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特征汇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特征汇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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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论文百事通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新晨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一般为私人商品,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提供公共商品,具有公共性。因此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的范畴,相反,国有企业属于私人财政或私人经济范畴,属于微观财政或微观经济范畴。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活动范围是公共经济,而非公有经济,转型经济要求不断强化公共经济概念,淡化公有经济概念。

    因此,现代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价,而公共经济和公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在财政学教学中,应将公共财政拓展到公共经济,但要区分公共经济与公有经济。

    「参考文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曾福生,罗光强。西方经济学教程[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第六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贺飞跃,蒋祖学。公共财政:私人财政的对称[J].湖南税务,2003,(6)。

    [5][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篇2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揭晓，该奖项单独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教授，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迪顿基于微观数据，从个人消费行为入手，通过深入研究收入、贫穷和福利等问题，为国家政策设计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关问题找到了重要支点。

迪顿获奖的背景及其主要贡献

为设计增进福利并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必须首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在基于微观数据的个人选择和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他的研究帮助和促进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发生转变。此次授奖旨在表彰迪顿在三个核心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迪顿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分配；1990年，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迪顿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一，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分配支出？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度解释和准确预测实际消费模式，而且对评估相关政策和改革成效也十分关键。比如，消费税的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研究中，迪顿建立了“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 Demand System， AIDS） 模型。这一模型灵活、简单，能够估算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对商品需求的影响。这一方法和之后的修缮版本已经成为现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的有效工具。

第二，社会的总收入是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的？在1990年前后的几篇论文中，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论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总体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截然不同。这一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表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如何深入研究贫穷和福利问题？在迪顿的研究中，他将贫穷、福利等问题量化，强调家庭消费水平数据的重要性，用以窥探经济发展背后的深层机理。迪顿致力于家庭调查研究，促进了发展经济学的转型，使其从基于总体数据的理论研究领域上升到基于个人详细数据的实证研究领域。

迪顿获奖理论的演进、内容及相关应用

迪顿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对家庭行为、经济发展以及健康和贫穷等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偏重于利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最初迪顿在关注消费者行为时，便提出了“迪顿―米尔鲍尔消费需求系统”以及著名的“迪顿悖论”。之后，迪顿又将计量经济研究模式扩展到收入和储蓄、贫穷、健康和福利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迪顿让以往难以挖掘和研究的个体数据走向实用，为研究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探索了新的方法。

1.近似理想需求系统。迪顿广为人知的学术成就之一是提出了“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这一模型由一系列的方程组成，用以表明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且，需求随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和人口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靠、有用的需求系统能够适合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并且与理性消费者理论兼容。这一系统模型能够简单、直观、准确地反映出各种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可以精细地分析消费者需求，从而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基本工具。这一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早在19世纪，就有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参数化方程来表示该系统模型，较为著名的有恩格尔曲线等。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斯通提出了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这一模型把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用以分析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取向以及收入变动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然而，LES的主要困难在于无法判断其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模型的计算结果也无从考究，因而未能在实际中得以广泛应用。之后，巴顿结合对数线性需求函数的微分形式，建立了鹿特丹模型（Rotterdam model）。这些模型大都用整体数据来表示某一个体（或家庭），来描述需求量、收入、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20世纪60至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现有需求系统的测试，发现这些系统并不能准确预测需求随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改变，而且也不符合有关理性消费者的推断。1974年，迪顿明确指出了现有需求系统的两大弊端：首先，即使所有人都是理性消费者，那么消费者的选择也应该是基于个体的，而不应该从整体层面来考虑；其次，已有的一些模型（如LES、Rotterdam model等）关于消费行为的假设约束条件过于严格，无法切实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选择。基于此，迪顿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表示真实需求系统的简单而有效有模型，这就是迪顿和米尔鲍尔在1980年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也称“迪顿-米尔鲍尔系统”（Deaton and Muellbauer’s System）。标志性著作为两人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

AIDS模型是在效用水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求出消费者达到支出最小化的消费选择。这一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明显的优点：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等。显然，这一模型的灵活性和扩展潜力为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推动力。迪顿和米尔鲍尔在书中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

差不多在同时，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近似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的论文。2011年这篇论文还入选了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他们将这个需求系统模型应用于1954-1974年间英国支出模型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伦敦居民的食品和住房的实际支出系数反而为负。这意味着收入投入到这些商品中的比例在下降。同时，他们还运用这一模型证明了显著的相对价格影响，尤其在交通和通信的支出上。

AIDS模型提出之后，也经历了一些拓展与改进。比如，将恩格尔系数纳入AIDS模型中，扩展为“二次型近似理想需求系统”（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QAIDS）。QAIDS模型极大地简化了估计过程，成为非线性的 AIDS 模型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步骤。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修正的LAIDS模型，对支出和价格弹性等的具体计算方法进行了拓展。总体上，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即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重要工具。这一模型及其改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CPI测度、国家内部不平等和贫穷统计、国际间福利比较等；同时，这一模型还应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各种改革措施效果的判断。

2.跨期消费与“迪顿悖论”。AIDS系统描述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家庭内部如何分配各种消费品，其假设前提是这一阶段的家庭总支出已知。然而，现实中总支出往往是无法确定的，这取决于每个家庭的消费计划。跨期消费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迪顿发现此前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存在“失真”现象，即尽管收入突然发生改变，但消费却变化得非常缓慢，消费曲线比收入曲线更平稳。这就是著名的“迪顿悖论”。“迪顿悖论”的发现推动了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进步，让研究者不再只习惯于依赖整体数据，而将对个人行为的研究也视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关于跨期消费问题有两个著名的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PIH）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LC），其核心观点在于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根据这两个理论，人们认为消费变动小于收入变动趋势，消费由持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决定。1978年，霍尔首次推导了理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是正确的，并且消费者有理性预期，那么消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动是不可预测的，并提出了随机游走（Random Walk）模型。

1990年前后，迪顿和他的同事们从永久收入假说测试中获得了大量重要信息。这些测试改变了理论和数据之间关联的基本看法。当时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基于“代表性消费者”，他们的消费会随着社会总计或平均收入而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假设，迪顿指出，永久收入假设表明消费的变化要大于收入变化。因为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而言，某一意外的收入增加会使得之后几年收入也随之增加。理性消费者则应该在这些收入上涨之前就考虑其使用。然而，从实证数据来看，消费的变化要小于收入变化，对此，迪顿提出了对该理论的怀疑，即“迪顿悖论”。

20世纪80年代，迪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一问题。迪顿在《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1987）一文中，检验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性模型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做简单化的研究，得出结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论无法提供直接并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因此，消费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

迪顿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与约翰・坎贝尔合著，1989）一文中，从总消费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构建储蓄和劳动收入的两变量VAR模型，对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平滑。

迪顿的研究表明，要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数据，就需要研究收入和消费的个体结构。因为在同一时间里，虽然一些人的收入会下跌而另一些人的收入会增加，总体上看并没有显著变化，但对于个体而言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迪顿认为，当研究个体数据时，标准的理论之外还有额外预测结果。例如，消费者个体的收入分配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加呈扇形分散状，扇形范围可以用来评估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可以确保自身收入免受冲击。

迪顿在跨期消费和收入方面的研究对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具有持久的影响。从凯恩斯开始，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主要依赖于汇总数据，然而，在此之后即使是分析宏观层面的问题，学者们通常也先从个体层面开始，然后将个人行为进行加总后再进行整体经济学分析。可以说，迪顿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3.基于家庭数据的贫穷、健康和福利问题。迪顿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和解释各种经济发展政策问题，从而使普林斯顿成为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基地之一。迪顿还一直强调建立家庭对于不同商品消费情况的数据集的重要性，进而促成了世界银行有关生活标准测度调查的设计（the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LSMS）。近几十年来，迪顿就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穷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时，首要的问题是消费数据的收集。迪顿认为，对于横截面数据的收集，而不仅仅是单个家庭的跟踪，是非常重要的。他与合作者在研究关于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时，阐述了用截面的时间序列构造真实面板数据的方法。这项成果以及后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引用和应用。迪顿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还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消费和支出数据来衡量贫穷程度。一般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的当地价格，不同类型的商品或者同一商品的不同质量也都有所区别。迪顿探讨了如何利用单位价值量来构建本地市场价格问题，在这点上，他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贫穷通常的定义是在个体层面，而消费则是相对于家庭层面的整体数据而言。所以，以个体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研究问题对模型的结论会有显著的影响。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测量人均家庭总开支来表示个体福利，其中的假定当然是小孩和成年人的消费量是一样的。迪顿通过实践检验表明，更为合理的估计是一个小孩的费用约为一个成年人费用的30%-40%。而人均估计的指标将因此夸大贫穷家庭儿童的贫穷程度。

迪顿在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福利方面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指出，当前贫穷线的设定主要是基于国民统计数据，而正确的方法是使用不同居民户调查的家庭数据。迪顿还对贫穷线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评估，将贫穷用绝对贫穷线和相对贫穷线来度量，前者多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多被发达国家采用。

迪顿的研究中，经常巧妙地运用家庭数据来分析和解释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和卡路里摄入的关系、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程度等。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证据并不支持营养不良是由贫穷导致这一假设。在关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程度的研究中，迪顿则巧妙地提出利用家庭消费数据来间接估算女儿是否被赋予更少的资源。实证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无法找到任何系统性的差异，但在家庭面临不利条件时，则明显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况。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基于单个家庭详细数据的实证研究领域，迪顿的研究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简要评述

迪顿的研究领域涵盖极广，涉及收入与消费、贫穷与福利等许多方面。他的大量研究成果都有相同的理念：架设理论和数据之间的桥梁，以及建立个人行为和总量经济结果之间的关联；从理解和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开始，转向研究人们的处境如何变好，再到对国家福利的研究。

迪顿的突出贡献首先体现在方法论上。迪顿关于健康、经济发展以及微观经济层面家庭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计量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对收入、消费、价格、健康以及贫穷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和比较，论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迪顿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传统的经济理论给予了计量证明，而且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同时，迪顿的研究对实际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迪顿通过对收入与消费、经济发展、贫穷等问题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实证性结论。这些结论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关乎自身利益的各种经济因素，如储蓄、消费价格、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幸福感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由于迪顿的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得到的，所以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和针对性。

另外，迪顿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微观细分研究，对于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篇3

关键词：新能源；财政扶持；风险控制

绪论：目前，辽宁省风电装机容量达226万千瓦，继续位居全国第2位，装机比重8.23%；累计发电量15.4亿千瓦时，发电比重占3.54%。所有风电场投产后均正常并网发电。特别是国家能源局直接支持并核准的华能阜新二期30万千瓦风电场，已成为我国一次性批复、一次性建设并顺利投产运营规模最大的风电建设工程。黑山秸秆、沈阳老虎冲垃圾填埋气等两项生物质能发电工程正式并网发电，装机容量共1.3万千瓦，填补了本省该领域的空白。北票等城市开展光伏路灯、景观灯示范工程建设，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兆瓦。全省车用乙醇汽油市场覆盖率超过95%，推广使用生物燃料乙醇34.8万吨，成为全国目前全封闭应用乙醇汽油的5个省份之一。

以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就不仅得益于辽宁省政府的政策引导，还受益于省、市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但是，我省针对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利用的财政政策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严重影响我省新能源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

1.1 缺乏省政府财政支撑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平台。

我省现有的新能源技术研发活动的主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重点新能源产品的开发技术，它们主要依靠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二是，新能源产业化过程中的辅助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工艺改进等，主要依靠新能源产品的生产企业。这种技术开发研究与技术产业应用研究相分离的局面，容易导致研发力量分散、核心技术开发与应用的衔接效率较低等问题。

1.2 企业新能源产业应用研发活动的财政资金支持不足。

新能源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相当于一般产业研发投入的4倍左右，并且越到产业化后期，所需投入越大。从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看，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三个阶所需资金投入之比约为1∶10∶100。虽然，高新技术产业化一旦成功，便能够凭借技术、市场的垄断力以及生产工艺的先进性获取超额收益，其投资收益率将大大超过传统产业的收益率。但高新技术产业化也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市场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以锦州新世纪石英玻璃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中国石英玻璃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在国内同行业中排名第三，但由于行业特点所限，年收入与年利率较低。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该公司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规模发展受限也影响了企业新技术的应用，如果该企业能够得到充裕的资金将能进一步打破国际大企业对此类技术的垄断，也能使企业腾出资金壮大规模，将技术与发展协调起来。

1.3 政府财政扶持和优惠政策的强度不足，企业争夺加剧，核心企业有转移倾向。

在国家新能源产业扶持政策出台后，新能源产业成为一个极具增长潜力的行业，具有很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很多地方政府争上新能源产业基地。目前，四川、江苏、浙江等地，已开始争相申建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在地方新能源产业基地的兴建中，出现了争夺人才、争夺企业的现象，在辽宁省新能源产业基地建设中也发生了同类事情。在某产业基地，一家龙头企业受到省外多家基地的邀请，并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的许诺，这些许诺具有很大吸引力，是辽宁省产业基地目前还无法给予或很难给予的，该企业虽然最终选择留在辽宁省，但是还会存在一些矛盾。

1.4 政府财政扶持资源相对分散，财政扶持政策的局部作用效果受限。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策、扶持资金，企业都在争夺政府提供的扶持资源。由于企业良莠不齐，有的只看重短期利益，不进行技术投入；有的企业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因而影响近期经济效益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我省在分配财政扶持资源的过程中要考虑短期经济效益、税收拉动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等，容易导致部分技术研发实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企业所获扶持不足，另一部分不进行技术投入、只看重短期利益的企业也借机“搭便车”。这种财政扶持资源分散的局面必然影响我省新能源产业的长期发展。

第一，理论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金融学中的风险评估和控制理论和实物期权评价理论。

第二，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统计学中的抽样调查、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还有蒙特卡洛模拟方法。

研究结果分析：

（1）研究辽宁省财政资金支持的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新融资模式及其风险评估与控制。

课题提出了三种可行的新融资模式，以帮助辽宁省财政扩展新能源产业的资助资金筹集渠道，其种类、财政支持方式、主要风险来源总结为表1。

针对每种新融资模式，将采取不同的风险控制方法规避或降低融资方式的风险，具体来说：

第一，对新能源研发专项基金，采取基于市场价值风险的实物期权评估方法，在主要研发结点定期予以科学评估，已决定后续资金的拨款时机和拨款规模。

课题选取风能发电技术研发和光伏技术研发活动（前者的风险由于政策波动而具有市场价值跳跃波动；后者的风险属于连续的扩散波动），构建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实物期权评估理论方法（连续扩散过程的实物期权；跳跃扩散过程的实物期权），以期科学的解决评估难题。前者基于何佳、曾勇（2003）对新技术购买行为中的技术创新速度影响的分析思路和模型；后者基于课题指导教师2009年的博士论文初步研究成果进行扩展，以便充分考虑风能产业的政策跳跃影响。

第二，对新能源产业基地发展基金，基地企业破产或违约风险和收益率风险是主要风险，政府应适时监控基地企业的财务状况，严格审计其财务报表、税务报表，针对问题及时予以事前警告或帮助其度过难关。

针对新能源企业的高新技术特点，在企业现金流基础上考虑灵活经营价值和风险价值，拟采用Leland（1994）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公司内生破产的公司债务评估的结构化模型，对新能源企业的破产阈值、破产时机进行评估和监测，并采用比较静态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影响新能源企业破产的经济因素。

第三，对市政债券融资模式，市场利率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是主要风险。地方政府财政和企业都无法直接控制市场利率风险，只能通过相机决策或金融衍生工具分散风险。

① 根据利率波动趋势合理确定市政债券发行时机和发行规模。可采用定期追踪市场资金利率曲线的久期和凸度指标，当利率风险较高时，优先选择发行短期市政债券；当利率风险较低时，优先选择长期市政债券或长短期的组合。

② 地方政府市政债券主管部如何适当利用利率互换产品，将所筹集的部分资金的利率风险锁定在适当水平上。研究地方政府财政适用利率互换产品的可行性，及具体策略。

（2）探讨基于实物期权项目投资评价的财政扶持资源的分配政策。

政府财政扶持资源的分配机制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其政策优化的核心是建立以资金利用效率和使用方向等评价结果为依据的分配政策，评价的目的是为政府财政决策扶持资源分配规模和时机提供根据。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资源来源于全社会的纳税人，政府有责任保证财政资源使用的最优化。

优化财政扶持资源分配的关键是根据企业或科研单位的投资时机和投资规模进行资源分配。企业和科研单位将综合考虑项目的收益因素与风险因素，采取科学的决策方法来确定投资规模和投资时机。这样的决策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决策；二是基于成本-收益-风险的决策。

对该部分的主要内容拟设定如下：

第一，新能源项目的成本-收益-风险分析。包括新能源技术研发项目的成本-收益-风险分析；新能源产业应用项目的成本-收益-风险分析。新能源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时机决策是财政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些决策的重要要影响变量是风险因素的评估。根据文献Gurkan Kumbaroglu等（2005）的分析方法，课题负责人对两类新能源项目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定性研究，结果总结为表2和表3。

第二，以实物期权评价为基础的财政资源分配政策。

由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项目未来的收益和风险采用折现方法转化为当前收益考虑，忽略了投资决策者的灵活应对风险的决策价值。可采用基于成本-收益-风险分析的实物期权评价方法，对新能源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时机进行评估，从而有利于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资源分配政策体系。

考虑研发成本支出价格的不确定性、研发成果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研发项目负责人倾向于等待市场新信息释放，最佳投资时机将有所推迟。课题组已获得该重点实验室项目在建立之初至今的各项成本数据、科研成果市场价值数据、经费来源数据等资料，将以此为依据建立离散和连续时间的实物期权模型进行评价。

③ 新能源产业应用项目投资规模和时机的实物期权评价过程——以锦州新世纪石英玻璃有限公司项目为例。该类项目的不确定性主要有收益现金流不确定性、成本现金流不确定性，应用项目负责人仍有等待新信息释放而推迟投资时机的动机，需应用实物期权技术进行客观评价。课题组将与锦州新世纪石英玻璃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研究。

④ 基于实物期权评价的财政资源分配政策优化研究。

核心内容是“项目可行性评价决定初期启动资金的财政资源分配；项目投资绩效评价决定后续资金支持规模和时间”。该部分内容与两类项目的实物期权评价结果密切相关，重点从资源利用效率和风险控制角度研究政府财政资源的有效分配政策。

结论：提出以“拓宽新能源财政扶持政策手段，优化财政扶持资源的分配结构”为核心的对新能源进行财政扶持的理论思想和分析框架。研究省财政资金支持的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新融资模式及其风险评估与控制问题，帮助政府财政在控制融资风险的条件下，合理拓宽财政扶持资金的融资渠道。构建以科学评估结果为指导的财政扶持资源优化分配体系，研究基于成本-收益评估和实物期权评估的政府财政扶持资源分配策略。

参考文献：

[1]何佳、曾勇（2003）对新技术购买行为中的技术创新速度影响的分析思路和模型

[2]Gurkan Kumbaroglu等（2005）、Erin Baker、Kwame Adu-Bonnah（2006）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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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连锁经营；本质；优势

中图分类号：F7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j.ossn.1672-3309(x).2010.12.1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29-03

一、零售业连锁经营的成功案例

沃尔玛公司由美国零售业传奇人物山姆，沃尔顿先生于1962年在阿肯色州成立。经过40多年发展，沃尔玛公司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和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零售商。目前，沃尔玛在全球开设了近6800家商场，员工总数达190多万人，分布在全球14个国家，每周光临沃尔玛的顾客多达1.76亿人次。

沃尔玛1996年进入中国，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商店。经过10余年发展，沃尔玛已在全国46个城市开设了86家商场，在华总投资额达到17亿元人民币，创造了超过38000个就业机会。作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公民，沃尔玛自进入中国开始就积极地开展社区服务和慈善公益活动，10年时间累计向各种慈善公益事业捐献了超过2600万元的物品和资金。

国美电器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成立于1987年1月1日，是一家以经营电器及消费电子产品零售为主的全国性连锁企业。国美电器集团在全国240多个城市拥有直营门店近千家，年销售能力达800亿元以上，2003年、2006年国美电器相继在香港、澳门开业，目前在两地已拥有15家门店，迈出了中国家电连锁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第一步。2004年国美电器在香港成功上市。2007年1月，国美电器与中国第三大电器零售企业永乐电器合并，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连锁零售企业。

二、零售业的本质及特点

1、零售组织不是对市场的替代。笔者认为，市场产生也是根源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个人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生产全部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因此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生成为必然，但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人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专业化倾向，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限制在一定的专业化领域范围内，所以就只能生产有限种类甚至是一种产品。当人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这一有限的生产领域中时，必然会产生专业化经济的效果，这就意味生产出远远超出自己所需要的这一有限种类产品的数量，而人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不得不用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同样根源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因此，市场的本质也就是促使交易顺利完成，这一点恰恰就是零售业的本质所在。可见，零售业和市场之间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促进的：市场越发达，也就意味着更频繁和更大规模的交易，也就越需要和依赖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和节约交易次数的工具。因此零售业得以发展；反之，零售业越发达，也就意味着市场交易更加容易进行，因此市场也就越发达。再者，由于零售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实体出现在经济系统中，所以此时制造商与零售企业的交易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通过专业化的零售企业执行商品流通职能，制造商实际上是用与零售企业的少数几次市场交易替代了与消费者的无限多次的市场交易，从而实现了交易成本的节约。可见，流通企业是作为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而出现的，但交易成本的节约不是通过将交易内部化，而是更有效率的进行了这些交易(夏春玉、张闯，2004)。因此，零售企业创造了更加有效的市场制度，零售业是创造市场而不替代市场的中心。总之，诚如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所提到的，企业仅仅是指生产企业，它是躲避交易费用而替代市场的产物，流通企业则是提高交易效率而促进市场的工具。因此，在零售业连锁经营规模的扩大过程中，其组织管理费用不像生产企业那样难以控制，成功的连锁经营反而会利用统一管理的规模效应降低组织的平均管理费用。

2、零售企业的“类似性”生产特点。零售企业的交易专业化本质决定了其“类似性”特征。一个组织的能力可能依赖于某些具体技术，那些需要相同能力的活动，即“类似性活动”：当活动代表着一个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孺要以某种方式协调时，即“互补性活动”。零售企业的“类似性”是针对生产企业而言的。生产企业的话动一般都具有互补性质，各个阶段或各道工序都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独特性和信息私有性，且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协调。但零售企业销售业务是一种典型的“类似性活动”，商店内部各个柜台和服务区之间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先后的时序联系和技术联系(李陈华、文启湘，2004)，而且一个商店与其他商店的活动也是类似的，无需协同互补。这导致了零售企业很低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形成两种组织安排的可能：第一，因为“类似性活动”中便于采用统一标准，所以易于组织复制；第二，因为“类似性活动”的简单化和重复性，便于统一管理。零售业的“类似性”决定了其连锁经营的可行性。

3、零售业对信息技术的特殊依赖性。“交易”是一种无形的产品，生产“交易”这种无形产品的首要因素是信息，信息的收集离不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是决定零售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信息技术的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必须实现信息技术的规模经济，因而需要面对尽可能多的消费者，进入尽可能多的细分市场。只有连锁经营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只有连锁经营能够实现信息技术的规模经济。其实，连锁经营本身也是一个快捷、低成本的信息搜寻系统，分店与总部的直接联系以及EOS(电子订货系统)、POS(销售时点系统)等现代技术的应用，使得信息的传输简单、正确、迅捷，这为连锁经营总部的决策提供了充足信息(郑文全，2002)。零售业对信息技术的特殊依赖性，决定了其复制粘贴(主要指连锁经营)的必要性。

三、连锁经营的理论支持

1、规模经济与连锁经营。传统规模经济理论通常适应于解释单店规模经济，但把所有连锁店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也可以部分解释连锁经营的规模经济。(1)信息技术规模经济。依据传统规模经济理论，规模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技术创新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对于零售业的技术创新而言。那就是生产“交易”工具的创新，即能提高交易效率的信息技术的创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信息技术对零售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规模效益，甚至可以说，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使零售业的规模向着无边界发展。沃尔玛正是依靠应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而称霸全球的。然而，信息技术的应用需要巨大的投入，考虑到消费的分散性趋势和原子化状态的消费者，想在一个店实

现信息技术的规模经济是不可能的，设想单就一家店铺或者某一区域的店铺而应用高端的信息技术(如发射一颗卫星)，那显然是不经济的。为突破这一瓶颈，不得不摘跨区域、跨国家的连锁经营。如沃尔玛的商用卫星，能够为世界各地的分店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其实就是实现信息技术规模经济的过程。(2)专业化协同规模经济。成功的连锁经营实现了有效分工，主要是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分工，各自在实现专业化经济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联合起来，发挥了协同效应，实现了整体上的规模经济。

2、次第理性(边际效应递增原理)与连锁经营。因为不同管理手段的内在矛盾，一个公司往往需要定期变换手段，或者说在不同时期轮流强调不同的管理手段，这是组织学中强调的“次第理性”原则。次第理性的背后是经济学的边际效应递增原理，这与微观经济学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恰恰相反。对于一个非常爱吃苹果的人来说，第2个苹果的效应往往就大于第1个苹果的效应：同理。零售业品牌的产生、发展以及成熟的过程，其本身就是边际效应递增过程。只要新增分店对已有分店的商誉不至于产生负外部性，品牌就会越做越大，消费者对品牌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再者，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中，人们习惯于使用熟知的、可信赖的品牌，从而避免巨大的信息搜寻成本，零售企业的连锁系统的各个分店相互之间在品牌上存在很强的正外部性，能够强化人们对晶牌的认同，促进品脾的透力，因此连锁经营能够充分利用品牌的边际效应递增特性，

3、分工和专业化与连锁经营。在连锁之前，总部不仅要生产无形的产品，还要生产实体的产品，而连锁以后，人力资源能按其专业优势配置，一群拥有管理才能的企业家就聚集在总部。这样，总部就能专业于无形产品的生产。总部所生产的无形产品主要是指经营技术或者管理模式，而分部要运用总部提供的技术和模式进行生产，其表现为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品牌渗透力。连锁经营实现了地区分工，使销售人员避免了重复学习的困难，能够专注于特定地区的市场，因此能够深入地对市场进行调查研究，进而准确把握市场的消费特点和趋势。连锁经营实现了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分工。从商流方面看，一个部门专业于商品采购。这个专业化的部门能够熟悉各种商品的货源，从而选择最好的供应商并与之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再者，集中采购增强了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了进货成本。从物流方面看，连锁企业往往具有专业化的物流机构，配备一批具有专门业务技能的人员和一套专业的、高效的商品储备设备，从而更容易实现物流的快速和及时效应。通过及时配送商品、及时采购补货，能够减少日常的周转库存，防止商品的积压或脱销，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物流费用，减少商品损失。在信息流方面，总部避免了信息收集的繁琐，能够专注于信息的汇总和分析，从而有效的研究和预测市场。

4、交易费用与连锁经营。零售组织同市场一样存在交易费用。连锁企业总部、配送中心和店铺一体化的企业组织结构，以及所实行的规模经营、统一管理制度，成功地把传统批发、零售企业之间不稳定的市场购销关系，转变为连锁公司总部、配送中心与分店之间长期稳定的配货送货(对直营店铺)和供货(对特许和自由加盟店铺)关系，这大大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搜寻交易伙伴的费用。进而节约了原来因批零企业之间购销关系外部市场化而多发生的交易费用，为连锁公司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奠定了基础。达到规模经营水平的零售连锁企业，通常都拥有成百上千家店铺，而且实行统一采购。供货商与一家这样规模的连锁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等同于与相同类型的成百上千家单店企业签订了供货合同，这大大减少了双方交易的次数，进而为双方节约更多的交易费用。这种双的效果，必然会加强连锁企业和供货商之间的合作，促进连锁经营的发展。

5、信息经济与连锁经营。连锁企业在信息收集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直接面对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的多样的、庞大的消费者群体。覆盖区域、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众多店铺，几乎每时都在为连锁总部提供大量的、丰富的、可靠的市场信息，连锁总部对所有信息进行汇总，一方面，对市场进行研究和预测；另一方面，将顾客的需求信息反馈给生产厂家，或直接向其提出订货。这样。对连锁企业而言，因其掌握了买方市场条件下决定企业命运的信息，而飞跃性提升了其在市场中的地位，正如美国管理经济学家彼德，德鲁克的预言：“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正迅速从制造商向经销商和零售商转移。这种权力是信息带来的。”对于生产企业而言，这使预测性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降低，并且很大程度上使得预测性生产转化为订购性生产。再者，连锁经营能够实现信息技术的规模经济。

6、简单化和数量化原理。简单是生命之源。简单是事物有序发展的必然条件，简单是企业扩张的基础，简单也是保证扩张成本低、防止扩张变异的运营原则。结构越简单，扩张成本和出错率也就越低，当企业资源的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少时。种类比数量重要。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种类过多的负面效应会逐渐显现出来，此时，个体数量的重要性会明显大于资源的种类数量。因此。不要过分追求企业所控制资源的种类数量，而要重视资源个体数量和质量。零售业连锁经营通过6个统一，即统一商品采购、统一商品配送、统一管理制度、统一门店标识、统一商品价格和统一服务规范而实现简单化，在简单化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店”样板，借助于品牌渗透力，通过“粘贴复制”，从而实现数量化。

三、启示

连锁经营是零售业做强做大的唯一出路，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开分店就可以了。“成也连锁”是因为连锁是零售业成功的唯一出路：“败也连锁”不是因为连锁行不通，而是因为没有把握连锁的实质内容。

从连锁经营的优势来看：(1)连锁经营规模经济的实现过程并不是简单增设分店的过程，关键是实现信息技术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基础上协同效应。(2)连锁经营应注重品牌建设，以实现品牌的边际递增效应。(3)实现专业化经济是连锁经营的重要目标，分工是连锁经营的必要条件。(4)连锁经营存在替代市场的因素，正如生产企业替代市场节约交易费用一样，连锁经营一定程度上替代零售经营，从而节约了生产“交易”的费用。(5)连锁经营实现了信息大范围规模化收集。(6)连锁经营充分利用了零售业的类似性或简单化特征。

从零售业的本质来看：(Ⅱ)零售企业和生产企业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促进市场的工具，伴随规模的扩大，能够降低平均组织管理费用；后者是市场的替代物，伴随规模的扩大，组织管理费用的提高是必然的。(2)连锁的目标是提高零售企业的特殊产品――交易――的生产规模和效率，脱离这个目标，连锁很容易变质而走向失败。(3)连锁不能破坏零售业的“类似性”特点，否则。连锁就变得不可行。(4)零售业对信息技术的特殊依赖性，决定了信息技术必须在连锁的经营中不断得到升级。因此，零售企业在进行连锁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是交易专业化生产者的本质特点，不要轻易的弱化。正是由于对这种经营思维的弱化，我国大多数零售类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分散，除批发、零售以外，还要经营房地产、酒店、餐饮娱乐、物业管理、广告等业务。这些业务之间本质上缺乏相关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把连锁经营做好的，连锁经营做不好，也就意味着整个零售业务的失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李陈华、文启湘，流通企业的(规模)边界[J)，财贸经济， 2004，(02)，

[3]夏春玉、张闯，大型零售企业规模扩张的理论解 读――兼论流通企业的性质、规模与边界口]，商业经 济与管理，2004，(11)，

[4]郑文全，连锁经营的竞争力：经济学的分析m，财经问 题研究，2002，(08)，

[5]Coase，R，H，the nature 0f the firmD)，Economiea，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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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威毅，连锁商业的组织形式、分工与规模经济In，商 业研究，1999，(09)，

[7]肖赞军、文启湘，流通企业规模、规模经济与核心竞争

力[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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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动机;课程模式;CBI教学

作者简介：王哲芳（1973-），女，江西南昌人，广东药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吴瑾（1977-），女，江西南昌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语料库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7-0019-06

应用型本科院校着力培养的是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适应面宽的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英语素质的养成教育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依托课程内容进行外语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CBI）日益引起外语教学界，尤其是从事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教学人员的重视。本文从动机的多维结构出发，以截断面研究的方法，对比了CBI模式和传统模式下各年级应用型本科生语言学习动机的异同。研究结果有助于教师进一步了解CBI模式下应用型本科生的动机特点，对CBI教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动机结构研究

学习动机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和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域。Garner& Lambert创立了二语学习动机理论，他认为二语习得与社会环境因素关系密切。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二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多遵循这一模式[1]。近些年，动机研究已不再从单一的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而是从生理学、行为主义、认知和社会学等诸多视角进行探讨。目前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主要有两大趋势：一是从理论上讨论动机的组成成分，提出动机的理论框架;二是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二语学习动机的内在结构[2]。这些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 D？imyei和Williams等的动机模式。

D？imyei从语言层面、学习者层面和学习情景层面来界定动机维度。该理论紧密联系二语教学，具有积极的教学指导意义[3]。Domyei将动机维度按发生时段归纳为行为前选择、行为中执行和行为后回顾三个阶段，该模式体现了动机的动态特征[4]。Williams等认为二语学习动机的众多维度按其影响来源可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内在兴趣、价值感、目标定位和自我概念等方面，后者包括他人影响、交流、学习环境和背景等[5]。高一虹、赵媛、程英、周燕通过大量实证性研究制定出中国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调查问卷，它把内在兴趣、成绩、学习情景、出国、社会责任、个人发展、信息媒介等七种英语学习动机归为三大类：文化性动机，工具性动机和情景性动机[6]。

然而，上述模式只建构了动机的层次、成分和维度要素，并未揭示其内在联系[7]。秦晓晴和文秋芳提出了包括动机前提、情感中介、认知中介在内的英语学习动机概念的多维模型，实证研究认为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为全面了解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8]。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却鲜有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并对该模型进一步完善。

（二）教学模式研究

教学模式通常是指在一定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框架。我国传统英语教学模式一般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在课堂上主要是接受教师传达的信息。教材通常以通用英语为主，教师的授课内容主要为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并不涉及学生的专业知识。

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CBI教学模式将语言教学建立在基于某个学科或某种主题内容的教学之上，把语言学习与学科知识学习结合起来，在提高学生学科知识和认知能力的同时，促进其语言水平的提高 [9]。其教学的基本原则是将外语作为学习各种学科内容的媒介（medium），使学科内容成为学习语言的源泉，语言能力的获得则是理解这些学科信息及内容的“副产品”。据此，依托式外语教学与传统外语教学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 它倡导通过学习主题， 而不是单纯学习语言来获得语言能力。

CBI教学理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展的“沉浸式”教学实验（immersion program）。基于该教学理念，教师往往采用主题模式、课程模式、辅助模式和专题模式组织教学[10]。CBI教学在国外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近些年，国内专门用途英语教学领域（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开始尝试将CBI模式融入课堂教学。在商务英语教学领域也有不少高校已经在摸索如何将商务知识与语言学习紧密结合。但整体而言，CBI外语教学模式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仅有少数研究对比了CBI模式与传统课堂模式的教学效果差异，二语习得诸多领域，如策略、学习者情感因素等在该模式下呈现的特点仍未有研究涉及。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问卷以秦晓晴的“英语学习情况调查表”为基础，根据研究实际情况加以改编而成[11]。该问卷采用五级量表方式，从英语学习目的、英语学习目标、英语学习成败的原因、英语学习效价、英语自我效能等八个方面调查英语学习者的内在动机结构。表1列出了该问卷所涉及的各潜在变量及其意义解释。

表1 研究涉及各变量及其意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般认为总量表的信度在0.7以上，分量表的信度在0.6以上都是可接受使用的[12]。经过前测，并对部分调查问题进行修改后，我们对问卷的信度进行Cronbachα检验，发现问卷整体信度良好（α=.915）。各分量表的信度报告详见表2。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6.0进行，包括描述统计、对各变量各年级不同结果的单向方差分析等。

（二）受试者

本文的受试主要来自两个群体：（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后文简称广外）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1至4年级4个自然班的学生;（2）广外国际商务英语学院的国际商务专业1至4年级4个自然班的学生。最后回收有效问卷240份，每个专业学生各120份。

工商管理专业基础阶段英语相关课程包括综合英语、实用翻译、文学等，以通用英语教材为主，着重语言训练;高年级开设管理英语，课程属ESP性质。绝大多数专业课以中文授课为主。在高年级阶段，该学院虽然融入少量CBI模式教学，但整体而言，学院仍主要采取传统模式组织英语教学。国际商务专业为广外新型专业，以CBI教学理念组织教学。基础阶段一、二年级的英语教学以主题模式开展，课堂教学围绕大学生活、环境保护、职业道德等专题展开。进入二年级后，学校开始开展课程模式CBI教学，即所有商务专业课程，如微观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均以英语为授课语言，使用国际通用的英文原版商务管理专业教材以及适合专业培养特点和国情的自编教材。

四、结果与分析

（一）整体趋势

表3汇总了不同课程模式下动机各因素的整体情况。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除动机前提（结果归因和学习兴趣）外，动机的其他因素如情感中介（语言焦虑和自我效能）、认知中介（学习效价、学习目的和目标定向）以及动机行为（努力程度）在两种课程模式下的特点成显著性差异，且在CBI模式下，学生的情感中介、认知中介和动机行为均高于传统的课堂模式。

（二）动机前提：结果归因和学习兴趣

1.结果归因。学生对其学业成败的归因在决定其动机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Weiner的归因理论。Weiner认为，归因包括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等因素并可从控制点、稳定性和控制性三个维度进行描述[13]。具体说来，能力属于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努力属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因素;任务属于外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运气属于外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

按照Weiner的理论，结合外语学习特点，我们分析了传统模式下，学生对语言天赋、语言学习环境、任务难度、之前学习经历、努力、学习策略和自信心等因素对语言学习成败的看法。分析发现，传统模式下，不同年级的学生对这些因素的看法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特点不同于CBI模式下学生呈现的特点。

CBI模式下，学生对语言天赋和语言学习环境的归因是呈显著差异的。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应与不同的教学、学习环境有关。从课程设置上来看，采用CBI模式的国际商务专业学生的英语课程类型要比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丰富，英语课程的学时也要大于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学时。丰富的课程类型和较长的课程学时保障了教师在授课时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关注学生的产出性语言知识水平。通过对比同伴之间的产出性知识，学生很容易看出彼此的差异，并发现有些同学哪怕不是特别用功，仍然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从而接受语言天赋对语言学习的影响。然而采用传统模式教学的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英语课程有限，学时有限，学生产出机会也相对有限。如果当教学偏重接受性知识，且缺乏有效形成性评估手段时，学生们往往意识不到彼此之间的水平差异，进而忽略语言天赋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CBI模式下，英语为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主要媒介，学生们会发现，语言天赋好的学生在理解专业知识的时候可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倾向接受语言天赋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2.学习兴趣。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CBI模式下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显著高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学生（t=4.37， p=.000<.001），这一结果与袁平华的研究发现一致。Brinton，et. al.认为，当课程内容与学生的兴趣或需求一致或相关时，容易激起学生的学习愿望并促使学生付出努力[14]。CBI模式的课程内容通常与学生的专业和兴趣密切挂钩，这种情况下，学生学到的是有意义的真实内容，是今后工作生活中可能需要的知识，而不仅仅是语言知识。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课程模式下学生在各个年级学习兴趣的差异，我们进行了单因方差分析（评见表4）。事后检验LSD显示，CBI模式下，一、二、四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均要显著高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兴趣差异不明显可能是由这一阶段学生的自身特点决定的。三年级学生已不再有一年级时对学习的热情和朝气，没有二年级时学习的勤奋和刻苦，在学习中他们似乎进入“高原期”，对学习的兴趣也有所降低（张庆宗，2002）。

表4 不同课程模式学习兴趣的比较

（三）情感中介：语言焦虑与自我效能

和CBI模式一样，传统模式下四年间学生的语言焦虑呈逐年下降趋势，大四学生的焦虑感要显著低于大一的学生（大四<大一，p=.016<.05）（评见表5）。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因为随着学习的深入和语言水平的提高，学生的焦虑感有所下降是正常的。

表5 情感中介各因素的描述统计及单项方差分析

（传统课堂模式）

虽然从整体趋势上来看，两种课程模式下学生的焦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对比不同模式下的焦虑均值不难发现，CBI模式下学生的焦虑感要低于传统模式下学生的焦虑感。方差齐性基础上进行的事后检验（LSD）表明，在两个模式下，一、四两个年级的焦虑感存在显著差异（评见表6）。通常在适度焦虑的情况下，焦虑感相对较低的学生往往能更加主动地参加各种英语活动，主动与教师配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CBI模式似乎更有助于学生的英语学习。

表6 不同课堂模式下情感因素的比较

虽然在二年级，传统模式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小幅下降（单因方差分析显示与一、三年级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还是随着语言水平的进步逐渐上升的，且四年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基础阶段一、二年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均呈显著差异（详见表5）。这一趋势和CBI模式下自我效能感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这说明自我效能感是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

对比两种课程模式下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均值后却发现，CBI模式下不同阶段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要普遍高于同一时期采用传统模式教学的学生（评见表6）。这表明，通过用英语学习专业课程，学生的自信心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四）认知中介：效价、学习目的和目标定向

传统模式下，不同年级的学生对效价、学习目的和目标定向等因素，看法均不呈显著差异，这一特点和CBI模式的学生体现的特点并不一致。研究发现，虽然CBI模式下不同年级的学生对其他两个因素的看法的差异也不显著，但他们对学习效价的差异仍是比较显著的。

效价是指人们对行为目标意义的估计[1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学习效价指的是学生对语言学习能否带来积极的效果，如学到有用的知识、技能以及他们的行为能否成功的判断。通常如果人们的学习效价越高，他们的学习动机也越强。表7显示，在二、三年级阶段，两种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效价差异并没有呈现显著差异，但在一年级和四年级阶段，CBI模式下学生的效价要显著高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或许由于传统模式下，语言学习脱离学生实际需要，学生对语言学习的效价相对较低;而CBI模式下，当课程内容与他们的学习兴趣相关或学到的知识是今后工作中需要使用的时侯学生语言学习的效价会更高。

表7 不同课程模式下认知中介各因素描述统计及比较

CBI模式下的学生对语言学习的目的看法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看法存在显著差异。通常认为学习目的，无论是近期目的还是远期目的对语言学习都有促进作用。这似乎说明CBI模式下的学生其目的性比传统模式下的学生更明确。

CBI模式下，一、二年级阶段的学生的目标定向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看法呈显著差异，但在高年级阶段这些差异则不显著。将目标定向细分为操作目标和掌握目标后我们进一步发现了两者的差异（评见表8）。在一年级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操作目标上：CBI模式下学生的操作目标要显著高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而同期他们的掌握目标则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这一阶段，CBI模式下学生比较倾向社会比较。这或许是因为：一方面CBI模式在基础阶段更强调语言基础，以确保学生后期能够顺利用英语学习专业课程;另一方面，作为新生，学生们更关注自己在主干课程上的表现，希望能给老师和同学留下好印象。二年级之后，形成差异的不再是操作目标，而主要是掌握目标，这表明CBI模式下学生关注的不再是外在评价，而是对语言本身的掌握。这个阶段的学生更注重发展新的技能，强调学习过程，通过自身努力达到掌握技能的目标。

表8 不同模式的操作目标和掌握目标对比

（五）动机行为：努力程度

从整体上来看，CBI模式下学生的动机行为要显著高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t=3.521，P=0.001），也就是说，CBI模式下的学生比传统模式下的学生会更加努力地学习英语。但对比不同年级学生的动机行为我们则发现，除了一年级学生在动机行为上存在显著外，二至四年级学生的动机行为在不同的课程模式上并没有呈现显著差异（评见表9）。动机行为是内在结构构成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这些因素对动机行为影响的强度或方向并不一定相同。根据秦晓晴和文秋芳的研究发现，结果归因、自我效能等因素对动机行为的影响要强于其他因素，而语言焦虑和近期目的对动机行为则有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这进一步说明了秦晓晴和文秋芳的观点，即外语学习动机的高低并非取决于孤立的动机变量，而是取决于整个动机系统。此外，除了本研究涉及的因素外，动机行为也往往受到如教师、课堂氛围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今后如能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动机结构一定能从更多的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表9 不同模式动机行为的对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比较了在CBI课程模式和传统课程模式下，应用型本科生各年级英语学习动机的变化。研究发现：

1.随着课程模式的改变，学生对结果归因的部分因素，如语言天赋、语言环境的归因看法会发生改变，但整体而言，他们对努力程度、学习策略和自信心的归因等影响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的看法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2.整体而言，CBI模式下，学生的学习兴趣要高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但在CBI模式下，当课程完全以专业模式为主时，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仍会有所下降，这表明仅靠CBI模式并不一定能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3.CBI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效价、学习目的和目标定向均高于传统模式下的学生，且CBI模式下学生的目标定向更倾向于掌握目标而非操作目标。通常掌握目标强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对学习的态度也更积极。

然而，定量截断面对比方法虽然能从整体上考察不同年级阶段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发展的特点和异同，但对于动机这一复杂结构，定量分析法仍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在分析学生兴趣这一维度时，我们仅发现当CBI课程以专业模式为主开展时，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能会有所降低，我们无法确定这一阶段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否转移到了专业知识学习上，今后如能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着重分析对比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应能得出更具启示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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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