来看，三种运输方式各自为营，甚至希望通过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竞争来实现规制。然而，各种运输方式有存在这样或者那样问题，对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在构综合运输体系中，货运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道路运输

1.企业数量巨大，车辆保量少，实载率整体低

“十一五”期间，货运车辆发展快速，截止到2010年底，全省公路载货车辆数为25.7万辆，全省货运企业在15万家左右，平均每家企业车辆保有量不足2辆。运输过程当中，很多车辆返程是空驶，运输的整体实载率甚至不足50%。这样不仅对运输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还增加了运输的成本。

2.管理落后，市场集中度小，过度竞争，无规模

在原有企业的改制的基础之上，原有车队形成了货运场站的组成部分，货运场主要提供场地租赁，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货运产品出售市场”，所有需要运输服务的企业都需要到这里来“购买运输”。运输企业80%注册资金不足100万，固定资产不足200万，企业的规模非常小，并且各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竞争，货运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所调查企业有90%以上试图构建区域或者全国网络，然而其不存在规模经济。部分货运试图采用公铁联运方式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实力较小，未能对跨区域配送进行有效的配送，这直导致了这些企业的信誉下降。

（二）铁路运输

1.政府过度规制

铁路作为大众化交通工具，具有运力大、成本低、占地少、节能环保、安全性好等特点，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3年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为铁路进入市场经济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当下我国的铁路网基本已经形成，然而目前铁路的市场化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也没有对综合运输发展提供合适的平台。

2.铁路运输优势乍现，却未能突出各运输方式优势

铁路能够进行差距里的连续运输，加之运量较大，并且可以与旅客列车进行同时运输，这势必将为铁路的快运带来巨大的优势。然而，铁路快运却未能与公路运输，航空运输进行有效的结合，导致其受众面下降。例如，2014年中旬，中铁快运可以以1元/kg的价格将货物由西安运至石家庄，中通、申通、EMS等企业的平均价格在2元/kg以上。然而，如果进行门到门配送，中铁快运要额外加收25元的配送费送。

（三）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依托于稳定的航班，可以进行快件运输。然而由于航空运输的技术经济特性，航空运输只能进行小批量、长距离的运输活动。目前的的航空货物运输与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各自为政，很少进行综合的运输。

二、实行恰当的政府规制

政府规制的执行主体是政府，其被规制的客体是企业及消费者等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而不是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行为。政府规制是政府与企业围绕市场而发生的关系，是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管和规范，用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一）壁垒设立，促进综合运输企业的发展

不同的资源禀赋自然导致地区间货物的流动量不同，甚至有可能出现单项流通，逆向零流的可能。那么，这两个区域间的流通费用就会变大，但是流量是由具有资源禀赋流向无禀赋地，流量的起点是由具有资源禀赋地区，流量起点区域运输业得到发展。例如义乌作为小商品的聚集地，能够聚集较高的资源禀赋位势能，因此会有大量的货物流出，当地的物流行业肯定也是得到了极大推动。发展综合运输其实并不一定能够是所有地区每个环节的都是最有，但是一定可以从整体对我国的运输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道路运输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行业，由于当下货运企业“多小散乱”现象，需要进行市场壁垒的设立。第一，要限制小企业的进入；第二，要设立综合运输导向的运输市场机制，通过政策限制已经经济诱导，引领我国综合运输的发展。

（二）采取合理的政策对铁路进行规制

我国对铁路实行了交严格的规制，这导致国内的铁路行业的垄断。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到铁路产业因为其具有网络型自然垄断特征，自由竞争必然破坏规模经济，有损铁路产业发展，导致社会福利受损，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严格的产业规制，则会窒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导致铁路产业的衰落和企业的亏损，因此，必须根据自然垄断的特点和市场需求变化，寻求规模经济和竞争机制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反映在铁路产业规制上，就是要放松经济性规制，引入竞争机制的作用，同时放松价格规制，保证铁路企业财务健康，促进铁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加强社会性规制，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

（三）统一标准

我国公、铁、水、航空等运输之所形成综合的运输体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运输的各个环节的衔接。然而这些指标又不是一个企业所能规定的，因此政府应该通过职能规制制定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指标体系。例如货物运输企业可以采用统一的集装箱运输，进行货物的中转、换装、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使得车辆得到有效的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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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靳丽娜.陕西省道路货运业发展现状及对策.中国经贸导刊，2012.8

[3]马晓燕.公路零担货运发展方式分析.长安大学，2011.5

[4]刘哲.公路货运业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企业导报，2014.6

[5]陈学云.中国航空运输服务业规制与竞争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9.5

篇9

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一、环境规制概述

环境规制的定义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针对社会边际成本和厂商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异，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对厂商及其他造成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尽可能地把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不经济降低到最好水平，以达到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李旭颖，2008）

环境规制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经济性环境规制，是指由制造污染的经济活动主体决定排放量，并根据其排放量支付相应的费用，即“买污染权”。这虽然解决了效率问题，但是没有满足社会公平、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二是社会性环境规制，是指政府规定允许厂商排放的污染总量，规定统一的排放标准，强制管理，对违规者给予严惩，效果显著但是存在效率损失。

二、环境规制的经济学分析

（一）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传统经济学原理基于资源稀缺性假设，把环境当作经济系统的子系统，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系统的外部条件，把经济活动凌驾于自然系统之上，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过度消费。把环境和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制度同等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作为经济系统的投入要素，可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外部性。外部性理论作为环境规制的理论依据，在经济效率上，以默认厂商有“污染权”为前提，在风险可控时通过价格工具，实行间接规制，使这部分外溢的有害的环境成本内在化。在风险不可控或巨大时实行总量控制，直接规制。新制度学派认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当政府从实施规制政策中获得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政府的规制政策是有效率的。

（三）公共物品属性。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体现在人们可以对其自由使用，而且几乎不具竞争性，易导致“公地悲剧”。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环境规制使得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建立起了有机联系，以期达到降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使经济效率和福利损失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实现代际公平。

三、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因素

（一）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的影响。环境规制毫无疑问会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包括服从环境规制的成本和环境规制以外的机会成本。企业可以通过环境方面的产品差异化，提高销售量或价格而增加收益。产品差异化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的同类产品由于存在各种差异，导致的产品间替代关系不完全性的状况。在环境规制日趋严格、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生产“绿色产品”来建立产品的差异化优势。

（二）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环境规制引起的企业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的影响

1、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环境规制引起的成本增加的影响。环境外部性的类型和程度表示经济行为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可以用企业的污染密集度和资源使用密集度来衡量。对环境损害越大的企业，环境规制所产生的企业净成本的增加程度越大；反之，越小。在技术和资本因素方面，一个企业的技术能力高低以及是否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决定了它在将环境成本内部化过程中实际成本的增加数量。

2、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所处产业链的位置等因素对环境规制引起的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影响。①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产品几乎是完全同质的，基本上就是价格竞争，差异化战略实施的余地很小。相反，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在环境差异化方面就会有很大的空间；②企业所处产业和产业链的位置不同，产品差异化的效果也会不同。与最终产业的企业相比，处于中间产业的企业的环境差异化程度较小。

3、产品差异化的实现程度受到技术创新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将会影响着产品差异化的实现程度。一方面是消费者对环境差异化的偏好程度；另一方面是消费者愿意为差异化产品付出多高的代价。如果消费者对这种差异化有较强的偏好，而且产品的价格低于其所愿意付出的代价，那么产品的环境差异化便会实现。

基于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环境规制引起的企业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的影响，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显得尤其重要。

四、企业环境战略选择

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在向企业提供激励的同时应该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企业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出现亏损，即企业环境战略应同时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因此，企业环境战略应包括两类：积极环境战略和消极环境战略。

（一）积极环境战略

1、经济补偿战略。经济补偿政策主要用以部分弥补由于环境规制导致的成本上升，防止企业因服从环境规制陷入长期亏损而倒闭。主要的经济补偿政策是直接针对污染治理行为的补贴。环境规制中补贴政策的作用存在较大争议。观点一认为，当污染者认识到其行为对管理当局的影响后，补贴制度将使企业在一开始就生产更多的污染变得有利可图。观点二则证明，针对企业削减污染的补贴能够降低企业排放量，但会增加行业的总排放量。观点三认为，只要企业仍然承担部分成本，削减污染的投资就不会有吸引力。实践证明，科学定位的税收和补贴政策在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

2、支持性战略。支持性政策主要用来帮助企业克服各方面的经济与非经济约束。这类政策具体包括：建立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向企业提供有关污染治理或清洁生产方式的信息和技术支持；为企业经营者和员工提供培训；协助企业查找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设计清洁生产实施方案；加强环境宣传，优化供应链；促进中小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提供中小企业经营者参与环境政策制定的途径。

3、弥补规制体制缺陷的战略。环境规制体制缺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规制机构缺乏监督处罚能力。增进监督处罚能力可以有效减少中小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其服从环境规制的意愿，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治污能力提高。一方面需要为规制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员；另一方面要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独立性，并减少规制机构与污染企业之间出现串谋、寻租、规制俘虏等问题的可能性。

（二）消极环境战略

1、“规制俘虏”战略。规制俘虏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为满足产业对规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虏。规制俘虏本质上是各种利益方相互博弈的结果，牵扯的利益越多，规制俘虏的过程越复杂。污染企业作为被规制者，是环境规制的主要目标群体，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也是最强的，这决定了被规制者有强有力的动力与政府规制方进行博弈，通过规制俘虏使得环境规制有利于己方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2、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误导性策略。在估计削减污染的成本与收益方面，企业则通常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信息优势。除非规制者的目标恰好与企业目标相一致，否则排污企业会采取隐藏信息或误导信息的策略，从而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期优于己方的利益。相对于规制者而言，企业是更为精明的，会凭借该优势采取策略来影响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3、逃避规制的污染行为。在我国的经济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普遍技术水平低，生产工艺落后，尤其是大量的乡镇企业往往采用的是城市工业部门淘汰的技术。这些企业只能选择末端治理模式，但这种模式的污染治理意味着在产出和收益不变时企业投入增加，会进一步提高企业成本，可能导致企业因亏损而倒闭。在长期均衡下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因此企业为了生存就会试图规避环境规制，产生违规污染环境的动机。

五、基于环境规制的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建议

（一）鼓励企业展开积极环境战略

1、提高企业环境责任意识，支持环保技术研发创新。为了鼓励企业研发的积极性，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政府应当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提高企业研发的成功概率；另一方面应当为企业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包括为企业提供优惠的财税政策、以财政资助形式推动研究开发，对从事环保技术研究开发的企业提供无偿拨款或补贴，给予相应的减免税收政策。

2、培养公众环保意识，引导绿色消费观念。企业选择产品差异化策略的情况下，企业能够取得的经济绩效取决于消费者对产品环境属性的认同度。当消费者的环境意识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企业为形成产品差异化而改进产品环境属性的行为就难以得到消费者的市场认同，缺乏改进产品环境属性的根本动力。而在消费者的环境意识较强的情况下，产品的环境属性将成为影响消费者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所提品的环境性能差异会给企业带来产品差别化收益。因此，培养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引导绿色消费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二）抑制企业进行消极环境战略

1、避免“规制俘虏”可能性建议。污染企业一般都具有俘虏规制者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要打消排污企业俘虏规制者的动机，降低“规制俘虏”发生的可能性，最根本的就是要从规制体制方面的完善着手。

2、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规制政策建议。实现这一目标有三条途径：一是选择对信息依赖程度较低的政策；二是削弱企业利用信息优势采取策略的意愿；三是降低规制者获取信息的成本，缩小规制者与污染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距。

3、防止企业逃避规制违规污染政策建议。针对企业逃避规制违规污染环境的问题，一方面规制机构要加强对污染企业的规制约束，加强监管力度，提高违规污染处罚力度，对违规企业形成震慑；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企业的污染治理，从政策上扶持中小企业，制定和实施针对中小企业的经济补偿和支持性政策。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旭颖.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互动影响分析[M].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

篇10

乡镇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西藏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自治区，全区农牧区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西藏经济能不能上新台阶，人民生活能不能进入小康，关键在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全区经济的战略突破口，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制定了“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发展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提出了2000年乡镇企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全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现已成为西藏农牧区经济中最有生机，最有活力的新增长点。1998年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由1994年的1.9亿元增加至5亿元。①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有效地带动全区总体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经济活力，同时也使全区加快了脱贫致富，走向富裕的步伐，无论是发展市场经济，消化吸收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增加农牧民收入，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吸纳闲散资金，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还是加快农牧区小城镇建设，完善公共设施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牧区化进程，乡镇企业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全区的稳定，社会进步都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西藏乡镇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方式的改革。然而，经验与乡镇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西藏乡镇企业财务管理方式的改革必须以其理财观念的更新为先导。如果不从根本上抛弃与小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落后理财观念，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的理财观念，西藏乡镇企业将很难跳出“穿新鞋，走老路”的框框，进而有效地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乡镇企业财务管理方式。那么，西藏乡镇企业应该在哪些方面更新理财观念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10个方面改进：

1、市场观念。企业筹集资金，购买原材料、设备、销售产品，都离不开广阔的市场。企业上规模，进行资金投入，更要预测市场变化。企业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就很难具有市场竞争力。因此，西藏乡镇企业的理财活动，首先要树立市场观念。众所周知，资金是企业法人的“血”，而资金运动则是法人的“脉”。乡镇企业的理财活动，实质上就是对资金的跟踪活动。西藏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企业自身和农民集资，另外就是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数量很小，满足不了乡镇企业的需要。投资不足，流动资金缺乏，是当前西藏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的一大难题，所谓企业资金，归根到底是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目前，西藏乡镇企业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主要表现在:一是观念陈旧滞后，一些乡镇企业负责人不是花大精力去进行市场调研，而是忙着找政府要钱。二是乡镇企业受到民族小手工业观念的制约，从规模和产品上都没有大的革新，多数乡镇企业只满足于墨守陈规，赚一点算一点，企业规模小，市场应变力差，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三是一些乡镇企业自我约束机制乏力，有钱时无计划乱花钱，遇到困难就缺乏后劲，一蹶不振。由于企业没有进入市场，造成乡镇企业三部分资金（即产成品，发出商品，应收及预付款）占用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寄生在乡镇企业身上的一颗恶性“肿瘤”，不解决市场问题，银行资金投入越多，占压越多，浪费就越大。解决资金紧张问题，应以市场为导向，树立市场观念，实现乡镇企业与市场的有效结合。走向市场，是西藏乡镇企业的根本出路。为此，乡镇企业应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市场，摸清市场需求，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并以此获取最大利润。因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心是经营，经营的关键是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在预测，预测的前提是市场调查和，正如美国著名管家杜拉克所说的:“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内部的组织力量，因为它不能给你利润，只能给你工作。只有通过外部顾客的需求，内部工作或成本才能变成利润”。商品经济是信誉经济，只有以市场为中心，全心全意去满足多层次的不同市场需求，才能有效地提高西藏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效益观念。乡镇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其最终目标是以尽量小的耗费获取尽量多的收效，提高经济效益，即尽可能做到投入少产出多，这集中体现在企业获利多少上。对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乡镇企业来说，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利润应视同企业理财活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理财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讲求成本效益，都应通过核算来反映情况，所提供的数据都要靠企业理财去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筹措资金时，要讲求筹资的成本效益，以尽量少的代价获取尽量多的资金使用权；运用资金时，以尽量少的耗费创造尽量多的收益，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收益率；收回资金时，收回速度越快越好。一句话，应做到不浪费使用一分资金，不闲置一分资金，每耗费一分资财必有所图。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从西藏乡镇企业内部来说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做好降低产品成本这篇大文章，不仅要明确规定成本管理的目标、动力和考核标准，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实施有效的控制；要由从前事后记帐，算帐报帐和分析，转变为事前预算、决策、计划、确定目标成本，进行目标控制，最终达到考核过去，控制现在，规划未来的目的。要把企业职工纳入成本管理的行列，以实现全员成本控制为目标，使企业产品成本达到最优化。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应吸取西方管理会计中的有益成分，从而使成本决策达到更大范围的系统优化，要加强宏观成本管理研究，力求从宏观上解决诸如物价上涨等因素对企业微观成本的，使企业的成本管理有序进行。二是要加强控制期间费用。期间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效益，对企业各种期间费用，必须采取各职能部门提出，财务部门核定，厂级会议审批，财务部门监督与反映要以系统管理来控制。企业要用系统观念来进行该项工作。

3、负债经营观念。企业负债经营是在负债的状态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债经营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现象，适度的负债经营，能有效地提高企业资金的收益能力。一个合格的理财工作者，除应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外，还应具备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及时抓住市场上的有利时机，有效地筹措外来资金，保证企业理想的盈利水平。因为，借入资金能为企业带来一笔额外收益，这笔额外收益无疑增加了自有资金的获利总额，从而最终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但负债经营也有增加企业财务风险的一面，一旦经营失误，市场转向，营业毛利率低于贷款利率时，则负债就将使企业承受一笔额外损失；若负债比率过高，也会使企业无力偿还本金及利息，而陷入倒闭困境之中。因此，企业不能盲目地负债经营，而应根据企业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实际而定。当经济景气时期产品销路畅通，利用贷款扩大生产规模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只靠企业自我积累和从利润中提取折旧费的方法进行扩大再生产，就会失去竞争机会，市场占有率也要下降。所以，即使这时贷款利率高于平时，依靠贷款进行设备投资也是值得的，因为销售额和生产规模成比例地增长，所获得的利润会大大超过利息。在经济低速度发展时期，产品销售遇到障碍，就要实行减量经营，这时就应避开贷款的依赖，主要依靠企业自我积累进行投资，以减少风险和增强应变能力。

4、资金时间价值观念。资金是再生产过程中的物资价值货币表现，是表现再生产过程中物资的价值运动或运动中的价值量，它既不同于货币，也不同于物资。资金虽是物资的货币表现，但不等于货币。没有投入再生产过程的货币只能是货币，只有投入再生产过程，并与物资紧密结合的货币才能转化为资金，资金虽然是物资的表现，但并非所有的物资都是资金，只有经过货币交换投入生产的物资，垫支了货币资金的物资，其价值表现才是资金。企业资金运动的初期，要靠把货币资金投入生产，启动生产和价值的运动。从静态看，企业的资金运动主要指筹集资金、运用资金、收回资金和分配资金的全过程。从动态来看，企业资金运动表现为资金的循环与周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金由国家无偿供给，企业不考虑占用资金的利息问题，也不考虑多占用资金闲置不用的浪费问题，认为资金只要保存在企业就没有损失，使用资金只要不亏本就是合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资金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如借入资金必须按一定的利率支付利息，接受投资必须支付利润，而企业的多余资金可以对外投资，获得投资收益。那么，同样的资金量在不同的时间取得或支付，具有不同的价值。企业所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必须以资金作保证，都是与时间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时间是一种财富，时间是企业经营中极其重要的资源，企业拥有的资金，能否发挥效用，关键在于企业是否把握好最好的资金配置时机。企业市场竞争，说到底也是一种时间上的竞争，谁得到的信息快，谁的分析路子准，谁的投资对头，谁就占据优势。资金的时间价值就是指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增值。企业的理财只有树立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才能正确地筹集和使用资金，提高资金的利用效果。树立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将有助于理财者比较各种资金的取得成本，各种投资方案的成本效益，以有利于地进行财务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和资金营运决策。

5、风险观念。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乡镇企业的供销体制统购统销，财务体制统收统支，乡镇企业无任何风险可言。企业理财者只是对已经实现的收入，已经发生的支出进行记录、汇总，对未实现的收入和未发生的支出不予考虑，形成了一种不过问风险，不敢冒风险的保守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机制的运行使乡镇企业的理财活动客观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是一种与损失相联系的概念，是一种不确定的或可能发生的损失。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主观认识的局限性，它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和不易量化的特征。理财风险是在各项理财活动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原因的作用，使企业的实际财务收益与预计收益发生背离而蒙受经济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简言之，理财风险是一种微观经济风险，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集中表现。乡镇企业的风险包括:产品销路风险，长期投资收回的风险，应收帐款拖欠的风险，企业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风险等。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在财务上都会有所体现。面对风险，企业既不应退缩，也不能轻举妄动，厌恶风险，逃避风险都是不现实的，不客观的，而为了获取更大收益去盲目冒风险也是不可取的。企业必须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勇于正视风险，妥善处理风险，敢冒风险。从理财上讲，风险往往同收益成正比，风险与收益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一般而言，风险性愈大，风险收益也可能愈大；风险性愈小，风险收益也可能愈小。只要企业立足于市场，有效地预防财务风险，在风险发生时才能使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因此，西藏乡镇企业应以财务部门为核心，建立和完善一套风险防范机制。当产成品库存数量过多，或新产品销路不畅，资金周转不灵时，除一方面广开销售门路外，财务部门还要从筹资和挖潜两方面着手，增强企业经营活力，以避免产品积压的风险；当应收帐款长期被拖欠时，应以各种灵活的方式收回帐款，同时，进行产品销售时应对购货方的财务状况、资信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以合理利用现金折扣手段使客户及时付款，同时还要加强对销售贷款的催收，以减少应收帐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当企业举债比重过高时，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做好定性与定量分析，测算环境变化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以减少失误带来的风险等。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藏乡镇企业必须具有风险与收益意识，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细微、周密的工作（如概率系统等数学方法），绕过风险，分散风险，使损失最小，实现企业财富最大化，来增加和壮大企业的经济实力。

6、管理决策观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需要人、财、物由国家供应，企业生产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实现利润全部上交，理财者不过是企业财产的“保管员”而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本质上要求其人、财、物、产、销自主，需要理财者回归企业，同所在企业溶为一体，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当好厂长经理的参谋助手。比如，参与企业经营目标决策。在市场经济中，由独家经营变为多家经营同一产品，竞争激烈，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企业必须对经营目标进行决策。理财人员应积极参与市场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从经济效益上进行测算、论证，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供厂长经理。又如，参与企业资金筹集与运用决策，资金的筹集与运用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理财人员应根据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与筹资方式，筹资规模，筹资结构，以便既能稳定财务状况，又能提高盈利能力。合理安排企业资金运用，以提高资金的综合收益水平。再如参与成本控制及分配决策。降低成本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途径。理财人员参与价值式程流动，制定标准成本，以控制成本的发生和成本的降低。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理财者应参与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形成，承包指标，考核方法与分配方案的制定，建立健全各职能科室的核算制度，使之与内部经济责任紧密挂钩，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企业的发展。

7、理财工作即创造财富的观念。应该承认，西藏乡镇企业的广大理财人员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某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形成某种思维定势。因此，目前西藏乡镇企业的理财思想和方法还比较落后，其职能并未能得到充分展示；一些人也忽视理财工作在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视理财为雕虫小技，无学识可言。理财工作者成为“小气”的代名词，理财工作创造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理财不被重视的深层原因是理财工作不创造财富的观念所致。这是一种误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理财工作有着天然的联系。搞商品经济，就要讲市场运作，讲究经济效益，讲究成本利润，讲究公平交易，平等竞争，而这一切都和理财工作分不开。理财工作者根据其所掌握的财务资料，不但可以全面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可以控制成本的发生，减少浪费，可以通过观测，为企业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筹集资金时，比较不同筹资方式的筹资成本，选择耗费成本最小的方案；产品生产时，制定科学合理的定额成本，控制生产成本的发生；产品销售时，通过市场预测，制定科学的销售价格，选择适当的销售方式。可见，理财工作绝不是简单的写写算算，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增加利润，创造财富。在当前形势下，企业除了采取各种可行措施和方法，不断提高企业理财管理的水平外，更要在思想上摆脱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积极理财，讲求效益，理财工作创造企业财富的新观念。

8、信息观念。在具有开放性的市场条件下，每一个，它总是在一定环境的包围中开展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企业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资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流。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信息已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一种社会财富，一种最新的生产力，成为企业经济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信息社会里，企业理财离不开信息，企业理财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企业理财的重要特征。企业理财必须提供满足各方面需要的基本信息。一是为企业提供宏观管理需要的信息，理财信息是企业经济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汇总，理财信息必须规范化；二是提供组织市场活动需要的信息，各种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资金、物资、劳务、技术等进行交换，必须依靠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了解，而提供这种信任和了解的主要依据和手段是以财务报表为载体的财务会计信息。如供货者必须了解购货方的财务状况是否良好，财务活动是否有效率的信息，从而确定赊销风险，并据以作出销货决策；潜在的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时，必须了解接受投资单位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盈利情况等信息，以决定是否投资。企业理财既要对外提供满足各种需要的信息，又要对内部提供管理需要的信息，如成本信息，价格信息，负债水平信息，盈利能力信息，需求信息等，建立有效的财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加强企业内外的财务信息的搜集、反馈和传播，有效地监测和适应本企业赖以生存和的各种理财环境，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