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型农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2 01: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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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通过实际调查,在分析阜新经济转型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以及总结阜新发展现代农业成果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阜新发展现代农业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了促进阜新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经济转型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化
1阜新的自然环境和农业资源
阜新市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北邻科尔沁沙地,东接辽河平原,西靠热河山地,为辽河与大凌河流域上中游浅山丘陵区域。土地总面积10316万hm2,其中耕地面积3716万hm2,林地面积约30167万hm2,草场面积约7万hm2;丘陵山地占58%,风沙地占8%,平原占23%。总人口193万,其中农业人口108万。阜新地区人均耕地约0137hm2,农村人均耕地超过014hm2,为全国人均耕地的4倍。农村土壤、河流污染少,无疫病区。该地区属于北温带亚温带亚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降水集中,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温年平均在711℃～716℃,活动积温337716℃,年日照时数282617h,是辽宁省日照时数最好的地区。正常年份年降水量在45520mm,大水面蒸发量1789mm,无霜期154d左右。阜新宜牧草场广阔,农民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习惯,发展畜牧业有着较好的基础。粮食年产量15亿kg左右,其中70%以上为玉米,年产各类农作物秸秆20亿kg,大部分可用做饲料,丰富的饲草饲料资源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阜新拥有健全的种畜繁育体系,原种猪场、关山种羊场、阜新种牛场在全国种畜同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丰富的土地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阜新经济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阜新经济转型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1、阜新经济转型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2001年12月8日,国务院将阜新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历经4年的转型实践,阜新市经济转型思路渐渐清晰,即坚持“自力更生,龙头牵动,科技支撑,以民营为主,市场运作”的方针,立足现有基础和优势,构筑“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经济格局,变单一经济结构为多元经济结构。发展现代农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方向,把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作为主导接续替代产业。同时培养玻璃、电子、橡胶、氟化工业等一批支柱产业。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走出以煤为主的黑色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建设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建立起阜新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是着重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推进阜新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建设一批绿色农业产品生产基地,走“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都市市场和国际市场=高附加值生态农业”的道路,努力建成为辽宁省和全国的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2、阜新市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取得的初步成果综观4年实践,“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的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渐渐清晰,农业产业化的雏形已初步显现。农业也不再局限于第一产业,而是三种产业的搭接和融合,努力寻求一个链条式的综合式产业。阜新市大力发展了高科技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以及与农业相适应的农产品加工业,由种养业向现代加工业和现代物流业延伸,建设了一批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园区和农业专业小区;大力发展了以优质牧草为主的饲料作物种植业,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3、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初具规模阜新市现已引进和培育70多家龙头企业,包括河南双汇、内蒙伊利、上海大江、草原兴发、东阿阿胶等国内有知名度的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初步形成了生猪、肉鸡、乳品、肉羊、白鹅、肉兔、杂粮、食用菌、牧草、花卉等14个农业产业化链条,已建成东北地区最大的肉食品加工基地和食用菌加工出口企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条、农产品生产基地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1217%上升到2005年的26%,总量居阜新市第二位,基本完成了培育农产品加工业第一阶段的布局,初步构筑起接续主导产业框架[2]。
4、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总产值增幅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99年的265103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700531万元,增幅达264125%,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4156%,增幅较大。农业(小农业)比重由1999年的6816%下降到2005年的4710%,下降幅度2116%;林业比重由1999年的211%上升到2005年的417%,增幅达12318%;牧业比重由1999年的2819%上升到4714%,增幅达6410%。4年来,林业和牧业呈现较快增长趋势,畜牧业迅猛发展,种植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21213特色种植业迅速崛起经济转型给阜新市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突出表现在以高油大豆、专用玉米、杂粮、食用菌、花卉、专用马铃薯、红干椒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迅速崛起。阜新市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特点是打造绿色品牌,截至目前,阜新市已有4户企业、4个产品、约423313hm2基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16户企业、35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①。特色种植业中,杂粮发展尤其突出。在转型中诞生的香香食品集团、五彩杂粮公司、化石戈谷业有限公司等杂粮加工龙头企业,采取公司与农户签订单的形式组织杂粮生产,使杂粮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2005年种植的约4113hm2杂粮中,为上述龙头企业配套的生产基地就超过约0167hm2。龙头企业的引导和牵动,使小米乳、绿豆乳、红豆乳为代表的阜新市杂粮产品以独特的风味迅速打开了市场。
5、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专业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继
2001年国家批准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后,阜新市又相继建立了29个专业小区。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已成立14家农产品加工重点企业和10个研发中心,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专业小区配套设施相继完成。
6、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成倍增长仅在2003年的农村投资中,除国家和地方财政用于电网改造、水利、道路等基础性投资外,分布在乡镇的企业、基地和农户共完成7亿元的投资,是2002年的215倍,2001年的313倍。213阜新市发展现代农业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转型4年来,阜新市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面临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
7、经济转型试点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阜新市作为国家确定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国家和辽宁省的支持多是针对具体项目,多是一事一议,缺乏一种长期有效的机制和统一的政策扶持。阜新市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社保等方面与其他城市没有特殊之处,在招商引资方面不具备优势,没有形成政策洼地效应[3]。
21312项目立项审批难由于阜新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企业规模小,规划上报规模不大,与国家开设的专项项目对路少,很难进入国家计划,在项目争取上处于劣势,争取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扶持项目很难。同时,国家为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停止新批建设用地指标,许多转型项目因用地审批问题而搁浅,土地问题已成为阜新市招商引资的瓶颈。
8、缺乏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项目资金筹措难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阜新地方财政紧张,配套能力较弱,对一些重点项目很难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不利于引进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阜新市是信贷贷差地区,许多信贷资金靠拆借筹措,不良贷款率较高。除4家国有商业银行外,只有1家地方城市银行———阜新市商业银行,在4家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行审贷权已经收到省行,阜新市行只有报送权,没有审批权,经济转型缺乏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
9、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建立调查问卷显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渴望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盼望尽快建立市场信息反馈体系,能获得正确市场导向;盼望建立健全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盼望建立权威的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使产品符合国际标准;盼望政府不越位,不要强迫命令;盼望健全生产资料市场的法制监管。
3阜新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阜新市转型4年来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如何在阜新这样一个资源枯竭、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尽快转变,农业发展中应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
1)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就必须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整合农业资源。
2)发展现代农业应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导,打造特色产业链。人们对农产品加工食品的消费逐年增加,农产品加工业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当今的国际农业竞争,不再是单个产品、单个生产企业的竞争,而是包括农产品质量、品牌、价格和经营成本、经营方式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是对农业资源实行纵向整合、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3)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应以民营为主,依靠科技支撑。民营为主是解决经济发展资金困难的有效途径。在转型投入上,坚持以民营为主,地方政府应为民营经济提供便利,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向一、二产业延伸,促进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4)现代农业必须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世界潮流,也符合阜新市情,是阜新市经济转型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所在。要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旋律,阜新市要力争建设成中国一流的绿色食品基地。绿色不仅包括绿色食品,还包括生态、环境、政府服务、人文和消费。
4加快发展阜新现代农业的改进建议
国家应尽快建立对阜新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长期有效机制和统一政策扶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扶持项目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最终使直接投资项目转变到政策扶持项目。例如,对阜新规模较大的龙头农产品加工企业,国家可以通过国债资金予以扶持;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承包农业园区或养殖小区的下岗职工和农户,由农业发展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对利用矿区复垦地为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而创造的企业,应少征或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免征土地出让金和相关费用等。地方政府及其行政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是转型成败的关键,高素质和富有感召力的政府团队对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阜新市各级政府应积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建设服务型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标准化、公开化平台,开展一站式服务。
411重视软硬环境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政府应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和服务软环境,树立环境经济理念,用市场手段经营好城市,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优化投资环境,努力打造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城市品牌。对各类投资项目实行保姆式服务,对重大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努力建设良好的政务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和舆论环境。其次,尽快建立健全包括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气象服务、政策和法律服务以及市场营销在内的相应机制。
412打造知名品牌努力打造几个知名品牌,以知名品牌宣传阜新新形象,以阜新新形象带动知名品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政府应重点扶持象福龙生物科技、比牛哥乳业、田园实业等管理科学、有发展潜力的本地企业,通过辽宁省和全国范围内新闻媒体宣传这些品牌,在打造出全国知名品牌的同时宣传阜新转型中的新形象,打造城市品牌。这样既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同时也有利于招商引。413重视生态建设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加强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把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开发利用放在首位,搞好外引水源和域内水源项目建设,抓好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和节水灌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发展节水型农业。
414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努力提高就业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增强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能力,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水平。同时,要在农业内部进一步挖掘就业潜力,提高农业内部的吸纳能力,扩大、实现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充分就业。
415进一步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步伐一是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二是加快建设种养业良种繁育体系;三是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体系;四是加快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输业,强化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对接,推进贸工农、产加销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五是加快建设农业生态保护体系。
416“先用之于民,再取之于民”既然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型的重点方向,政府就应加大对相关企业和农民的扶持力度,实行“先用之于民,再取之于民”的政策。在扶持中,政府应注意多采用市场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应鼓励银行降低贷款门槛、提供优惠利率、延长还贷时间,考虑给予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户贷款补贴或者提供政策性贷款,帮助解决资金问题。
5结语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需要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优势进行分析,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龙头牵动、科技支撑、民营为主,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如何实现资源枯竭城市振兴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难题,探索一条符合阜新市实际情况的资源枯竭城市的成功转型之路,不仅实现阜新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为中国118座资源城市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这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平稳实现渐进式制度变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红光1支柱产业强阜新[N]1辽宁日报,2004-12-16(3)
篇2
研究领域。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坚持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并注重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解决现实矛盾。其研究重点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代表作有专著《现代经理革命》，论文《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及其对策》、《资本营运的理论分析》、《产权理论的演变》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龚益鸣还作了大量的国企改革实证分析，2001年在《求是》上发表《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和《湖北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二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第三种贫困》、《非刘易斯模型》、《泛生产力论》等。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国，在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中，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从而多有重要的创新。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短缺”的论述（1993年），关于“从传统农业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动农业工业化”的论述（1992年），关于“城市吸收农村的特殊机制及其矫正方式”的论述等，均是如此。三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政府经济学》、《民工潮的起落》，论文《农村二次改革论》、《混合型满意体制论》、《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成障碍及其消除途径》等。龚益鸣研究员的改革论文均涉及体制中最重大、最深层的矛盾问题，理论底蕴深厚，极富分析力和逻辑雄辩力，获得广泛的好评。
近几年，致力于经济所学术梯队的培育和建设，同时把研究方向转向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到目前，经济所已大致形成了价、税、财、金、企业、宏观经济等六个方面的分析预测专家队伍，先后组织了四场经济分析会，发表了十篇分析文章，为新华社、湖北日报多家媒体采用。
主要学术成果。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就湖北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表学术专著多部，论文180余篇。
1、学术专著
（1）《民工潮的起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现代经理革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3）《中国国情与中国农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4）《横向经济联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
（5）《政府经济学》（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经济计算辞典》（主编），经济管理出版，1988年。
2、学术论文
（1）《时间上顺序递进与空间上跳跃发展──论技术发展规律》，《科育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7年第6期。
（2）《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
（3）《改革的边际效果递减与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
（4）《城市抽吸农村：成因透视与改革出路》，国务院《农村问题论坛》，1989年第7期。
（5）《第三种贫困》，《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1年第4期。
（6）《新型生产力泛论》，《科技进步与对策》，1991年第4期。
（7）《现代农场制度：农村后续改革的新思路》，《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6期。
（8）《农村后续改革论》，《江汉论坛》，1991年第9期。
（9）《世纪末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农业》，《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6期。
（10）《中国式现代农场制改革方案》，《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11）《经济学伦理论纲》，《中洲学刊》，1996年第9期。
（12）《假若滞胀来临》，《南方论坛》，1996年第12期。
（13）《资本营运：作为经济革命的理论分析》，《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
（14）《论特色经济》，《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光明日报》，1999年第12、24期。
（15）《经理革命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12期。
（16）《现代企业制度的实现障碍及其消除》，《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17）《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模型及其政策选择》，《人文杂志》，
2001年第4期。
（18）《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求是》（与人合作），2000年第21期。
（19）《品牌制度论》，《计划与市场》，2001年第8期。
（20）《新型工业化：湖北路在何方？》，《湖北日报》理论版，2003年1月9日。
（21）《政府职能转换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江汉论坛》，2003第10期。
（22）《以农业、农村为主线的大国发展问题》，《中国地质学报》，2003年第3期。
（23）《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学习月刊》，2003年第12期。
篇3
论文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政府角色，政府定位，三区联动
从2006年开始，随着《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浪潮，各地政府采用各种形式介入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如“迁村并点”、“两分两换”、“宅基地换房”、“村改社”、“新民居工程”等。政府的积极介入破除了各种制度障碍，使得农村城镇化的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但是也造成诸如农民“被上楼”、土地纠纷等问题，正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所言，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对于缺乏城市建设资金的城市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这种土地城镇化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因此，政府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就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政府介入农村城镇化的意义
自从斯密提出“市场机制会促使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而国家应该作为“守夜人”的角色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维护市场秩序”的观点后，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机制。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将这些问题归纳为市场机制失灵和市场机制的外部不经济现象，通过外部性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收入均等化。制度主义者则不认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的最小干预产生最大社会福利，认为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政府应该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和危机的不可避免，并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措施，形成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伴随政府对市场干预增强，国家干预经济引发的各种弊病日益显现。公共选择学派的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指出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就产生政府失灵现象。综上可见，虽然国家干预也存在政府失灵现象，但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必要手段。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涉及大量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与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介入的首要意义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从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市场的缺陷及市场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 [1]免费论文。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者布坎南 (J. Buchanan) 的话来说: “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广泛地被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2]。城镇化的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因此无论城市或乡村居民都可以从城市发展中获得收益。但是，由于城镇化收益的外部性和非排他性，由私人部门推进城镇化动力不足，这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失灵”。 农村土地流转需要建立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场，而土地交易市场建立的基础是明晰的土地产权的确立，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土地产权问题，政府的介入可以克服市场外部性，提权保障机制 [3]。因此，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动，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政府的介入可以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 [4]。城镇化进程本身具有一种明显的公共物品特征。城镇化中的许多公共物品都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只有人口在空间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聚集，这些公共产品才有可能被有效地提供。只有积极地推动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充分提供，才能够实现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以及提高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公共目标。
第三，政府介入可以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尤其是农村集体用地的制度创新和农村户籍制度的创新。地方政府作为一定地域内的权威组织，可以利用政治力量主动地追求本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相对于微观主体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和制度创新能力，从而节约了制度创新成本 [5]。
第四，政府介入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政府介入可以降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和农产品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过程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信息搜集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还包括土地政策的创新和实施成本。政府作为人的角色介入能够有效的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二、天津市三区联动的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分析
自2005年以来，天津市在不减少耕地的前提下，探索了一条大城市“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是指农民以宅基地按照规?ǖ谋曜贾没恍〕钦蛑械淖≌ㄈ胄〕钦蚓幼。ㄉ枋视ε寰煤蜕缁岱⒄埂⑹视诓导酆蜕司拥男〕钦颉T谡鼗环康幕∩希旖蚴型ü痉缎〕钦虻慕ㄉ韪纳婆┟窬幼√跫蜕罨肪常煌ü┟裨械恼赝骋蛔橹锤固铮糜诜⒄瓜执枋┡┮担Vじ孛婊患酢⒅柿坎唤档停煌ü谜卣硭眉褰ㄉ栌玫刂副杲ㄉ璧南执翟扒┟裉峁┚鸵蹈谖唬銮烤檬盗涂沙中⒄鼓芰Φ耐保迪纸ㄉ栌玫刈芰坎辉黾樱佣剿鞒鲂〕钦蚺┟窬幼∩缜⑴┮挡翟扒褪痉豆ひ翟扒叭蓖吵锪母窬郑丛斐鼍哂刑旖蛱厣摹叭背钦蚧⒄拐铰浴T谌J街姓闹饕饔糜幸韵录傅恪?
2.1制定合理的区域规划
政府作为“三区”联动的推动者，在拆旧建新的同时，在各个项目区内均规划建设了工业示范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不仅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并且实现了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实现了乡村工业的转型，并解决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园区化的过程中，在政府的主导下，主动淘汰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实现了乡村工业的转型。
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加快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步伐，通过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首先解决了部分年龄偏大，就业能力较差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次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传统农业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和科技推广作用。
2.2土地制度创新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集体建设用地不允许进入市场流转。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必须通过国家征用的形式，把集体建设用地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才允许在市场上流转。这就造成我国建设用地供给的困境，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农村有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但碍于政策和法律的约束，这些建设用地却不能够进入市场流转。“三区联动”模式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方式，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的合法流转，通过增减挂钩解决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免费论文。
2.3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在“三区联动”模式中，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使当地居民成为“四金”（即股金、薪金、租金和保障金）农民。三区联动模式发展中政府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通过财政补贴、集体补助、个人缴纳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其次，为使农村生活困难人员逐步享受到与城镇同样的低保待遇，做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城镇低保接轨。最后，进一步发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过在社区建设社区卫生所等手段不断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三区联动模式中，通过政府的介入促进乡村工业的转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了土地制度创新并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这并不表明政府介入的越多越好。政府介入应该有一定的边界，政府应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其顺应性助推之手的作用。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支撑确实达到农村城镇化的必备条件的时候，政府应该积极地介入，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并能够承担社会“兜底”的功能。如果政府的介入程度不能合理的把握，也会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
三、“三区联动”中政府介入存在的问题
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三区联动”模式实现了农村快速城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在已经建成的示范小城镇中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这一发展模式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3.1农民就业与收入问题
城镇化后部分进城农民的就业成为问题。离开土地进入城镇，进城农民基本上脱离了农业劳动，处于重新寻找工作的摩擦性失业状态。在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农民中，比较年轻的人员希望在正规部门实现就业，但因为其文化水平的限制，第一很难进入中心城区实现就业，第二也很难在开发区、保税区和高新区找到正式职业。而对于政府提供的一些低收入就业岗位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特别是保洁员等在一些人眼中地位很低的岗位，年轻人又很难接受。由此造成部分进城农民的就业困难。在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农民中，还有一部分人基于年龄和能力的限制，只能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但由于中低成本的提高，包括耕种农田的空间距离，以及承包设施农业的费用等问题，影响了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的可能性。城镇化后进城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问题。离开土地进入城镇，进城农民不仅将中断原来自产蔬菜、养殖等农产品出售所得，还会中断原有住房的出租收益和庭院经济收入，导致部分进城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
3.2土地置换中的问题
在宅基地换房过程中，虽然制定了“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和以宅基地换房”的方针，但是由于置换工作的复杂性，从征地补偿、拆迁安置补偿到土地复垦承包等环节，仍然出现各种土地纠纷与矛盾。通过走访调查华明镇居民对土地置换的意见，政府在土地置换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征地补偿中没有考虑到农地的非生产性收益，土地补偿的确定仅仅考虑到了农地的生产性收益，而对于农地的非生产性收益，即农民对于农地的发展权收益和社会保障收益没有得到考虑，政府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把农民的未来发展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成本来分析。其次，置换标准的确定存在一定异议，主要体现在以住房面积替代宅基地面积换房。第三，土地复垦后，由政府投资进行设施农业的建设，再进行发包，但整合之后的租金有一定程度升高，致使进行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而且存在“寻租”的机会免费论文。
四、政府角色和定位分析
通过对“三区联动”中政府介入的作用以及介入所产生的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定位。
首先，政府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公共物品供给，使区域内的土地实现二次升值，提高社会总福利。政府在介入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对区域内资源配置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要通过规划形成对区域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政府还要承担区域内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断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也就是，政府不能只依靠土地用途的转换提高土地价格，还要通过区域规划增加土地的级差地租Ⅰ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增加土地的级差地租Ⅱ，从而实现土地的二次升值，从而实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介入时，农民和企业所获得的福利不少于只有两方的状态。
其次，政府介入必须能够减少农村城镇化过程的成本。政府能够以农村集体人的角色参与农村城镇化过程。在集体与每个农民进行谈判时，要以农民满意为前提，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集体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时，政府应该以实现委托人——农村集体的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尽量减少土地交易过程中的各种成本。首先要通过土地法律体系的完善，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政策成本；其次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充分结合，通过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招拍挂市场的方式，减少信息搜寻以及谈判成本，在农村城镇化总福利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成本，以增加总收益。
第三，政府必须以“经济人”的角色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为政府介入的收益。政府介入必须能够保证福利水平必须不低于只有农民和企业两方时的状态。即政府介入必须保证能够改善其它两个主体的福利水平，福利的改善不要求是帕累托福利改善，但必须是卡尔多福利改善——在所有受损的人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偿，社会上其他的人的状况仍然比以前变得更好了。政府在进行成本核算中不应该只考虑到政府的投入，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成本，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承担起社会“兜底”的角色。政府的介入必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只有政府承担起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才能最终建立一种能够使人民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机制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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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天宝,许惠渊,庞守林.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1):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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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路线
1.1采样点布置方案
目前,国外的城市环境调查一般在两个区域进行,即郊区和城区。在郊区的调查一是为了确定城区的背景值,写作论文二是获得城-郊地理变化区域内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变化梯度。如Lind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调查土壤重金属的含量时,以城市最繁华地带为中心,分带布置样点,带距为0～3km,3～9km和>9km[5];Birke等在德国柏林市的调查中就包括大范围的郊区区域[3]。通过对比城-郊区的地球化学特征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城区地球化学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
为了调查城市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地球化学状况,研究不同的用地类型对元素分布的影响,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分类取样,即:郊区土壤、工业区土壤、居民区土壤、商业区土壤和农业土壤[3-5]。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5cm)。在不同类型区域内选择代表性点位取垂向土壤剖面样品。城区的土壤难以实现均匀的网格化取样,一般按公园和绿地的分布随机布置取样点。
1.2采样介质
环境地球化学的采样介质包括土壤、大气、水、水系沉积物、生物样等。但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大气降尘等三种。其中较常用的是采集和分析城市浅层土壤样和降尘样。
在街道两边或高层建筑物顶部收集降尘并结合地面土壤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Rasmussen等在渥太华市内取居室内灰尘、附近的街道降尘和公园土壤进行比较来研究该市的环境质量[6]。降尘和土壤对比调查,即可查明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污染水平,还有助于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城市环境地球化学的解释与评价
2.1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解释
城市环境调查结果的地球化学解释是指对城市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来源进行解释,写作毕业论文研究元素地球化学分布模式、迁移转化规律和机理,建立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解释体系。
2.1.1元素来源判别
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因进行分析判断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重要内容。多元统计方法在研究城市环境的物源判断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并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为主[7-9]。不同来源的元素在因子分析中常常进入不同的主因子或表现为聚类分析中的不同元素组合,根据元素的组合特征来区分元素的来源。如Manta等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发现了Cu、Pb、Zn人为源的因子组合,而V,Ni,Mn,Co等元素作为自然源进入另一因子,并在聚类分析中组合在一起[8]。
城市环境物源判断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富集因子(EF)法,它是一种能反映不同地质环境的化学元素比率方法,用代表陆地来源的元素(如Al、Ti、Zr和稀土元素等)和代表海洋源的元素(Na)作为参考元素对样品中的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以平抑自然差异对元素含量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较高的富集因子值即意味着人为源的存在,这种方法在环境地球化学判断
元素来源及富集程度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0-11],特别是在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介质中的应用效果尤为显著。其计算公式为[11]:
EF海(X)=(X/Na)气/(X/Na)海(1)
EF壳(X)=(X/Na)气/(X/Na)壳(2)
其中,公式(1)为判断海洋源的计算公式,以Na为参考元素;公式(2)为陆地源的计算公式,以Al为参考元素。(X/Na)气、(X/Na)海、(X/Na)壳分别代表元素X在大气颗粒物、海水及地壳中的含量。
通常将EF>10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人为源标志。但在粒径为2.5μm的大气颗粒物中,EF>5即为人为源的标志[12]。
2.1.2元素分布类型及成因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普遍偏高,但在不同的城市中变化很大,这依赖于城市的历史年代、经济发达程度、写作硕士论文不同的用地类型、汽油的添加济成分、车辆元件的组成等,在城市环境元素分布及成因的解释中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因素。城市交通是产生重金属元素的重要途径之一,如Cu通常是汽车剂的组分,而Pb曾一度是汽油的防爆剂,Sb可以作为闸垫材料。因此,交通是城市中Cu、Pb、Zn、Sb等元素的主要来源。Romic等发现,燃烧和道路交通,尤其是轮胎的磨损和消耗是城市区域内Cd的主要污染源[7];Moller等在大马士革调查时认为交通是表层土壤中Cu、Pb、Zn等重金属元素富集的主要原因[9]。与历史久远的工业化城市相比,相对年轻的城市具有较低的重金属含量,如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比悠久的重工业城市伦敦[2]、柏林[3]的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偏低[9],Li等发现,城市公园土壤中Cu,Pb和Zn的含量与公园的年龄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即城市历史越长,重金属含量越高。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明显依赖于城市用地及工业类型,如Birke等[3]在柏林市调查中发现,Al,K,Si,Na,Sc和Ti主要是自然源,即与母质的组成有关;工业区域倾向于被Cu,Cd,Zn,Pb,Hg污染;农业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泥,富集Cd,F,Cr,Hg,Ni,Zn和P元素。尽管非洲的哈博罗内市比较年轻,但它的不同区域仍然受Cr,Co,Ni,Cu,Zn和Pb等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城市中心和工业区的Co,Cu,Pb,Zn等元素污染,农业土壤中的Cr,Ni污染,居民区及工业区的Zn污染[4]。
2.2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2.2.1污染程度评价
将郊区土壤背景值与城市各功能区含量进行比较是了解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如瑞典斯德哥你摩市Hg在市中心土壤中的含量是郊区背景值的20倍,Pb和Zn在市区中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背景值[5];在柏林老工业区,Cu的最大值是背景值的2050倍,Cd是1638倍,Hg是1780倍[3]。通过同一城市不同功能区内元素含量的对比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也常用来评价城市环境的污染水平。
农业土壤与城区内土壤不同,除了农用化学品外,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垃圾填埋场等都会对农田中的重金属积累产生重要影响。对这部分的污染评价,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是地质积累指标法(Igeo)和富集因子法(EF)。对大气污染物的评价,富集因子法尤为有效。
2.2.2生态效应评价
(1)气溶胶的生态效应评价。大气固体悬浮物的粒径大小具有来源特征,粗粒源于陆地尘埃,而细粒源于燃料的燃烧[13]。颗粒越细,危害越大,极细的颗粒物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粒径小于10μm(PM10),尤其是小于<2.5μm(PM2.5)的粒子,会导致哮喘,甚至死亡[14]。因此,生物圈气溶胶中的重金属含量具有高度的生态风险性。
(2)元素生物有效性评价。研究元素生态效应的常规方法是连续偏提取法,在城市环境调查中,也有相关的研究实例,如Zhai等调查发现,写作医学论文由交通引起的人为源的Pb主要以有机质吸附和铁-锰氧化物态存在[4];香港和伦敦的路尘中,Pb,Zn主要以铁锰氧化物相存在,Cu主要以有机质吸附态存在[15]。影响降尘中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降雨的pH值。一般情况下,在较低pH条件下元素易于溶解,Alloway等报道其可溶性Cd平均为总量(降尘量)的60%[16];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输入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使雨水酸化。因此,在易出现酸雨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性。
3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3.1开展城市环境的立体空间调查
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大气,缺乏系统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料。在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元素循环过程中,起源于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元素在土壤-大气-水-生物系统内迁移转化,借风力作用进入大气中的元素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和水体。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获得了大量土壤和大气颗粒物等方面的资料,但结合水体和生物样的调查不多。如果采样介质涵盖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境因子,将有助于综合分析重金属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建立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循环演化模型。
3.2确定城市环境调查的污染指示物
城市区域内浅层土壤样及农业土壤深、浅层样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城市环境调查指示物,但是,以何种粒度的样品作为指示物尚没有统一。Birke等在柏林市的土壤调查中分析了<2mm粒度样品[3],写作职称论文而有的作者用沉积物中<2μm的粘土组分进行污染评价,而用<63μm的泥粒作相态分析[17]。细粒组分含有更多的粘土矿物和有机质,对重金属元素的吸附力强,使重金属元素倾向于在细粒组分中富集[1],所以表层土壤的细粒组分,如<63μm适于作为污染评价的指示物。
其次是大气颗粒物或是气溶胶。由工业排污、燃料燃烧、机动车交通等引起的污染物,多以气态、颗粒物或气溶胶等形式存在[5]。一般情况下,污染物含量依赖于粒径大小,颗粒越细,越具有毒性效应[16],因此Fairley等认为,PM2.5适于作为颗粒物质引起的风险评估[17]。
另外,重金属通过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进入大气圈,它们主要以分子或颗粒物形式通过大气圈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8]。在英国城市区域内Cd的大气沉降速率为3.9～29.6g/hm2·a,郊区为2.6～19g/hm2·a[7]。所以,城市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路边尘土是大气沉降污染的有效指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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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整理，措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在现化化建设中，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重大战略决策，科学、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垢可持续利用。”这是十分正确的论断。作为总量一定的土地资源，要实现其可持续利用，我认为，主要应从搞好土地整理来实现。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1、加大宣传力度
土地整理是近几年来国内理论界提出解决土地开发利用，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条新途径。新《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土地整理。论文大全。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治理，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土地整理不仅是农村、农业、农民的主要工作，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鉴于当前的社会对土地整理观念淡薄，特别是县乡一级党政领导还缺乏这方面认识的现状。当前应主要抓好二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的宣传。不但土地管理部门要大力宣传，并且农业、水利、城建以及新闻宣传单位、也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使之造就一种社会舆论氛围，形成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二是对领导的宣传，特别是对县乡一级领导的宣传。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或座谈会，或讲座等，进行政策、法律、法规、技术等方面的学习，增强领导干部对土地整理的时代感，紧迫感和责任感的认识，从而认真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2、周密规划，土地整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
在编制规划时，必须围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建设规划、通盘考虑各种工程措施，确保工程设施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根据先进地区的经验，在编制土地整理规划时，应主要注意四个方面的内容：①山地整理。以小流域为单元，在流域内，对田、水、路、林、村全面衡量，合理布局。②村镇土地整理。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原制定的村镇规划进行修订，重新界定村庄，居民点和乡镇界线，绘制材庄和乡镇驻地规划图。逐步做到三个集中。即农民住宅向中心村和小集镇集中：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③改造中低产田。改善耕作层，移土回填，使瘦田变良田，低产变高产。④旧城改造。清查“荒”、“废”、“闲”，挖掘城镇存量潜力，控制城镇外延，解决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通过土地整理，使农村成为规模经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园区，城市成为容积率适中的现代化城市。
3.科学组织
土地整理是政府行为，从编制规划、制定政策、筹集资金到组织实施都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要建立机构。土地整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解。目前国家已成立土地整理中心。因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专管土地整理事宜。二是搞好协调。土地整理涉及农业、林业、水利、电力、财政，城镇建设、乡镇企业等很多部门。论文大全。要使这些部门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各自的职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利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等手段积极参与，形成强有力的土地整理的合力。论文大全。三是抓好示范。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抓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地类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防止一哄而起。四是实行目标管理。将土地整理纳入经济发展战略，列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对完成土地整理任务好的要给予奖励；对完不成任务的要给予黄牌警告。评选先进时要实行“一票否决”。
4.开拓筹资渠道
土地整理是投资巨大的基础工程，资金的落实是土地整理能否在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此，必须建立起从上而下的土地整理资金保障体系，以保证土地开发整理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目前筹稳集资金的渠道可从四个方面解决：一是建立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按照“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原则，建立土地整理专项资金。这些基金应包括：①新《土地管理法》关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的规定，作为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专项基金。②新《土地管理法》规定，用地单位没有条件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应缴纳的开垦费，以及占用基本农田缴纳的造地费和耕地占用税，都应用于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二是组织农民投资、投劳，以及按照：“谁整理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社会方方面面的投入。三是利用国内金融部门贷款，在进行土地整理时，可根据土地抵押债权较具可靠性，偿还周期长的特点，申请土地抵押货款。四是积极引用外资、如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国际性投资。
5.完善法制体系
土地整理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法规政策来保证。当前各地除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已出台的《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等法规外，还应尽快出台《土地整理条例》或《土地整理办法》、《土地整理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等。同时各地还应根据当地的实际，从提高土地利用率出发，制定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控制非农业建设用地，限制城镇外延扩张，耕地“占补”平衡等具体的，易于操佬的规定和政策，使土地整理日益规范化、制度化。
6.搞好优质服务
土地整理是实现土地资源永续利用的必然产物，是实现耕地动态平衡的必由之路。作为土地管理部门，必须竭尽全力搞好服务。这些服务包括：①技术服务。为土地整理提供准确的技术资料和技术措施；为乡、村培训土地整理技术骨干，自始至终做好土地整理过程中的技术指导，保障土地整理的高质量。②法规咨询服务。为土地整理制定和提供配套性的政策、法规，使土地整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③信息服务。经常通报本地土地整理的情况和外地土地整理的先进经验，使土地整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④权属服务。认真做好土地整理前土地权属的确认和土地整理后的土地变更登记，防止引发权属纠纷。当出现权属纠纷时，应及时会同有关部门进调处，切实保护土地经营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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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常德市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常德地区1988年撤消，建立常德市后，县域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发展中存在着经济回升基础不牢固，城乡居民增收压力较大，工业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资源环境和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加大对常德市县域经济的研究，将有利于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实力。
一、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共有县级行政单位9个，其中县域单位为6县1市，包括安乡县、汉寿县、澧县、临澧县、桃源县、石门县和津市市。常德市总面积为18190平方千米，县域国土面积1544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84.9%。2009年末，常德市总人口达到616.69万人，其中县域总人口为492.79万人，占总人口的79.9%。2009年常德市完成地区CDP为1239.2亿元，其中县域CDP总值为 646.79亿元，占常德市CDP总值的52.19%，只有桃源县、澧县、石门县三个县的CDP超过100亿元，其中桃源县以CDP总值为118.4亿元，位于湖南省2009年GDP总量第15名的县市；湖南省2009年人均GDP为20226元，常德市人均GDP为达到22496元经济学论文，而常德市县域人均GDP只有15571元，分别为湖南省平均水平的76.98%，常德市平均水平的69.21%，且只有津市市的人均GDP超过2万元。2009年常德市完成财政总收入70.0亿元，其中县域财政总收入为27.7089亿元，占常德市财政总收入的39.58%，财政总收入超过7亿元的县(市)有津市市l个，2009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910元，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909元，而常德市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810.57元，均低于湖南省和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只有汉寿县、澧县和临澧县过5000元；略超过湖南省和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84.31元，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59元，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996.42元，均高于湖南省和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有澧县和临澧过20000元。桃源县和安乡县的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工业总产值。
目前，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不强，经济规模小，竞争力较弱，突出表现为大多数县域为农业经济，其发展水平仍然是低水平，低层次的。
二、影响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1、县域基础设施条件差，竞争能力弱
由于常德市位于湘西北地区，属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缺少对外开放的地缘和人缘优势。同时，常德市又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县域工业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加上各县（市）财力不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造成交通、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明显落后，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
2、产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工业化程度仍然较低
常德市农民在县域居民中占有较大份额，农业和农村经济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缺乏鲜明个性，产品、产业结构趋同，停留在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上，而工业企业少而不大，特别是龙头企业和拳头企业少，支柱产业发展缓慢，知名度、市场影响力、辐射范围十分有限，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和产业化经营效益，对县域经济拉动力较弱，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
3、人才匮乏
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是人才匮乏。目前，常德市县乡创业人才、实用乡土人才严重短缺，劳动力素质不高，大多数农民缺乏发家致富的实用技术和技能。区域内懂市场、懂经济、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管理人短缺才，造成农民增收缓慢。
三、促进常德市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更新发展思路，抢抓发展机遇
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动力。目前，常德市县域经济已从原来低层次、“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逐步过渡，经济发展已进入市场配置资源、需求引导生产、质量决定效益的新的发展阶段，但县域经济基础薄弱，自主发展能力不足。因此，常德的各区县市应牢牢把握紧紧抓住中部崛起，以及湖南“3＋5”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机遇，积极承接“长株潭”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经济学论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资源型工业为支撑，以集群化发展为手段，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大力优化工业结构，提高工业效益，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推动常德县域经济加速发展。
2、立足县域农业自身的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应以农业繁荣为前提。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县域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结合县域实际，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目前，常德市形成了以桃源县、澧县等为主的粮食产区；以澧县、安乡县等为主的棉花产区；以各县城郊及石门高寒山区为主的优质蔬菜产区；以石门县、桃源县等山丘区为主的柑桔产区；以桃源县、石门县、临澧县等省定烟叶生产区为主的优质烤烟产区；以山丘区自然草场和滨湖滩涂草场为主的草畜区。因此，各个区县要充分利用各地的优势 ，以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为方向，打造生态品牌,加快农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步伐，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农业产业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经。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产品加工，常德市的各个区县要延伸农业产业链，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连接点，作为农业产业调整的重点，作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3、发挥县域旅游资源的优势，带动区域发展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以快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扩大开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加快区域脱贫致富。常德市的西北部属于武陵山系的低山区，挺拔俊秀；西南部为雪峰山余脉，逶迤绵延；东部为洞庭湖平原。沅水、澧水两大河流横贯境内，支流众多，具有水乡的特色，这些特征造就了区域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常德市的各个区县应发挥区域内旅游资源的优势，强化各级政府对旅游发展的认识，完善旅游服务系统，进行旅游开发的招商引资，将常德建设成为以山水田园风光为主体的观光、休闲度假、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旅游城市，从而促进常德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县域工业可持续发展。
由于常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矿藏开采与加工的相互依存关系。发达的农业、丰富的矿藏资源，为常德的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形成了以加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而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常德市各个区县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观念，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重点建设好县域内的主要工业与工业园区（见表1），合理促进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
表1. 常德市县域主要工业与工业园区统计表
县域名称
主要工业
主要工业园区
安乡县
造纸、棉纺、油脂化工、橡胶、建材、机械、
安乡县工业园区
汉寿县
纺织、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机械制造、食品加工
汉寿经济开发区
澧县
水泥、煤炭、氧化锌、芒硝、农产品深加工、轻工业机械制造
澧县工业园
临澧县
水泥、烟花、食品、陶瓷、机械、纺织、食品
太平工业园、安福工业园
桃源县
铝业、农产品加工、纺织、建材、电力能源、机械制造
创元铝业工业园、漳江、热市、陬市工业小区
石门县
电力、食品、建材、化工、机电、硅砂（石膏）
石门县工业园区
津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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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代服务业，株洲，产业结构优化
“十一五”时期，株洲市坚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三次产业呈现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良好态势。株洲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13∶50.5∶36.5调整为2009年的10.5∶54.7∶34.8。服务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增强，生产业实现增加值143.3亿元，年均增长16%，快于GDP增幅2.2个百分点，占GDP比重为14%，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文化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由2005年的21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8亿元，占GDP比重由4%上升到4.7%。2009年工业对株洲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5.3%，拉动株洲市经济增长7.85个百分点但工业高增长背后的高投入和高消耗，将给株洲经济下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在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
一、现代服务业的内涵界定
“现代服务业"是中国所特有的提法，在国外，现代服务业的提法多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毕业论文题目，美国学者倾向于使用“知识服务产业”来描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其定义为以提供技术知识或专利为主并支援制造业发展的服务业，或具有技术背景的服务业。该定义偏重以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硬知识服务。欧洲学者倾向使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并尝试给予描述性的定义。穆勒等人广义地将其定义为主要为其他公司提供有高知识附加值的服务公司。这种一般性定义难以反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形式和活动的多样性。迈尔斯等人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指那些显著依赖于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知识，向社会和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和组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两大类：面向新技术集中使用者的传统专业服务如促销广告、金融服务、会计和法律服务等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如软件设计和其他计算机相关活动。
虽然目前关于现代服务业的专著、论文和课题日益增多，现代服务的内涵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界定。在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和对服务业的分类中，并没有“现代服务业”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分类条目，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和界定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涵义和分类，我们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以及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和功能后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的以知识技术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和随着现代经营理念、社会需求变化,在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不断变革和升级的新型服务业的总称。现代服务业一般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性：高技术性、知识性、高增加值性、从业人员高素质性和动态性，主要包括以下四大类：（1）基础服务业，主要包括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交通等；（2）生产和市场服务业，包括金融、物流、批发、电子商务、农业支撑服务以及中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3）个人消费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等；（4）公共服务业，这类服务主要是由政府提供的，是免费提供或收取最低费用的服务， 包括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这些现代服务业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它具有现代与传统的交融性、要素的智力密集性、产出的高增值、供给的多层次性和服务的强辐射性等特点。现代服务业广泛渗透在服务业各主要行业和领域，不断服务着社会,方便着生产、丰富着生活,成为城市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发展现代服务业对株洲产业结构优化的意义
产业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期一般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由低收入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化的时期。在该时期，逐步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良好的创业氛围，并与现代制造业形成互动机制，从而强力拉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两型社会建设下，株洲迫切需要加快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是“两型社会”建设和株洲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
现代服务业具有能耗低、污染小、效益高等特点，有利于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减轻环境压力，是株洲实践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之一。株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在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基础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而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没有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工业化只能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这是由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物流与营销、研发、人力资源开发、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会计审计、律师等专业化生产服务和中介服务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并逐渐成为企业提高竞争效益的主导因素。另外，随着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毕业论文题目，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支撑，科学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服务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的转变，而且推动和影响了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督方式的完善。加快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应用，可以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更好地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目前，株洲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仍是株洲发展的主要动力，但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期刊网。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第二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和。因此，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的经验，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为新型工业化提供高水平的生产中间投入，占领经济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不断挖掘经济效率提高的源泉，从而加快株洲工业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是提高株洲城市服务功能的需要
城市发展以产业为支撑，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国际化进程而发展壮大。当前，株洲正处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阶段，随着区域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株洲城市经济总量在整个国家、地区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大都市必然产生大服务。株洲是湖南省“一点一线”区域经济带的重要城市，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长、株、潭“金三角”一隅，担负着为都市圈内其它城市提供生产服务和发展机会、带动都市圈整合发展的任务，担负着吸引外部经济要素、对外辐射经济功能的窗口和枢纽职能。株洲本身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同样离不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三）是株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由于株洲二产业中重工业比重偏大，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从资源消耗来看，“十一五”前三年株洲市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1.8%，完成“十一五”节能总目标（21%）的64.9%。2008年单位GDP能耗为1.39吨标准煤/万元，绝对量高于全国0.288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省0.165吨标准煤/万元。从污染排放来看，“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总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25.2％，化学需氧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2.4％。至2008年底，这两项指标分别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的87.7%和14.8%。目前株洲市重化工化趋势短期难以扭转，现有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下，“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现代服务业是消耗资源最小的产业，也是排放污染物最少的产业。从能耗和污染排放水平来看毕业论文题目，与第二产业相比较，现代服务业单位产值能耗很小。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加快株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日益短缺、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迫切需要。
（四）是株洲缓解就业压力的需要
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大，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有独特优势，是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既是株洲优化经济结构的战略要求，也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的最现实的选择。调查显示，对第三产业投资一万元，可以解决7-8个人就业，而同样的投入，在第一产业中只可以解决一个人就业，在第二产业中可以解决1.7个人就业。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超过第二产业是完成工业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为第三产业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就业空间。2004年至2009年末，株洲在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员由64.8万人发展到72万人，解决了大批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从2005年起，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其中发展较快的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近年来，随着株洲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因高校扩招而延缓至今的就业高峰问题，株洲同样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立足株洲实际，加快发展具有株洲特色的现代服务业，必将为缓解就业压力提供重要帮助。
现代服务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动力。信息传输业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使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升级。科技、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等生产服务业为三次产业提供服务形式的生产资料,提高产业效率,推动产业升级。教育、物流、金融业为三次产业提供高素质人力、充足的物力和强大的财力,推动产业效率提高。商务服务业提高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促进产业优化。投资环境改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信息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加强,都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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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城市、市镇经济研究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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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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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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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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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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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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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篇9
关键词：观光农业；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1 观光农业发展研究
观光农业是旅游业与农业结合的产物，大力发展观光农业既符合当前我国新农业发展要求，也符合旅游日益大众化、休闲化的趋势。在我国，观光农业最早开始于台湾地区，目前较为发达的地域为南方地区，特别是城市周边地区，观光农业主要表现形式为以果园、菜园和茶园为主的生态循环产业园，这些产业园区通过多种营销渠道，利用自身农业资源优势，成功的将都市白领渴望自然的欲望变为现实需求，通过自采、自摘以及文化普及等多种形式，成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 山地观光农业景观资源特征
山地观光农业是观光农业的一种，它区别于传统的平原型观光农业。平原型观光农业由于地势平坦，水文和气候适宜，因此可以实现大规模种植，比如各地兴建的普罗旺斯园，植物园以及各类以瓜果蔬菜为主体的博览会，这些农业通过观光旅游实现了农业收入增值。但是，山地观光农业则不同，这里山地地势水文情况复杂，工程成本比较高，如果没有事前合理规划和预案，很容易造成亏损和倒闭，加上一般山地观光农业经济距离比较远，距离费用较大，因此旅游目的地需求受到限制。但是，如果做好以下4点工作，山地观光农业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2.1 地形和植被因素
我国山地面积广阔，但是山地观光农业的景观建设重点是在平原和山脉的结合部，这里地势虽然复杂，但是空间感强，同时，结合部由于受到地形雨作用，植被覆盖率高，土壤较为肥沃，适合一些山地农作物规模化种植，而且由于山地层次感强，周围绿树植被覆盖高，因此可以形成非常良好的绿树空间和欣赏体验，这也正是观光农业发展的基础。部分地区受到地区特质影响，土壤的酸碱度不同，因此，这些地区要因地制宜，种植本地特有物种，比如南方丘陵地区酸性土壤中种植茶树并吸引都市白领采摘就是一种很好的发展方式。
2.2 水文条件因素
山地观光农业发展的主要区域是平原与山脉的结合部，地势由高到低，跨度较大，加上山地地区多地形雨，一旦出现大量降水，很容易由于雨量过量集中，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山体不稳，山体滑坡现象。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是农业的最大威胁，严重的还会使农业颗粒无收。但是，山地的这种水文条件也会形成山环水绕，青烟袅袅的古朴韵味，因此，山地观光农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山地观光农业发展过程中要选好农业发展地址，尽量选择山脊的延伸部位；如果处于山谷中，就要充分发挥周围山脉走势和地形沟壑，通过合理的设计达到水的自然流动，达到自然美的目的。
2.3 生态条件因素
山地观光农业要特别注意生态条件因素。
2.3.1 生态条件因素是山地观光农业发展的必要前提
山地观光农业，虽然表面来看是通过农业发展带动观光旅游，与生态毫无关系，但是观光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旅游，旅游者注重的体验不单单包括通过自己劳作获得果实的喜悦，还应该有欣赏周围生态美的旅游体验，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山地观光。
2.3.2 山地观光农业一般处于山脉与平原的结合部
这里生态脆弱，极易遭到破坏。生态是一个系统，包括：水文、地形等多种因素，一旦某个因素发生改变，就势必影响其他因素。
因此，山地观光农业发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环境，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4 旅游目的地因素旅游目的地因素
直接制约着山地观光农业的发展
2.4.1 旅游目的地距离远近决定着其影响力
山地观光农业一般的影响力要受到旅游目的地距离远近影响。理论上说，现代都市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都市人都渴望大自然，向往大自然，但是，一个地区的山地观光农业发展必然受到距离的远近制约。远距离的旅游目的地虽然有需要但是距离经济成本较高，因此实现旅游欲望转为旅游需求比较困难。
2.4.2 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大小制约着山地观光农业的规模
山地观光农业位置比较偏僻，距离大城市较远，因此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较小，这就严重制约了观光农业发展的规模。
3 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
3.1 改造型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
改造型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是指在原有山地观光农业发展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和再规划来实现观光农业的现代化升级。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比较单一：常见的有的有桑—田—鱼模式、茶—梯田模式。这些模式单一注重了发挥本地优势，注重物种之间的联系，在初期获得了不错的生态和环境效益。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游客数量的提高，这种农业模式面临着环境承载力过大而引发的水土流失问题以及当地生产生活秩序被破坏的而引起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统筹综合山地观光农业发展因素，通过改造实现山地观光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升级，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3.2 新建型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
新建型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适合一些未发展山地观光农业的地区，特别适合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山地地区，这些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只要适当规划就可以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目的。而且，山地观光农业发展还具有污染程度比较小，可持续性好等特点，因此未来的山地观光农业发展要特别注意探索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山地观光农业发展的模式。
3 结语
未来山地观光农业发展模式重点为山地经济落后地区如何通过山地观光农业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旧有农业园如何处理人与生态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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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诗履.观光农业.海峡两岸地理学术研讨会暨2001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C].2001.
篇10
[论文摘要]：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是顺应城乡消费新趋势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农村新型产业。本文以长沙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模式，针对其相应的问题，提出农家乐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家乐旅游产业的概念：
“农家乐”，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消费不能满足日益更新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以本地资源为基础，优化组合各种生产的新兴旅游产业。它是一种逐步发展的农业生态旅游、农业休闲旅游和农业观光旅游项目。
二、湖南长沙农家乐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
据长沙市旅游局统计，2006年，长沙市的农家乐有1415家，其中五星级农庄17家；去年乡村旅游景点接待总人数达835.2万，总收入超过10.5亿元
长沙农家乐旅游开发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多种模式：
1.城市郊区型。城郊经济基础好，空气洁净，交通便利，休闲农业发展的条件得天独厚，2.景区周边型。我市现开辟了8个森林公园，拥有大围山、黑麋峰等一大批风景名胜区，还有灰汤温泉、岳麓山等，是我市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最早的地区。3.基地兼容型。我市农村种植基地建设和农产品加工园区注意休闲项目配套，观光功能兼容，成为了很好的休闲观光场所，提高了综合经济效益。
按休闲农业的功能划分，目前有三种类型：
1.观光观赏型。我市农业种植资源极为丰富，长沙花木带、各地茶园果园药园和水面养殖等名优特产为开发观光型休闲农业项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域。
2.参与体验型。以吃农家菜、住农家房、观农家景、干农家活的“农家乐”为主体的一系列产品现已初具规模。
3.休闲度假型。我市森林资源丰富，长沙植物园、望城黑麋峰、浏阳大围山等国家森林公园环境幽静，气候宜人，是天然的“氧吧”，利用其优质的生态环境建立森林度假村、开展“森林浴”避暑、度假、健康疗养、等活动，建立配套的休闲娱乐设施。
农家乐投资开发主体角度:
1.农户联合型：特点是：投入少，接待量有限；乡村文化保留完整；旅游带动效应有限。
2.（公司)农户型：特点是：引进旅游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发展规模和接待量较大。
3.(公司,社区)农户型：特点是：参与三方责任和分工明确：公司负责旅游景点（区）的规划、营销、培训；村委会协调，农户按规定接待、导游。
三、长沙休闲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认识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引导。对休闲农业还存在模糊认识，缺乏有效的引导，有明显的盲目性。对休闲农业经营范围与活动内容的核定、服务质量的要求等方面缺乏统一、适用的规范标准。
2.经营不规范，缺乏科学的管理。在软环境方面，由于经营休闲农业是一项新的事业，经营者缺乏必要的培训，组织能力及管理技能准备不足，往往凭着自己的经验对项目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做出决策，跟不上市场对其发展的要求。
3.布局不合理，缺乏准确的市场定位。我市休闲农业发展速度快，但规模比较小，整体建设水平比较低，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有一些地方为了凸现休闲农业的个性特色,采取“拿来主义”,不切实际,生搬硬套,结果弄巧成拙，效果不理想。
4.思路不开阔，缺乏多样的特色设计。我市现有休闲农业主要是以观赏型、娱乐型、度假型三种为主，务农型、品尝型、购物型、疗养型的很少。没有整体的营销，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无法提高休闲农业的市场号召力和提升休闲农业的知名度。
四、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1.特有的潇湘自然生态环境。长沙森林景观的季相变化明显。水系河湖水体四季丰盈，共同构成了“潇湘”山水风光长轴画卷，为长沙的乡村旅游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本底。
2.丰厚多奇的乡村景观资源。我市环城的大水面大面积的种植产业，体现了鱼米之乡的色彩；浏阳、望城、宁乡的传统农业文化景观，显示了山乡风情；使人感受到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的魅力，为我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
3.完善的交通网络。至2005年，全市周边已形成覆盖面大、通达性强的立体交通网络。长沙到其他13个市（州）以高速公路相通，我市乡村公路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网，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便利。
4.十分可观的潜在客源市场。从客源上看，“长、株、潭”2005年，三市非农业人口已超过400万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南面有广州、深圳；北面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城市群；是我市休闲农业旅游不可低估的潜在客源市场。
5.民间资本投入积极。休闲农业的广阔市场前景，吸引了多种投资主体的介入，而且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投资群体。我市农家乐旅游的投资构成中，农民家庭投资约占16%左右，民间私人资本和工商资本约占84%左右。民间资本已成为休闲旅游投资主体。
五、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1.加强领导，强化对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服务。从扶持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发展角度出发，把这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农村经济新亮点培育好、发展好，为之服务好。
2.以农为本，夯实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发展的产为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利用农家乐休闲旅游业集“吃、住、游、乐”于一体的窗口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现代农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