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计划范文
时间：2024-03-21 1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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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 键 词】保健品广告；送礼 ；文化增殖；符号消费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有多少亲朋好友，送多少黄金搭档”；“不送礼品送心意”。随着这些广为流传的广告语走进千家万户，保健品渐渐成为人们交流感情、走亲访友送礼的首选。中国是注重“礼尚往来”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上注重礼尚往来，送礼观念可谓根深蒂固。送“礼”往来之间一直就存在很大的消费市场。而保健品的营销离不开广告。自然而然，广告成为其争夺目标消费者和引导礼品消费概念的主要手段。
在众多主打送礼牌的保健品广告中，曝露频次最多且人人皆知的当数脑白金。时至今日，脑白金已经逐步成为送礼的代名词，其礼品地位牢固不可动摇。相当多的消费者只知脑白金是送礼用的，而不知其功效。脑白金的成功，关键在于定位于庞大的礼品市场。可以说，其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找到了“送礼”这一轴心元素。
也正是脑白金等产品开辟了保健品市场的一条新的思路，也就是把“健康品”变成了“礼品”。它们在广告的诉求上进行了变革：不再强调产品自身的功能，而是通过广告生产出一种新的功能，一种产品本身所不具有的功能――送礼。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说广告完成了一种符号或意义的生产，并且强化了一种来自社会文化意义的附加价值――礼文化。[1]
这种侧重于符号和意义生产的广告，在商业上，它达到了广告主、传媒双赢的经济利益目的，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却出现了移位甚至错位，[2]因此也给人们带来了“送礼广告因内容庸俗始终处在非议中，却仍然屡创辉煌的销售业绩”的困惑。如何正确面对和解读保健品送礼广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符号学及消费社会理论的角度，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分析，通过消费者实证调查，深入探讨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意义构建及其社会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目前国内学者对保健品广告尤其是送礼广告予以了一定的关注。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保健品广告本身的诉求方式、营销策略及其广告伦理等领域。其中脑白金作为保健品送礼广告的典型案例，是研究的一大热点。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围绕保健品广告自身的探讨与批判，多是从营销传播应用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评述，却较少细致地考察保健品广告究竟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消费者，如何影响人们的购买与送礼行为，其社会效果又是怎样的。缺失了对这些问题回答，单纯地困惑和解释保健品广告“叫卖不叫好”的销售效果，或者将保健品市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归结为“广告营销”之罪，似乎过于武断和片面。
除了应用层面上的探讨，也有学者分别从“广告符号价值”、“送礼文化”、 等角度对保健品广告进行了深入的文化意义解读。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声称，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传统的实体、物的逻辑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符号逻辑的统治时代来临了。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物的实用价值以及对物质需要的满足，而是那些不具有具体实用价值但却与主体密切相关，同时能给主体带来某种精神感受和情感关怀的非功能物品。也就是说，消费社会中的物不再是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功能物，而是走向了功能的零度化，成为了功能化的符号性存在。[3]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特有现象，商品的符号价值上升，以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消费成为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4]通常，广告活动围绕着符号价值展开，特定的符号与商品通过大众传媒的反复传播一一建立对应关系，从而创造商品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5]
应该说，上述运用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理论对保健品送礼广告进行文化解读是一个常用且很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跳出单纯的营销学框架来审视送礼广告及其符号价值。但是，上述研究与分析大都属于西方语境下的理论描述或是解释性理解，且对传统送礼文化的民间话语与本土化实践并未予以充分的关注，并缺少系统收集和分析消费者在我国特定的情礼社会中对于保健品实际消费以及送礼、收礼行为的经验证据。另外，现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过分夸大了广告符号暴力的单向度影响，而忽视了在其过程中消费者作为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建构。而日常生活中，保健品送礼符号究竟是如何形成并产生影响的，其动态性变化与建构性过程如何，本研究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解答。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将保健品送礼广告归纳为三种最常见的类型――节日送礼广告、送健康礼广告和送亲情礼广告，并将消费者对于这三种类型广告的态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广告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潜移默化之中将送礼的文化意义转移到保健品产品，使之拥有并创造出礼品符号的意义，从而达成符号操作与意义建构。而在广告的编码与解码机制过程中，广告和消费者的互动实现了符号意义的文化增殖，最终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完成文化意义的释放与再生产。
所谓文化增殖，是指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扩大和增殖的现象，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媒介和传播环境等都可以促成文化增殖。[6]在本研究中引入文化增殖的概念，是为了更好地还原保健品送礼文化逐步增殖、双向介入且能动的意义建构过程，从而弥补以往对保健品送礼广告过于单向度、静态化符号解读的不足。
本研究采取了消费者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南京市。我们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69份，有效回收率为89.6%。并且采用了SPSS15.0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录入、整理和分析。
三、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现实生活中高密度、高频次的保健品送礼广告虽然制造了较高的受众接触度，但是广告质量和广告信誉的良莠不齐，造成了受众对其整体印象评价偏向负面。然而，对保健品广告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保健品的购买和需求。之所以如此，与部分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保健品的动机密切相关。买的不一定使用，使用的不一定自己购买。而且“送礼就送保健品”这一众多广告商惯用的促销理念几乎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人们购买保健品，关注的或许不是功效，而是符号。
1、从送礼到收礼：保健品日益成为一种符号
在本次调查中，53.5%的受访者表示购买过保健品。在购买过保健品的消费者中，20.6%的受访者（如图1所示）是为了自己使用。这个比例仅仅占到五分之一。其他受访者则主要将保健品送与他人使用。其中，给家人使用的比例超过25%，紧随其后的是看望领导，约为23%。其他用于社会交往的比例（包括看望病人，赠送朋友和办事方便）也超过30%。这一调查结果表明，保健品的用途被大大扩展了，除了自己使用，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送礼。而用于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的送礼也预示着保健品消费动机的多样化与复杂性。
另据此次调查统计结果显示，34.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收过保健品礼品。31.2%的收礼者说是否喜欢取决于礼品价值和送礼人的动机，并不关心产品名声和功效。在这里，保健品的存在是以“礼品”这种符号存在着。保健品产品的所指意义被忽略了。收礼人对其的态度，主要取决于送礼和收礼之间的感情沟通是否流畅，或者是交易是否令双方满意。当然，也有28%的收礼人会考察“保健品”所指的意义，例如功效如何。
那么，收礼人一般如何处理收到的保健品呢？进一步调查显示，收礼人自己会使用的人只占2.2%。其他全部转手他人。具体而言，55%左右的人转送给自己的亲人或朋友，18%的人在办事需要时再转送给别人。在这里，保健品产品还具有了一定的流通功能。其“礼品”符号的身份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
从收礼人对收到保健品礼品的期望来看，保健品仅仅是一种礼品符号。大多数的收礼人对待收到保健品的态度与心情主要取决于“保健品”能指的意义。而其所指的意义如果符合收礼人的需要，会让收礼人的心情锦上添花；如果不符合收礼人的需要，“保健品”将再次作为一种“礼品”的符号，流通出去。作为这样一种“礼品”符号，或许价格、名气、品牌和包装才是保健品在收礼人眼中的主要价值所在。
总之，在保健品送礼广告的长期影响下，不论是对送礼者，还是收礼者，保健品产品的功效已经不那么受到关注。相反，其礼品功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通常而言，一个符号，在特定的意义体系之内才有其意义可言。[7]保健品送礼的消费者真正消费的不是保健品本身，而是保健品能指，即一份礼品。保健品送礼广告虽然在制作和质量上得到的评价并不高，但是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全社会的意义体系，给保健品赋予了更多的符号意义，也影响甚至改变了消费者购买与使用保健品的动机。
2、从健康到文化：“送礼就送保健品”的意义建构
在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亚健康”群体却似乎越来越庞大。生病了吃药，亚健康了要吃保健品，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识。于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观念的重视，送健康的保健品礼广告也逐步盛行起来。
强调送健康的保健品广告的诉求技巧在于既不能伤害消费者的情感，还要安慰和鼓励消费者情绪。健康虽然是人人都关心的话题，但是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隐私性和敏感性。任何人都愿意看到自己的形象是强健的、充满活力的。同时，没有人愿意听到病症的恐吓以及病症细致入微的描述，这些描述只能增加心理恐慌和反感的态度。再加上由于牵涉到药理知识，“这种礼品到底适合亲朋好友吗”、“保健品的实际成分是什么”，很多消费者都似懂非懂，云里雾里，于是稀里糊涂淹没在强势的广告宣传之中。[8]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性，造成了消费者不敢轻易相信广告，而又不得不依赖广告的矛盾局面。这种情况也为“送礼送健康”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送礼潮流奠定了基础。
通过消费者观看强调“送礼送健康”的礼广告后的态度调查发现，如图2统计数据显示，超过40%的被访者说，在观看这种广告后会想到选择保健品作为礼品（尽管不一定买广告中的这款产品）。接近20%的人会选择此产品给周围有类似健康问题的亲人使用。还有4.5%的人会决定买给自己使用。由此可以看出，选择此类产品的主要用途仍然是送礼。
与一般保健品广告一样，消费者普遍对强调送健康的礼广告认同度也很含糊甚至评价不高，那么为什么这一类广告仍然可以产生巨大的销售促进效果呢？实际上广告把合适的信息传达给亚健康的消费者，有需求的消费者会更加倾向于相信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医药类保健品产品中更为常见。其一是因为消费者对产品原理和功效缺乏鉴定能力，他们更加迷信专家推荐和他人意见。大规模的广告也是一种有力的说服。其二，此类健康诉求的广告利用了亚健康人群“宁可信其有”或者“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嘴里表示对一些产品和功效的质疑，可是心里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另外，广告中对亚健康病症的描述会遭到普通人的反感，但是对于身边或是自己拥有这些亚健康病症表现的人们却会产生恐吓的效果。他们也因此更容易选择购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分有送礼需求的消费者并不会认真考察广告的质量和可信度，他们的判断标准只有两样：一是收礼人是否需要这样功效的保健品，二是社会对产品功效的舆论。而个人对广告的好恶，并不影响他们对礼品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收礼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这种现象的存在，才导致了对健康诉求的保健品送礼广告的评价和实际购买行为的背离。
3、从情感到神话：消费者心目中的保健品广告
保健品送礼广告的诉求通常可以分为不同的主题，其中又以强调节日送礼、强调送亲人这两大主题最为突出。消费者对待这两种不同主题的礼广告的态度和与此相关的社会风俗现象密切联系着，并在符号操纵与情感消费中缔造出保健品送礼风盛行的神话。
（1）消费者对节日型送礼广告的态度
强调节日送礼型的广告是保健品送礼广告最初出现的形式之一。总的来说，这些广告创意直观，口号直截了当，在节日临近期间集中播放。此次调查结果显示：57.6%的受访者称自己看到过强调“过节送保健品”的广告。进一步而言，在称自己看过此类广告的受访者中，92.6%的人可以明确指出自己看过哪些保健品品牌的送礼广告，例如脑白金、椰岛鹿龟酒等知名品牌。由此可见：保健品节日市场的争斗中，礼广告覆盖率非常高，而且少数知名品牌更是取得显著的受众记忆度。
同时，本次研究还针对消费者观看节日送礼广告后的想法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图3）：32.9%的人认为这类广告提醒了他们过节了，需要考虑送礼了；19.4%的人直接产生了送这款产品的想法。只有10%左右的人会产生抵触情绪或认为这样的广告过于庸俗。不过也有34%的人表示没有感觉。即便如此，节日送礼广告还是至少对超过一半的受众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
尽管有高覆盖率、高记忆度和养成过节送礼的提醒作用，但是人们对专门强调节日送礼的保健品广告的态度并不容乐观。在此次消费者对这些送礼广告的态度调查中，几乎无一受访者表示喜欢或者比较喜欢。77.4%的人认为一般，21.3%的人表示比较讨厌，甚至有1.3%的人明确地说非常讨厌。
上述调查结果十分值得探讨。中国人骨子里是“中庸”的。这种中立甚至隐藏的态度实际上交织着人们复杂的送礼心理和社会上对送礼现象的争议。而社会交往行为和功利性目的界定不清则是送礼现象争议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有利益关系的双方，送礼就更加敏感。再加上功利性送礼现象确实存在，令送礼者百口莫辩。所以社会上的送礼现象就显得含糊其辞，于是人们“不得不送，却不能说”。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了解到绝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节日送礼广告持有中立态度的原因。这种“中立”，实际上是广告激发了消费者内心的矛盾心情，是消费者的思想斗争和保健品节日送礼广告之间的一种互动。
（2）消费者对亲情型送礼广告的态度
在受访者中，85.1%的人看过诉求为送亲人保健品的广告。这一比例高于承认自己看过节日送礼广告的消费者。实际上，强调送亲人的礼广告不论是在产品品种和数量上，还是在广告覆盖率上，都未必多于节日送礼广告。从这一数据说明，消费者对此类广告存在好感度要大于节日型送礼广告。根据广告效果测评的有关实验说明，在好感度高的情况下，在访问和调查中，被调查者更加愿意提及此类广告，乃至侃侃而谈。
消费者对亲情型送礼广告的实际态度究竟如何？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如同上述对于节日型送礼广告的态度，依然绝大多数人表示“一般”，持中立的态度。而明显不同的是，表示积极态度的受访者明显增多，反对意见的人数下降了。16.2%的受访者表示喜欢或者比较喜欢这类广告；仅7.9%的人持有负面态度。
相对节日送礼广告，强调送亲人的广告和功利性的社会送礼现象联系较小，主要涉及的是亲人之间的情感沟通。针对这一类的送礼广告，表示“反感”的比例下降了，而且有了更多的消费者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由于送亲情的保健品广告抓住了“亲情”这条人与人之间永恒的纽带，这样的广告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就在了情理之中。
而在实际购买行为的调查中，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会购买这款产品或者购买其他保健品送亲人。其中超过40%的消费者认为要根据广告的情况决定是否购买。可见强调亲情的礼广告更能卷入受众的情感，具有较好的促销效果。但是较高比例的消费者表示“视广告效果决定是否购买”，表明更多的消费者对送亲情的保健品选择更加情绪化，他们对广告诉求效果的要求更高。因此，和节日送礼广告不同，强调亲情的礼广告不能通过简单和直接的表现方式，而需要更多情感诉求的技巧。
那么，强调亲情类的送礼广告是怎样将消费者的情感卷入意义体系的呢？这一类广告的诉求原理与意义建构策略基本上可以分为“诱惑”和“激将”。首先，广告诱发了消费者的真情实感。保健品送礼广告大可打出“亲情牌”，走情感诉求的路线。而好的情感诉求广告的任务，是抹去保健品商品的性质，并且悄然地将其转化为关心亲人的情意和礼品。这样的广告，自然会唤醒和诱惑起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其次，广告还刺激了人们的“面子”思想。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面子”思想放大了尽孝的心情。尽孝的形式自然也相应要体面和风光。因此，很多人更愿意用物质化的标准进行衡量――送礼，送贵重的礼品，送有名的礼品。在这种情况下，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保健品送礼广告为这种心态提供了更多的备选方案。这正是很多消费者要视广告情况而决定是否购买的又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对以上常见诉求类型的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消费者态度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现实的虚构和情感的挤压使得保健品广告能够尽情地在日常生活世界编织特定的符号意义空间。从产品到符号、从健康到文化、从情感到神话，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增殖现象。保健品广告通过符号表征、健康幻想与神话缔造，其传播实质上是一个“文化移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人们在这一过程中，从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出发估价和确定这种文化的价值，还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识，实现了所谓的“文化增殖”。
四、结论与讨论
广告作为一种话语传播场域，通过广告商的意义输出与消费者的符号互动，使得“送礼送健康”、“送礼就送保健品”的符号价值不断上升到主导地位，从而在消费社会中诱发人们理解并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此时，广告不再简单地是一种产品特性的讯息传播，而更多的是消费者从讯息之中获得的意义。从上述几种类型的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案例分析与受众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消费者是怎样和送礼广告互动，从而得出了保健品送礼广告构建的意义。
那么，广告是怎样构建起送礼文化的意义体系，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呢？可以说广告、大众媒体和社会文化的三方面合力，再加上消费者的主动参与，是实现保健品节日送礼广告效果的保证。
其一，广告通过美好的广告词，并配合喜庆的声音和图像，向消费者传递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节日送保健品的信息。众多“裸”的广告语直接将保健产品消费和送礼行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送保健品是“送礼”，但是送礼不仅仅是送保健品。几乎所有的广告词都故意混淆了逻辑，表述为“送礼”就是“送某某”保健品。并且在进行广告话语转换时，将其定位于强势话语，给消费者灌输和洗脑，强行挤压消费者的逻辑思维和内心情感。这种预设强势话语结构的特征几乎是所有保健品“送礼”广告的共有特征。[9]虽然强行灌输和挤压的强势话语结构，会造成受众接受和解码时的“无理由”的反感，但是产生的记忆度和影响力也是惊人的。
其二，利用大众传媒高度覆盖，保健品送礼广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传递着同样的强势信息，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广告信息对人们的影响。大众媒体本身处于二元模式的运作，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商业性质使得大众媒体追逐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传播的重要中介，媒体通常能够有效的引导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大众媒体的特殊性，无疑给这种强势编码的送礼广告可乘之机，帮助送礼广告进一步巩固了其宣扬的观念，并将其作用扩大为社会文化意义。
其三，大众媒体宣扬的送礼文化符合了社会群体潜在的心理和意愿。虽然送礼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送礼”的需要却一直存在。在大众媒体长年累月的宣传攻势下，消费者内心会悄悄动摇，而被俘获。而消费者对保健品送礼广告态度和行为的不一致，正好体现了保健品送礼广告不是直接的讯息传递，而是通过利用礼品的社会文化的背景构建了“保健品即是礼品”的意义体系。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就已发现，人们对礼广告的态度和行为，隐藏着中国社会复杂的礼文化。保健品送礼广告通过大众传媒的渠道触碰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广告的主题是站在一个积极的立场上肯定了送礼现象，宣扬保健品礼品送的是真情实意，得到了人们内心的欢迎。
由此，我们看见了保健品送礼广告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美德和礼文化转移到“保健品”这个具体实物之上。这种转移，不是通过广告的讯息，而是消费者在接受保健品送礼广告之后，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结合自身体会和经验，将文化意义转嫁在商品之上的。
那么，这种社会文化意义的转移是如何实现的呢？是什么创造了保健品和礼品的关系呢？我们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广告从设计和创意上抓住了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抓住人们的需求或者说是潜在需求，然后将保健品成功塞进已存在的礼文化意义体系之中，成功将保健品符号化，这才是保健品送礼广告能够促动营销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广告并没有创造意义，也没有操纵或者控制受众，而是进入了受众的思想，和他们一起完成了“保健品送礼”的意义构建。这个意义的构建者是受众，而广告的角色只是一个媒体中介。这一点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后期的一个观点相通，他认为，受众在消费电视影像的过程中“做了工”。在送礼广告中，消费者接收了一个概念“礼”，这是可以被转移的意义。而消费者自身的加工，将这个意义转移到商品，使得商品成为一种符号被消费。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意义得以存活的空气正是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广告商和消费者彼此都是从社会礼文化背景之中吸取养料，获得对意义“编码”或“解码”的依据。为了让受众对广告信息正确地“解码”，广告商在信息“编码”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受众对社会文化的认同度和群体的社会经验，从而创造出恰如其分的广告，完成把意义从“礼品”到“保健品”转移的传播过程。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聪明的广告商正是分别利用了“节日喜庆”，“现代家庭观念”和“亚健康群体广泛存在”这些热门的社会现象作为意义的参考体系而进行编码工作的。此时，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媒体的载体，将保健品送礼和这些深刻的社会现象相互联系起来，潜移默化之中将送礼的文化意义转移到保健品之上。
与此同时，保健品在消费者和收礼人心中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保健品由注重“呵护身体健康”的商品转化为了“价格、包装和名声”为尺码的礼品。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说，保健品送礼广告建立了一系列的意义体系，令保健品在这一套意义体系中充满了符号价值。保健品的能指，是具有一定功效的食品或者药品；而所指，却是社会交往之中所需的礼节、情意甚至是交易。符号化的保健品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实际功能转向保健品的礼品价值和社会价值。
事实上，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意义体系并不是广告直接明显的传递，而是通过受众在接受广告刺激后，结合自身经历创造出来的。其间发生的文化增殖现象促成了符号消费，而具有能动性的符号消费必然又反作用于保健品广告社会意义的再生产与重构。
参考文献：
[1] 章浩：《解读送礼广告》，《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
[2] 邓先进：《“送礼”广告的文化意义解读》，《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3] 宋德孝：《“美丽”的符号化及其拜物教本质》，《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3期。
[4] 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
[5] 陈振旺：《消费社会的广告符号解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 郑龙云：《编辑活动的文化增殖意义》，《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
[7] 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44页。
篇2
大家好！按照会议安排，我代表XX镇作表态发言，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深入推进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致富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在全县推进消费扶贫过程中，XX镇共涉及8种农副产品，达成意向金额40万元，预计参与贫困户110余户，人均增收1200元。在此，XX镇郑重承诺：我们将全力引导贫困户树立诚信经营促脱贫致富的理念，确保扶贫产品质量优、价格廉、安全可靠，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放心满意的产品，确保贫困户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具体将做到以下三点：
一、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今年，我们围绕“中国黄米之乡”名片，推广种植了万亩“榆糜二号”新品种，高标准实施了千亩有机谷子、有机糜子基地项目，优质糜谷种植面积达20000余亩，成功创建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实施了3个采摘园项目，种植杏、苹果、葡萄等水果500亩；建成了66座双膜拱棚，示范种植瓜果蔬菜等；扶持合作社大力发展养殖业，全镇存栏羊8000头、牛500头、猪500头、鸡3000羽，走出了“种养结合、集中连片、特色精品”的发展路子。
二、实现购销精准对接
年初，我们为全镇87户贫困户实施了到户产业项目，种植了糜子、谷子、绿豆、马铃薯等农作物。在县委文件出台后，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对各类扶贫产品进行了摸底登记，形成了产品种类、数量和价格清单，供认购单位、企业和个人选择。同时，我们还将继续扩大消费扶贫格局，进一步引导贫困户扩大种养殖规模，向认购单位、企业和个人提供长期定向认购、订单式生产认购、单位临时团购、个人爱心认购、旅游带销等模式，实现扶贫产品与市场精准对接，帮助贫困群众构建便捷、高效、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
三、确保产品放心满意
篇3
基于对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5%、贫困人口规模在3500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13%、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10000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关键词：
贫困线；贫困指标；长期性贫困；边缘化贫困；扶贫政策；农村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4-0098-08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实施后，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1978年，中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达到25亿，占全国人口的25%，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占农村人口的307%。的实施，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降到125亿。［1］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政府针对农村贫困实施专项扶贫计划的实施，199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8000万。1994年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增加了对农村及贫困人口的投入。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农村贫困人口为3209万。2001年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2002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从温饱贫困提高到低收入水平标准，在低收入贫困线下2009年农村贫困人口为3597万。［2］
绝对贫困线的确定存在多种方式。一是基本需求法，根据基本需求确定食品贫困线和非食品贫困线。其中食品贫困线主要是通过卡路里的摄取要求进行计算；非食品贫困线是满足生存需求的其他支出。Ravallion提出当一个人的总收入等于食品贫困线时，该人的非食品支出即为非食品贫困线。［3］二是恩格尔系数法，贫困线由食品贫困线与恩格尔系数的商决定。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温饱。三是马丁法，在确定基本食品支出的基础上，建立总支出与食品支出之间的数学模型，进而计算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一般根据收入排序决定，例如以10%的最低收入群体作为贫困群体。
绝对贫困线以食品支出为核心，相对贫困线以收入排序为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线制定后，会相应地出台扶贫政策。鉴于此，贫困标准不仅与摄取能量和其他消费需求有关，还与国家的财政能力相关。如果贫困线过高，有限的扶贫资源将被分散；贫困线过低，则使部分贫困人口难于享受政策扶持，起不到扶贫政策应有的效果。本文通过FGT指标、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指标，分析中国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的变化，探究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此外，根据长期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对其实施针对性更强的扶贫政策。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对贫困衡量方法进行介绍；第四部分讨论中国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的变化，进而探讨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新契机；第五部分根据长期性贫困所占比例分析贫困模式变化，识别长期不能脱贫的边缘化群体；第六部分阐述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
采用宏观加总数据计算FGT指标时需要事先假定洛伦兹曲线或者收入变量分布的函数形式，并进行估计，因此使用宏观加总或分组数据时难以避免估计误差。鉴于此，利用微观数据对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FGT指标进行计算。本文采用的微观数据为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中国健康营养调查分别在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年进行，每次调查的样本量大约为4000户，16000人左右。CHNS数据对个人收入、家庭收入进行详细记录。利用相关收入信息，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收入。
本文计算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时也采用FGT指标。长期性贫困需要计算被访者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在文献研究中，Rodgers and Rodgers认为被访者T年中的平均收入是该被访者可支付的最大年消费水平，因此将该平均收入定义为持久性收入，进而计算长期性贫困。［4］Jalan and Ravallion采用该方法分析长期性和暂时性贫困时，采用T年中的平均消费水平来计算长期性贫困。［5］Chaudhuri and Ravallion使用印度农村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当用收入均值衡量长期性贫困时当期收入的代表性较强，当用消费均值衡量长期性贫困时当期消费的代表性较强。［6］由此可见，只要保持衡量指标的一致性，其代表性均比较强。鉴于此，本文使用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基础。
三、长期性与暂时性贫困的测量方法
对衡量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方法进行说明。将贫困区分为长期性和暂时性的原因在于：第一，这种区分可以反映“贫困不流动”。例如，某人在第i年处于贫困中，在第i+1年仍然在贫困中，时点贫困指标只能说明他在某个时点贫困，却不能反映出他处于连续的贫困。第二，暂时性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收入的波动。处于暂时性贫困中，说明收入波动性较强，易受外界冲击的影响。处于长期性贫困中，说明该群体难以借助现有的资源禀赋及外界条件脱贫。因此，对长期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应采用不同的扶贫政策，进而提高扶贫政策针对性，使有限的扶贫资源发挥最大作用。第三，长期性贫困所占比例可以为调整贫困标准提供依据。长期性贫困所占比例越低，则该群体在现有条件下难以脱离贫困，原有的扶贫政策难以奏效，应对其实行不同的扶贫政策；同时说明贫困线偏低，应制定新的贫困标准。
本文采用Rodgers and Rodgers提出的方法来定义长期性和暂时性贫困。［4］Ap(T)被定义为T年的总贫困指标，其中包含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计算方法见公式（5）：
AP(T)=∑〖DD(〗T〖〗t=1〖DD)〗wtPt，（其中wt=nt/∑〖DD(〗T〖〗t=1〖DD)〗nt） （5）
Ap(T)被称为年平均贫困（average-annual-poverty index），是T年中每年贫困指标（Pt）的加权平均值；T为时间长度；wt为第t年的权重，其总和等于1，即∑t==1,Twt=1，nt为第t年被调查的人数，当每年被调查的人都相同时，wt=1/T，即为各年贫困指标的简均；Pt为可分可加贫困指标，本文采用FGT指标［7］。
长期性贫困Cp(T)的测量方法见公式6：
CP(T)=P(YT1〖TX-〗,YT2〖TX-〗，…，YTn〖TX-〗) （6）
P为FGT指标，YTi〖TX-〗代表被调查者i在T年中的持久性收入，如上所述，即为T年中的平均收入。
篇4
区教育脱贫工作，紧紧围绕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大局，认真贯彻中省市区脱贫攻坚工作要求，现将2020年上半年教育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抓安排部署。年初制定了教育脱贫工作计划，明确了工作目标、具体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印发了《2020年寒假期间开展教师“大家访”和结对帮扶活动方案》的通知，安排了假期“大家访”和结对帮扶的相关工作。 4月对各镇办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查，对存在问题的镇村下达整改通知，限期销号。5月对全区义务教育阶段6-15周岁适龄儿童开展“四个系统”比对，进一步摸清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底数。
（二）抓控辍保学。紧盯“无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这一刚性要求，完善行政、教育“双线”包抓机制和义务教育入学联控联保机制，根据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和新学期学生的变化，今年分两次对全区建档立卡6-15周岁适龄儿童进行摸排比对，确保底数精准。对发现疑似辍学的学生进行了劝返和送教上门。同时加大控辍保学动态监测，严格落实周汇报、月考核、季度评比、“七长责任制”等10 项控辍保学制度，深入开展“千名教师大家访活动”和“教师结对帮扶贫困学生专项行动”，对贫困学生进行思想引导、生活指导、学习辅导和政策宣导，实时记录帮扶情况，对建档立卡学生开展“扶志扶智扶心”帮扶活动，确保贫困学生不辍学、不厌学、学得好。
（三）抓精准资助。落实“普惠+特惠”系列教育资助政策，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全程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全区农村建档立卡学生资助面达到100%。2020年春季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到位，资助总人数14861人785.04万元。其中，发放学前困难幼儿生活费补助2206人82.725万元，义务教育“一补”资金9079人343.9125万元，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2878人288.6万元，中职教育助学金698人69.8万元。
（四）抓政策宣传。加强教育资助政策宣传，印发了《商州区教育脱贫攻坚精准扶持政策一览表》30000份，资助政策一览表宣传折页5000份。各学校（幼儿园）均采取教师会、班会、黑板报、广播、电子屏、微信公众号、家访等形式向全体师生及家长进行资助政策宣传，提高了政策知晓率。
（五）抓项目建设。江苏省援建的的药王坪幼儿园和李河幼儿园9月1日份已经开园。异地搬迁点的安置点（幼儿园）和谢湾安置点杨峪河初级中学改扩建项目，已全部完工投用。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中我区53所学校的旱厕改造项目，目前53个项目，6月24日已经全部竣工投入。
（六）抓宁商协作。按照《2020年教育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和工作计划。
（七）抓校地合作。春节前，学院开展文化扶贫送温暖活动，书法爱好者为七星村群众义务写春联。和政府协商并签订了《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助力脱贫攻坚2020年度帮扶协议》，明确了双方职责。学院采取餐厅消费、职工福利、推销产品和校园零售等形式扎实开展消费扶贫，累计消费农产品11万余元。合作共建的实验中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显著提高；重视第四幼儿园产学研基地建设，其办园特色成为幼儿教育的亮点。
（八）抓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问题自查自改，对于各级反馈问题，加大整改力度，做到分管领导包抓，镇办中心校、区直学校具体实施，在保证教学秩序的情况下，全力推进问题整改工作，实现问题排查彻底、整改清零。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控辍保学合力不够。部分镇办、村级层面对控辍保学工作重视不够，未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自身工作职责含糊不清，认为现阶段控辍保学工作仍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不能很好履行工作职责。
（二）区外就读学生资助掌握不精准。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放区外建档立卡学生资助享受咨询函5164份，收回了1083份，回收率21%。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扎实做好控辍保学工作。进一步夯实各级控辍保学责任，扎实落实辍学学生劝返、登记和书面报告制度，健全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建档立卡家庭无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加强送教上门工作督查指导，提高送教质量。
篇5
自2008年启动至2013年，“捐一元”项目已连续开展六年。六年来，项目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百胜餐饮集团员工的热情支持。截至2013年8月，全国共有2.8万多名志愿者先后参与到“捐一元”项目中，超过6112万消费者参与捐款，累计募集善款超过9000万元，其中百胜集团及员工捐款近1700万元。善款已为近9万人次的贫困小学生提供近1800万份的每日营养加餐。2010年开始，“捐一元”项目除为受助学校学生每天提供一份牛奶加鸡蛋的营养餐外还增加了爱心厨房项目，即为受助学校配备食堂设备。截止目前，一共援建近300所爱心厨房。
2013年捐一元项目还将为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湖南省部分贫困山区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加餐或爱心厨房设备，计划有386所贫困山区学校从项目中受益（具体项目县及学校将根据对受助地区学校的考察结果以及能源配置情况进行调整），预计受益学生将达9.5万人次。
百胜为何发起“捐一元”项目？
“捐一元”项目也是百胜全球餐饮集团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共同在全球发起的“世界饥饿救济周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的策划最初是缘于百胜集团对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状况的一种深切担忧。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编著的《中国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男生、女生身高比城市儿童男生、女生身高平均总体低5厘米和4.2厘米，体重男生、女生平均总体低4.5千克和3.4千克；农村贫困儿童贫血患病率为14.4%、维生素A边缘缺乏率为44.1%。
为了有效改善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于是，百胜集团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了一人捐带动万人捐、一元捐促成近亿元捐的“捐一元”公益项目。
降低捐赠门槛 倡导“人人公益”
《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显示，公募基金会捐款来源中，个人捐赠比例很低，显示出中国公募基金会在进行公众募款动员活动方面效果并不如人意。有的公募基金会不屑于向公众募款，觉得向公众募款成本高、耗时长，向企业募款容易、成本低。企业捐款动辄百万元，甚至上千万、上亿元，而向公众募款，如果一个人一次捐一元，1000万元募款额意味着需1000万人次的捐赠。因此，很多公募基金会不愿意干这种“赔本赚吆喝”的“生意”，大多把募款精力放在企业身上，期望获得企业的大额捐赠。然而，这种募款方式持续下去，将扼杀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扼杀公益的民间性和公众参与性。百胜的“捐一元”项目正是公益界值得称赞的项目，简单易行，将公众募捐与企业核心优势紧密结合，充分利用企业营销渠道，调动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
百胜“捐一元”项目的设想就是希望通过捐一块钱的低门槛带动消费者，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公益事业，从而倡导“随手公益”“人人公益”的理念。作为一个长期运行的可持续的公益项目，每年的7月或8月，百胜集团会在其旗下的肯德基、必胜客等品牌的餐厅展开为期两周左右的劝捐活动，消费者在相关餐厅消费后额外捐出一元，即可参与到“捐一元”公益项目中。
一元钱，花费不多，却是一份真真正正存在的爱心，改变了我们印象中慈善公益事业需要大额捐款的固定印象。降低了公益事业的门槛，让人人慈善成为可能。
一元钱如何变成营养餐？
从进入收银机开始，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捐出的每一元钱在百胜总部汇集，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前期实地考察结果，确定受助地区和学校要符合以下条件：必须处于贫困地区，学校贫困生比例较大，以住宿制学校为主等。到达受助地区后，再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定项目供应商，从而使捐款变成牛奶、鸡蛋，送到每一个贫困地区的小朋友手中。
项目设计之初即定位为“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营养餐”，但是提供何种类型的营养餐、如何有效地提供，对百胜集团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来说均是一个挑战。一方面，要将儿童饮食安全放在首位，因此需要考虑食物保质期等问题。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交通运输状况。百胜集团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了相关研究和考察，并综合相关受助地区教育局及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营养专家的建议，根据受助地情况进行设计、确定资助模式。
由于四川地区交通状况较好，可以一天一送，所以2008-2010年四川“捐一元”项目营养餐模式为：“牛奶+面包”（1盒200ml新鲜配送的学生营养奶及1个64g面包），供学生在课间食用。每日轮换供应15个口味的面包及不同味道的牛奶。
篇6
关键词：微型金融机构；社会扶贫；可持续性
Abstract：As rapid development，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have triggered controversies: whether MFIs have brought beneficial society impact， especially as to those poorest; and， whethe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MFIs in pursuing sustainability will cause the deviation of pro-poor; further， how to build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MFIs to ensure its social function of pro-poor.
Key Words：MFIs，pro-poor，sustainability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25-03
作为一种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创新，自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微型金融机构（MFIs）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并引起了国际机构、各国政府以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本文将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做系统梳理。
一、微型金融机构发展的社会影响
根据扶贫咨询集团（CGAP，2004a）的定义，微型金融机构（MFIs）指对贫困人群提供贷款、储蓄、保险及货币支付等一系列金融服务，以使其增加收入、积累财产并抵御外部冲击的金融机构。作为一种反贫困的有力武器，学者从正反两方面对MFIs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MFIs在显著改善穷人经济状况的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Hossain（1988）、Remenyi（1991）、Otero和Rhyne（1994）、Holcombe（1995）、Khandker（1998）以及Sharma（2002）等学者都提出，MFIs的小组贷款和动态激励两大机制的设置，能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穷人缺乏合规的抵押和担保所带来的风险，从而能增加穷人的贷款机会并改善其福利。因为缺少抵押和担保，每笔业务的数额小，且收入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大，穷人往往被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的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因此，对于那些因为缺乏金融资源，或者由于外部冲击而暂时陷入困境的穷人而言，MFIs提供的服务不仅可以帮助其渡过难关，而且还能展开生产活动，平滑消费和增加收入。此外，MFIs提供的基础教育、健康、保健、疾病预防和环境保护等，也能大大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福利。
实践也证明，作为一种普惠性金融体系，MFIs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穷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福利。Khandker和 Shahidur（1998）对格莱珉（Grame-
en）的调查表明，这一计划不仅使参与者的收入增加了62%，还使参加计划的村庄的产量增加了一倍。Cheston和Khandker（2002）还指出，MFIs提高了妇女的决策权、资产所有权以及政治和法律意识。而Mahjabeen（2008）将MFIs作为一种金融中介变量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利用孟加拉1999―2000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不引入MFIs的影响相比，引入MFIs后所有类型的家庭收入都有增加。
但也有学者提出，应谨慎看待这些潜在的良好影响。因为即使是MFIs，本身也是风险厌恶的；而且，其所要求的接近市场出清的利率（虽然仍不能覆盖其成本）对最贫穷（赤贫）的人而言仍然是很难接受的，即使勉强借贷也会因过高的利息负担而陷入困境。并且，小组贷款机制中，赤贫的人不仅会因其风险过大而被其他成员排除在小组之外，也会因偿还能力被有经验的信贷人员排除在外。因此，MFIs并未对赤贫的人产生良好影响（Hulme和Mosley，1996）。Montgomery和Weiss（2005）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指出，很难劝阻富裕人群不去挤占穷人的金融资源；即使制定标准将MFIs的服务对象主要定位于赤贫的穷人，这一标准在实践中也很难实施。
实证研究方面，Coleman（1999）对泰国的乡村银行进行了考察。他通过双差法（double difference approach），即分别选取一组参与乡村银行计划的乡村作为研究对象，而选取另一组其他条件相同但尚未参与该计划的乡村作为参照对象，然后将参与计划的乡村和未参与计划的乡村在引入乡村银行前后的相关变量进行对比，发现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主要是被用于消费而没有被导向生产用途。因此，乡村银行计划并没有对参与对象的收入或者财产产生明显影响。
二、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扶贫和可持续发展
早期MFIs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政府资金并以“社会扶贫”为目标，但受资金规模的限制，许多MFIs并没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二十世纪80年代起，引进私人投资者、向商业化方向演进并追求可持续性成为MFIs发展的一个突破。但私人投资者的逐利本性是否会导致MFIs在商业化进程中脱离社会扶贫的初衷？
作为制度主义者的代表， Christen(1995)较早就指出，是服务的规模，而不是只关注最穷的人，决定着微型金融为穷人服务的边界是否发生了显著性的扩展。因为高昂的固定成本阻碍了MFIs的发展，所以商业化融资来源有助于扩大规模从而可更好地发挥“社会扶贫”功能（Christen和McDonald，1997）。Rhyne（1998）和Conning（1999）也认为，提高贷款利率并不会降低穷人的贷款需求，因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实现“社会扶贫”的一种途径。并且，由于额度较小的单位贷款成本相对较高，故而提高每笔贷款额度就能降低单位贷款的成本，小组信贷技术在提高贷款额度的同时又能将资金渗透到穷人手中，因而可以同时实现社会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Cuevas和Paxon，2002；Lapenu和Zeller，2002)。进一步，Morduch（2000）提出，与接受捐赠和政府补贴的MFIs相比，商业化的MFIs可以摆脱因政府干预而效率低下且补贴贷款也不能真正渗透到穷人手中的状况。因此，只要重视金融服务过程中制度和机制的设计，“社会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是可实现的。据一家名为“小额信贷公告”的机构2003年公布的数据，在调查的231家机构中有139家盈利。而在这139家中，41家定位于赤贫的客户，其平均盈利水平却高于139家的平均盈利水平，且这41家机构的客户大概是其他可持续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的3倍多（杜晓山，2008）。
但福利主义者认为，MFIs的社会扶贫比商业化演进和可持续性发展更为重要，并坚持成本补偿和取消补贴会迫使MFIs抛弃农村的穷人。Johnson和Rogaly（1997）甚至认为，利率较高的商业化信贷增加了穷人的负债和脆弱性，因此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的弊要大于利。一些非政府组织也认为，采用金融体系理论将会使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诸如提高穷人和弱势群体权益等社会与政治目标中发生偏移。而且，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他们的观点：为了自身的持续性，追逐经济效益的MFIs明显出现了为农村高收入阶层（upmarket）服务的使命漂移现象（mission drift），在拉美等地区，微型金融组织甚至上演了“利润优于商业银行”的“闹剧”（CGAP，1999）。此外，Coleman（2006）对泰国14个村庄44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及实证分析也表明，MFIs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最富有的会员成员以及富裕的农民，普通农民因为缺乏了解或缺少投资机会而很少获得金融服务。
三、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保障机制
尽管在次序上有争论，但无论是福利主义还是制度主义都坚持，作为一种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安排，MFIs应该充分发挥其社会扶贫的功能。那么，怎样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才能保障MFIs始终遵循“社会扶贫”的目标？
在Nguyen Thi Hoang Van（2002）看来，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利息或其他收益能弥补其所有成本是保障社会扶贫功能的首要条件。而为了实现可持续性，Nguyen Thi Hoang Van（2002）提出：（1）确保贷款规模持续增长。应尽可能多地增加客户；MFIs的客户群体应该包含但不仅限于赤贫的人。（2）实施市场化的利率。在制定适当的利率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总营运成本、资金成本（包括利息支付和调整，通货膨胀和资助的资金），以及坏账准备。（3）确保高品质的贷款组合。（4）良好的控制营运成本。包括：有效的执行机制、将非现场信贷员控制在最低程度、确保有足够规模的分散单元和重点关注高密度的贫穷地区，以及更多地利用客户储蓄作为一种廉价的资金来源。（5）提高收益率。主要是通过储蓄和贷款机制的设计，在更好地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带来更多的收益。
Hartarska（2005）则认为，建立与MFIs经营特性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保障其社会扶贫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因为MFIs在经营中不仅具有普通企业的盈利性要求，还要像政府组织一样承担社会扶贫的目标，有些还可吸纳储蓄而具有银行的特征。因此，根据Hartarska（2005）的研究，一方面，在MFIs多目标的经营环境下，一些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如基于绩效的经理人薪酬制度、额外的津贴等并不有效。事实上，基于绩效的经理人薪酬制度将诱使经理人员为追求高风险收益而牺牲储户的利益，从而不利于MFIs的社会扶贫，而固定的工资制度反而可以防止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董事会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则显得相当有效。而且，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例越高，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越强，可持续性也越强。
而按照James Cpesetake（2007）的观点，社会绩效管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导致MFIs未能充分实现其社会扶贫功能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尽管商业化的MFIs也制定了社会绩效管理的目标，但在实践中，由于一方面担心明确的社会绩效管理会削弱财务利润，另一方面认为在绩效管理方面的支出必须与该项支出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成比例；并且，有关社会绩效评估的标准，无论是内部的质量保障，还是外部的评价，都还很缺乏。所以，James Cpesetake（2007）提出，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社会绩效管理，将有助于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一是改进MFIs的目标设定和战略规划(是专注于短期的抑或长期的社会扶贫目标)，并对现有客户及前期客户的贫困状况进行日常监测；二是提高对引起MFIs的偏好（是社会扶贫还是可持续发展）发生不明变化的因素进行后续研究的能力，以及更有效率和更系统地对这些因素进行定期审查，以加速创新的步伐并增强对贫困和性别的认识。
Aubert、Janvry和Sadoulet （2008）则强调应该完善MFIs的信贷筛选机制和员工激励计划。因为较富裕的人群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更高质量的投资机会，以及能保证他们成功的更好的社会资本（Sharma和Zeller，1997；SEF，2003）；赤贫的人则不仅本身风险承受能力低，而且他们往往也只能投资于风险大收益低的项目（Hulme，2000）。因此，如果以贷款偿还能力作为筛选客户的标准，则赤贫的人肯定就会被排除在外（Aubert、Janvry和Sadoulet ，2008）。而且，McKim和Hughart（2005）对147家MFIs调查的数据表明，商业化的MFIs往往以贷款偿还率作为衡量信贷人员业绩的标准而实施员工激励计划，但在实施这一计划的MFIs中，70%以上的都承认，这一计划将导致MFIs出现目标漂移。由此，Aubert、Janvry和Sadoulet （2008）提出，对贷款人的财富状况进行随机审计并对信贷人员根据其贷款回收率给予红包奖励，可以促使信贷人员在筛选客户时既考虑到其还款能力又考虑到其贫困水平；而如果对潜在客户的财富进行审计费用过高，则MFIs还可通过地理位置的选择（将信贷机构设置在贫困集中的地区）以及设计仅能吸引穷人的金融产品来实现其社会扶贫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杜晓山.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亟待政策支持[J].金融与经济，2008，（3）：8-10.
[2]Valentina，H.：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World Development， 2005，33(10): 1627~1643.
[3]James，C.：Mainstreaming microfinance：social perf-
ormance management or mission drift?，WorldDevelopment，2007，35（10）： 1721-1738.
[4]Rhyne，E.：The yin and yang of microfinance： reaching the poor and sustainability， 1998， 省略/mfdl/readings/Rhyne-yingyang.pdf.
[5]Jonathan，M.：The microfinance schism ， World Development，2000，28（4）：617-629.
篇7
一、加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工作
（八）加强饮水安全保障。
10.积极采取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农村集中供水。
计划：配合水利部门的工作，对需要审批的农村安全饮水项目按流程审批。对接省发改委，对符合政策的农村安全饮水项目积极争取扶持政策。
二、分类实施精准帮扶措施
（十五）强化消费扶贫。
27.按照国家、省相关要求，组织引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关协作方面和各乡镇（街）建立长期稳定供销关系，购买、销售各类农副产品，多措并举解决“卖难”问题。
计划：协助镇村扩展滞销黑木耳网络销售渠道。
（十六）强化生态扶贫。
28.引导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产业项目，提高收入水平，落实好全省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
计划：配合林业部门的工作，对需要审批的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产业项目按流程审批。对接省发改委，对符合政策的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产业项目积极争取扶持政策。
（十八）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
32.贯彻落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相关政策，强化就业创业，发展后续产业，提高搬迁群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旧房拆除和宅基地复垦复绿。
计划：一是积极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扶贫特岗”等就业帮扶政策，安排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创业；二是对新生适龄搬迁贫困人口做好登记，保障搬迁贫困户适龄子女在迁入地就地就近接受义务教育，并全面落实“两免一补”和“雨露计划”等助学政策；三是持续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及时将搬迁后符合低保、残疾人条件的搬迁贫困户纳入城乡低保和残疾人补贴范围，加大搬迁群众临时救助力度；四是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鼓励支持搬迁行政村，依托村级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对可行性强、收益性高的扶贫产业项目优先予以资金支持；五是对搬迁贫困人口劳动力情况进行排查，掌握就业需求，建立搬迁贫困劳动力台账；六是鼓励和引导企业（合作社）、村级光伏电站，特别是财政资金给予支持的企业和农村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光伏电站要优先吸纳搬迁贫困群众就业；七是对建在地质灾害隐患区及鉴定为存在安全隐患的旧房，必须即搬即拆，确保旧房全部拆除；八是对集中连片的迁出地进行土地流转和生产开发，如积极推进四道沟镇三合城村迁出区土地流转开发，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九是依托村级电商服务平台，线上销售村级特色农副产品、乡村手工艺品，增加村集体收入，同时对具备能力和有意愿开展网络销售的搬迁贫困户，予以政策和技术支持；十是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成效宣传力度，推介好经验好做法，讲好搬迁群众脱贫发展故事，统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各项工作。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二十二）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
37.继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提升荷载能力，补齐农村电网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提高农网供电能力及智能化水平，确保“两率一户”供电指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计划：作为牵头单位，积极与地方水电公司联系沟通，随时掌握工作进展，做好调度工作。
四、光伏电站安全检查
采取“一看、二听、三查、四反馈”一听企业汇报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二看企业内部安全管理台账，三查企业工作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四反馈检查结论意见的方式，计划每季度对光伏电站检查一次。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开展检查工作。如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施，督促被检查单位立即予以纠正或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四、项目审批与争取资金支持
篇8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好！欢迎来到梓坊村调研指导工作，我是梓坊村总支部第一书记，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梓坊村的基本情况：
梓坊村辖10个村民小组，14个自然村，面积2.7平方公里，人口1100多人，全村耕地面积共计2000余亩，八个村民小组已经开展了新农村建设，覆盖率为全县之首，梓坊村共有贫困户共计41户，包括五保户5户，低保户19户，共计104人，截止目前已脱贫26户，73人，梓坊村党总支下设梓坊村支部委员会和博阳葡萄专业合作社支部，共有党员35人，全村葡萄种植面积1200多亩，是赣北最大的葡萄种植基地，这几年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在镇党委、政府和县人大，县政协的大力帮扶下，葡萄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功举办了四届葡萄文化节，得到了省、市媒体的广泛报道，知名度进一步得到提升。梓坊村注册了梓坊葡萄商标，2014年被江西省农业厅授予注册无公害产品证书。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在同行业中，销售量及知名度位居赣北第一，每亩最低收入达8000元以上，高的可达每亩1.5万元以上，如今梓坊葡萄年产量近420万斤，批发价4元一斤，年销售总额达1680万元，真正实现了“一村一品”的目标。
下面我来简要介绍一下梓坊村大棚葡萄扶贫产业园一期的基本情况：
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我村计划投资150万建设梓坊村大棚葡萄扶贫产业园一期项目，由村委会控股，采用“一领办三参与”的模式，村委会领办，党员，群众，贫困户参与，计划投入80万用于新建新式温室连体大棚20亩，产权归村集体所有。现在已经完成30亩土地流转，田地平整，机耕道建设，排水灌溉设施建设，种上了20亩巨峰葡萄和10亩荷花。计划成立“一领办，三参与”模式的合作社，注册资金70万，村委会利用组织部30万资金和自投资金5.7万元，控股51%，党员、群众、部分贫困户按照出资比例合计控股49%。
下面介绍一下扶贫产业园的利益分配方案：合作社租用村集体大棚种植巨峰葡萄20亩，预计每年支付租金5万元，第一年和第二年属于葡萄成长期，没有大额葡萄收益，计划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套种辣椒等蔬菜增加收入，预计第一年套种收入4万元，大棚租金和村委会分红全部用于帮扶贫困户。第二年部分大苗葡萄挂果，第二年预计收入8万元，村集体分红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帮扶贫困户，剩余收入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和村委会开支。第三年开始丰产挂果，每年葡萄产值28万元，除去运营成本10万元，净利润18万，按照持股比例分红，预计村集体分红9.18万，党员、群众、部分贫困户分红8.82万，合作社租用村集体的大棚，第一年按照实际使用时间付租金2.5万元，以后每年支付5万元租金给村委会，租金计入合作社开支，村委会从第三年开始每年从租金和村委会分红中拿出8万元用于帮扶梓坊村4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平均分配，按照贫困户的贫困程度进行帮扶，重点帮扶低保户、五保户、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剩余收入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和村委会开支。部分贫困户在葡萄扶贫产业园务工，按劳动时长从合作社劳务支出中领取工作报酬。下面我来说一下梓坊村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1、7月份启动3.6公里梓坊村道路拓宽工程，8月份完成工程建设。
2、7月底前完成温室连体大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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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完成情况
年初以来，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的相关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驻村帮扶工作，充分发挥优势，创新服务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敢于担当作为，切实履职尽责，积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中央、省、市、县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一）应对疫情，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今年年初，结合疫情防控，驻村工作队对全村符合发展产业的贫困人口进行产业发展意愿调查，3月末向镇政府申报“因户施策”10户18人贝母种植项目。“以奖代补”2户4人发展蓝靛果、红小豆、灰苏子种植项目。紧盯就业扶贫，提升内生动力。
为应对疫情，积极开展就业扶贫工作。村里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了专职护林员2名、河道保洁员1名、村保洁员1名和水管员1民，负责护林防火、村里日常保洁和饮水管理工作。今年以来，按照镇里的统一安排，开发了扶贫特岗，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事防疫消杀等工作。几年来，组织村里剩余劳动力参加招聘会5次，通过微信群和村部LED显示屏招聘信息多38条。
(二）关注民生，完善村里各项建设投入情况。
1、组织帮扶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元旦”“春节”“元宵节”慰问活动，为贫困户和农户送上了米面油等慰问品。
2、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认真落实规范贫困户“五净一规范”和提高贫困户对帮扶责任人的认可度，组织了全体帮扶责任人到贫困户家里为贫困户打扫卫生。
通过帮助贫困户整理房间、清洁厨房、打扫庭院、统一摆放和整理院中闲置物品，宣传健康扶贫、扫黑除恶方面等知识，帮扶干部以实际行动改变贫困户家中环境脏乱差的现状，引导贫困户养成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提升了贫困户追求美好生活的精气神，同时，也拉近了帮扶干部和贫困户之间的情感距离。
3、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组织全局机关干部入村换填植树种花土壤300余立方米，植树280棵，栽花苗1500棵，村部门前摆放四箱花卉。镇政府发放新型垃圾箱36个，现已全部替换完成投入使用。
上半年我局出资3.8万余元，为青松村建立文化宣传墙，宣传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
协调78万元村西侧小流域治理项目；117万元村前街道及河堤进行整治都已开始动工，预计10月末竣工。
4、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投入资金1.652万元购买贫困户家饲养鸡59只，豆油59桶，月饼354袋。为贫困人口提高人均收入。
(三）完善扶贫档案
针对县大排查组入村排查出的19条户档案存在的问题。组织工作队员、包保干部、村干部、包村站所深入贫困户家中核对，完善户内档案材料，了解贫困户增收情况，填写扶贫手册，现已全部整改完毕。
(四）“八看四提升”工作情况
按照靖发《2020》15号文件要求，对照“八看四提升”内容，逐项排查，认真整改。目前，在“五净一规范”工作中有个别贫困户存在差距。
(五）“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工作情况
1、义务教育。全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共31人，建档立卡贫困生义务教育阶段3人，宋承泽、宋承澳、马文卓。雨露计划2人，2015年享受雨露计划政策的1人，马文杰；2016年享受雨露计划政策的1人，马文杰；2017年享受雨露计划政策的1人，马文杰；2018年享受雨露计划政策的1人，马文杰；2019年享受雨露计划政策的2人，马文杰、董书鹏。全村没有因贫辍学学生。
2、基本医疗保障。2019年，全村共参合459人，贫困人口参合74人，贫困户参合率达到100%。贫困户家庭均签约了家庭医生，贫困户中慢病患者41人，全部发放了慢病手册。村卫生室面积为60平方米，村医1人，卫生室电脑、药品都很齐全。
3、住房安全保障。2009年以来改造房屋44户，其中贫困户危房改造户2户，分别是张永军、吕云梅，没有村民住在危房内。有7户贫困户住在子女家或亲戚家。
4、安全饮水。我村饮水是是集中供水，水管员是马恩福，水质检测合格，供水量充足，能够满足村民生产生活需要。
(六）加强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群众满意度。年初以来入户宣传政策8次，主要宣传各级政府出台的涉农惠农以及针对贫困户的优惠政策，在村部及周边醒目位置悬挂宣传条幅6条，制作宣传展板8块，宣传文化墙70平。购买米面油等慰问品2.44万元.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1、对扶贫档案进行再梳理，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扶贫档案准确无误。
2、计划新安装路灯40盏；部分巷道栅栏1000延长米，使全村达到美化亮化。
3、强化宣传引导。组织帮扶责任人深入贫困户家中宣传各项扶贫政策，激发贫困户的致富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最大限度的调动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通过一对一指导，帮助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增强贫困户脱贫信心。
4、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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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扶贫开发，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和社会和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扶贫开发。
本条例所称农村扶贫开发，是指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通过扶持产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教育、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人口素质，开展技能培训，促进转移就业等措施，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的活动。
第三条 农村扶贫开发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的原则，推进农村地区科学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并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农村扶贫开发的工作机构和人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扶贫开发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专项农村扶贫开发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其他专项发展规划，应当与本行政区域专项农村扶贫开发规划相衔接。执行上述规划时，应当优先安排农村贫困地区建设项目。
第六条 每年六月三十日为广东扶贫济困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扶贫济困活动，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支持农村扶贫开发。
第二章 扶贫开发对象
第七条 农村扶贫开发以贫困户和贫困村为对象。
农村扶贫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第八条 农村扶贫开发对象中的贫困户，是指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村扶贫标准、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农村家庭，包括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农村低保对象。
第九条 农户申请为贫困户的，由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收入等情况进行核实并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评议，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评议、审核结果应当在农户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公示。公示期间，村民提出异议的，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予以采纳。不予采纳的，应当公开说明理由。
第十条 贫困村的确定由村民委员会申请，经乡镇、县、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逐级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不低于省贫困户、贫困村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制定本市贫困户、贫困村标准。
第十二条 贫困户经帮扶后年人均纯收入超过本行政区域农村扶贫标准且有稳定收入来源，贫困村经帮扶实现帮扶目标任务的，应当认定为脱贫。
第三章 扶贫开发措施
第十三条 实行发达地区、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定点帮扶贫困村、贫困户制度。
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应当统筹提出帮扶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承担定点帮扶任务的发达地区、国有企业等有条件的单位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项目、人力，其他单位每年筹措一定的资金、安排人力，扶持被帮扶贫困地区、贫困村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第十四条 实行农村扶贫定点帮扶的，帮扶方和被帮扶方应当订立帮扶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帮扶方应当制定帮扶计划，按照计划完成帮扶任务。被帮扶方应当主动配合完成帮扶计划。
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帮扶档案，实施动态监测管理。
第十五条 鼓励金融机构扩大扶贫开发专项贷款的发放范围和贷款规模，探索金融业参与农村扶贫开发的新途径。
第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到贫困地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兴办工商企业和发展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疗卫生等事业，以及从事科技推广、人才引进、人员培训、劳务输出等活动。
第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中介组织开展扶贫项目策划、贫困人口统计、经济数据分析、咨询服务等专业性活动。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扶贫济困宣传活动，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捐款捐物支持农村扶贫开发。
第十九条 对勤劳思富的贫困户和贫困村，应当优先予以扶持。
第二十条 鼓励贫困户自主创业、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对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税费等优惠。
第二十一条 实行农村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扶贫开发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县及乡镇人民政府开展扶贫开发工作措施得力、脱贫率高、成绩突出的，由省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第二十二条 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热心捐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授予荣誉称号。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勤劳致富光荣宣传活动，增强贫困户、贫困村脱贫致富的信心，引导贫困户、贫困村积极脱贫。
贫困户和贫困村被认定为脱贫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鼓励贫困户和贫困村向其学习，通过广播电视等各种方式宣传其自力更生的脱贫事迹，弘扬脱贫致富光荣的社会风尚。
第四章 扶贫开发资金
第二十四条 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包括：
(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定点扶贫资金;
(三)金融机构扶贫开发专项贷款;
(四)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扶贫资金;
(五)其他用于农村扶贫开发的资金。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列入年度财政支出预算，并建立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扶贫资金增长机制。
第二十六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定点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改善贫困村、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发展扶贫产业、开发人力资源、培训贫困农民劳动技能、移民扶贫。
扶贫开发专项贷款重点用于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结贫困户发展生产以及支持贫困户危房改造和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扶贫资金应当按照捐赠者的意愿使用。
第二十七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分配应当依据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状况、贫困人口数量、农民收入情况、资金使用效益等因素合理安排。对资金使用效益好的地区，可以适当倾斜。
分配方案由扶贫开发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
第二十八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资的农村扶贫开发项目由村民委员会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申请书应当列明项目对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涉及贫困人口的数量、增收效果等内容。乡镇人民政府核实后，经县级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等部门审查，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资的农村扶贫开发项目经批准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同意。
第二十九条 定点扶贫资金的使用，由承担扶贫开发项目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与扶贫开发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商定。
第三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农村扶贫项目承担单位应当设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专账，并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管理。
第三十一条 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者侵占。
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应当按照扶贫开发项目进度及时拨付，不得以现金形式直接支付给扶贫开发对象。
第三十二条 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等部门，建立健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核制度，定期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考核评价。
第三十三条 农村扶贫开发资金使用计划和实施情况每年应当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个人大额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当向捐赠人反馈。公示内容包括：扶贫开发项目名称、实施单位及责任人、项目内容、项目地点、投资规模、完成时间及扶贫资金数额等。
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受理电话和电子信箱，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扶贫开发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扶贫开发项目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三十六条 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应当依法对农村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十七条 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应当实行项目责任制、合同管理制。
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农村扶贫开发项目的组织实施，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建立项目档案。
第三十八条 大中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项目应当建立管护制度，明确工程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变卖或者毁坏扶贫开发项目的设施、设备和资产。确需处置的，应当由村民大会通过，并经帮扶单位和县级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同意。
第三十九条 贫困村村民及其推选的代表有权对本村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及使用效益进行监督。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举报。有关单位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予以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采取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农村扶贫开发优惠待遇的，由有关部门取消其获取的优惠待遇，获取经济利益的，依法予以追回，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四十二条 承担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履行职责，未完成农村扶贫开发任务，造成不良影响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扶贫开发主管部门予以批评，责令限期完成，并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截留、挪用或者侵占农村扶贫开发资金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擅自占用、变卖或者毁坏扶贫开发项目的设施、设备和资产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扶贫开发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
农村扶贫开发扶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
截至20xx年底，我国还有5630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以下统称贫困县)和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多数西部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民族8省区贫困发生率达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