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常识大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常识大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拉祜族 学龄儿童 入学

一、基本情况

解放前，双江县境内拉祜族几乎没有一个识字人，还处于结绳、刻木记事的原始阶段。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拉祜族教育，陆续在拉祜族聚居的地区开办小学，举办民族教育，使部分拉祜族子弟能读书识字。但由于师资和经费缺乏，拉祜族又处于边远山区，许多拉祜族聚居地未能就地办学，拉祜族子弟只能到较远的学校就读，入学人数很少。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民族教育，双江县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拉祜族聚居村寨的教育，首先，增强了学校布点，让拉祜族子弟能就近入学。在拉祜族聚居的自然村中，如勐勐镇的解放新村，勐库镇的邦改村办起了小学。其次，形式多样顾普及，集中办学出效益。双江县从1949年的三所小学，六名教师，发展到今天已有四百余所小学，八所初级中学，一所完全中学，1972多人的教职工队伍。在校职业高中生1869人、高中生1698人、初中生7457人、小学生12834人、幼儿生2771人，全县教育事业得到巨大发展。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双江拉祜族教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双江拉祜族适龄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是：

（一）经济比较落后。双江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经济的落后必然制约教育的发展。除个别村寨外，拉祜族村寨均处于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山区，耕作粗放，收入比较低，笔者对65个拉祜族聚居村寨调查发现，人均纯收入平均是675元左右，收入最高的是勐勐镇的新村人均达1049元左右，最低的是沙河乡的陈家三社人均只有251元左右，这65个拉祜族聚居村寨处于绝对贫困的有20个村，相对贫困的有42个村，这样低的收入无力解决子女读书的费用。加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部分拉祜族农户劳动人手缺乏，子女需要带弟妹、放牛或帮助父母生产，故丧失了读书机会。

（二）受一些陈规陋俗的影响。有的孩子到了能帮家里干点活的年龄，家长便不让其到校学习，教师到家里去动员说服时，家长们会这样给老师算账：“孩子回家帮忙放牛，每月能有几十元的收入，而到学校去反而要交钱，不划算”。

（三）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首先由于双江经济落后，企业较少且多数不景气，初、高中毕业生就业困难，一些家长看到子女初、高中毕业后无法就业，认为不如早让子女参加生产劳动。其次山区拉祜族人的思想观念总体上还没有从原始的平均主义中解脱出来，商品意识淡薄，对生活没有过多的期望，坐等靠思想严重，读书无用论盛行。

（四）学校布点不太合理。拉祜族聚居村寨开办小学，使拉祜族学童能就近入学，除解放新村、邦改村等几个少数村寨以为，多数只办1至3年级，4至6年级就要到离拉祜族村寨较远的半寄宿学校住校就读，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因此，高年级学生辍学现象较为严重。未开办小学的村寨，需要到外村就读，入学率相对更低。

（五）拉祜族适龄儿童存在严重的显性与隐性失、辍学问题。从学龄儿童的入学情况表和调查中发现：一方面是勐勐镇、大文乡的高入学率和勐库镇、沙河乡、忙糯乡、邦丙乡的低入学率的反差；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低学业成就。这种隐性失、辍学现象被称为“换班制”或是“小学函授班”。所谓“换班制”是指学生轮换上学的现象。只有在开学和考试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才会到齐，平时都是你来上几天，我再来上几天。当地老师称这样的学生是“小学函授生”，而由这些“小学函授生”组成的班级，则称为“小学函授班”。这种严重的显性与隐性失、辍学问题以及低学业成就的现状是由经济、自然地理环境、师资、教育管理、语言障碍、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就业市场等多种相互影响的因素造成的，是拉祜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制约了拉祜族地区教育的发展。

三、对策和措施

鉴于这些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今后应该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政策宣传，加大教育投资。针对拉祜族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低的现象，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这些区域进行政策性宣传，以及经费和师资上的投入，积极吸引社会资助，缓解教育部门的财政压力，积极引入先进文化，改变落后习俗，提高拉祜族群众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使他们积极送子女上学读书，并自觉革除影响学生学习的不良习俗。

（二）教育立法，依法治教，强化教育行政管理，提高教学水平。

（三）要对拉祜族子女入学给予较多的优惠，鼓励支持到该地区任教的教师。首先，应拨专款解决拉祜族地区学生的课本费、纸笔墨费和寒衣补助费。再次，鼓励优秀教师到拉祜族聚居地区任教，尽可能为这部分教师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为他们创造公平宽松的教学环境，对作出较好成绩的教师给予重奖。

（四）有效开发和利用一切教育资源。如适当扩大全、半寄宿制小学的布点；在拉祜族聚居的乡镇中学开办职业班，由县职业中学派专职教师授课，把不能升入高级中学的学生录入职业班。职业教育的内容要突出拉祜族地区的产业特点；依靠当地教师和回乡青年的力量开展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扫盲班要突出传授文化知识与生产生活常识相结合；利用宗教活动的宣传功能等。充分发挥社区的宣传导向作用，在社区中营造积极接受教育的氛围。

篇2

中图分类号？演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9-0057-06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科技史内容，历来是教学中较难处理的内容之一。而如何恰当、科学地处理科技史内容的编写问题，也成为教科书编写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提倡全球文化多样化的今天，教科书中关于科技史内容的阐述，应力戒俯视其他文明成就的倾向。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有效地避免以往讲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时，由于分寸把握不好，无意中使学生产生虚骄自大情绪的弊病，这一点非常重要。”①

遗憾的是，岳麓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史内容的编排和处理，有所欠缺。在必修（III）第6课中，有关中国古代某项科技成就领先西方、欧洲多少年和世界最早之类的表述，共计11次之多，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天文和数学领域。这样的史实叙述方式，一方面加重了教材内容的空洞化色彩，给教师的课堂教学带来不小的难度；同时也很可能带来分析不清晰、结论不客观等问题。某些所谓的比较，实际上根本就缺乏可比性。例如，该课中提出我国发现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的内容，比西方早了约500年。即使中国真的在西周初年（文献解读另论）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的现象，难道就能得出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早500年的结论吗？这是两种性质不同、历史影响迥异的成就。中国古人仅仅是发现了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而毕氏则是完成了对该定理的完整证明，二者如何进行比较？此外，诺伊格鲍尔等人在对两河流域出土的泥版文书普林顿322（不晚于汉谟拉比时代，约为我国夏代时期）做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后，发现巴比伦人在公元前1600年以前就已经记录了一系列符合勾股定理的毕达哥拉斯数组，其中最大的一组直角三角形三边数字为：12709、13500和18541。②无论是内容还是时间，较之我国的“勾三股四弦五”，都要先进的多。如果按照我们的命名标准，勾股定理应该被称为巴比伦定理，才算公正。

课程标准明确要求，应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就要求教材的编写首先做到这一点。遗憾的是，在涉及科技史的领域，不止一种历史教科书存在史论脱节、立论不严谨和人为拔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问题。本文拟就岳麓版必修（III）第6课天文学史部分的三处表述，结合中外天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予以严肃的学术商榷，以期有助于学界同仁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也使学生在文化多样化的氛围中领略中外科技成就的辉煌。

一、张衡地圆说领先西欧

1000多年说辨析

岳麓版教科书认为张衡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见解比欧洲人早了1000多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混淆概念之嫌。此种观点可能源于地理大发现背景知识的表述，在14、15世纪，关于地球为球形的地圆说，已经为西欧多数人所接受，人们相信向西一直航行也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而张衡生活于东汉中期，因此张衡关于浑天说的史料，就被用来佐证中国的地圆说早于西欧1000多年的结论。其实，张衡关于地球为圆形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思辨色彩，而且具有不彻底性和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张衡关于大地球形的观点，在《浑天仪》和《灵宪》中的表述明显不一致。在《灵宪》中张衡认为：“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表明他又认为天地结构是天圆地平。①此外，张衡提出地圆说和西欧人相信地圆说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古人并不大关心大地的具体结构之类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实用色彩并无相通之处，中国古人明显缺乏探究此类问题的兴趣和动力。

更为关键的是，关于大地为球形的见解，西方人早在张衡之前500年就已经提出了，计算之精准，论证之详备，是后来的张衡所无法比拟的。下面，就西方关于地圆说的发展历程做一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也由此可窥岳麓版教科书表述之不严谨。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60―前480年）注意到月食时大地投影到月球上的影子也是圆形的，所以他可能是第一个明确指出地球是球形的人。毕氏对此的解释是：圆形、球形是最完美的几何图形，所以天体都必然是球形的，并且在正圆轨道上运转。②

作为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其著作中专门论及大地的形状，并对大地为何呈球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论证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大多符合科学的标准。他认为：球是完美的、对称的，因此天体和地球应该是球形；压力导致地球的诸组成块自然地落向中心，因而将会压成球形；观测方面的证据为：月食时地球的阴影总是圆形，人们在向北或向南旅行时，会看到北极星的高度变化和星空变化。③即便是按照目前的科学水平，亚里士多德在观测方面的论据和论证方法，依然是有说服力的。

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0―前230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日心地动说。他在《论日月的大小和距离》一文中提出如下观点：日地距离为月地距离的18～20倍，太阳直径为月球直径的18～20倍，而为地球直径的6～7倍。④虽然他的结果很不准确，但他关于太阳、月球和地球三者关系和大小的天才思考，在古代非常难得。

此后，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6―前195年），利用同圆中圆心角与所对应的弧长成比例的原理求出了地球的直径约为25万希腊里，合今值39600千米，⑤与赤道的实际长度之间的误差约为1%左右，较之我国唐代一行的测量值要精确得多，原理和方法也比一行的方法更为科学和简单。需要说明的是，在初中数学教科书和不少数学教辅书中，都有埃拉托色尼测量赤道长度原理的相关知识介绍，但我国中学生鲜有将此知识和历史教科书观点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和探究的尝试，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之缺失，确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与张衡约处于同一时期的托勒密（约90―168年）是古希腊天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对此后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在《天文学大全》中指出：“我们宣布天层是球形的，并且在旋转；地球也是球形的，并且位于诸天的中心，像一个几何中心一样。”⑥虽然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是错误的，但大地为球形的观点在其著作中被明确无误地提出，当不容置疑。因此，所谓张衡地圆说早于西欧人1000多年的观点缺乏史实依据，违背了论从史出的治史和编史原则。

当然，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天主教的影响日隆，科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欧洲的科学，包括天文学陷入长期的停滞和倒退之中。到文艺复兴前夕，欧洲的天文学发展水平与中国和阿拉伯相比，已属明显落后，即便是与古希腊时期的发展水平相比，也呈现出绝对的倒退。再加上异端裁判所对学者和异端思想的干涉与迫害，地圆说一度成为科学研究的。1327年意大利的阿斯科里认为地球是球形的，就被用火烧死。①甚至连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也是不准传播的。正是在这种强烈和令人窒息的神学氛围中，原本较为先进的儒略历竟然在欧洲沿用了将近1500年，实则是欧洲天文学发展史上的耻辱。由于天文学发展的滞后，1500多年所造成的累积误差到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改历时竟然达到10天之久，这在世界诸文明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欧洲天文学发展的停滞和倒退（中国传统数学和天文学在明清之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并不能说明欧洲学者在张衡之前没有提出过地圆说，相反，古代欧洲学者关于大地为球形的观点，就提出时间来说远早于张衡，在探讨的深入程度和和结论的可靠性上，也比中国同期的认识水平丰富和科学的多。建议教师在讲授该部分内容时，能够结合中外天文学发展的具体史实，引导学生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

二、一行首次发现恒星的位置变动说辨析

在介绍黄道游仪时，教科书提出了如下观点：“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683―727年）与梁令瓒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这在世界上是首次。”客观地讲，这也与史实明显不符。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不是中国天文学家，而是古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约公元前2世纪初―前127年）。中国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现象――岁差的科学家，也非一行而是东晋的虞喜。

由于地球是一个三轴椭球体，赤道半径略大于两极半径，在日月和其他天体的引力作用下，造成地轴进动，引起春分点沿黄道向西退行，每年退行约50″.2，大约25800年退行一周。这种退行现象被称为岁差，它造成回归年比恒星年短的现象和所有恒星的平位置随时间而变化，冬至点在恒星间逐渐改变位置，约71年退行1度。古希腊的伊巴谷是最早发现岁差现象的天文学家，他毕生从事天文观测，获得了丰硕的观测资料。“他把自己测得的恒星位置和约150年前阿里斯提尔、提莫恰里斯的观测结果相比较，由此发现了岁差现象，并定出了岁差的数值”。②而在中国，东晋的虞喜（281―356年）在公元330年左右提出了“岁自为岁，天自为天”的结论，冬至点每50年西移1度；祖冲之也提出了“冬至所在，岁岁微差”的科学结论，他所编订的《大明历》第一次考虑了岁差因素，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此后，隋代的刘焯、唐代的李淳风都在岁差的研究上有所前进。一行、梁令瓒通过黄道游仪的研制和使用，使岁差现象能够在天文仪器上体现出来。在黄道游仪的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洞，使黄道环能够仿照古人所理解的岁差现象，不断沿赤道退行。由上可知，首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现象的，是古希腊的伊巴谷，中国的虞喜、祖冲之等天文学家对岁差现象的认识，也早于一行和梁令瓒。准确地说，应该是先有中外学者对恒星位置变动现象的发现和岁差周期观测的逐渐精确，才有一行将岁差现象在黄道游仪的研制中加以体现，而不能将此混同为一行等通过黄道游仪首次发现恒星位置的变动现象。

三、《授时历》回归年精度辨析

岳麓版教科书提到：“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它以365.2425日作为一年，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应该说，这种叙述同样是不准确的，与史实和天文学常识有一定出入。当然，不独岳麓版教科书，不少科技史著作中也将《授时历》中的回归年长度误认为中国古代颁行的历法中精度最高的一部。在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宣焕灿在《天文学史》一书中指出：“由于地球自转的长期变慢，日的长度在十分缓慢地变长，于是一回归年中的日数在逐渐减少。据研究，在公元前14世纪，一年约为365.2424日；公元1世纪，一年约为365.2423日；而现在，一年约为365.2422日。”①也就是说，回归年的长度（我国古代称之为“岁实”）有古大今小的变化趋势，我国宋元时期的学者曾用“消长法”对回归年长度的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因此，同样一个岁实，在不同的颁行年代，它的实际误差并不相同。郭守敬《授时历》定岁实为365.2425日，与理论值的误差为26秒，与现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完全相同。因此不少论者将该值作为评价《授时历》精度的一个主要标准，这与宋元时期的历法发展史并不相符。首先，《授时历》的岁实值取自南宋杨忠辅编订的《统天历》，这个领先欧洲400余年的科学荣誉应该授予杨忠辅才算公正。《统天历》于庆元元年（公元1199年）颁行使用，该历定岁实为365.2425日。其次，尽管《授时历》与《统天历》定的岁实完全相同，但两部历法实际颁行时的岁实与理论值之间的误差并不相同，存在少许出入。纽康根据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发明的原理而提出的，现今仍在使用的回归年长度计算公式：T=365.24219879-0.0000000614t（初始年为1900年，之前的t取负值），《统天历》误差仅为20余秒，而由于回归年长度的不断变小，同样的岁实值到《授时历》颁行时的误差就已经是26秒了。故此就回归年的精度而言，《统天历》实则优于《授时历》，笼统地认为《授时历》的回归年长度在中国古历中最为精确的观点并不准确。

当然，考虑到郭守敬等人编订《授时历》时所进行的精密观测、改进天文仪器等举措，再加上《授时历》沿用时间超过300余年（明代的《大统历》实为《授时历》），说《授时历》是古代中国人编订的最为精密的一部历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授时历》的编订过程中，郭守敬等人在全国27个地点进行测影和和测量北极星高度的活动，取得了一大批较为翔实的数据；编历过程中又吸取中国古历之所长，朔望月、近点月等值取自金重修《大明历》，回归年长度取自《统天历》，接受了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的观点并将其加以改进；彻底废除上元积年法而以实测值为历元；创立三次差内插公式处理天文数据等，②所有这些，都使《授时历》精度进一步提高，登上了中国古代历法的第一个高峰。之所以要强调“中国人编订”这一限定，也是考虑到立论的严谨，要严格地以史料为立论的依据。清代颁行的《时宪历》的精度无疑高于《授时历》，到明朝晚期，《授时历》的误差已经越来越大，多次出现交食预报不准的情况。与徐光启、汤若望等人使用的西法相比，中国传统历法之术明显处于劣势。1643年编订的《崇祯历书》和依此编撰的新历因随后明朝灭亡而来不及行用，传教士后将其改为《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廷，此后钦天监和清代的历法编订几乎完全被耶稣会士所把持，中国传统的天文体系完全被欧洲第谷体系所取代。《时宪历》虽然也属于中国古历范畴，但其系西洋传教士所编订，所用之术也非传统的中国历算之术。因此，较为公正和稳妥的说法应该是：郭守敬等人的《授时历》是古代由中国人所编订的最为精密的一部历法。建议教师在课堂上不宜过多地渲染误差仅有26秒的回归年长度值，因为该值与此前杨忠辅《统天历》的误差相比，已经逊色不少。

四、余论

课程标准就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①学生历史意识的培养和形成，首先要做到尊重历史，追求真实；了解其他文明的辉煌成就，才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和不足，教材关于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的基本理念，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当然，要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并非易事。首先，应当依照课程标准编写和提供给广大师生优质、科学的教科书，作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和主要载体。其次，世界意识、历史意识和创新意识是有机的统一，只有将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放在诸古典文明的总体框架和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和定位，才是真正的历史意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过分拔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刻意贬低中国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民族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质，教科书中出现个别错误或阐述不当之处，在所难免，针对此种现象，笔者建议教师在备课、讲课过程中注意以下三点：

1.提倡教师要有质疑精神

“教材不是圣经，它只是对《课程标准》上的某个具体内容的一种阐释而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不应该成为教材的奴隶，要将教材用活，为自己所用。”②课程标准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领域，着重点并不在具体的史实和现象上，因此留给教师加工、调整和反思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也正是课程标准不同于教学大纲的最为鲜明之处。在提出学生要有质疑精神的同时，教师首先要有质疑的精神。现在是一标多本，教材内容并不与考试内容、答题要点严格地一一对应，答案简单、直接来自于课本的试题在高考中非常罕见，应该说教材对师生的制约作用已远不如昔，这给教师钻研教材，部分问题上超越教材，以自己的史学素养彰显史学魅力、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较大的可能。因此，教师并非完全是教材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具备敏锐的眼光、批判的意识，理性地对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声音（限于对教材硬伤的质疑），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不断促进历史教科书编写水平的提高。长期担任中学历史教材编写工作的王宏志先生就指出：“作为教科书的编著者，我们常说，教师对课本钻研之透彻，往往胜于我们。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从众多的教师来信里，亲身感受到的。”教师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自身也是教学资源，甚至是教材的主要内容，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水平和使用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材的实际使用效果，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历史鲜活起来，使史学的魅力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

既然新课改强调教师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那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思考，在部分问题上超越教材，应该是一种境界更高的教学方式，是对课标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理念的生动诠释和践行。有一位教师在高一历史导言课中充满激情地指出：“他们能够编书，我们难道连鉴别和表达自己独立观点的能力都没有吗？上节课我给大家看过，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对历史教科书提出自己的观点。”③言语不多，掷地有声，广大师生当以此言共勉。

2.突出主题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贡献和地位阐述上下工夫

“既然课程标准不强调对古代中国哪些科技成就概述，而强调认识古代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那么教师就可以抓住这个主题思想，对教科书提供的教学内容进行取舍和增补，大胆剪裁设计”。④这当然对广大中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借助于教师用书、史学论著和网络资源的基础上，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科技史领域，吴国盛教授的高级科普读物《科学的历程》和中国科学院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本）等书，立论严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叙述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有趣，可以作为中学教师讲授科技史内容的重要参考读物。

一般而言，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概述，多属于识记内容，而强调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讲授时教师对教学内容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也只有抓住了这一点，教师才能将历史讲活。因此，马执斌等人明确主张教师将重点放在“贡献”这一层面上，通过具体而又贴近生活的例子，加深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除了十进位制、赤道坐标系、古代杂交技术的现代价值等事例外，指南针对世界航海业和西欧海外殖民扩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火药将战争推进到热兵器时代进而导致欧洲骑士阶层的消亡；作为古代最为重要和高效的传播煤质和手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促进中国文明发展和东西方发展格局的改变所起的作用；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体系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现代价值（可结合吴文俊院士的数学机械化思想、成就加以讲解）等，也是较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切入点。在这方面，国内外出版的科学社会史的相关论著，有助于教师的科技史教学。

3.适当增补相关知识，优化讲课内容

科技史作为历史学中既古且深，甚至是最为偏、难的内容，历来是教师讲课的难点。由于中学生几乎没有接触过较为系统的天文学入门知识，因此要将浑仪、赤道坐标系、牵星板等内容讲清楚，更是难上加难。而对于勾股定理这样的内容，蜻蜓点水式的一掠而过，又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师能结合自身和学生的知识结构、适当兼顾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点，补充相关知识，对教材内容进行再加工和拓展，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果方面，将会有所改进和突破。例如，教师可在阅读相关数学史论著的基础上，向学生适当补充域外文明的知识，强调巴比伦人、中国人和希腊人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该定理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学者将其称为勾股定理时，诺伊格鲍尔等人对普林顿322的解读尚未被学界所知晓和接受，因此对勾股定理的称呼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约为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学者陈子也已经提出了完整意义上的勾股定理，略晚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这也说明在提出一般原理的勾股定理方面，我国学者的工作也不算晚。此外作为数学中最为重要的定理之一，勾股定理历来是中外人士关注的焦点之一，迄今已有近500余种证明方法，这其中我国的赵爽和梅文鼎给出的证明方法别出心裁，简约而富有美感，赵爽弦图（见人教版数学八年级下册封面）还被选为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会徽。此外美国总统加菲尔德、法国皇帝拿破仑，以及爱因斯坦等人的证明方法也较为新颖和独特，鼓励学生课下去搜集相关资料，拓展和加深对勾股定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