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稀缺性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稀缺性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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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观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企业的管理思想也进人到一个新的阶段，“企业决策理论”开始成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对于微观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两者是有共性的，并且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微观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有着相似的发展背景和共同进步的社会条件，两者都运用到了数量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因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将微观经济学作为支撑，运用“线性规划”“博弈论”等方式可以帮助企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经济学当中，微观经济的意义之一就是选择，而企业管理的核心之一是决策，两者的统一性使得微观经济学能更好地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作用。

二、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资源不足的问题

企业的经济资源从管理角度上来划分，可以分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与企业微观经济相关的，判断企业资源是否缺乏一般也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很多企业受到贷款困难、资金运用不到位等经济条件的限制，致使规模和物质条件得不到提升，企业设备更新困难，甚至影响到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难以满足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前提条件，并且在技术上缺乏资金支持又导致企业人才力量薄弱，发展速度与社会脱轨，产品设计局限及科技含量低下而落后于市场，这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致使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市场拓展与合作共赢是“开源”，合理分配有限资源降低成本是“节流”，都能够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

2.企业组织结构及管理模式问题

有些企业管理会出现环节断层的现象，各个部门、生产环节之间缺乏沟通联系，企业由于各种不必要的环节而增加了成本。管理不善可造成以下问题，如生产效率下降、内部组织运行成本增加、人际关系复杂化引起内耗增加、质量管理难度加大导致产品质量下降、营销机构设置繁复而使交易费用增加等现象，由于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因素在企业规模变化时会同时产生作用，因此其规律性在企业最优产出决定时要着重考虑。

还有些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过于简单，虽然经营初期管理的幅度小效率高，更容易出现资源集中、利于统筹分配资金以及对市场反应速度快等优势，但是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因为信息大量集中、数据繁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太过细碎而降低决策的效率，错过最佳投资时机，此时企业需要对管理结构进行调整划分，对内部资源进行更合理的分配，重新寻找一个管理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的平衡点。

另外，我国的很多企业是从家族式企业发展而来，其管理模式的直接表现就是决策层之间互为亲属关系，这种管理模式易导致决策的不民主、不科学性，难免出现运营不规范和内部资源分配能力降低等现象，不利于企业的良性运作。

三、利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加强企业管理

1.运用微观经济学思路解决人才流失问题

微观经济学作为研究市场中个体行为的一门经济学，是从“资源是稀缺的”基本概念出发的，在个体行为准则上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因而，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中，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就要求企业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尊重人才、加强人才的归属感使其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微观经济学中有一个词为“激励”，即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某种东西，诸如惩罚或是奖励的预期。由于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做出决策，所以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激励起着中心作用，一位经济学家甚至提出，整个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余内容都是对此的解释。”可见，激励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中对于人的管理部分，依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合理地运用激励手段促进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是提高工作效率最直接而有效的手段。基于以上原理有些企业把净资产增值率、实现利润增长率、销售收人增长率、上交税利增长率和员工平均工资作为主体考核指标，并参考行业平均效益水平来综合考核评价员工的业绩，还有些企业将股权、股票期权等形式纳人激励机制，以动态的思考方式来确定员工的薪酬，由此建立一个能适应市场变化、突出效益的现代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同时也将竞争机制引人到企业管理过程当中，更充分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运用得当的激励方式会使企业管理更趋于制度化和理性化。

2.运用微观经济学原加强企业资源的管理

企业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要力争在有限的经济条件内最大限度地利用配置到的资源。企业管理目标应该是生存和发展而不只是追求短期的最大利润，现代企业行为目标由直接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企业在长期稳定发展中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有近似意义，而且在实际管理中成本控制比较清晰易管且便于操作和度量，因此企业也可以将利润最大化转为成本最小化进行成本管理与决策。日常管理中企业需要关注到生产要素的周转情况，如合理采购物料、降低成本、管理库存、最优化生产、销售渠道扩展、结算方式创新、简化配送流程等环节。公司除了注意内部的资金运行，还需要把握市场发展的方向，根据经济的先行指标及时调整生产和销售，尽量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商业影响。

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等问题，企业除了从内部成本处“节流”还可以从“开源”处着手。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和企业国际化经营迅猛发展的时期，企业管理者需要重新调整经营模式以适应发展的需要，缺少独特资源、要素会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长久的竞争优势。由于企业间存在资源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建立战略联盟既可以巩固原有资源又可以弥补各自资源的不足进而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这种企业间联盟要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通过沟通处理好企业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保持持久稳固、平等独立的共赢局面，使企业由合作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通过增加竞争优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达到“开源”的目标。

另外，企业创新也是增加企业竞争力、获得更多长期可靠资源的有效方式。一些企业在壮大的过程中只是一味地扩大生产规模，引起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如名噪一时的掉渣饼经营思路。企业要想做强做大长期发展就要时刻关注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增加品牌价值，努力使产品在技术和质量层面保有一定的稀缺性，开发一些市场缺乏但是需求量相对较大的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要放弃原有的产品，而是可以将其作为发展的副线产品以适应市场需要。

很多企业销售不佳的原因并非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而是本应与之相配的服务得不到提高，使产品的附加价值大大降低。由于良好的声誉或一个历史悠久的品牌通常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效的信号之一，可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产品服务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占用企业较大资源，但是从长远来看，通过舒适的消费、使用体验会引导消费者偏好，开拓潜在市场，扩大产品的需求量。

3.运用微观经济学改进企业管理模式

建立起一个合理、完善、适应自身和市场发展的管理模式可以使企业健康发展，打通内循环，轻松启动快速反应机制。比如，在一些企业中新兴的“网状扁平化管理”概念渐渐成为一种组织结构新趋势，它没有统一强制的中心，每个基本单元拥有高度自主权，单元之间彼此紧密相连，影响不断扩散成网状。这种组织结构便于对市场做出反应、消除冗杂层级、赋予员工一定自主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比传统的“金字塔式垂直结构”更适应当今互联网时代。但同时企业也需要应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前沿中的主题之一，在“网状扁平化管理”中同样存在，如一位员工被赋予一定的决策自主性，在不了解全局战略时对局部事件进行处理有时会偏离主体意愿。这就需要企业建立一套成熟细化的流程和制度以及监督体系，以避免由于这种信息不完全而产生的判断差异。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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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观价值论　政治经济根源　劳动价值论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入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引申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胚。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

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已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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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帮助我们做出选择决策。简言之，经济学(economics)研究人们如何使用稀缺资源。你如何决定花费多少时间学习?亚马逊公司如何决定雇佣人数?克莱斯勒公司如何决定使用其工厂生产运动型汽车还是轿车?――一个国家资源的多大份额应当用于发展电子网络，提供卫生保健服务，或者控制污染?对于每一问题都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使用稀缺的劳动、土地和建筑资源，当我们选择其中之一时就不得不放弃其他用途。

稀缺性的本质及其迫使我们所做出的多种选择，我们会看到，三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

用有限的资源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我们选择的物品和劳务。

为谁生产产品和劳务，即谁应得到它们。

我们还必须决定谁来回答上述问题，是由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还是由政府计划产出选择、控制生产过程和重新分配收入?是由微软决定电脑操作系统应包括什么，还是由政府来决定?利率应由商业银行单独决定，还是政府应试图管制利率? "谁"应回答这些核心问题通常跟问题本身一样引起争议。

稀缺性：核心问题

尽管我们能够改变经济结果，但我们并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假如你口袋里装有20美元去逛商场，你就只能购买价值20美元的商品。你口袋里的货币构成了你购买的极限。

整个经济产出也有极限，构成这一极限的不是货币，而是可供生产产品和劳务的可用资源。每个人都想要更多的住房、崭新的学校、更好的交通系统和一部新车，但即使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难以创造每人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不得不尽力解决稀缺性(scarcity)这一核心问题――即没有足够的可用资源以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

生产要素

用于生产产品和劳务的资源被称为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四种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

这些要素是生产想要的产出所必需的投人品。例如，生产这本教材，我们需要纸张、印刷机、建筑物和大量的劳动。我们还需要有头脑的人把它组合在一起。生产你们在课堂上获得的教育，我们不仅需要教材，而且需要教室、教师和黑板。没有生产要素，我们将不能生产任何东西。

土地第一种生产要素――土地不仅指土地表面，而且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原油、水、空气和矿产都被包括在“土地”这一概念中。

劳动劳动也有多层涵义，它不是简单地指有多少人；当我们把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时，我们指生产产品和劳务的技能。因此，“劳动”要素包括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资本第三种生产要素是资本。在经济学中，资本(capital)指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并用于再生产中。例如，泰国南部的渔村居民编织大型鱼网。编织这些鱼网的惟一目的是捕捞更多的鱼。鱼网成为人们想要获取最终产品(鱼)的一种生产要素。因此，它们被认为是资本。同样，用于炼钢的高炉和用于装备办公室的桌子都是资本投入。

企业家才能可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越多，潜在产出量就越大。一个拥有10000亩土地、12名雇农和6台拖拉机的农场主，可以比一个拥有半数资源的农场主产出更多的收成，但是，他不一定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拥有较少资源的农场主对于种植什么、何时灌溉或如何收获作物，可能有更好的想法。这不仅是一个拥有什么资源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的问题。

这正是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的作用所在。企业家被称为是发现新产品或更好产品的机会，并把生产它们所需的资源组织起来的人。假如没有企业家，泰国渔民将仍然使用鱼杆钓鱼。没有企业家才能，农场主将仍然用手工挤牛奶。假如不是有人想出生产数码相机的方法，你就从不会有机会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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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警务经济”一词逐渐被使用。2010年，于沙沙从分析警务资源的稀缺性与社会对警务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入手，提出了优化警务资源，进行警务改革的具体举措[6]；2011年，崔磊分析了英国警务改革对世界警务工作建设带来的深远的影响，提出我国要借鉴英国警务改革做法，确立警力无增长改善的总体思路，引入警务经济理论，推动我国警务机制建设[7]的论断。然而，公安经济和公安经济学在2012年似乎又获得了新生，张兆瑞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对公安经济及公安经济学提出了明确定义，把公安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目标确定为公安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其所产生的治安效益，还对公安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中国古代及现代公安思想发展脉络等进行了研究[8]。

在国外学者的警学著作中，也有部分关于警务的著述，但主要是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研究相关的犯罪问题、恐怖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等问题，还没有警务经济理论或公安经济理论的专著，也未提出“公安经济”或“警务经济”的概念。国内也有几部运用经济学分析警务问题的专著：2002年，宋浩波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犯罪经济学》专著，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分析、探讨了经济利益因素与犯罪人的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及预防、控制犯罪的对策理论，分析了犯罪成本和收益、犯罪行为经济模型等概念[9]。2004年，李艳岩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治安经济的专著———《治安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了治安的投入与产出、治安效用、治安的社会收益、治安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提出和分析了治安投资、治安成本、治安效益、治安经济选择、治安体制选择等概念[10]。总之，目前我国对警务经济理论或公安经济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但从大体上来看还显得分散、单薄、不成熟和不完善，还没有形成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需要进行更深入的问题分析和理论研究。

加强警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一)警学理论的发展需要警务经济理论的贡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当代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警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警务成本、警务效益、警务资源配置等问题越来越成为警学关注的热点。警务经济理论研究将以经济学作为研究工具，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分析、归纳、总结警务现象和警务实践问题，揭示警务经济的特征及发展规律，以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研究警学理论，促进警学理论的横向发展。同时，随着警务经济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展，将为构建警务经济学或公安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的框架和内容体系提供理论知识准备，并以此为警察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

(二)警务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践需要警务经济理论的指导市场经济相较于计划经济具有的优势主要在于通过市场实现有限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作为人类基本安全秩序所需要的资源之一，警务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警务资源的有限而降低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功能的有效发挥。长期以来，我国警务资源采取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供给模式，警务资源存在区域、警种的差异，造成部分警务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公安机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警务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实现各区域间、各警种间警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势互补，让有限的的警务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警务实践迫切需要相关的警务经济理论的指导。

(三)警务改革的需要呼唤警务经济理论的支撑世界警务在经历了警察职业化、警察专业化、警察现代化、社区警务等发展阶段后，正迎来“第五次警务革命”[11]，即在西方兴起的警务社会化，其内容是在国家警务之外，市场化警务开始出现，在警务规划和执行中追求效率、效益最大化。顺应世界警务革命的发展潮流，我国警务活动也在悄然改革，如减少管理层级的试点改革、北京市的公共安全管理改革、上海市的警务车辆管理改革等，但我国目前在警务活动中忽视警务成本与效益，以长官命令代替科学经济规律进行决策和计划，存在大量高成本、低效率、高浪费等不经济现象。警务改革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是如何兼顾警务经济效益与警务社会效益，实现警务效益最大化的问题，期待着警务经济理论的有力支撑。

目前警务经济理论急待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警务与警务的经济特性一般认为，警务是警察和警察机关履行自己法定职责时所开展的业务活动与勤务活动，也有学者认为“警务是警察公共事务或警察公共服务”[12]，等等。需要对诸多警务概念的表述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需要分析警务与警察职能、警务与警察机关、警务与警务管理的关系，确定警务的内涵与外延，完善警务的概念的学理界定。警务性质是多重的，具有政治性、法律性、纪律性，同时，警务是要讲效率的，要讲究快速反应，使其职能得到有效发挥，因而警务还具有经济性。为此，需要研究警务资源的稀缺性、警务供给的有限性、警务需求的无限性、警务产品和服务的公共性等。

(二)警务供给与需求理论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提供的主体是警察部门，但警察部门提供警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而社会与个人对警务产品的需求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这便导致了警务供给与警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警务产品供应不足是警察部门普遍面临的困境，造成犯罪率上升、治安秩序趋紧、犯罪难控、民众不满，警察部门面临挑战和压力。事实证明，传统的警务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国外“私人警务”正在兴起，一种警务的商业型供给模式开始存在和发展，为我国警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参考和借鉴的路径。实践还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分析研究警务供给与警务需求的概念、警务供给与警务需求的关系，研究合理、有序、有效地保障警务资源供给的途径和方式，研究多样性的警务需求及其满足形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警务供求规律，使有限的警务供给实现无限的警务需求的有效路径。

(三)警务资源配置理论警务资源是指警务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警务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从而要求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警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便用最少的资源耗费，获取最佳的效益。为此，西方国家提出了“无增长改善论”，寻求在现有的警务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优化配置，提升警力。我国在推行社区警务化、信息化以来，警务资源有了更合理配置，警务效率有了提高，但还存在警力盲目扩张、警力浪费、基层警力不足、经费使用与保障上苦乐不均、警务装备闲置等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警务物质资源、警务财力资源、警务人力资源、警务权力资源等资源的最优配置原理，明晰国家公共警务与市场化警务的职能及实现的目标，找到国家公共警务资源内部以及国家公共警务资源与市场化警务资源之间的最优配置实现途径和方法，为警务后勤保障体制改革提供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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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经营；闭环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2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企业对于资源的汲取和利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加速转变，作为企业重要资源的人力资本引起了越来越高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企业经营战略。然而，作为企业重要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重要作用仍然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主要表现在：多数企业还没有从观念上理解和接受“人力资本观”；在人力资本经营的环节呈现诸多问题，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不足或者缺乏科学的投资观念；在人力资本的使用上，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多数企业对人力资本经营的规律还缺少认识。这都导致多数管理者不能按照客观规律经营企业的人力资本，从而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一、人力资本相关研究

“人力资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理论，它从萌芽、诞生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人力资本相关理论研究

斯密（Smith，1776）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将人力视为资本，其将劳动者的才能与生产工具、生产性建筑物、土地改良费用并列为社会的固定资本。萨伊（Say，1803）在此基础上强调人才，尤其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深刻调整，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雅库布·闵塞尔（Jacob Mincer，1957）在《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一文中率先应用了人力投资方法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但人们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是舒尔茨和贝克尔。舒尔茨（Schultz，1960）发现，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他明确了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使得人力资本理论成为一门新的学派，并且统计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现代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的作用，深入研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进行了定量研究。贝克尔（Becker，1964）在著作《人力资本》中运用“成本—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等微观经济学手法，量化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间的关系，其研究成果颇具开创性，被认为是“经济思想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增长理论研究者注重从经济增长模型来论述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本的研究具体化、数量化，并从中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溢效应”。

（二）人力资本经营理论

学者对人力资本在企业层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条主线展开。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契约性质、所有权安排以及治理结构问题，而管理学的研究主要涉及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概念，一般而言，人力资源研究更加侧重于管理学角度，而人力资本研究更加侧重投资收益等经济学角度。涉及人力资本、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文献相当丰富，但是在企业层面对人力资本经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较少。学者们不仅对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概念并无统一认识，对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研究内容也没有明确的范围界定。陈全明、奚国泉等国内学者分别尝试从人力资本运动过程、运动状态、经营机制等角度探究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奥妙，但这些研究往往针对企业人力资本的一般特性和单个环节而展开，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二、人力资本经营的核心

（一）内涵

结合当前研究成果，所谓人力资本，是指行为主体通过有意识地投资活动而从人身上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技术、能力等因素的总和。这一概念包括以下要点：人力资本是凝结于人身上的知识、经验、技术、能力等因素的总和；人力资本是通过有意识的投资活动获得的；人力资本有经济价值并能带来未来收益。

以此为基础，所谓企业人力资本经营，是指企业通过人力资本要素保值增值来获取持久竞争优势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和评价等经营管理活动。这一管理活动是闭环管理，里面包含三个部分：首先，企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企业特定结构的人力资本存量；其次，对不同结构的功能化单元按照企业目标进行激励、约束、协调、配置以及整合等手段的使用，增强企业竞争力；最后，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对人力资本经营的效果进行评价，力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并为后续投资、使用形成具体指导。

（二）动力机制、运行条件及环境因素

企业人力资本经营形成闭环管理需要一定的动力机制、运行条件和环境因素：

从动力机制看，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经营的动力无外乎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企业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在这个最大化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对于价值创造的贡献最大，并且这一创造能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的特点。外在市场压力要求企业不断开发、引进和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能在市场有一席之地。

从运行条件看，企业内部需要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经营理念、明晰的人力资本产权关系、科学完善的评价系统以及高水平的领导团队支持；外部需要有健全的人力资本市场机制、成熟的人力资本市场中介组织、相关的政策配套以及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法规。内、外部因素缺一，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良性循环难以形成。

从环境因素看，企业内部的核心价值观、战略与组织结构设计、企业文化以及高管团队风格是决定企业人力资本经营水平的核心要素，当然政策因素、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外部环境也不断发生变化，这要求企业能够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三、人力资本经营的模式

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模式反映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基本运作体系，其功能就是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效率，实现人力资本保值增值，改善员工满意度，确保企业绩效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高。

（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经营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产生的重要方式便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系统工程，政府、企业和个人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职业轮换以及“干中学”等途径，使自然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使现有人力资本增值。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旨在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形成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而为人力资本经营夯实基础。

（二）企业人力资本使用

形成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是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前提，但如何有效激活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存量，是发挥人力资本作用，才是企业人力资本成功经营的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企业人力资本存量很高但并无明显的竞争优势。企业人力资本的使用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的协调与配置、激励与约束、整合与扩张等，其目的在于激活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增强人力资本竞争能力，发挥协调优势，实现人力资本保值增值，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

（三）企业人力资本经营效果评价

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人力资本经营效果评价尤为必要，它是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效果、检验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关键。客观评价企业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与使用价值，分析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绩效，可以有效预期和指导下一周期的人力资本经营闭环管理过程。在这一环节，需要细化企业经营目标子项，明确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经营各项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得出真实答案。

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的闭环管理反映了企业人力资本经营活动从人力资本投资、使用到经营效果评价的整个过程，它揭示了企业人力资本运作的内在规律。建立企业人力资本经营模式，探索适合企业自身特色的实操方法，是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经营效率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目标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焦斌龙.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定价与配置[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9.

[2]（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学院出版社，1999：55.

[3]洪茹燕，等.国外企业智力资本研究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10）：42-48.

[4]奚国泉，等.企业人力资源的资本化运营探析[J].南京经学院学报，2000（6）：37-39.

[5]刘福垣.人力资本贡献率计量原理初探[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9）.

[6]王爱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43.

篇6

关键词：美女；经济；特色；杭州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070-02

1美女经济概述

1.1美女的定义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体力和脑力才能称得上是人力资源，美丽的作用和力量一直被忽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美丽价值被迅速开发，并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美女首先必须具备恰当的比例：胸、腰、臀围的国际标准，头、颈、肩、四肢比例的完美组合，五官比例与皮肤质量的无可挑剔，这是美女的最基本物理条件。身体的物理重量、长度、形体曲线轮廓、肤色共同诠释着美女的外在体貌，服装、首饰、化妆品的支撑和修饰，最终成为一件美丽而奢侈的包装作品，美女的视觉图像得以呈现。

1.2美女经济属性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其经济学属性可从这样几个方面分析：稀缺性、正外部性、流动性、时效性等。

1.2.1稀缺性

从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理论看，美女的供给主要来自遗传基因，对美女的需求主要来自男人。一个人是否美丽，从人的生产角度看具有不确定性，更多的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从男人的心理动机与行为分析，对美女的需求具有无限性。美女的供给却是有限的，稀缺原因是相对于人们对美女的需求而言大大超过了美女的供给。

1.2.2正外部性

外部性，按照萨缪尔逊的定义，“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外部性分两种，一种是正外部性，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属于公益品，一种是负外部性，具有负外部性特征的属于公害品。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美女使用价值正外部性的可以让欣赏者得到快乐感，心得舒畅。

1.2.3准公共产品

美女无论所有权的归属如何，就免费观看而言，不具有排他性。美女无论走到哪儿，总会获得无数的赞美、欣赏与感叹，多人欣赏美女都没有增加费用支出。因此，欣赏美貌的非竞争性，说明美女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当增加对一个公共产品的消费时，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水平。许多人观赏美女时，导致美女容光焕发，自信心倍增，观赏者也产生愉快体验，增强正外部效应。

1.2.4流动性

美女经济是竞争性的市场，如何配置美女资源，很少受人为的或有组织的干预。美女也是趋利型的理性经济人，总是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大化收益的资源配置。当美女成人之后就要寻求优化配置，地域方面可以选择到国内外环境更好的城市生活。男性资源摄取方面，大多数的美女资源将流向资源禀赋良好，比较收益更高的男人——即有钱有权的男人。否则将出现帕雷托改进，即重组—重新配置资源，这也是美女资源的天然属性。

1.2.5时效性

40男人一枝花，女人的外表通常在30岁后或生育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负担的增加而老化。一定阶段的美女价值与年龄呈反向变化关系，即V=A/T（假设A为价值系数，是一常数；V为美女价值；T为时间）。随着年岁渐长，年老色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态势。不同行业的美女价值拐点不同，美女越多的地方竞争越残酷是事实。一些智慧美女深谙此道，善于在年轻时抓住投资和机会，加上自身的勤奋，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

2杭州美女特质

2.1外表精致水灵，身材不足

西湖和美女是杭州的代名词，皮肤白皙水灵，柔弱得如风中杨柳，让人顿生怜香惜玉之情。然而杭州美女与北京、沈阳、大连美女相比，在身材上的优势不明显，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杭州女子平均身高160.88，远低于山东169.45，北京167.33，黑龙江165.25。据杭州知名“竹筠”时装店的经理反映：穿旗袍的“黄金三围”是：胸围82厘米，腰围62厘米，臀围86厘米，左右偏差3、4厘米属于正常，仅60%的杭州女人符合这个范围。

2.2文化底蕴深，消费水平高

杭州建城2000多年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孕育了富裕、知礼节的杭州美女，她们是绝不会象某些省的美女为钱当“二奶”的，那会让自己和家人失去品牌价值。杭州美女对下列几种男人可能会看不起：一是整天围着围裙的上海式好男人；二是嗜酒和大葱的北方大男；三是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港台某些商人。但是，杭州美女与削尖脑袋走世界嫁老外的上海美女相比，更喜欢吃喝玩乐，周末逛商场看西湖，出国买名牌尝美食看风景，乐于过小日子，缺乏广博的胸襟和国际化的视野。

2.3经济观念强，流动性不足

江浙一带向来商贾如云，杭州美女绝对是精明的理性经济人。她们做事的时候，从不摆出女强人咄咄逼人的架式，也很少用祥林嫂哭哭啼啼的方式。她们总是用自信而柔软的语调，微笑着和你谈判，多大的冲突和利害都在一种轻描淡写的过程中化解。杭州女人表面的待人接物都做得非常到位，绝不会象东北女人骂街或动手耍泼。不过虽然杭州女人表面柔情万种，很难听到有男人夸杭州女人“温柔”。事实上，她们只是在以比较高明的方式进行谈判与交流，不关心他人痛痒。

与温州女人不通语言敢闯世界相比，杭州女人守着温润的西湖和富裕的经济就很知足，缺乏吃苦耐劳的闯劲，也缺乏深圳、香港女人独立自主的拼劲，因此比较固步自封，容易自我满足。

3杭州美女经济特色

美女经济是指与制造美女、维持美女美貌有关的经济活动，它包括女性保健品和化妆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女性美体、塑身、整形美容等营业场馆的开办和消费以及有关如何成为美女的书籍出版和销售。杭州作为中国经济强省的省会城市，美女经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3.1维护成本高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美女要化妆，美女的维护成本从来都是居高不下。

（1）个人商场消费额惊人。杭州商场的金卡通常是五万元左右起步，以高端消费最集中的杭州大厦为例，该公司的钻石卡年消费额100万起步，这里所指的消费额，并不包括家电等大宗消费，完全是化妆品、服饰、鞋包。消费超百万元的200位顾客中，9成以上是女性，个人最高年消费记录是660万元。名牌化妆品牌消费惊人，2010年杭州大厦化妆品兰蔻专柜以6110万元的销售业绩荣登全球第一，同比增长14%。除兰蔻外，同年香奈儿、LAMER、SISLEY、资生堂、欧舒丹、赫莲娜排名全国第一，雅诗兰黛、LAPRAIRIE排名全国第二。

（2）钱花在身上更多。杭州女性强调精致细节的美，对美容的概念由面部到全身，很多人在减肥问题上掏再多钱都愿意，美容院也已经慢慢往养生馆转变。春天一到，美容院就陆续出现上门做减肥项目的女士，5月前美容院里减肥客户到达高峰期。随机调查美容院里办卡的消费者，八成顾客的美容卡项目里除了面部，还有瘦身项目，花费上万瘦身的女孩子占消费者三成。

（3）钻石翡翠成新宠。眼下，楼市限购，买房没资格；股市行情又不好，投进去的钱说不定就打了水漂；黄金的价格高了，投资风险也大。大钻和翡翠因其装饰性、稀缺性和增值性，成了精明杭州女人的新宠。一枚不到1.5克拉的钻石，因为切工、净度等比较好，价格也要十万元以上，即使要为此花上六位数也毫不手软。事实上，这几年来，克拉以上的大钻和翡翠都在悄无声息地涨价几乎每年标价都会上调至少20%。

3.2人造产业发达

虽然美女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但再生速度长期低于社会对美女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由于美女资源的短缺与美女经济的递增收益效应，催生了天然美女的替代品—人造美女的出现，使美女经济产业日益繁荣与扩大。按审美标准杭州美女的身高不够，3D标准不太合格，不够丰满。杭州整形美容业隆胸、抽脂瘦身等，东北美女较少的手术在杭州盛行，日趋繁荣。当然也有针对面部的双眼皮、拉皮、隆鼻、削骨等，也成为高中或大学生暑期的常见项目。女人们趋之若鹜是因为行情不断看涨，市场均衡价格一路狂飙。人造美女产业现在是朝阳产业，随着生产者增多将来竞争日益激烈。

3.3创业意识强

淘宝和阿里巴巴的发源地杭州，店主和客服基本上是女性，从事的也是服装、鞋类、化妆品、手提包等跟美丽有关的行业。杭州美女从小就被父母教育要美丽，更要经济独立。淘宝第一美女李叶是杭州一名大学生，月利润2万，从高中开始在淘宝开服装店。笔者从事过调查，杭州大学平均每个班有3名女生在开网店独立养活自己，平均利润2000元以上，利润1万元以上的占2成。杭州美女虽然温婉柔和，成家后也绝不会靠老公养，家暴行为在杭州简直天方夜谭；更不会指使老公没出息地穿围裙在厨房里转。她们明白在家失去经济地位的机会成本，闲时也不会在家打麻将，而是开网店积累资本和经验，期望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

3.4娱乐产业雅

在国家的五年规划中，发展文化产业是战略性政策，这使地方政府把焦点更多放在“软实力”产业上，选美比赛被当成提升城市形象的一个平台，上海、广州、大连等城市试图复制海南三亚选美赛所带来的旅游业繁荣。然而，杭州却不把将选美视为推动旅游业和提高声誉主要途径。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冲关我最棒”、“我爱记歌词”等节目，虽然与京沪卫视节目相比有差距，但与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湖北卫视“左道财门”“相亲进行时”相比，明显强调独立、自强、追梦、快节奏、幸福的个性化节目宗旨，追求美女长期价值最大化。

3.5裸婚也无妨

男性对美女的偏好目的是拥有，现如今合法的拥有方式便是婚姻约束。同时社会将之契约化，明确限制了相关规则。电视剧《裸婚时代》的热播引发媒体对“婚恋成本”的热议，据2011年大陆10大城市娶老婆成本排行榜显示，杭州市以247.8万元稳居榜首。面对高通胀、高房价，80年代生的男人无房、无车、无存款的“三无人员”数量激增。杭州团市委对2802名单身青年调查，近一半的人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作为理想婚恋对象。而且，要嫁“铁饭碗”的女人，比要娶“铁饭碗”的男人还要多。反对裸婚的女人仅占37%。一位美女说：“幸福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裸婚，而在于婚后两人是否能同舟共济，共同奋斗和坚持。”另一位则说，“所谓裸婚，无非是将生命过程中在结婚时暂无条件做到的事放到婚后去做”。可见，杭州美女在进行婚姻契约投资时，综合情感和物质作为选择标准，注重长线投资，风险偏好要求稳定，不单以当前价值来衡量。

参考文献

［1］蒋家华.美女经济［J］.商场现代化，2010，（23）.

篇7

「关键词现代产权理论；会计学启示

产权及其制度分析是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个传统。但是，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主义革命开始，经济学在力图使它变得更像那样可用严密的数学工具处理的一门科学的过程中，产权及其制度等因素便从经济学分析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中。由于该理论假定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完全等，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交易行为可使资源配置达至帕累托佳境，而一切产权、制度、组织甚至国家都是多余的。虽然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存在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但是，企业在它那里只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因而企业理论充其量只是一个生产函数理论，无力解释企业内部复杂的契约关系和企业效率；而它对外部性的看法则偏执地沉浸于“庇古教条”之中，无视外部性问题的相互性及其产权本质。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和1960年两篇经典论文中对新古典主义这两个方面发起了进攻。他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成功地把产权和制度因素重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从而推动了现代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现代产权理论看来，现实的经济世界，交易费用不仅为正且通常十分巨大，因此产权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而是影响经济组织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产权经济学家们的努力，现代产权经济学在解释个人的激励行为、企业与市场的替代、企业制度变迁、经济发展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较佳的“业绩”，不仅使其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门显学，而且对于经济学和管相关学科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在这里介绍现代产权理论，是想看一看产权理论的分析是否可以对会计学的研究有所启示。因此，本文拟对产权概念的分析为起点，从经济学的核心话题即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介绍产权的起源、变迁以及产权交易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力图对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作一个限于作者水平的理论概括；最后，就现代产权理论及其基本分析方法在会计学中的运用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产权的定义和功能

（一）产权的定义

产权或财产权利（property rights），据说在经济学界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即使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论著中，其定义也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引出几例权威的产权定义。

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把产权定义为：“是一种通过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伊特韦尔等，1987，中译本（下同），第1101页）在这里，社会强制，可以是由国家的法律来实施，也可以是由通行的伦理道德规范或习俗来实施；经济物品，是指能给人带来效用或满足的任何东西；如果从狭义上说，财产只是有形的外在稀缺物，而从广义上讲，它还可以包括一切无形的稀缺物，如商誉，人力资源等；权利在这里是复数，不仅包括人们通常说的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等多种权利，而且在每一类权利中，财产的所有者在社会强制下还拥有多种可选择的权利，例如转让权，他既有权选择市场拍卖的方式转让财产，也有权选择赠予的方式转让他的财产。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在现代产权理论的经典论文中，把产权定义为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利，即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他说：“我们说某人拥有土地，并把它当作生产要素，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对他来说，通过挖掘将土地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可能阻止某人利用‘他的’土地，但在其他方面就未必如此。”（科斯，1960，中译本（下同），第123页）科斯在这里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的，以便说明“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新鲜空气。”（科斯，1960，第123页）所以，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产权问题。

虽然另一位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也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产权的，但是，他更强调产权的功能和作用。他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来自以下事实：产权帮助人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以及社会道德等等表达出来。”因此，“产权具体规定了如何使人们受益，如何使之受损，以及为调整人们的行为，谁必须对谁支付费用。”（德姆塞茨，1988，中译本（下同）第129页）所以，产权在这里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外部性内部化。

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在综述现代产权理论时，对产权下了一个认为能为大多数人认可的定义，即“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1972，中译本（下同），第204页）他们认为，这一定义基本上符合罗马法、普通法和现行的法律，以及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产权的理解。

虽然上述有关产权定义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认为，现代产权经济学对产权概念具有以下共识：第一，产权不再简单地被看作人与外界稀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看作人在使用这一稀缺物时所发生的与他人之间的行为关系。正如德姆塞茨所说：“在鲁滨逊。克卢索的世界里，产权没有用武之地。”（德姆塞茨，1988，第129页）这一认识与经济学强调所有制或所有权的生产关系性质是相通的。第二，产权不只是所有权，而是一组权利束，它不仅包括产权行为主体可以行使的各种权利，而且还包括不可行使的权利。正如科斯所说：“对个人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科斯，1960，第204页）第三，产权作为一种人造的社会工具或制度安排，在协调和规范人们争夺稀缺资源行为的过程中必须得到社会的强制实施，否则，产权就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可言。我以为，这三点共识是对产权概念基本性质的界定，其他一切分歧主要是源于研究的视角不同。

（二）产权与交易费用

谈到产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概念。尼汉斯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把交易费用看成是起因于产权的转移，即由于产权的分散和交易才导致交易费用的存在（伊特韦尔等，1987，第730页）。这就是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存在生产费用，但由于没有产权，也不需要交易，从而也就不存在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看，交易费用产生于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摩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蒂格勒和威廉姆森都把交易费用形象地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是没有交易费用的，是科斯在1937年首先把交易费用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后，人们运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推动了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但是，交易费用并没有取得一个一致的意见。在经典的交易费用论文中，科斯把交易费用主要概括为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和签订合约的成本。（科斯，1937，中译本（下同），第6页）但是，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趋向于把交易费用作更宽泛的理解，认为交易费用就是一切制度运行的成本，是除生产费用以外的一切成本。我个人认为，如果这样来理解，交易费用就是一个十分不好定义的概念。所以，我比较赞同马修斯对交易费用所下的定义。他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前发生的为达成（arranging）一项合约而支付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monioring）、贯彻（enforcing）该项合约而支付的费用（Matthews， 1986）。从这一定义来理解，那么，交易费用可以细分为以下六个方面的费用支出（Thrainn， 1990， pp.5）：（1）搜寻有关价格分布、产品质量和劳动投入的信息；（2）为寻找对已有利的价格或交易位置，买卖双方进行的讨价还价；（3）合约签订过程中的各项开支；（4）监督合约的执行，了解对方是否遵守合约的条款；（5）当发现对方违约时，强制合约执行，并发现所造成的损失；（6）保护产权，以防止第三者侵犯。

虽然交易费用起源于产权交易，但是，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为零时，产权作任何安排都是无所谓的；但在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张五常极而言之，把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从而交易费用的大小，看作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三）产权的种类

产权一般可以分为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两个基本大类。私有产权，是指财产权利完全界定给个人行使，即个人完全拥有对经济物品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即完全受个人意志的支配。但是，私有产权并非是指各种权利永远不可分地完全掌握在个人手中，也就是说，私有产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正是由于这一特性，私有产权制度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共有产权或公共产权，是指财产的权利界定给公众行使，即任何人在行使对公共资源的某项选择权利时，并不排斥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样的权利。例如，我到公海里以怎样的方式捕鱼的权利，与他人在此海捕鱼的权利是完全一样的。纯粹的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共有产权不具有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以为使用共有的财产而没有障碍地进行竞争。因此，共有产权不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换句话说，一旦财产可分割、可分离和可让渡，它就不再是共有产权了。正由于共有产权具有这一性质，因此，共有产权的必然趋势是，外部性问题的无限扩大，即资源的无限耗尽。纯粹的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是两个极端。除此之外，在它们的中间地带，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产权，例如，社团产权、集体产权（或公有产权）等。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产权经济学主要是以私有产权为研究对象，因而，对其他产权的研究便主要是在参照私有产权的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研究，所以，现代产权理论以效率为中心，对共有产权尤其是对公有产权基本上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

（四）产权的功能

1.产权有助于人们在交易时形成合理的预期。在一个资源稀缺的外部世界，人们不仅为争夺资源而相互竞争，而且还相互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作为一个有序的竞争与合作秩序的形成，是以人们有合理的预期为前提的。即使简单的以物易物交换活动，也离不开合理的预期，这就是“只有通过双方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马克思，1975，第102页），换句话说，交易双方都相信任何一方不会使用超经济的力量将自己的物品掠走。人们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合理预期，是因为产权界定了人们之间财产权利的边界，即“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1975，第102页）

2.产权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激励。由于产权明确地界定了人们在行使权利过程中的行为边界，以及如何承担其成本，如何从中受益的边界，也即明确界定了其行为主体的权责利关系，这样，人们在市场交易的活动中既有动力，又有压力，并有积极性去追求产权之利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3.产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明确界定的产权，使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易成为可能。而产权内部的不同权利的可分割性和分离性，有利于人们实行专业化分工，提高经济效率，并可获得分工和交换的好处；产权的可让渡性，使资源能够十分容易地不断从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较低的地方，交换和流动到效率更高的地方，直至最优状态。

上述三个方面的产权功能，是相互联系的。明确界定的产权，可使人形成合理的预期，这样人们在竞争与合作的产权交易过程中，就会有积极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产权主体的这一最大化自利行为过程，也就是产权的不断界定与资源的最优配置过程。

二、产权的起源与资源配置

产权，作为人类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与资源配置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界定人们利用稀缺资源之间关系而存在的。因此，产权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了产权的起源。虽然研究产权起源可建立不同的模型，但我认为，诺思和德姆塞茨从人类史的角度所作的关于产权起源的案例研究，更具有真实性，也更符合产权的性质和基本功能。

（一）诺思的排他性公有产权起源模型

诺思认为，在人类的史前时期，人类赖以为生的动植物的供应是无限的。因此，每个新增劳动力的报酬便都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在那时人类社会不存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以致于人口的增长会导致产出成比例地增长。如果某一地区的人口扩张威胁到食物的供应时，群落就会分化并迁移到新的地区。所以，只要动植物资源是不稀缺的，当时就没有必要建立排他性产权，也就是说，建立动植物资源的排他性产权无收益可言，而成本十分昂贵，于是，资源被当作共有财产，由人类自由获取。直到人口扩大到动植物资源的供给被充分利用的程度，人口的进一步扩张就会导致狩猎和采集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压力持续增大，使得人类为争夺日渐稀缺资源的竞争激烈起来，并使获取自然资源的劳动时间变得相对“昂贵”，这时，建立自然资源的排他性产权便是有利可图的了。所以，诺思道：“解决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公有财产的两难困境的办法就是建立排他性的公有产权。当动植物相对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就没有激励机制去承担因建立对动植物的产权所产生的费用。只有在稀缺性增大的过渡时期，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需的费用。”（诺思，1981，中译本（下同），第95页）

从产权演变的来看，最初的排他性公有产权是出现在原始农业中。因为农业的产权效率优于狩猎业。这种排他性公有产权，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该群落的公有资源；然后才制定规则、禁忌和戒令，限制内部人员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由于群落的规模较小，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监督其成员的活动，以确保集体行为不至于过分使用公有的、受到保护的稀缺的土地资源。所以，当时建立的产权虽然是群落公有制，但是，其效率相当于私有产权的效率。

（二）德姆塞茨的私有产权起源模型

与诺思的人口压力模型不同的是，德姆塞茨的产权起源模型是从外部性内部化的角度在资源的稀缺性及相对价格变化的条件下，人们如何建立起私有产权。德姆塞茨的案例取自于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猎人在18世纪初建立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在这之前，印第安人可以在他们共有的土地上自由地狩猎。由于在皮货商业贸易之前，他们的狩猎活动是自给自足的，虽然也存在外部性，即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打猎必造成对其他猎人的成本，但是，这一结果对其他人的是“微乎其微的，谁也不会放在心上”，所以，在皮货贸易之前缺少建立排他性产权的激励。随着皮货商业贸易的发展，皮毛的价值大大提高了，印第安人的狩猎目的也随之从自给自足转变到出售皮毛上来。由于狩猎场是共有的，谁也没有兴趣投资，于是就发生了过度狩猎，前一次成功的狩猎便成为强加于以后打猎者的外部性。这时，为解决外部性而建立排他性产权的重要性突现出来，即只有建立了私有产权，人们才有积极性投资，以最大化资源的配置，而不是过度狩猎。同时，在森林地区建立排他性产权的成本较平原地区为低，而森林地区野兽的皮毛价值又远高于平原上的皮毛价值。所以，当时的印第安人在加拿大东部地区而不是在美国西南部平原地区成功地建立起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

德姆塞茨最后总结道：内部化主要来自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新技术的发展和开发新市场所产生的变化，以及以往的产权不再适应这种变化，这时，只要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内部化的成本，人们就会适应其变化，建立新的产权制度以使外部性得到内部化。

（三）小结

1.产权与资源的稀缺性有关，换句话说，如果资源不稀缺，人们就没有必要建立排他性产权。所以，从产权的最初起源看，当资源的稀缺性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为了合理地配置资源，以满足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需要通过建立产权制度来界定人们在利用稀缺资源中的权利关系。

2.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是由多种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既可能是由于人口扩张的压力，也可能是由于新的市场机会的出现，还可能由于知识和技术的变化，等等。总之，一旦新的因素打破了原有产权制度的均衡状态后，就会引起人们对新产权制度的需求，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3.资源的稀缺性只是产权产生或变迁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即使因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引起了资源的稀缺性变化，但是，如果建立排他性产权的成本大于其收益，人们仍然没有动力建立排他性产权，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便仍然如故。只有当外部性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新的产权制度才有可能提供出来。

4.公有产权并非注定就是没有效率的，而劣于私有产权。从诺思提供的案例来看，只要公有产权对外具有排他性，同时对内可以有效地监督和管束成员的外部性行为或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仍然是可以有效率地存在下去的，并可兼顾公平。当然，监督和管束成员的有效性，取决于公有产权的规模不能太大以及对内部成员控制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三、产权交易与资源配置

德姆塞茨从外部性内部化的角度分析了产权的起源。作者本人曾主要依据巴泽尔（1989）及汪丁丁（1996）的产权，从内部性（Internalities）的角度即产权交易的角度分析了产权的界定及其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程启智，2002）。所以，下面的介绍，概括了巴泽尔等人的产权思想以及本人的理解。

科斯很早就指出，产权在上界定清晰是交易的前提（1959），而产权的自由交易却是使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置的过程（1960）。但是，按照巴泽尔的理论，产权即使在法律上界定清晰了，但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界定清晰，而且由于交易总是有成本的，因此产权注定永远不可能界定清晰。正因为产权在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界定清晰，所以，现实的一切交易过程中，如果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就必然会产生所谓的内部性。史博普（1989）把内部性定义为，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反映的利益和成本，它包括正内部性和负内部性：前者如就业者上岗培训而从中得到的好处并没有在劳动合同中反映，后者如卖给消费者的产品有质量问题、生产中的工伤事故等，它们对消费者、雇工等交易者造成的伤害也没有在交易合同中反映出来。由此可见，内部性即是微观经济学中所指的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史博普把它定义为内部性，显然是为了创立一个与外部性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概念。

我认为，从巴泽尔的理论来看，内部性在本质上如同外部性一样也是一个产权问题，即由于产权（虽然在法律上界定清晰上，但）在事实上无法完全界定清晰，而未界定的产权便会作为公共财富被置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于是，交易双方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可自由地进入公共领域攫取未界定的财富，如果一方凭借其信息优势而过度攫取公共领域的财富，就会对处于劣势的交易另一方来带来在交易合同条款中界定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性。由此可见，无论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它们对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的额外成本即为负或者带来的利益即为正，都是因交易成本为正使产权难以界定清楚而引起的权利的伤害或溢出，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所以，从产权理论的观点看，区别外部性和内部性就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里，交易成本，是指“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巴泽尔，1989，中译本（下同），第3页）。换句话说，如果要完整地界定产权，那么，资产的所有者和对它有潜在兴趣的人就必须对它有价值的各种属性有完全的认识，即信息可以不花代价地获得，从而交易成本为零。我们知道，这种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只能存在于瓦尔拉斯完全竞争的理想模型中；在现实的世界里交易成本永远不可能为零，因而，产权注定不可能完全地界定清晰。但是，这并不排斥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自由交易得到充分界定。产权充分界定，是指在既定的技术、制度、知识结构和偏好等约束条件下，交易双方攫取公共领域财富所达到均衡状态时的产权界定水平，亦即一定约束下的“产权博弈均衡点”，此时，交易双方都处于公共领域的边际状态。从效率上来说，产权的充分界定，也就是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最优（程启智，2002）。虽然在现实的每笔产权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达到产权的充分界定水平，但是，从无限重复博弈角度来说，自由的交易可使产权界定向这一均衡点收敛，这即从动态角度来看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

四、产权理论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素

根据以上对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介绍，我们将现代产权理论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概念概括如下：

1.所谓产权，即“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伊特韦尔等，1987，第1101页），它是由人们消费其物品、从这些物品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物品等多种权利所构成的一组权利（巴泽尔，1989，中译本（下同），第2页），正是这种权利的界定，规定了人们在使用这些物品时“所引起的人们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或规范（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1972，第204页）。产权作为社会工具，是为人们之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稀缺资源而设立的。

2.在现代产权理论看来，任何交易或交换在本质上并非物的交易，而是在“物的掩盖下”，由稀缺物所引起的人们之间权利的交易。而且，“正是这组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被交换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德姆塞茨，1988，第128页）。进一步说，经济学在本质上就是对稀缺资源产权的研究，因此，“经济学的问题，或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实质上是产权应如何界定与交换及应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1972，第205页）。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学的一切问题至少是微观经济学的问题都是可以在产权理论框架内分析的，因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就是市场价格问题。

3.虽然产权在法律上界定清晰是交易的前提（科斯，1959，中译本（下同），第51页），但我们进一步认为，并非产权在事实上都完全界定清楚了，所以，产权交易从而契约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定价而对产权进行再界定的过程（程启智，2002），这一过程也是资源配置向更优点不断收敛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因为交易总是有成本的，所以，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被完整地界定清楚，也因此，一般均衡理论所证明的帕累托佳境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达到。

4.所谓交易成本在这里是指，“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巴泽尔，1989，第3页）。换句话说，如果要完整地界定产权，那么，资产的所有者和对它有潜在兴趣的人就必须对它有价值的各种属性有完全的认识，即信息可以不费代价地获得，从而交易成本为零。我们知道，信息完全且交易成本为零，是瓦尔拉斯完全竞争理想模型中的分析要素，在这种理想状态中，由于产权被完整界定了，交易中稀缺资源的每一种有价值的属性及其用途便都能够得到完全的定价，所以，在那里制度和组织是多余的，价格足以解决所有的配置问题。但现实并非如此，交易成本不仅为正，且十分昂贵，因而，产权、制度和组织（包括政府）就有存在的必要。

5.由于交易成本为正，在每桩交易中没有界定的权利就会作为公共财富进入“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巴泽尔，1989，第4页）。有人把公共领域里的全部资源的价值叫做“租”（汪丁丁，1995；1996）。由于参与交易的各方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偏好，不同的技术条件和心理约束等等，所以，对公共领域租的价值便有着不同的评价，并且有着不同的追租成本。只有那些对租的评价超过其追租成本的人们才会花费资源，到这一公共领域中去攫取（capture）未被界定的财富，直到其边际所得等于边际成本为止，这时“产权博弈”便达到某种均衡状态（汪丁丁，1996）。

6.由于交易成本为正，产权注定是不可能完全界定清楚的。但是，这并不排斥产权的充分界定。我们认为，产权充分界定是指在既定的技术、制度、知识结构和偏好等约束条件下，交易双方攫取公共领域财富所达到均衡状态时的产权界定水平，亦即一定约束下的“产权博弈均衡点”，此时，交易双方都处于公共领域的边际状态，也就是可使交易双方在公共领域边界却步的均衡点（程启智，2002）。从效率上来说，产权的充分界定，也就是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最优。

7.由于公共领域中的资源是没有被界定的产权，也即公共财富，人们就会对它进行过度攫取，从而导致如同公地那样的悲剧（Hardin，1968）。所以，产权不能被完整地界定，相对完整界定而言，其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低的，这即所谓的市场失灵。所以，从现代产权理论的角度看，解决市场失灵的途径，最终仍然要回到市场。但是，这时的交易成本应该是更低的，从而产权可达到更充分的界定水平。

五、现代产权理论对学发展的影响的思考

1.产权界定是会计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度量衡是源于产权界定的需要，即每个人之间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产权边界必须划分清晰，因而需要度量衡。由此可以推论，历史上度量衡的统一，是一次重大的产权制度变迁，它大大地降低了产权界定和交易的成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计的产生可能也是源于产权界定的要求。西班牙的数学家、法学家基耶戈杰里。卡斯基洛就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契约，核算的目的就是反映契约双方的法律权利和要求。如同度量衡不统一将导致高昂的交易费用一样，会计制度的不统一，也将因交易费用太高而制约产权交易的发展，从而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符合产权效率的会计准则和制度。

2.产权制度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现代产权理论看来，一切经济活动即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非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产权的交易关系（我认为这大体上可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权或所有制关系）。那么，作为反映和控制这些经济活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也因此在本质上是对产权界定、产权交易以及产权价值运动的反映和控制。如果这样来看会计的性质，那么，会计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工具，也并非价值中立，它的运用必然反映和体现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关系。所以，戴奉祥认为，虽然“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应该说，这句话道出了会计的真谛。

3.提高产权效率是制定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郭道扬教授认为，“维护与保护市场经济下的所有者权益问题是会计法律制度建立的出发点，也是作为它的基本体系最终得以构建起来的落脚点”。其理由何在？我以为，这是产权效率的要求所致。因为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产权不仅需要界定每个人对稀缺资源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等诸种权利，而且还要界定每个人利用资源的效率，从而界定每个人做出贡献的份额。换句话说，只有产权的权责利界定是对称性的和清晰的，每个主体才有可能产生具有产权效率的逐利行为，从而导致所谓“无形之手”的资源配置效率之结果。所以，市场经济的产权效率原则，要求“所有者的权益”必须得到充分的“维护和保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以为，只有具有产权效率的会计准则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也因此，产权效率应成为会计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

4.产权博弈关系决定会计的未来发展取向。戴奉祥（2002）从企业的契约性质出发，强调企业会计的契约特性。由于企业的契约关系在本质上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产权关系，因此，企业会计还具有产权特性。如果我们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按照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由于交易成本总为正，产权就不可能完全界定清楚，从而，在产权交易中必留下一个未界定产权的公共领域。产权主体将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进入公共领域攫取未界定的财富，直到产权博弈均衡状态。由于会计在反映和控制产权信息上特殊的管理作用，因此，这种产权博弈关系必会集中地反映到企业会计及其政策选择上来。

1.巴泽尔。1989.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1997.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科斯，罗纳德。哈里。1959.联邦通讯委员会。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1990……上海三联书店24－74.

3.科斯，罗纳德。哈里。1960.社会成本问题。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1990……上海三联书店75－129.

4.程启智。2002.内部性与外部性及其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管理世界，12.

5.戴奉祥。2002.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分析。会计论坛，1.

6.德姆塞茨。哈罗德。1988.所有权、控制与企业（中译本）1999.北京：经济出版社。

7.菲吕博腾，E.G.和S.配杰威齐。1972.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199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48.

8.郭道扬。2002.论两大法系的会计法律制度。会计论坛，1.

9.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0.诺思。道格拉斯。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199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1.汪丁丁。1995.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9.72-80.

12.汪丁丁。1996.产权博弈。经济研究，10.70-80.

13.伊特韦尔等编。1987.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199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4.张军。1991.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5.周其仁。2000.公有制企业的性质。经济研究，11.1-12.

16. Hardin，Garrett， 1968，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243-48.

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经济学基础；传统经济学；市场经济；“绿色化”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15-008

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征程中，循环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所谓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核心，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sources）（简称“3R”）为原则，以“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为基本的反馈流程，以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简称“三低一高”）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的必然要求。[1]循环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提出了修正传统经济学的学术任务。[2]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比，循环经济的出现导致从稀缺要素、人性等基本理论前提到产权性质、决策机制和引导信号，从环境和代际成本的特征、理性范畴、资源环境的变量类型到稳定状态、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文的讨论并非要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彻底否定传统经济。在寻求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的过程中，将循环经济条件下的这些重要变化呈现出来，可为修正传统经济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同时也是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为此，本文分如下十个方面展开叙述。

一、资源要素：从人造资本稀缺到自然资本稀缺

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也称投入或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其中，劳动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资本（通常指人造资本）是人造的用于生产其他物品的耐用品，如机器设备、厂房、工具等；土地（通常指自然资源）则指生产过程中大自然的恩赐，包括狭义土地、矿藏、森林、河流等。传统经济学用生产函数表达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Q=A・f（L，K，N），其中，Q是产出，L、K、N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A是技术水平。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将L和K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A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成为内生变量，但这些理论通常将N看作是外生变量。在上述分析视野下，人们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限的，而劳动、（人造）资本则是稀缺的。不可否认，这种认识在驱动世界各国的人造资本积累及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时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循环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自然资本（既包括前述“自然资源”，也包括“自然环境”）的供给不是无限的，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存在着明显的稀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自然资本存在不足，才需要对其进行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增长存在生态极限和生态成本，并且随着人造资本的稀缺性逐步被缓解，世界范围内却出现了自然资本短缺问题。[3]由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并非替代而是互补关系，诸多自然资本的丧失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造资本的增加不足以缓解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并且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可能导致自然资本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从而成为现实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显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与生态系统无关的孤立系统，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存在极限，更不存在由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这显然有悖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强调资源循环和再生利用的循环经济，以提高自然资本利用效率为目标，是一种化解自然资本稀缺的重要手段。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仅应看到人造资本稀缺，更应看到自然资本稀缺这一事实。这是进行循环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二、人性假设：从“经济人”到“社会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所谓“经济人”，即追求自利的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在处理“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关系时力图求得“最小”或“最大”：即在同等产出（或收益）下，力求投入（或成本）最小；在投入（或成本）相同时，力求产出（或收益）最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在“成本-收益”、“投入-产出”关系中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引导，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一点已为亚当・斯密以来的诸多经济学家反复论证。

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各界的倡导与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生产工序和产品符合环保标准才能生存并得到市场的认可，并且越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其效益越好、附加值也越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步树立起绿色消费意识，以绿色环保消费为时尚，并愿意购买具有一定程度溢价的绿色商品。这说明，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人性中的利他因素正在相对增长，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正在趋于融合。[4]上述事实表明，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正如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所言：“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5]因此，现实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概括而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可分为利己关系和利他关系两类，可以说，“社会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若将利己和利他视为两种极端情形，则可按照正态分布的规律将“社会人”具体划分为A、B、C三类，如图1[4]所示。其中，C类“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者”和A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者”均为极端情形，大多数人表现为B类，是兼顾利己和利他的人。并且即使在C类人群中，随着福利水平的改善和提升，其价值取向也会逐步发生变化。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心理学中，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哲学领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人的境界由低到高依次经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6]也就是说，当低级需要层次被满足之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需要层次，进而逐步提高道德情操。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将极少数C类人群的自利追求理解为全人类的普遍追求，将人的境界止步于功利境界，这有悖于基本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和演化逻辑，更难以解释循环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和消费者的利他倾向。正因如此，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应对人性假设由新古典世界中的“经济人”拓展为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人”。

三、产权性质：从私人产权到公共产权

传统经济学基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私人产权制度是唯一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而将其他产权制度排斥在外。更有甚者，认为只有私人产权才是真正的产权，社团产权、集体产权等公共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

要促进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探讨，而它们均为典型的公共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它们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而传统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私人产权领域，依据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设计的政策方案往往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因此，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以及相应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解，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如何匹配，是循环经济所面临的新课题。[4]其实，私人产权制度并非唯一能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中，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人们就采取了私人产权、社团产权和集体产权等三种产权制度，并相应形成了价格、收费和税收等三种经济补偿和运作方式，对人类消费过程中所需要的三种物品――私人品、准公共品和公共品，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7]43。也就是说，私人产权制度、社团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等三种产权制度在有史以来的每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中是共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形态中也不例外，纯粹依靠单一产权制度运行的经济形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各种产权制度，并格外重视公共产权制度的重要作用，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应同时借助于价格、收费、税收等多种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的认识有悖于当今世界各国实行“混合经济”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基于私人产权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无力解决公共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问题。在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对产权的认识必须从私人产权拓展到集体产权、社团产权等公共产权领域，为采取包括市场方式、干预方式及二者的某种组合在内的多种手段有效配置资源环境奠定基础。

四、决策机制：从个人偏好到制度选择

传统经济学分析从消费者、生产者的行为入手，通过描绘消费者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需求曲线、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供给曲线，构造了系统而“完美”的市场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基于个人偏好的行为选择将引导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进而实现整体最优和帕累托效率。

循环经济讲究资源的循环和高效利用，循环经济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对资源环境在投入、生产、流通、回收等价值链环节的分析。但是，当将基于个人偏好的市场理论拓展到资源环境领域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即单纯依靠消费者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理念、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理念，难以实现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稀缺要素的有效配置。例如，在消费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基于成本-效用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购买方便、廉价但并不环保的一些产品，如一次性碗筷、方便塑料袋等；在生产过程中，部分生产者基于成本-收益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使用私人成本低廉但社会成本巨大的生产方式，如少安装或不安装污染处理设备、环境保护设施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利行为容易导致循环经济下的资源环境难以真正实现循环和高效利用。在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或许我们不能简单埋怨人性具有贪婪和自利的一面，更应考虑的是，如何设计和选择一种制度，使得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基于个人偏好而做出的选择，既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能保护资源环境，在微观上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并使其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在宏观上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统一，最终促使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成。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若仅仅重视资源配置过程中个人偏好的作用，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将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形成对参与循环经济的各个主体具有强大约束力与较好激励效果的制度安排，方能为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这一条件的变化。

五、引导信号：从价格信号到数量信号

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仅以利己为目标，而且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完全理性的人，总能及时获取并处理所有与实现其利益有关的信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在这些设定下，价格信号可凝聚市场的所有信息，经济的有效运行单靠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就足够了。

循环经济的发展现实表明，其有效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物量化的阈值。比如，循环经济强调“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解释，减量化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资源化是“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根据上述界定不难发现，“3R”原则均是数量信号的具体体现。循环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循环经济阈值”（保证资源环境后代价值不贬值的前提下当代人经济活动的边界），确立该阈值有三条原则：“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速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超过环境的自净容量”。[8]109由于存在“循环经济阈值”这一底线，控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速度、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仅需要依靠价格信号和经济激励，更需要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况且，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如下基本事实不容否认：全球温度上升6℃，人类就要毁灭；保障地球正常发展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能超过350ppm；人类的生态足迹不能超过地球的生态承载力。归根结底，由于资源环境的使用存在着数量上的物理极限和生态阈值，单靠价格机制和替代品的开发难以真正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利用，数量信号还必须与之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因此，单靠传统经济学所言的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难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事实上，非均衡学派的研究早已表明，经济运行既需要价格信号和价格调节，也有赖于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即实行配额管理。[9][10]。具体而言，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可根据“循环经济阈值”，对资源使用、污染物排放等设置配额，并允许配额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转以调剂余缺。唯有如此，方能让循环经济在价格杠杆和数量杠杆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真正“循环”起来。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上述事实。

六、环境和代际成本：从外部成本到内部成本

在传统经济学中，成本有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收益有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分。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技术或经济方面的原因，上述外部性不能被货币化进而难以被价格化，因此其不可能被市场内在化，此时会出现“市场失灵”。就成本而言，传统经济分析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视为外部成本，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大自然在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等方面的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家却将其称为“外部因素”，从而把维持人类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11]因此，传统经济学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进而在其指导下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要正常顺利运行，要求扭转“资源环境低价或无价”的传统观念，努力实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进而逐步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通过明确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尽可能实现负外部性的内在化。其中，世界各国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克服市场经济的外部性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收费、征税、补贴、罚款、基金、押金、政府绿色采购、环境能效标识、排污权交易、生产者责任延伸等，正是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具体体现[4]，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统一。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时空层面修正和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要素观和成本观。从空间上看，作为全球公共品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从时间上看，作为代际公共品的“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另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一旦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内化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便成为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内部成本。也只有如此，方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

若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视为外部成本，循环经济发展将面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为化解这些冲突或矛盾，必须将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外部因素”视为“内部因素”，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外部成本内在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七、理性范畴：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

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下，通常不考虑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的稀缺。在完备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下，人们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会无意识地实现集体理性，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简言之，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相容的。

在循环经济分析中，须在传统的劳动、（人造）资本等要素基础上纳入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由于这些自然资本在产权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环境市场，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导致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进而出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平衡破坏、资源环境利用的可持续性减弱等不良现象，使循环经济难以真正“循环”起来。从实践层面看，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益驱动机制，进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诸多资源环境本身具有（部分或全部的）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且在技术上难以分割，并且循环经济方案的设计还必须服从于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福利，而且还要考虑后代人的福利），仅靠基于个体理性的市场机制可能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1）比如，美国曾经出现的基于“小政府、大市场”资源环境产权设计方案就广受批评。在这一现实面前，政府须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作“人”，在当代履行管理和分配资源环境的职责，对后代保证资源环境在代际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分配。[8]100-101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属性，应以政府为人，通过各种税费、罚金手段，外加各个经济主体在具体手段和措施的作用下基于成本-收益预期的各自决策，可能可以较好地实现循环经济所要求的“集体理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可以既有政府的干预，也通过市场方式发挥经济主体的个体理性，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干预”手段和“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而成的“广义价格”手段。

传统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理性在引导和实现集体理性方面的意义，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事实上，正如当代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模型所表明的，现实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不相容的，当个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并基于个体理性作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如果说传统经济学认为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那么在循环经济条件下，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性质，开始就要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使用市场方法和干预方法，实现资源环境使用的“集体理性”，从而使循环经济得以顺利运行。

八、资源环境：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传统经济学以预算和成本约束为行为前提，以资本作为“第一推动力”，若没有一定的购买力，就难以形成对商品和要素的有效需求，从而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循环，进而会阻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分析中也强调资源稀缺性，并以此为前提构造了“生产可能性曲线”作为约束条件，但在实践中却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价格上涨，一方面会促使人们研发替代资源，另一方面会导致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下降，这两方面的效应造成的结果是永远不会出现资源环境的稀缺和枯竭。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资源环境只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自然环境对废弃物的净化和吸纳能力都没有极限，它们总能满足经济运行的需要，并且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和废弃物也能被环境净化或吸纳。

在循环经济的视野下，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其一，个别资源的可替代性并非等同于一切资源的可替代性，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其二，技术进步本身也存在自然法则极限（譬如“热力学极限”），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可替代性都不可能超越自然法则极限。[4]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更是表明，资源环境既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自然资源，也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提供排放场所，资源环境是人类经济的内在之根，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变迁，日益衰减的自然资本已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12]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资源维护”位居人类四种基本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首，既要将生态系统内在地纳入经济研究，也要把人类经济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13]因此，在循环经济背景下，一旦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其价格就不仅要反映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以此为基础平衡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显然，要化解这些矛盾或冲突，基于循环经济背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改造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传统经济学强调资源环境是外生变量，若秉承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将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难以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和再生利用，进而难以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必须真正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加以处理。

九、稳定状态：从“均衡”到“恒态”

均衡（equilibrium）是传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内核之一（2），传统微观经济学通过引入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函数，强调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均衡分析，认为均衡状态下的市场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储蓄、投资、技术、增长率等变量，指明了经济增长的均衡状态；新制度经济学则详细探究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下的制度均衡，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无论微、宏观经济学还是制度经济学，都将经济系统的扩张视为无界的，都认为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将使得经济增长不会受到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挑战。

然而，在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系统的扩张会受到来自生态系统的约束且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代价，经济增长应在给定的生态约束条件下进行且存在生态阈值，一旦超越生态阈值，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在此意义上，强调资源环境价值的循环经济分析，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观并进行必要调整。也即，循环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构建，仍强调循环经济条件下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但在供求基础上形成的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均衡”，而是一种新的稳定状态――“恒态”（steady state）。所谓“恒态”，意指“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维持在某个合理的常数，同时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物质资本生产率和折旧率来支撑恒定的、足够的人造物质财富存量，从而使人类的累计生命和物质资本存量的持久利用最大化”。[14]显然，在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恒态”是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学“均衡”概念的经济稳定状态。人们提出“恒态经济”这一理念，最终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的总体福利水平。

当经济处于传统经济学所言的均衡状态时，未必能实现资源环境的持续有效利用，从而难以实现资源环境在代内和代际的有效配置。因此，传统的均衡观难以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从而需要以“恒态”作为经济运行的稳定状态。一句话，从“均衡”到“恒态”，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又一大修正。

十、发展目标：从增长到福利

传统经济学将基本分析范围局限于经济系统，其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最大化或投入最小化。为此，传统微观经济学往往脱离生态系统而相对独立地分析商品、供给、需求、利润、效用等诸多经济变量；传统宏观经济学则常常在缺失自然账户的条件下相对独立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并以此为基础计算经济增长速度。

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发生了转变。基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循环经济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长。其中，国民福利可涵盖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四个方面。[15]具体而言，这种福利在微观上表现为保障公平、追求幸福、提供民主参与决策机会、实现个人潜能、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保持生态平衡等；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保障稳定与安全、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也正因如此，联合国于2003年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UNSEEA），按照这一体系提供的测算方法，环境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国内生产总值-（人造资本折旧+自然资本折旧）。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设计了绿色GDP、真实进步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以弥补传统核算体系的不足，从而反映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福利贡献。这些指标、指数的出现足以说明，基于生态系统的福利所得也是国民福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循环经济要顺利发展，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进行调整与优化。

显然，传统经济学脱离生态系统以及在经济增长中不反映资源环境价值的基本倾向，难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更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意义下包括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在内的国民福利最大化。人类发展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整体福利最大化，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因此，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学应该体现资源环境的真实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促进人类福利增长。从“增长”到“福利”的目标导向转换，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一大拓展。

全文分析表明，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上述十大挑战，这些挑战决定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照搬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表明，对立中往往蕴含着统一的可能性。因此，循环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并不能彻底否定传统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手段讲究激励与约束并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这些理念在解决诸多循环经济问题时仍可发挥重要的“经济杠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产权明晰的基本前提和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三大机制仍可在循环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说，“循环经济是一种既利用市场又超越市场、既能增进财富又能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型发展模式”[16]。因此，循环经济既不是对市场经济的替代（“替代论”），也不能完全被纳入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兼容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绿色化”[17]，可被嵌入修正后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注释：

（1）为化解这一难题，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两种思路：其一，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即：不否定人类的个体理性，而是通过重新进行机制设计，使人们在新的机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集体利益。其二，引入政府干预。也即：认为资源环境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通过征收税费、罚金等手段，调整人们的成本和收益预期，让人们主动适应集体理性。显然，从方法论层面看，这是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前者的思路是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属“市场”方法；后者是直接通过干预实现集体理性，属“干预”方法。现实经济运行需要“市场”，也需要“干预”，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

（2）传统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理论内核分别是：稳定性偏好和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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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孝德.“国民福利最大”的生态经济模式[N].中国经济时报， 2010-02-02（12）.

篇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与多重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竞争战略优势提升转换研究”（11BGL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12&ZD094）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Email：byli@163com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808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工作搜寻与人员招聘 人本就业管理经济问题 就业公平与职位配置

生涯规划与组织战略 人本战略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

薪酬设计与绩效评估 人本目标管理经济问题核心理念与战略演进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 人本投资管理经济问题HCI战略与HRD策略

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人本整合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文化与人际沟通

图2人本管理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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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经济人、制度化、制度化结构

“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前提性设定之一。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经济人概念几经锤炼，在内涵上有了新的发展，但始终没有抛弃“自利性”这一最基本的规定性。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能在社会科学群体中脱颖而出，现代经济分析之所以能够被普遍看成是科学的分析，都与理性经济人预设密不可分。但自从经济人概念产生以来，它就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批评。其中有些批评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分析方法的成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些则由于忽视了经济人概念的制度化基础，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造成了混乱。

一

纵观以往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依其视角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两类：一是“伦理祁向”性批评；二是“非现实”性批评。

十九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祁向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1]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2]历史学派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张扬，认为在经济人观念中，人几乎成了若干种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原始生命本能的集合体，只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策。这种以孤立个体的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无异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历史学派要通过对伦理价值的强调，达到限制乃至消解人的自利倾向的目的。他们认为只有以“真实的人”取代“抽象”的经济人，才能使经济学成为真正的致用之学。从伦理祁向视角出发审视经济人观念，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经济人仅仅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无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在乎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只知道追求收入、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根本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经济人的“非人格化”，致使微观经济学功利化，虽然它作为一种分析经济资源配置的理论体系，为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作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工具，但却无力解释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对他人和社会承担某种责任。

赫伯特·西蒙则是从“非现实性”角度批评经济人观念的主要代表。他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经济人”，既具有所处环境的丰富知识，又具有一个条理化的、稳定的偏好系统，并通过计算在若干备选行动方案中进行选择，以达到自我偏好尺度上的最佳点。西蒙认为，完全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供现实人选择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人们在作出决策时，总是受到个人和社会联系的制约，所以不得不在效率标准、利润目标、个人价值等因素之间寻求协调。这意味着，实际上人们根本无法求得传统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优解，而只能以满意解作为目标。[3]还有人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寻找经济人假说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证据，认为现实人的行为并不符合最大化假设，因为人们无法掌握达到最优目标所必需的完全信息。但是，所有这些“非现实性”批评，只是对经济人概念的内涵作出了某些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经济人观念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总体上，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使其更适合于最一般的经济分析，更切合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方式，提高了经济人与经济环境的匹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把对人在制度化结构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来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这种审视方式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也影响了经济人假定在经济分析中正常地发挥作用。

二

新制度学派一般把制度理解为一套标准和理想，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4]就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而言，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从解析经济人观念的合理性的角度看，制度经济学的这种理解就显得太过含混。因为当把制度看成由社会规则、守法程序、传统习惯、伦理道德规范等共同构成的人类行为的结构框架时，既没有区别社会组织框架中不同部分不同的形上基础，更没有区别不同部分截然不同的运行方式，而这种区分对于澄清经济人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为此，我们需要提出“制度化”这一概念，而且只有强调经济人观念的制度化基础，才能把以往一些笼统含混的理解分析清楚。

制度化是指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的模式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它是一种以人的趋利避害性为基础的利益界定型的社会动力学机制。制度化结构则是通过制度化方式而形成的具有确定的社会功能和清晰的操作规则，并呈“有形刚性”运作的社会组织结构。制度化在当代普遍受到重视，原因不仅在于它大幅度降解了“人们相互作用时的不确定性”(D.North)，形成高效率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且还在于制度化结构的刚性、程序性和可操作性使其设置和裁切结果具有某种一致性、确定性和公正性。社会系统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规范为前提；这种规范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大多数社会行为者具有某种普遍的共性，而这种共性的基础则是人的某种不容否认的自然倾向。从经济层面说，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具有相对而言较高的效率产出，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某种特定功能。一种经济制度高效率产出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基本的也是社会经济主体的某种普遍的共性及其背后潜藏的那种趋利避害的自然倾向。这种自然倾向性为经济主体普遍的行为模式奠定了基础。

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化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不只是一个空间或地域概念，而且是制度化结构所营造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网络。市场既是一个竞争场所、一种生活环境，又是一种制度体现。制度化结构由此潜隐于经济人活动的每个角落，成为经济人的交易活动的前在性空间。在现代，交易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过程，制度化结构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所有人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结构。任何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制度框架是各种可能行为整合的最基本的参照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对这种制度空间中经济人的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期。经济理论不仅要寻求经济主体在制度化的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且还要追问这种普遍性存在的深层基础。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为空间和选择条件，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制度化结构不仅是经济行为的界限──个体行为选择的边界，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实体。它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恰当的或可预期行为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正是由于这个参照系的存在，虽然现实中存在着诸如不确定性、复杂性及超载信息等方面的困难，人们的经济行为仍然可能是规则的。正是基于此，经济理论才成为可能，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确定的解释或预期才成为可能。这不仅是经济理论描述现实的需要，也是每个主体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而所有可信的解释与预期都必须立足于人的行为的某种普遍性的基础之上。

对经济人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只有在以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框架为背景的前提下，才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古典经济理论只是把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为一种现成的存在来对待，忽视了制度结构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但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是确定的市场结构中的人。他所建构的经济理论既是对市场制度条件下人的行为的理论描述，也是对市场制度结构作用机理的理论建构。斯密把市场制度看作理性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人始终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市场制度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

人类社会是制度化结构和精神价值系统的统一体。从学理上讲，不能将二者截然割裂开来，但从形上设定和约束方式上看，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别。制度化结构最重要的任务是对人类社会当下形态的具体规定，以保证其有序运行，因而它不能置人类行为的普遍趋向和共同的心理基础于不顾，其形上预设也就无法非功利化；公共权威在其运行过程中的有效成因也正在于功利性的形上预设。精神价值系统是与制度化结构相对应的一种存在，它主要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实证归纳，而是一种在应然意义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创造和引导，对它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规制现在，而是孕育未来。更具体地说，制度化规范与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它们的内在本质具有多大的差异，而在于它们实现方式的不同：制度化规范主要是通过公共权威的强制；而道德规则的效用方式则是基于主体的自觉认同，并通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点化使人完善自我，故其形上预设必然是超功利的。经济学要描述的是前者，而后者则应该由伦理学来刻划。可以肯定，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区分开来，把经济活动从传统意义的道德活动中分离出来，将研究对象抽象为一套能用可操作性方法对其作出一致判断的人类行为，这是使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决定性的一步，而且其中就隐含着对制度化结构和精神价值系统在运作方式上的差异的肯定。斯密最先将经济问题从道德哲学和自然法学中剥离出来，使其相对独立，并运用不同于道德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一个公认的巨大进步。

三

人们责难经济人观念把人化为“纯粹的一束欲望”，化为唯利是图的抽象人，无视人性善、公正、正义等倾向，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亵渎了大写的人；仅仅把人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本身，以致使人尊严扫地。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冰清玉洁，但实际上，这种对待经济问题的伦理主义倾向，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真实地理解和规范社会现实也是极其有害的。

在既有的制度化空间中，肯定经济主体自利行为的普遍性，既不意味着自利行为必然导致恶，也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善；既不排除人们在自利中伤害他人或社会的可能，也不排除人们在某种特定情境中选择高尚的利他行为的可能。认为行为者的行为动机是出于追求他所认为的最合适的某种效用的最优化，既没有断定主体的任何行为都只是追求自我利益，也没有断定经济主体的其他任何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既“不意味着否认厂商在实践中还会受其他非金钱考虑的驱使，更不意味着这些考虑不会影响到最大利润的实现”(M.Machlup)。这只是承认，人的自利性由于生物体自我保护性的自然构造在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人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自利倾向，这是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自然基础之一。由于存在以伤害他人的方式达到自利目的的可能，所以需要通过制度化规则对人的求利行为进行约束。经济理论就是要研究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化规则，对人们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进行约束。斯密认为，自利与利他倾向都内在于人类本性，这两种倾向永远交织在一起，人类的交换倾向和行为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支持人类行为的动机既可能是自利倾向，也可能是利他倾向。利他倾向对社会整体固然重要，但因其缺乏稳固的生理支持，故而既非无限，又不易扩展，更难以保证它每时每刻都支配人的行为。由于利他倾向的有限性、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D.Hume)，才导致了经济制度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化空间中，与利他性相比，支配人类交易行为的利益动机则更具持久性和明显的规律性，正因此，经济理论才能够对大部分“日常事件”作出相当一致的判断与预测。另一方面，制度化规则不仅不排除行为主体的利他性，而且利他因素愈多，制度化结构运作的效益产出将愈益明显。但是，如果以经济主体的利他性为内生变量来构造经济制度，不仅不能建构起制度化结构的内在动力机制，而且也难以对经济主体的行为的约束条件的合理性作出恰当的诠解。既然利他因素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去限制、约束，当然就不能完全依赖人的利他性为制度结构的运行提供充分的动力。制度化结构如何运行是一回事，利他性好还是利己性好，人的哪一种倾向更值得给予价值肯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诺思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5]虽然捐助行为比买卖行为要来得高尚，虽然把“非逻辑行为”(包括信仰、本能、价值观、习惯等)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能够建立更复杂、更接近现实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模型，但无论如何，交易行为比利他主义行为还是更基本、更常规。所以首先要肯定交易行为与制度化空间的相容性，只要人满足自我利益的欲望、动机和实在行为符合制度化的约束条件，便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对个人理性行动选择的制度化结构方式的探究，并不是为了刻划经济主体的“阴暗”心理，而是试图建构起一套高效率的经济组织，考察何种制度化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寻求制度化结构孕育社会系统行为的具体机理。

相对制度化规则而言，道德规范是对人的自利行为的超越。为了消解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社会运行中的利益冲突，它倡导人们克制物欲强度，甚至牺牲自我利益。但这种要求通常是针对某种特定的情境，其中内含着某种确定的制度化结构作为背景，离开了这个背景，道德要求不仅难以向社会落实，而且可能使伪善流行，衍生恶劣的社会风气。如果以无条件的自我牺牲，完全替代在制度化规则约束下的经济交换方式，非但不能使社会受益，反而会助长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最终破坏社会的运行秩序。经济人假定没有考虑人的行为的道义性因素，在成本－收益、替代、一般均衡等经济分析中也没有考虑道义类型的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伦理规范等因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而只是说它们与制度化规则的作用方式不同，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分属不同的领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化规则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主体的行为结果。所以，经济理论要提高自身的社会效用，就必须放弃道德化的诉求方式。如果人们出于道德理由不能接受某些行为的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既不是使道德制度化，更不是使制度化规则道德化，而是调整社会制度化结构。制度化规则和道德规则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却不能采取越俎代庖式的“统一”，而只能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约束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追求社会效应的宏观整合。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经世济民的“致用”型学科。它不能满足于哲学层面的圆融备至，它必须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可行的对策，所以它的方法不能伦理化，而必须是满足逻辑性和实证性要求的解剖分析型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在对现实进行真实模拟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经济人人格、需求偏好的外生性及其稳定性等前提性设定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理论推导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完成对现实的指导和规范。

四

对经济人假定的“非现实”性批评，确实导致一批诸如交易费用、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但是，那种企图以“真实人”代替“抽象人”，以“复杂人”代替“简单人”的倾向却会造成混乱。经济学要研究的是“共性”，它寻求的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共同趋势和统计规律，与单个的经验事实原则上没有逻辑对应关系。这也反映了社会型经验科学(如经济学)与逻辑型经验科学(如经典力学)之间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具有“齐一性”，一般不允许例外发生；而前者则不同，否定后件推理在这里并不完全适用，个别“反常”并不足以证伪理论。经济人观念没有绝然排斥经济主体那种个别的差异性的感的存在，并不与任何意义上的某种特殊性、或然性直接冲突。制度化结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体，而是针对它所要规范的一般对象的，所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化结构，它并不要求在这个结构空间中行为的每一个行为者每一次都能针对某种确定的背景作出无误的判断，它只是保证每个行为者在遵循其一般性规则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判断去行为。制度化结构本身并不关心某个行为者的成败，它所关心的是所有行为者的“理性试错”在统计意义上的整合效果，即制度化结构按照自己的“效用趋向”──以成功褒奖那些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以破产惩罚那些按另一种方式行事者(M.Friedman)──对社会经济效果的衡量与裁切。制度化结构以及对其规定性的理论探究都遵从理想化的理路。如果以其假设与现实不符为据批评一个理论，那就违背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科学理论是对经验的抽象，当它直接与经验比较时，必然是“非现实的”(R.A.Posner)。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经济人假定理解为一个工具性假定。这与那种要求理论假设与实在严格一致的观点相比，或许更合理些，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重要判据时尤其如此。如现代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虽然不存在现实的对象与之对应，但它的逻辑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现实市场的尺度，成为我们规范社会现实的理论背景。

五

经济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一个以制度化结构为基础的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界说。它的提出是为了说明经济过程因何发生，如何发生，说明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正是经济人假定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即使是强烈反对经济人假定的李斯特也承认这一点。[6]经济人抽象不管有多少缺点，却有利于经济学家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描述现实的大量实证性命题。全面的“真实人”的构想，不管表面上多么诱人，却难以产生与之相媲美的理论成果。

注：

[1].参见西斯蒙弟：《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71、461页。

[2].[6].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5、292、294页。

[3].参见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有限理性说》，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