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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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医结合；急性心血管神经症；疗效

[中图分类号] R541.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4）18-148-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人数不断上升，由心血管疾病所引起的一系列其他的综合征，对人们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种现象引起我院临床的高度重视，因此，开展本次研究。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血管神经症的临床疗效，选取2013年1月～2014年1月于我院就诊的急性心血管神经症患者共60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其中观察组患者在接受联合药物治疗之后，取得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其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13年1月～2014年1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急性心血管神经症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本文选取对象均经过临床诊断、神经系统等检查后确诊为急性心血管神经症，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心血管堵塞、头晕、头昏等现象明显。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各30例，观察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42～70岁，平均（58.2±6.5）岁；对照组男15例，女15例，年龄48～73岁，平均（60.5±5.0）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临床表现等一般资料对比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30例患者采取倍他乐克治疗，18mg/次，2次/d；观察组30例患者在给予上述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患者心可舒治疗，20mg/次，3次/d。在患者接受治疗12周后，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1.3 疗效判断标准

治愈：治疗后，本年内患者为疾病未发作，其他各种生命体征正常，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好转：治疗半年后，患者发作3次，较治疗前发作次数明显减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无效：经过上述治疗之后，患者各种病症均无明显变化。总有效率=显效率+好转率。

1.4 统计学方法

对上述两组患者各项记录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上述汇总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x2检验；以P

2 结果

本次研究中选取的860例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分别接受上述治疗之后，其中观察组30例患者在接受上述治疗之后，显效患者28例（70.00%），好转10例（25.00%），无效2例（5.00%），总有效率为95.00%；对照组患者中显效患者共25例（62.50%），好转8（20.00%），无效7例（17.50%），总有效率为82.50%。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和显效率要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治疗效果比较具有明显差异（P

3 讨论

心血管神经症是由于神经系统受到创伤，患者神经系统器质或神经系统功能发生异常等，进而引起的一种心血管疾病症状[1-3]。现代社会在快速发展，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越来越多，使得这种疾病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很多患者和临床对这种疾病的认识水平还不够高，治疗效果并不理想[4-5]。而根据相关临床专家观察发现患者在临床上的主要表现为：心前区疼痛感明显、心悸、四肢乏力等[6-7]。患者这些早期症状不足以引起患者重视，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且这种疾病的发生和病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环境、神经类型以及患者性格等，临床上的误诊率也比较高，很多时候临床无法认识到疾病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8]。患者会随着症状的变化和痛苦的增加，才开始重视自身患有的疾病。经统计发现，心血管神经症并发的原因之一是患者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女性患者，疾病对患者生活造成直接的影响。通过游建友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分析”中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取得非常理想的治疗效果[9]。

本次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在接受上述治疗后，患者发作频率均明显降低，治疗的总有效率高达95.00%，而对照组中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仅为82.50%。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本次研究结果与刘学义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神经症的疗效观察”中的结论基本相同[10]。其中心可舒的主要功效是活血化瘀、通气止痛，其主要成分为：丹参、三七等，这些药材可以抗脂质过氧化、稳定可神经细胞膜，减少血管紧张素受体的刺激反馈性抑制儿茶酚胺分泌，控制患者病情[11]。将其与西药倍他乐克联用，能抑制交感神经张力的作用，提升治疗水平，并且能降低患者一些不良反应，如头晕、心率降低等，与石慧君[12]等在会议中的讨论结果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临床在治疗急性心血管神经症时，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法，不仅能达到更加理想的治疗效果，同时还能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中西医结合治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庞慧丽.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神经症32例疗效观察[J].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11，22（7）：890-891.

[2] 方武强.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血管神经症45例[J].中国中医急症，2012，21（3）：502.

[3] 赵鹏.中西医结合治疗法治疗心血管神经症上的临床应用[J].中国卫生产业，2012，8（1）：166.

[4] 陈大钦.中西医结合治疗60例急性心血管神经症的临床疗效[J].求医问药（下半月），2012，10（9）：399.

[5] 蒋培荣，孙宗顺，汪彬.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更年期神经症128例[J].辽宁中医杂志，2013，8（9）：1876-1877.

[6] 张祥，罗萌.38例心血管神经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效果分析[J].中外医学研究，2013，11（2）：16-17.

[7] 彭强.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神经症46例[J].福建中医药，2008，39（1）：49.

[8] 秦德刚.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神经症20例疗效观察[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08，2（6）：93-94.

[9] 游建友.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分析[J].中国保健营养，2012，22（7）：2303-2304.

[10] 刘学义.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神经症的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2）：306-307.

[11] 张剑，裴煜昌，杨树郁.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胰腺炎44例临床分析[J].中国保健营养，2012，22（12）：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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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北部湾 建筑工程管理 技术 管理 经济 造价

【中图分类号】G710

一、 专业背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圈城市形态的形成，从而带动城乡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增加了市场对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员的需求。 而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是顺应了建筑市场的需求而衍生的一个专业。提升工程项目的管理质量需要大量工程管理专业人才，但现有的工程管理培养模式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以及行业现状仍存在一定距离。

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算是较为年轻的专业，目前在我国还处于研究、探索和发展阶段，但基本上以工程技术为依托，兼顾管理、造价、经济，不同的院校虽然侧重不同，但都是培养土木工程技术、造价、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工程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算是一个建筑“全能”专业。

可是，这样的“全能”专业真的能让建筑工程管理的毕业生们全能的胜任建筑行业中各岗位的工作吗？

二、专业改革现状分析

现下建筑市场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种类型的用人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咨询单位等。这些公司对建筑管理人才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已经是市场的迫切需求了。从目前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从业人员水平来看，多数的学历水平较低，但是基层相关的施工技术工作经验丰富，良好的专业技术是保证其能够胜任岗位工作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就是要培养具有工程、建筑、施工、生产等相关专业技能，而且具备了相关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然而通过以下行业现状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分析看出，行业当下的现实需求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不尽契合，导致了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尴尬。

而高职院校的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因其专业领域过泛，什么都想抓，什么工作岗位都想能胜任，虽然愿望是好的，但由于知识技能多而不精，反而有“小刀很多把，把把都不利”的无力感。相比本科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的学术型毕业生来说，感觉更显弱势。如何把高职工程管理专业建设成为建筑类教育中的极强专业，并具有竞争力，已成了呼之跃出必须的改革。

三、已有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

但由于是新兴的专业，存在着专业实践基础薄弱、师资队伍结构不完善、理论研究还欠缺、实验室及设备不完善的缺陷等，在专业实质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如何进行专业定位、形成特色职业发展模式，既需要把握工程管理专业发展的规律，又要从地方经济社会和学院发展实际出发，明确工程管理专业的定位，系统研究职业化、特色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问题。

四、改革目标和内容

如何能提升我们高职院校工程管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是本次主要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具体包括：

1、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定位。

从技术、造价、管理、经济、这四个核心大方向出发，四手都抓，但可以根据专业的历年市场调研和需求分析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做出偏重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在摸索和跟随市场的脚步中前进，分出不同侧重点的培养方向。从现下行业需求情况和我院综合办学能力来看，主抓土木施工技术和造价两个方面，兼顾经济和管理，既可满足市场对建筑行业大批量施工技术和造价人员这两块的需求，使我们的毕业生在施工和造价两个方向做到知识结构和技能虽少而精，又能兼顾胜任管理类和经济类的工作领域，为就业拓宽方向，提高竞争力。

2、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因工程管理行业的实践性要求较高，除了内部教师需继续进修及提高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外，加强企业工程师来担任课程教学的模式是我们进行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这一方面我们学院可以说较有优势，利用学院自有建筑产业中的资源，聘请项目中现场施工和预结算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进行实践教学，将项目带进课堂，课堂融入项目，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打破枯燥的理论知识“填鸭式”灌输模式。

3、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教材改革研究。

建筑行业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要求等领域的知识根据政策要求和市场情况不断在改进和调整，而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教材因内容陈旧和更新不及时等原因与实践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同时对于最新的相关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理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针对拓宽专业，应把合理应用教育技术，开阔学生知识领域作为首要问题考虑，而不应再死守教材理论。学生在校期间，除了吸收传统知识外，更多地还要吸收先进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知识，因此，仅用加法和减法修改教学计划无法体现教学内容的改革。

4、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研究。根据专业侧重方向，完善核心课程，修改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课程，增加贴近当下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知识需求的课程，形成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

5、建筑工程管理的教学模式建设研究。把课堂移步至实验室、企业、工地现场，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课时等。

五、改革的创新之处

1、不盲从部分高校较极端的课程教学体系，偏“土木”，或偏“管理”。根据各类建筑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调整教学方向，建议按主抓技术、造价，兼顾经济、管理开办专业。

2、利用本学院自有产业项目的优势，加重和加大学生实践课程，让学生把课堂搬到工地更为便捷，提前角色带入，为市场培养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3、重视和加强实践技能的培养，让我们的毕业生能进入就业岗位直接就业，大大提高就业竞争力。

七、结语

总之，广西北部湾经济商圈和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坐落广西南宁为房地产行业带来的无限商机，使得建筑等相关行业还在蓬勃发展，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所面对的市场需求还有较大的人才空间，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招生与教学就还将继续下去。我们高职院校的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的课程设置、教学研究、教学方式探索，都有待于专业教师的进一步完善与丰富，以越来越娴熟的步伐顺应市场和时代的发展，以越来越饱满的姿态填补市场的空缺，为该专业的人才输出和提高就业竞争力补充更完善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建筑工程管理的现状及解决方案研究》，张兰英，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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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界,早就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意思是经济学跨过自己的范围,蚕食其他学科的固有领地,比如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而且已经有几位,凭此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有天下学问,莫不是经济学的架势。

《超爆魔鬼经济学》,其“超爆”的意思,是说本书所研究的问题,至少表面看,跟经济学沾不上边。但说实话,经济学并非只研究市场、赚钱这等雕虫小技,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它关注的是人类的行为。包括本书选取的街头、、冷漠的案发现场看客等案例。

作者的本意不在“超爆”,而是“魔鬼”。魔鬼经济学的第一层意思是:言人之不敢言。第二个意思是,事情的背后都有经济学这个“魔鬼”在作祟。第三层意思是“鬼点子”。

经济学讲供求法则,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但它又最关键的。许多人指责房价高往往从道德层面或收入水平出发,却忘了供求关系。《超爆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大胆地选取街头这种现象说明了供求关系的作用。在美国,也是非法的。非法还存在就在于有需求,有人愿意出钱,一些女性做能得到多于正常工资的收入,这就形成供给,于是供求相遇就有了这个市场。而且,更多的并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在这个市场上“薪水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法则决定的,而这个法则往往比立法机构所出台的法律更有效”。作者还用供求法则解释了“为什么的收入越来越少?”并不是需求少了,而是供给有了竞争――由于性解放,“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的女人”越来越多。“一星期中哪天挣的最多?”周五最忙,但周六的收入比周五高20%左右。这是因为“周六的客户一般会选择价格更多的”――还在需求。作者这分析了为什么会有“皮条客”,并将之与房地产经纪人作比较,以及其他问题。这些分析表明供求法则适用于“世间万物”。

当然,供求法则是分析“世间万物”的基本课,但绝不是唯一工具。经济学本身就不等于供求关系,它只说明供求法则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它的唯一性。而且,分析“世间万物”,也不能光靠经济学,还要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切科学。各门学科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与方法,但它们之间又是相关的。经济学与这些学科都有交叉关系。

总之,该书内容非常大胆,为了合理评判其论断价值及所提出的新颖大胆的方案,在阅读时,读者真的需要兼收并蓄的广博情怀。

这本书,作者依据一手素材,不厌其烦地利用原始数据,以及可靠的当事人,特别是始作俑者的陈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小心地运用逻辑推演自己的结论。特别注重运用统计方法,而非传统道德或者政治来分析问题,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从另一方面看,也是由于本书涉及议题过多,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给人随意、肤浅的感觉,但是其所述的内容总能成功地激发读者的兴趣,发人深思。因此,作为一本通俗读本,我认为本书非常成功。这本书读起来也非常有趣。故事精彩、信息充分,不时还会给你带来灵感。

书名:《超爆魔鬼经济学》

作者:史蒂文・列维特

斯蒂芬・都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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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E英美学派之争

 

在本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IPE)界曾掀起一场大讨论，议题是关于IPE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的差异和优劣，以及这两派间是否存在“架设桥梁”[3]开展对话的可能性。这场大讨论由美国IPE学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发起。他于2007年发表了论文《跨大西洋分歧：为何英美IPE学派如此不同?》[4]，随后在2008年出版了专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在这些著述中，科恩明确划分了IPE的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并对两派的优劣进行了深入剖析，就此拉开了这场跨大西洋大讨论的序幕。紧接着在2009年，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5]把当年的首刊作为特刊专门探讨这个议题，这标志着IPE的英美学派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本次跨大西洋大讨论有力推动了英美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聋子间的对话”[3]状态。

 

自此以后，英美学派差异就成为了IPE研究中无法绕过的话题。本文主要探讨英美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并以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作为切入点，拟对该议题提供新的认识和见解。

 

2 英美学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IPE英美学派的差异众多，本文主要关注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2.1 研究范式差异

 

在研究范式上，英国学派趋向多元，包容性更强，而美国学派则相对单一狭窄。此外，英国学派具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学术传统，能对不同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包容并蓄。而在美国，至少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自由主义学派就开始长期占据主导。

 

英美学派研究范式差异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持有不同态度。在英国，一直是IPE研究的重要学术思想来源，阶级关系常被当作研究权力与财富互动关系的分析工具，很多著作都体现了“资本作为一套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6]因此，始终是英国学派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与此相反，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在美国却遭到长期漠视甚至不予置信。按照科恩的说法，在美国，“处于受人尊崇的主流学术研究之外”。[4]究其原因，这主要由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所决定。

 

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看，虽然英美两国都经历过“体系变革”危机，但是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截然不同。英帝国的崛起发端于工业革命，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虽开始加强，但是彼此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深。而在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主流学说，因此学者们自然倾向于运用这些学术思想来解释世界体系的变化，且这种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而美国所经历的“体系变革”时期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其表现是众多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存在，美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维系全球秩序。此外，当时世界深处冷战危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学者的学术范式选择。再次，美国的霸权虽然遭到挑战，但是其霸权地位并没有被它国取而代之。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国的学术研究范式一直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主导。而，自然被隔绝到了主流的学术路径之外。此外，英国对于美国取代其成为世界霸权的心态非常复杂，所以科恩指出：英国学术圈存在“故意与美国唱反调的心态”[4]。

 

另一方面，英美两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同。首先，IPE在英美两国的学科归属不同。在美国，IPE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IPE的初创期，政治学家们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美国IPE所关心的议题如权力与安全，都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关注点一致。与此相反，IPE在英国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与国际关系平行的学科。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应当隶属于IPE，而不是恰恰相反，因为英国的IPE研究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知识，有着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正如本·克里夫特(Ben Clift)和本·罗森孟德(Ben Rosomond)所说，“(IPE的)多学科性意味它并不紧密依附政治学科的传统。行为主义革命在英国，从没有像在美国一样站稳脚跟”。[7]

 

此外，在英国，关于政治与经济互动性研究的传统早就存在。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道德哲学的研究，都是英国IPE的重要灵感来源。政治与经济的勾连，以及对世界进行描述并做出价值判断，对于英国学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帝国主义》的作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很好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霍布森赞同拉斯金对(新古典主义、边际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控诉，认为“把‘财富’，‘价值’，‘利润’这些名词仅限于商业领域使用，是蓄意和系统化地贬损了这些名词真实和已被认可的意义。”[6]他认为，政治和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根本不可能对政治与经济进行分离和专门化研究。霍布森完全反对“当前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专业化了的政治科学。”[7]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正是通过这些学者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这也是斯特兰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重新发现”或者“重新强调”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要理解英国IPE学派的特有传统，还应当把它置于英帝国衰落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同克里夫特和罗森孟德所说，“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关于英国经济的争论都是与帝国的衰落交织在一起，(这些争论)是为了总体的英国经济和具体的英镑，在这个过程中找寻一个合适的角色和定位。”[7]因此不难理解，英国的IPE研究特别注重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紧密勾连。斯特兰奇后来延续了这种研究路径，并将它用于对英镑的研究。而斯特兰奇本人作为IPE英国学派的奠基人，她的研究路径选择也对英国的IPE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在美国，由于IPE从创立以来就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其研究视野也受到了学科限制。美国IPE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对于跨学科研究也并不热衷。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由于担心纯经济学的研究会受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有意摒弃了对美国霸权衰落的研究。与此同时，越战暂时缓和了美苏关系，政治学家得以把注意力转向衰退中的美国经济并因此创建了IPE的美国学派，而其方法论也和其他社会学科一样，受到了当时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现今，自由主义学派始终占据主导的根本性原因，是因为其学说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在全球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2.2 认识论差异

 

认识论关乎研究方法和认知立场，双方的本质区别在于：英国学派主张多科学的兼容并蓄，而美国学派则倚重科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依靠演绎性逻辑和致求精简的形式化建模，把事实还原为基本要素。”[8]此外，在方法论层面，英国学派长于质性分析，强调规范性，更关注整体性的理论构建;而美国学派则偏好量化研究，更关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建构。

 

英美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科学研究是否应当遵循简约的原则。英国IPE学者认为美国学派的还原论方法排除了太多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理解政治经济的动态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实现简约而牺牲了描述性的事实和可信度”[3]。而美国的IPE学者则认为，英国的IPE研究过于偏重体系及历史性分析，阐释性太强，且因为过于包容万象而丧失了研究重点。

 

此外，双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英国的IPE研究一开始就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美国的IPE研究从二十世界九十年代的第二代IPE学者开始，在研究方法上趋于单一。而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叶前，美国IPE也是以其丰富的方法论著称。但是，当政治科学家们设置了IPE的研究议程后，在研究方法上却偏好使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实证分析，形式化建模以及对于经验数据的系统性搜集和评估”，被贴上了“蹒跚学步的经济主义”[7]的标签。

 

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发生了转向，可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学里的学术训练更偏向量化研究。其次，美国社会科学的期刊编辑们对于数理与统计技巧更为偏好。再次，经济学的复杂公式和形式建模总让外行望而生畏，因此在解释经济学现象时，政治学家们总感到力不从心。还有，经济学在美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经济学因其善于以小见大而被尊为“统领社会科学的国王”[9]，正因为如此，美国的IPE学者也想运用“硬科学”的建模来增强IPE分析的形式力度，降低政治分析过程的不确定性。按照科恩的说法，这是因为“IPE的专家们也想赢得尊重。”[3]因此这种“仿效式科学主义”[10]的方法也得到了重视和强化。

 

英美学派对待价值判断也持有不同态度。美国学派认为研究者应当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而英国学派则认为价值判断必不可少。在英国学派看来，研究者理当置身于研究对象之中，发现问题并匡正错误，以此不断改善世界。总体而言，英国学派更具开放性，其核心研究问题更具普世关怀，涉及所有社会和道德领域，其目的是实现对世界的改造。此外，英国学派还认为“实证研究无法解释类似于情感、恐惧、迷信、欲望、贪婪等这样无形之物的决定性作用。”[11]

 

英美两派在价值判断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场也与两国的学术传统紧密相关。美国学派从“发展于十九世纪末期的传统社会科学规范中汲取灵感。传统社会科学并不否认社会道德的重要性，但却坚持首先要进行客观地理解，其目的是为了给下一步的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1]而英国学派的学术根源更为久远，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于道德哲学的研究。如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所称，英国IPE“根植于以价值为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12]正因如此，英国学派“不仅要进行价值判断，又兼具很强的包容性，这无可避免。”[3]

 

3 英美学派的学术对接可能性

 

有鉴于IPE英美学派在研究范式和认识论上的差异，对于双方能否如科恩所说通过“架设桥梁”实现学术对接，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3.1 积极的观点

 

以科恩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英美学派的差异性也是双方能够实现学术互补的前提。一方面，科恩认为英国学派过于兼容并蓄，并且“理论建构和验证的方法不够严格缜密，这使得知识的普及和积累几无可能。”[3]而另一方面，美国IPE学派过于倚重标准化的量化研究方法，致使研究议题的设置过于狭隘。因此双方如果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可互为取长补短，更好促进IPE的发展。

 

3.2 消极的观点

 

但不少学者质疑两派实现学术对接的可能性。理查德·黑格特(Richard Higgott)和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认为，英美两派的认识论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双方无法比较，更无可调和。[13]戴维·莱克(David Lake)对此表示认同，他对科恩所倡议的“双方应当在彼此的认识论鸿沟上架设起一座稳固结实的桥梁” [14]的说法深表怀疑。而且莱克认为，无需担忧英美学派的差异性，相反，应鼓励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这更有利于IPE的发展。

 

除了本文所专门讨论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之外，IPE英美学派之间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别。比如在本体论上，美国学派以国家为中心，把国家置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而英国学派仅把国家视为利益单位之一，并不把国家凌驾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有时甚至不把国家纳入分析之中。因此，两派之间要实现学术对接，彻底结束“聋子间的对话”状态并不容易实现。

 

作者简介：朱振华(1982-)，男，浙江永康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方向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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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经济学从总体上说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无论说它是介于体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是说从体育学或是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分化出来的，基本上大的学科门类已确定在人文与社会科学范畴。

在具体内容上，体育经济学把体育学和经济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分化与综合并进，使其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形成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在这一点上，对体育经济学研究的认识基本一致。但要具体分析研究体育经济学科的属性，就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与理解。不同的意见虽各有道理，但事实上的性质差异决定了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1.关于体育经济学科属性问题的三种意见

1.1 具有体育科学的属性

正在成长的体育科学体系包括众多的学科，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案。根据最权威的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正式将体育学列为人文社会学类的划分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归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这种认识在体育理论界较为认同。

在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之初，这种意见应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体育经济研究领域的深入，囿于体育学科的发展，使得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1.2 具有经济科学的属性

体育经济学主要是以具体经济部门或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同人口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因为经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家族，包括一般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理论经济学主要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前者注重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后者则长于在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分析。

该意见的科学之处在于，经济学科本身已是一个比较成熟而庞大的学科家族，体育经济学在其所包含的理论与应用两个层次中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位置，即同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当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在经济学这个庞大的学科家族中，却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一席之地。在其中经济学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中没有体育经济学科的影子。

1.3 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

它是经济学、体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科学，基于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特点，主张目前不应急于把它隶属于某种学科领域，这样反而更有利于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吸取相关学科与领域的研究成果。

如同关于体育本质的讨论在今天不可能达到共识、将来也不可能达到共识—样，关于体育经济学学科属性问题的上述几种看法和意见虽没有完全取得共识，在现阶段也并没有阻碍本学科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兴起和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结构以及学科属性，同时还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随着这些宏观背景的变化，自身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有必要明确体育经济学科的归属问题，这样有利于该学科从更为前沿、更为专业的角度去深入探讨体育经济学的学科概念和体系，完善学科的体系结构，扩大研究范围和强化理论基础。

2.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的理论分析

虽然在我国国家标准关于经济学的学科划分中，目前并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甚至三级学科位置。但从这门学科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本研究认为应当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具有部门经济学性质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具有以下几个理论依据。

2.1 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有助于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关于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之说，近些年来已多有定论。其理由大致有三：首先，经济学主要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其较之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性质；其次，还在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以其辉煌的成果不断地渗透其他学科地盘，经济学的武器”所到之处，几乎都令其他学科俯首称臣；再有一点，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以1773年亚当斯密的賴富论》出版为标志，至今不过二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却日渐完善庞大，且内部划分、分类相对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之经济学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将经济学划分为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足见其学科体系之庞大。

体育经济学最初由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产生而来，在其发展之初借助体育学科的发展而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体育学科的不完善性或者地位的从属依附性，使体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从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在其可证伪”的科学性质的基础之上，结合成熟而完善的实证分析研究方法工具，借助日益庞大完善的学科分类经验，势必会使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如同诸多经济学的二级应用经济学科一样得到良性健康的发展。

2.2 从经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体育学同政治学、社会学等将会成为其应用学科

借助经济学科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更广泛、更深入、更前沿。托马斯罗斯基指出：把经济分析真正结合进自己的工作知识范围的历史学家将会有望得到经济学家的热情回报。”

“从经济学视野出发，常常能够组成意想不到的联系。发现新的有利论点，促使历史学家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提高自己的资料价值……即使缺乏统计资料，经济学理论也能为组织历史分析提供有效手段。”当然，经济学在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影响改变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在改变、发展、完善着自己。事实上，从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成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而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体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这种学科分野目前还不是现实，但随着经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终究会实现。

2.3 体育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都体现了这一点。

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提出的许多观点，如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人力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重视人的素质、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观点；以及关于体育投资会加大教育或其他投资的收益，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即体育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等，无不体现了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较早研究体育经济学的前苏联，在体育经济学教材中也明确了体育经济学理论方法问题，开明宗义地指出：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分析法。即使在近期的西方体育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经济学领域也多为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和劳动经济学，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育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和服务产品的理论；社会生产目的和实质的理论；社会需要和层次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分配原则理论。

无论我国的还是国外的体育经济学研究，以及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告诉我们其研究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2.4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结构体系

就目前国内外一些体育经济学教材以及体育产业经济研究方面的系统研究论述或著作来看，其结构体系显示了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共同点在于：体育经济学研究内容和体系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无论是绪论或者导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体育领域中的具体经济研究内容，还是实践领域中所涉及之经济问题，无不体现和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最大的区别点，也是体育经济问题研究具有本质性区别之处是：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经济学问题，即研究的是经济学问题，只是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现象来注释和阐释而已；而国内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是利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种区别的本质还在于：在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期，国内的研究思路对于发现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而如果深入、发展下去，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将能够体现一定的优越性。

3.小结

体育经济活动、现象、问题作为在整个体育活动和经济活动历史中发生过作用、还将产生重大作用的一种特定社会存在，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到经济学科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中，不仅是对体育经济学科发展的一种瓶颈制约，使其研究难以深入、系统，更是难以全面、准确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发展的一种遗憾。解决这种遗憾可以有多种途径：从学科理论研究出发，可以将其列入经济学研究范畴，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现象来揭示、阐释经济学规律；从完善教材体系入手，可以利用现有成熟经济学教材结构体系来系统规划完善体育经济学教材体系；此外，从国家标准的学科划分，也可考虑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经济学科位置问题；甚至从社团组织管理角度考虑在经济学学会下属分会组织将体育经济学研究会列入，相信对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篇6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城市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人口膨胀、失业增加、贫富悬殊、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地价昂贵和环境恶化等等。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于是产生了城市经济学。

20世纪初，德国学者开始研究城市问题，社会学家韦伯1909年发表了《区位原论》的第一部分“论工业区位”。接着美国也展开了城市研究，1924年美国费特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一文，论述了城市区位。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城市经济问题已成为区域经济学中相对独立而又十分重要的内容。研究范围涉及到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企业布局、空间距离与运输成本等等。

到了20世纪60年代，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得到较快的发展。一些国家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大学开设城市经济学系，创办了专业刊物，出版专业书籍。1965年，美国汤普森的《城市经济学导言》公开出版。70年代以来，有关城市经济的教科书、专著和文集大量出版，广泛开展了学术交流，使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地理学界开始重视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探讨城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其目的是在科学地总结中国和世界城市经济的基础上，阐明城市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和城乡经济关系，揭示城市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

城市经济学以城市的产生、成长，最后达到城乡融合的整个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以及体现在城市内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有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运动及其规律；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由于城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必然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因此，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城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存在重大差别。西方的城市经济学以研究城市内的各种市场，以及力图解决现代大城市中存在的各类社会问题作为对象。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经济学着重研究城市经济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发挥城市的作用；城市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缩小城乡差别最后达到城乡融合的过程等。

篇7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篇8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篇9

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篇10

关键词：国际经济合作；国内制度；承诺可信度；政府的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2

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那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国际经济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说国际经济合作的研究曾被国际政治所主导过一段很长的时期，但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学者们开始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与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的研究，国内制度基础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政治是国际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研究的重心也随之转向关注国内政治行为体及其偏好。在国内制度的框架内相互作用下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为体逐渐形成国家的政策选择。因此，加深对国内制度的理解与研究，对于解决或许缓和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关键性的问题有重大意义。

一、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1.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进展。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学者们开始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合作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的研究，逐渐关注国内制度基础。一方面，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关系的意义，并主张重新将国内政治纳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来。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断加深对国内政治制度的了解。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理性选择的方法被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治制度的认识。这些进展为分析国际经济和国内制度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政治学家认为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对政治过程和政策结果同样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国内制度对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政策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2.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重新定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尝试打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努力，对讨论国内制度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九十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导致了世界不再是两级格局，世界经济也面向全球化发展，众多学者对国际关系重新思考，为国际关系加入新鲜的元素，那就是国内政治。如何引进国内政治呢？那就需要打破国际和国内束缚和界线，这也就引发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思考。一度开来，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

3.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形势总体趋缓，虽说世界上地区性冲突不断发生，但是在近期来看是相对和平的。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愿意刀枪相见，更愿意采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利益把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更加依赖，谁都离不开谁。世界各国都努力把握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争取在世界之林占据有力的地位。这样也就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把精力更多的投入到自己国内的政治发展，以及研究怎样更好的融入到国际经济的合作中来。

二、国内制度与承诺的可信度

1.达到双方承诺的可信度的一致。从可信度一致性角度考虑国内制度，研究国内制度的权力制衡根本，把国内制度视为一种权力运行的制度框架。我们还可以从国内制度的透明度来观察制度对承诺的影响，这是从制度的特征角度理解承诺的可信度。所谓时间一致性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为了得到某种利益而和其他人达成某种付款的协议，他没有违约而且能够使准时的来完成承诺的约定，这就会使他们的承诺可信度达到一致。国际合作也是如此，合作谈判的双方都会作出关于政策调整的承诺，但是双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无法履行这种承诺，随之承诺也就荡然无存，没有任何可信度，合作也不会发生。国际合作需要合作双方有保障的可信赖的承诺。从承诺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合作，承诺的可信度是保证国际合作的前提。可靠的国际承诺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的基础前提。

2.国内制度的设计。政府的经济制度设计能够对国家的政策承诺和政策连续性有一定地保障，例如合理的经济政策能够促进自由贸易，科学的货币政策保证货币汇率的稳定性、控制通货膨胀等其他方面。领域内决策权力的分散或集中程度丢国家承诺的可信度有重要的影响。若某一领域决策权力相对集中，那么他就能集中力量办事情，这种国内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就会相对较强，但是政府承诺的可信度就没有绝对的保证；但是假如决策权力分散的话，那么政府承诺的可信度就有了相对的保证。

3.提升承诺可信度的方式。对于国内制度来说，提升政府承诺可信度的两种方法就是授权和权力制衡。

3.1授权就是直接给予的方式，将某一领域的政策权力授予一个对待政策问题上相对独立的机构。为了避免社会利益团体的竞争、党派之间的争夺等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这就是授权的作用，使得政策的制定能够按照预定的设计目标来完成。这种贸易政策的授权增加了美国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承诺可信度，在推动美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国内制度的改变能够有利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3.2权力制衡就是某一领域的政策权力不仅仅一个机构决定的，而是要几个甚至是全民投票所决定的，从而加强政治的稳定性，和权利的均衡性，也就说明了政府相关政策的承诺具有可靠性。否决权是权力制衡的一个最明显的制度基础，权力在制度上越是分散，就越难改变政策，也就是政策的稳定性很强，从而能够提升政府承诺的可信度；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就是最好的证明，能够促进整个国家政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繁荣发展。民主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制衡制度，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它能够保证政府承诺的可信度，是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合作与发展。

4.固定汇率制。固定汇率制也是一种增加政府承诺可信度的有效的机制。在固定汇率制下，国际市场决定着政府货币供给量，国际金融市场的供求状态影响着政府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也就把政府采取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因此，固定汇率制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大大提升了政府承诺的可信度。这样一来，政府的可信度就能得很好的提升，对于要寻求国际合作的双方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国内社会基础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1.国内社会基础是国际经济合作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合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怎么样的体制下，赢得民众、利益集团的支持都是最重要的。国家自身的利益正是在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界定的。从国内社会基础的观点来思考，选择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是具有同样的道理。

2.社会利益集团的组织与活动是需要成本的，而这些成本往往是这些集团而不想付出，因此他们也就缺乏组织起来参与政策过程的动力。然而制度的制定却能改变这一现状，对于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制度就是一种激励方式，能够使国内不同社会集团参与国家政策所花费的成本得到改变，甚至能够是他们获取颇丰的收益，从而能够使国家不同领域上不同政治力量达到平衡。制度的变革可能也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合作态度的变化，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时也就会考虑社会团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这样一来社会团体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四、从透明度来看国际合作

1.信息来源的透明度。政府的政策行为会受到国内社会的分布信息的影响。不同国内社会团体掌握信息的能力是不对称的：一是民众缺乏对政府实际行动的检测能力，二是民众对政策执行者的目的性缺少了解，这样一来民众难以判断政府是否遵循了自己的政策承诺。但是国内政治制度能够使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得到缓和，促使政府的责任性得到提升。国内政治竞争能够有助于信息的披露，政府政策的透明度也就得到了提升。

2.透明度主要是指关于政府信息的把握。主要是指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内部特征信息能够对外开放。透明度同政府发出信息的可靠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这样的国内制度自由的选举、政党的争夺、新闻和言论自由等都是能够使政策透明度得到提高。透明度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合作态度表达也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3.透明度是国际合作的基石。透明度能够让双方互相理解各自不同的重要信息，这种透明度对国际经济合作是必不可少。把透明度视为一种双方交往相互信赖的基石，透明度的高低对合作双方能否愉快的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透明度较高的制度环境下，双方都能尽可能多的了解对方的意图，也就给双方的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了。透明度增加了双方对合作机会和利益取得的判断，从而提高了合作的稳定性和承诺履约的强度。

五、总结

国内政治是国际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国内制度的框架内相互作用下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为体逐渐形成国家的政策选择。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断加深对国内政治制度的了解。更加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理性选择的方法被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治制度的认识。国内社会基础是国际经济合作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合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承诺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合作，承诺的可信度是保证国际合作的前提。可靠的国际承诺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的基础前提。透明度增加了双方对合作机会和利益取得的判断，从而提高了合作的稳定性和承诺履约的强度。这些进展为分析国际经济和国内制度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政治学家认为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对政治过程和政策结果同样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国内制度对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政策制定

参考文献：

[1]曲博.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01）：6，61-68.

[2]曲博.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N].中国改革报，2007-02-16（006）.

[3]张笑天.国际关系中的遵约与声誉[D].复旦大学，2012.

[4]韦进深.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5]宫倩.图们江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建设的构想[D].东北师范大学，2012.

[6]田野.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01）：5-24，155.

[7]章昌裕. 对外经济合作六十年：回顾与前瞻[J]. 国际经济合作. 2009（02）

[8]郑拓彬. 《国际经济合作概论》序[J].国际经济合作，1990（11）.

[9]章昌裕. 发展援助与国际经济合作[J].国际经济合作，1988（01）.

[10]李挺. 国际经济合作大有可为[J].江苏统计，2002（11）.

[11]邢厚媛.贯彻十五大精神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J].国际经济合作，1997（10）.

[12]王世浚.21世纪的国际经济合作[J].南亚研究季刊，1997（04）.

[13]林玫.让多边合作的成果更丰硕[J].国际经济合作，1989（07）.

[14]丛晓.对苏经济合作研讨会在长春举行[J].国际经济合作，1989（09）.

[15]张丽.对外经济合作的国际政治环境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